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不仅能够巩固经验，还能够为未来的发展提供指导。学会分析和总结文本的结构和主要观点。如果你需要一些写总结的启示和帮助，这里有一些具有参考价值的总结例子。
中国古代史的论文篇一
思维有好几种，并不是只有西方人的逻辑思维是科学的思维。中国人的思维和西方人的思维具有天壤之别。中国历来是象思维，是类比思维。它把某个事件统一起来放入到整体中去思考，从来不会放入到局部去思考。它从整体事件中去透过现象看本质，去发现藏在事务背后的规律。而西方人是在逻辑思维和实验科学上发展起来的科学，他们眼中的事务是物理的，客观的，空间的，甚至可以说是孤立的，他们可以不断把该物质细微化，局部化，以获得更为详尽的知识和信息，最终对于整个事务全局而言，可能越来越脱离了。
西方的文明自从文艺复兴开始至今的近5的历程中，爆发了大量的创造，取得了辉煌的物质文明。但是不能说它的思维模式可以解释整个世界，或者很可能，它的发展离对整个世界的解释越来越困难了。因为他们是如此痴迷于事件的局部细化了。
而我们东方的文明恰好可以弥补这点。中国的文化向来强调整体，从来不会极其细微的去孤立的观察某个细微的角落，这是我们中国没有向西方那样的思维方式发展的原因。中国的古老哲学中概括了对整个世界的认识模型，比如太极八卦图。从这点出发，诞生了很多东方的文化。比如享誉世界的中医就是这个模型的典型代表。中医从世界认知模型中类比在人体的系统中，通过五行、经络等理论体系构建了一个完美的整体的人体模型。通过这个模型可以解释人体任何局部说生的病症。我们不能说中医没有经过西方严格的科学验证而不是科学的，当然不是，因为中医实实在在可以治病的，而且治病的手段比西医要高明许多，许多疑难杂症它都可以很好的解决。中医的类比思维无疑是科学的，是正确的。西医如果通过他们那种思维发展模式，还不知道要多长时间才能到达中医的结果，抑或是根本到达不了。
只是中医的理论深奥，难以理解。且他不能通过西方的逻辑思维方式理解，因此中医蒙上一层神秘色彩，甚至很多中国人都无法识破其中的奥秘。
类比的思维也是科学的。这是中国人的智慧。推而广之，这种思维方式可以运用到很多未知领域。希望每个中国人能够具有这个思想武器，去了解更多的未知领域。
中国古代史的论文篇二
高祖昏庸屡信谗，变生玄武手足残。
太宗纳谏贞观治，武后改周李氏残。
神勇玄宗清女祸，繁荣盛世号开元。
乱由安史都迭陷，惧祸昭宣让逆藩。
五代十国。
五代梁唐晋汉周，北方更替五十秋。
十国割据南天下，南唐篡吴闽楚收。
前蜀早亡接后蜀，依辽北汉晋阳愁。
南平南汉兼吴越，后蜀南唐作宋囚。
宋朝。
陈桥兵变代柴周，偃武修文是弱由。
辽夏与金邻作寇，靖康之变帝成囚。
康王即位开南宋，秦桧杀飞令铁羞。
联蒙灭金实谬策，四十五载丧残瓯。
中国古代史的论文篇三
类比思维是解答化学竞赛题的基本方法.类比思维包括两方面的含义:(1)联想，即由新信息引起的对已有知识的回忆;(2)类比，在新、旧信息间找相似和相异的地方，即异中求同或同中求异.通过类比思维，在类比中联想，从而升华思维，既有模仿又有创新.
原理。
类比作为一种重要的思维方法和推理方法，在数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认为在数学课堂教学中，我们必须认真审视和对待它。其基本模式是:若a对象具有属性a、b、c、d，且b对象具有属性a、b、c，猜想:b对象具有属性d。类比推理的过程，是从特殊到特殊，由此及彼的过程，可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两个或两类对象具有某些相似或相同的属性事实出发，推出其中一个对象可能是有另一个或另一类对象已经具有的其他属性的思维方法。该方法是古今中外许多知名人士最常运用的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由这种方法所得出的结论，虽然不一定很可靠、精确，但富有创造性，往往能将人们带人完全陌生的领域，并给予许多启发。
培养策。
善于创设类比的问题情境。
数学课堂教学中，我们不妨恰如其分地创设类比联想的问题情境，暴露数学的思维过程，把每一个环节展现给学生，让学生尝试观察和类比。事实上，我们上海市高中数学教材在编排的时候，每章都有引人入胜的章头图，同时在很多小节中也有生活的实例，这些都利于教师在组织教学中进行类比教学。
多采用变式教学。
我校很多知名教师课堂教学中，非常善于利用变式教学，其课堂的深刻性和灵活性让我折服，我认为变式教学利于学生寻找和提炼问题表象背后本质的东西，它对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意识和能力有很大帮助，从而为进一步的主动类比提供可能。
教学过程中能展现知识点的形成过程。
学生对已学知识掌握的水平，直接影响到类比能否顺利实施开展。我想，只有相关知识作为基础，才有进行类比探究的可能。展现知识点的形成过程，有利于学生在自主的学习活动中感悟到其中的思想方法和内在联系，这样学生才能在遇到新问题时利用这些思想方法进行类比思维。
中国古代史的论文篇四
类比思维是一种或然性极大的逻辑思维方式，它的创造性表现在发明创造活动中人们能够通过类比已有事物开启创造未知事物的发明思路，其中隐含有触类旁通的涵义。它把己有的事和物与一些表面看来与之毫不相于的事和物联系起来，寻找创新的目标和解决的方法。
发明创造中的类比思维，不受通常的推理模式的束缚，具有很大灵活性和多样性。在发明创造活动中常见的形式有：形式类比、功能类比和幻想类比等多种类型。
形式类比包括形象特征、结构特征和运动特征等几个方面的类比，不论哪个形式都依赖于创造目标与某一装置或客体在某些方面的相似关系。如飞机与鸟类、飞机与蜻蜒，由鸟的飞行运动制成了飞机，飞机高速飞行时机翼产生强烈振动，有人根据蜻蜒羽翅的减振结构设计了飞机的减振装置。天津一个学生根据小狗爬楼的运动方式创作了狗爬式上楼车等都是类比的结果。
功能类比是根据人们的某种愿望或需要类比某种自然物或。
人工物的功能，提出创造具有近似功能的新装置的发明方案，这种方法特别在仿生学研究上有广泛应用，例如各种机械手、鳄鱼夹等。
根据幻想中的某种形象、某种作用、运动装置进行发明创造思维，这种思维是幻想类比。例如《海底两万里》的作者幻想了一种能长时间在海底活动的潜艇，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后制成的现代潜艇即是这种幻想的实施。当然，一项成功的发明也可以是以上多种类比的综合，如各种机器人的出现绝非是一种单纯的创造性思维所能奏效的。
英国的培根有一句名言：“类比联想支配发明”。他把类比思维和联想紧密相联，只有有了联想才能有类比思维，不论是寻找创造目标，还是寻找解决的办法部离不开联想的作用。
人们要用好类比思维，就必须提高联想能力，学会联想方法，特别是掌握相似联想，是运用类比思维的重要条件。
中国古代史的论文篇五
悠悠五千年华夏，兵家文化博大而精深，岂料到了如今，竟然还敌不过欧洲中世纪、日本战国之类雕虫小技脍炙网民，真乃奇耻大辱也!本文撰写的目的，就是要通过纵谈的形式，展现华夏先进的军事文化，用铁的事实证明华夏兵家的伟大!
