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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简史论文篇一
浅析管仲与梭伦政治改革之比较社会发展学院唐莹
02110123
[摘要]管仲与梭伦,一个是先秦齐国时期辅佐齐桓公一匡天下的相伊,一个是古希腊雅典城邦的首席执政官。他们所进行的政治改革在古代中西方历史上交相辉映,从而推动了两国历史的进步。在二者的改革与实践中,既有相似处,又有不同点。本文从社会背景,改革内容,历史价值三方面就两者的政治改革的比较作一简论。
[关键词]管仲;梭伦;民主政治;君主专制
管仲相齐,梭伦执政,在历史的不同时期,他们在各自国家进行了一场至今都意义深远的改革,使得各自邦国日益强盛。在当今世界全球化的风潮下,各国发展既趋同,又有各自的特色,从管仲和梭伦的改革入手,分析和比较他们的的政治改革,对现在社会的发展有其裨益之处。
一
行、大司田、大司马、大司理,主要是由贵族卿大夫充任,负责处理国家事务。当时齐国的贵族有“高(文公后)、国、崔、庆、栾、高(惠公后)、陈、鲍等氏”,“他们凭借着伟大的权势,世执国政,上挟王侯,下治臣民。”[1]垄断政权的贵族卿大夫们,凭借着宗法血缘关系,世代霸占着高官显职,甚至是左右国君的废立。这已经威胁到了君权的加强。
管仲,名夷吾,字仲,其先与召忽辅佐公子纠,公子纠败死,管仲被好友鲍叔牙推荐给桓公,成为齐国相伊,被称为“仲父”。管仲是姬姓的支属,与周天子同姓,父亲曾是齐国大夫,后来家道中落。管仲曾生活在社会底层,他了解百姓们的想法和要求;又辅佐过国君的儿子,所以对于上层统治阶级的弊端也有着一定的了解;对当时整个社会的整体走势也有着自己的想法。正是基于这些因素,在之后的他的改革中,许多措施开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变法改制的先河。
梭伦,生于雅典,出生于没落的贵族家庭。他年轻的时候,一面精神,一面游历,到过许多地方,考察社会风情。他了解下层民众的生活和境地,于是他以“仲裁者”、“中介者”、“调停者”的身份出现在城邦最危险的时候。这也造就了他改革的风格,中庸思想,既不迁就贵族又不偏袒平民。
发展的潮流。
二
管仲的法治体系里,君主掌握立法权,大臣进行执法,而百姓只能一味的遵从法令。在实施改革的过程中,管仲又十分注重人才的发展、使用,为此,他制定了一系列的选官标准和措施,在制度上表现为“三选制”。首先,各乡把有才德的人推荐给国家;然后,有关部门再对各乡所推之人进行一段时间的试用,选择优秀的人推荐给君主;最后,国君亲自审核使用,合格者被任命。
一、二、三等级公民担任;第四等级公民可以参加公民大会和民众法
庭。梭伦改革了德拉古时期用抽签选举的方式,“梭伦规定,国家的官职应先由各部落分别投票预选候选人,然后就从这些候选人中抽签选出举。”[5]虽然第一道程序可能会受到贵族的影响,但候选人还要经过第二道程序的抽签,因此有一定的优势。
毋庸置疑,管仲与梭伦因其所面临的社会环境,所依托的社会载体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必然使得二者的改革走向不同的道路,一个“法自君出”,一个“主权在民”,这也是历史的必然。当然,在他们的改革中,都不约而同的重视法治的重要性,都限制了贵族的权力。两个不同时空的伟大政治家,在这两点上做到了一致。
三
梭伦与管仲所进行的改革的性质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一次民主建设,后者是一次君主专制政治建设。而正是这种性质的不同,所以他们的改革便更能体现出两种迥异的历史价值,并深深的影响了以后的西方和东方的政治的发展。
此后的改革家似乎独没有完全脱离这种改革模式,往往都是在不断的加强君主的权威和权力。在中国盛行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可以从管仲的改革中找寻踪迹。
与管仲相反,梭伦的改革规定,所有机构都只不过是国家政权的一部分,都必须依据法律所赋予的权力行使自己的职权。这就使得国家很难走向专断和独裁统治。他的政治改革内容是民主性的,是希望建立一套科学的国家机构和让人民广泛参与的政治制度。不但如此,他还将其用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正如梭伦执政前发誓要为雅典人制定一部“把强力和正义结合在一起”[6]的法律一样,梭伦的改革体现出不言而喻的法律至上、以法治国的精神。而这种改革,不但奠定了雅典的民主政治,而且,还为近代之后的资本主义的民主、法治建设提供了许多启示。
四
将管仲与梭伦的政治改革进行比较,并不能说明孰优孰劣。二者的改革的不同是所依托的社会载体,社会环境,地理环境,阶级力量对比等种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将中国古代史论文其进行对比是为了让我们从他们的改革中获得对今天有益的启示,并运用到当今的政治生活中。
管仲与梭伦,他们的政治改革在不同方面,不同层面,对我们都有着重要的启发。唐太宗曾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旧唐书》)我们更应该从他们的改革中获得益处。
[参考文献]
[1]童书业:《春秋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1页。
[2][5]亚里士多德:《雅典政治》,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5节;第7章。
[3][4](希腊)普鲁塔克《普鲁塔克选》,吴子廑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4月版,第14节;第16、19节。
[6]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商务印书馆,
171页。
年版,第1990
中国古代简史论文篇二
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浓郁的美学精神,中国古代美学深植于天人合一、美善统一等哲学基础,并在古人们的心理、意识、趣味、好尚之中得以充分地体现。文章旨在通过对其精神取向以及在艺术作品中的具体表现来探讨中国古代美学的审美趣味特质。
中国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从远古的石器时代开始,就已创造了举世罕见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时也衍生了人类历史上具有永恒魅力、不可磨灭的美。中国古代美学形成了我们民族独有的美学传统。这个传统不仅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更深深地渗透到了我们民族的意识、心理、好尚、趣味之中,表现在艺术作品中,组成我们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在世界美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对整个人类文化的进步作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本文择以审美趣味视阈,探讨中国古代美学的特质。
从意识形态的范围来看,我国古代的奴隶社会以至整个封建社会,伦理道德无疑是一切行为方式的最高准则,这一点在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哲学和中国艺术的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美学。而如果从哲学范畴来看,中国古代美学指的实际上就是以古代儒家和道家学派为代表的美学思想。
首先,“天人合一”的观点,即宣扬人与自然的统一,是中国古代美学的理论基础。它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观念,认为天与人有着共同的本性。正如孟子所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就是说,善的本性得到了充分地张扬,也就懂得了人的本性;而懂得了人的本性,也就懂得天命了。道家也有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合一。”而作为美学范畴,“天”与“人”所探讨的是关于美的本原与审美的归宿问题。“天”在古人看来即是“人”及万物的本原与归宿,因此,对于美来说,也是其本原以及审美的归宿。中国古代美学由于深受“天人合一”观念的影响,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无所不适作为其最高审美境界,因而在追求美、表现美的过程中也总是追求人与自然的统一以及人与社会伦理道德的统一。
此外,中国古代美学还特别强调美与善的统一。作为一种美学范畴,“善”指的是对人有用、有益、有利的功利价值。与伦理学上所讲的“善”的概念相比,它有更为广泛的涵义,不仅包括人的道德行为方面的功利价值(即对人有用有益),还有各种社会事物的功利价值(即是否与人类的目的性相符)。而在中国古代美学史上,儒家学派的鼻祖孔子最先将“善”的概念引入审美领域。他的哲学思想以“仁”为核心,也为其美学理论打上了鲜明的伦理烙印。据说孔子在齐国听到《韶》乐时,竟陶醉得“三月不知肉味”,他感叹:“《韶》尽美矣,又尽善也。”在这里,“美”即是对美的形式的最高评价,而“善”则是对符合一定的道德观念的内容的最高评价。在孔子对“美”与“善”的论断中,他提倡的是尽善尽美,美善统一,不仅把“善”和“美”联系起来,甚至把二者直接等同起来。同样,孟子的“充实之谓美”里的“充实”也是指将仁、义、礼、智等道德规范化为自己的精神,使之充盈全身,这就是一种美。荀子也曾说:“君子崇人之德,扬人之美”,在这里的美就是善。总之,我国历史上的许多思想家、文艺家、美学家都肯定了道德感和审美感的一致性。
这里值得强调的是,人们接受某种伦理道德原则,既非受法律的强制,也并非理论认识问题,而是取决于个体的情感,通过情感的感染而接受的,这就使古代美学在艺术上对情感的表现更为关注。早在《尚书·尧典》中就有“诗言志”之说,这一中国古代美学的古老命题,其中就阐明了艺术是情感表现的萌芽,之后又通过《乐记》《毛诗序》及其他着作得以明确和具体的发挥。此外,中国古代美学还特别强调“情”与“理”相统一。古代美学认为真正的艺术无一不是真实无伪地体现了灌注于个体全部人格中“善”的情感,“理”和“情”不能分离,应融为一体。因而古人日:“言,心声也;画,心画也”。以画竹为例,西方画竹,往往只画出竹本身的特点,把竹画得维妙维肖即可;可是竹作为中国画的题材则不然,它更强调要在运笔中表现出作者的精神和人格。中国画中的笔墨不仅是气韵的表现,而且也是作者精神的灌注。
中国古代美学以审美境界为其人生的最高境界是建立在“天人合一”和“美善统一”两个观点之上的。“美善统一”的观念中,虽然儒道两家在关于“善”的最高境界上有所争执,但最终都遵从“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有所不同的只是在于达到此境界的途径以及对其意义与价值上的理解。而所谓“天人合一”的境界,其实是一种既符合自然又超越自然的境界,由于它的高度自由,因而也是一种审美的境界。在古代美学中,如果达到了至善,也就是在最广阔最根本的意义上达到了一种美的境界。
综上可见,中国古代美学是以“天人合一”为源头,而从中分流出“美善统一”、“情理统一”、以“审美境界”为人生的最高境界等等几股纯朴的如清流般的观念。也正是它们构成了中国古代美学的独特品格,成就了我们民族独有的美学传统。
“趣”与“味”,二字的解释在古代颇多。
先说什么是“趣”。有解释为意旨、意味。《列子·汤问》中有“曲每奏,钟之期辄穷其乐”。“趣”不单单用在音乐上,而且还运用在绘画上。顾恺之在论画时,评《孙武》像为“古趣神奇”,又评《醉客》像为“变趣佳作”。还有说为兴会、兴趣,比如《晋书·王羲之传》中就有“恒恐八辈觉,损其快乐之趣”。可见在古代,“趣”就与艺术和人的心情有了紧密的联系。
