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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神话论文篇一
人体解剖学作为一门传统的医学基础课，但是在授课过程很多还是以理论知识的讲解为主要的教学形式，教师尤为注重培养医学生的基础知识、基础理论，因而一味对其灌输，在教学考核标准上还是沿用以往的方式，考核学生对知识的记忆能力。虽然部分学校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在教学模式与教学方法上的进行探索性的尝试，改进传统灌输式或是填鸭式的教学方法，适当对应试教育给予淡化等，然而依旧忽视了授课过程中融入人文精神的重要性。人体解剖学作为医学生步入医学殿堂来接触到的第一门医学专业基础课程，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性。因而于解剖学教学中融入医学人文精神的教育，让学生们在学习中感受人文精神的熏陶，提升个人人文素养，体现人文关怀，形成良好的医学职业道德，进而促进医学教育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针对现代解剖学实际教学的具体特点，结合医学人文精神，我们正在尝试着进行以下的探索，希望与同道共同研究。
2.1在解剖学教学中培养人文素质。
2.1.1解剖学课堂教学中融入医学史医学史是研究社会政治、经济、哲学、科学、文化和医学的相互关系来揭示其发展过程和规律的科学，是医学与人文的一门交叉学科，在医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中具有重要意义。在人体解剖学课堂教学中，适当融入医学史的讲授，用医学发展历史和解剖学科的发展有密切相关的一些经典的内容。例如西班牙医学家、神学家米凯尔塞尔维特，通过解剖观察，提出了肺循环学说，为血液循环学说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却因为违反了教义，还没有来得及完成这项工作，就被反动教会活活烧死。在解剖学课堂教学中，通过生动的医学史的讲授，来培养医学生追求真理、不断创新的人文情怀。
2.1.2解剖学实践教学中强化人文精神在解剖学实践教学中，密切融合人文精神、伦理观和职业道德的教育。中国传统文化中讲究“死者为大”，尸体虽然不存在物质生命，但我们在教学中适当的融入医学伦理观，爱惜尸体，杜绝任何不尊重甚至亵渎尸体的行为，教育学生不能把尸体看成仅供解剖操作的“物”，深刻认识“尸体”同“教具”间的区别，明白尊重尸体就是尊重人性［４］，进而更加热爱生命、敬畏生命，从中深切感悟自己将来作为一名医护人员的责任所在，在将来岗位上才能关心患者、尊重患者。因此，解剖学不仅是一门医学课程，更是一门人文课程，通过解剖学教学过程中的医学人文精神的点滴浸润，培养形成学生高尚的职业道德情操和良好医德医风。
2.2注重教学人文建设，改善教学条件。
2.2.1注重教学环境的人文建设在办公楼楼道、校园展示栏、教室墙壁上悬挂医学名家名言名句和解剖学大事记，使学生耳濡目染，发挥人文景观的育人作用，加强历史文化沉淀。
2.2.2改善解剖实验室环境在实验室内完善排气系统，减少甲醛的刺激气味；在实验室周围种植花草植被，吸附甲醛，净化空气，以减轻有害气体损害师生的健康［４］，改善解剖实验室教学环境，体现人文关怀。
2.2.3建立数字化及网络人体解剖教学平台建立“虚拟数字人体解剖馆”和人体解剖学网络课程，在解剖学教学中充分利用虚拟数字化解剖学教学系统、现代多媒体互动影像技术和网络教学平台等高新技术教学辅助手段，化繁为简，改变“以教为主”的传统教学结构，以逼真、直观且形象方便的方式，让学生对所学内容多层次多角度的理解并有效掌握，也调动学生学习解剖学的兴趣，克服厌恶恐惧情绪，营造温馨和谐的学习氛围。
2.2.4发扬红十字的奉献精神、建立红十字人道与生命教育基地解剖学的教学过程中离不开“大体老师”―――尸体的帮助，如今尸体的重要来源是遗体捐献者的无私奉献。因此，我校建立红十字人道与生命教育基地（包括人体生命科学馆、医学伦理教育馆和遗体捐献站等），树立“红十字运动之父―――让亨利杜南”的雕像，弘扬红十字的“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用捐献者“逝而不已、留爱人间”的献身精神，来培养学生敬爱生命、救死扶伤的职业精神。通过教学环境的建设、教学环境的改善，使人体解剖学教学和医学人文精神相互融合统一，陶冶学生心灵。
2.3举办人文教育活动，歌颂遗体捐献者奉献精神。
现代解剖学的发展和遗体捐献者伟大的贡献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他们把自己的身体奉献给素未谋面的医学生，他们就是对学生进行医学人文教育的最好的老师。我们在解剖学课程开课初期，举办人文教育活动，组织学生参观校内的红十字人道与生命教育基地，向学生讲解众多遗体捐献者的感人事迹，如一位遗体捐献的革命红军老干部在遗嘱这样写到：“我是唯物主义者，我是共产党人。自入伍以来，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我一生的宗旨；尤其是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我就把我的一生包括生命交给了党的事业；活着一生是为了党和人民服务的一生，死后也属于人民！在我生命结束后，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当心脏停止跳动后，穿上军服，盖上党旗，即把遗体交给人民，由医务系统进行医学病理学研究。”还有位遗体捐献的老党员留下一句话“活着为党做标兵，死后给党做标本！”我们用每位遗体捐献者的生前点滴的记忆来作为陶冶学生心灵的教材，这个时候医学人文精神的教育不再是空中楼阁，一具具“大体老师”用他们崇高道德精神和对医学所作的无私的奉献来教育学生，让学生理解、敬畏生命的真谛，营造浓郁向上的人文氛围。
在解剖学教学中要充分融入医学人文精神教育，培养一支经验丰富、素质高、兼备人文与科学素养的专业教师队伍是必不可少。当前医学高等院校解剖学教学都是由解剖学教研室教师担任，局限于医学专业背景，大多数的教师对人文教育理论和实践经验是比较缺乏的，在授课过程中要融入人文教育有时候是有心无力。首先，学校应加大解剖学师资的建设，应充分培养并提高其人文素养，调动人文教育中教师的积极性，为学生人文素质的塑造树立榜样。其次，学校有计划组织解剖学教师与人文学科教师交叉性进行业务知识交流，促进解剖学教师人文知识的更新、储备；还有，学校定期聘请专业人士或知名学者来校讲学，既讲解解剖学学科前沿知识，又讲为人处世，踏实做人，进一步对加强教师专业素养，提升其使命感与责任感，也提高教师的人文素养、以身作则，对待学生以全心的感情投入，建立和谐友好的师生关系，调动师生之间互动性与交往性。因此，在整个人体解剖学教学过程中始终贯穿人文精神教育，通过人性化的教学态度提高学生对人体解剖学的理解与认识。
人体解剖学中蕴含丰富的自然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在人体解剖学中融入医学人文精神，有利于潜移默化地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铸造人文精神，帮助学生形成高尚人格与优秀的医学职业道德品质，培养综合素质强的现代医学人才。
中国古代文学神话论文篇二
在理集材料的过程中，会逐步涌现出自己的一些看法，待积累的材料比较丰富、充分时，使可以考虑选题的问题了。选题，从其种意义来说，比做题更为重要。详细内容请看下文。
选题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到论文的价值和质量，出此一定要慎之义慎。
散文。
辞赋小说戏曲等各种体裁的作品和代表作家，以人之力，木可能全部掌提，n此，可以从各个历史阶段中选择一个历史阶段作为研究对象，也可以从各种文体中选择一种文体来研究，还可以缩小到诸如研究某一时期的某种文体，甚至还可以再缩小到研究某个流派.以至于单个作家作品c题目愈小，在材料发掘和论述分析方面就能愈加深入细致，对初学论文写作的人来说更是如此。
中国古代文学神话论文篇三
通常来讲古代文学作为中文专业中的较为重要的一门课程对于中文专业学生的后续发展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该门专业课程从本质上讲涉及知识领域较为宽泛，不仅涵括史学知识，同时还涵括文学知识，甚至是哲学知识也包含在内。课程从内容上讲可以说是我国上下三千年的文学知识综合体，不仅含有较为丰富的艺术风格同时还含有众多的文学形式。因而可以说该门专业课程对于提高中文专业学生的人文素质以及艺术修养都具有积极的影响价值。
中国古代文学这门课程的实际教学意义主要是体现在以下三方面：其一能够促进学生对于古代文学发展规律以及实际演变过程和相应的文体发展的有效理解。其二是通过丰富的文学作品以及较多的文学形式进行帮助学生了解古人思想观念以及生活方式状态，更重要的是了解这些文学知识对于后世的实际影响价值。其三是通过对于古代文学的实际学习能够提高学生文学素养以及帮助学生具备崇高的文学情怀，并促进学生将这种文学素养以及文学情怀实际的应用在现实的工作学习中，进而为我国的文学事业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1、教学方法之启发式。
对于古代文学这门课程实际教学方法的研究首先要从启发教学展开。具体来讲所谓的启发教学主要是指教师在进行古代文学实际教学环节中依据学生学习客观规律以及教学任务最大化的激发学生对于课程的学习积极性，调动学生处于主体学习地位，通过正确引导学生进而帮助学生主动解决学习中实际遇到问题的一种教学方式。该种教学方式主要是强调对于学生学习过程的良好启发与引导，通过应用该种教学方式进而促进学生积极主动进行文学知识研究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将文学思维给与有效拓展。如果将该种教学方式进行比喻的话，启发教学就是在教师的循序引导启发下让学生自主开启文学的学习大门。例如教师在讲解“《诗经王风》”中可以就“悠悠苍天而此何人哉”这句话向学生进行提问，而之所以专门针对该句话提问的原因在于：对于“何人”的了解是掌握文章思想主题的关键所在[1]。而教师在提出该问题之后可以鼓励学生带着问题进行自由解读并对在解读之后阐述对“何人”的个人见解。通过这种启发提问进而引导学生掌握正确的解读方向并最终获得文学知识。
2、教学方法之情境式。
对于古代文学这门课程实际教学方法的研究还可以从情境教学展开。具体来讲所谓的情境教学主要是指教师在进行古代文学实际教学环节中通过创设一些生动的场景氛围来帮助学生有效的理解文学知识并促进学生实际心理机能获得良好性发展的一种教学方式。而应用该种教学方式一方面能够促进学生对于文学知识的情感感悟，另一方面也能够对学生的实际文学审美进行有效拔高和良好陶冶。例如教师在讲解唐代诗人张若虚的著名诗歌时就可以进行文学情境的有效创设，通过播放“春江花月夜”进而让学生在优美的音乐旋律中感知诗歌内在情感，同时通过动人旋律在大脑中勾勒出诗歌联想画面，而这种身临其境的情感感知则能够促进学生加深对于诗歌的理解[2]。再比如教师在讲解庄子的名作“《逍遥游》”的时候还可以通过利用多媒体制作漫画课件来创设文学情境，学生通过这种漫画课件的形式犹如置身作者的情感世界进而将文学知识更加的形象具体化。总结来讲无论是利用音乐还是多媒体来进行文学情境的实际创设都可以较好的促进学生对于文学知识的有效深层次获取。
3、教学方法之表演式。
对于古代文学这门课程实际教学方法的研究除了上述两种教学方式之外，还可以从表演教学展开。具体来讲所谓的表演教学主要是指通过将学生放置于实际的文学情节演绎中进行促进学生获取文学知识的一种教学方式。而应用该种教学方式则一方面能够促进学生最大化的发挥文学想象，另一方面也能够促进学生不断提高文学创新意识。例如教师在讲解王实甫的名作“《西厢记》”的时候就可以针对文学作品中的不同人物进行角色划分，将学生分为不同的小组通过自身对于该文学作品的实际理解来进行文学表演，而具体的情节设置以及演绎道具都需要学生进行实际准备，而学生在该种文学演绎过程中也会直接加深对于文学知识的理解，同时将自己的一些文学想法添加其中[3]。再比如教师在讲解“《红楼梦》”的时候同样也可以利用上述表演教学方式来开展实际教学活动。总结来讲通过表演教学能够最大化的提高学生对于古代文学知识的有效理解还能最大化提高其创新意识。
综上分析可知我国在进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非常看重文化的良好传承，而作为实现文化良好传承的中文专业则逐渐受到了社会大众的广泛性关注。而作为中文专业中较为重要的古代文学课程而言，良好的教学方式则可以有效的促进该门课程教学实际目标的有效实现，通过利用启发式以及情境式和演讲式、表演式以及研究式这五种教学方法进而真正的促进中文专业学生获得人文素养的有效提高以及专业知识的有效掌握，为其今后良好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1]张海楠。对开放教育专科《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模式改革的思考——混合教学模式应用实践探讨[j]。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4，05:80-82.
[2]王自红。民族地区高校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与探索——以升本后的四川民族学院汉语文系为例[j]。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04:111-113.