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却绝非易事。
由于我国史学者的失职，可以寻找到的相关资料大多是古籍只言片语的照搬、五花八门兵器的罗列、或者考古文物的介绍，以如此凌乱的咨料，想撰写高质量的纵谈实在是颇费思量的事情。
为此，笔者不但要查阅大量相关资料，甚至还要从许多不相关的资料中搜集有用信息，经过分析、归纳、到撰写成文，断断续续历时近2个月，着实大费了一番周章。
欣慰的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纵谈终于是完成了。
虽然还有诸如火器、杂兵器、野战战术之类内容暂时未能涉及，但笔者可以自信的说，这已经是至今为止网络上介绍最为系统、最有参考价值、也最言简意赅的关于中国古代兵器的普及读本了。
即使图书中也难有匹敌者!呵呵，这可不是自卖自夸，而是由于查阅了大量资料，加上笔者认真的研究分析，实在没理由达不到这种程度。
好了，再自吹自擂下去要挨臭鸡蛋了。
笔者最后再多一句嘴，希望大家在看完本文之后，能够对咱自家的兵家文化多几分钦佩与自豪，对欧洲中世纪、尤其是小日本的所谓日本战国文化多几分冷静比较，这就是笔者最大的初衷了。
第一章刀与剑。
深思的是，历史会如此迂回。
剑并非中原发明，刀才是正宗原产，然而从东周到西汉初，刀却一度被废弃了，而长刀则消沉得更久。
商代铜刀长度很短，长者也只与罗马短剑相当，充其量算把西瓜刀。
也许正因短刀重量较沉，灵活性反而比不上短剑，西周才受北方游牧民族影响废刀用剑了。
短刀第二次出现已经是时隔8、9的西汉了。
西汉是铁的时代，蓬勃兴起的炼钢业将汉军队铸成为那个时代罕见的钢铁雄师。
钢铁提供了兵器更为坚韧的骨骼，催生出长达1米的环首刀。
在尚无马鞍和马蹬的骑兵眼中，那粗犷有余细致不足的直窄刀身蕴含了前所未见的凌厉杀气，厚实的刀背将轻易承受住猛烈挥砍的应力，使他们化身为扑袭的猎鹰。
环首刀彻底取代长剑是在东汉末年，在那之后它将作为一个经典和传奇横跨过300年时光直达隋唐。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短刀在东晋就出现了分裂，导致两种刀式的并行发展，一种是直窄样式，另一种是近代常见的宽体样式。
但古人对事物的革新总是异常谨慎，就如同他们腰里别着剑鞘千余年，才在波斯双环的影响下，用绳将刀剑挂在腰际，宽体刀还要再承受几百年的寂寞。
对环首刀的改进就是增加护手，并取消了刀柄端的圆环，这个转变自魏晋始至唐成熟，但这已经使环首刀再无法称为环首了。
改进后的刀分为三种，其中的战刀称作横刀。
尽管环首刀日后将在中国完全绝迹，但'唐样大刀'却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造就了日本太刀，并于明代重返故里。
大**的年代到来了，那称得上帝国最黑暗的时期之一，充斥着嗜杀成性的暴君，战乱迭起刺激了武器技术的发展。
攘平**的宋朝既是刀复归的时代，也是刀发扬的时代，短刀改变了，长刀东山再起。
直窄刀身有联为一体的刀脊，令同样宽度的刀身能承受更大应力，从而斩甲断骨，但却缺乏使刀刃开膛破腹的流畅弧线。
弧曲刀身恰好相反，柔韧有余而刚硬不足。
但这只是欧洲和西亚的难题，中国用坚重的宽体刀将两者合而为一，这完美的结合将只有日本太刀的灵活锋锐可以打破。
太刀说来就来了，高碳钢精锻而成的微弧刀身异常迅猛，令人与兵器皆数粗制滥造的明军大为惶恐。
师夷长技不敢当，因为明军缺乏倭寇的野蛮，但对兵器样式的学习倒显得相当诚恳。
于是明军的短刀序列成了一水日式，从1米长的单手刀，到2米长的双手刀，连骑兵也未能脱离此列。
可惜武备无力阻止明廷的政治贪腐和人心叛离，而清廷的迂腐又最终断送了华夏基业。
当欧洲枪炮在中国土地炸响时，无论精致的武官刀，还是宽大的士兵刀，唯一的用处就只剩下宣誓了。
短刀最后的舞台是抗日战争，但目的只是为了缴获枪炮，当然或许骑兵还继续使用过一段，总之刀衰落了。
剑有三个要素，一是长度，二是灵活性，三是结构强度。
长度利于先发制人和扩大防护，灵活性利于攻守应变，结构强度则决定剑的弯折。
短剑灵活有余而长度不足，因此在步兵大量出现树立了剑之地位的春秋战国之交，剑的长度也在逐步延长。
延长的办法是改进剑身剖面，或许还会将背和刃分用含锡不同的铜水浇铸，这些办法都有助于提高剑身强度，使剑更为修长。
于是战国便有了6、70厘米长的铜剑，而在登峰造极的西汉，这项纪录更突破了1.1米。
造型平直而精致的剑是中国武学的标志之一，但实际上这个标志却只风光了不到1000年，倍受推崇的时光则更短。
随着剑的不断延长，问题出现了，固然长度能增强剑的攻击优势，但却降低了原先近距离击刺的功能，反而更多的`需要使用劈砍，而日益成长的骑兵更是迫切需求专业的劈砍兵器。
于是环首刀应运而生，厚实的刀背比剑更不易弯折，同时制造工艺更简单。
至于击刺功能，与短刀手默契配合的长矛手将成为唯一的专业者。
剑曾将刀置于末路，但当技术更为提高后，刀又反过来要置剑于绝境了。
剑失去了实用功能，越来越归于装饰，向着高雅轻巧过渡，进入隋唐以后，就连官员也很少佩剑了。
不过当装饰性发展到一定阶段，审美的需求就会掩盖掉功能的缺陷，宋代武官玩物一般的短剑就是证明，更不要提近代乃至当代那些装饰华丽的匕首剑了。
当如今的人们津津乐道那些或纤细柔软、或棱角方钝的武术剑时，可曾想到剑的悲哀呢?