中国古代简史论文篇三
摘要:本文作者主要讲述了自己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一些体会和探索:一是注重学生对作品的诵读;二是以解读培养学生感受作品的能力;三是改进教学方法;四是积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
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积淀下来的文学遗产,是珍贵的民族文化精品。学科内容综合性强,知识覆盖面广,教学难度极大。然而,在教授这门课时,不少教师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乃至教学模式基本还是因袭传统。课堂上,教师凭借一块黑板、一支粉笔、一本书、一张嘴,唱着“独角戏”,从文学史到作品选,从思想内容到艺术特色,滔滔不绝,学生只是被动接受,久而生厌。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文学中蕴藏着丰富的思想底蕴、深厚的文化内涵。当下,涵盖了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的国学复兴热再次兴起,对文学遗产中思想底蕴的发掘和继承使学生有了学习古代文学的浓厚兴趣。如何利用好学生的“古代文学情结”,调动其学习古代文学的热情,并使之产生持久的动力,是我们应该积极探索的。我在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工作的几年间,将传统的教学方法和现代技术结合起来,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索,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一、注重学生对作品的诵读,培养其对作品的感悟能力
每学期开始,我都规定一些阅读和背诵的篇目,认真地抽查学生的完成情况,并将其作为考核学生平时成绩的内容之一。诵读,可以加深对文学意象的感悟,有利于学生想象力的培养,进而较准确地把握作品的情感内涵。在古典诗歌的教学中,这一点尤为重要。它可以将学生“带回”千百年前,让他们的现代生活、情感与理念与古人的生活、情感与理念相融合,与作品的意境和作者的体验产生共鸣,进而获得美的享受。如讲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让学生通过诵读,体味“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这些意象所渲染出的深秋傍晚的荒凉气氛,体味天涯沦落人的孤寂愁苦之情,让学生对当时沉闷的时代气氛有深刻的感悟。诵读,可以充分体悟诗歌的语言美。优秀的文学作品都蕴含美的情感,通过朗读活动,可以使之渗透于学生的心灵。吟咏朗读除了可以感悟文章的真谛,还可以使人在不经意之间对朗读时那抑扬顿挫的语音、错落有致的节奏与奇特严谨的结构拥有深切的体验。对学生来说,言语内容美与形式美对他们的思维活动的影响是不容易被察觉的,但却是帮助他们理解文章的强大力量。因而,在让学生感知言语内容美与体悟言语形式美的过程中,要尽力诱发其审美情感,提高其朗读的感染力,使其加深对作品的理解。同时,诵读还可以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提高他们适应生活的能力,陶冶他们高尚的情操,丰富他们多彩的生活。
二、以创造性的解读,培养学生对作品的鉴赏能力
文本解读是一种创造性的过程,一个审美的过程。好的解读,有助于学生对作品的欣赏,能使其体会到作者对生命的感悟,并与作者进行对话,从而逐渐养成感受作品、感受自己、感受生命的能力,这是古代文学教学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如讲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在欣赏这支曲子的情景下,我让学生讨论:苏轼的这首词千百年后为什么还会令我们感动不已?是表达了苏轼思想的苦闷,还是反映了他出世和入世的人生矛盾,抑或表现了苏轼对人间生活的热爱?通过讨论,学生明白,这些说法自有其道理,但仅仅这样理解显然是不够的。它的动人之处在于,一是揭示了人类的一种普遍的生存困境:人生的缺陷(痛苦、不如意)是绝对的,我们不能指望人生和世界完美无缺,只能在绝对的缺陷中寻求相对的完满;二是苏轼以博大的胸怀对人们发出深情祝福:“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人与人之间更需要互相关怀和抚慰。因此,苏轼这一美好的祝福,才始终拨动着人们的心弦。这样的解读,诠释了作品的内在价值,拉近了古代作品与现实生活的距离,从而引起了学生的强烈共鸣,取得了育化心灵的效果,提高了学生对作品的鉴赏能力。可以说这是古代文学教学改革所追求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解读过程中,启发学生把心沉到古代文学的.文化背景中去,触摸作家思想感情的脉搏,使学生初步掌握从文化背景角度切入去鉴赏诗文,同时引发学生对文化现象的思索。这是非常重要的。讲陶渊明,我告诉学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隐逸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随着时代的变迁,人类的进步,这种文化现象几乎已经消失,但作为一种人格,后人对陶渊明又非常推崇;作为一种观念,它还或多或少地影响我们现代人,你将怎样看待陶渊明的隐逸呢?有的学生认为,陶渊明抛弃做官而归隐田园,表明他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洁身自好的价值取向,这种人格是高尚的。有的则认为,陶渊明的这种隐逸人格不值得歌颂,这种人格是有缺陷的。如果我们面对黑暗和邪恶都不闻不问、装聋作哑的话,我们这个社会将会是什么样子呢?还有的说,陶渊明在归隐中心灵得到了安顿,人与自然融合在一起。这对与我们现代人来说,应该有所启示。假日之际,人们总想离开城市的喧嚣,到野外感受山水之美,让浮躁的心灵得到净化,可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却越来越糟糕。尽管观点不一,但闪烁着智慧的火花。把作品的阐释、作家的评析与现代生活联系在一起,拉近了学生与古人的距离,提高了他们的鉴赏水平。
三、改进教学方法,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传统的古代文学教学,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和个性发展,忽视了学生的创新精神。鉴于此,我开始尝试进行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改革,在教学过程中尽可能改变以课本为本位、以教师为中心、以强硬灌输为手段的传统教学模式,借鉴一些先进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
辩论法。经常拿出一些在历史上有争议的问题让学生们自己讨论。在正式讨论之前,我也做了大量的预备工作:事先布置好讨论的题目,让他们围绕自己的观点去查资料,并选出各自的代表发言人,非常类似于现在的辩论赛;我也要尽可能多收集资料,猜测学生会运用哪些论据来证实自己的观点,并模拟他们争论的情景,以便作必要的调解和补充。每学期我搞两三次这样的讨论。如在讲“先秦文学”中诸子思想时,涉及一个非常复杂的“人性”问题,孟子主张“人性善”,而另一位儒家大师荀子则认为“人性恶”。讨论之前,大家都做了充分的准备,从多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有理有据。事后学生自己说,这次讨论逼着他们看了很多理论书籍,提高了自己的思辩能力。
比较法。古代文学中很多问题可以说至今尚无定论,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将诸家之说介绍给学生,并组织他们对多种答案及多种思路进行比较选择,从而激活他们的思维,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例如,学习王维的山水诗,要求学生搜集、整理唐以前,以及初唐、盛唐时期有关知识分子对山水的关注的资料,从比较分析中鉴赏王维对中国山水诗的贡献。又如在讲到“楚汉之争”这段历史时,我要求大家对导致这场战争的两个主要人物——刘邦和项羽进行详细比较,刘邦作为一个无赖何以夺得天下,项羽既然是一个英雄为何却走向末路?学生通过激烈的讨论来总结两人的得与失,从而更深刻地认识了这段历史。还可以通过古典文学的现代改编问题,思考古代文学的经典性所在。如搜集一些根据古诗词改编的流行歌曲,像《别亦难》、《新鸳鸯蝴蝶梦》、《在水一方》、《寂寞沙洲冷》等在课堂上欣赏,让学生去寻找原文,从而思考古典文学历久弥新的原因,激发他们学习古代文学的热情。
四、积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古代文学的学科性质,决定了其传统的教学模式,但长此以往,教学难免单调,因此,有必要通过一些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进行调节。在种种探索性改革中,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无疑是实施起来最方便快捷,且行之有效的办法。
音响媒体方面,可以运用便于携带的mp3加小音箱。课堂上通过欣赏相关的音乐,加强学生对古典文学作品的理解,如在讲授李煜的《浪淘沙》一词时,先让学生欣赏邓丽君的歌曲《虞美人》,把他们带进一个哀伤、凄凉的意境,然后对作品进行解读,从而使他们对这首词表现的李煜思乡之情、亡国之恨有一个深刻的了解。在讲解《史记·项羽本纪》时,可以让学生欣赏琵琶曲《十面埋伏》,使学生对楚汉战争的形势、人物个性有更直观、丰富的了解。
声像媒体方面,包括对电视、dvd、电脑、投影仪等的运用。如在讲授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时,可以组织学生观看古典名着改编的影视作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教学内容更加引人入胜。
将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多媒体课件运用于古典文学教学中,不但节省了课堂板书的时间,而且增加了课堂教学的内容和深度,给教和学带来了巨大的便利。教师可以在课件中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教学资料,诸如作者家世、生平、思想、学术研究动态等,并突出教学重点。尤其是在诗词教学中,将讲读篇目演示在屏幕上,再配以音乐、画面、朗读、前人的评论等,教师再加上一些疏通与点拨,便会得到很好的教学效果。
中国古代文学永远不会像今日的某些时尚潮流一样红极一时,但也不会像昨日的某些流行概念一样成为“明日黄花”。如果教师在教学中真正引导学生进入中国古典文学的艺术殿堂,使他们体味到古典文学的永恒馨香,将是对学生精神完善的莫大帮助,而不仅仅是满足于学生对局部知识的掌握。
参考文献:
1、阎续瑞.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初探[j].煤炭高等教育,,(2).
2、张嘉林.注重学生人文素质的提升——古代文学教学改革的思考与实践[j].遵义师范学院学报,,(1).
3、毛义玲.现代信息技术与中国古代文学教学[j].文学教育,2007,(10).
中国古代简史论文篇四
悠悠五千年华夏,兵家文化博大而精深,岂料到了如今,竟然还敌不过欧洲中世纪、日本战国之类雕虫小技脍炙网民,真乃奇耻大辱也!本文撰写的目的,就是要通过纵谈的形式,展现华夏先进的军事文化,用铁的事实证明华夏兵家的伟大!