中国古代文学神话论文篇四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历经五千多年的历史演变，拥有丰富多彩的文化元素。在五千多年的灿烂文化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经典。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肯定有自身价值以及它所在时代的意义。经典历经千年甚至更久一定是经得起批评家和作家的反复解读与诠释，也是与所存在时代的政治等相磨合的。各种各样因素的变幻及排列组合，衍生出了反经典。在古代文学史上经典与反经典是相互依存的。反经典有时可能会影响经典的地位，也有可能是对经典的补充。从这一方面说它们也是辩证统一的。现如今，反经典并不是一味的“反”，不会出现旧时代的极端反经典。所以，现在我们提到经典与反经典，应该顾全古代与现代完全不同的环境，将“传统”与“现代”结合，更好地认识经典与反经典。提到中国古代文学经典，我们脑海中都会浮现出大量中国文学作品。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历史的变迁和时代的不断变化下，会出现各式各样的文学作品，在各种各样的因素下，自然而然也就衍生出了反经典文学。从某方面说，经典与反经典是相互依存，是共生的。在很久很久以前人们就有了文学经典的观念，这种观念一直持续至今。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文学经典是怎么形成的'，历来文学家是如何评判这些经典的，一直是文学批评的核心问题。随着历史的变迁，时代的不同，人们对经典文学的认识及诠释是不同的，出现了“反经典”现象。毫无疑问，反经典会对经典文学的地位产生一定影响，但也会使经典延伸并得到完善，使经典更具价值。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人们反经典的方法是极端的。但是在中国古代中，人们反经典通常并不是很激烈。从这些来看，我们应该意识到经典与反经典并不仅是古代文学的问题也是当代的文化问题，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
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需要一定的条件，这些条件包括各方面的因素，例如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经典必定是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条件不断地组合、变化渐渐就形成了经典。古代文学的经典早已深入人心。时代不同，人们心中的经典可能也会有所不同。一提到经典，我的脑海里不自觉就出现了《红楼梦》这部作品。我们常常说唐诗宋词元曲，当然还有很多，这些都是相应时代的标志，我们只能感叹时代不同，文学代表不同。经典必然有它成为经典的价值，它一定能经得起文学家的批判，历史的考验，最终会形成它的语言特色，肯定会有其他文学作品无法企及的价值。除了这些之外，经典文学的形成与当时的环境条件密不可分。我们都知道唐宋八大家，他们的有些作品价值到现在都无法说明，他们的文学作品影响了一代又一代。“采菊东南下，悠然见南山。”这句诗影响深远。大家都知道，这是陶渊明的作品，他之所以能留下千古名句，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有着必然的联系。他所处的朝代不清明，他的作品大多表达了对官场与世俗社会的厌倦，流露出洁身自好，不愿屈身逢迎的态度，兼有平淡爽朗之胜，语言质朴自然，而又极为精炼，具有独特风格。陶渊明的这些情趣理想是文学弟子向往的，这些都奠定了他的经典地位。现代教育中，《论语》一直是小学课本所学的文章之一。四大名著更是经典中的经典，《红楼梦》的价值我们至今没有研究出来，我国现在成立的“红学”一直没停止过对它的研究，它的内容涉及之广且语言功底深厚，里面的药方也有一定的价值。《桃花源记》语言优美，描写的生活是人们所向往的。《诗经》的文学价值也是相当高。这些文学经典往往有相近的地方，他们有着共同的特性。
二、反经典。
前面提到了经典与反经典相互依存，反经典也有着悠久的历史且形式多样。谈起反经典，会想到李零的《丧家狗》。他在很大程度上个想当然地认为自己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孔子。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历史是不可能被复制的。李零的作品从某方面来说消解了孔子身上的神圣感，可是太过主观，既有可取之处，也有过激之处，他没有全面考虑当时的社会形势。还有，我们知道《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他的经典地位是在西汉时得以确定的。很多文学家对这部作品评价很高，鲁迅曾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也曾在《史记》中引用刘安的话高度评价屈原，赞美屈原的高尚人格。经典必然会引起争议，与此同时，扬雄第一次在文学史上提出了自己反经典的立场，作了《反离骚》，但他也非常敬佩屈原的文学才华和高尚品格，同时他觉得屈原很可怜，很同情他的遭遇，可是对他投河自尽不赞同。扬雄对屈原的评判有赞扬也有贬低。从某种程度上说，反经典的出现是政治的需要，有时候是政治的有意推动，从而推行有利于自己的理念。
三、结语。
现如今，我们已经意识到我们要适度运用文学，这样有利于我们全面理解古代文学经典与反经典。我们看待经典与反经典，首先要了解传统与现代环境条件的不同。我们在现代的背景下认识传统经典，要两者都考虑到，有辩证的眼光，既不能忽视古代传统下的背景又要重视现代意识。
中国古代文学神话论文篇五
摘要：本文作者主要讲述了自己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一些体会和探索：一是注重学生对作品的诵读；二是以解读培养学生感受作品的能力；三是改进教学方法；四是积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
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积淀下来的文学遗产，是珍贵的民族文化精品。学科内容综合性强，知识覆盖面广，教学难度极大。然而，在教授这门课时，不少教师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乃至教学模式基本还是因袭传统。课堂上，教师凭借一块黑板、一支粉笔、一本书、一张嘴，唱着“独角戏”，从文学史到作品选，从思想内容到艺术特色，滔滔不绝，学生只是被动接受，久而生厌。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文学中蕴藏着丰富的思想底蕴、深厚的文化内涵。当下，涵盖了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的国学复兴热再次兴起，对文学遗产中思想底蕴的发掘和继承使学生有了学习古代文学的浓厚兴趣。如何利用好学生的“古代文学情结”，调动其学习古代文学的热情，并使之产生持久的动力，是我们应该积极探索的。我在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工作的几年间，将传统的教学方法和现代技术结合起来，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索，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一、注重学生对作品的诵读，培养其对作品的感悟能力。
每学期开始，我都规定一些阅读和背诵的篇目，认真地抽查学生的完成情况，并将其作为考核学生平时成绩的内容之一。诵读，可以加深对文学意象的感悟，有利于学生想象力的培养，进而较准确地把握作品的情感内涵。在古典诗歌的教学中，这一点尤为重要。它可以将学生“带回”千百年前，让他们的现代生活、情感与理念与古人的生活、情感与理念相融合，与作品的意境和作者的体验产生共鸣，进而获得美的享受。如讲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让学生通过诵读，体味“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这些意象所渲染出的深秋傍晚的荒凉气氛，体味天涯沦落人的孤寂愁苦之情，让学生对当时沉闷的时代气氛有深刻的感悟。诵读，可以充分体悟诗歌的语言美。优秀的文学作品都蕴含美的情感，通过朗读活动，可以使之渗透于学生的心灵。吟咏朗读除了可以感悟文章的真谛，还可以使人在不经意之间对朗读时那抑扬顿挫的语音、错落有致的节奏与奇特严谨的结构拥有深切的体验。对学生来说，言语内容美与形式美对他们的思维活动的影响是不容易被察觉的，但却是帮助他们理解文章的强大力量。因而，在让学生感知言语内容美与体悟言语形式美的过程中，要尽力诱发其审美情感，提高其朗读的感染力，使其加深对作品的理解。同时，诵读还可以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提高他们适应生活的能力，陶冶他们高尚的情操，丰富他们多彩的生活。
二、以创造性的解读，培养学生对作品的鉴赏能力。
文本解读是一种创造性的过程，一个审美的过程。好的解读，有助于学生对作品的欣赏，能使其体会到作者对生命的感悟，并与作者进行对话，从而逐渐养成感受作品、感受自己、感受生命的能力，这是古代文学教学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如讲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在欣赏这支曲子的情景下，我让学生讨论：苏轼的这首词千百年后为什么还会令我们感动不已？是表达了苏轼思想的苦闷，还是反映了他出世和入世的人生矛盾，抑或表现了苏轼对人间生活的热爱？通过讨论，学生明白，这些说法自有其道理，但仅仅这样理解显然是不够的。它的动人之处在于，一是揭示了人类的一种普遍的生存困境：人生的缺陷（痛苦、不如意）是绝对的，我们不能指望人生和世界完美无缺，只能在绝对的缺陷中寻求相对的完满；二是苏轼以博大的胸怀对人们发出深情祝福：“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人与人之间更需要互相关怀和抚慰。因此，苏轼这一美好的祝福，才始终拨动着人们的心弦。这样的解读，诠释了作品的内在价值，拉近了古代作品与现实生活的距离，从而引起了学生的强烈共鸣，取得了育化心灵的效果，提高了学生对作品的鉴赏能力。可以说这是古代文学教学改革所追求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解读过程中，启发学生把心沉到古代文学的.文化背景中去，触摸作家思想感情的脉搏，使学生初步掌握从文化背景角度切入去鉴赏诗文，同时引发学生对文化现象的思索。这是非常重要的。讲陶渊明，我告诉学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隐逸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随着时代的变迁，人类的进步，这种文化现象几乎已经消失，但作为一种人格，后人对陶渊明又非常推崇；作为一种观念，它还或多或少地影响我们现代人，你将怎样看待陶渊明的隐逸呢？有的学生认为，陶渊明抛弃做官而归隐田园，表明他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洁身自好的价值取向，这种人格是高尚的。有的则认为，陶渊明的这种隐逸人格不值得歌颂，这种人格是有缺陷的。如果我们面对黑暗和邪恶都不闻不问、装聋作哑的话，我们这个社会将会是什么样子呢？还有的说，陶渊明在归隐中心灵得到了安顿，人与自然融合在一起。这对与我们现代人来说，应该有所启示。假日之际，人们总想离开城市的喧嚣，到野外感受山水之美，让浮躁的心灵得到净化，可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却越来越糟糕。尽管观点不一，但闪烁着智慧的火花。把作品的阐释、作家的评析与现代生活联系在一起，拉近了学生与古人的距离，提高了他们的鉴赏水平。
三、改进教学方法，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传统的古代文学教学，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和个性发展，忽视了学生的创新精神。鉴于此，我开始尝试进行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改革，在教学过程中尽可能改变以课本为本位、以教师为中心、以强硬灌输为手段的传统教学模式，借鉴一些先进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
辩论法。经常拿出一些在历史上有争议的问题让学生们自己讨论。在正式讨论之前，我也做了大量的预备工作：事先布置好讨论的题目，让他们围绕自己的观点去查资料，并选出各自的代表发言人，非常类似于现在的辩论赛；我也要尽可能多收集资料，猜测学生会运用哪些论据来证实自己的观点，并模拟他们争论的情景，以便作必要的调解和补充。每学期我搞两三次这样的讨论。如在讲“先秦文学”中诸子思想时，涉及一个非常复杂的“人性”问题，孟子主张“人性善”，而另一位儒家大师荀子则认为“人性恶”。讨论之前，大家都做了充分的准备，从多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有理有据。事后学生自己说，这次讨论逼着他们看了很多理论书籍，提高了自己的思辩能力。
比较法。古代文学中很多问题可以说至今尚无定论，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将诸家之说介绍给学生，并组织他们对多种答案及多种思路进行比较选择，从而激活他们的思维，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例如，学习王维的山水诗，要求学生搜集、整理唐以前，以及初唐、盛唐时期有关知识分子对山水的关注的资料，从比较分析中鉴赏王维对中国山水诗的贡献。又如在讲到“楚汉之争”这段历史时，我要求大家对导致这场战争的两个主要人物——刘邦和项羽进行详细比较，刘邦作为一个无赖何以夺得天下，项羽既然是一个英雄为何却走向末路？学生通过激烈的讨论来总结两人的得与失，从而更深刻地认识了这段历史。还可以通过古典文学的现代改编问题，思考古代文学的经典性所在。如搜集一些根据古诗词改编的流行歌曲，像《别亦难》、《新鸳鸯蝴蝶梦》、《在水一方》、《寂寞沙洲冷》等在课堂上欣赏，让学生去寻找原文，从而思考古典文学历久弥新的原因，激发他们学习古代文学的热情。
四、积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古代文学的学科性质，决定了其传统的教学模式，但长此以往，教学难免单调，因此，有必要通过一些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进行调节。在种种探索性改革中，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无疑是实施起来最方便快捷，且行之有效的办法。
音响媒体方面，可以运用便于携带的mp3加小音箱。课堂上通过欣赏相关的音乐，加强学生对古典文学作品的理解，如在讲授李煜的《浪淘沙》一词时，先让学生欣赏邓丽君的歌曲《虞美人》，把他们带进一个哀伤、凄凉的意境，然后对作品进行解读，从而使他们对这首词表现的李煜思乡之情、亡国之恨有一个深刻的了解。在讲解《史记·项羽本纪》时，可以让学生欣赏琵琶曲《十面埋伏》，使学生对楚汉战争的形势、人物个性有更直观、丰富的了解。
声像媒体方面，包括对电视、dvd、电脑、投影仪等的运用。如在讲授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时，可以组织学生观看古典名着改编的影视作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教学内容更加引人入胜。
将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多媒体课件运用于古典文学教学中，不但节省了课堂板书的时间，而且增加了课堂教学的内容和深度，给教和学带来了巨大的便利。教师可以在课件中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教学资料，诸如作者家世、生平、思想、学术研究动态等，并突出教学重点。尤其是在诗词教学中，将讲读篇目演示在屏幕上，再配以音乐、画面、朗读、前人的评论等，教师再加上一些疏通与点拨，便会得到很好的教学效果。
中国古代文学永远不会像今日的某些时尚潮流一样红极一时，但也不会像昨日的某些流行概念一样成为“明日黄花”。如果教师在教学中真正引导学生进入中国古典文学的艺术殿堂，使他们体味到古典文学的永恒馨香，将是对学生精神完善的莫大帮助，而不仅仅是满足于学生对局部知识的掌握。
参考文献：
1、阎续瑞.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初探[j].煤炭高等教育,,(2).
2、张嘉林.注重学生人文素质的提升——古代文学教学改革的思考与实践[j].遵义师范学院学报,,(1).
3、毛义玲.现代信息技术与中国古代文学教学[j].文学教育,2007,(10).
中国古代文学神话论文篇六
神话大多数反映了原始先民对他们自身所处的世界中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的想象和原始理解。神话为我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创造了素材和文学样式，也提供了精神典范和文化心理。
神话是文学的源头和材料库。中国古代神话源远流长，它不仅给中国历史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且也为中国文学史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神话提供统一的民族精神。
神话大多数反映了原始先民对他们自身所处的世界中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的想象和原始理解[1]。虽然我国上古神话受到种种破坏，但人们依旧能够从中看到古代先民的智慧与理想。
一、神话为我国文学发展提供了最早的统一的族群心理和精神取向。
神话中乐观进取的精神、不屈不挠的意志和征服自然的气慨，对后世文人及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上古神话可以说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最为质朴的纪录。上古神话中蕴含着古老的中华民族精神发展的源泉与脉络，它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恩斯特卡西尔曾说：“一个民族的神话不是由它的历史确定的，相反，它的历史是由它的神话决定的或者不如说，一个民族的神话并不决定而是这个民族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的命运。”[2]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塑造了一个国家的文人精神。文人在进行文学创作的过程中，总是依照某种民族文化心理进行自己的思维构建，阐述某些思想。所以，神话作为最初的文学的渊源，神话中催人奋进、乐观进取、不屈不挠的精神逐渐融入我国的民族精神中，对我国文人的文学创作内在的精神品质具有重要的奠基作用。
二、上古神话展现了人们不屈服自然，勇于与自然的斗争的精神。
原始人们不屈于大自然的神秘莫测的威力，幻想通过神力战而胜之，借神话表现出一种积极向上的斗争精神。神话中所表现的人类先祖与大自然积极抗争的生动情景，一直给人们一定程度的力和美的享受，鼓舞人们在逆境中奋起反抗。首先，神话带给现代人一种精神的激励与鼓舞。神话的现实性引导人们直面现实的生存环境;神话的抗争性指引人们勇于挣脱各种各样的束缚，保持一种死而不己的反抗精神;神话又使人们深思自身的存在价值，特别是一直流传下来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精神，引导人们面对生存做出种种思考和抗争。比如屈原的作品中抒情主人公的塑造，遨游天阙，驾驭众多神灵、御飞龙乘鸾凤遨游昆仑仙境的神话就来自上古神话的精神追求。后世诸多文人的诗词歌赋寄予的众多神话形象也都蕴含着某种激昂奋进的民族精神，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展现的神话人物有着丰富的民族性格，其实也是文人自身的精神底蕴。
神话促进我国文学发展。
一、神话促进中国各种文学体裁发展。
神话的题材内容和各种神话人物对历代文学创作及各民族史诗的形成具有多方面的影响，特别是它丰富的想象和对自然事物形象化的方法，对后世作家的艺术虚构及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形成都有直接的渊源关系。中国古代神话的口头叙事形式也成为叙事文学体裁如小说等的先河，不少神话直接为作家、艺术家提供了创作题材。神话具有美学价值、历史价值与认识价值，它对研究古代社会家庭制度、原始宗教、风俗习惯等都有重要参考价值。中国神话在中国古代即受到一些先哲、史家、学者的注意。他们不仅在著述中加以记述和援引，而且还对神话提出过一些片断的见解、解释和说明。但更多的是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排除其虚幻想象的成分，企图从中寻找历史的根据。
二、神话为后世作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
神话是原始先民面对自然生活的夸张想象。神话的创作与远古人民争取生存、向自然力抗争的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往往表现了远古人民对自然力的抗争和对提高人类自身能力的渴望。马克思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3]原始神话认为自然界的一草一木都有神灵，如河出现神、山神、水神、雷公、电母等神灵。
初民在创作神话时，一般是从现实生活中具体个别的事物出发，通过想象和幻想，赋予具体个别的事物以一定的概念和思想感情。鲁迅先生说：“夫神话之作，本于古民赌天物之奇觚，则逞神思而施以人化。”[4]初民把每一种自然现象或自然力都看成是由神灵在操纵着。战国时的《庄子》一书中不少寓言就是根据神话改编的。如《逍遥》中的鲲、鹏就是《山海经》中北海神兼风神的化身。汉代的赋体，如曹植的“洛神赋”就采用洛水女神宓妃的形象。
三、神话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及表现手法影响了后世文学。
神话是原始人通过幻想以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所作的形象描述和解释，用虚幻的想象表现了先民们征服自然、战胜自然的强烈愿望和乐观主义、英雄主义精神，是人类早期不自觉的积极浪漫主义艺术创作。
神话中的各种精神和理想抱负为以后的文学提供了借鉴。英雄主义、乐观主义、强烈要求改变现实，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对后世作家进步世界观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比如屈原对清明政治的追求，陶渊明对桃花源式的乐园的向往，庄子《逍遥游》中的鲲、鹏遨游天际的畅想，屈原《离骚》《天问》中对神话人物信手拈来的潇洒化用，李白诗歌中的神话人物更是被赋予了众多浪漫开朗明艳的思想感情，让后人拜读之后自然而然兴起的对中国远古神话的畅想。
神话作为原始先民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先民对自身和外界思考和感受，包含着浓郁的情感因素。神话对文学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他是文学家的素材，更为重要的是，神话包含的文化精神和民族性格，奠定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道路。
结语。
通过研究上古神话，我们可以更好地追溯中华民族精神的源头。因为由神话开创和莫基的精神特质在社会文化生活中起着巨大精神力量的作用，它们都曾以潜意识的方式影响着几千年来人们的文化思维方式，进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只要秉承这些有利于生存、发展的精神品质，一个崇尚道德、境界高远的华夏民族将会呈现在世人的面前。
参考文献：
[1]袁珂.中国神话史[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57.