在刀剑间恩怨终结的同时，长刀也再度登场了。
因为长刀的衰落比短刀晚几百年，所以出现晚上几百年，从同甘共苦的原则算起来倒也公平。
原始长刀除了刃平些、体窄些外，与斧钺实在看不出多少差别，但再次复兴的长刀，却是得益于宽体短刀的发展，这点从东晋时期出现了可装长柄的宽体短刀可以看出。
不过宽体长刀的正式出现可没那麽早，东晋的偶然创新也许仅是骑战时代的激情爆发，就像南北朝个别长达1.6米的环首刀不代表其常规长度一样。
长刀复兴后最早出现的是拥有两刃的陌刀，这种刀至今虽未见实物，不过从其宋代继承者掉刀那里，还是依稀可辨其三尖两刃的特征的。
陌刀堪称刀之极长，因为过长意味着攻击缓慢和不便挥舞，2米以上3米以下是正常，而陌刀已达3米。
陌刀曾在唐军中叱咤一时，陌刀队列阵于前横向密进，大刀纷落敌阵，每击都讨得数人毙伤，所向无前。
但也许是作为砍击兵器双刃的作用不大，陌刀在唐之后就不见记载了，取代之占主导地位的是宽体长刀。
与宋代人文发达和军事软弱相比照，长刀的装饰也是偏于华丽失之实际，但这并不能埋没宋代长刀的历史地位。
宋代为长刀创立了'刀八色'，如今仍耳熟能详的偃月刀、眉尖刀、凤嘴刀、戟刀等都是那个时代出现的，以至明清两代除分别创立钩镰刀和长杆镰刀似的割刀外，竟很难再有新样式。
长刀应该比短刀更早衰落，随着清帝国的崩溃，新式军队也许仍装备短刀，笨重的长刀却绝不会再用了。
第二章戈与矛。
早期的戈简单说就是歪头矛。
之所以盛行戈而不是矛或长刀，是因为当时盛行车战，而车战的近战是在战车交错时展开的，用矛的话很难借助战车的冲力，同时也难以在交错的瞬间击中目标，沉甸甸的长刀则不但比戈笨重，而且更容易磨损失效。
于是善于啄杀的戈就成了当然的主力。
春秋战国之交，战争规模日益升级，类似欧洲中世纪的战争游戏变成了人民战争。
一待翻山越岭的步兵使战场不再局限于平原，铜弩机的使用令弩手升级为射马杀人的好手，战术谋略极大丰富，战车的末日也就来到了。
但老派'骑士'的虚荣心此时尚未完全熄灭，于是战车有了更多的战马、更厚更多的盾甲、连两侧轴头都装了驱杀步兵的扁矛，戈也发生了变化，头部变成弧形，内刃加长像镰刀，外刃增强了推的杀伤力，用推来对付步兵的围攻。
可惜这一切还是无济于事，战车的终结到来于西汉初年。
戈有些很不好的缺点，比如头部易脱落、因挥击而攻击缓慢等。
所以后来戈通用的装头方法只有绑缚，看起来简陋，但是便于重新捆紧。
不过挥击缓慢是没治了，而且杆部由于抗力方向问题还更易折断，推又不如刺灵巧锋利，到头来唯一不可取代的价值还是啄。
因此随着战车的衰落，步兵摆脱了最大的侧面威胁，其存在就变得毫无价值了。
矛的地位不逊于戈，战车上往往也会装备1-2支长矛以备不时之需，但矛却始终不能取代戈的地位，反而是戟填补了空白。
戟的出现始于商代，早期的戟等同于加了矛尖的戈，不过并没在战斗中显示出明显优势，因此没能得到重视。
到了秦汉，也许是战法思想不能一下子适应失去戈的转变，戟就突然成了宠儿。
但戟也存在缺点。
比如容易被搅缠，汉代有种叫钩镶的带钩小盾就是专用来搅缠戟的，然后再跳上前去给持戟人一刀。
另外骑兵冲锋对戟的推钩功能也不太依赖，刺的同时又推是多此一举，钩固然有用，但也带来了戈的老毛病-头部易脱落。
因此到了东汉，长戟的戟枝就越来越向前了，说白了就是像叉了，经过魏晋更干脆把戟废了，转而全力发展矛。
这时候就该矛唱独角戏了，长刀的出现还要再过几百年，大斧则只是辅助兵器，所以矛在当时的长兵器序列里可谓一枝独秀。
矛又叫槊，又分为马槊和步槊，兴起于汉末，估计那些三国名将绝大部分都是一手持槊、一手持短刀作战的。
南北朝是槊的鼎盛时期，因为此时中原骑战鼎盛，而身披两裆铠的重装骑兵正是以槊和弓箭为主力武器。
步槊的使用较简单，因为步兵偏重的是配合，步槊只是步兵小组武器序列中的一种罢了，用途在于较安全的刺倒敌人，掩护短刀手作战。
因此对持步槊者的要求是身高力大，武艺是否高强，并非考察的关键。
马槊的使用较复杂，因为槊不同于欧式长矛，后者单手持用只用于冲锋，前者则双手持用既冲锋又近战。
当骑兵冲入敌阵后会展开冲荡，此时攻防的方向和范围都远多于步兵，而且是在奔驰颠簸的马背上，加之槊长达4米的惯性，毫无疑问，不经过一定的严格训练很容易破绽百出。
唐代以后矛多称枪，宋代是枪的黄金时代，种类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也许是对骑兵正面突破的依赖降低的缘故，马枪的长度略有缩短，使其更灵活，同时制作更精良。
宋代马枪头部一般都有刺和钩的双重用途，枪后有可插入地的铁镦，杆上还有牛皮编成的提绳，看起来实在很体贴。
进入明代，冷兵器的地位下降了，枪的种类也就简化了，清代骑射起家，对冷兵器情有独钟，于是枪的种类再次丰富，甚至出现了近5米长的钉枪，已达中国长兵器长度禁忌的极限，真不知打算做什麽用。
矛最后的舞台是抗日战争，红缨枪的广为人知，甚至令其一度成为当代孩子的玩具。
可惜玩具的命运与其祖先当初一样，随着欧洲枪炮的隆作，华夏无敌的美梦幻灭了，随着玩具枪的出现，孩子王的地位也不再青睐拥有红缨枪的孩子了。
中国古代史的论文篇六
淮河流域与中原邻接，夏商周中原发达的古代文明对淮河流域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形成了本地区善于吸收、融会、发展各种文化因素的优良传统，并使这一地区的文化面貌呈现出南北交汇、东西交融的复杂状态。
目前的考古发现揭示出夏商周中原文明对淮河流域古代文明的发展有很大影响，但有关影响的具体表征及过程尚无专文论及。
本文结合历史文献所载，参以考古资料，宏观探讨夏商周中原王朝礼制文明对淮河流域古代文明的辐射和影响，以期从这一侧面透现出淮河流域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的特色。
一
据文献记载，夏部族在中原地区的活动中心和夏王朝建立后的统治中心地带在现今的豫西和晋南一带。
其实，夏王朝的统治区域是相当广阔的。
据历史记载，由于夏初国弱，曾出现过东方的有穷后羿和寒浞篡位代夏的事件(《定公四年》杜预注)。
“少康中兴”后，夏政权得以稳固，与东夷形成了长期对峙的局面。
据古书载，有穷氏的地望在今山东德州，寒氏的地望在今山东潍坊。
与“后羿代夏”事件相关的还有斟寻、斟灌、有鬲氏、有仍氏等，许多学者认为斟寻、斟灌、有鬲氏、有仍氏的活动范围都在淮河下游和黄淮之间。
文献证明夏王朝方国众多、夏王朝统治区域广大，其统治势力已拓展到淮河流域，夏与淮河流域关系密切。