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却绝非易事。
由于我国史学者的失职,可以寻找到的相关资料大多是古籍只言片语的照搬、五花八门兵器的罗列、或者考古文物的介绍,以如此凌乱的咨料,想撰写高质量的纵谈实在是颇费思量的事情。
为此,笔者不但要查阅大量相关资料,甚至还要从许多不相关的资料中搜集有用信息,经过分析、归纳、到撰写成文,断断续续历时近2个月,着实大费了一番周章。
欣慰的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纵谈终于是完成了。
虽然还有诸如火器、杂兵器、野战战术之类内容暂时未能涉及,但笔者可以自信的说,这已经是至今为止网络上介绍最为系统、最有参考价值、也最言简意赅的关于中国古代兵器的普及读本了。
即使图书中也难有匹敌者!呵呵,这可不是自卖自夸,而是由于查阅了大量资料,加上笔者认真的研究分析,实在没理由达不到这种程度。
好了,再自吹自擂下去要挨臭鸡蛋了。
笔者最后再多一句嘴,希望大家在看完本文之后,能够对咱自家的兵家文化多几分钦佩与自豪,对欧洲中世纪、尤其是小日本的所谓日本战国文化多几分冷静比较,这就是笔者最大的初衷了。
第一章刀与剑
深思的是,历史会如此迂回。
剑并非中原发明,刀才是正宗原产,然而从东周到西汉初,刀却一度被废弃了,而长刀则消沉得更久。
商代铜刀长度很短,长者也只与罗马短剑相当,充其量算把西瓜刀。
也许正因短刀重量较沉,灵活性反而比不上短剑,西周才受北方游牧民族影响废刀用剑了。
短刀第二次出现已经是时隔8、9的西汉了。
西汉是铁的时代,蓬勃兴起的炼钢业将汉军队铸成为那个时代罕见的钢铁雄师。
钢铁提供了兵器更为坚韧的骨骼,催生出长达1米的环首刀。
在尚无马鞍和马蹬的骑兵眼中,那粗犷有余细致不足的直窄刀身蕴含了前所未见的凌厉杀气,厚实的刀背将轻易承受住猛烈挥砍的应力,使他们化身为扑袭的猎鹰。
环首刀彻底取代长剑是在东汉末年,在那之后它将作为一个经典和传奇横跨过300年时光直达隋唐。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短刀在东晋就出现了分裂,导致两种刀式的并行发展,一种是直窄样式,另一种是近代常见的宽体样式。
但古人对事物的革新总是异常谨慎,就如同他们腰里别着剑鞘千余年,才在波斯双环的影响下,用绳将刀剑挂在腰际,宽体刀还要再承受几百年的寂寞。
对环首刀的改进就是增加护手,并取消了刀柄端的圆环,这个转变自魏晋始至唐成熟,但这已经使环首刀再无法称为环首了。
改进后的刀分为三种,其中的战刀称作横刀。
尽管环首刀日后将在中国完全绝迹,但'唐样大刀'却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造就了日本太刀,并于明代重返故里。
大**的年代到来了,那称得上帝国最黑暗的时期之一,充斥着嗜杀成性的暴君,战乱迭起刺激了武器技术的发展。
攘平**的宋朝既是刀复归的时代,也是刀发扬的时代,短刀改变了,长刀东山再起。
直窄刀身有联为一体的刀脊,令同样宽度的刀身能承受更大应力,从而斩甲断骨,但却缺乏使刀刃开膛破腹的流畅弧线。
弧曲刀身恰好相反,柔韧有余而刚硬不足。
但这只是欧洲和西亚的难题,中国用坚重的宽体刀将两者合而为一,这完美的结合将只有日本太刀的灵活锋锐可以打破。
太刀说来就来了,高碳钢精锻而成的微弧刀身异常迅猛,令人与兵器皆数粗制滥造的明军大为惶恐。
师夷长技不敢当,因为明军缺乏倭寇的野蛮,但对兵器样式的学习倒显得相当诚恳。
于是明军的短刀序列成了一水日式,从1米长的单手刀,到2米长的双手刀,连骑兵也未能脱离此列。
可惜武备无力阻止明廷的政治贪腐和人心叛离,而清廷的迂腐又最终断送了华夏基业。
当欧洲枪炮在中国土地炸响时,无论精致的武官刀,还是宽大的士兵刀,唯一的用处就只剩下宣誓了。
短刀最后的舞台是抗日战争,但目的只是为了缴获枪炮,当然或许骑兵还继续使用过一段,总之刀衰落了。
剑有三个要素,一是长度,二是灵活性,三是结构强度。
长度利于先发制人和扩大防护,灵活性利于攻守应变,结构强度则决定剑的弯折。
短剑灵活有余而长度不足,因此在步兵大量出现树立了剑之地位的春秋战国之交,剑的长度也在逐步延长。
延长的办法是改进剑身剖面,或许还会将背和刃分用含锡不同的铜水浇铸,这些办法都有助于提高剑身强度,使剑更为修长。
于是战国便有了6、70厘米长的铜剑,而在登峰造极的西汉,这项纪录更突破了1.1米。
造型平直而精致的剑是中国武学的标志之一,但实际上这个标志却只风光了不到1000年,倍受推崇的时光则更短。
随着剑的不断延长,问题出现了,固然长度能增强剑的攻击优势,但却降低了原先近距离击刺的功能,反而更多的`需要使用劈砍,而日益成长的骑兵更是迫切需求专业的劈砍兵器。
于是环首刀应运而生,厚实的刀背比剑更不易弯折,同时制造工艺更简单。
至于击刺功能,与短刀手默契配合的长矛手将成为唯一的专业者。
剑曾将刀置于末路,但当技术更为提高后,刀又反过来要置剑于绝境了。
剑失去了实用功能,越来越归于装饰,向着高雅轻巧过渡,进入隋唐以后,就连官员也很少佩剑了。
不过当装饰性发展到一定阶段,审美的需求就会掩盖掉功能的缺陷,宋代武官玩物一般的短剑就是证明,更不要提近代乃至当代那些装饰华丽的匕首剑了。
当如今的人们津津乐道那些或纤细柔软、或棱角方钝的武术剑时,可曾想到剑的悲哀呢?
在刀剑间恩怨终结的同时,长刀也再度登场了。
因为长刀的衰落比短刀晚几百年,所以出现晚上几百年,从同甘共苦的原则算起来倒也公平。
原始长刀除了刃平些、体窄些外,与斧钺实在看不出多少差别,但再次复兴的长刀,却是得益于宽体短刀的发展,这点从东晋时期出现了可装长柄的宽体短刀可以看出。
不过宽体长刀的正式出现可没那麽早,东晋的偶然创新也许仅是骑战时代的激情爆发,就像南北朝个别长达1.6米的环首刀不代表其常规长度一样。
长刀复兴后最早出现的是拥有两刃的陌刀,这种刀至今虽未见实物,不过从其宋代继承者掉刀那里,还是依稀可辨其三尖两刃的特征的。
陌刀堪称刀之极长,因为过长意味着攻击缓慢和不便挥舞,2米以上3米以下是正常,而陌刀已达3米。
陌刀曾在唐军中叱咤一时,陌刀队列阵于前横向密进,大刀纷落敌阵,每击都讨得数人毙伤,所向无前。
但也许是作为砍击兵器双刃的作用不大,陌刀在唐之后就不见记载了,取代之占主导地位的是宽体长刀。
与宋代人文发达和军事软弱相比照,长刀的装饰也是偏于华丽失之实际,但这并不能埋没宋代长刀的历史地位。
宋代为长刀创立了'刀八色',如今仍耳熟能详的偃月刀、眉尖刀、凤嘴刀、戟刀等都是那个时代出现的,以至明清两代除分别创立钩镰刀和长杆镰刀似的割刀外,竟很难再有新样式。
长刀应该比短刀更早衰落,随着清帝国的崩溃,新式军队也许仍装备短刀,笨重的长刀却绝不会再用了。
第二章戈与矛
早期的戈简单说就是歪头矛。
之所以盛行戈而不是矛或长刀,是因为当时盛行车战,而车战的近战是在战车交错时展开的,用矛的话很难借助战车的冲力,同时也难以在交错的瞬间击中目标,沉甸甸的长刀则不但比戈笨重,而且更容易磨损失效。
于是善于啄杀的戈就成了当然的主力。
春秋战国之交,战争规模日益升级,类似欧洲中世纪的战争游戏变成了人民战争。
一待翻山越岭的步兵使战场不再局限于平原,铜弩机的使用令弩手升级为射马杀人的好手,战术谋略极大丰富,战车的末日也就来到了。
但老派'骑士'的虚荣心此时尚未完全熄灭,于是战车有了更多的战马、更厚更多的盾甲、连两侧轴头都装了驱杀步兵的扁矛,戈也发生了变化,头部变成弧形,内刃加长像镰刀,外刃增强了推的杀伤力,用推来对付步兵的围攻。
可惜这一切还是无济于事,战车的终结到来于西汉初年。
戈有些很不好的缺点,比如头部易脱落、因挥击而攻击缓慢等。
所以后来戈通用的装头方法只有绑缚,看起来简陋,但是便于重新捆紧。
不过挥击缓慢是没治了,而且杆部由于抗力方向问题还更易折断,推又不如刺灵巧锋利,到头来唯一不可取代的价值还是啄。
因此随着战车的衰落,步兵摆脱了最大的侧面威胁,其存在就变得毫无价值了。
矛的地位不逊于戈,战车上往往也会装备1-2支长矛以备不时之需,但矛却始终不能取代戈的地位,反而是戟填补了空白。
戟的出现始于商代,早期的戟等同于加了矛尖的戈,不过并没在战斗中显示出明显优势,因此没能得到重视。
到了秦汉,也许是战法思想不能一下子适应失去戈的转变,戟就突然成了宠儿。
但戟也存在缺点。
比如容易被搅缠,汉代有种叫钩镶的带钩小盾就是专用来搅缠戟的,然后再跳上前去给持戟人一刀。
另外骑兵冲锋对戟的推钩功能也不太依赖,刺的同时又推是多此一举,钩固然有用,但也带来了戈的老毛病-头部易脱落。
因此到了东汉,长戟的戟枝就越来越向前了,说白了就是像叉了,经过魏晋更干脆把戟废了,转而全力发展矛。
这时候就该矛唱独角戏了,长刀的出现还要再过几百年,大斧则只是辅助兵器,所以矛在当时的长兵器序列里可谓一枝独秀。
矛又叫槊,又分为马槊和步槊,兴起于汉末,估计那些三国名将绝大部分都是一手持槊、一手持短刀作战的。
南北朝是槊的鼎盛时期,因为此时中原骑战鼎盛,而身披两裆铠的重装骑兵正是以槊和弓箭为主力武器。
步槊的使用较简单,因为步兵偏重的是配合,步槊只是步兵小组武器序列中的一种罢了,用途在于较安全的刺倒敌人,掩护短刀手作战。
因此对持步槊者的要求是身高力大,武艺是否高强,并非考察的关键。
马槊的使用较复杂,因为槊不同于欧式长矛,后者单手持用只用于冲锋,前者则双手持用既冲锋又近战。
当骑兵冲入敌阵后会展开冲荡,此时攻防的方向和范围都远多于步兵,而且是在奔驰颠簸的马背上,加之槊长达4米的惯性,毫无疑问,不经过一定的严格训练很容易破绽百出。