[2]恩斯特卡西尔.国家的神话[m].华夏出版社，1990：146。
[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m].人民出版社，1972：113.
中国古代文学神话论文篇七
中国古代文学是高校中文系的核心课程,它承担着传承传统文化和提高学生人文素养的双重使命,其地位和作用绝对不容忽视且理应更受重视。但现实困境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载体和人文精神培育媒介的古代文学,在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日益工具化、功利化的大趋势下,面临着源于社会心理和教育体制的双重困境。如何让古代文学在现实的夹缝中获得新生,是新时期每一位古代文学教师都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笔者结合实践,粗陈己见,欢迎同行指正。
一、课前十分钟的风采。
古代文学所涉及的内容,无论是对作家思潮还是具体作品的理解认知,由于时空跨越,其价值判断和情感体认与现代人的生活存有巨大差异,尤其是在对传统伦理关系的看待及知识分子的行藏出处的选择上。因此,学习古代文学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情感转换。另外,同一学期不同类型课程的并列开设,学生常常在古代与现代、理论与实践、职场与文场等众多不同情景中穿梭,有时一天会经历数种“不同人生”,让人实在应接不暇。这些具体的情况都会影响和现代社会“有一定距离”的古代文学课的授课效果。为此,笔者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充分利用课前的十分钟,鼓励学生自发走上讲台,或展示特长,或介绍家乡风俗,或分享读书心得,或吟诵诗文歌赋,目的在于“求放心”,营造一种文学的或文化的心理情感环境,把学生的注意力从课程之外的事务中吸引过来,为更好地融入课堂做准备。而对于发言的主题,采取“先松后紧,渐次靠近”教学相关内容的办法,既充分调动了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和学习的主动性,又巩固了学习过或即将学习的相关内容,特别是背诵作品环节,可有效地对学习内容里的识记部分做日常检测。经过在不同年级的实践,事实证明这一措施对古代文学的教学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效果良好。学生后来把古代文学课前的这十分钟称誉为“文艺复兴”,可见,这一举措确实获得了学生的认同。
二、课中的教学对话。
课堂教学是语言的艺术,大学课堂教学主要依赖语言媒介传播得以实现。由于授课内容庞杂和教学课时有限的巨大矛盾,传统的古代文学课往往以讲授为主,不可能进行大量专门的讨论,这就使课堂的有效交流受限,使师生之间基于课程的思维交流处于不对等地位,学生缺乏主动性而师生之间也缺少应有的和谐。笔者这里所强调的“课中的教学对话”,主要是指在自由开放、活泼灵动的课堂气氛里师生之间在教学过程中基于对教学文本的开放性互动交流,重在授课过程中对文学情境的营造和对作品的感知与阐发(感发联想),策略地利用交叉学科艺术如绘画、吟唱、方言等调动学生的参与热情和积极性,开拓思维、培养创造理解能力。如绘画艺术的使用,在讲授《山海经·刑天与帝争神》神话时,启发学生根据自己的理解,描绘自己心中的刑天形象。这里并不着重强调专业的绘画技能,而重在“形”与“意”的把握。从“形”上必须紧扣神话文本中的要点:断首、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但有的学生虽然把握了上述的诸要素,却没有体现出刑天“操干戚以舞”所体现出来的“猛志固常在”的坚毅品格和不屈的斗争精神。通过比较,相互点评,大家不仅对作品有了深入的理解,而且对这种新的教学形态抱以极大的热情。又如在讲授《登幽州台歌》后,要求学生根据自己的理解用绘画的方式表现此歌的内容。学生基本上能呈现那种登台望远的情景,但有的学生画出了城墙、大河,甚至画出了宋人的帽子,就有些离谱了。笔者又结合陈子昂的《燕昭王》诗,使学生更深刻地理解其中的历史感、渺小感、压抑感、孤独感,于是有学生设计构图人处中远景,以示人之微茫渺小,用远处丘陵、乔木以示天地空阔,用乌云压境示压抑,用雁阵、夕阳示孤独。大家又竞相补充,不断完善,在有限的时间内,教学达到一个小高潮。在教学中,笔者一直鼓励学生用思想作画,只求意到,不强求技艺,这样大大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致,陆续出现了诸多关于神话、诗、词等作品意境的理解作品。
古代文学里的很多文学形式都与音乐相关,可以统称为音乐文学,比如诗词曲,包括小说里的韵文部分等。这样就使得古代文学教学中的音乐手段介入成为可能。和绘画一样,音乐的吟唱,一样可以促进课堂对话的有效增值。音乐的吟唱有两种情形,一种是有据可循的唱,就是本来就有曲谱并流传下来,或者已经被改编走流行风并流传广远的。前者如姜夔《暗香》、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后者如《阳关三叠》、李煜《虞美人》、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李清照《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月满西楼》、《越人歌》等。另一种是无据可循的,根据自己的理解率性而发的唱。两个方面都能有效调动学生融入课堂教学之中,相对而言,后一种更具有挑战性。不必强求有乐律基础,重点在于理解性地尝试。比如原始歌谣部分,讲到南音之始的《候人歌》,笔者就拿出几分钟的时间和学生探讨,这简约而不简单的一句“候人兮猗”该如何唱好,或者怎样改编表达更好,并示范《渭城曲》的演唱和元代散曲对《渭城曲》的改编,给学生以启发,学生在激励下很活跃,大胆尝试。学生对此类教学环节感到新奇,在大家的积极参与下,课堂的气氛很热烈。
对话的另外一种表现就是适时引入方言。古代文学具有很强的地域特性,而不同的地域总有独特的语言表达习惯,在古代文学的教学中适度引入方言,更有利于课堂对话,提高授课效果。虽然经过了千百年的发展,语言及语言的表达会出现很大的变化,但语言的延续性也会得到一定程度的保留。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方言的使用,并不是苛求还原古人的语言和语调,而是让学生更直接地感受不同语言表达的差异和特点,更直接理解语言表达习惯和情感表现的内在关联。比如讲授《楚辞》后,笔者就要求来自荆州江陵的学生用楚语颂《离骚》;学习《诗经》后,让河南的学生用河南梆子读《郑风》里的`诗,让山西的学生用山西梆子读《魏风》里的诗,让陕西的学生吼《秦风》等。笔者也尝试过让不同方言区的学生用他们本地区的语言唱诵《登幽州台歌》,大家可以通过现代方言的表现,直观感受不同的语言表达呈现出的文化气场,这样既活跃了课堂气氛,更增进学生了对作品本身的理解。
上文论及的课堂对话的几个方面,基本上都是从微观着眼,重在对作家作品的拓展式理解和深刻把握。对文学史的发展规律、文体研究等宏观性的问题,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可以采用问课式的对话交流,条件允许的话,还可以进行师生角色互换,有选择地让学生讲授、大家质疑。
三、课后的作业设计。
传统的古代文学作业基本上都采取论文的形式,要求学生一学期提交一篇或两篇与本学期授课内容相关的论文,要求不能统一,作业的次数有限。由于学习兴趣、学习耐心、自觉性和责任心的不强或缺乏,加上网络时代搜索各种资料的便利,很少有学生能够静下心来认真对待论文的写作,转抄、拼凑的现象突出,这样的论文越来越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作业完成作为实现教学目标的一个重要的环节,新时期学生学习中凸显的这些问题,应引起古代文学教师足够的重视并努力解决。鉴于此,笔者的课后作业布置更注重课后作业与教学内容的延伸度、思维空间的开拓度、学生热情的激发度,这些或务实或富创造性的作业设计尝试,既可循序渐进,亦可多管齐下,但一定要做到具体可行。笔者根据作业性质,分别归纳为实用型、创作型、参与教学型、调查型和研究型五种类别。
实用型作业简单说就是务实,重实用,接地气。古代文学的学习需要有一定的作品储备量,而在教学中笔者发现,大部分学生的知识储备尚停留在中学水平,很多学生对背诵内容只是到了考试前才突击一下,对作品缺乏深入的了解,这样的应考做法并不能让作品在学生的记忆中长久保存。同时,电子时代的背景下,大多数学生被鼠标键盘所绑架,因为缺少书写实践,提笔忘字、书写不规范、别字连篇、不能正确使用标点符号的现象十分突出。针对上述实际,笔者采取以抄代背的做法,要求学生在课后用规范的字体抄写与教学相关的重要内容,比如《论语》《诗经》《楚辞》等经典,内容自选,形式不拘但求高质量,可根据自己的具体实际给抄写内容作注或者翻译。这样既能达到识记的要求,同时又训练了书法,更培养了一种静心的能力和持之以恒的意志力。对于学习中文的学生而言,好的书法和高的文本知识含量,是一种起码的素养。有的学生真的以此为契机,养成了一种抄写的习惯,也有的学生为了达到自己未来创作的需要,抄全本《山海经》。
创作型作业重在开放性思维的拓展和培养。笔者采取的主要形式是感发式改写。比如根据某个神话文本、《诗经》中的某个篇章、某首诗的诗境进行改写。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后羿射日》《伯兮》《君子于役》《千年遗梦——献给〈诗经〉中的女子》取得让人叹为观止的效果,其中有对作品及时代本身的把握、情景的虚设更有当代视角的观照:论战争可以观照家国情感,谈爱情可以知往鉴今,学生的各种能力得到了综合锻炼。另外,续写也是一种很好的尝试,可以培养学生多维的思考习惯和能力。续写是在理解作品的基础上延展思维,是课堂教学深入到人生体验的经历。改编表演也是一种训练综合能力的有效途径。具体做法是立足学习内容,在理解的基础上改编成可操作的微剧本演出。创作型作业的另外一种尝试是创作。创作是对所学知识的具体实践。如在学完《论语》后,笔者要求学生结合生活和学习实际,仿写十则“论语”,学生在作业的完成过程中自然加深了对《论语》语体特征的把握和运用。在学完唐五代文学后,为了让学生对诗歌有更直观的认识,基于学生对古体诗(古风和律诗)的基本了解,要求各作一首自勉诗。在尝试写诗的过程中,学生对诗歌的情感和诗意的表达有了更真切的感受。
参与教学型作业主要是指关于课堂教学讨论内容甚至是有关自主授课的资料收集、整理、综合的准备工作。调查型作业虽然对古代文学教学适用面有限,但可视为一种有效的补充。比如讲《诗经》会涉及到一些民俗问题,可让学生调查当地盛行或保留的婚丧嫁娶等民俗习惯或生活禁忌;讲到《楚辞》可深入实地调查了解当今楚地的楚风情况。在“非遗”的大文化背景下,古代文学的教学得到了古今结合和相关领域的广泛延伸。研究型作业更多地是为了培养学生的治学态度、锻炼治学能力和养成学术规范,可以说这是最为传统的一种作业方式,达成目标任重道远,此不深论。
中国古代文学神话论文篇八
众所周知，我国古代文学评论大都是以题跋、书信、序记的形式，通过漫谈、随笔、评点的方式对古代以文学作品为主的各种艺术形式进行的批评、研究和鉴赏活动，比如《尚书尧典》便是一种随笔作品；《毛诗序》和《诗品序》属于漫谈式的文学评论作品；《答李翊书》和《与元九书》则是书信体的词话与诗话著作。由此看出，古代文学评论是一种以自我分析、自我学习、自我总结为主的综合性的文学批评与艺术评论作品。其中，绘画作为我国传统社会的一种重要艺术形式，尤其是作为文人士大夫思想与审美的重要载体之一，不仅在各种古典文学评论中都有论述，而且也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这些评论的影响，在创作思想、表现方式、审美追求、艺术价值方面发生着变化。通过对多方面的资料收集与分析可以看出，古代文学评论对中国画创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气韵生动”与“骨法用笔”思想的形成
在我国传统社会早期，绘画与文字往往呈现出一种混沌的融合状态。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以具象表现为主的绘画不可避免地成了文字的替代品，发挥着事件记录与信息传达的功能。象形文字这种延伸自绘画的文字形式，以似画非画、似字非字的方式经历了三千多年的演变，才成为笔画简单的汉字。而长期以来，传统的绘画创作仍然没有脱离具象的创作技法或者表现方式，比如从我国原始社会时期的一些壁画作品中可以看出其这一特征。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以文字为主的.文学创作和绘画开始逐渐发展成为两种相互独立而又关系紧密的艺术门类。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方面，随着社会的急剧动荡，尤其是连年的战争使无数的文人雅士开始不断地思考人生价值，在文学、绘画中寻求身心与思想上的解脱，其中当时的归隐思想、佛教盛行与玄学的极大发展便是当时文人阶层思想观念最鲜明的写照；另一方面，随着域外文化的大规模流入以及与本土文化进行的碰撞与融合，从而将文学作品和绘画创作两种艺术形式推向了巅峰时期。其中，当时谢赫创作了我国艺术史上最早的以绘画为主的文学评论作品“六法”，对当时传统绘画创作风格特征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作品在吸取当时文学创作思想观念、风格特征、核心价值的基础上，提出绘画创作也应当坚持“气韵生动”与“骨法用笔”的风格样式和创作理念。这与当时其他诸多文论对绘画艺术的创作追求是相通的，并且鲜明地透露出我国传统文艺的一个重要特征，即轻再现而重表现。在此种思想的影响下，当时诸多知名画家的作品都体现出“气韵生动”与“骨法用笔”的风格特征。
（二）“烘云托月，避实就虚”风格的形成
众所周知，我国传统社会的人们具有含蓄、间接的性格特征，因此，反映到传统文学创作中，也就是历来重视抽象化、意象化甚至是间接的文学创作与描写方式，也即是通过“言此而意彼”的方法来拓展文学作品的想象空间，一方面提升整个作品的艺术内涵，另一方面也能极大地彰显作家的文学水平。我国传统文学创作的这一思维方式与风格特征不仅出现在诸多文论作品中，而且部分文论作品也由此提出了绘画创作的“烘云托月，避实就虚”的风格追求和表现方式，从而对当时的绘画创作也带来了直接的影响。比如清代著名文艺理论家金圣叹在《西厢记》评论中明确地提出：“‘烘云托月，避实就虚’是我国历代文学创作潜意识中追求的共同表现方式，同时也是所有文学作品共同的风格特征，反映了历代文人雅士的思维方式与审美追求，因此，在绘画创作过程中也应当充分贯彻之一思想，即欲画月也，月不可画，因而画云；画云者，意不在云也，意固在月也。”此外，明代大思想家王夫之与刘熙载也曾对文学创作“烘云托月，避实就虚”的风格特征经过分析和论述，并引申至绘画创作过程中去，由此对后世的绘画表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指导意义。事实上，也正是这种“烘云托月，避实就虚”的创作方式与风格特征，使我国传统的中国画一直坚守并张扬着自身独特的艺术个性：以笔墨为主，略施淡彩，落墨草草，便能显示出一种天趣和洒脱的视觉效果和艺术品位。正如沈雄先生在《古今词话词品》中所说的：“情以景幽，单情则露；景以情妍，独景则滞。”比如著名画家徐悲鸿先生在画马的过程中，融西洋画的造型与我国传统绘画的写意为一体，综合应用染、烘、积、泼等诸多墨法，使整个画面中的物象产生细腻的色质变化，由此产生特殊的情感韵味和情景氛围。
（三）“移物言志”创作思想的产生
《尚书舜典》中记载：“诗言志，歌永言。”另外，南朝著名诗人谢灵运在《山居赋》中曾这样写道：“诗以言志，赋以敷陈，箴铭诔颂，咸各有伦。”简而言之，文学作品是要用来表达作者的志向和决心的。然而，正如上文所说，我国古代社会中的诸多文学家习惯于含蓄、间接的创作方式，尤其倾向于采用“移物言志”的方式进行诗歌等文学作品的创作。当主体的思想情感难以进行准确而直接的描述时，“意”的表达就需要借助于自然万物，即“移情于物”，通过物性来观照或者是反映人的思想情感和艺术追求等，由此进行准确而流畅的思想表达。这种“移情于物”的思想是我国传统诗歌创作的重要特征之一。
（四）以诗充画，诗画结合创作方式的形成
古希腊诗人曾说，画是无声的诗，而诗是有声的画。虽然诗和画两者的本质并不相同，但诗与绘画都是人类借以表达情感的媒介，有着相通的艺术效果。“如诗如画”“诗情画意”就是中国人对诗画相通和美妙之处的最好表达。中国诗歌与绘画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相互影响，彼此吸收对方的长处，发挥自身的艺术优势，丰富了自身的表现力。现传《杜工部集》中有题画诗18首，包括画山水、画松、画佛等题诗，把画面的视角形象与实际生活联系起来，抒发自己的内心感受，极富诗情画意。在画中题诗是为了补充画面笔墨未尽之意，但也要顾及画面艺术形式的变化和完美，诗与画的结合要融洽，使读者获得丰满的思想感受和审美乐趣。
古代文学评论是我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的瑰宝，其中的思想观点无论是对文学创作还是绘画艺术都极具借鉴与启发意义。具体来说，古代文学评论对中国画创作的启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创作主体在进行绘画创作的过程中，要能够用心对自然物进行观察和分析，由外部物象来深入领悟想要表达的思想观念和情感意图，由此形成绘画创作的动力和源泉。其次，画家要想提高作品的质量，就必须紧密联系生活，并且提高自身的综合文化修养。第三，画家还必须能够充分把握时代脉搏，尤其要对特定时代的价值观念、艺术品位、价值追求有一个全面而系统的认识，这是提升绘画作品艺术水平与欣赏价值的前提和基础。总体来说，古典文论既是古人对传统文学创作实践的理论总结，同时也是特定历史时期美学、哲学与艺术思想在文学批判领域的一种具体显现，对我国绘画创作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尤其是能够提升绘画创作的境界和灵感，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
