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我们需要考虑到各种因素。写好总结还需要我们在字词和句型的运用上下一番功夫。以下是一些有关健康的小贴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文学理论论文篇一
随着高等教育“世俗化、实用化、大众化与个性化”的发展，社会实践能力作为一个重要指标被纳入大学生综合素质培养体系。顺应高等教育改革的趋势与目标，目前我国几乎所有高校都设立了“社会实践”教学环节，而且每年都会利用暑假组织一部分学生开展“三下乡”、“服务地方”等一系列社会实践活动，这些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有效地促进校地、校企之间的交流合作，丰富参与学生的视野，加深大学生对现实社会生活的理解，实现学校与社会的有效对接，推动知识社会化以及社会知识化的进程。但由于受到传统教育理念以及积习已久的教学思路惯性的影响，社会实践教学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发挥的效用功能往往大打折扣，很难兑现实践教学的最初承诺和美好愿景。在很多高校社会实践成为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一方面有效的社会实践活动是扩大院校专业知名度和美誉度的重要手段，能够为高校赢得良好的生源甚至提高就业率；另一方面由于相关配套政策规定的缺位和不完善，大多数社会实践活动常常是重形式轻内容，表面上轰轰烈烈，引起众多关注，实际上却难免沦为走马观花、应付教学任务的“做秀”，根本无法真正达成教学任务目标。这种两难困境导致高校社会实践教学呈现出精英化、形式化与功利化的鲜明特点。
二、建构主义的审视。
从“认识”到“研究”理念的转换建构主义是当代社会科学中具有很大影响但也极具争议的思潮的统称，其思想来源驳杂，流派纷呈。零散的、不系统的建构主义思想和实践古已有之，在苏格拉底著名的“助产术”和柏拉图的理念论中，都包含了知识来自于人类思维建构的观念；此后康德提出了以先天综合判断来建构知识的认识论思想，意味着知识是被建构的；黑格尔强调理性随社会变迁而变化的动态性和相对性的观点，构成了当代建构主义的主要纲领之一；维科清晰表明了人类建构性的观点，被奉为建构主义的先驱；建构主义理论的近代渊源可追溯至韦伯、齐美尔、米德、涂尔干、曼海姆等，而其在当代的发展则要归功于库恩、维特根斯坦、皮亚杰、维果茨基等的思想，其中伯格和卢克曼的《现实的社会建构》（1966）［2］一书被誉为建构主义理论的“圣经”。20世纪70年代英国爱丁堡学派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真正使得建构主义成为一种成熟的理论，并以“社会建构论”为标识确立了一种新的解释性框架，强调知识生产的建构性以及知识建构的社会性，以互动论代替单向决定论，强调知识共建的辩证性。因此可见建构论的真正源头在知识论领域，但其影响则波及心理学、政治学、教育学、社会学等诸多社会科学领域。在建构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传统的教育教学理念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对以客观性为核心的知识观、以主客体关系为表征的师生观、以接受性为主的学习观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三、“研究”理念下。
对高校社会实践教学的再审视社会实践作为高校实践教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大学生成长成才具有重要意义。但传统的社会实践教学重形式轻内容、重强制轻参与、重到场轻探究，不利于其真正发挥育人作用。切入建构主义的知识观和教学观，将高校社会实践教学的理念转换为“研究”，鼓励学生“像研究者一样”参与社会实践，是走出当前高校社会实践教学困境的有效思路。社会实践教学应该是建立在师生共同参与基础上的研究活动，教师和学生在社会实践教学中是处于平等地位的主体，两者在参与对话中形成的主体间性推动着社会实践活动的有效开展；“教（师）－学（生）－研究”三者在社会实践教学中形成了循环往复递进的关系，由此促进了知识的再生产与进步。因此，高校社会实践教学改革应当抛掉传统的以“经验认知”为旨趣的导向，而转向哈贝马斯所言的“实践的”与“解放的”旨趣，关注知识生产的建构意涵，凸显“研究”的意义与价值，重视主体间性的作用，积极探索师生有效“参与”实践教学的策略，这样才能真正实现高校社会实践教学乃至高等教育的最终目标。
文学理论论文篇二
摘要：隐喻归属于认知语言学派的一个分支，它是无处不在的。
隐喻性的语言是语言自身隐秘性的一种表达，它是语言自身重要的组成部分。
探索认知语言学的源头，会使人联想到传统的修辞术。
社会文化的背景对隐喻具有深层次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文化特征。
每个隐喻表征着不同的文化内涵，文化的共性塑造了汉、英美文学作品中隐喻共同的相似的性质。
学习理解隐喻自身的文化内涵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刻地解读与诠释英美文学作品所具有的深厚的文化背景，才能正确地理解英美文学作品的意蕴，从而达到有效交流的目的。
关键词：英美文学;隐喻;文化背景。
一、英美文学作品与隐喻概述。
关于对英美文学的研究提倡一种多元化、开放性的视角，不宜以一种单一性的文化语境来研究英美文学。
源语文化语境与作者自身所具有的相关背景制约着相关文学作品的翻译，同时英美文学翻译也受译者文化背景的影响。
以一种怎样的方式来协调不同类型文化间的矛盾，深刻体现着译者自身的主体性的原则。
英美文学指的是以使用英语为母语国家的文学作品的一种概括。
它旨在培养学生一种阅读鉴赏的能力，通过阅读、鉴赏对增加原著的深层理解有一定的帮助，同时可以使读者掌握文学批评的方法。
阅读和分析英美文学作品，也可以达到训练语言基本功、了解西方价值文化这一目的。
当然，学习英美文学并不仅只是为了了解外来文化的特点，也不是以此达到熟练运用语言的目的，更重要的是理解其中的内容以及相关的隐含在作品中的“隐喻”空间。
隐喻存在于我们日常生活中，它的身影无处不在，它存在于我们思维行为的意识中，也存在于我们话语交流的行动中。
换句话说，那些支配我们行动的思想观念系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隐喻性的存在方式。
隐喻需要借助某一事物或者某一类事物来说明或者理解某一类事物或者某一事物。
中国有句成语是“指桑骂槐”，其实跟这个隐喻有异曲同工之妙。
他们相类似的地方就是将一些熟悉的事物比拟那些抽象陌生的事物，从熟悉引渡到陌生从而达到认识陌生事物的目的效果。
本体(tenor)与喻体(vehicle)这两部分组成所谓的隐喻。
前者与后者根本不属于同一类型的事物，如果是同一类型事物也就不叫隐喻。
虽然前者后者是一种属于不同类型的存在物，但他们并不是完全地没有任何相似性(similarity)，二者之间在隐性中还是有相似的地方，正是这种隐含的相似性才能构成所谓的隐喻空间这一含义。
一般说来，本体显得较为抽象，相比于喻体，听话者与说话者就更容易理解一些，因为它更为具体。
因此，隐喻的使用可以达到增强文学语言生动性的效果。
(一)英美文学中文化的渗透与隐喻研究。
其实，隐喻结构同样蕴含于这一社会之中，这种认知结构构成了社会隐喻空间的表达。
毋庸置疑，我们所谈论的隐喻不只是存在于我们日常的语言现象，而且它也不失为一种思维的“范式”或者说是一种思考问题的模式，当然它在指示着文化结构的同时，也表征着思维的范式与语言的某种现象。
隐喻自身所形成的过程建构了思想与文化。
我们生活的文化坏境也为隐喻自身的改变而改变着，因此隐喻也在某种程度上制约着人类与坏境相互作用的方式。
虽然我们并不陌生于关于隐喻如何使用的问题，但是为了达到更好地理解生活中的隐喻现象这一目的，然而对隐喻的使用是脱离不了特定的文化坏境的，所以这就要求有更好地选择具体的隐喻的能力这一素质。
隐喻性的过程其实就是在反映一个领域里的熟知程度，如何在两个不同领域间迂回而又达到理解的目的这才是重要的，通常在这个相互周转、抽象的过程中完成的。
隐喻与文化处以一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
文化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隐喻自身的形成过程中，当然，隐喻也是文化构成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在以往于对隐喻与文化的相关研究中，一些语言学者认为，在不同的文化模式里有着隐喻自身的痕迹在里面，也可以说隐喻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文化模式的一种折射，是文化模式的一面镜子。
文化模式包含着一种对文化概念共同理解的方式，它起着这样一种作用，它可以指导现实人们的行为或者可以纠正人们偏激的思想行为。
文化模式作用伴随着集体社会的形成而生成，当然这种文化模式作用对于个人而言还是有效的。
在集体社会的形成过程中，文化模式可以驱使人们相信什么和不相信什么，可以驾驭人们自身谈论世界的方式以及如何谈论自身个体性的经验。
隐喻自身的发展并不完全依靠其自身性的力量支撑，而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域外”某种形式促使了其自身的“生产”，这种“域外”我门可以理解为与文化世界间的冲突与斗争。
隐喻自身的呈现方式与思维相关，它自身表达了一种思维与行动相互关联性的系统。
隐喻自身作为文学修辞术中的一种，无疑对作品的表达力有其渲染的作用;但隐喻作为一种认知现象来解释的话，可为相似性的联想所阐释。
有学者将隐喻看作为一种语言手段，此种语言手段表达的是重复性的意义内容。
然而柏拉图认为隐喻是一种大的机制，这种机制与人类的本质相关切，换一句话说，就是在柏拉图那里隐喻反映着人类本质的某种机制。
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将隐喻的研究扩展到语义形式上，认为隐喻与语义共同具有一种同质性的结构。
后来认知语言学研究“蔚然成风”，隐喻也随之成为学者们议论的重点。
以认知角度作为切入点来研究隐喻，我们不得不提到两个著名学者：johnson和lakoff。
他们在书中对隐喻的认知作用有过深刻的揭示。
他们认为，隐喻自身的本质就在于一种相互转译的结构之中，通过转译来达到一种事物的理解。
隐喻自身也是一种认知性的机制，在此种机制中涉及到两个领域(具体的和需要被解释的抽象的事物)，而隐喻的目的就是使其两个领域得到沟通。
(二)英美文学作品中的关联隐喻研究。