唐代以后矛多称枪,宋代是枪的黄金时代,种类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也许是对骑兵正面突破的依赖降低的缘故,马枪的长度略有缩短,使其更灵活,同时制作更精良。
宋代马枪头部一般都有刺和钩的双重用途,枪后有可插入地的铁镦,杆上还有牛皮编成的提绳,看起来实在很体贴。
进入明代,冷兵器的地位下降了,枪的种类也就简化了,清代骑射起家,对冷兵器情有独钟,于是枪的种类再次丰富,甚至出现了近5米长的钉枪,已达中国长兵器长度禁忌的极限,真不知打算做什麽用。
矛最后的舞台是抗日战争,红缨枪的广为人知,甚至令其一度成为当代孩子的玩具。
可惜玩具的命运与其祖先当初一样,随着欧洲枪炮的隆作,华夏无敌的美梦幻灭了,随着玩具枪的出现,孩子王的地位也不再青睐拥有红缨枪的孩子了。
中国古代简史论文篇五
身体是人生之根本,但关于身体的问题,从古到今的哲学家关注的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中西哲学都曾试图超越身体,甚至想要抹杀身体的存在。西方哲学长期持身心二元论,认为心灵或灵魂才是哲学社会科学关注的对象,而身体则被纳入自然科学的研究领域。中国古代哲学虽有注重修身的传统,但亦实以“心性之学”为中心。自尼采、福柯以来,哲学开始关注身体与思想之间的隐秘联系,尤其近些年来,“身体”开始进入西方思想和学术界众多学者的研究视野。相比之下,国内学者对身体和身体哲学的研究相对滞后。下面发表的两篇文章,代表了我国学者对这个问题的初步思考,希望能引起读者的兴趣。
20世纪上半叶,在胡塞尔“回到事物本身”的现象学纲领的感召下,现代西方的一批具有批判思想和疑古精神的年轻的哲学家们,在对传统哲学种种业已被视为不易之论的本体论假定给予大胆质疑的同时,发起了一场为再造传统而先行奠基的哲学上的“寻根”运动。在这一运动中,虽种种新见迭出不穷,但最具颠覆性和原创性的工作则属法国现象学家梅洛-庞蒂的对所谓“身体”的本体论意义的木曷橥。与传统西方种种业已意识化的哲学不同,梅洛-庞蒂在西方哲学史上第一次破天荒地宣称:“世界的问题,可以始于身体的问题。”其实,梅氏这一宣言不仅是对西方传统哲学致思取向的根本纠拨,而且也为我们真正切入中国哲学、为我们溯寻中国哲学之“根”提供了路引。也就是说,掩埋在深厚文化沃土中的中国哲学之“根”,既非西方传统思辨哲学中的那种“意识”,也非晚出的中国哲学中的所谓“天理”或“人心”,而是诚如王夫之所言,“即身而道在”,它就平中见奇地体现在我们每一个人活生生的身体之中。
这种根于身体的哲学本体论,除了表现在中国古人对宇宙的终极性思考不是发端于对世界的“惊奇”而是始于对人自身人身处境的“忧患”之外,还集中地表现在其以一种“切己自返”和“返身而诚”的方式,把人自身的身体看作是宇宙真正的起点和本源。在作为中国哲学源头的古老的《易经》中,这种宇宙真正的起点和本源就是所谓的“太极”。“太极”的“太”字即为“大”字的引申义。而“大”字按许慎《说文》,其为象形字,即像直立的首、手、足皆具的人的身体形状。这一字形在中国古代的甲骨文和后来的铜器铭文中都得到了有力的印证。因此,该词源学的考察表明,对于去今已远的中国古人来说,其是通过一种所谓的“依形躯起念”的方式来构造自己的宇宙理念,故形上之太极恰恰以形下之人身得以体现。而要真正理解这一“下学可以上达”的奥秘,就不能不涉及到中国古人对“身体”概念的独特的理解,以及我们称之为一种所谓的中国式的“身体现象学”理论。
中国古人之于“身体”概念理解的独特性在于,与西方人那种作为纯粹物理对象的躯体不同,对于中国古人来说,身体之身除作为物理对象的躯体之外,正如古汉语“身”字字义所表明的那样,还兼有突出的“亲自”、“亲身”和“亲自体验”等等内涵。因此,在这里,我们毋宁说看到中国古人对身体的一种现象学式的还原。经此还原,一方面,身体由一种异已的存在回到了本已的存在;另一方面,这种还原又同时保持着现象的充盈丰满而不牺牲身体的外部具体体现。因此,这一中国式的身体概念的推出本身就代表了对人类哲学史上种种二元论学说的克服和消解,它把诸如人与物,内在与外在、主观与客观、本我与非我等对立项经由一种亲身性的身体真正融为一体。而宋儒张载所谓的“我体物未尝遗,物体我知其不遗也”(《张子正蒙·诚明》)的论断,以及为中国古代众多哲人所大力阐扬的那种中国哲学特有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其实正是以这种现象学式的身体概念为其真正滥觞。实际上,在中国哲学中,这种现象学式的物我合一的身体也即一种“体用不二”的身体。这同时也意味着,对于中国古人来说,身体已不再局限为我的七尺血肉之躯,而是作为一种现象学意义上的非实体化的“潜在的身体”,也即“可能活动的身体”,以一种“借用显体”的方式经由行为向无穷无尽的大千世界显现和开放,乃至于世界的万事万物都被视为是人身体行为的“目的论的项”,乃至于“人身虽小,暗合天地”,整个宇宙都被视为人自身的'身体场。而《易经》中“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一永远“未济”的宇宙图式,与其说是对宇宙本身既定的客观规律的揭示,不如说恰恰是对于人之“挺身于世界”、人身向宇宙身生成这一生命之旅的彰显。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的根于身体的宇宙论学说不仅表现为把人自身的身体视为宇宙的起点和本源,而且还突出地表现为以人自身的身体的发生生成机制来解读宇宙本身的发生生成机制。这最终导致了在所谓“阴阳哲学”的名下,中国古人从人的“男女之道”推出“宇宙之道”这一中国哲学的哥白尼式发现。也就是说,对于中国古人来说,既然把宇宙看作是根于人的身体的宇宙,看作是人身体的化身,那么对人身体何以生成、何以可能的解答其实就是对宇宙本身何以生成、何以可能的根本解答。这样,“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人之身体来自男女这一发生学的原理其实就不仅是对人的身体何以生成、何以可能的解答,同时也是对宇宙本身何以生成、何以可能的解答。因此,对于中国古人来说,宇宙的“原发生命机制”并非遥不可及、深不可测的东西。相反,“易则易知”,它就以一种身体体验的方式下学而上达地体现在“造端于男女”这一夫妇之愚里。故男女之道不仅代表了人自身生命的发端,而且也从中径直开出了关于宇宙何以鸿蒙初启、何以开天辟地这一中国古代哲学的“创世纪”的宣言。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古老的《易经》不啻可被视为人类最早的“性学”经典。从指代男根女阴的阴阳两爻,到《系辞传》中的“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这一性活动的直白,这些被今之道学家们视为“不正经”而三缄其口的“身体书写”,竟堂而皇之地登上中国古代首经的堂殿以至于成为中国哲学的“核心语言”。同时,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天地”与“男女”相提并举且作为不易之论而业已成为老生常谈。所谓的“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系辞上传》),所谓“天地絪緼,万物化醇;男女媾精,万物化生”(《系辞下传》),以及“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庸》)如此等等都无不表明了这一点。因此,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正是基于这一彻底的泛性主义宗旨,男女之性既“至大无外”地被推广到整个宇宙,又“至小无内”地被还原到每一个个人。中医理论坚信每一个体身体生命都可阴阳辩证即后者的印证,以至于有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的《黄帝内经》后不无诧异地惊呼,黄帝的身体竟是双性同体的,这样,西方人的“性别”概念就成了“错误的名词”。
综上所述,就中国古代的宇宙论学说而言,无论是其有关本源问题的理解,还是其有关发生机制的认识都无不系于身体,该学说与其说是一种基于思维和研究存在是什么的所谓的“存在的哲学”,不如说是一种根于身体和研究生命如何可能的所谓的“生活的哲学”。这也充分说明了何以中国古人的终极性思考始终与身体性思考难分难舍地纠缠在一起,致力于所谓“安身”、“守身”、“贵身”、“返身”、“省身”的问题永远是古之贤哲的第一等事,而对执迷于“身外之物”的那种所谓的“以身为殉”的原始的焦虑始终使其忧心忡忡。同时,也正是从这种身体主义的宇宙论出发,才使中国古代“世道”同于“医术”之说得以成立,孙思邈言“不知易者,不足以言大医”,古人云“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人们看到,后现代主义者尼采所谓的哲学就是医学或生理学这一在西人眼里惊世骇俗之论,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说却了无新意,早已被中国古人目为不言而喻的自明之理。