中国古代文学神话论文篇九
论文摘要：《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包含《中国文学史》与《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两门基础必修课和一系列选修课，是中文系排名第一的主干课程。但和丰富的教学内容相比，《古代文学》课时却被严重压缩，在教学中，教师必须合理分配《文学史》与《作品选》的讲解时间、各段之间的教学时间及各种文体之间的教学时间，争取在有限的课时内，尽量完整和合理地讲授出文学史和经典的文学作品。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包含《中国文学史》与《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两门基础必修课和一系列选修课。不计选修课，单从《文学史》和《作品选》来看，《古代文学》课程在整个高校中文系也是属于重中之重的专业课。以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为例，在诸多专业课程之中，《古代文学史》和《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文学概论》等七门课程被定为专业主干（核心）课程。而从学分和课时设置来看，古代文学凭借16学分、288学时的权重，远超排名第二的《古代汉语》和《外国文学史》[1]，成为名副其实的中文系第一主干课。但和古代文学大量的教学内容相比，排名第一的288学时仍然显得捉襟见肘。从先秦到明清近代，数千年的文学史和汗牛充栋的优秀文学作品，远非288个学时所能讲毕。在此情形下，古代文学的教学想要面面俱到，既无必要，也无可能。且大多数高校在《文学史》和《作品选》之外，还开设有多门选修课，由古代文学任课教师结合自身的学术专长，对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作品及专门文体进行讲解，开设了诸如《诗经》、《楚辞》、《史记》、“唐诗”、“宋词”等选修课，以之辅助《文学史》和《作品选》的教学。故此，《文学史》和《作品选》的讲授内容须突出教学的重难点，而无需面面俱到。从课时分配来看，一般在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段和唐宋文学段分配学时较多，元明清段分配较少。讲授内容主要以作家介绍、作品艺术风格的分析、文学现象、文学史流派、文学理论、文体衍生变异等为主。
具体来看，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是合《中国文学史》与《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为一体的课程：“史”是对文学发展脉络的叙述，“作品”则是《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作为文学课的落脚点。大致说来，《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时间，一般是平分给《文学史》和《作品选》，二者各占一半。具体到某一阶段，则会有一些出入。例如在讲授元代文学时，笔者通过和学生的交流，发现只有极个别的学生会在课后阅读《作品选》中的戏曲作品，绝大多数学生对元杂剧丝毫不感兴趣，也就没有自主地去阅读《作品选》。因此在讲授元代文学时，更需要教师在课堂上多讲作品。在中国古代文学诸种文体之种，学生最感兴趣的是诗词。最为典型的便是唐诗宋词中的一些名篇，有些篇目是学生在小学、中学的语文课堂上就学习过的，甚至有些作品在孩子入学之前，便被家长拿来作为启蒙读物来教授孩子。因此，学生对这些作品熟悉、有感情。而先秦段如《诗经》、《楚辞》等作品，因时代久远，文字艰涩，学生阅读时有较大难度，对其熟悉程度自然不能与唐宋段相比。而元明清段虽然阅读难度降低，但学生的阅读兴趣与唐、宋段相比，也大为降低，这既因学生对戏曲的兴趣没有诗、词那么高，同时也因为有“一代之文学”之称的明清长篇小说，篇幅较大。大学生的课后时间多花在对英语、计算机等科目考级、考证的准备上，他们不太愿意花过多时间去阅读长篇小说。对于作品的陌生，使得一些学生在考试答卷时，只能空谈一些通过死记硬背得来的文学史概念、常识，而不能通过具体的作品来加以印证。因此在教授先秦、元明清段文学时，作品的讲解便显得尤为重要，教学时间的分配上，也要适当倾斜于《作品选》，让学生通过对具体作品的阅读，找寻自己的感悟，而不是仅仅止于被动地接受文学史教材所提供的结论。对于中学教材已选的一些篇目，不能因为学生已经学过，便一笔带过；恰恰相反，对于大多数将来要走向中学讲台的高师学生来说，此类篇目更需要精讲、细讲。对一些重要的篇目，最好是要求学生背诵。事实证明，这一看似落后的教学要求，却最能有效地提升学生的文学修养。“读书百遍而义自见”的道理在今天并不过时。文学史的教学内容，大多数高校是按照从先秦到明清近代的时间顺序讲授。这种做法易于把握每段文学的总体风貌，但也容易遮蔽文体发生、演变的历史。在按段教学的同时，一定要注意突出文体发生、发展、演变的历史。李炳海先生指出：“文学史教学的重要任务是使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有一个全面的.把握，在知识上具有系统性。不仅如此，这门教学还要有一定的深度，对于相关的文学现象，不但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具体落实到文体上，就是不仅要知道某种文体的生成根据、发展演变，而且要了解文体名称的由来。而对于文体名称进行追本溯源，正是文学史教学和研究的薄弱环节。”[2]以时间顺序进行教学，并无不可，但要有意识地突出文体的变迁。比如，在讲授到唐代近体诗时，要对历代诗体的发展作一综述，让学生了解《诗经》、《楚辞》、汉魏古诗、齐梁新体诗以来的诗体演变轨迹，从而更好地理解唐代近体诗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又如，在讲授元杂剧之前，应对中国戏曲的发展、成熟作一系统介绍，将中国戏曲成熟之前的诸种艺术形式如原始社会歌舞、春秋战国的优伶伎艺、秦汉百戏、南北朝“代面”等歌舞戏、唐参军戏、宋杂剧、金院本、诸宫调等略作介绍，指出以上艺术形式可以归纳为说唱艺术、歌舞戏、滑稽戏三类，而元杂剧正是在综合这三类艺术形式的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
另外，教师还应注意对教学内容的更新，关注学术界最新动态，及时将学界已经有定论的新成果加以吸收，不能一本讲义用数十年而不变。比如，袁行霈先生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卷，在介绍清代小说家吴敬梓的著述时，说：“至于程晋芳在《文木先生传》中说还有‘《诗说》若干卷’，可惜已失传，只能从前人的诗文和《儒林外史》中看到只言片语。”[3]，失传已久的《诗说》被复旦大学学者周兴陆于上海图书馆发现[4]，这自然可以修正文学史教材的旧说。又如，《寒花葬志》是明代归有光的散文名篇，还被选入了中学语文教材，但今天我们所见的版本实为删节本，删节本把寒花当做归有光普通的侍女，遮蔽了她为归有光之妾的事实。复旦大学邬国平教授从上海图书馆所藏《归震川先生未刻稿》中找到足本《寒花葬志》[5]，补出今本所无的“生女如兰”等重要内容，这就颠覆了对《寒花葬志》的传统认识。在《作品选》教学时显然也要将此成果及时加以吸收，对《寒花葬志》进行新的也是正确的解读。如此教学，既能传授学生最新的知识内容，也能调动学生的兴趣，引导他们进行研究型学习。
注释：
[1]古代汉语和《外国文学史》均为7学分，126学时，见http：///wwwroot/?id=733，12月12日。
[2]李炳海：《关于中国古代文体的思索》，学术交流，20，第7期。
[3]袁行霈主编，黄霖，袁世硕，孙静本卷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版，第368页。
[4]周兴陆：《吴敬梓失传著作诗说在上海发现》，光明日报，年6月24日。
[5]邬国平：《如兰的母亲是谁?——归有光女如兰圹志、寒花葬志本事及文献》，文艺研究，，第6期。
中国古代文学神话论文篇十
[摘要]成书于清代的《芥子园画谱》，是一部在中国画史上影响深远的传统绘画教科书。本文通过对《芥子园画谱》的教学思路进行分析，探讨中国画的程式对当今的中国画教学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芥子园画谱》程式中国画教学。
一、《芥子园画谱》中的程式化教学思路。
（一）完整细致而有章法的编撰。
《画谱》在编排上，并未按写意与工笔等绘画语言特点来分类，而是按传统的以题材划分的方式将整部书分为山水、兰竹梅菊、翎毛花卉、人物四集。《画谱》每一集，皆编撰细致而章法谨严。例如，《画谱》的初集山水卷共分青在堂画学浅说、树谱、山石谱、人物屋宇谱、名家山水谱五卷。卷中对绘画要注意的问题几乎都有论述，大至笔墨运用的'原则，小至一些小窍门、小常识，都有详解，可见编者用心之细。《画谱》从具体形象入手，将对画法画理的讲解贯穿其中，[1]如此低的学习门槛，自然会让刚入门的中国画学习者，走出充满自信的第一步。
（二）对绘画法度的强调。
《画谱》开篇即点明：“鹿柴氏曰：‘论画或尚繁，或尚简，繁非也，简亦非也。或谓之易，或谓之难，难非也，易亦非也。或贵有法，或贵无法。无法非也，终于有法更非也。惟先矩度森严，而后超神尽变，有法之极归于无法。如顾长康之丹粉洒落，应手而生绮草；韩斡之乘黄独擅，请画而来神明，则有法可，无法亦可。’”《画谱》中每一种形象都有法度可依，而这些法度又来源于先贤们的笔墨程式，初学者尽可参照其中的法度来循序渐进，而不至于了无头绪。
（三）举一反三、变化无穷的笔墨运用。
《芥子园画谱》主要以中国画的初学者为对象，使学习者渐渐领悟其规律。编者提到“千石万石，不外叁伍其法。”[3]“四岐者，即画家所谓石分三面，树分四枝也。然不日面而日岐者，以见此法叁伍变幻，直若路之分岐，熟之，则四岐之中面面有眼，四岐之外头头是道，千头万绪，皆由此出。”[4]纵览《画谱》全书，便会发现，书中每一技法，皆以起手式的一笔一画开始讲解，然后举一反三，初具形态；进而“叁伍其法”，略成规模；熟练技法，参透规律之后，便可衍生出千变万化。这种由易渐难，由简入繁的方法，使学习者不至于耽于死记硬背的困局中，而是除了熟练掌握技法，提高笔墨能力之外，还能探索技法的变化规律和应用方式，活学活用。
二、《芥子园画谱》程式化教学思路的启示。
（一）中国画的程式化特征。
程式是指艺术形式构成的一般方法或规则，是一种艺术区别于另一种艺术的主要标志。具体到实践中，就是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均按照一定的程式进行操作。而程式的产生，是长期的艺术规律总结，以及大量艺术经验的积累。在中国画中，程式主要表现为程式化的笔墨形式和技法，是一套经过千百年发展形成的，已经比较稳定的规范。
中国画程式化特征的形成，是一种历史文化的产物，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结果。中国画的程式化，是中国传统绘画在美学范畴内的体现，也是中华民族的心理特征和民族感情的体现。而中国画的程式化教学，便是作为传统艺术的中国画，代代相传永无止息的重要工具。
（二）《芥子园画谱》的程式对教学的启示。
程式化教学思路在当今中国画教学中依然起着重要作用，这些作用在中国画入门学习阶段尤为明显。作为程式化教学的经典教材，《芥子园画谱》在教学中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意义。
1、唤起学生对传统笔墨技法的重视。
笔者认为，任何一名中国画专业的学生，不论其入学时水平如何，都不可忽视对传统笔墨技法的学习。《芥子园画谱》对于国画初学者来说，便是一部对于学习笔墨技法很有帮助的工具书。《画谱》博采众家之长，其收录体例之丰富，呈现篇幅之大，对画理法度讲解之精辟入微，叙述语言之通俗易懂，传授技法之由浅入深、循序渐进，使初学者能了解中国画技法及创作的细微之处，对传统笔墨技法有更好的掌握。2、对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和道德修养起到辅助作用。
由于程式笔墨符号的生成是由于文化底蕴的不断积累，所以这些符号所蕴涵的既定意义，使得审美活动也呈现出一种程式化的状态。在课堂教学中的知识点讲解中，程式化符号的积累，又能帮助学生在较短时间内，领悟知识点的关键所在，提高了教学效率，节约了教学资源。
在中国画的类别中，程式化特征最明显，程式化笔墨最丰富是山水画，而《山水集》又是《芥子园画谱》中的最重要一集。艺术家任思维驰骋与天地之间，寻求与自然融合的同时，心灵受到了洗涤，人格获得了净化。
三、结语。
中国画的程式化符号语言是绘画艺术家们长期积累的结晶，正如《画谱》中的笔墨程式，是前人在自然物象的基础上概括、取舍、提炼地表现自然的艺术语言。通过程式化教学，学习者们可以更好地掌握笔墨规律，但正如程式化符号语言本身也是不断积累和拓展的产物，重视笔墨程式的同时，更应该运用传统的规律，活学活用，真正提高中国画的创作能力。
注释：
[1][2][3][4]吴蓬，杨为国．芥子园画谱·第一集·山水[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第六页，第一七页，第一一八页，第四一页。
[5]徐建融．从古典到现代——中国画学文献[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第209页。
[参考文献]。
[2]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4]周积寅.中国画论辑要[c].江苏，江苏美术出版社，2006。
[5]肖鹰.中西艺术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6]徐书城.论程式化[j].美术研究,1993,(01)。
中国古代文学神话论文篇十一
中国古代的文学传播思想主要有“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与“再次立言”、“成一家之言”、“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文章可立身、以幻为真与声律传文等。这些文学传播思想大都是一些与文学传播有关的意见、主张或观点，而不是系统的传播思想体系或理论。同时，上述文学传播思想在中国古代还不仅仅是以理论表述的形式发表，还有一些是通过某些文学创作的倾向或致力方向体现出来。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思想无论是对于中国文学创作的发展，还是对于中国文学传播的发展，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和引导作用。
中国古代文学传播不但体现出多样性传播方式和传播类型，也形成和体现出许多文学传播思想或观点。这里所谓的传播思想主要指鼓励、强调、号召，以及推动或扩展文学传播的意见、观点、主张，另外，有些关于文学推介、文学互动的观点和态度也属于文学传播思想的范畴。古代中国的文学传播，因为一些文学传播思想的推动或作用，无论是原创的文学还是已存的文学，其传播都会得以或加速、或扩大、或深化、或久远的实现。从传播学立场考察，文学传播思想无论是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还是在外国文学发展史上，都有很多的体现，这一点在中国古代文学传播中尤为集中和突出。易言之，中国古代文学在其发生、发展过程中，呈现或体现出明确的文学传播思想。下面我们择要进行归纳、提示和说明，并加以特定的评价与揭示。应该说明的是，从中国文学发展历史上追溯，较早的文学传播思想主要是一些与文学传播有关的意见、主张或观点，而不是系统的传播思想体系或理论架构。同时，有些文学传播思想还不是以理论表述的形式发表，而是通过某些文学创作的倾向或致力方向体现出来的。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作为一种泛文学传播思想，产生于先秦时代。《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云：
冬十月，子展相郑伯如晋，拜陈之功。子西复伐陈，陈及郑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也。”孔子关于“言”、“文”关系的说法，用现代汉语表达就是：言语是用来表达意愿的，文采是用来完善语言的。你不说话，就没人知道你的意愿，你说话没有文采，就不能传布到远方。在这里，被称为“文”的文采或文学性表达，尽管不是我们今天所指称的纯粹文学，但却包含着纯粹文学的主要因素。显然，从文学传播的角度看，“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是具有推动文学传播意义的，其含义是在强调思想的传播要靠丰富或突出的文采来辅助。而这种提倡和主张以“文”行远的传播思想，又因为孔子在中国的特殊文化地位，在后来的文学传播中起到了非常权威的推动作用，造成了极其广泛的影响。
孔子与这个观点相近的表述还有《论语·雍也》的一段话：“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里的“文”也是“文采”的意思；“质”即质朴；“彬彬”就是相互掺杂各占一半。清人刘宝楠《论语正义》更将这个观点解释为：“礼，有质有文，质者，本也；礼无本不立，无文不行，能立能行，斯谓之中。”即文与质的关系，延展到礼的传播层面，文采就不但是传播“言”的媒介，也是传播礼的依凭。从文学传播学的角度看，这实质是强调文采对个人形象传播的重要意义。