不同社区的话语形态为不同的文化形态所影响着，也就是说，不同的文化形态为该形态下的社区话语所表征，它也同样表征着该社区世俗的生活方式，如社区的语言话语，不可低估他们的影响在其隐喻的使用中。
在确定文化的组成部分时，有必要对文化具体要素这一概念进行更深层次的把握。
因此，对文化自身的差异性研究就显得尤为必要，因为它关系到隐喻理解的方式、视域等问题。
在这一部分，我们着重分析讨论隐喻如何为文化自身的差异性主导。
我们将文化因素主要定义在四个方面上：语言因素、思想因素、社会因素和生态、物理因素。
生态、物理要素是包含着像生态学、商品、生产方式这一类的总体性的概括。
虽然地理位置只是一种区域性上的划分而已，但它也显示着一个民族的文化模式。
毋庸置疑，语言作为一种镜像结构，它反映着客观的自然世界，也折射着社会形态下的社会形象。
因此，话语方式与社会环境是关联着的，关于话语方式的产生与产生该话语的社会环境是有联系的。
比如，英国作为一个岛国，四面环海，其话语方式与航行相关切。
他们隐喻性的表达都与航行和海上的表现有关。
隐喻暗含着一种思维的方式，也许我们对隐喻的理解只限于它是一种文学的修辞方式而已，或者它只是一种表达抽象事物的工具。
隐喻存在于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所以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如何正确地诠释隐喻。
隐喻关乎着对自身周围世界的理解，虽然我们不可能做到对每一个隐喻其自身的结构都有着精细地研究，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对一般性的隐喻了解、理解后，还是可以达到对自身周围世界的一些或多或少地认知的。
不少不能被别人所理解的，只为少数人所用的隐喻现象还是依然存在的。
因而，借助于文化自身的内涵还达到对其隐喻结构的理解是必要的。
隐喻自身的空间关联着社会制度、信仰、心理过程以及共同的地理条件等因素内容。
一言以蔽之，共同的文化背景构成了对隐喻形式的某种支撑。
为了说明一些隐喻文化可以从文化的角度来诠释之这一事实，本文借助了一些实例。
否则，人们之间的交流是荒诞的。
因此掌握好了对象国的知识背景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其对象国的隐喻。
然而，我们不能对隐喻的解释完全依附于对文化的理解当中，但不可否认的是文化确实在理解隐喻的过程中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
采用有效的文化理论对我们理解或者解释一种隐喻结构在某种步骤上还是显得尤为必要的。
日常的生活也同样离不开隐喻，它根植于思维意识的结构之中，也存在于流动的文字作品。
隐喻承载着文化的承袭，并为语言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所奠基。
文学理论论文篇三
近年来，底层文学成为一个热点。与底层文学遥相呼应的打工诗歌也掀起了较大波澜，以郑小琼为代表的一批打工诗人，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不可否认，打工诗歌着重为打工者立言，在生存中的现实性写作和底层中的群体性写作孕育着一种苦难、坚韧、抗争和激情飞扬的精神。随着文学思潮的不断变异，后现代元素的突入，打工诗歌身上或多或少也烙上了后现代的魅影。有论者指出:“后现代主义这个术语给文学史家带来不少困惑，甚至人们还未来得及确定其意义，它就已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概念。”后现代概念悄然于无孔不入，成为常态。恰逢其时的打工诗歌，其所具有的平民性、体验性、复制性呈现出后现代的特点，并孕育着对现存诗歌秩序尝试着进行解构的力量。目前，对打工诗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打工诗歌本体及打工诗歌对整个文化语境的重要意义上，对其进行后现代视域的观照，具有一定的探索意义和“挑战”精神。但是，对打工诗歌现象进行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解读，应该不为过度阐释。
一、打工诗歌:话语形成与地方性特征。
打工诗歌是对“打工”这一社会现象的文学反应。其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概念是指打工题材的诗歌，凡是以反映打工者生活和打工者精神面貌的诗歌都是打工诗歌;狭义概念是指只有打工者创作的表现打工者生活和打工者精神的诗歌，才是打工诗歌。在本篇文章中，概念的范畴所指为广义的打工诗歌，尤其强调的是对打工诗歌现象的整体考察。
打工诗歌发展至今已有将近30年的历史。随着创作群体的逐渐增多，作品、论文、期刊、研究成果不断的增多，尤其是前后，打工诗歌得到了“井喷”式发展，打工诗歌越来越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打工诗人积极奔走，自办刊物、成立自发性组织机构，搭建打工诗歌的发表阵地和平台，把打工诗歌推入文学前沿。郑小琼、谢湘南、柳冬妩、杨宏海等诗人及批评家积极努力，为打工诗歌的崛起起到了推动的作用，使打工诗歌逐渐发展壮大。正如诗评家王士强所说:“打工者群体是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壮大的，打工诗人的群体也有一个发展、壮大，逐渐由单打独斗、自说自话到找到同好、形成写作圈子，并逐渐形成和找到‘组织’的过程。”
杰姆逊在一次访谈中提到:“‘全球化’的现象，确实是这样一种东西，它可以被看作是后现代的某一面。我不是要说后现代带来了全球化，但是通过观察全球化带来的一切，我们每个人都能丰富关于后现代的描述。”杰姆逊言简意赅地揭示了后现代主义思潮与全球化的关系。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涌动下，全球化作为后现代某个侧面而不断延展。西川在对全球化概念进行解读时曾指出:“全球化指的是世界经济一体化，世界政治一体化，甚至世界军事一体化，世界市场一体化。但是文化领域里，全球化讲究文化的多元性”“人们有了一种对于本地生活、地方性生活的需要。人们不再愿意重复曾经的高强度的意识形态化生活。”西川对于全球化的理解，突出了文化领域的多元性，而文化领域的多样态关键在于多地域文化的呈现。全球化蜂拥而来，其重要影响是地域性概念越来越受到器重。
二、后现代语境下打工诗歌的生存策略。
从文学思潮的角度而言，后现代主义的产生是以对现代主义的解构为初衷的，因而后现代主义拒绝贵族化而呈现平民性、拒绝超验性而强调体验性、拒绝原创性而凸显拼贴性的特点。打工诗歌甫一出生，就具有与后现代主义“合辙”的特点。在后现代主义大气候下，打工诗歌并没有出现水土不服，而是顺势而为，融汇平民性、体验性、复制性作为自己的生存策略。
(一)打工诗歌的平民性。后现代主义主张要创作生活化的艺术，突破艺术和生活泾渭分明的界限，强调艺术对日常生活进行扩张和渗透，普通大众拥有艺术创作和鉴赏的权利，也就是说，后现代主义是入世的、生活化的。正如伊格尔顿所说:“(后现代主义)力求摧毁高级现代主义文化的吓人光圈，并代之以一个更民众性的、更投合使用者的艺术。”如果说现代主义具有反大众的倾向，“危襟正座”而陶醉于自我的“小情小调”，那么后现代精神则秉持一种嬉皮士气质，嘻哈之间深入到大众中，得到了大众的.青睐。后现代主义解构了艺术向哲学僭越的倾向，使诗歌走进大众。
(二)打工诗歌的体验性。诗歌本是超验的艺术，于体验之上经由艺术的手段进行超拔。现代主义诗歌强调诗歌的超验性，侧重于对诗艺的沉迷。后现代主义主张追求去深度的平面化，强调反对现代主义中智慧的痛苦和忧郁，主张艺术从阐释回摆到体验，艺术对哲学的僭越返回到感性本身。对于打工诗歌而言，打工者底层生活的切身体验成为打工诗歌重要的题材来源，表现出对“打工”生活的切身体验。
打工诗歌着重表现作者的体验性。在后现代语境中，日常生活与艺术表现直接对接，诗歌表现日常的东西，不是特意而为，而是生活自成为艺术。日常生活体验成为后现代的重要表现内容之一。打工诗歌的体验性就是打工者把日常工作和日常生活的所看、所感、所思，都融入诗歌之中，用诗歌文本表现出来，打工诗歌的可贵之处在于打工者用自己的眼睛打量人生，用自己的心灵感知社会，用自己的语言创作诗歌。走进打工诗歌，人们感觉到诗中游动的就是诗人“自我”，而不是“他者”。诗评家王士强一语道破:打工诗歌“因内在‘元气充沛’，是融入了写作者的生命与情感的，因而可以打动人，具有感人的力量，这些作品包含了千千万万打工者的生活经验和心路历程，折射出了这个时代广泛而隐秘存在的事实”。
(三)打工诗歌的复制性。后现代主义主体和自我零散为碎片，创作个性风格的丧失，取而代之的是拼贴和复制、“拼盘杂烩”(杰姆逊语)、机械的复制工作、无限的生产类像。杰姆逊曾指出:“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已经从过去那种特定的‘文化圈层’中扩张出来，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消费品。”在后现代语境下，消费主义浪潮席卷一切，整个社会的一切都成为消费品。消费成为社会的主导，商品可以被消费，诗歌也可以被消费。
三、打工诗歌:尝试对现存诗歌秩序解构。
秩序是一种既定的程式规范。在任何领域，秩序都或显或隐地存在着，诗歌也不例外。诗歌的秩序不是受某个人一己之力的操控，而是诗歌整体力量的“动态平衡”。但其中起核心作用的往往是诗歌的主导力量。后现代主义起源于人们对现代主义的不满，主要在于对现代主义过于精英化、过于晦涩难解、过于形式主义的不满。这种不满产生了超越现代主义的冲动，逐渐汇聚成反拨现代主义的文学运动。后现代主义的精神实质归根结底就是对现存一切秩序提出挑战，积蓄着强大的解构力量。打工诗歌的存在，尝试着对现存诗歌秩序解构。
(一)打工诗歌解构了娱乐化的写作态度。娱乐化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关键词之一，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诗歌创作如今似乎已然成为一种娱乐产品，个人的游戏、消遣、娱乐尽显诗歌之中，而意义、价值、真理已不是诗歌的负载。在这种状况下，创作者的心态是放松的，既没有现实的神圣使命，也没有历史记忆的苦难伤痛，更没有精神诉求的负累。创作的作品既不是精雕细琢的，也不是刻意求深求新的，而是任性的、诙谐的、戏剧化的、充满喜剧精神的。对大部分人来说，写诗就是为了“好玩”。在“后口语写作”者看来，口语的适度调润，就能创作出优秀的诗歌。伊沙、刘川等人的诗歌固然存在多种视角的解读，但其后现代角度成为公认的有效解读视角之一。在伊沙、刘川等人的诗歌创作中，善于利用诗歌的张力来营造一种出其不意的效果，嬉笑中引起读者深刻的思考。诗人首先拉开架势，营造出一种一本正经的气氛，然后又巧妙地利用嬉皮士精神，在轻松幽默戏谑中呈现一种出其不意的结局，最终使诗歌呈现出黑色幽默的风格。