中国哲学中这一身体性特性除了集中体现在其宇宙论理论外,还普遍地涉及到中国哲学的几乎所有领域。如中国古代伦理学中之于所谓“修身”的强调、之于社会伦理“造端于夫妇”的肯定、之于血浓于水的“亲亲”的推崇,以及中国古代宗教观中所特有的以血缘为纽带的“慎终追远”和“祖宗崇拜”的思想,中国古代认识论中所坚持的以象征和体验为特征的“身体思维”的理论,如此等等,都无不打上了身体的深深烙印。因此,身体性作为中国哲学之为中国哲学的核心规定,其已驾一驭万地统摄了中国哲学中的所有论域和原则,舍此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舍此我们就无从把中国哲学和其他哲学加以严格的区别。
尽管我们完全可以从沉重的历史出发对这种身体哲学作出厚今薄古的评判,然而我们却无法规避其现代语境下积极而深刻的哲学内涵。对中国哲学中身体性的重新发现不仅有助于中国古典哲学之真正的正本清源,而且面对当今人类普遍的“无根性”和“贫血症”的生命现状,它代表了对以“以身为殉”为取向的现代主义的一种最早的抗议和批判,并为我们向一种更为彻底更为根本的“生活世界”的回归提供了坚实的铺垫。此外,这种身体哲学所推崇的作为“原发生命机制”的男女互济的“太和”之道,既是对传统西方哲学所固执的“同一性”原则的有力反拨,又可对后现代哲学所沉迷的“差异性”原则给予矫治,从而为我们拓出了步出当代人类哲学困境的一条希望之径。它毋宁说告诉我们,当今人类最深重的和原发性的危机,乃是日隆的男性权力话语和与之相伴的愈演愈烈的克隆自然所导致的生态性危机,而医治危机的根本良药,就是重返和回到中国古老的《易经》中为我们所昭示的那种“和而不同”的男女之道。
中国古代简史论文篇六
三字经有云:融四岁,能让梨,弟与长,宜先知。一个四岁的孩子就懂得谦让之道,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注意,后来以他为楷模浇铸出来的成批作品,可没法跟这个始作俑者相提并论)。
有关孔融,还有一个“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的典故。
孔融十岁,随父到洛阳,时李元礼有威名,登门者须隽才之士或有清誉,又或是中表亲戚,阁人始肯通传,孔融独自到李府,向门官言道:“我是李府君亲。”门官为他通传后请人府相见,李元礼问道:“君与仆有何亲?”,孔融对日:“昔先祖仲尼(孔子)与君先人伯阳(老子)有问礼之谊,是以仆与君奕世为通好也。”此言出自一个十岁幼童之口,李元礼及在座宾客莫不奇之。时有太中大夫陈韪后至,得闻此事,便道:“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小时候聪明,长大了未必能佳。这倒是很常见的事,不过却是对孔融的不以为然。没想到孔融应声答道:“想君小时,乃当了了。”
这里用了一个歇后手法,意思说陈韪现在是“大未必佳”。陈韪遭此反击,大为尴尬,一时语塞。一个十岁的孩子,一句话堵得名士张口结舌,孔融才思之敏捷,实在令人赞叹。
但是孔融的神童段位,仅仅停留在辩捷的层次上。而这种没有智慧作后盾的辩才,除了得罪人之外,于人于己,实在没有更好的用途。孔融成人之后,先后担任过北海相,青州刺史,少府,大中大夫等职。在职期间,除了空发议论,作一些修复城墙重建学校的形象工程之外,基本没干过什么足以证明他有政治才能的事。
大凡能说会道而又不甘寂寞的人,对于干活的人总是指手画脚一百个不顺眼,孔融也没跳出这个窠臼。他依附于曹操的翼护下,得以在盗贼蜂起的军阀割据时代作着“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的香梦,但是对于曹操的政策却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如果说他劝阻曹操伐刘备是“兴无义之师,恐失天下之望”虽然迂腐但是还带着点为天下计的味道,那么他为讽刺曹丕纳甄氏而编造的“想当然”的故事,就纯粹属于徒逞口舌之利,完全是过把瘾就死的嬉皮士心态。
三国时代的统治者,对待知识分子通常有着惊人的耐性,但是曹操的耐性终于还是被逼到了极限。公元2,曹操把孔融满门抄斩。当时还有一个令人凄然的花絮:孔融被捕的时候,大儿子九岁,小儿子八岁,“二儿故琢钉戏,了无遽容”——专心地做着某种游戏。孔融还怀着一种侥幸心理问使者:“我好汉做事好汉当,能不能放过我的孩子?”没想到他儿子秉承了他的硬骨头精神和早慧特征,慢慢说道:“父亲岂见覆巢之下,复有完卵?”“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这个成语,就是从这两个小孩子口中造出的。从这寥寥数语中可以看出,他的孩子在遗传了他的口才基因之外,还有着超乎他上的非凡见识。
中国古代简史论文篇七
值此论文完成之际,衷心感谢我的导师***研究员三年来呕心沥血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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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简史论文篇八
第1课孔子与老子
【典型例题】
例1“仁”的思想在先秦时期的进步意义主要是
a满足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需要b抑制统治者的暴政
c成为各国变法的理论依据d奠定“非攻”主张的思想基础
【解析】主要考查考生对重要历史概念的分析理解能力。春秋时孔子最早提出“仁”的思想,要求统治者能够体贴民情,以缓和阶级矛盾,所以说其进步作用在于抑制统治者的暴政,而不可能成为推动各国变法的理论论据,所以可排除选项c。选项d体现的是墨家的思想,春秋战国时期是社会剧烈变革的时代,所以“仁”的思想不可能满足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需要,a项排除。
【答案】b
a儒家b道家c法家d兵家
【解析】主要考查考生再认历史事实和阅读、分析理解历史史料的能力。解答本题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够读懂材料,本段材料的意思是如果仅以行政命令和刑罚来治理百姓,他们要能免受刑罚,但没有道德意识。如果用道德和礼来对待百姓,则老百姓有道德意识,有自我约束力。这句话体现了儒家的德政理论。
【基础练习】
一.选择题
1.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为仁”,他所指的“礼”是指
a和谐的人际关系b礼貌待人
c奴隶社会的等级制度d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c
2.下列观点符合儒家学派对物质世界的正确认识的是
a“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因桀亡”b“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c“己所不欲,勿施于人”d“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a
3.孔子作为伟大的教育家,对推动我国古代文化教育事业贡献最大的是
a“有教无类”的办学思想b“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
c“知之为知之”的学习态度d“温故知新”的学习方法a
a启发诱导b因材施教c学习思考相结合d择优而教b
5.称誉孔子为“万师世表”的皇帝
a汉武帝b唐太宗c康熙帝d乾隆帝c
6.孔子的思想言论主要保存在
a《书经》b《礼经》c《论语》d《春秋》c
7.老子思想中最有价值的精华部分是
a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b小国寡民的理想
c唯物主义思想d朴素辩证法思想d
8.《老子》中载“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段话体现了其
a辩证法思想b无为而治的思想
c“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思想d以柔克刚的思想a
二.问答题
9.孔子作为春秋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其贡献分别是什么?
9.(1)思想方面:其思想体系的核心之一是“仁”,“仁即爱人”,统治者要体察民情,提出遵循“忠恕”之道实现“爱人”。其思想核心之二是“礼”,主张通过“克己”实现“复礼”,他理想中的“礼”是西周时的等级名分制度。(2)政治方面:提倡“为政以德”,主张对鬼神敬而远之,把探讨和解决人世间的实际问题放在优先位置。(3)教育方面:在教育对象的选择上主张“有教无类”,在教学方法上提倡“因材施教”,对学习方法上要求“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温故知新”,把学与思相结合等。(4)文化事业:整理《诗》《书》《易》《礼》《乐》《春秋》等典籍,他的思想主要保存在《论语》中。
10.老子的“道”是指什么?