尽管在当时的语言生态中“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的传播观点与今天所说的侠义文学传播有很大的距离，但在具体操作上，孔子所提出的观点则跟文学传播关系密切。这一点在他关于“诗三百”的一些阐述里得到说明。孔子主张人们要努力学习“诗三百”，而学习的主要目的之一在于使自己的“言”得到很好的传播，他甚至极端地强调“不学诗，无以言”。这里的“诗”是“诗三百”，是很明确的文学。由此可见孔子的这个观点对文学传播的意义。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的传播思想还体现在先秦时代诸子散文的创作倾向上。先秦时期，一些作为哲学家、政治家和纵横家的诸子，虽然没有像孔子那样公开提倡这个观点，甚至有人还在口头上表示轻视文采，但是在创作实践上，他们却非常重视以文采来传播自己的思想主张，其中最突出的是庄子。庄子口头上说弃却“文章”和“采色”，但他的文章在先秦诸子著作中却是最文采飞扬、文辞华赡的。《庄子》之文在后世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固然在于其思想，但灿烂的文章辞采和生动的文学表述也是重要的原因。这显然说明“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的观点是被庄子实践着的。与此相类似，孟子的文章、荀子的文章也都倾向以文采增强气势、以修辞强化表达。先秦诸子散文尚文采创作倾向的影响所及并不仅仅止于当时，流波所被，是相当深远的。在这样的创作倾向影响下，先秦以后的文人学者，大多都在写作上讲求文采，因此，先秦以后的很多历史学家、哲学家、科学家，往往同时也是文学家。班固的《汉书》、刘勰的《文心雕龙》、郦道元的《水经注》、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一类的著作，尽管大都不是文学创作，却依然丽辞华章、文采飞扬。这说明在中国古代“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作为一种文学传播思想，是在思想主张和创作倾向两个向度上产生着作用和影响的。
与此同时，“再次立言”也作为一种文学传播思想产生着积极作用。该观点同样语出《左传》，该书《襄公二十四年》云：
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意思是：就人的成功而言，最高层次的应该是德遍天下，以德服人；次一级的是为国家立有战功，报效祖国；第三层次的应该是著书立说，以诗书传世。这三个层次人生理想的实现都可以达到使人永垂不朽。从文学传播的角度看，立言就是创制文学，把文学创作当做人生的“不朽”目标，应该是对文学价值的高度确认。这对文学的创作和传播应该具有重要的推动和支持作用。立言作为中国古代士人的人生目标或毕生追求，曾经被许多文人学者所实践，其中最典型的当属西汉史学家司马迁。他自觉而明确地把忍辱含诟写作《史记》，当成是圣贤立言以传世的工作，郑重强调这个“立言”工作是一项不朽的事业。在接受宫刑处罚以后，用“立言”作为精神支撑，忍受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用整个生命写成了闪耀着伟大光辉的历史著作。司马迁以后，“再次立言”就逐渐嬗变为士人的人生目标和理想，在文学创作和文学传播方面，对作家起着重要的精神依托和人生价值鼓舞作用，以此也勖助了文学的传播。与“再次立言”文学传播思想相联系，是司马迁提出的“成一家之言”。从传播的角度看，这一观点也蕴含着非常重要的文学传播思想因素。这种思想观点见于《史记·报任安书》：
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傲傥非常之。
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略其事……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如果仅仅局限在司马迁本人，以及他当时处身的特殊环境，“成一家之言”或许只是他想通过写一部历史著作，来表达其独到的历史见解和政治思想，并流传于世。但是，可贵的是，司马迁在表述这个“成一家之言”的观点过程中，是将历史上许多“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的文化巨匠罗列为自己的同志。结合《太史公自序》所说的其理想是使《史记》成为《春秋》第二，他自己也以第二个孔子为准的，实现孔子所说的“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名也”的创作定位，我们可以明确地见出司马迁是以写《史记》而窃比孔子写《春秋》的。这样，他的“成一家之言”观点即可理解为要通过探究天道与人事的关系，贯通从古到今的历史发展变化，完成一部有独到见解、自成体系的著作。从文学传播的意义上说，则可理解为：创作这部通过研究自然现象和人类社会的关系，通晓从古到今变化而形成一家之说的文学著作，也可以是一个人最高理想和毕生追求目标，这样的著作的“传之其人通邑大都”，也可以使作者名垂青史。
司马迁不仅自觉地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更重要的是他用生命实践了这一观点，或者说他用行为实践了这一思想主张。司马迁既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还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所以他的“成一家之言”思想在文学领域也就成为无数文学家追求的理想和目标，从而树立了文学创作的精品意识，并以此极大地鼓励和推动了文学的传播。
魏晋时期，中国的`文学逐渐进入自觉发展阶段，在此氛围里，许多文人对文学这一艺术形式进行了思考和阐释说明，力图揭示和探究文学的特征与本质。与此同时，一些与文学传播有关的思想火花或鲜明的观点也得到表达，其中以曹丕《典论·论文》最为突出。
《典论·论文》包含了多方面的、深刻的文学传播思想。首先是关于文学体裁方面的要求和标准：“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这是从各种文章体裁最基本风格的角度提出了创作标准。从传播意义上说，一种信息进入传播过程是需要符合特定的质量要求的，各类文学因其体裁不同，在人们的接受观念中也就有了不同的标准，而上述言论，正好是对此提出的。这种思想实质上是鼓励文人通过各种不同的文章体式来自觉担当文学使命，用多样性文学标准的实现来唤醒人们的生命意识、作家自身的生命体验和对历史生命的悲悯，以及自我生命的原始感受，用不同的文章体式来更好地传播思想感受，在具体的文学传播信息制造中，要遵守每一种文章体式的标准和要求，才可以做到更理想的传播。
其次，《典论·论文》从文学的政治功能和人生价值角度阐发出深刻而鲜明的文学传播价值观：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与人生中的其他表现形式比较，文章创作具有无穷的、久远的流传功能。这是从政治情怀和人文关怀方面，提出了文章及其传播的价值。尽管此处所说的“文章”还不是纯然的文学，但是文学却是其中的主体。因此从文学传播的意义上说，这段话也可以理解为：文学有突出的使人名声传播后世的功能，即可以使人流芳百世。作为一种文学传播思想，曹丕的这一认识和主张，表现出一种跨越历史与现实的人文精神和道德意识，以及对文学家命运的深层关注。
在当时，曹丕的弟弟曹植曾对这一文学传播思想予以呼应。他在《薤露行》中写道：“骋我径寸翰，流藻垂华芬。”就是说：我希望恣意挥洒我的径不过寸的笔，让我的文采的芳香流传万代、永垂不朽。在表达他立志以诗歌传文名于后世的豪情和意气同时，也凸显出推动文学传播的含义。更可贵的是，曹植还以其创作实践推动了这一传播思想的扩展。他的诗作“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诗品》)，达到了风骨与文采的完美结合，以致成为当时诗坛最杰出的代表。
作为一个与文学传播有密切联系的思想观点，“文章可立身”语出北宋汪洙九岁所作的《神童诗》。诗云：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从文学传播角度看，这段对于文章和学习的价值描述，其根本在于鼓励读书和主张以文章立世。隋唐之后，中国选官只有科举考试一种方式，而科考的主要内容是文章，因此“文章可立身”的主张，尽管作者的主观意图是劝勉和提示人们通过文章显身扬名、为官作宦，但在客观效果方面，尤其是文学传播意义上，“文章可立身”所表述的文章人生功用和价值，也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认为是倡导文学具有提升人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作用。这个观点虽然出自宋代神童之口，但一直被中国古代文人自觉地实践着。因此，“文章可立身”不仅是一个口头上的思想表达，更主要的还是一个用长期实践所体现的思想倾向。“文章可立身”的思想观念被后人所认可和继承，因此，在文学传播的意义上，它是一个有影响的文学传播思想元素。如元代戏曲作家宫天挺在其作品《死生交范张鸡黍》第一折就写道：“道统相承十二君、三圣人。皇天有意为斯文，教人从诚心正意修根本，以至齐家治国为标准。孔子书，齐鲁论，不离忠恕传心印，以此上天子重贤臣，方信文章可立身。”这也是坚持文章立身观念的。
显然，“文章可立身”是与前所述及的“其次立言”、“成一家之言”，以及“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等思想观点一脉相承的。如果说在秦汉之前这些思想观点还主要是就人的自然成长发展而言，隋唐以后，则与其时的选官制度有密切联系。另外，“文章可立身”在很大方面是前所述及的一些文学传播思想观点的翻版或阐释，但是，它在科举考试盛行的特定时代再次强调，以及通过一个神童之口道出，其文学传播主张和激励作用又与之前不可同等看待。
以幻为真的传播思想可以追溯到神话传说，该文学传播思想更主要的是以文学创作倾向的形式体现出来，并逐渐带有理论色彩。众所周知，神话是人们按照自身的认识对自然和社会的幻态反映，又是原始人对于世界的“合理解释”。由于科学发展的局限，在原始人的观念中，幻态即真实，真与幻是浑然一体的。所以在他们的故事和传说里，大量的幻化成分被加入。此一思维影响到后来，就使得文学家甚至历史家在创作自己的作品时，也体现出这一思想的痕迹。比如司马迁写作《史记》，就对有史实根据的材料和无史实根据的内容，分别采取“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来加工，其中的“疑以传疑”就近乎以幻为真。干宝作《搜神记》不但在创作上写了大量的人鬼相杂、幽冥相间故事，还提出了“发明神鬼之不诬”的创作动机，这也是坚持以幻为真的。到了唐传奇时代，一大批文人把许多鬼怪和神仙故事写成小说，并言之凿凿地表示是自己的所见或亲历，以证明实有其事，也是很典型的以幻为真的创作倾向。这说明，以幻为真作为一种以创作倾向体现出来的文学传播思想，在古代对于文学的原创性传播产生过很大的积极作用。
在中国古代，对于原创性文学传播起到巨大推动作用的另一文学传播思想是声律传文。因为中国古代早期诗文创作中的声律，大多带有自然特征，不是作家刻意制造的，所以声律传文的思想尽管在先秦两汉时代既已有所萌芽，或者说是被一些与文学有关的活动体现出来。比如“诗三百篇，孔子皆弦歌之”活动，以及东汉时代蔡文姬创作的诗歌《胡笳十八拍》。但是，到了南北朝时期，南朝的谢灵运、沈约等人发现了所谓“前人未睹之秘”的诗歌声律，并自觉地将其运用到诗歌创作中。从此，中国古代的诗文进入自觉地以声律进行传播的新纪元，甚至被强调到“妙达此旨，始可言文”的程度。
声律传文思想观点到唐宋诗词繁荣以后，更被一些文学家和文学批评家所发扬，如初唐的“上官体”、宋代周邦彦的词创作，以及明代戏剧方面的“吴江派”、清代的“格律说”，这些有关声律与文学创作相关至切的思想和主张对于文学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
除上所述及的几种主要的文学传播思想外，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史书以及其他文献典籍中，还星散着很多文学传播思想的因素或成分。如“不虚美，不隐恶”、“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劝百讽一”、“诗赋欲丽”、“文以载道”、“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以及杜甫“为人性癖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贾岛的“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之类倡导以修辞藻饰强化诗文主题传播效果的认识表达，还有小说方面的“自娱娱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等文学功用认识，都可以视为文学传播思想的质素或分子，这里不再一一详论。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以下的认识或结论：首先，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范围和深度远没有现今的文学传播宽阔与纵深，而且中国古代所使用的文学概念、传播概念，也跟现今的文学、传播学使用的概念在含义上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古代文人对文学传播的理解和认识，也与今人的看法和观念存在着较大差异。这决定了我们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思想过程中，所做的挖掘和整理工作可能更多、更细致，也就是说从浩如烟海的古典文献中勾稽和揭示古人的文学传播思想元素、观点和成分是艰难的，但这并不表明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思想归纳、提炼和研究的遥不可及。其次，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思想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在文人学者的理论表述中，通过主张要求或认识提倡所提出的思想观点或理论元素；二是通过文人学者的创作倾向或创作实践活动所体现出来的。这两个方面呈现的文学传播思想，往往在同一个时段或历史时期中，表现出较大的一致性或统一性。再次，以上我们的勾稽和阐释的一些文学传播思想，只是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思想的代表性观点或倾向，并非全部，要细致地、系统地阐释和归纳揭示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思想，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最后，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思想无论是对于中国文学创作的发展，还是对于中国文学传播的发展，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和引导作用。
中国古代文学神话论文篇十二
摘要：文化概念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其核心应指原则性的思想和一种特殊的精神，即人类认识自己和世界的方式。
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成果和载体，中国文化的复兴是时代的需要。
挖掘和传播中国文化的普适价值，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使命。
在“文化大发展”的新形势下，古代文学工作需要进行理念转换、回归元典、强化基础等，才能真正解决现代人教育经历的缺陷和传统文化与现代性价值的相悖，服务于当代文化的重塑。
关键词：中国文化价值认同古代文学。
当下中国，文化是传播频率最高的热词之一。
然而，在文化意识不断升温的同时，文化概念的内涵却显得模糊和泛化。
文化的成果之一是文学，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又蕴藏着丰富的文化资源，正期盼着现代人去重新认识。
一、文化的概念与中国古代文学。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文化一词最早见于《周易・贲卦》的《彖》辞：“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是阴阳二气的交错氤氲，反映的是季候变化;人文与天文相对应，是天道运化在人身上的显现，也是人依照天道进行教化的社会规则，即礼乐制度。
在《周易》中，文明与文化并无本质区别，指的是“文”所显现的内容或变化的结果，既包括精神层面，也包括制度层面和器物层面。
严格来说，文化与文明是有区别的。
在西方语境中，文化一词最初由“培养，自然的成长”类推为人类训练的过程。
这种含义与中国《周易》中的文化有些相似。
工业革命兴起，文化的意蕴发生了变化。