(二)打工诗歌解构了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格局。诗歌秩序是一种无形的力量。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诗歌话语逐渐演变成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两大主要的话语系统。尤其在20世纪90年代末，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进行了白热化的短兵相接，双方都不承认彼此对对方的讨伐具有诗歌话语霸权的动机。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互不相让、争吵不休之时，打工诗歌对双方的争端不参与、不介入，而是埋头积极地进行自己的创作。在后现代语境下，诗歌秩序权利的争夺异常激烈，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之间的争论被评价为“权利的分边游戏”(张闳语)。新世纪以来，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矛盾并没有调和，虽然没有发生激烈的冲突，但是，由于对诗歌观念认识存在分歧而造成的敌视却一直存在。双方都各守其“政”，在各自的轨道上继续运行，互不干涉，却也一时平静。但是，平静并不代表分歧的自然抹平。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仍各执一词，都在试图用自己的写作证明自己所持理论的正确。
打工诗歌既没有知识分子写作那种深邃的思想、复杂的感悟、洞察历史的穿透力，也没有民间写作那样精巧的灵活、智慧的机辩、独到的历史洞察力，而是凭借自身的潜滋暗长、独善其身地不介入各种纷争，默默地自我发展壮大，客观上也是对自我生长的鼓励。打工诗歌的存在尝试着建构起一种对现有诗歌秩序地冲击，诗歌不再对现实世界漠不关心，在打工诗人看来，诗歌的意象、情感等皆来自现实世界，打工诗歌应与现实保持对话。
(三)打工诗歌解构了南方诗歌和北方诗歌的秩序。按照诗歌文化地理学的角度来讲，“诗歌写作总是要在一定的地域空间内进行，也就是地域决定了诗人写作行为的空间范畴，地理景观和地域文化对诗歌写作总是存在或隐或显的影响，而诗人的写作往往也被看作是某一区域的文化表征”。这段话说明空间的地域对诗歌创作存在重要的影响。长期以来，诗歌按空间地域的划分，一直存在南方和北方的概念。一般来说，南方诗歌受到岭南文化和吴越文化的熏染，整体上呈现出阴柔、恬静、忧郁的特点，“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撑着油纸伞”等抒情意象表现出南国少女般温文尔雅，徐志摩、戴望舒等人的诗歌即是如此;而北方诗歌则受到燕赵文化和萨满文化的影响，侧重表现出阳刚、力量、畅快的风格特点，如以庞壮国、岛子、梁南、潘洗尘为代表的北大荒诗形成了以阳刚为主的诗歌形态，具有苍健沉约、质朴诡奇的特点，腾生出一种“别样风格”的诗美。
打工诗歌的多维解构，对诗歌的公共性建设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这种进行尝试解构的背后，是对打工诗歌本身意义的一种强调。打工诗歌与时代进行角力和对话，是诗歌公共性属性的延展。打工诗人穿透历史和现实的迷雾去挖掘词语的真相，将语言从远方拉回到时代与生活的现场，形成对时代和社会的审视，这种审美意识对于构建诗歌的公共性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文学理论论文篇四
教育心理学告诉我们：新异事物可以引起学生的积极思维。在教学过程中，我先利用课本上的图画，复述对话中心内容，将要发生的对话情景介绍给同学，并引导他们进入情景，使其考虑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样说，随后利用录音机听对话，对照对话内容发现自己表示的不足，改正错误，巩固对话中的词组、习语、语法要点等；最后通过朗读，表演形式，使其牢固掌握对话。教课文时，我总是在解决生词发音之后，给学生提出与课文内容有关的中心问题，让他们带着问题去阅读，找出问题答案，并讲出内容提要。不管学生说得怎样，哪怕只说出一个与内容相关的词，也要加以鼓励，并让大家相互补充以丰富故事内容，这样能唤起每个同学的参与意识，培养他们的听说能力。待学生熟悉了课文内容后，再将一些重点语法项目、词组加以解释，学课文便再也不是枯燥乏味了。
游戏也是英语课堂教学的一种形式。结合教学内容，在课堂上适时地进行各种英语游戏，不但能消除由于紧张的、有意识的记忆所带来的疲劳，而且能够培养他们的各种能力，如观察力、想象力、注意力。方法是学生必须按照老师的指令去做。如老师说“book”，同学们就举起书，老师说“standup”，大家就站起来；老师说“what’sfiveandfive”大家就伸出10个手指等等。做错了罚唱一首英语歌。这种游戏可在语法结构、语言词汇、对话套用句型等多方面进行。只要运用得当，可以创造出一种轻松愉快的气氛，使学生在游戏中学到了知识，极大地提高了教学效果。
三、充分利用各种直观教具。
英语教学中常用的直观教具主要有录音机、实物图片等。直观教具能增强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有助于学生直接理解所学英语，易于加深印象，强化记忆。尤其听录音能使学生学到标准的语音、语调，便于模仿地道的英语。充分利用直观教具和录音等电化手段，不仅给学生提供了大量实践英语的环境，而且对激发兴趣、培养兴趣也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教育要面向全体学生，而差生问题却是构成全面发展的障碍。在教学过程中，我根据学生兴趣、爱好、特长，寻找突破口，给差生提供自我表现的机会，激发学习动力。
五、建立良好融洽的师生关系。
教学实践证明，学生喜爱什么学科往往与任课教师有着密切的关系。课堂上老师的课风趣幽默，课下老师的辅导一视同仁，耐心细致，不体罚学生等都起到“言传身教”的作用。因此，在培养学生兴趣的过程中，要善于塑造自己的形象，密切师生关系。首先要做学生的朋友，这是师生良好关系的'基础。教师要经常深入到学生中去，了解学生的实际情况，尤其对差生更要多加照顾，使学生认识到老师是他们的朋友、兄长，这样，学生就会自觉地亲近你，喜欢你，从而喜欢上你的课。其次是要尊重学生，保护其自尊心。教学中要满腔热情地鼓励，对平时学习中的独到发现与进步要及时表扬。在课堂上达不到要求的可帮助他们课下达到，切莫乱给学生下定义。对学生提出的问题要耐心细致地解答，对他们的缺点、错误不要大声训斥，讽刺挖苦，不顾忌他们的自尊心。只有这样，才能使师生进入互尊互爱、融洽和谐的情感之中，点燃起学生学习兴趣之火，学生潜在的力量会得以发挥。
文学理论论文篇五
我国的农村乡镇成人教育仍然存在管理方面的问题，如缺乏深刻的认识、管理机构薄弱、学校管理水平偏低等都影响了农村乡镇成人教育的发展。解决问题的出路包括提高认识、理顺管理关系、合理设置管理机构，同时，应多方面提高管理水平。
一、当前农村乡镇成人教育管理面临的困境1缺乏深刻的认识。
从当前的教育管理实践看，农村乡镇成人教育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教育管理部门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维持成人教育的现有规模上。教育部门缺乏对学校现状的有效了解，实际工作中浮于表面，更为看重数字，对于学校存在的问题、面临的困难和教学质量的好坏，只是依靠下级学校的报告，导致与实际存在严重的脱离。
[1]跟不上时代的要求，十几年一贯制，缺乏主动的改变，对于管理的政策不做效果调研，导致管理不能深入到所有学校，引起成人教育学校的抵触情绪。
2管理机构薄弱。
农村乡镇成人教育机构科室和人员配置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机构设置不合理，管理人员的数量和业务素质都满足不了需求。对于成人教育的学校缺乏长远的规划，导致学校各行其是。对于成人教育学校缺乏有效的监督，检查工作也存在着应付现象，很难发现存在的问题根源。有的工作人员缺乏专业的培训，把握不住工作的要点，付出大量的精力，却收效甚微。
3学校管理水平偏低。
客观上，相对于普通学校，农民地区的成人教育管理难度大，问题多，生源起点低，非常考验学校的管理水平。需要学校的管理者具有耐心和信心，具有高超的教学管理水平，能够了解农村地区的实际现状，制定出合理可行的教学目标。然而，现在的教育管理工作者并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而是凭着热情来到学校，在遇到困难后逐渐安于现状。
现实中的种种困难导致部分主管校长和任课教师出现畏难情绪，加上得不到强有力的上级支持，导致工作责任心不强，日常工作存在着敷衍了事的情况。在日常教学工作中，学校和教师倾向于照本宣科，缺乏为农民服务的主动意识，教育观念守旧，没有意识到农村地区成人教育的特殊性和意义，课下与农民交流少，不了解农民的教育需求，并没有从农民的实际需要出发，导致教与学的偏差，没有将成人教育的目的落到实处。[4]在课本的选择、课程的安排、课后的辅导方面都差强人意。对于农民学生提出的改进意见，或者置若罔闻，或者简单答复。
教学管理人员由于工作得不到肯定，普遍缺乏进取心，容易出现懈怠的情绪。管理方法简单，灵活性不足，无法与农村学生形成良好的互动。教学管理中无法调动农民的兴趣，导致学校生源逐渐减少，影响力削弱。没有明确的教育目标，只是按照上级的要求，将知识单方面地传授给农民，没有获得应有的教育成效。
没有调动教师的积极性，相对于普通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农村乡镇成人教育的教师社会地位低，待遇不高，即使做出了出色的成绩，也无法得到应有的奖励，严重挫伤了教师的上进心，导致对职业前途迷茫。
二、解决农村乡镇成人教育管理水平的出路1提高对于成人教育重要意义的认识。
提高农村乡镇成人教育的管理水平首先应从充分认识到成人教育对于农村地区的重要意义入手。作为主管农村地区成人教育的领导，应首先认识到提高农村地区成人教育管理水平可以提高我国整体教育水平。农村成人教育的根本宗旨是提高农村地区的文化知识水平，为农民提供所需要的职业技能知识。
以此为出发点，设计、开展和完善农村地区成人教育管理的途径。通过学习、技能培训、意义宣传，让教育管理部门和成人教育机构的教师员工都充分认识到农村乡镇成人教育的重要性及身上肩负的历史责任，更新原有的管理理念，树立为农村地区教育服务的意识，把握社会和市场经济发展对于农民日益成长的要求，用实际行动保障农村成人教育的稳定发展。