考古发现也证实淮河流域的大面积地区受中原夏文化的影响。
在淮河重要支流颖河两岸，二里头早期文化对其有重要影响。
据调查，程窑遗址二里头文化期的遗物就蕴含有夏文化因素。
如陶罐侈口卷沿鼓腹，体饰绳纹;缸平口内敛，上腹微外鼓，外饰有捺痕的附加堆纹。
阎寨遗址中的夹砂灰陶折沿鼓腹罐，腹部饰绳纹;小口高领瓮沿外饰一小扳，广肩鼓腹。
这些遗物都明显包含有偃师二里头文化的因素。
“(颍河)崔庄晚期属于二里头文化二期遗存，……出土的主要陶器如绳纹高足鼎、附加堆纹缸、澄滤器、敞口盆等，从形制、胎质、纹饰及制作风格看，均与偃师二里头遗址二期遗物类同”，“(董庄)晚一期是该遗址的主要遗存，……所出的陶器多为器表饰细绳纹的泥质灰陶，其中花边口沿罐、圆腹罐、腹部多带鸡冠形鋬的卷沿盆、平地盆、三足皿等与二里头遗址第二期所出同类器相类同”。
在登封王城岗遗址中，包含有完整的二里头文化、郑州二里岗早商文化、晚商文化及周文化，“王城岗二里头文化一期出土的主要陶器的器表纹饰与器形，和王城岗龙山文化五期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有着紧密的先后承袭关系”。
上述考古发现有力地说明了颍河上游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在承袭当地龙山文化晚期因素的基础上，深受豫西二里头夏文化的影响，部分陶器器形发生了明显的形态嬗变。
河南周口地区1978年的地面调查发现二里头文化遗址16处，商代遗址19处，西周遗址12处。
所采集的夏文化器物如甑、深腹罐、平地盆、三足盆、豆等与二里头遗址一期的同类器相同或相似。
其中乳头状、三角形鼎足在临汝煤山二里头一期也有发现，高领罐与洛阳东干沟二里头早期的同类器十分相似。
三期中的深腹罐、大口罐、大口尊与豫西二里头三期的同类器相同或相似。
周口地区多处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现，说明中原夏文化对该地有广泛而深入的影响，甚至还影响到了器物的组合，使二者的文化性质有很大的相似性。
中原夏文化还拓展到江淮地区。
目前在安徽江淮之间、霍山以北地区发现了不少夏商文化遗存。
如属斗鸡台文化的斗鸡台、薛家岗、含山大城墩、青莲寺等遗址中都包含有二里头文化因素。
薛家岗h25中通体饰细绳纹的锥足罐形鼎、凹底爵杯、细腰斝、高柄浅盘豆及含山大城墩的平底罐形鼎等与中原二里头晚期的同类器相似。
寿县斗鸡台遗址所出陶器如附加堆纹花边罐、鸡冠耳盆或甑、锥足鬲、箍状堆纹鼎、宽肩瓮等，都与中原夏文化的同类器形态大体一致。
但仅有中原夏文化晚期的文化因素出现于此，且文化因素的影响仅停留在个别器物的具体形制上，说明夏文化对此地的影响晚且较肤浅。
淮河流域的岳石文化具有强烈的地方特色，但豫东、鲁西的岳石文化中却包含有中原夏文化因素。
豫东杞县鹿台岗遗址的大多数器物直接受岳石文化影响，但丙组器物如鸡冠耳绳纹盆、箍状堆纹缸、花边口沿罐、鸡冠耳罐等则与二里头文化同类器相似。
宏观上说，胶东(照格庄类型)、鲁南(屠城类型、尹家城类型)的岳石文化受中原夏文化的影响较少，而豫东、鲁西南(安邱堌堆类型)及鲁北(王推官类型、郝家庄类型)等地的岳石文化则较多地受到夏文化的影响。
在最能反映文化特质的陶器遗物中，鸡冠耳盆、觚形杯、舌状足三足罐等具有明显中原二里头文化特征的器物广泛存在于上述地区的岳石文化中，应该是受二里头文化影响所致。
豫东、鲁西、鲁北地区正是夏代初年夷羿族团对夏战争失败后东退的活动地区，由于夷羿族团势力的减弱，使得夏及周围其他部族乘虚而入，使这一地区的物质文化受到夏及其他外来文化的剧烈冲击。
而在鲁中南、鲁东南及胶东地区，由于东夷集团自身稳定，实力较强，因而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较少。
这一考古学现象，很可能是夷羿族团对华夏集团征伐失败、夏族大举东进造成的。
由此可知，中原夏文化对淮河上中游地区存在着直接的强烈的文化影响，又间接地影响到了豫西、鲁东、皖北的淮河下游地区。
这种考古学观察反映了夏与东夷、淮夷集团势均力敌，中原夏文化与淮河流域的古代文化如岳石文化等基本是同步发展的。
夏与东夷、淮夷之间的关系，总的说来是相邻的两族如夏与淮夷关系密切，而彼此较远的两族如夏与东夷则关系较疏远。
二
公元前17世纪后期，商代夏而兴。
考古发现证明商文化的对外扩张体现了一个明显的动态过程。
比较二里岗上、下层文化的分布，可以看出商文化主要是向东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张。
这种扩张态势一直延续到殷墟早期，并成为商王朝最强盛的历史时期。
随着王朝势力的拓展和军事殖民，商文化也随之扩展到淮河流域，商文化最典型的器物鬲、斝、簋、假腹豆、大口尊、直腹簋等在淮河流域相当大的范围内有着不同程度的发现。
商代的南阳属于商王朝的“南乡”。
目前在南阳属淮河流域的地区内发现有黄龙庙、新集、十里铺、古台寺等商文化遗址。
在十里铺遗址商文化层中，出土有商式陶器、石器、骨器和青铜刀与青铜镞，并发现有铸造青铜器的陶范和冶铜坩埚等，说明这里很可能是一处商代的冶铜作坊遗址。
近年，在淮河流域的信阳罗山县蟒张发现了一处商代墓地。
在已经发掘清理的六座墓葬中，一号墓有台阶式墓道，井字形椁室，棺椁髹黑、红漆，随葬有鼎、觚、爵、斝、甗、罍、豆、戈和镞、锛、锥、铃等青铜器共77件;六号墓随葬有鼎、爵、觯、觚、尊和戈、削、锛、矛等青铜器共20件;另三座墓内也有一些青铜器。
这些墓葬的形制和青铜器的器形、纹饰，与殷墟妇好墓和商代晚期的青铜器大致相类似，有些铜礼器上还有“父乙”、“尹”、“天”等铭文。
以此为根据地，商文化还扩展到了长江流域的盘龙城地区。
上述两例可基本证明商王朝已将淮河上游地区纳入其统治体系之中。
此外，周口地区作为商、夷沟通的必经之地，商文化对此也有强烈的影响。
目前，在此地发现多处商文化遗址，出土有觚、爵、戈等商式青铜器和颇具商文化特征的陶鬲、盆、罐、豆、甗、斝和簋等。
商王朝的崛起与对东土的经略，对海岱地区东夷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考古发掘揭示出，在商代前期和后期出现了两次商文化东进的浪潮，从而使淮河流域的政治地理逐步改观。
大约在郑州二里岗文化上层期前后，早商王朝已把泰沂山脉以西的岳石文化分布区纳入了中原商文化系统，商文化随之向东推移，进入海岱地区的腹地。