英国文化学者雷蒙德・威廉斯在其著作《文化与社会》中将西方的“文化”概念界定在精神方面，特指语言、文学、艺术、宗教信仰、哲学思想等，而文明则往往指物质成就，诸如科学技术成果、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各种物质建设。
中国当代学者张汝伦先生将文化解释为“我们看待自己和世界的方式”，其核心是“原创性的思想和一些特殊的精神”。
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中国传统精神的产品形式之一，是中华民族思想情感和道德标准的重要载体，学习、鉴赏古代文学作品，就是接近、探寻古代文化的过程。
因而，古代文学教学不仅要重视文学特性的分析，更要透过文学本身，肩负起传承文化的重任。
就像曾经有位学者说的：“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了文学性，我们将不会找到民族诗性的生产轨迹，而一个民族失去了文化血缘，它就不会再有未来的出路。”然而，时代一去不复返，在当下“信息海洋”的潮水和“文化大发展”的浮光掠影中，中国古代文学在高校教学中也已显得尴尬和悖论。
二、中国文化的命运与古代文学教学的困境。
古代文学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与中国文化的命运息息相关。
古代文学在当代文化重塑上的困境恰恰是文化危机的表征。
现代教育理念强调以“学”为中心，注重激发受体的兴趣。
然而，兴趣的培养不能只靠“戏说”形式的铺染，而是要建立在价值认同的基础上。
现代中国的年轻人与传统文化之间，缺少的正是这种价值认同。
中国文化经历了漫长历史长河的积淀，形成了自己根深蒂固的特性。
外来文化常常被消化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正如佛教被内化为禅宗。
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无处不在，一部分人甚至认为中国最终的出路在于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和复制。
在这种意识形态下，西方近现代的的文化价值全面取代了中国原有文化的精神内涵。
再加上改革开放后一次次商业文化的侵蚀和冲击，中国文化已如奄奄一息的老人。
当代年轻人，基本是在现代性的文化条件下长大，天然地容易倾向现代性的逻辑，会觉得与传统中国文化精神格格不入，再加上深入中国人心的社会进化论的集体无意识，人们很容易用现代性的逻辑去改造和包装中国文化。
于是“反英雄主义”的思潮兴起，颠覆权威、亵渎神圣的“轼父”情结猖獗。
同时，大众文化又为这种潮流推波助澜，颠覆快感与世俗趣味、感官刺激、享乐主义相映成趣。
经典被解构，圣贤被搞笑，真理不复存在，有的只是任意与狂放。
古代文学作品的.解读，似乎成了“对牛弹琴”，或者说是一种不求深刻、只讲形式的哗众取宠。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包括高校学生在内的大众分析能力、鉴赏能力培养及至人格境界的塑造，或只是一句空谈。
三、中国文化的重塑与古代文学。
张汝伦先生在《当代中国的文化命运》一文中，称当下复兴中国文化是天命。
人类需要中国文化，是因为中国文化具有普适价值，张汝伦先生说这种普适性在“德性”，在“克己复礼的人生态度、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和而不同的共同生活原则和思想原则、义利之辨的道德理念、己立立人与己达达人的淑世情怀、四海一家与天下太平的世界图景”。
这种“德性”便是责任，要担当起这份责任，需要立足当代重新解读和建构传统文化的专家学者，也需要借助新型媒介再造传统文化的开发和传播人才，这是时代赋予中国古代文学工作者的使命。
因此，古代文学服务于当代文化重塑，必须从学习到传播再到服务运用走出困境，进行标本兼治。
1.校正教育理念：由兴趣到意志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强调：学习者要积极建构他们自己的知识，而不是被动地接受教师和课本传递给他们的信息。
因此，学习者的兴趣和意志力很重要。
其中，兴趣关联娱乐，而意志指向勤奋。
目前的教育理念强调兴趣，为引起观众、听众、读者、学生的兴趣，不惜花大力气追求漂亮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其主旨内容。
在实际上，包括在校的本科学生在内的成年人，意志力的培养仍至关重要。
从价值角度告知他们所学习、传播内容的重要性，然后依靠自身的意志力去接受，去刻苦，应该是当下教育理念调整的方向。
古代文学与传统文化共存共荣，价值比兴趣更重要。
2.精选学习内容：回归元典传统文化中，对社会和人类具有普适意义的精华部分，需要继承，对由于时代变迁变得腐朽的部分，必须摒弃。
只有这样，社会和人类才能不断完善。
立足当代对精华和糟粕进行甄别，重塑中国文化的形象，是增强中国文化感召力的重要工作。
当下信息泛滥，鱼目混珠，网络、影视，甚至主流媒体，歪曲元典思想的现象时有发生。
重塑传统，挖掘中国文化的普适价值，必须回归元典。
正如袁行霈先生在《中国文学史》总绪论中强调的那样：“文学史著就应立足于文学本身……文学创作才是文学史的根本，文学理论、文学鉴赏，批评是文学史的辅助方面，文学传媒是文学史的另一辅助面。文学本位就是指强调文学创作的中心位置和紧抓另外辅助的两个方面。”以文学为本位，就要以经典作品为本位。
借助网络资源提供的线索，顺藤摸瓜，查阅元典，是正确解读传统文化的良方。
3.立足传播基础：注重语言分析针对由于古文功底薄弱造成阅读、传播困难的情况，学习古代文学作品的时候，应该把汉语语言学与文学鉴赏相结合，增加语言分析的力度。
一方面扫清阅读障碍，另一方面又使文学风格、情感意蕴找到依托。
例如，骈文中起伏跌宕的情感如何通过句式和语音来表现;《左传》描写战争前的游说所体现的礼乐思想;用典对诗文典雅、简约之风的作用;诗歌意象间的意脉逻辑与哲理及诗风的关联，等等。
相对枯燥的语言与相对空泛的文学、文化互相补充，相长相生。
另外，“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古训是万万不可废的，配合元典阅读，强化背诵名篇、名段，加强写作训练，也是提高民族的文化综合水平，促使当代中国文化重塑的良策。
4.重视服务实践：加速成果转化在古代文学服务于当代文化重塑中，现代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只有合理地运用，才能充分发挥它的价值。
首先，要坚持把影视、网络、多媒体作为传播的辅助设施的原则，切不可抛开主旨内容而片面强调形式，造成喧宾夺主。
其次，针对不同的接受对象要区别对待。
对社会大众，在娱乐过程中要正确解读历史文化，切不可一味“戏说”或讲“野史”。
在高校中，对理工学科可充分借助多媒体文学进行素质教育;对中文、新闻等人文学科来说，应强化分析、读写等基本能力的训练，必要时辅以多媒体;对理论性较强的人文学科，鼓励将传统文化的研究成果进行整合，及时创作出各种形式的文化产品，适应社会需要，这也是人文学科服务社会的重要环节。
综上所述，我们要充分利用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成果，促进其在大众文化传播的过程中的应用，促进中国当代文化的重塑。
参考文献：
[2]高方.双重文化视阈下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学[j].黑龙江高教研究，，(11).
[3]帅泽兵.论“80后”文学的当代资源与精神传统[j].山西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01).
中国古代文学神话论文篇十三
中国古代文学课是一门为汉语言本科留学生开设的文化类课程，其教学目标在国家汉办编写的《高等学校外国留学生汉语言专业教学大纲》中表述为:课程主要讲授中国古代文学知识，使外国学生较多地了解中国优秀的文学遗产，提高对中国古代文学的阅读能力。然而，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要想实现大纲提出的教学目标，我们要面对一系列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直接影响了教学效果。本文通过对东华大学汉语言本科留学生的调查，尝试找出该课程在教学过程中面临的具体问题并思考解决的办法。
留学生中国古代文学课的调查主要是围绕留学生学习中国古代文学课的相关情况进行的。调查的对象是东华大学汉语言本科的学生，他们都已经学过中国古代文学这门课。通过问卷和访谈两种调查方式，我们了解了留学生们对这门课的基本认识和态度。关于认识方面的几个问题有以下一些。如第一题“对我来说，古代文学课是一门的课程”，90%的学生选择了比较难和非常难;第四题“我认为，中国古代文学在汉语学习中的重要程度是()”，有61%的学生认为重要或很重要;第七题“你认为学习中国古代文学课对你将来的工作有帮助吗”，82%的学生认为可能有帮助，18%的学生认为没有帮助。由上可知，留学生对于这门课的实用价值是心存怀疑的，但对于课程的重要程度还是基本肯定的，原因是留学生认为中国古代文学课可以让自己更加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而这门课对于留学生来说难度之高，在学生的选择中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因此，要学好这门课绝不是件轻松的事。学习者是否能学好一门课程，跟其对这门课的态度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因此，调查问卷设计了不少有关学习态度的问题，如第三题“我学习这门课是为了()”，这道题采用了多选的形式，95%的学生选择了通过考试，得到学分;60%的学生选择了让自己更加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26%的学生认为古代文学作品的思想有吸引力。第六题“你对中国古代文学课感兴趣吗”，只有26%的学生表示对古代文学感兴趣，其他学生则表示一般甚至不感兴趣。第五题“如果学校有古代文学的讲座和活动，你愿意参加吗”，只有11%的学生选择了非常愿意。第十七题“课外遇到关于中国古代的影视作品时，你是否会观看”，21%的学生表示会很有兴趣地观看，79%的学生则表示可能会看。对于每周3课时的古代文学课的课时安排，85%的学生觉得正好，只有15%的学生觉得太少。可见，绝大多数学生学习这门课的目的性很强，就是要通过考试拿学分，他们对于中国古代文学本身的兴趣是不太浓厚的。在访谈中有学生谈到不感兴趣的原因:“对于年轻人来说，这些传统的文化有些无聊，我们更喜欢流行的。”但如果表现形式比较有吸引力的话，例如精彩的影视作品，大多数学生还是愿意观看的。仅仅一个学期，每周3课时的教学，加上留学生对古代汉语的陌生感，要达到大纲设定的目标几乎不可能。但另一方面，学习者对于通过增加课时提升对这门课程的认识和掌握水平也并不感兴趣。这就对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了解了留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课的认识和态度之后，我们对这门课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考核评价方法等进行了反思和新的尝试，希望能激发留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课的热情，使这门课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
(一)适当调整教学内容。
在留学生汉语言本科专业中，中国古代文学课属于留学生文化课课程系列。它要求学生了解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概况，熟悉古代文学的重要样式、源流变化及有代表性的作家，并要求重点学习诗歌、散文和小说三类体裁的`作品。根据这一课程目标，国内出版了不少针对留学生的古代文学教材，如:宋尚斋编著的《中国古代文学史纲》;欧阳祯人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教程》;王庆云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分诗歌卷、小说卷和散文卷)等。这些教材内容全面而丰富，但实际使用时，由于课时有限，有时连一半的内容都无法涉及，自然也就很难达到大纲提出的教学目标了。实际上，要了解中国古代文学发展脉络，就必须学习中国古代文学史。但学生对这类知识的背景内容知之甚少，他们对中国历史的了解仅仅停留在中国古代一些特别强盛的朝代名称上，知道一些具体情况的学生少之又少，更不用说形成连贯的“史”的观念了。缺乏基本的中国历史知识，让文学史的学习变得异常艰难。因此，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不得不放弃这部分的内容，而把重心放在著名作家作品的介绍上。另一方面，在大纲要求的三类文学体裁中的散文和小说，一般来说原著文本都比较长。学生的古代汉语知识又少得可怜，即便给出注释，其独立阅读也相当困难，自然谈不上对文章的理解了。在散文中，诸子的散文如《论语》《庄子》《韩非子》等，有的是语录体，有的是截取一段故事，自成一章，作为留学生的学习内容还能被接受。其他类型的散文，一般篇幅较长，且用典之处比比皆是，让学生在学习过程几乎无从入手。而四大名著之类的小说，即便是节选，也得3000—5000字才能在情节上独立成章，这样长度的篇章对于留学生来说难度太高了。因此，只能采取视频教学的形式，让学生借助画面和简单的人物对话来理解故事情节，品味作品的趣味性。基于以上考虑，笔者自编了一套中国古代文学讲义。首先是大大减少了学习篇目，讲义分为八章，共20篇作品。其中诗歌四章、戏剧两章、散文一章、小说一章。在选取作品时，主要考虑与现代生活有相通性的作品。题材主要为爱情、人生哲理和社会问题三个方面。爱情题材有《诗经》中的《关雎》《蒹葭》;戏剧《牡丹亭》;汉唐宋诗词中的《上邪》《江城子》《鹊桥仙》等。关于人生哲理的有诸子散文《论语》《庄子》《韩非子》选段;曹操的诗歌《步出夏门行》《短歌行》等。关于社会问题的有《感天动地窦娥冤》。从体裁方面来看，选择了诗歌、散文、戏剧和小说四类作品，基本涵盖了中国古代文学中最重要的作品形式。在实际教学中，诗歌和散文是在阅读文本的基础上再理解;戏剧小说则是在观看视频的基础上，大概了解故事情节和作品主题即可。我们的教学目标是让学生在诵读作品的基础上，了解作家的思想和作品的主题。希望留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了解中国古人的审美观念、价值观念，欣赏中国古代文学之美。
(二)不断更新教学方法。
留学生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的教学方式与语言课的教学方式差别很大。语言课要求学生理解并能运用课堂上学到的生词和句型，因此生词学习、语法学习、生词和语法的操练等教学环节是必不可少的。而古代文学课的侧重点在于让学生理解作品，领会作品的主题。其中出现的古汉语词汇只要求会读并明白意思，不要求能运用。同时，这门课与中文系学生的中国古代文学课也相差甚远。一般来说，一篇古代文学作品对于中文系的学生来说，不能诵读的字词大约只有5%左右。但对留学生来说，即便最简短的诗歌作品，不能诵读的字词也有30%—50%。对于字词的理解就更不用说了，大多数学生寸步难行。因此，探索适合该课程特点的教学方法是必要的。
1．重视诵读在留学生的中国古代文学课上首先是重视作品的听和读。中国古代文学中的诗词和戏剧都是韵文，在朗读的过程中，学生能够充分感受节奏的规律和音韵的变化，从而欣赏作品的语言之美。尽管古代汉语生僻难懂，但是在标好拼音的基础上进行朗诵，对留学生来说，也不再是件困难的事情了，而是为他们找到了一条接近如此难懂的中国古代作品的途径。在课堂上，教师让学生先独立阅读文本，画出不会读的字词，然后播放配乐的诗朗诵音频，学生一边听一边记录下生词的拼音。反复两次以后，请学生轮流朗诵诗句。在学生个别朗诵的过程中，教师随时进行纠音。学生在倾听其他同学朗读的过程中也会提出疑问，老师也能及时解答。最后，教师再进行一次示范朗读，同时对作品中的重点、难111点字词再一次加以强调。最终，要让所有的学生都能完整地朗读整篇作品。通过这种方式，学生在课堂上有了开口的机会，真正接触和感受作品，学习的主动性就被调动起来了。为了激励学生认真朗读作品，笔者在期末考试中特别设置了一道朗读题。
2．使用多媒体辅助教学通过多媒体技术，我们能够使一些在传统教学条件下很难表达的教学内容生动、形象、直观地展现出来，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可以多种感官并用，使教学内容更加具体化、形象化，从而降低教学难度，有效地提高学习效率。其一，在朗读作品的部分，老师让学生对照文本，聆听名家吟诵的录音。有的是清晰的朗诵，有的是配乐吟诵。学生在接触作品的开始就能体会到诗词本身优美的韵律和节奏，同时又掌握了作品中字词的发音。其二，当代流行歌曲中有许多歌词是源自古典诗词作品的。如邓丽君的《在水一方》源自《诗经?蒹葭》，王菲的《但愿人长久》源自苏轼的《水调歌头?中秋》。此外，王力宏的《在梅边》、动力火车的《当》分别是从《牡丹亭》和汉乐府民歌《上邪》中找到灵感的。当学习这些古代文学作品时，给学生听听这些流行歌曲，能一下子拉近学生和作品的距离，增加他们的学习兴趣，减轻其畏难情绪。其三，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大多数戏剧和小说都被拍成了电影、电视剧。戏剧和小说的文本都比较长，但故事性却很强。前者对留学生学习古代文学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障碍，而后者却是文学作品最容易吸引人的方面。在戏剧《牡丹亭》的讲授过程中，老师先让学生看了一段约6分钟的音乐视频，视频中仅仅用音乐和人物的行动展示了该剧的基本情节，并没有人物的对话。这样一来，学生很轻松地了解了作品的大概内容，而且留下了很多想象空间，学生彼此之间对自己所看到的画面意义进行热烈的讨论，从而激发了大家进一步了解原著的兴趣。在文本教学中，笔者又将其与青春版昆剧《牡丹亭》相结合，让学生在人物具体动作的帮助下理解唱词，大家边看边猜，整个学习过程很有趣味性。由上可知，多媒体技术在许多环节对教学有较大帮助。