制订管理方法前，对当地成人教育的实际做充分的调研，听取一线管理人员、任课教师和农民学生的意见。
市、县、镇、乡都应制订明确的农村地区成人教育发展计划，各级教育主管部门要将农村成人教育管理列入到工作的日程当中，明确办学的发展目标，制定工作计划。对于已经取得的工作成绩表示充分的肯定，同时明确承认农村乡镇成人教育颁发的学历，提高农村成人教育和学校的地位。
让全社会都认识到，农村乡镇的成人教育也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农村乡镇成人教育的质量管理体系，对成人教育的教学评估量化，规范教学实践，实施教学质量问责制，保证成人教育的教学效果。保障成人教育经费的充足，解决成人教育工作者的后顾之忧。完善教学经费的管理，杜绝肆意的浪费，最大化地发挥投入到农村成人教育资金的作用。
2理顺管理关系。
理顺教育部门与成人教育学校之间的管理关系，实现政令畅通，沟通及时，使所有部门和人员都能全力地投入到农村成人教育的工作当中。分析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查缺补漏。适当下放权力，从制度上明确教育管理部门和成人学校的职责范围。
健全成人教育的管理制度，明确管理职责和工作中的核心任务，保证教育工作准确到位。涉及到重大决定，实行民主集中制，保证决定的准确性，注意决议的效果，建立反馈机制。要虚心听取下面学校的想法，以邮件、电话、面谈等形式交换想法，定期举办专门的交流会，充分听取成人教育学校的反映。
建立一个市县乡级的高效成人教育管理机构，合理设置专门负责农村乡镇成人教育管理的机构和人员。所有的人员都竞聘上岗，实行动态管理，定期公布工作考核成绩，优化管理人员队伍，保证人员学历结构的合理性，组成老中青三代的管理人员队伍。
对于成人教育学校，当地的教育部门实现垂直管理，保证对所在地区成人教育机构的有效掌控。各地教育部门应加强师资力量和培训，充实师资力量，提高教学水平。根据农民的实际需求，选择适合的课本，调整课程内容，便于农民理解吸收。
充分调研，听取呼声，结合专家的.经验，达成共识。选择具有多年丰富成人教学经验又精通管理的教师。对于能力有欠缺的人员，采取传帮带和短期培训的方式，快速提高其管理水平。成人教育管理机构既要具有解决实际问题的工作能力，又要能很好地协调各个方面的关系。
学校的领导和教务管理部门根据所在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年度工作计划。作为成人学校的校长，要保持与上级领导的信息沟通，自动接受上级教育部门和社会的全方位监督，虚心听取批评意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建立考评绩优制度，实行按劳分配，按成绩分配，规范学校教职人员的奖励工资发放，激发教师的爱岗敬业、勇于贡献的工作激情。及时做好总结整理工作，举办教学管理座谈会，所有参会人员都可畅谈对于学校管理工作的认识。学校的职能部门应明确职责目标，各司其职，保证管理的公证性和平衡性，确保教学经费、教学用品的合理分配。规划未来的发展方向，提前做好学校发展的整体布局，兼顾现实和未来的需求，把成人学校建设成为农村地区学习先进科学文化知识的最佳场所。
4多方面提高成人教育学校的管理水平。
教育部门根据所在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台成人教育学校管理的规章制度。然后根据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调整。严肃管理纪律，所有人员都必须严格遵守条例要求。加强监督管理的力度，由教育主管领导牵头，成立专门的评估小组。
定期和不定期检查学校的教学实践，一经发现问题，第一时间解决。对于办事不力、工作不认真的人员采取重新学习、调岗甚至调离学校的措施，确保学校形成严谨治学、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的教学风气。明确建立奖惩机制，对于表现突出的个人和单位，应给予物质和精神的奖励。提倡各个学校向优秀学校和个人学习，形成勇于争先的良好风气。给予教育经费充分的保障，解决后顾之忧。
加强管理经验交流，采取多种形式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提高管理水平。可以邀请专家和优秀分子上课，宣讲他们工作中的遇到的困难、解决的思路、收获的心得。对于学校的管理人员和任课教师实行考核机制，将任课成绩、课时、实际效果结合起来，充分调动所有教职人员的积极性。对于工作成绩出色的个人，提供培训、晋升的机会，使之感受到社会的认可，增强自信心。
编制理论指导、总结，以学习材料的形式发放到学校中，将实际管理经验理论化、体系化。邀请专家和学者，将先进的管理知识融入农村成人教育管理当中，制订完整的教育管理人员和学校教务人员的培训方案，借鉴国内外农村成人教育取得的成果，并进行本地化的改造，以适应不同地区成人教育的实际现状。
农村乡镇的成人教育管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作为教育部门，必须按照当地实际情况，发挥全体人员的集体智慧，明确管理政策的计划性、连贯性，注意落实，推动农村地区的全面发展。
文学理论论文篇六
经常听一些教师抱怨说：“我对工作很负责，学生就是不愿学、不爱学。”有的教师说：“学习本身就是一种艰苦的脑力劳动，不吃苦怎么行！”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教师习惯于用“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等警句和头悬梁、锥刺股、囊荧而读、凿壁借光的故事，来激励学生用功学习，而很少考虑到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去体会愉悦和快乐。
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认为：“一切有成效的工作必须以某种兴趣为先决条件。”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学生要获取科学文化知识，首先要对学习充满兴趣。一旦失去兴趣，学生不仅会感到学习是一种痛苦，而且学习效率也不会高。
法国著名教育家第惠多斯说：“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的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鼓舞。”我国古代教育思想家孔子也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对知识的传授、引导，只有通过学生吸收才会内化成自己的东西。因此，教师要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让学生具有浓厚的学习兴趣，诱化出强烈的求知欲望和学习动机，从而自觉自愿地投入，真正变“要我学”为“我要学”。
学习是一种艰苦复杂的脑力劳动，学生长年累月的学习是很辛苦的。如果没有兴趣来支撑，那的确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浓厚的学习兴趣能帮助学生克服学习中的畏难情绪和困难，学习起来不仅不觉得苦和累，而且会感到其乐无穷。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童年时代就对生物研究具有浓厚的兴趣，在采集标本时，为了腾出手来捕捉昆虫，竟然将甲虫塞进嘴巴。我国著名数学家陈景润，在数学研究中达到了如痴如迷、废寝忘食的境地。古往今来，大凡卓有成效的“大家”“学者”无一不对自己所从事的科研事业充满浓厚的兴趣。
素质教育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每个学生的潜能就像取之不尽的宝藏。学生只有浓厚的兴趣，才能激起探究性思维，主动开发的潜能，保持活跃的思维状态，从而点燃创新思维的火花。如果学生对学习没有兴趣，就会产生倦怠心理，觉得学习枯燥乏味，从而扼杀他们的创新能力。
实施素质教育，必须让学生对学习充满兴趣，使学生愿学、乐学、善学。两考过后，学生们对帮助自己学习的各类资料没有任何感情，而是进行销毁。学生如此“仇视”学习，这是教育的悲哀，也是教育工作者的失败。学生为什么对学习毫无兴趣，如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体验快乐，这是我们每一个教育工作者应该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素质教育虽然已经提倡了多年，但直到今天，我们依然没有走出应试教育的束缚。在“升学率”大棒的指挥下，教育难以做到因材施教，让学生在各个方面都得到应有的发挥。教学内容单一、教学方式陈旧，“题海战术”、“精英教育”的弊端，学生在社会、家庭和学校的压力下被动学习，没有任何乐趣可言了。这些都滋长了学生的厌学情绪。
在倡导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今天，应尽快走出应试教育的阴影，如果短期内尚不能从体制上改变应试教育的评价机制，作为教育工作者，也应该为学生的快乐学习和健康成长竭尽全力。教师要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讲究教学艺术，积极投身课改研究，鼓励学生创新学习、自主学习，让学生体验到学习的快乐。
文学理论论文篇七
读是信息的输入，写是信息的输出。在进行写作指导时，不能够只集中在“输出”这一环节上，而忽视了指导学生进行“信息输入、储存、加工”的研究，这样就会让学生无话可写、不知该如何写。在进行写作指导时要关注学生写作的全过程，注重让学生在观察、感受、阅读与思考中采集、积累写作素材，从而解决学生“信息输入、储存、加工”的问题。多读书可以丰富知识、博采众家之长、增加积累素材，在进行写作时，才能够有充足的资料来进行输出。所谓的“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就是指的这个道理。我们必须要能够明白，如今的中专生的语文学习现状是，学生读书太少，积累不足，很难形成一定具有一定见解的思想认识。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积极的开展“读写互动”。在教学的过程中注重将读书和写作紧密相连，学以致用，并构成一套独特的读写一体的作文教学链条，这将为提高学生作文水平提供有效途径。进行作文教学，不能够离开对学生阅读状态的指导。必须要明白，一个成功的阅读者也许不一定是一个成功的写作者，但是要想成为一个成功的写作者就必须要成为一个成功的阅读者。因此在进行作文教学的过程中要关注学生的阅读状态，让学生能够形成“读写互动”的良性循环状态。然而要想“读写互动”却又存在着很大的困难。读书需要有一定的方法，更需要一定的激情和感动，为此，要鼓励学生们全情投入和主动积淀。例如教材中众多的诗歌、散文，如果学生不能够全情投入那么很难体会到其中所表现出来的情感，也很难有所积累，例如那《荷塘月色》中写了荷塘月色美丽的景象，字里行间所体现出来的作者对现实的不满，渴望自由，想超脱现实而又不能的复杂的思想感情，以及作者所寄托的一种向往于未来的政治思想都需要学生们去细细思量才能够感受并读出来。然而，却必须要明白，应该要从学生作文的角度考察，中专学生要怎样读书，才能够真正的作文文思涌？教师必须要指导学生去“虔诚优雅的阅读、积极主动地阅读、有借鉴有创新的阅读”。要让学生形成这种阅读状态就必须要通过开设“读写互动课”进行指导，例如开展各种“专题阅读”，积极的开展各种读写经验交流课活动、研究性阅读交流课等等。通过这样的活动的开展，效果要比一般性的提倡多读多写要好，还能够培养学生们的合作交流的精神，帮助他们能够在今后的工作中学会如何与人交流。