10.老子将“道”抽象化,认为“道”是凌驾于天之上的天地万物的本原,提出“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思想。在天之前已有“道”,人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道”派生出来的,它无形无迹,玄秘莫测,是无意志、无为的自然本体。
【能力测试】
一.选择题
1.孔子强调“仁者爱人”。最能体现他赋予“爱人”以教育涵义的主张是
a因材施教b已所不欲,勿施于人c有教无类d诲人不倦c
a有教无类b因材施教c温故知新d择优而教b
3.下列表述能够反映孔子思想核心的是
a“克己复礼”,“贵贱有序”b以爱人之心调解和和谐社会人际关系
c“民贵君轻”,“政在得民”d主张逐步改良认为历史是不断演进的b
4.“事愈烦而天下愈乱,法愈滋而奸愈炽,兵马益设而敌人愈多”这种观点属于
a孔子的“仁”学思想b孔子的“克己复礼”思想
c老子的辩证法思想d老子的“无为而治”思想d]
a儒家b法家c道家d墨家c
二.材料解析题:
6.阅读下面的一段材料,回答问题:
由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以“仁”为学说核心,以中庸辩证为思想方法,重血亲人伦,重现世事功,重实践理性,重道德修养。具体说来,在天道观上,儒家承继西周史官文化以“天命”与“人德”相配合的思路,宣扬“畏天命,畏圣人之言”,同时又对神灵崇拜作淡化处理,甚至声明“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实际上是把超自然的信仰放到了现实人事的从属地位。在历史观方面,它标榜“信而好古”,每每试图恢复“周公之礼”,将捍卫三代典章文物当做自己的神圣使命,同时亦不排斥对不符合时代潮流的礼俗政令加以适当的变通修改。在社会伦理观方面,它以“仁”释礼,把社会外在规范化为内在道德伦理意识的自觉要求。在修身治国方面,它设计出一整套由小及大、由近及远的发展人格和安定邦家的方案,为巩固政教体制提供了切实可循的途径。守旧而又维新,复古而又开明,这样一种二重性的立场,使得儒家学说能够在维护礼教伦常的前提下,一手伸向过去,一手指向未来,在正在消逝的贵族分封制宗法社会和方兴的大一统国家之间架起了桥梁。这就是为什么儒学在当时能成为“显学”,以及虽然于变革动荡的形势下显得迂阔难行,而到新社会秩序巩固后又被捧上独尊地位的原因。汉代以后,儒学几经变化,礼教德治的精神始终一贯,从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
——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请思考:儒家学派为什么能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
7.儒家学派之所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是因为:它以“仁”为学说核心,以中庸辩证为思想方法,重血亲人伦,重现世事功,重实践理性,重道德修养。(1)在天道观上,把超自然的信仰放到了现实人事的从属地位;(2)在历史观上,以变通来适合形势的发展;(3)在社会伦理观上,能把社会外在规范化为内在道德伦理意识的自觉要求;(4)在修身治国方面,又为巩固政教体制提供了切实可循的途径。因此儒学以他的灵活多变性,人性化和实用性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
中国古代简史论文篇九
论文关键词:征信;监管模式;行业自律;征信监管体系
一完善征信业监管体系的必要性
完善征信业监管体系的目的是通过运用征信法规开展征信监管实行行业自律等方式,规范征信机构的行为,维护征信市场的正常秩序,促进征信业健康稳定发展,保障被征信人的合法权利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促进我国征信业快速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维护被征信人合法权益的客观需要
(三)健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保障
二国外征信业监管模式选择与启示
(一)国外征信业监管模式概述
由于征信数据及其处理结果在某种程度上比较敏感,因此不论哪一国政府对征信行业都要进行监督管理,但各国对监管体系的选择有很大的区别目前国际上主要存在以下几种监管模式:
1.美国模式——以征信公司商业运作为基础的征信业监管模式
2.欧洲模式——以中央银行建立征信系统为基础的征信业监管模式
3?郾“政府驱动型”监管模式——以政府为主导建立的征信业监管模式
(二)国外征信业监管模式对我国的启示
启示一:政府对征信业的管理方式与该国征信业法律体系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
启示二:各国监管机构不仅管理征信业,而且还代表政府直接推动征信业发展
启示三:征信业的发展历史和发展现状是各国选择征信监管模式的主要依据
三我国征信业监管体系现状
(一)征信法律法规建设滞后,尚未形成刚性的市场监管
(二)行政监管模式尚未成熟,未能形成统一的市场监管
行政监管是法律监管的必要补充,在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健全之前,行政监管尤为重要目前,我国的征信业监管模式尚未成熟,主要表现在:
(三)征信行业缺乏自律机制,难以达到规范的市场监管
四借鉴国外监管模式,完善我国征信业监管体系的政策建议
(一)借鉴国外监管模式应遵循的原则
(二)完善我国征信业监管体系的政策建议
规范我国的征信市场秩序,建立社会信用体系,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包括许多方面的内容,而征信业监管体系的完善无疑是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针对我国征信监管中的问题,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强化:
中国古代简史论文篇十
两年前,李老师推荐我看这本书,当时胡乱翻了几页,实在是没兴趣看下去,心境和时间都不到吧。今年在家休假,怀孕之后心境有了很大变化,沉下心来读这本书,颇有收获。
这本应该算是哲学的入门书籍,讲诉了中国哲学的起源、发展历程,语言比较简练易懂,作者自己的观点加入的比较少,毕竟是讲述中国哲学史的,主要是以叙述为主。全书系统论述了儒家、道家、名家、墨家、法家、新儒家、新道家、佛学、西方哲学的传入,从哲学体系的开端到发展到创新再到融合,读完之后对各种哲学体系有了大概的了解,它的主要观点主张、局限创新,并且严格区别儒家和儒教、道家和道教等,它们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甚至有时是自相矛盾的。
中国哲学在传播复兴的历程中,出现了很多误区,也出现了断带和以偏概全的现象。常常我们会发现,一说到佛家,大众第一反应会是因果报应、极乐世界,实际这是佛教的主张,并不是佛家的哲学思想;一说到道家,大众第一反应是各种术法求仙问道,这也是道教的主张,并不是道家的哲学内涵。如果没有做到深入的研究和透彻的了解,个人还是要谨言慎行的,毕竟存在蝴蝶效应,宁愿沉默,也不要一知半解的误导。
哲学的任务是什么?它的任务不是增加关于实际的积极的知识,而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人做各种事,有各种意义,各种意义合成一个整体,就构成人的人生境界。冯老将人的境界分为四个层次:自热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自然境界:一个人做事,可能只顺着他的本能或其社会的风俗习惯;功利境界:一个人可能意识到自己,为自己而做各种事;道德境界:一个人了解到自己是社会的一员,为社会的利益做各种事。天地境界:一个人为宇宙的利益而做各种事。哲学的意义就是帮助人提高自己的人生境界,中国的哲学是即入世又出世的,它不是逃避现实的工具。
这一篇小文,能给结缘的朋友哪怕一丝丝益处就足够了。
中国古代简史论文篇十一
中国是一个有着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民族,她不仅孕育了博大精深的文化,同时孕育了深邃且哲学性强的思想。《中国古代思想简史》这本书正好探讨了这些思想,读完这本书,我想到了很多,我想分享一下我的体会。
中国古代思想有着博大精深的文化,它在人类文明发展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贵为“思想简史”,这本书却清晰地展示了中国思想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在儒、道、墨、法、兵等诸多思潮中,对社会、人类、宇宙、政治、经济、伦理、哲学等领域进行了深入探讨。从阴阳五行到孔孟荀墨,从道家自然观到墨家的“兼爱”,每个思想家和学派都展现了中国智慧的深邃和丰富多彩。
第二段:孔子是中国文化的象征。
孔子大概是中国古代思想中最著名的人了。他在整个中国历史上的影响力和地位都是不容忽视的。他一直被视为伟大的教师、学者和政治家。他的名言警句也一直被学习和传承着,在中国文化中代表着美德、品行和道德标准。
第三段:道家思想看待人的思想方式。
道家思想在我眼中最为特别。它以全息考虑世界,这种考虑世界方式更偏向看待人,而不是看待事物本身。这种思想方式更加具有实际意义,是可直接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中去的。道家思想思考个人、社会、自然、道德等一切方面的问题。道家将“无为”、“不争”、“虚无”作为其中的基本精神,把生活看作一种“徐行自得”的过程,认为“过犹不及”,反对“唯恐落后”。
第四段:中国思想拓展了我的思维方式。
读完这本书,我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古代思想的开创者们具有开阔的眼界和敏锐的洞察力。中国思想不仅承认世界万物具有本质,也认为万物之间存在互动。这种思考方式极大拓展了我的思维方式,使我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和传统。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借鉴中国思想进行测量,以便更好地应对生活和工作挑战。
中国思想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和雄厚的文化沉淀,这些都为它的未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随着历史的变迁,人们的生活方式也随之不同,对于当代社会来说,我们要对古代思想进行理解,根据时代的变化对思想做出适当的调整,让它们更加符合当今社会的文化价值。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更好地实现创新、发展和进步,洞察问题和解决问题,让中华民族的文化日益繁荣、昌盛。
中国古代简史论文篇十二
中国古代思想无疑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瑰宝之一。从夏代至清朝,历代思想家们不断探索宇宙间的奥妙和人性的本质,开创了中国独特的思想体系。中国古代思想的特点是凝聚了历代文化的精华,是一部中国文化精神的历史。尤其是韩愈、柳宗元、朱熹等文化名人,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为中国思想史留下了不朽的篇章。
段落二:论述“儒家思想”的发展及意义。
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思想中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一个流派。在儒家经典《论语》、《大学》等的指导下,民众的生活和行为遵循着仁心、礼仪、节制、忠诚、孝道等道德准则。儒家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主张人文关怀和社会和谐。正是这种“为人、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使得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传统道德和社会潜规则的主导力量。如今,中国儒家思想的传承和发展,继续影响着中国公众的价值观和世界观。
段落三:探讨“道家思想”的意义和局限性。
道家思想是中国古代思想的另一种流派,也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道家的核心是“道德经”,主张爱惜自然、和谐相处。道家思想将人生看做是自然过程的一部分,并通过道德的引导,寻求提升人的自身修养。但道家思想也存在局限性,因为其提倡的自然和谐,可能不一定符合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需求。例如河南的黄河治理,有时需要侵犯自然,才能够保证人类的安全和生产生活的需要。
段落四:探析“墨家思想”的贡献和局限性。