3．利用网络资源随着网络的普及，大家可以很方便地查找各类资料，这为古代文学的学习也提供了不少便利。要想理解一篇古代文学作品丰富的内涵，就必须了解其背景资料，但大量的中文背景资料对留学生来说又会形成沉重的负担，因此，让他们查阅母语的相关资料就大大降低了理解的难度。例如学习《庄子?齐物论》(节选)时，课前要求学生在网络上查找“庄子”的基本情况，特别是让学生搜索各自国家的网站，阅读用其母语撰写的“庄子”的介绍。原本庄子散文思辨性较强，了解其内涵的难度较高。但学生在阅读了其母语相关介绍后，对庄子的核心思想有了初步的了解。在此基础上，在阅读文本时，学生在理解了字句基本意义之后，对文章要表达的哲理就基本有所领悟，大大提高了学习效率。另外，在查找了母语资料之后，还要求学生翻译成中文，并能表达出来。期间，学生又锻炼了翻译的能力，这也是学习汉语应该具备的一项重要的技能。
(三)巧妙利用考核评价。
考核评价是一门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学生最重视的部分。怎么考、考什么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学习侧重点。为了让学生积极地参与课堂学习，我们让这门课的考核评价贯穿整个学习过程，而不只是最后的期末考试。其中，课堂出席情况占总成绩的10%，课堂测试和作业占总成绩的30%，期末考试占总成绩的60%。首先是课堂小测试。文学史知识是这门课较难的部分。课堂上，我们采用了阅读理解的方式学习。学生在规定时间内阅读一段文章后回答问题，提交书面答案给老师，作为一次小测试，计为平时成绩的一部分。因此，学生非常认真地完成了这部分学习内容，效果远远好于老师讲解、学生听。其次是回家作业。回家作业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了解作品的背景资料。例如，曹操的生平、《三国演义》中最喜欢的人物趣事、苏轼的婚姻情况等，都要求学生在自己国家的网站上用母语查阅相关资料，并翻译成汉语。大多数国家的学生都会惊喜地发现原来自己的国家网站上还有中国古代有名人物的介绍，当然，也有个别学生找不到相关的母语资料，只能查阅中文资料了。二是写出对作品的理解和体会。例如结合《牡丹亭》的作品内容谈谈对作品缘起“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以死，死而不可以生者，皆非情之至也”的理解。这是一个让学生针对某些问题写出自己感想的练习。再次是期末考试。我们在其中设置了一个朗读作品的环节，要求学生在没有拼音的帮助下，独立朗读出作品。整个学期我们学习了8个单元的内容，其中一个小说单元没有朗读的任务。考试时，学生在7个单元中抽签选一个单元，要求朗读出没有注音的文本，错一个字扣2分。在以往的考试中，有少数的学生得到了满分，也有一些学生得0分。由于设置了这个考试项目，学生对作品本身的认读积极性有了明显的提高，这为作品的理解打下了较好的基础。通过调整教学内容和考核方法以及在教学方法上的不断尝试，东华大学汉语言本科留学生的中国古代文学课已经成为一门深受学生好评的课程。“尽管难，但还是很有趣”，学生在访谈中表达了自己的心声。
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汉语言专业的留学生来说是一门重要的必修课。尽管学习的总课时不多，但却能给学生传递许多人生的奥义。首先，留学生中国古代文学课是一门知识丰富的课程，更应该是一门师生共同全情投入、教学相长的课程，不应是教师一味地灌输、学生被动地接受的一门课。在学习的过程中，学生通过查阅本国曾经翻译过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可以进一步感受到世界各国文化的友好互通、源远流长，教师则能接触到中国典籍在世界各国传播的资料。其次，留学生中国古代文学课不但可以提升学生的书面阅读和口头表达水平，同时还可以锻炼学生的翻译能力。在学习过程中，学生要把许多母语的资料翻译成中文才能跟老师和同学交流，这可以逐渐提高他们的翻译技巧。在低年级的时候很难训练的一项重要技能———翻译，在这门课上可以得到不少锻炼。再次，留学生中国古代文学课应引导学生思考人生，用心感受文学之美，让学生在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从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得到滋养，让学生在作品的学习过程中得到一些积极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启发，这对他们未来的人生将有所裨益。
参考文献:。
中国古代文学神话论文篇十四
摘要：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追求短期经济效益的地方政府对公共服务的供给缺乏财政激励，本文运用计量方法检验了财政分权与科教文类公共服务供给的关系，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对文教卫类公共服务供给有促进作用，但地方自有财政收入与其却呈反向关系，这表明，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对教科卫类公共服务供给起到积极作用。
关键词：财政分权，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
财政联邦主义理论认为分权能够提高地方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美国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经验都支持了这一结论。但是，在中国，west和wong（1995）发现，财政分权导致配置在卫生和教育的公共支出减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它明显恶化了当地居民的福利状况。在分析中国问题时，我们除了要考虑分权办法可能对地方性公共产品产生的影响，还需要考虑财政体制外的一些制度因素对分权效果的影响，如国内学者均指出中国户籍制度极大限制了劳动力的流动性，同时官员自上而下的任命制度极大削弱了地方居民向政府传达公共需求信息的效率。因此，中国激励地方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机制是自上而下的官员惩奖制，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以竞争流动性更强的资本要素为目标的激励。
一、中国财政分权与文教卫公共服务供给影响机制的分析。
在“用脚投票”机制下，居民会通过选择居住地来表达其对地方公共物品组合的偏好，地方政府的公共物品供给也将作出相应的反应。但对于中国来说，由于户籍制的存在将大量的流动人口排除在其就业地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内，因此居民的流动更多的是以追求更高的收入（或更好的就业机会）为导向。当然，我们也不能够排除公共产品对居民流动的吸引力，特别是那些已经具有较高教育素质的劳动力。无论居民以何种目的而流动，对于劳动力净流出地来说，劳动力外流会伴随着部分公共服务受益（如义务教育）的外溢；对于劳动力净流入地来说，劳动力的流入意味着其以较低的公共成本获得了人力资本的积累。中国人口向东南沿海(包括新疆)迁移已经持续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对于有大量劳动力移出的中西部省份来说，就缺乏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正向激励，因而会降低在教文卫上支出的比重，并且，对于落后地区来说具有后发展优势，他们并不用过多的去担心技术进步的问题，且这些地区资本短缺的问题相对于发达地区来说更严重，其经济增长对资本的依赖更大。
因此，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普遍忽视诸如教育、卫生等社会服务需求，而更重视通过改善本地区投资环境而提高其对物力资本的竞争力。对于劳动力净流入的地区，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这些地区往往不对没有户籍的劳动力提供完全的公共服务，特别是教育、医疗等直接与户籍制度挂钩的公共服务，户籍制度对这些地区供给文教卫公共产品会产生负面的激励作用。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经济发达地区在完成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过程中，资本和技术进步逐渐取代低成本劳动力，成为推动其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高素质劳动力和资本成为经济发达地区竞争的主要目标，而这类生产要素对投资环境、公共服务水平的要求相对于低成本劳动力更高，于是，这些地方政府又不得不通过改善社会公共服务和投资环境，如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民生性公共产品来提高其在全国资本和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力。因此，对于经济发达地区来说，其在科教文卫上的支出变化是不明确的。
二、模型的构建和变量说明。
（一）模型构建。
如上分析，文教卫类公共服务最终受益的对象是具有较强流动性的劳动力，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分权体制下的地方更偏好于见效更快的经济建设支出。根据这一基本判断，本文构建以下计量模型：
其中，wjw表示人均地方文教卫支出，用来代表地方提供文教卫公共产品水平；city代表全国城市化水平；tran代表中央向地方人均转移支付；rev代表地方人均自有财力；fd代表文教卫公共产品供给执行分权程度；gdp代表人均gdp。
（二）变量和数据说明。
以不同的指标所反映的财政分权的意义和结果都是不一样的，在这里我们主要考察的是地方自有收入、转移支付以及具体公共产品供给的执行分权度对具体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首先，我们用人均科教卫财政支出衡量政府供给这类公共产品的状况，即因变量。经济增长会对这类公共产品起到正面的推动作用，我们将人均gdp放入到解释变量中。地方政府对不同来源财政资金（自有收入和转移支付）的自主程度和支出倾向存在很大的差别，自有收入的自主程度较高，如上所述，地方政府可能更倾向于将其用于见效快、受益内敛的公共产品，如基础设施投资；转移支付的自主程度较小，特别是专项转移支付具有专款专用的性质，地方政府只是代理中央政府执行特定的公共产品供给之责任，没有实际决策权，因此这类资金的使用更多的是体现中央政府的意志。另外，中央通过转移支付的形式将公共产品供给的执行权下放给地方政府，由于“信息优势”的存在，可能更有利于提高其资金的使用效率，因此，我们将执行分权考虑其中。此外，为了消除价格因素和人口变动的影响，我们将数据以1994年价格为基数进行了处理，并将数据进行人均化。
国内学者对财政分权与具体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的研究是建立在总体财政分权程度（即各省与中央政府间的'财政分权度）基础上的，如乔宝云等在考察中国财政分权与小学义务教育关系时采用省级财政分权程度的指标。尽管总体分权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央与地方在各省的总体事权分配情况，但具体到各类公共产品的支出分配上，他们之间的分权程度是存在一定差异的，如地方受益较强的公共产品（教育、卫生、社会保障）更多由地方负责，相应的分权程度也会比较高，而外溢性较强的公共产品则分权程度相对较低。因此，研究财政分权对具体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应建立在相应事责分权程度上，当然，具体到各省分的研究时，由于可参考的数据不够详实（各种年鉴中并未对各省特定公共产品支出资金的来源进行分类），这时候以各省财政分权程度作为替代是无奈之举。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对中央与地方间各类公共产品分权的总体状况进行考察，即：
文教卫公共产品执行分权度=地方用于文教卫的支出/全国用于文教卫的支出。
三、模型回归结果的解释与结论。
由于我们采用的是1995-的时间序列数据，在进行计量回归前需要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经检验得出各数据均为二阶单整，且具有协整关系，对其进行误差修正后，回归得：
回归各系数基本通过检验，dw值等于2.1，说明模型不存在自相关性，且拟合程度较高，结果表明：
1.地方政府文教卫支出与城市化相关性不强，原因在于目前我国从农村进城务工的劳动力还停留在较低水平上，还主要从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生产，收入水平不高，他们对流动目的地公共服务水平的要求并不高；同时，在户籍制度尚未破除的情况下，劳动者所享受的公共服务主要是与其户籍挂钩的，中国绝大部分流动性劳动力的技能水平还处于较低的层次，他们很难获得城市户口，他们对公共服务的诉求也就难以得到当地政府的关注，可以说，地方政府缺乏对农民工提供与城市居民平等公共产品的激励，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子女得不到良好的公共服务。
2.文教卫公共产品供给与其支出执行分权程度有较强的正向关系，说明财政执行分权有利于增进地方文教卫公共产品的供给，分权程度每增加1%，则相应的支出水平增加0.69%。其原因主要是地方相对于中央而言在供给文教卫这类公共产品问题上，是具有信息优势的。
3.文教卫公共产品供给与经济增长具有较强正向关系，gdp每增加1%，地方政府就会增加0.83%的供给。这符合马斯格雷夫的经济增长阶段理论，即随着经济增长，人们对于公共产品需求的种类和数量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文教卫是与人们健康和发展息息相关的一类公共产品，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对于这类公共产品的需求也会不断的增长，此外，经济增长也为地方政府提供了更多的财力。
4.与自有财政收入呈反向关系，而与中央的转移支付呈正向关系，地方自有收入每增加1%，文教卫支出就减少0.76%，转移支付每增加1%，文教卫支出就增加0.69%。其原因可能是在我国行政集权体制下，地方官员在安排公共资源过程中，始终以经济增长这一政绩指标为出发点，文教卫公共产品是对人力资本积累的长期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短期贡献不大，因此，地方政府在对其可控财力进行分配时，更偏向于其他见效快的投资。相比较来说，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完成的自上而下的职能委托，更有利于增进科教卫公共产品的供给，这是因为中央政府更重视地区协调和经济的长期增长，在官员晋级机制不能够有效保证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政策的稳定且亲民时，中央政府不得不集中大部分财力后以转移支付的形式将部分文教卫公共服务供给职能委托地方执行，即地方用于文教卫支出资金中有相当一部分来源于中央的转移支付。我们在对和公布的全国财政收支决算情况的考察中得到了相关的证实，20中央财政用于教育的支出（决算）为1603.71亿元，其中只有491.63亿元为中央本级直接安排，其余都通过转移支付的形式委托地方安排。
参考文献：
中国古代文学神话论文篇十五
语文美育是语文教师充分挖掘和利用语文课程资源中的美学因素。在语文教学活动中，以审美化的教学方式，通过听、读、说、写的言语实践，有意识、有计划地结合语文知识的传授，培养学生主动获取语文知识、技能的能力，培养学生健康高雅的审美情趣、审美感知力、审美创造力和情商，完善学生的主体审美人格的教育活动。语文美育在我国并不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追根溯源，它的首倡者是蔡元培先生。蔡元培先生早在1922年《美育实施的方法》一文中，就曾非常清晰地描述过美育的图谱，语文美育和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等美育一起，赫然名列于学科美育之中。但由于时代和历史条件的局限，学科美育思想自蔡元培先生提出后，一直少有阐述和响应。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历史性的转折，才又一次引起人们的关注并形成热潮。
中国古代文学神话论文篇十六