二、利用阅读教学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
（一）挖掘教材，从文本中探索体验写作的有效方式。
通过对教材的学习，让学生对写作的系列知识进行积累。在新课改的背景下，教材的权威行与实用性不断的被加强，现行的教材中不仅仅保留了传统教材中的名篇，同时还增加了许多时代感强的文章。通过这些文章的学习，可以有效的扩大学生的词汇量、提高了学生谴词造句的能力，增强了学生的语感，同时这种知识能力的积累为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通过对教材的感受，可以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沉淀审美体验。例如闻一多的《死水》，全诗采用了象征和反讽的艺术手法，深刻的揭露了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表现了诗人与这个黑暗政府势不两立的决心。诗人怀着对祖国的满腔炽热的爱、由衷的希冀从美国归来，然而黑暗的社会现实却令他痛心与失望。炽烈的情感被冷酷的社会现实凝固，从而构建起诗人脑海中的“死水”形象。“死水”正是那个社会的真实写照。以艳丽鲜明的语言、严密和谐的韵律来刻写丑恶，再以精心刻写的丑恶增强对现实批判与否定的力度，这正是诗人的匠心之处。从这首诗中，学生们不仅仅能够欣赏到作者斐然的文采，更能够感受到作者的满腔爱国之情，从而唤起学生心目中的爱国之情。通过对教材的评价，拓展学生的思维。帮助学生拓展思维对学生的个人成长十分有利，同时对于学生对写作过程的构思、立意等环节也至关重要。例如那《最后一片叶子》中所体现出来的患难与共的感情，让学生们去思考，自己是否也能够在相同的情况下为自己的朋友如此付出，这样的付出是否值得？通过诸如此类的训练，让学生根据自己的体验，从多个角度自己进行判断和理解。这样做，可以让学生写作中的不少问题迎刃而解。
（二）拓展教材，让学生在阅读中提高写作能力。
现行的语文课本都有专门的写作单元，单元中也有着综合性学习的内容。很多的编者都已经开始注意到阅读与写作的联系，我们必须要利用好教材中所体现出来的特点去训练学生的写作。在写作训练中，有一种方法叫“借鉴式写作”，就是让学生在读过某一些文章后，借鉴文中的一些信息、模式等来表达出自己的见解与情感，可以有效的解决“假如让我写，该怎么写？”的基本问题。例如在学习了《故都的秋》之后可以让学生进行借鉴仿写，由于让学生整篇仿写存在一定的困难，可以让学生们分为小组，进行分段仿写，让学生从生活中去找那些相近的东西来进行描写。
三、结语。
中专的语文学习与一般的高中语文学习有了更多的责任。因此，在进行语文文本的学习中，如果真的能够让阅读教学和作文教学真正的互动起来，将会使得学生的阅读学习和作文学习将相得益彰，也能够有效的拓展语文教材的利用空间，提高语文教材的利用率，从而能够互动偶尔一个高效的阅读教学和作文教学。
文学理论论文篇八
一、高校文学理论教学现状
作为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基础课的文学理论教学面临诸多困境，作为从事文学理论教学的教师有责任进行一番考察与探究。笔者曾对所任教学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与曾进修学习的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进行问卷调查，通过调查发现，两所高校学生普遍认为学习文学理论遇到的最大问题是课程内容枯燥乏味，过多的专业术语难以理解，纯理论性的知识太多，文学文本的缺失使得理论过于抽象，较难理解。文学理论教学由此陷入欲罢不能的尴尬境地，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课程内容的广博繁杂令学生目不暇接、晕头转向。从事文学理论教学的老师可能都知道，文学理论课程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一门理论基础课，虽说是一门课，但课程内容涉猎范围十分广泛，与诸多学科门类相关。它不但会涉及古今中外众多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文学流派，而且还会涉及哲学、美学、语言学、心理学、文化学、信息学、社会学、人类学、生态学等诸多学科领域。产生了诸如文学哲学、文学心理学、文学人类学等多种形态。可以说，每一种形态都是一门专门的学问，都可以写出专门的著作。如此庞杂与繁复的一门课程必然会让那些刚刚进入大学校门的学生们目不暇接、晕头转向。加之，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培养方案中，文学理论课程大多开设在大学一年级，面对内容如此广博繁杂的课程，不仅缺少相关学科的知识积累，而且缺少学习理论应有的文学文本积淀，未观千剑何以识器，未操千曲何以晓声。自然感觉理论高深莫测，学习吃力，疲于应付。
第二，文学理论课堂教学重知识传授，轻心灵启迪。高校教学中虽然没有了所谓的升学压力，但学生依然面临着各种各样的考试，诸如考研、考公务员等，各种各样的考试使得学生依然把学习课程知识点作为唯一学习目的，老师们也墨守成规，习惯于把知识传授作为主要教学目的。文学理论课堂教学也不例外，以理论知识传授为主要任务。课堂教学中理论知识的传授遮蔽了学生对文学文本及真实生活的认识、体验，对人文精神的感悟。教学中在学生与理论知识的关系上表现为理论知识对学生的压制，缺少了理论应有的反思与批判。这种注重理论知识传授的教学，很难给人以心灵启迪。正如吴春平所言：“当前文学理论教学之所以不景气”，很大程度是因为文论教学“仍然是一种较为封闭的束缚人的心灵自由的知识传授和思想规训，而非一种诗性智慧的启迪。”
面对文学理论教学中的诸多尴尬境遇，人们不禁会问，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开设《文学理论》课到底有啥作用?文学理论课的教学目的到底是什么?文学理论教学中这样的目的到底实现了没有?要弄清楚这些问题大概先得看看《文学理论》教材编写者们是怎么说的。关于文学理论课程设置的目的，或者说文学理论的作用不同的教材编写者有不同的表述。
陈文忠主编的《文学理论》指出，“文学理论是一种有用之学。它具有双重意义和三种功能”。即“理论认识论的意义”与“实践方法的意义”及“由此，生发出文学理论指导实践的三个方面的作用，即引导创作、指导欣赏、规范批评。”
刘安海、孙文宪的《文学理论》则认为，“学习文学理论的目的在于：(1)准确而系统地理解和掌握有关文学的基本概念、基本范畴、基本命题、基本理论、基本知识，逐步形成和树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切合文学实际的科学的正确的文学理论观点。(2)为学习文学史、文学批评以及其他文学课程打下理论基础。(3)为文学接受以及将来可能要从事的文学创作作好初步的准备。”
三、文学理论教学改革与实践
文学理论论文篇九
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素养是指在中国现代文学学习和实践活动中养成的一种处理问题的习惯或思维方式。
作为一种修习涵养，它的适用范围非常广泛。
中国现代文学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核心课程，其学科素养属于专才的培养，表现上更接近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学修养。
学科素养必须有科学、健全、合理的学科成分，所以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素养也与“四基”对应，体现在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基本品质和基本经验四个方面。
现代大学教师有“‘教学自由’和‘研究自由’的权利，求取新知的学生则拥有‘学习自由’的权利。
”不同于初等教育，学生在大学的学习主要表现为自学，中国现代文学基础知识的学习就以教师指导下的自学为主，这是尽可能为学生争取“学习自由”的权利。
与中国古代文学一样，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基本能力主要是阅读和写作能力，学生通过大量的文学作品的阅读和各种文体的写作使自身能力提高。
在掌握基本知识的基础上提高自身的技能，通过不断实践，基本经验也就渐渐积累起来了。
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成分，如果说上述三个学科成分的形成主要依靠学生自学的话，那么基本品质的养成则更多依靠教师有意识、有计划的引导和培养。
基本品质的养成关键在于学生对学科的主观认可和学习乐趣，重点是对学生学科兴趣的培养。
对于学生，“他的行动的一切动力，都一定要通过他的头脑，一定要转为他的愿望的动机，才能使他行动起来。
”在高校中国现代文学教学中，还原文学现场的现场教学模式就是培养学生学科兴趣、激发学生学习热情、培养学生学科基本品质的一种有效教学途径。
二、回归文学现场教学模式。
所谓回归文学现场，是指最大程度地“触摸到文学的‘原生态’，贴近活着的文学与文化史”，将回归文学现场引入教学，有利于学生身临其境地走进文学的文本世界，通过理清作家的精神脉络使文本世界和现实世界产生“交集”，沿着作家的精神路线和生活中的实际路线来体验作家的感受。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还原是一种重回，其目的在于以此来帮助学生对某一作家、社团、流派的成长，某一文学现象的发生，某一文学场域的形成有更加深刻的、不同于文学史表述的.深层理解，进而拓展学生的文学视野。
在现代文学史上，许多文学现场都承载着作家的生活记忆和文化记忆。
