历史故事：《万里行程记》作者祁韵士简介 祁韵士人物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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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故事：《万里行程记》作者祁韵士简介 祁韵士人物结局

《万里行程记》作者祁韵士，公元1751年在清寿阳县平舒村的一个小官吏家庭出生，父亲文汪为凤台县训导。祁韵士字鹤皋，别号筠渌，家中除了父亲之外，还有三个母亲和三个哥哥一个姐姐。

祁韵士自幼受到父亲的教导，五岁便可识字，六岁入私塾，十岁即可作诗，十一岁的时候已经能写一篇不错的文章了。十三岁跟随父亲前往长治县，在哪儿开始接触各类经史注疏余兄弟日肆，而余性尤喜谈史事，朝撮寻究，日也不缀，即古人爵里姓字必为疏记，小册累累，性之所好，疏不厌也。

祁韵士十七岁参加县试，为县考一名，第二年参加院试，补附生。后来因为父亲的去世，伏柩回故里，因此没有参加举人考试。父亲的离世，等于家中的顶梁柱倒了，为了维持家庭生计，祁韵士跟随哥哥一起，以教学为生。

乾隆二十四年，祁韵士被选为贡生，天龙二十七年中举人。乾隆四十三年，前往北京参加会试，会试通过之后参加殿试，得二甲第四十七名，进士及第。后为翰林院庶吉士，此后开始研究西域史学。

在翰林院呆了两年之后，他因为跟随礼部尚书德保和武英殿大学士阿桂的教授，在两年后的大考中列二等第一名，引见授编修。乾隆四十七年，担任国史馆纂修官，通核立传体制。当时内蒙古及卫拉特蒙古以及西藏、维吾尔王公贵族都有立传。

祁韵士进入仕途之后，其主要工作以及主要成就都在于学术方面，特别是西域文化方面。后来他又开始从整理满文档案，将这些满文档案归类存档，理出头绪之后，按部落立传。此事既成，祁韵士又开始针对蒙古进行研究，通过对蒙古各部历史现状的研究，撰写出了《皇朝藩部要略》二十二卷。祁韵士对少数民族历史进行研究，所留下的资料和稳当，都成为后世人所借鉴的重要资料。可以说，祁韵士开编撰少数民族史之首创。

嘉庆朝时，祁韵士因为揭露和鞭挞了官场的贪污舞弊之风面成为和珅为首的官僚们的眼中钉，处处受到和珅一党的针对。因此祁韵士虽然早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已经进士及第，进入官场，但是仕途却一直受挫，直到四十岁才补授右春坊中允。

祁韵士后来被牵连进宝泉局的亏铜案中，最后被诬陷下狱，获罪发配伊犁。在前往伊犁的途中，祁韵士没有一点低落之心，也没有常人被贬官发配的愁苦心情，而是从沉迷在沿途所见之中。他将沿途所见，编写沉稳，最后作成著名的《万里行程记》。其中包括祁韵士所见山川城堡、名胜古迹、人物风俗及塞外烟墩沙碛，一切可异可怖之状，无不周览遍历，系于心目；每憩息旅舍，随手疏记，投行箧中，时日既久，积累遂多

祁韵士本身在早期就已经对西域史学进行了研究，其所著记录西域各地风景习俗的《万里行程记》，成为后世研究西域历史重要的资料。

祁韵士遣戍伊犁期间，担任新疆最高军政长官的伊犁将军松筠，虽然是蒙古出身，但是非常重视边疆文化事业的发展。祁韵士的到来，让这位伊犁将军顿时感觉如获至宝。他欣赏祁韵士的才华，同情他的遭遇，正好他又在支持边疆史志的编撰。所以尽管祁韵士被发配边疆，但是也受到了很好的对待。他被松筠派充印房章京，

因总统将军公署以印房为机速之所，而发往伊犁等处之人，彼处往往将此辈令于印房行走数年，该大臣辄行邀舆，称其出力，代为奏请，侥幸者甚多。所以在松筠的照拂之下，在贬谪边疆的几年中，祁韵士全身心的投入进队西域文化的研究中，得《西陲总统事略》、《西陲要略》、《西域释地》等相关作品。