在山东境内津浦铁路以西地区和津浦铁路稍东一线，发现了一些属于二里岗上层期的遗存。
经发掘的有茌平南陈村、梁山青堌堆、济宁凤凰台、泗水尹家城、滕州前掌大和江苏铜山丘湾等处，在济阳邝家、邹县西朝阳村，以及滕县北辛、后荆沟、西康留、后黄庄等地也发现了这一时期的遗存。
这类遗存中的日用陶器如鬲、尊、豆等，在类别、形制上虽表现了一些地区特征，但与郑州二里岗上层遗存基本相同。
济南及其以东，也有含二里岗上层或稍后的商文化因素的遗址，如济南大辛庄(注：参见《考古》、《文物》等有关大辛庄相关系列发掘简报。
)、邹平丁公、章丘乐盘(p36)、青州萧家(p46)等。
至于在大辛庄、长清前平村[21]，特别是在滕州市的吕楼、前掌大、大康留、轩辕庄[22]等地所发现的青铜礼器，则具有二里岗上层期或稍晚的典型商文化特征。
窥一斑而知全豹，说明此时商王朝向海岱地区的扩张并不限于一般的武装殖民，而是在这片新拓展的土地上推行王朝礼制文化并迫使土著接受，还建立起新的统治网络，使之成为商王朝在政治上可以直接控制的“东土”。
商文化第二次东进浪潮是在考古学上的殷墟文化期。
商王朝势力在淮河下游海岱地区北部已达胶莱平原的东部;在海岱地区的南部，沿泰沂山地南侧向东推进到临沂地区、江苏淮北地区，直到黄海之滨[23]。
原来相对独立发展的海岱、徐海历史文化区已基本纳入商王朝的'势力范围。
山东地区的商代遗址已发现近300处，依受晚商文化影响的程度，高广仁先生将此分为三个地区[24]，其中鲁中南和鲁北地区受商文化影响较重。
鲁中南地区早在二里岗上层时期已进入商王朝的控制范围，晚商遗址分布相当密集。
这里商文化的面貌，包括出土的铜刀、铜斧、卜骨以及陶鬲、簋、尊、甗、罐、豆、觯等的器形、纹饰和整体风格，都与殷墟出土者基本相同[25]，只有相当数量的红陶和一两种器物具有一点地方特色。
殷墟时期中原地区盛行的含玉含贝的葬俗也明显地影响到淮河下游地区，在济南大辛庄商墓中就出有玉琀[26]。
以大辛庄、刘家庄等为中心的鲁中、鲁南地区还发现了与商王畿形制、花纹基本相同的青铜礼器。
滕州前掌大商代大墓群的发掘，与殷墟相同或相似的大量青铜礼器如鼎、甗、簋、尊、爵、觚、角、盉、觯等及玉器、铜胄，从造型到制作方法与殷墟所出者基本一致。
4号坑出土的马车，两马一车的驾驭形式、车体的大小结构与安阳殷墟出土的车马器非常相似。
该地区所发现的陶器有绳纹甗、甑、斝、罐、罍、盆、缽、缸、瓮、鼎、觚、爵、尊、盉、瓿等，差不多包含了中原地区商文化的所有典型器型。
在这一地区，商式青铜器不论是数量还是出土地点的密度都比鲁北地区为大，地方传统文化因素较少，可见是海岱地区内商化程度最高的地区。
以潍、淄流域为中心的鲁北地区，晚商遗址分布也相当密集，呈现出一种复杂的文化面貌。
从贵族墓葬如青州苏埠屯大墓的葬制看，几乎完全反映了商王朝的礼制文化;而从一般遗址或中小型墓葬材料看，则是商文化因素与土著文化因素共存。
例如，在仅距苏埠屯数公里的青州赵铺遗址一号墓中[27]，一件饰有绳纹及三角划纹的典型商式簋和典型的东夷素面鬲共存，死者手持獐牙，可以判断死者为东夷土著。
在惠民大郭，滨州兰家村，桓台南埠子、史家，青州苏埠屯，寿光古城、桑家庄、鱼台、呙宋台等多处地方也出土了一定数量的商式青铜礼器、兵器或工具[28]。
该地区地方传统文化因素较多，与中原商文化差异较大。
胶东半岛和鲁东南地区仍是东夷文化的统治区。
殷商一代，商族人居于海岱和徐海地区，本就与东夷、徐戎、淮夷杂处，先进文明对于落后文明的影响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据李学勤先生考证，人方位于淮河流域[29](p60)，武丁时东伐人方而克之，人方后又反叛，这一历史事实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淮河流域商臣服方国力量的强大与文化的进步。
到商代末年，帝乙和帝辛两代复向人方大兴兵戎，最终征服了人方。
于是，淮河流域的徐淮地区在政治上完全接受商王朝的统治，成为商朝的藩属。
象征王权威仪的礼乐文明随着王权势力的扩张明确地推行到淮河流域，商代青铜礼器的发现已证明了这一点。
苏北徐州一带发现了一些具有显著地方特征的商文化遗存，其铜器中非商式的高领撇足鬲，陶器中的鬲、豆、盆、罐等主要器类多与典型商式器物有较大差异，反映出这类遗存属商文化的地方类型。
在连云港发现了商代晚期至西周初年的青铜鼎、甗等，鼎为垂腹、柱足，颈饰简疏云雷纹;甗为素面，仅在颈部饰两道凸弦纹，制作淳厚质朴，其造型和纹饰特征都可视为商代晚期的标准器。
商代礼乐器的出现，证明淮河流域的青铜器铸造应是在中原商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表明了淮河流域商代青铜礼乐文明与中原地区礼乐文明的融合与发展上述考古学观察反映出商灭夏后，加强了对东方地区的控制。
在商文化的冲击下，东夷、淮夷文化的格局与内容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东夷文化部分地与商文化融合，形成了潍西、鲁中的商文化，表现出与中原商文化的高度一致。
鲁南与苏北地区成为商文化的波及地区。
安徽江淮地区的淮夷文化也成为商文化的地方类型。
但由于淮夷与商交往日浅，其地又非商王朝经营的重点，所以淮夷的皖西类型、斗鸡台类型与中原商文化的关系相对较疏远。
这种考古学观察，反映了商王朝统御范围的广大，商文化的波及之处，既有商王朝的直属统治区，也有间接统治或王朝文化的影响地区。
商文化的影响促进并带动着淮河流域土著居民的文明化进程。
中国古代史的论文篇七
明代最出色的历史琐闻掌故类笔记之一，十八卷，余继登撰。余继登(1544-1600)，字世用，号云衢，北直隶交河县(今河北交河)人。万历五年(1577)进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检讨，参加纂修《大明会典》，进修撰，直讲经筵。不久，进右中允，充日讲官。再历少詹事兼侍读学士、詹事、礼部右侍郎。万历二十六年(1598)，以礼部左侍郎署部事，上疏请罢一切诛求开采害民之矿税，撤回税使，又请明神宗亲临御政、册封皇太子，皆不用其言。为此，余继登郁郁成疾，万历二十八年七月十五日卒于官，年五十七，赠太子少保，谥文恪。余继登为人忠诚，遇事不挠。勤奋好学，熟悉朝章典故。有《典故纪闻》、《淡然轩集》，均采入《四库全书》并传于世。