个体生命经验是作家初入文坛的主要创作素材，这些文本中的生活记忆在作家的生活居所等文学现场中都能寻得痕迹，而文化记忆又将他们的作品打上地域文化的烙印。
这些带着生活记忆和文化记忆的的文学现场多为名家故居、山水故园以及地域风俗场域。
故居有着时间和空间两种维度，是名人生存与回忆的二重空间。
时间和空间导致了他们对故乡的怀恋，同时他们也在故居中搭建了自己的“故园世界”。
作家故居是作家的生存空间和创作空间，影响作家的写作状态，具有重要的人文意义，其间诞生的文化与文学群体的活动、精神及命运，影响文学的感觉经验和想象空间。
这些名家故居、如鲁迅在绍兴和北京的故居，郭沫若在北京和乐山的故居、老舍在北京和山东的故居、曹禺在天津的故居、张爱玲在上海的故居等。
它们遍布祖国各地，对于大众，它是人们纪念、缅怀、学习名人的人文景观;而对于学生，它既是不同地区、不同学校学生的文化教育基地，同时又是中国现代文学专业文学现场勘查和回归的教学基地。
教师虽然不能在每一位作家的故居都进行现场教学，但是可以结合文学史有计划地就近选择。
如讲第二个十年文学史中“东北作家群”作家时，哈尔滨地区的学校便可以选择地处阿城市的“舒群故居”进行现场教学，通过对故居的考察，了解舒群早年家庭生活的艰辛，以此来分析其小说中浓重的阶级意识和民族意识形成的原因。
也可以选择呼兰河畔的“萧红故居”，通过对后花园、磨坊、储物室等处的游览来走进萧红的精神世界，以儿童视角体味童年萧红眼中的乐园，再现吃黑天天、帮爷爷踩格子、爷爷锄草她锄苗的捣乱、和小朋友烧鸡蛋的乐趣。
而在讲萧军时，锦州地区的学校则可以选取萧军故居来现场教学，为学生再现“但得能为天下雨，白云原自一身轻”的萧军精神和他的各种义举。
“物质的客观体只有通过叙述才能成为集体记忆的媒介暗示”，只有通过这种回归文学现场的教学，才能更好地让学生走进文学文本。
同样，在讲述这些作家作品时，其笔下的秀美山水也同样可以进入现场教学。
所有这些，都是对课堂教学有益配合的第二课堂教学活动。
这种回归文学现场的教学模式，“是以文学家个体或群体的文学生产空间及其地理位置为坐标，以处所带动时间和空间，展开作家心灵、写作状态、文学地貌变迁的寻觅之旅。
”其作用在于，一方面可以增强学生的学习乐趣，另一方面还可以加深学生对文学作品的深层理解，从而达到对高师学生学科品质的养成。
三、与“四基”对应的其他教学模式。
除了对应基本品质培养的“回归文学现场”教学模式外，还有对应基础知识学习的“自主学习教师指导式”教学模式，对应基本经验获得的“师生位置互换式实践”教学模式，以及对应基本技能的训练的“回溯式同题训练写作”教学模式，这些教学模式共同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素养教学模式。
高师学生的学科基础知识包括两面的内容“一是学科知识内容本身，二是外在的学科教学法知识”。
在中国现代文学教学中，主要是学科基础知识的学习。
中国现代文学是一门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主要包括文学史、作家论、作品论三个部分。
对于各部分，教师可以采取教师讲授，指导学生自学、讨论和考核等不同形式，以此来实现学生对学科基础知识的学习。
而教学法知识的学习，则可以通过教法课程和师生位置互换的实践教学模式完成。
在基本经验的积累方面，可采用师生位置互换式实践教学模式。
这一模式是指教师在课堂上有计划地让学生以教师的身份教授预先准备的教学内容，而教师则以学生和评委的双重身份提问并总结。
对于学生的选择，采取自愿、择优的原则。
对于学生教授的作品，要选取难易适中、有代表性的篇目。
同时师生互换教学的时间不宜过多，并且只能占每节课不超过一半的时间。
学生在教学时，要完全按照正规的教学步骤进行。
教学结束后，班级同学要就其所讲课程的教学内容、板书、教态、语言等方面进行综合点评，指出优点和不足。
最后，师生再一次置换位置，由教师对该学生的课堂教学进行全面的点评与总结。
这种教学模式无论对老师还是学生都是有益的，能真正实现“教学相长”。
对于基本技能的训练则利用回溯式同题训练写作教学模式，以此来提高学生的写作技能。
回溯式同题训练写作是指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以某一作家的作品为范本，回归既定的文学场域，设若置身于该作家所处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中，以其生活及文化心态来面对同一题目进行创作。
这种教学模式可以让学生“学会思考、推理、比较、鉴别和分析，提高了审美趣味，形成了独立的判断力、深邃的思想见解”。
通过比较，学生既能看到自己作品的优点，又能发现自己写作的不足，从而提高自身写作能力，达到提高基本技能的目的。
四、结语。
中国现代文学独有的文化启蒙和革命救亡的特征，加之所处的新民主主义时间范畴，使得通过“四基”构建起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素养具有了爱国主义的因子，这一学科素养对于培养高素质的、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立志教育事业的卓越师范生是不可或缺的。
文学理论论文篇十
二、营造一个鼓励创新和想象的课堂气氛。
三、语言生动形象，通俗有趣。
四、培养学生的逆向思维能力。
地理教学中往往对正向思维关注较多，长期的正向思维定势会影响逆向思维的建立；同时，由正向思维向逆向思维转移时，需要重新调整心理过程，重新建立心理过程的方向，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正向思维与逆向思维联结的难度、凡此种种，使得培养学生逆向思维能力成为地理教学中的一个难点、如何培养学生的逆向思维能力呢？在教学中我作了以下尝试：
1、执果索因，讲解地理概念、地理原理和地理规律、
2、反向逆推，探讨某些命题的逆命题的真假、
3、辩证分析，从矛盾的对立面去思考问题、
4、运用“反证”，证明地理事实和结论的正确性、
文学理论论文篇十一
现阶段在建筑设计的发展进程中，如何做好将人的发展需求及环境保护问题融入进去，是实现生态文明的重要话题，并且成为建筑设计工作者的主要工作任务。
1.1建筑设计融入到生态文明中的意义。
由于我国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提出，使人们逐渐认识到生态环境对人类生存及发展的重要意义，并且随着人们对自然资源的开采及生态环境的开发，使地球的生态系统已经处于不平衡状态。所以面临如此严峻的问题，就要在人类的生产及生活理念上下功夫，保证各类建筑设计能够融入生态文明中去，不断完善生态系统的平衡程度，以保证人类居住的家园更加美丽。
1.2符合生态文明的建筑设计。
第一，节能及节地的建筑设计。这种建筑设计类型主要是在满足人们居住及工作的条件下，能够最大限度的实现建筑资源、运转能源及土地资源的节约，并且在运用材料的过程中实现物质资源的循环利用及可再生利用。可以在进行建筑设计的过程中利用生活及生产的废弃物，以及可再生的洁净能源来实现建筑材料的更新及完善，并且在进行建筑设计的过程中也可以大胆尝试新型设计，在保证土地资源的情况下实现人均居住面积的提升，从而提升了人们的生活质量。
第二，生土建筑设计。生土建筑设计的理念主要是利用覆土的设计方法来实现建筑工程的保温功能，从而节省的供热能源的消耗。利用生土建筑的设计方案可以保证建筑物能够抵御一般的外界污染及自然侵害，例如由于其覆土的设计能够增强防震及防风效果，同时也能够减轻噪声污染给人们带来的烦恼，最关键的是生土建筑设计在保暖性能上能够大大减少能源的消耗，减少了大气排污量，进而促进了生态平衡的维护。
第三，生物建筑设计。这种建筑工程的设计理念主要是指要从宏观的角度进行人与建筑之间关系的衡量及设计，从而使建筑设计时刻体现以人为本的观念。进行生物建筑设计的过程中要把握好人们的居住及工作规律，在传统的建筑设计的基础上实现自然资源的充分利用，及保证建筑物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平衡协调，从而使建筑物的各项功能设计更加方便人们的居住及应用。
第四，新陈代谢的建筑设计。新陈代谢建筑强调复苏现代建筑中被丢失或被忽略的一些要素，如历史传统、地方风格，提倡过去、现在两种不同文化的建筑的共生等。新陈代谢建筑积极地接受、吸收和保留过去建筑中有价值的成就，并在试图表现时代文化和识别性的同时也积极采用现代技术和材料。
第五，少费多用建筑。少费多用建筑是使用较少的物质和能量创造更加出色的建筑作品。高技术建筑可以说是一种智能建筑，它的特点是利用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等高科技的发展，使固定的建筑外围护结构成为可以跟随气候自我调整的围合结构，可以进行自由呼吸，控制建筑系统与外界生态系统、环境能量和物质的交换，增强建筑适应可持续发展变化的外部生态系统环境的能力，并达到节能的.目的。
文学理论论文篇十二
电视文学音乐专题作为大众传播媒介诞生以后的艺术样式，在创作过程中离不开文学及传播学理论的支撑，如何将文学及传播学理论应用于电视音乐舞蹈专题艺术，是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
本文将以电视音乐专题片《寻找贝多芬》为例，进一步探寻文学理论及传播学理论是如何影响电视音乐专题节目制作的。
传播学是一门自然学科与社会学科的交叉学科，最初产生于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发展迅速，最初应用于战争领域的政治宣传及谍报工作，带有更多的实用性质。
伴随着战争的结束，传播学的应用范围更加广泛，研究进程以及成果也更加理论化和系统化，单就艺术学科领域来说，几乎任何一门艺术都离不开传播。
美国文艺学家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中提出了文学的四要素：作品、作家、世界、读者。同样适用于艺术领域。就音乐艺术来说，读者对应的是听众，其理论基础是作品接受论，而从作品到作品的接受，中间恰好被艾布拉姆斯忽略掉了一个重要环节――传播。
于是音乐传播成为一门在近代出现的新兴学科，重点研究的是音乐家本人及其音乐作品被受众所感知的一个过程。
事实上，音乐传播本身就蕴涵着丰富的理论，而传播学的研究又成为其重要理论支撑。对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受众及传播效果的研究正好吻合了一部音乐作品从作者到文本再到受众的审美过程。
大多数大众文化理论对机械电子时代持批判态度，很多理论家认为机械电子时代的到来抹杀了艺术的本性，一切成为机械复制的牺牲品，真正的艺术将不复存在，而成为一种拟像、一种仿真，一切的载体是编码，编码控制了一切。
唯有本雅明对机械复制持乐观主义态度，他认为机械复制更利于文化艺术的普及，电视专题节目《寻找贝多芬》正是利用电视这一载体对贝多芬的人生及其艺术作品进行传播，使高雅艺术在一定意义上得到了较大范围的普及。