嘉庆二十年，祁韵士去世，享年六十五岁。

二、历史故事：《万里行程记》作者祁韵士简介 祁韵士人物结局

康熙时，曾组织人力对全国进行大地测量，经过三十余年的筹划、测绘工作，制成了《皇舆全览图》。这部地图“不但是亚洲当时所有的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所有的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最后在《皇舆全览图》的基础上，根据测绘的新资料，制成了《乾隆内府皇舆全图》。在这份地图里第一次详细地绘出了中国的新疆地区。

清代的地理学可分为两部分，一是传统的地理学，另一是西方地理学的传入和吸收。

明末清初，正是西方近代地理学产生前的酝酿阶段。中国也有类似的酝酿工作，这就是从徐霞客开始的一批主张“经世致用”，研究大自然奥秘的地理学者所做的工作。

清初，顾炎武（1613—1682）把地理学作为经世的工具，用以探求有益于国计民生的方略。他认真考察和研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特别是在军事上可能会起重要作用的地理位置，这也是他为反抗清朝统治所作的一种准备。他的著作《肇域志》100 卷，专讲地理沿革、建置、山川、名胜。《天下郡国利病书》120 卷，专论地方利病。此外，还著有《昌平山水记》、《营、平二州地名记》和《日知录》等。

顾祖禹（1631—1692），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经过三十多年的奋斗，写成《读史方舆纪要》130 卷。他写书的目的，有说是“为民族光复之用”，也有说是“有意为反抗清朝统治的军事行动作参考”。他本人的行动也证明了这点。康熙十三年（1674）乘三藩之乱，他只身入闽参加耿精忠起事，以图反清复明，但失败了，后又拒绝在清朝做官，直到去世。 刘献廷、孙兰、梁份等人则为“经济天下”而研究地理。刘献廷认为：“学者识古今之成败是非，以开拓其心胸，为他日经济天下之具也。”他研究《水经注》，完全从当时的民生利病出发来考虑如何加以利用。他说：“西北水道，莫详备于此书。水利之兴，此其粉本也。虽时移世易，迁徙无常，而十犹得其六七..有斯民之志者，不可不熟读而急讲也。”他对过去的地理著作只讲疆域沿革而不谈天地之故的作法提出批评，并建议在地理著作中增加新的科学内容。这种思想对促进中国传统地理学的进步和发展是非常宝贵的。

在孙兰的地理学思想中，极力主张地理著作不仅要志其迹，记其事，而且要“说其所以然，又说其所当然，说其未有天地之始与既有天地之后”。即探求自然现象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和发展规律。这与近代地理学发展的指导思想是一致的，可惜在中国由于封建统治的桎梏而未能实现。

古代地理学文献的考释

清代中期，由于封建统治者加强了对思想、文化的控制，大兴文字狱，使得学术思想沉闷，学术活动走上了脱离实际、脱离生产的道路。不少有名的学者，难以积极探索自然规律，开拓新的科学领域，而只能按照封建皇朝的严格限制，去做一些校注与解释经典的工作，形成了以考据见长的乾嘉地理学派。如在校勘《水经注》上取得突出成就的有全祖望、赵一清和戴震等。他们的著作《全校水经注》、《水经注释》和《殿本水经注》，在学术上都有一定的贡献。但这种研究学问的方向很不利于新学科的发展。清末，杨守敬以毕生精力对《水经注》作疏，写成《水经注疏》。但最后完成书稿的是他的学生熊会贞。

清代，给《禹贡》和《山海经》作注释的人不少，其中以胡渭《禹贡锥指》、毕沅《山海经新校正》、郝懿行《山海经笺疏》最为有名。

边疆地理和域外地理

清代学者研究边疆地理的目的，在鸦片战争前是为了满足扩大地理视野和管理边疆的需要。比较有名的著作有：杨宾《柳边纪略》，吴桭臣《宁古塔纪略》，西清《黑龙江外记》，椿园氏《西域闻见录》，傅恒《西域同文志》，祁韵士《西域释地》、《西陲总统事略》，徐松《新疆识略》，松筠《西招图略》等。鸦片战争后，由于边患日渐严重，学者们痛感边疆地理知识的不足和外国地理知识的贫乏，于是，为了祖国边防的安全，积极开展了边疆和域外地理的研究。比较有名的著作有：张穆《蒙古游牧记》，姚莹《康輶纪行》、《东槎纪略》，何秋涛《朔方备乘》，黄沛翘《西藏图考》，曹廷杰《东北边防辑要》、《东三省舆地图说》，魏源《海国图志》，徐继畬《瀛环志略》等。姚莹在写《康輶纪行》时特别声明：“喋血饮恨而为此书，冀雪中国之耻。”黄沛翘写《西藏图考》时也说：“今英吉利占据五印度..是则南界之防，尤今日之急务也。”