近30年的语文美育研究呈现出某些全新的格局与更为深入的学术探究渠道。我们有理由预期语文美育研究的未来发展将更趋于成熟、更趋于完善，但我们也有必要指出，我国语文美育研究的未来发展尚需认真审视某些自身的不足之处。如语文美育研究的专业化程度不够高，表现为低层次重复研究较多。无论哪个学科，都需要把握研究的前沿，语文美育也不例外，这种对学科前沿的把握要求我们做任何一项研究时对以往的研究予以梳理。近30年对语文美育价值、途径的研究始终是语文美育界的热点问题，从发表的研究成果来看，这两大主题中的重复、雷同、相似现象也最多，缺少深层次的整合与分析，因而难以带来整体的推进。语文美育研究需要踏着他人的脚印前进，既借鉴他人，又不拘泥于他人。只有这样，才能有所创新、有所突破。
2．语文美育自身建设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
3．语文美育研究对实践的关注还需进一步加强。
语文美育主要通过三种形态来体现其存在，即专业的语文美育、大众的语文美育和个人的语文美育。从本质看，语文美育终究是一个社会实践活动，因此，关注实践始终是语文美育工作者必须面对的问题。但是，如何关注实践，语文美育界一筹莫展。这种思维定势必须要打破。语文美育目前进入了一个剧变时期，旧的运行机制已被打破，新的运行机制尚未建立，语文美育与社会互动的矛盾与冲突大量存在，语文美育的差异性和复杂性要求我们必须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和分析，把理论探讨与解决现实问题结合起来，突出应用性，才能使语文美育研究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中国古代文学神话论文篇十七
随着科技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包装新材料和包装新技术在我国商品包装形象上得到了充分体现。但是，这也使得很多商品包装盲目追求奢华，从而将失去了地域特色以及文化底蕴，进而导致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商品包装上得不到很好地继承和发展。而包装设计教学也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如教学模式陈旧、缺乏对学生进行创新能力的培养，也不注重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融合。因此，应当加大对包装设计教学的分析和研究。
1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包装设计教学的重要性分析。
（1）融入中国传统文化能够促进包装设计人文素质教育的发展。包装设计教育是为社会提供包装设计人才的教育，应当把我国传统文化作为其教学的一部分重要内容。强调以文化特色、人文历史、民间传统艺术作为包装设计教学的资源来进行教学。这种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包装设计教学，能够对其中的艺术内涵和文化精髓进行讲解。再结合包装设计方法，能够促进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发展，引导其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上实现大胆创新。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包装设计的教学模式，能够为学生提供一种文化学习的平台，帮助学生更快的吸收我国传统民族文化，并促进其对于这种文化的运用。
（2）融入我国传统文化进行教学能够体现出办学的特色。很多院校在办学模式上都一味的模仿名牌学校，将别人的课程体系和教学方式生搬硬套到本院校，体现不出自己院校的办学特色。而融入民族传统文化进行教学，能够实现教学内容的定位和方向，能够促进本院校文化内涵以及人才优势的充分发挥。从而根据本院校的优势来制定科学的发展方向，体现出本院校的办学特色。这对于包装设计教学来说也是一样的，应当根据不同的设计教育思想来办学，其设计教育应当体现出当地的传统文化特色，并以满足市场需求为目标。艺术设计，包括包装设计在内，其发展不能够脱离国情特色以及民族传统文化，因此，融入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包装设计教学，不仅能够体现出办学特色，而且对我国设计教育体系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古代文学神话论文篇十八
摘要：2014年4月18日，《舌尖上的中国2》第一集《脚步》播出后，收视率2.481%,成为收视冠军。“舌尖上的中国2”犹如一场飓风席卷了国民餐桌，里面的种种美食一时间成了所有国人争相讨论的热点，其成功的制作理念和播出机制，与市场充分接轨的经营理念得我们思考与借鉴。
关键词：《舌尖上的中国2》；大众视角；播出模式；销售模式。
一、大众化视角下的制作理念。
《舌尖上的中国2》的成功不仅仅在于它运用了高科技手段的拍摄手段，创作了美妙抒情的解说词，更为重要的是该片自始至终体现了纪录片创作“大众化”的理念和贴近生活的场景展现，片中有现实生活中实实在在的人物和故事，有用心用情制作的精美事物，也有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特色，这些“真实”和“真诚”打动了最广泛层面的受众群体，他们可能是向往田园生活的都市人，也可能是身处乡村同样在制作和品尝这些美食的亲历者，也或许是来到城市后对片中美食还存有清晰印象的追忆者，他们都能够从片中熟悉、回忆那些或者陌生或者知晓亦或亲自尝试制作、品尝过的各道美食。
大众化理念始终贯穿着《舌尖上的中国2》该片通过现实中国社会中真实存在的美食个体和制作个体展开叙事，通过一幕幕普通劳动者用辛勤和汗水采集、制作美食的画面来打动观众。片中看不到什么技艺超群、名震四海的“烹饪大师”或“美食专家”,表现的都是普通的劳动者，他们或是为了生计采集食材和制作食物，或是为了全家人的好胃口而对美食情有独钟，比如，职业养蜂夫妻，采集蜂蜜的父子，和妻子合作制作挂面的陕西老汉，扬州的评书艺人等等。该片没有把美食流传的历史或者各地各民族的饮食文化习惯或者各类美食及食材的描述作为表现主体，反将“普通人在普通生活制作的家常美食”作为叙事的主要载体。镜头记录了这些劳动者在生活中与美食有关的点滴片段，其中既有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也有对家乡美食的颂扬和传播。这种对中国美食朴素细腻的描述方式，对中国人和事物的关系的巧妙处理，悄然传达出几千年来中国人在劳动中所产生的智慧思考以及味觉审美。
另外，作为一部介绍美食文化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2》没有从宏大的历史视角展现中国美食文化传统的博大精深，而是从另一个侧面--美食与人情的角度来突出这样一个主题：“每个人舌尖上都有一个中国，每个人舌尖上都有一个家。”
很多观众在观看之后不仅赞叹片中的美食文化，更为其中一个个生活化的场景所感动。比如介绍“挂面”的时候，就以在平常不过的农村大院为背景，在《相逢》一集中，主人公程世坤老人从美国归来定居，站在沙滩上望着无边无际的大海的情景，原来他从小都在海外漂泊了大半辈子。又如《家常》那一集，展示的是家庭聚餐的场景，大家有长幼次序落座分享美味，是交流彼此之间作为情感共同体的重要仪式，人们围坐在一起，吃的是美食，品味的却更是人情。这些都是最震撼人心的故事，朴拙平静生活之下涌动的这种暗流，正是纪录片核心价值的体现。这些生活化场景的运用使《舌尖上的中国2》很容易地就抓住了观众的心。而且这样的镜头在片中俯拾皆是。众多网友在看这部纪录片时，纷纷回味起“妈妈的味道”“儿时的味道”“家乡的味道”……对真实和平凡的恰当解读使这部纪录片具有了感人至深的力量，应该说纪录片的成功因素有很多，但能否在把握现实、反映现实的基础上赢得受众才是关键，《舌尖上的中国2》在此方面无疑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二、首创周播纪录片模式。
《舌尖上的中国2》时隔两年“千呼万唤始出来”,其周播模式首先引发了众多“舌尖”迷的质疑和热议。《舌尖上的中国2》从4月18日开始播出，并未延续第一季的日播方式，一周仅播出一集，开创了国内原创纪录片周播模式的先河。央视综合频道（cctv-1）拿出了每周五晚间9点、纪录频道（cctv-9）拿出了每周五晚间10点的黄金时段播出。应该说与第一季相比，第二季在保留相似制作流程的前提下，《舌尖上的中国2》为更加细致地展现被拍摄的食物与人物的故事，大大增加了制作成本，延长了拍摄时间，制作方倾力将这一季作品打造成可资观众细细品味、反复把玩的精品，因而播出周期也刻意相应拉长，目的是不让观众一气囫囵吃完。
作为国产纪录片代表性作品，《舌尖上的中国2》大胆引进欧美电视剧播出模式，采用每周播出一集的周播模式，这当然有基于自身“舌尖”品牌的足够自信，更是《舌尖上的中国2》商业化运作路径的重要标志。每周更新一集，吸引观众紧跟“追剧”,这其实是欧美电视剧的'通行做法。其实说白了，采用周播模式就是为了延续时间的热效应，而效应延时直接受惠的是赞助商和广告商。如果采用日播模式，短短7天的播出周期很快就结束了，留给赞助商和广告商的空间相当狭小。改为周播后，播出周期抻长为长达60天，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赞助商和广告商的收益。在热炒宣传背景下，裹挟着第一季强劲的轰动效应，《舌尖上的中国2》海外单集预售价就超过了4万美元。事实也证明，正式播出将日播改为周播，《舌尖上的中国2》的广告收益直线飙升。从央视纪录频道提供的官方数据来看，苏泊尔和四特酒分别以4532万元和4399万元成功中标全媒体合作伙伴企业，作为一部专题纪录片，这在以往是很难想象的。这样制作单位、赞助商、播出平台、广告商多赢的局面也是一部美食纪录片成功秘诀之一。
三、开启纪录片与营销平台的“双赢”模式。
在《舌尖上的中国2》招商中，天猫商城旗下的天猫食品，就成为《舌尖上的中国2》的独家合作平台，同步首发每期节目中的食材和美食菜谱，天猫网在首页设立“舌尖上的中国”专栏，受众可以边看边下单。根据数据，第一集《脚步》播出时，贵州鱼酱厂的一年存货都卖光了，四川腊肉7天卖出1万份，臭豆腐销量增至750份，空心挂面两天卖了1156份。节目中出现的西藏蜂蜜、浙江跳跳鱼、贵州稻花鱼、四川腊肠都成了热卖品。例如“跳跳鱼”,首播当天在百度的搜索量从原来的每天约400次大幅增加至1.3万多次。除了大批订单量暴涨外，网页搜索产生的流量费也是一笔客观网络附加盈利，它存在于网购过程中，但又获利于订单额之外，这是在新媒体视域下产生的一种特殊的商业现象。这样实现了《舌尖上的中国2》在受众中的二次传播，也为营销平台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客源。
四、结语。
综上所述，舌尖上的中国的成功是必然的。可以说，从艺术创新、品牌锻造到商业运作再到传播策略，“舌尖上的中国”系列纪录片所作的一系列积极探索，势必对中国纪录片产生不可估量的示范和启迪作用。在经济飞速发展，生活节奏飞快的今天，《舌尖上的中国2》呈现给我们的已经超出了美食范畴所能给我们的启发。
中国古代文学神话论文篇十九
在中国佛经翻译发展史上，从最初的汉译佛经开始，就出现了文与质的区别和论争。文与质不仅是翻译方法或风格的分歧，更是在译入语的操纵下，译者如何选择文或质的翻译策略，然而文与质的相别相争最终在玄奘新译中实现了相合相融。
学界对中国佛经翻译史的研究，一般都要追溯到汉译佛经。佛经翻译自东汉桓帝末年开始，魏晋南北朝时得以进一步发展，到唐代臻于极盛，北宋时期业已势微，至元明以后逐渐销声匿迹。在历时近千年的佛经翻译史中，文与质的相争相融贯穿始终，成为一个颇为奇特的现象。在本论文中，笔者拟从文质之别、文质之争和文质之合三个方面来探讨中国佛经翻译史上文与质。
一、文与质之别。
文和质这两个概念源于《论语》：“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在孔子看来，文指的是礼乐之类外在的文明表现，而质则指仁义之类内在的道德修养。由原意引申开来，文便指文章的遣词造句等外在形式，而质则指文章的中心内涵等实质内容。而吕则认为，“文是修饰，在翻译时修辞力求与汉文接近，质就是朴质，在翻译上忠于原本，采取直译的方法，与汉文就有一些距离，比较艰涩难读”。在其看来，文即意译，在翻译过程中，无论内容还是风格，都有所改变;而质即直译，在翻译过程中，无论是内容还是风格，尽可能的忠实于原文。然而，直译并不意味着译文没有任何润色修饰，意译也并不意味着译文一定要文采飞扬。译文的华丽或质朴，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原文自身的特点，而非翻译方法。因此，文质和直译意译不可简单的画等号。
围绕着佛经翻译的文与质，中国的佛经译者大抵可分为文质两派。如以释道安为代表的佛经译者为再现佛经原作的本来面目，多用音译，虽晦涩难懂，尽显朴拙，但也存其真质，翔实可靠，因而被归于质派。
释道安(314-385年)，东晋前秦时高僧，常山扶柳人。道安是质派的典型代表，十分强调原文的作用，主张严格的直译，反对删削原文，其著名译论当属“五失本，三不易”之说，其中的“二失本”和“一不易”对文质问题都有所论述，“二者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然般若经三之心，覆面所演，圣必因时，时俗有易，而删雅古以适今时，一不易也”。
而随后以支谦为代表的.佛经译者，则主张删削原文，并对译文加工润饰，但凡有胡音的地方，尽量删减，重新用汉语表达，所译佛经文辞华丽简约，通俗易懂，因而被归于文派。
支谦，又名越，字恭明，原为月支人，生于中国，深受汉文化熏陶。他主张对译文加工润饰，让接受佛经的大众看懂，所译佛经简略文丽，易被汉人接受。支谦在改译支谶翻译的《首楞严三昧经》时，凡是支谶译文中辞质多胡音的地方，尽量删去，重新用汉语表达。一些人名，如须菩提舍利佛等，支谦也用相应的汉语释义，翻译为善业和秋露子。《合首楞严经记》赞扬支谦“才学深，内外备通，以季世尚文，时好简略，故其出经，颇从文丽。然其属辞析理，文而不越，约而义显，真可谓深入者也”。
二、文质之争。
所谓文质之争，指的是中国佛经翻译史上，文质两大派别围绕佛经翻译展开的一系列关于翻译实践和理论的论争。
在中国佛经翻译史上，最先出现并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质派，其译法相对保守，采用的是再现佛经原文精华的音译。须知在佛经翻译初期，译者进行的是一项开创性工作，难度极大，而且佛经翻译者皆为信徒，对佛经原文顶礼膜拜，不敢有丝毫逾越，再加上佛经的最初译者大多为自西域、天竺而来的僧侣，其汉语水平十分有限，因而，在中国佛经翻译史上，质派最先出现，并在最初占据主导地位。
然而，随着佛经翻译实践的发展，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后人不断改进，为使译文通顺流畅，符合汉语的阅读习惯，进而出现文的倾向。这些文派的佛经译者，或生于中国，或久居中华，因而对汉语及汉文化都有较深入的了解，所译经文也就更倾向于汉语，于是在质派之后，中国的佛经翻译史上又出现了文派。
在中国佛经翻译史上，关于文质最早的一场争论出现于公元224年。当年，天竺译者维祗难将《法句经》带到武昌与竺将炎共译;之后，让“学深澈，内外备通”的月支译者支谦对其进行校译，没想到一开始，支谦就批评竺将炎“虽善天竺，未备晓汉，其所传言，或得胡语，或以义出音，近质直”，嫌其所译“其辞不雅”。维祗难替竺将炎辩护说：“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者，当今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认为佛经的翻译贵在质朴，不加文饰。维祗难的观点得到其他译者的赞同，他们纷纷举出老子和孔子的言论来说服支谦：“老氏称，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仲尼亦云，书不尽言，明圣人意深邃无极。今传胡义，实译经达。”最后，尽管支谦让了步，但是他的翻译理论却在此后的佛经翻译中逐渐占据上风。这便是中国佛经翻译史上最早的一次文质之争。
在这场文质之争中，两派争论的焦点不仅是译文风格的质朴或华丽，更有翻译手段和价值取向的分歧。但从文化背景来看，这场争论实质上是关于保持经文原貌和译文汉化之间的抵牾，同时也是译者对于两种文化的价值取向上的争执。事实上，通过对中国佛经翻译史上文质之争的追溯，不难发现，文质之争自始至终伴随着佛经翻译，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发展。然而，从整体上来看，佛经翻译的文质之争从最初的以质为主，到后来的以文为主，最终在唐朝的佛经翻译中走上文质融合的发展道路。
三、文质之合。
到了唐朝，佛教传播在中国进入了全盛时期，佛经翻译也达到了顶峰，佛经译文不管是在规模还是质量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一时期出现了中国佛经翻译史上最著名的翻译家――玄奘。玄奘对待佛经的翻译态度极为严谨，再加上他身为佛教高僧，熟知佛教义理，精通梵语汉语，因而对佛经翻译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独到的见解。玄奘既不属于质派，也不属于文派，而是对文、质两派的思想进行了融合，兼备文质的优点和长处，至此，翻译思想已臻于成熟。慈恩宗曾评价玄奘译文说：比较罗什那样修饰自由的文体来觉得太质，比较法护、义净所译那样朴拙的作品又觉得很文。
所评：“若玄奘者，则直译意译，圆满调和，斯道之极轨也”。中国的佛经翻译到了玄奘那里，达到了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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