而机械复制时代的到来，则打破了传统美学对艺术品的定义，艺术品有了可复制性，于是音乐美学通过视听媒介转换成为电视美学。
(一)文学体裁对电视音乐创作的影响及制约。
文学体裁决定着电视音乐专题创作的立意、价值及审美理念所在，宏观上遵循社会主流价值观念，技术上遵循广播电视艺术体裁呈现的基本规律，是电视音乐创作的关键所在。
《寻找贝多芬》之贝多芬的爱情最初在文案写作时，运用了纪传体的叙述方式，当时在考虑范围内的还有编年体，希望通过贝多芬生平发掘他一生当中的包括事业、爱情等经历，但是这样叙述的最大弊端是主题不够凝练，显得散乱而缺乏重心。
因此，编导最终选择了纪传体的叙述方式，以贝多芬本人为出发点，围绕他来探询他一生中所经历的几大重要元素：爱情、事业、创作、生活琐事等等，每一个元素成为一个单元，将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不同事件串联起来，结合当时的时代大背景，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根据这种文本形式做出的文案，主题鲜明，故事性强。
(二)叙事悬念对电视音乐创作的影响及制约。
任何故事如果想做到吸引听众，一定离不开悬念的设置，这里还有一个简单的心理学理论，即好奇思维是人类本能的几大思维模式之一。故事的悬念，能够充分抓住观众的好奇心，激发观众的想象力，推动叙事情节不断向前发展。
在音乐专题片《寻找贝多芬》之贝多芬的爱情中，悬念的设置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三封信件：被采访专家首先告诉观众这三封信的属性是情书，而这三封情书却从没有寄出去，甚至没有写明收信人。围绕收信人到底是谁，片子从第三人称的角度展开了论述，布伦塔诺和布伦斯维克成为最有可能的贝多芬爱人的身份。最终，根据现有影像和文字资料的论证，编导选择了后者进行论证。于是主持人总结出本片的第一个悬念设置：收信人不详的信件。
贝多芬同恋人的分离：分离成为贝多芬爱情道路上的最大显性障碍(编导将隐性障碍归纳为贵族和贫民之间的阶级矛盾，在片中也有叙述)，在传统的叙事理念中，障碍的设置目的就是为了增加悬念，而结果则是悬念的解除――或者障碍被消除，或者障碍导致了主人公的失败。
贝多芬的爱情能否成功，贝多芬能否和爱情重新团聚，贝多芬的爱人能否接受两人身份地位的悬殊……一系列悬念随着贝多芬同贵族小姐玛利亚的`分离而产生，主持人将其总结为：在通信不便的年代，贝多芬和玛利亚的分离将会如何影响其爱情道路。
(三)叙事方式对电视音乐专题创作的影响。
正像其中一位被采访专家所说，贝多芬在西方音乐史上，不论从任何角度来进行评述，他都当之无愧的占有主要的席位，而对这样一位音乐伟人进行人生评述，应该采取何种话语方式和叙述风格?最终，编导放弃了通常伟人专题片所一贯运用的高调的、宣教化的叙述风格，而将贝多芬看成是一位普通的艺术家，对其进行人性化的论述。
片子一开始，被采访者就从反面来讲述贝多芬人生的不快乐，而不快乐的根源则是对爱情的缺失――贝多芬终身未婚。紧随其后，被采访者又从正面来讲述贝多芬的伟大，在爱情缺失，身患耳疾的情况下，他依然能够谱写出人类最伟大的音乐篇章。这样一个有着平凡人缺憾的音乐巨匠，比脸谱化“高大全”的伟人显然更具备感召力。
虽然没有正面指出，但是编导还是在叙述的过程中悄悄安插了一些贝多芬人性的缺点，生活在启蒙时代到浪漫主义时代过渡期的贝多芬，身上显然伴随了一定的社会弊病，如他的奴性化特征：既想自由的进行创作，又不得不依附贵族来谋取生活资本，贝多芬的爱情故事是在与贵族交往的同时发生的，他既渴望爱情又渴望同贵族联姻能够为他的生活带来本质上的改观以便利于今后更自由的音乐创作。
在同贵族小姐玛利亚产生爱情时，贝多芬并没有伟大到不畏惧任何贵族权威而理直气壮地向玛利亚提出结婚的请求，他甚至没有足够的自信来证明玛利亚对他的感情，编导着重叙述了贝多芬试探玛利亚感情的片断：他谎称自己要离开波恩，离开玛利亚，而从玛利亚的面部表情中，贝多芬得到了满意的答案。
即便贝多芬是再伟大的音乐家，性格深处仍然具有普通人同样具有的与光明对应的另外一面，编导选取了被采访专家对贝多芬爱情观的论述：首先贝多芬在青年时期感情在不自觉的流露，其次贝多芬认为处于青年时期的自己，也应该寻找到一个结婚伴侣，显然。
贝多芬的恋爱除了自然的感性因素以外，还有相应的理性因素――直该。“应该”这样的爱情理念成为驱使贝多芬向贵族小姐表达爱意的直接动力之一。
被采访专家同时也指出贝多芬爱情失败的原因，即贝多芬身上致命的缺点：丑陋和怪异的性格。一代乐圣的个体形象又鲜活生动起来，他并非一个完人，甚至比普通人具备更多的缺憾。
为了使故事的叙述更加真实而具有说服力，编导在专家的协助下考据了贝多芬留下的史料文件――贝多芬日记。从贝多芬本人的日记中，可以确凿的证实他因为异性缺乏而终身并不快乐的事实，他甚至开始对自己产生了怀疑。《少年维特的烦恼》成为贝多芬排解抑郁的主要渠道，事实上这种渠道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具有普遍意义，折射出充满理想的艺术家同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状态。
三、结语。
通过对电视音乐专题《寻找贝多芬》的传播学理论及文艺理论剖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尽管电视的传播方式是大众式的，但是却担负着各种各样不同的传播使命，其中娱乐大众、鼓舞人心与励志人生、政治意识形态宣教、传授知识成为其传播的主要内容。而《寻找贝多芬》之贝多芬的爱情这档音乐专题节目在娱乐功能、传授知识、励志人生这三方面都有所兼得，是情感的愉悦，更是理论的审美延伸。
文学理论论文篇十三
2.论文艺欣赏中的心理距离。
3.文艺欣赏中的共鸣与沟通。
4.论艺术直觉。
5.论艺术虚构。
6.论典型。
7.文学流派在艺术创作中的意义。
8.简论文学作品形式的独立审美特征。
9.新时期文学发展与典型内涵的新变化。
10.新时期诗歌审美特点的新变化。
11.论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
文学理论论文篇十四
作为汉语修辞格的“互文”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但已经不太为我们所重视，在现代生活中更缺乏有意识的普遍运用，所以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以下就是由为您提供的简析文学理论中的互文。
西方20世纪后期兴起的一个后现代主义的、强调文本间关系的文学理论概念“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在我国却几乎是被约定俗成地翻译成“互文”。笔者认为，虽然两者在语言科学、思维认知、表达方式等方面可能存在某些联系或暗合之处，但“互文”、“互文性”两个概念应该只是字面上的一种巧合，没有本质的内在联系，：二者属于不同的理论范畴，涵义与运用也大不一样。对莳者，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对后者，我们则要敢于“拿来”，更要善于“拿来”。
互文即所谓“互文见义”，是基于文体限制或表达的特别需要，将两个或两个以上意义有关联或存在对应关系，能互相补充、互相渗透或互相限制、互相说明的语言结构单位按一定顺序罗列在一起，以起到言简意深、委婉错杂等特定艺术效果的修辞手法。互文是古诗文中习见的表达方式，在中国文化中，这种表达方式在汉唐以前甚至在语言大发展的春秋时期就已经取得长足发展，臻于成熟。
所以说，互文的传统或传统的互文，都该是有所本的。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百年前新文化运动兴起、白话文产生发展之后，互文这一表达方式运用渐少，似乎被我们束之高阁，日渐与我们隔膜、生疏，以至于现在我们大家包括各类大中小学校语文教师们淡到互文，每每也就是“古代诗词作家在进行诗歌创作时用到的一种修辞手法”，最多也只不过是把互文当作一种已经“死去的艺术”来欣赏，这一现实应引起我们高度警觉。这种认识既割裂了传统，又可能扼杀了互文生存、发展的生机。
实际上，在我们身边，日常生活、影视作品、书面表达诸方面，互文运用是屡见不鲜的，却每每被我们轻易地放过;或被同时体现出来的排比等常见修辞手法所掩盖，不被我们读者、听众所关注，甚至是被作者自己所轻忽。
“互文性”是西方20世纪后期兴起的一种强调文本间关系的文学理论的核心概念，通常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文本之间发生的“交互”关系。作为“对历史主义和新批评的一次反拨”，所谓“互文性”作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文本策略，渗透于多种后现代文学中(包括元小说、元诗歌、反叙事、纯小说、戏仿、拼贴等等)。它是一种价值自由的批评实践，是所谓“互文性革命”——结构主义批评家在放弃历史主义和进化论模式之后，尝试应用互文性理论，来看待和定位人文、社会乃至自然科学各学科之间关系的批评实践。这种批评实践并不隶属于某个特定的批评团体，而是与20世纪欧洲好几场重要的知识运动相关，例如结构主义语言学、精神分析学、马克思主义、俄国形式主义和解构主义。其代表人物包括巴赫金、哈罗德·布鲁姆、罗兰-巴特与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等。真正推动互文性革命并从理论上系统建构起文本与互文性观念的，当推巴黎的两位着名批评家——巴特和克里斯蒂娃。
我们知道，在布鲁姆“影响的焦虑”理论中，互文性不过是两个个体诗人之间的影响关系。而巴赫金则提倡一种文本的互动理解。
从批评理论的角度看，对于文学文本的互动理解，其实在英美文学批评乃至文学创作中并不鲜见。18世纪初，亚历山大·蒲伯曾在维吉尔的作品中发现了荷马，蒲伯确信，一首诗在模仿自然方面的优劣，取决于它的互文性，或者说取决于它对前文本的模仿;艾略特也认为任何艺术作品都会融入过去与现在的系统，必然对过去和现在的互文本发生作用。尤其在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中，乔伊斯利用荷马史诗的情节敷设他的'篇章，并在两个文本问确立了一种肯定的互文关系;又通过诸多的作者自我指涉，形成了一种内文本关系;还因对荷马人物的改造不能表现出一种否定的互文关系——无论是吸收还是破坏、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无论是自我引用还是自我指涉，特定的此文本总是与某个或某些前文本纠缠在一起;同时，读者或批评家总能在作品中识别出这个特定文本与其特定先驱文本的交织关系。