关于水系的专门研究

清代还出现了一批专门论述水系分布和状况的著作，如黄宗羲《今水经》，齐召南《水道提纲》，戴震《水地记》，万斯同《昆仑河源考》，徐松《西域水道记》，孙彤《关中水道记》，李诚《云南水道考》，蒋子潇《江西水道考》，纪昀《河源纪略》等。其中以《水道提纲》最有名，全书共28卷，约30 万字，成书于1761 年。齐召南根据康熙《皇舆全览图》并参考大量方志和一些内府秘籍撰写，记载了当时全国实有的山川脉络，都邑城址。每写一条水时，都从源头说起，以主流为纲，其纳受支流为目；写全国水系时，以大河为纲，小河为目。该书记述的水系范围相当广阔，包括北纬18°—56°，东经73°—145°，超过历史上任何水系著作。所记河流数目为《水经注》的四倍，达到5980 条。描述水系的方法和分类体系比前人也有明显的进步。在写法上完全打破行政区划界线而纯以自然水系为准，从上源到河口，顺着河水一泻千里，水系支架历历在目，脉络清晰。记载河流会合点、河曲和峡谷时，不仅注明地名，而且注明经纬度，这种作法为齐召南所首创。第五节方志学清代是方志学大发展的时期。从数量上说，全国现存地方志8100 多种中，清代约有5600 种，占70%；从种类上说，有一统志，通志，府、州、县志，厅志，卫、所志，土司司所志，合志，乡镇志，识略，山水志，湖堤志，水利志，盐井盐场志，宫殿志，寺观志，祠宇志，陵墓志，风俗志，名胜古迹志等。就方志学理论而言，经过方志学家章学诚等的努力，建立了较为完整系统的方志学理论。

清朝各级政府都很重视编写方志，积极倡导但严加控制。特别是康熙、乾隆、光绪三朝编修最多。从地区上看，北方的河北、河南、山东等省所编志书超过江苏、浙江等地，突破了自宋以来南志多于北志的格局。同时边疆省区也开始修志。政府严加控制修志活动，州、县以上志书几乎全是官修，私人编修的极少。在写法上，清代志书的最大弊端是隐恶扬善，书美不书恶。清代的《一统志》一共修了三部。第一部是康熙二十四年（1685）开始纂修，乾隆八年（1743）才完成，共342 卷。第二部乾隆二十九年（1764）开始纂修，四十九年（1784）完成，共500 卷。第三部始于嘉庆十六年（1810），道光二十二年（1842）完成，共560 卷。由于第三部的材料截止于嘉庆二十五年，所以通称嘉庆志，即《嘉庆重修一统志》。此志汇载全国各地情况，以省和特别地区为单位立卷，最后附录有外交关系的世界各国。所记地理现象是汇集全国方志的内容，资料非常丰富，超过以前所有一统志，受到人们的重视。

各省通志的写法有两种，一是以府、直隶州为单位，分述各项制度和人物传记；二是以志为纲，再分述各府州县的情况。

所有志书的共同点是都采用志、传、图、表的表达方式，这种基本体例来源于正史，是“志仿史例”的结果。

章学诚提出的方志理论，主要有如下几点：第一，方志属地方史，“志属信史”，而不是像他以前的学者那样，一直把方志归入地理类。第二，修方志求其实用，应该“详近略远”。第三，方志的内容分三个部分，“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第四，方志的体裁为四体，一是纪，二是传，三是考，四是表和图。第五，修志的方法，“乘二便，尽三长，去五难，除八忌，立四体，归四要”。第六，方志辨体，即分清各种地方志编纂的体例，划清各类方志的内容界限。这些理论观点，现在看来不够全面，特别是把方志纳入史学范畴后，削弱了方志的地理学内容，影响了地理学的发展，这是不足取的。但在当时，他的理论为建立中国方志学奠定了基础，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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