余继登曾参与修撰《明会典》明代典籍和列朝实录皆较为熟悉，《典故纪闻》就是他摘抄诸实录和起居注而成。作者摘抄的原则是：“凡关国家大政大本则书，非大事而于世为急则书，非大非急而为异闻则书，非异而事所从起则书”。为研究明代的政治、经济，尤其是关于典章制度等方面提供了有用的史料，有些史料不见于它书记载，或它书记载不详，如卷二记载“让役法”的颁发：“国初，中书省让役法，每田一顷出丁夫一人，不及顷者，以别田足之，民力劳困，岂能独安?自今凡有兴作，不得已者，暂借其力，至于不急之务，浮泛之役，宜为之”;卷十五记载官吏俸禄将粮食折合成布匹计算：每阔布一匹，折合米四十石。成化十六年户部议减，改折为三十石，还相当白银三十两之数;卷十八记嘉靖初年边费，每年二十九万两白银，以后竟递增到二百五十一万两。明中叶以后吏治的腐败，边防的吃紧，于此可见一斑。
《典故纪闻》初刻于明万历时。通行本有：《畿辅丛书》本，《丛书集成》本等。
中国古代史的论文篇八
清初的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大力推行垦荒政策，使农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并有了较大的发展，为清朝前期的兴盛奠定了基础。农业生产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繁荣。农业产品品种和产量的增加，也对手工业和城镇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二、手工业的发展。
手工业：清朝前期，丝织业、棉织业、印染业、矿冶业、制瓷业、制糖业、制茶业等手工业都有很大的发展。当时已出现了比较成熟的手工业工场，其中有些颇具规模，如江宁(今江苏南京)著名的机户李扁担、李东阳等。
三、商业的发展。
清朝前期的商业很发达，陆路和水运的商旅往来频繁，各地的商品贸易十分兴盛，形成了由农村集市、城镇市场、区域性市场和全国性市场组成的商业网。
吴江县盛泽镇--"舟楫塞港，街道肩摩"。
湖北汉口镇--"人烟数十里，贾户数千家"。
江苏苏州--"十万烟火""甲于天下""地段千金"。
山西晋商、安徽徽商，对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四、人口的增长。
乾隆末年，全国人口发展到3亿，占当时世界总人口的1/3。
中国古代史的论文篇九
1、唐代社会，虽然世族的势力被削减，但仍然不是一个平等的社会。《唐律》中也明订，人分为“良”“贱”两大类，贱民只能与贱民结婚;地主杀害部曲最多求刑一年，而部曲杀害地主必处斩。虽然科举制度实行，但由于世族的生活条件较为优渥，其子弟的文化修养也就跟着较高，不论是否参加科举，进入仕途都不是非常困难。
2、唐代是“胡风”盛行的时代。隋唐时期的北方地区有胡汉双轨制度，日常庸服为鲜卑胡服，庄重祭祀场合改用传统汉服(唐服)。唐代妇女的地位较高，在服饰中也有体现。贵族及宫廷女子多为半裸胸的宽松罗裙。裙腰系得较高，在腰腋之间。歌女服饰染色醒目绚丽，贵族染色富丽高雅。按领子款式分为圆领、翻领、方领、斜领、直领和鸡心领等。
3、唐朝是以丰肥浓丽为审美取向的。大多面如满月、丰颊秀眉、腰肢圆浑，其装扮袒露而大胆。
4、唐代繁荣昌盛、丰衣足食。人们有条件吃饱穿暖保持健康丰满的体格。其次，唐代开放兼容并包，国力强盛与文明发达，使唐人充满自信，成为一个高度开放的国家。
扩展资料：
唐朝的历史：
唐朝(618年—907年)，是继隋朝之后的大一统中原王朝，共历二十一帝，享国二百八十九年。
隋末天下群雄并起，617年，唐国公李渊于晋阳起兵，次年于长安称帝建立唐朝。唐太宗继位后开创了贞观之治。唐高宗承贞观遗风开创永徽之治。690年，武则天以周代唐，定都洛阳，史称武周，开创了“上承贞观，下启开元”的治世局面，为盛唐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705年，神龙革命之后，唐中宗恢复唐朝国号。唐玄宗即位后开创了万邦来朝的开元盛世。天宝末全国人口达八千万左右。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导致国力渐衰;中后期经元和中兴、会昌中兴、大中之治国势渐振。878年，黄巢起义破坏了唐朝统治根基。907年，朱温篡唐，唐朝灭亡。
中国古代史的论文篇十
中国古代历史源远流长，贯穿几千年的时间。从夏、商、周的殷墟考古到秦朝的统一天下，再到唐宋的文化繁盛，中国古代历史留给我们无数的感想和心得。本文就从历史学习的角度出发，对中国古代历史做一些个人的感想和总结。
一、了解中国古代历史的重要性
首先，中国古代历史是我们了解中华文明的重要窗口。古人们的智慧、思想、礼仪、文化等等，都在古代历史中得到了完美的诠释。中国古代历史是支撑中国现存文化和社会制度的基石，只有从历史的角度了解和掌握，才能准确地理解和研究中国的现状。同时，了解中国古代历史也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如今的中国人根植于五千年的文化沉淀，而这种文化沉淀正是源于中国古代历史。
二、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意义
中国古代历史作为中华文化的祖业，其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意义重大。中国五千年文明历经兴衰，凝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优秀的文化传承也凸显出丰富多彩的文化魅力。古代的孔子、老子、墨子、庄子等思想家，他们在古代思想和文化上所做的贡献不仅影响了中华文明，也深刻影响着世界文化。文化的传承不断的进展着，在现代人的眼中，具有高度的赏识价值和人文意义。
三、人类智慧的印记
中国的历史何以长远、悠久，人们对历史的传承与留存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古代历史不仅体现了人类的智慧，也记录着人类不断进步，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国古代文化秉持开放、包容、进取的思想，不断吸取外来文明的营养，在交流互通中实现了向上跃升。古代的旅行家张骞，开辟了丝绸之路，将中华文化传递到丝路上的国度，积极拓展交际范围。古代的文化大家杜甫、白居易，他们的诗歌被世人传唱，感人肺腑；科技大师李时中、郭守敬和王羲之等，他们在古代科技、文学、艺术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中国古代的文化、科技和思想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的财富，也是全人类文明的宝库。