墨家思想是中国古代思想的第三大流派,以墨子名义整理的经典主要是《墨子》。墨家思想的核心观点是“兼爱”,主张不分贵贱、贫富、亲疏来行爱,消除一切战争、压迫、贫富差距等,实现和平。墨家的思想影响了自然科学、道德伦理等领域,维护了社会和谐和道德稳定。但是,墨家思想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他们缺乏对“忠诚、孝道”等传统道德观念的重视,极度相信理性、技术、井然有序地思考一切问题,忽视传统的社会文化和思想道德形态,这些都是论者担忧的。
段落五:结尾总结。
总体来说,中国古代思想总结了几千年的国家、语言和人民的发展经验,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支柱和重要组成部分。各种思想的相互作用和融合,造就了中国思想史上的不断进步,丰富了中国的哲学、政治、文化和道德等方面的发展。这些古代思想在不同的历史时间段和社会里有着各自的特殊性和反应,但却始终守护着中国的政治稳定和文化传统。思想史需要我们以新的认识、新的观点和新的实践,不断更新和积累,以更好地推动人类文明的持续发展。
中国古代简史论文篇十三
摘要:在我国语文教学而言,朱自清先生对于语文教育工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朱自清先生27年的实践和研究过程中,他通过不同的视角,对语文教育的多个层面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从而使当时的语文教学工作具备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同时又具备较强的独创性教育思想。朱自清的语文教学思想具备严谨的理论体系,不仅在当时立足中国的基本国情,同时能够较好的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求,具备较强的开拓性精神和价值,即便是在当前教育改革的时期,其别具一格的教学方法和手段依然值得推崇,具备较强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朱自清;语文教学思想;现代中学;语文教学
语文课程作为我国基础教育设置最早的一门学科,从小学阶段直到高中毕业的期间,学生一直都要进行系统化的学习,以至于学生和教师对于语文课都不敢掉以轻心,将其作为学习阶段的重要基础性学科。而国家在语文学科的建设和改革工作方面,也给予了极大的重视,但是我国目前的改革现状仍不令人满意。谈及目前的语文教学过程中存在较大的问题,几乎能列举出各种各样教师存在的问题。例如教学模式过于机械化、程序化、缺乏必要的互动和乐趣性、缺乏启示性和激发性等,从而导致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不足,进而出现学生厌学、教师厌教的不良因素,最终使得整个课程的教学计划难以完成。
一、朱自清语文教育思想的特点
对于朱自清语文教学思想而言,人文性和工具性的有机统一是其最大的特点。朱自清极力驳斥传统观点将语文学科作为一种工具性学科对待的态度,他认为,在语文教学中,应该以人格教育为理念,以培养学生的全面能力为目标,培养学生发散思维、感情培养等多种需求。在师生关系中,朱自清强调要坚持以学生作为教学工作的中心,教师在其中应该处于辅助性地位。以及要求在教学内容的选择、阅读、写作、语言训练等多方面都应该融入强大的人文主义精神,这也是朱自清语文教育的内涵所在[1]。在其理论认为,语文教育的工具性和人文性特征是一对彼此联系、相互影响、缺一不可的共同体。如果单纯考虑语文的工具性作用,很容易将语文的额绚烂多彩的内涵以及独具一格的魅力抹杀,同时也会给语文教学工作带来形式化的不良影响;如果单纯考虑其人文性特点,又会产生对基础性知识和读写能力等环节的弱化,同样也不利于语文教学工作的良性发展。因此,语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应该是有机统一的整体。工具性是人文性的工具和基础,也是推动语文教学工作人文性提升的内在因素;人文性是工具性的延续和发展,同样也是实现其工具性的有效手段,两者的融合发展对于提高现代语文教学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朱自清的.教育理念中,实现人文性和工具性的统一,应该坚持两者兼顾的原则,避免出现过犹不及的情况。
二、朱自清语文教学思想对中学语文教学的启示
1、培养学生的语文阅读的习惯,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
在中学的语文教学中,要提升学生的语文综合素养,就要通过大量的阅读来拓宽学生的认知范围,通过开拓出多样化的学习渠道,构建良好的语文学习环境,引导学生进行有效阅读。与其他学科有所不同,在中学的语文学习过程中,学生在实际的生活中通过人际交往已经掌握一定的听说能力。在进入学校学习后,不仅可以通过课堂教学进行学习,而且可以利用学校、家庭以及社会等多种语言环境,来实现语言的学习和应用。有实践研究表明,语文综合能力比较强的人,一般情况下都是通过课后的自主学习来强化其语言运用能力。但是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却往往忽视了课外学习的重要性,只是将学习途径局限于课堂之上,视野范围仅停留在教科书之上,忽视了课外阅读。这样使得语文教学比较封闭,不利于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2]。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在教学过程中借鉴朱自清先生的思想,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对学生的自学能力加以肯定,使得学生去自助也与,在阅读过程中进行感悟,积累一定的素材,提升语言能力,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从而提升语文能力。
2、使学生进行独立思考,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语文教学也和其他的学科一样,培养学生认识世界以及学生的思维能力。语文教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工具性学科,可以培养人们学习知识,认知文明,有着比较高的功用价值,主要是培养人们的独立思考,促进人们发散思维进行创造性地想象。对于中学阶段的学生来说,语文在思维能力的培养上显得更加的重要。中学生正在处于思想不断发展成熟的过程,思维比较活跃,有着较强的可塑性。对于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中学阶段的语文教学中,教师作为课堂教学的引导者,在教学过程中要借鉴朱自清的思想,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设计出符合学生兴趣的教学内容和组织形式,同时要对课堂进行监督,使得学生对语文学习产生兴趣,提升语文学习的效果[3]。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现代化教学理念之下,语文教学工作不在局限在口耳相传和死记硬背之上,而是要求教师应该通过积极的教学方式,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启发学生进行主动探索和思考,引导学生进行积极的探究、创新和研究,使学生主动参与到学习工作之中。语文学习作为一个需要长期积累的学科,就需要学生在探究、创新的过程中,通过培养语文习惯和语文能力的过程,实现其培养学生人格的目标。根据这层意义,朱自强的语文教学理念中的教学目标无疑和现代语文教学特征不谋而合,因此必然会对现代中学语文教学工作产生积极的影响。
参考文献
[2]马萍.朱自清作文教学思想与初中作文教学改革研究[j].作文成功之路(中旬),,(3):94.
[3]张锦艳.朱自清作文教学思想与初中作文教学改革研究[d].扬州大学,.
中国古代简史论文篇十四
主要分为总目标和具体目标:
人力资源财务审计的总目标是人力资源财务报告或财务报告中与人力资源有关信息的公允性,人力资源合法性审计的总目标是与人力资源有关经济活动的合法性,人力资源管理审计的总目标是人力资源管理的效益性。
中国古代简史论文篇十五
摘要:中国古代关于生涯发展的哲学思想极其丰富,以《周易》为发端形成的多种流派的人生哲学思想对人的成长、进步及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要做好职业指导工作,就应认真研究和充分挖掘中国文化当中关于生涯发展的思想精华,建立符合中国社会要求的生涯发展思想体系、理论体系和技术手段,指导人的成长,促进人的职业发展。
关键词:生涯发展;人生哲学;职业指导
“生涯”一词很早就有,如《庄子养生主》中“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南朝沈炯《独酌谣》“生涯本漫漫,神理暂超超”等,这些文献中的“生涯”主要指生命、人生、生活等。现在,“生涯”则是指从事某种活动或职业,又称职业生涯。或者说“生涯”就是植入职业元素的人生,生涯发展则是指人通过职业活动获得的成长和进步,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积累、丰富,人生价值的实现。
中国自古就关注人生问题,人生哲学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和思想精髓。不同的思想流派,如道家、儒家、释家等,有着不同的思想方法,并从不同的视角探讨人生价值、人与外界的关系、人的生存、人的发展,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关于人的生涯发展的问题。不断发展和完善的思想体系长期指导着人的成长和发展,并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我国古代关于生涯发展的思想资源是极其丰富的,因此我们要进行充分的挖掘和整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它们运用到职业发展教育和职业指导当中,以建立符合我国文化背景、能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的生涯发展思想体系、理论体系和技术手段。
一、《周易》是生涯发展哲学思想的源头
《周易》被认为是生涯发展哲学思想的源头。《周易》哲学的中心是人生论,它把对宇宙本体及其属性的形上体察作为人类安身立命的最高依据,在宇宙与人生的密切关系中确立人类的精神家园,关于生涯发展思想最精辟的概括是人天关系中的天人合一。
《周易》认为处世有三大法宝:第一是“守正”,就是天地万物各有其位,人也不例外,不能无视个体的社会属性,每个人都应在世界上找准自己的位置;第二是“中孚”,就是对他人的诚信要发自内心;第三是“和”,就是与他人的关系要保持和谐、顺畅。《周易》还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人要把自己的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要豁达地面对人生,努力追求自己的理想,力求达到目的。其“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君子居易使命,与时偕行”等思想至今仍是人们的座右铭。
《周易》以人生必变、所变、不变的规律,阐明人生知变、应变、适变的法则,并以此规范人们的行为,指导人们的成长和进步,可谓生涯发展的圣典。
二、儒家人生思想长期处于主导地位
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是孔子,儒家继承、发展和完善了《周易》的人生哲学思想,在关于生涯发展思想方面长期处于主导地位。儒家关于生涯发展的思想有两个方面。
1.正名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正名就是建立一种伦理道德的人际关系,也就是“仁”。仁的意义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首先是独善其身,其次是在个人修身完成具备道德力量以利大众时,开始群体生活的人际关系,达到自己的完善,成为兼济天下的圣人,也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2.顺应天命
同其他先哲一样,孔子也感叹人生苦短,因此他认为在人生发展的整个过程中都要顺时应天,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在《论语为政篇》中他自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就是对人生过程深刻的阐释,是最早关于人生发展阶段的理论。孔子以自己的经历告诫后人,人在二十岁以前应该好学,学思结合,学以致用,从而为实现个体人向社会人的转变作好准备;三十岁追求内在的独立,建立心灵内在的自信;四十岁不再为是非公平所困扰,淡定从容;五十岁不怨天,不尤人;六十岁能悲天悯人,真正地理解和包容别人的所思所为;七十岁建立内心的价值体系,将人生的种种压力转化,潇洒自如地应对世间所有的事情,以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