四、历史悠久的文化沉淀
中国古代历史的悠久，让人们在翻看晦涩难懂、过于古老的《易经》时，感受到的是一种庄重与深邃；读到唐宋诗词时，感受到的是艺术美感与文学气息；看到明清小说时，感受到的则是声色、幽默的味道。这么多的文化沉淀，经历了时间的沉淀，虽然语言表达的方式各有不同，但都是永久存在的伟大。
五、爱国情怀与文化自信
历史是一面镜子，给予后世一种心灵寄托和认同感。在当今时代，我们要彻底认识历史的深沉、宽广、博大和悲凉之处，从而增强爱国情怀与文化自信。以古史今讲、以古为鉴，弘扬中华文化，挖掘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精神，more能够使国家的软实力不断增强，在整个世界舞台上达到融合进步的效果。因此，我们应该去学习，去了解，去花费自己的努力去积累知识，从而广泛地深入了解中国古代历史，将自己的文化自信与爱国情怀融为一体。
总之，学习和认识中国古代历史，不仅可以让人们了解中华文化的深度和博大，更能够提升人的文化认同和自信。我们应该继承先辈们的爱国精神和文化自信，去承担历史赋予的责任，让中华民族的文化走向世界，为全球文化做出贡献。
中国古代史的论文篇十一
中国古代史是世界上最为悠久、最为丰富的历史文化之一，是中国优秀的文化遗产，也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脉络，也是中华文明的源头。通过读史，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和认识我们的民族、文化与历史。下面是我对中国古代史的一些感想心得体会。
一、深深的敬畏与自豪感。
中国古代史是中国优秀的文化遗产，也是中国人民的文化根基。历史上我国在许多领域都曾领先于世界，如中医、农业、造纸术等等，让人赞叹不已。在阅读中国古代史的过程中，我不仅获得了知识，更有一种深深的敬畏和自豪感。我们是拥有丰富历史文化的民族，更要以古为鉴，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不断发掘和传承中华民族瑰宝，让它们在新的时代里发扬光大。
二、不断探索与思考。
中国古代史是一个极为广阔的历史体系，充满着无数的变革和发展。在阅读的过程中，我大量的阅读了关于中国古代历史的书籍，并通过学习中华文化遗产找寻和探索自己的价值和位置。同时，我也不断思考这段历史对中国人民的启示和影响。深入研究，虚心探讨，可以不断丰富我们的思想，开阔我们的视野。
三、明晰国家的发展历程。
通过深入研究中国古代史，我们可以了解一个强大的国家是如何从最初的渔村到站在世界人民的前列。我们不断扫清各种障碍，不断实现新的发展，并将回报给人民，不管发展中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和挑战，中国人民总是勇于拼搏，攻坚克难。中国政府所采取的开放和改革政策，不仅促进了国家经济增长，也赢得了世界的赞誉。明晰国家的发展历程，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现代中国社会的现状和未来的方向。
四、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中国传统文化是人类历史文化的瑰宝，经历了3000年的纷繁历史发展，形成了独特而深远的传统文化。在中国古代史的开端，我们可以感受到很多历史文化传承的痕迹，如：《易经》、《论语》、《大学》等等，这些传统文化代表着中国古代的最高智慧，具有极其深邃的内涵和独特的魅力。在现代社会，我们也需要传承发扬这些传统文化，让逐步走向更加和谐的文明社会。
五、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中国古代史长达4000年的历程中，几经兴衰、更新换代,但是，它始终是中国人民的历史。我们要感谢古老的先辈们为中华民族的繁荣而奋斗过的时代，我们要以中国古代史为更好地认识、了解中华民族的耐力与勇气，学习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民族精神，加强自己的自学、自觉。我们要通过学习中古乃至现代的历史及各个时期所发生的事件，来认识到我们是一个伟大而古老的文化瑰宝，更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将道德规范视为生命和生活的常识。
总之，中国古代史是中国的宝藏，我们需要不断地学习和钻研，让我们更好地认识和掌握中华文明的独特之处，保护我们的文化遗产，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融入世界，共建人类文明的未来。
中国古代史的论文篇十二
很多年前，大概是我上高中的时候，有一本书和一部电视剧在当时比较流行，书的名字叫《丑陋的中国人》，作者是台湾的柏杨，电视剧叫做《河殇》，剧本是苏小康写的。所宣扬的思想大同小异，总的来说，是把中国传统文化比做污秽的“酱缸”，把中国一百余年落后的原因归咎于祖先创造的文化——，特别是儒家。
书中列举了一些中国文化的糟粕，比如：八股文、小脚、廷杖、太监。盲目膜拜偶像，愚忠愚孝，对思想的禁锢，男女地位的不平等。也提到了一些中国人的愚昧和残暴的行为：比如在饥荒年见易子而食，焚烧阿房宫，焚书坑儒，耍弄权术，相互倾轧，内斗不止等等。于是得出结论，中国的落后在于传统文化的低劣，应该放弃传统文化，接受西方文明(实际上是全盘西化)。看了这两部作品，有一种深刻的感觉，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真是近乎一文不值，西方的文明确是灿烂辉煌，而且这两部作品举出的一些例证，让人看来，他们仿佛说的都是铁的现实——中国文化代表野蛮，而西方文化代表进步！看的久了，竟然产生了一种西方殖民者在当年求之不得的思想：就是中国人和现今落后的民族是天生的劣等人种，而欧罗巴人___特别是日尔曼人，是绝对优秀的民族。中国要想进步，就必须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文字结构和各个方面向西方人靠拢，或许还可以有点生机。