儒家还非常注重对人生志趣的追求和探讨,对人生立志问题的认识极其深刻,《论语》中对“志”有多处论述,专谈立志问题的至少有十一章,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篇》)。孔子还强调人要有高尚的情操,要严格要求自己,对高贵应“不为苟得”,对生死应“无求生以害仁”。他提倡顽强的奋斗精神,不计较生活的好坏和环境的优劣,要努力奋斗、绝不灰心,坚韧地“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篇》。另外,“志于道”(《论语述而篇》)、“博学而笃志”(《论语子张篇》)等论述,也都是积极人生观的体现。
孟子更主张积极入世的人生观,有一种“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轩昂霸气,这比孔子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无可奈何更为坚毅和充满斗争意志。孟子相信即使暂时遇到挫折和困难,也不过是一些必经的考验,人要想成功,就必须经风雨、见世面。他认为,人只有在逆境中奋斗,才能具有强烈的进取精神,所谓“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和“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说的就是人只有在忧患中才能生存,贪图安乐就必然会导致灭亡。在面对困境时,孟子主张“君子不怨天,不尤人”,“自任以天下之重”,以实现自我人生价值。
三、主张自我发展的道家的生涯发展思想备受推崇
老子是道家的代表人物,其所著的《道德经》虽寥寥数千言,却深刻精辟,其中的人生法则对人生发展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道家提出的“我命在我不在天”的主体性原则是从自我中找到人生的真谛。老子认为,一个人生存于天和地之间的独立性问题才是解决人生问题的根源,人生面对的最大挑战不在于社会的混乱、失序,甚至也不在于人际关系的疏离,而在于人与自己的疏离。也就是说,外在世界的一切如功名利禄、荣华富贵,虽会引诱人堕落,但导致堕落的真正原因还是自己定力不够,没有把握住自己的内心,不能止息它对外界的欲望。所以,人要达到一种崇高的境界,即“天人合一”,最重要的就是开启心灵,也就是首先使自己和谐,进而使人与自然和谐。《道德经》第三十三章中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老子认为,人不仅要知人、胜人,而且要自知、自胜。也就是说,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要靠自己发挥,如果不能全面正确地理解自己,不能发扬优点、克服缺点,就不能很好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因而也就不能取得很好的成就;人若能自胜,就能以全部的精力使生命丰富和充实。自胜要求自我修炼,使自己具备理智地控制情感的能力以及主观对客观的应变能力。自胜的人能时时清醒地掌握自己,在生活中既恬静又积极主动;能理智地认识环境,使自己的行为不至于受到不应有的诱惑和干扰。自己对眼前的物质享受必须有所知足,若终日过分追求物质享受,则会欲壑难填。人只有在“知足”的前提下,才能成为强者,才能知难而进、锲而不舍。
道家的无为思想并不是无所为,而是效法“道”的顺应自然,不刻意做作,以平常心来对待所有的事情。“道”的本质是无,“道”的作为是无为,而无为的成果和功能却是有为。因此,无为绝不等于无所事事,而是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调整心态,抑制情欲,拒绝诱惑,使自己不受尘世利欲的熏染,从而进入人生的最高境界。以“道”为基础的人生哲学要求人们善化心灵,约束心性,实现无为到无所不为的飞跃,这对现代人排除各种急功近利的思想从而完善自我有借鉴作用。
四、正确对待释家出世和入世的人生观
释家是佛教的别称。释家人生思想的核心是教育人们通过在生活实践中的修学准确地认识自我、认识世界,进而从容于世界,最终使“真我”实现完全彻底的自在圆融无碍。在人生态度方面,释家非常重视修行,重视“出世”和“入世”。释家“出世”的一面是要人们远离社会现实,而“入世”则是要人们服务社会,二者的结合就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释家提倡的“自利利他,普度众生,要求净化自己,做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主要回答了“如何做人”和“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的问题。
在人生价值方面,释家的主要思想体现是人生是否有价值、如何看待人生价值、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是什么等。释家认为,人生是痛苦的,苦是人的命运,安于忍受世间的一切痛苦是每个人的义务,也是人的价值所在。在对待“苦”的问题上,释家提倡于己要消灭欲望,要“慈悲为怀”“悲天悯人”,因此人生的意义在于修行。
在人生目的和人生理想方面,释家认为,人生的目的是“超凡入圣”“普度众生”。释家从“人生是痛苦的”这一价值判断出发,主张个人出家修行,以便成佛,进入涅境界。“涅”是释家思想中最高的理想,到了这个阶段也就真正断除了欲望,超越了生死。虽然释家人生理想中的有些具体内容不可取,但这种追求精神境界的思想和方法在生涯发展中还是有借鉴意义的。
五、中国古代生涯发展哲学思想对今人的启示
中国古代生涯发展哲学思想是东方文明的伟大成果,是先人留给后人的巨大精神财富。这些思想的核心都是人生价值观,终极关怀则是人的成长和发展。虽然他们所提倡的人生价值的具体内容并不都是可取的,但关于奋发图强、树立远大理想、重视道德与人格修养、建功立业、奉献社会、轻物质追求而重精神境界的思想,却是符合社会发展主流的,并且值得永远继承和发扬,在今天物质生活普遍提高的情况下尤其具有特殊意义。关于生涯发展的思想体系,我国很早就已出现和形成,现在我们要认真进行挖掘、整理、充实和完善,将科学的、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生涯发展思想运用到具体的职业实践当中,以指导我们的工作,促进人的职业发展。
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环境下,职业发展教育和职业生涯规划越来越受到重视。但目前我们的职业指导过分依赖西方的理论和技术,性格测试、心理测评、职业测评等手段被盲目运用,更为严重的是,很多时候我们将西方国家人的价值体系嫁接到我国,片面提倡自我发展,这就很容易导致自我膨胀,使职业发展教育脱离中国的文化背景,与构建和谐社会相背离。因此,我们要积极发掘我国古代生涯发展的智慧资源,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中西合璧,这样才能构建更加完善的职业生涯发展思想体系、理论体系和技术手段,从而保证职业发展教育起到应有的积极作用。
实践告诉我们,人的生涯问题很多是思想上和认识上的,不一定非要用西方的理论和测量方法去解决不可,我国古代生涯发展哲学思想及方法完全能够使问题迎刃而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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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
[4](清)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2007.
[5]邬昆如.人生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6]黄东桂等.佛教人生观探微[j].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2).
[中国古代哲学智慧论文]
中国古代简史论文篇十六
内容摘要:古人对自然的看法以及古代哲学思想的影响,促使他们把山水画的发展逐步引向内向性的认识,尤其是儒释道思想对山水画产生了深刻影响。文人士大夫自身的社会地位与对经典思想的话语权以及他们对山水画的权威性评论,是把山水画引向内向性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古代山水画内向性图真转移。
中国山水画的产生和思想内涵与作者所处的社会环境、知识背景和思想历史有关,儒、释、道思想的演变以及文学理论的影响,使中国山水画成为了一种独特的表现模式。画家们将古人对自然的看法作为必须遵循的信条,传统哲学思想下的思维模式成为绘画的至上追求。五代、北宋时期,画家对自然的表现达到了近乎真实的境界,但其后的社会发展并没有把“图真”继续发展下去,而整个社会的发展由外向被引入内向,在这个过程中,权力意识影响和左右着宫廷画家及社会文化的导向,使来源于实践的山水知识体系成为一种教条的程式化的山水精神追求。与此同时,文人士大夫因其自身的社会地位与对经典思想的话语权,导致他们对山水画的认识成为权威性的评论。受儒、释、道思想的影响,文人士大夫更加强了思想内向性的倾向,所以,我们看到的中国山水画是不同于西方风景绘画的表现特征的。
一、古人对自然的看法和哲学思想的影响,是把山水画的发展引向内向性的认识根源。
1.古人对自然的看法。
古人强调人与天地自然的关系,形成“天人合一”的思想,这正是形成山水画的一个意识因素。正是人对自然的主动亲近,才能使人与天地自然相近。山水画成为传达古人对天地自然情感追求的精神物化场所,也是一个物质层面表达之上的精神世界。古人把自己对天地自然的情怀,用笔墨传于山川云水。山川云水成为自身心灵情感的外化载体,继而去追寻宇宙间的大道。此时,山川云水之物理之形与“图真”之貌这些物质境界,仅仅是空灵的艺术精神境界的物质表达途径,所以“图真”并非古人对山水的终极追求,这样一来山水画就有了被引向内心的意识基础。
2.儒、释、道哲学思想的影响。
山水画受儒家思想影响深远。古人把“游于艺”作为他们从艺的标准,其中规定了中国画的性质和方向,像米芾,苏东坡、倪云林、黄公望等文人把墨戏看做艺术的最高标准。在这种思想影响下的山水画,在经历了早期对自然近乎真实的“图真”表现之后转向了另一个方向。一个以“解胸中逸气”为目标的发展方向,一个更加关照自身内心世界情感发展的方向,这样一来山水画就被有意识地引向思想的内向性。
3.老、庄的道家思想对山水画内向性的影响。
庄子主张艺术家是绝对自由的,不受拘束的。面对儒家思想的积极入世,道家拒绝入世、遁入山林,求得自我解脱,所以后世文人多主张怡情悦性、自我陶冶。唐以后山水画的主要画家大多是具有隐士思想的人,作画多自娱,所以道家思想对古代绘画影响巨大。老、庄之道是形而上的,老庄思想把画家引向思想的内向性,引向内心世界。内心情感的表现是他们在创作中非常在意的,因为一些画家无法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因此思想意识的转向在此时成为一种必然。两宋之后的山水画家都以此作为艺术的最高标准。宋代画家在山水画上所表现的'观点正是道家思想内向性转变的思想呈现。
较之宋代,元代的山水画家受道家思想影响较深。元代初期的社会政治因素和异族人的统治,导致画家、学者、诗人等离散各地,政治上备受压抑,权力进一步丧失。一些士人不愿入世,而是逍遥出世,知识分子的心境向内向性进一步发展,这时出现的“复古”态度成为了一种躲避与逃离现实的依托。当山水画历经了图真表现的两宋时期,开始转向内向之时,画家们已经真切地认识到了绘画与真实的彻底分离,这种内向性转移不是无意识的,而是一种在社会各种因素作用下有意识的集体意识转变。
老庄思想对明清绘画的影响仍很大,山水画更多的是寄托了古人的精神情感,而非单纯的物理图真的视觉满足。这些思想体现了画家在思想上对自身的反思以及对内心的思考参悟,这直接导致了山水画思想的内向性转变。
二、文人士大夫对山水画权威性的评论,是把山水画引向内向性的理论依据。
中国山水画是与山水理论共同发展起来的,画论多以哲学为基础,基本上都是绘画美学,这些都和中国文人的社会地位有关。当文人介入绘画之后,绘画就不再是单纯的图像表现了。文人画重书法用笔,如果一个画画的人不懂得文学、不读书,那是不入流。只有文人欣赏的画才叫高雅,否则便是低俗,就是工匠画。文人话语系统构成社会文化不可逾越的标准,所以当文人鄙视“形似”时,画院的画家都尊其理论。同时,文人士大夫把他们对社会、自然及人生的认识所形成的哲学思想反映到山水画之中,用理论著作的方式,对自然山水进行权威性的解释和阐述,这些儒释道思想成为山水画的审美准则,文人画成为中国画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五代以来的绘画发展演变中可以看出,文人画不是流派,而是中国画演变的结果。
中国古代山水画在表达自然的“图真”之后,由于儒、释、道思想的相互融合及政治的影响,画家的思想与认识被引向内心修养的最高精神境界。绘画是否表现“象”外之意成为审美理想的标准,后世中国传统山水画就在五代两宋画家确立的艺术精神追求中,绘画风格与笔墨程式上整体向思想的内向性转移,这样就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山水画艺术。
参考文献:
[1]陈传席.中国绘画美学史[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
[2]吕澎.溪山清远——两宋时期山水画的历史与趣味转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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