那时候看了这些作品，我很赞同。说心里话，我同意！
因为那时候还有很多事我不懂……。
我才上高中，对中国的历史一知半解，在我模糊的印象中，仿佛柏杨的话都是对的，中国确实存在着很多黑暗的东西。而且中国历史中的保守，腐败和专制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但是西方有爱因斯坦、伽利略、爱迪生那么多的科学家，有雨果、普希金、莎士比亚那么多的文学家，有著名的艺术大师达芬奇和梵高，更重要的是西方有民主、自由和科学。
那时候我曾经说：我们自诩为有5000年的文明，可是放眼看看，现在我们使用的东西，几乎无一不是西方人发明的。我曾经赞同《河殇》里的一句话“不要自己再骗自己！”是的，我们不要总用文明古国地大物博来麻醉自己，要承认自己的不足，勇而知耻。要抛弃传统文化，抛弃民族的劣根性，中国才有希望。柏杨曾希望外国朋友，特别美朋友帮助中国人去掉劣根，我赞同。因为那时候在我眼里，美国是自由发达的象征，是文明的标志。
我当时确相信这样的观点，不过那个时候，还有很多事我不懂……。
我忘记了一件事，在我从内心崇尚西方文明的时候，我居然连世界历史都没有好好看过一眼。高中以后，我看了圣经、论语、庄子，粗略的读了一些佛经的故事。后来，我开始仔细的翻看《中国通史简编》。工作以后，我读了世界历史。
在看中国历史的时候，我还是比较同意柏杨等人的观点的，只是产生了一些疑问，比如：《河殇》里曾经说过：万里长城是中国锁闭国门的象征，这样说符合事历史实么？说中国人歧视，压迫妇女，可圣经里也明明指出：女人是男人的依附品，要听从男人的摆布，柏杨说中国在儒家建立统治地位以后，就没有出现过有新思想的哲学家，可范缜、顾炎武、戴震明明都是有独立见解的思想家啊……但是，我对他们的思想还是基本赞同的。只是觉得，有的所谓“劣根性”他们不是说的很准确而已。
在看世界历史的时候，起初，说真的没什么深刻的感受，只是觉得西方人国家多，民族多，人的名字也很难记清楚。
另外还有一种感觉，就是隐约觉得欧洲的战争特别多，宗教纠纷也比较频繁……但在这个时候，仍对西方文化没有产生什么太坏的印象。不过我的疑问却增多了：柏杨反复嘲讽中国人有太监制度，可是罗马，土耳其传统上也存在太监，并且欧洲国家还存在阉割艺人的现象。莫非太监制不是中国的专利？再有，柏杨反复嘲笑中国的廷杖是“脱了裤子打屁股”，可是罗马帝国也有用棍棒打死大臣的传统啊，而且还割下脑袋……(即闻名世界的法西斯酷刑)再仔细的看下去，我不禁茫然……文明民族，优秀民族。这些本在我脑海里对欧洲人做出的定论不禁一个个的动摇了！
看到上古文明的时候，我在憎恨欧洲人破坏文化，焚烧城市的同时，还对希腊，罗马的灿烂文化有所欣赏，而在看中世纪历史，一直延续到英国议会战争以前那段历史的时候，说真的，我不忍再看，因为我觉得难过：人类历史上居然有这样卑劣的尔虞我诈，居然有这样丧心病狂的对文明的摧毁，居然有这样在东方连最野蛮混乱的暴君所做不出的兽行和丑闻！
我曾经说“中国人破坏文化，例如项羽焚毁阿房宫，董卓破坏长安和洛阳，外国没有这种行为！”但是我错了。
在古代，西罗马灭亡的时候，哥特人，即日尔曼人的一支，在罗马大肆焚烧建筑，民房被毁坏了45000座，而宫殿居然有1800座被焚烧净尽，珍宝被抢走，所有的金银财宝和战俘都成了哥特人首领阿拉里克的陪葬品，书籍和文物则被砸烂销毁。就算100座宫殿抵的上一个阿房宫，哥特人的破坏量，也是18座阿房宫，这是一个令人嗔目的天文数字！
而欧洲人因破坏而形成的天文数字远远不止这些……。
中国古代史的论文篇十三
初读《史记》，读出一个顶天立地坚强的男子汉，或许一开始他就不该站出来，顶撞君王，是大罪。他是被深深地激怒了，但他没有停止在愤怒上，而是还在此基础上对他所要加以叙述和研究的到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为止的一部中国通史进行了认真的整理和思考，并得出了自己的一些结论，这是司马迁之所以不仅成功为一位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成为一位伟大的历史家的原因所在。鲁迅有一句名言：“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司马迁不正是在“痛定之后”，以史记这部大作长歌当哭吗？很难想像，如果司马迁在巨大的悲痛之后不继之以理智的思考，而会成文学家兼历史家。晚清的刘鄂在《老残游记。自叙》中指出：“《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史公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泣，八大山人以画哭泣，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于是，在报任安书中，我看到一个无奈而又理智的司马迁，一个身心俱残而又顶天立地的司马迁。司马迁一腔抑郁，发之《史记》，将悲痛而屈辱的灵魂投入到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之中。于是，绝代文章横空而出。我似乎看到了太史令坚强的身躯，化作天边耀眼的彩虹，霎得，红遍了整个天空。
《史记》之韵味，非桂花树凋零的悲哀，也非纳兰性词的凄凉，它的韵味，是甜香赛芝兰之悠长，踏雪寻梅的不变的情怀。
读《史记》之韵，读出司马迁的韵味，那是任何一个时代都光芒绽放的灵魂，带著一丝不羁，带著万般男儿忍辱负重的尊严，书写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春秋，反复咀嚼，齿留余香。
对《史记》的感动，不仅仅在于它灵动的文字与丰富的情节故事，更重要的是他所蕴含的人格魅力与精神的升华。正是因为这种力量对《史记》的认识，也进入了一个精神的境界。
司马迁作《史记》，是用灵魂与命运作斗争，用自己的精神作出一部千古流传的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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