巴赫金从对拉伯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研究、从小说中各种外文学文本存在的现象考察出发，把文本中的每一种表达，都看作是众多声音交叉、渗透与对话的结果。巴赫金把这种共存互动称之为小说的“多声部”或“复调”现实，并用“文学狂欢化”概念来支持他的对话理论。他倾向于把世界和人生看作一种共时结构，偏爱把文学置于文学之外的象征性语境之中，借以由此造就一个杂乱拥挤的互话语空间，创造一个众声喧哗却又是内在和谐的弹性环境，从而赋予语言或意义某种不确定性。
巴赫金提出上述理论时，并未预见到文学符号学的发展趋势。可他的狂欢化概念至少暗示或强调了在文学批评、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间建立一种互文性理论的可能性。所以克里斯蒂娃说：互文性概念虽不是由巴赫金直接提出，却可以在他的着作中推导出来。
1973年，巴特几乎在发表《文本的快感》的同时，发表了着名论文《文本的理论》，文中他试图回答“文本是什么”。在他看来，文本不是作品，也不是客体，甚至不是一个概念，文本产生于读者与文字间的关系空间，它是一个生产场所;文本作为生产活动，它生产出来的不是产品，而是一个作者与读者相遇、上演戏剧、进行语言游戏的场所。巴特进而又说，文本是意指，是一种意指实践，是读者参与的意指实践过程——其核心是以矛盾形式出现的多元性。
作为着名的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娃在其1966年的《语言对话小说》一文中开创性地提出了“intertextuality”(互文性)概念。克里斯蒂娃在进行文学批评研究时，注意到进入先后文本空间的主体。她认为，一个文本片断、句子或段落，不单是直接或间接话语中两个声音的交叉，它是无数声音交叉、无数文本介入的结果。而不同文本在不同层面的参与，则揭示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她认为分析者应该明白，她所分析的是一个特定话语的主体;而这个主体恰恰由于互文性而超越了她自己的身份，超越了词源学意义上的个人。一个创造性主体的分解，一个新的多元主体的产生——这便是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动力学。它不仅适于互文性作者，也适于互文性读者。
文学理论论文篇十五
文学理论类课程是综合类大学文学专业本科阶段的基础必修课，一般开设在大学一年级。对大一新生而言，高中阶段的被动学习状态尚未结束，要求自主自觉学习的大学学习已经开始，而文学理论同高中语文教材中一篇篇生动具体、鲜活可感的文章存在巨大差异，必然成为一门让学生望而生畏的枯燥无味的课程，甚至有一些学生把文学理论课称为“最没意思”的课程。“文学理论话语的建构，还须从文学理论研究的层面进入文学理论教学的层面。”[1]如何在课堂教学中把学生吸引到文学理论的学习探讨中来，这是当前理论类课程大学课堂教学中的一个难题，这个难题的解决笔者认为首先要落到教师身上。
一、教师的课堂讲授“史”与“论”相结合。
文学理论是创作实践的总结和升华，涉及到文学的本源即生活、作家、作品、读者的全方位要素，所以系统性、理论性较强。同时文学理论类课程包括《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如果教师单纯从文学理论的角度进入教学，那么对于缺乏系统文学史知识的学生而言，无疑是难以接受的。所以担任文学理论课的教师必须拥有丰富的文学史知识，能把具体可感的文学作品同文学理论结合起来，从而达到良好的学习效果。
（一）将文学理论概念同具体作品感知相统一。文学理论课教师必须通读中西方文学史。教师拥有了“史”的丰富素材，就可以在课堂教学中“史”“论”结合，比如讲古代文论中“意境”“含蓄”等概念时，可以拿一些古典作品作为分析起点，要求学生朗读并背诵相关作品，对理论概念产生直接的感知。在讲到西方文论的一些概念如“悖论”等概念时，也可以中西贯通，拿臧克家“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活着，他却死了”等来说明。
（二）将文学理论运用到对具体作品的解析中。文学理论课不能“就论讲论”，否则会流于形式过于抽象，在充分讲明具体的文学理论概念后应该给学生提供应用这些理论的机会，以加深其对具体概念的理解。如讲到西方现象美学家因加登的文本层次论时，可以让学生结合作品，就四个层次分别展开分析，以体会文学理论和文学实践之间的密切联系。在学习到一些具体概念时，都可以借助对具体作品的分析让学生有充分的思考与参与空间，并增加其对具体概念的理解。
（三）寻找文学理论与文学史的对照点。文学史和文学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总是契合的，所以可以结合史来对论进行辅助说明。一般情况下文学史和文学理论课程的开设都是同步的，所以参照文学史来对文学理论的流派进行说明，或借助文学理论解读具体作品都是可行的。如西方文论中讲到现实主义流派时，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典型的“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真实外，还要真实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同经典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的小说创作相结合，从而达到对该理论的深刻理解。
二、教师要“讲”与“写”双重能力兼备。
文学理论课程教师要提升自身的多重素养，在课堂上既要讲究授课艺术，还需具备文学评论与文学写作的双重写作能力，为学生提供直观的参照及影响。
（一）教师的授课要有鲜明的个人特色。文学理论课程由于本身的理论性质，接受者如果没有浓厚的学习兴趣，很难长时间维持下去，所以作为文学理论类授课教师，需要多方面扩充自己的知识面，如果把鲜活的生活、有趣的作品同理论结合起来，则会引发学生的参与积极性，幽默的语言也会让学生在轻松的氛围中更好的接受该理论。
（二）文学创作能力与科研能力兼备。文学理论课教师不仅需要丰富的文学理论知识，还需要进行文学的具体创作实践。如果自己不进行相关的文学创作，那么理论就成了空壳，讲授起来就失去了鲜活的材料支撑。文学理论教师自身应该有深厚的专业素养，同时要不断深入探索和研究，进行科研工作，并具体化为写作能力。对于教师来说，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和文学创作实践能力同等重要，把这种综合的人文素质内化为一种个人素质，随时随地展现出来，这样的文学理论教师才是成熟的文学理论教师。
三、文学理论课教师必须具备多学科知识素养。
文学理论的学习不仅仅关乎文学创作实践，同时还涉及到其他诸多人文社会学科的知识，如西方文学理论史的很多文学理论家本身并不是文学家，往往有着多重身份，如哲学家、思想家、文化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等。如果单纯从文学理论角度去讲康德，那么学生就无法理解他对文学艺术的真实定位。所以教师的知识储备必须是全方位、多学科的。朱光潜说：“人涉猎越广，趣味就会越纯正。”所以，趣味纯正、涵养深厚的文学理论教师才是真正有魅力的教师。
参考文献：
[1]姚文放.关于文学理论的话语权问题[j].文学评论，2001(5).
[2]陶东风.大学文艺学学科反思[j].文学评论，2001(5).
作者:王彩凤董超魏少妮单位:延安大学。
文学理论论文篇十六
古诗词中的列锦与互文现象(网友来稿)。
湖南双峰县第六中学龚勇军。
列锦：
所谓“列锦”，就是全部用名词或名词性短语，经过选择组合，巧妙地排列在一起，构成生动可感的图象，用以烘托气氛，创造意境，表达情感的一种修辞手法。
例如温庭筠《商山早行》中的佳句：“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全句由十个纯名词构成六个意象，叠映出商山黎明之前的一幅完整的画面：残月高悬，雄鸡清声；茅房客舍，思归心切的客人早早地起来赶路，谁料，板桥横渡，冷霜冽冽，一行足印，真是“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了。整句诗仅由叠加的六个意象来突出“早行”二字，不着一闲词，尽得“早”之风流韵味。
再如柳永《雨霖铃》中的名句：“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诗人完全撇开了愁、怨、相思之类直抒胸臆的字眼，也没有借助比喻、夸张等修辞手段，而是选择了“杨柳岸”这个颇能惹人缱绻情思的场景，再把“晓风”、“残月”这两个色调上一清新、一凄惋形象剪接进去，造成鲜明强烈的对比和呼应，使人获得空间宽广、时间连绵的审美感受，自然而然地形成一个朦胧、深远又带点神秘意味的艺术境界。
这样的句子还有很多，在此就不一一分析了。
（1）“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马致远《天沙净秋思》）。
（2）“乱山残雪夜，孤烛异乡人”(崔涂《除夜有作》)。
（3）“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池上碧苔三四点，叶底黄鹂一两声”(晏殊《破阵子》)。
（4）“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贺铸《青玉案》）。
（5）“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辛弃疾《西江月》)。
（6）“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陆游《书愤》)。
（7）“落叶他乡树，寒灯独夜人”(马戴《灞上秋居》)。
（8）“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岳飞《满江红》）。
（9）“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司空曙《喜外弟卢纶见宿》）。
（10）“细草微风岸，危墙独夜舟。”（杜甫《旅夜书怀》）。
（11）“烟杨画柳，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柳永《望海潮》)。
互文。
互文即“互文见义”，是古汉语中一种特殊的修辞手法。上下文义互相交错，互相渗透，互相补充，来表达一个完整句子意思的修辞方法。例如：
（1）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蜀相》）。
这两句诗意思是说，碧草映阶，春光空自美好；黄鹂隔叶，啼声空自悦耳。“自”和“空”二字互文见义，写出了空寂、清冷的感受。抒发了诗人面对丞相祠堂凄清寥落的失望与感慨：虽然祠堂内春意盎然，然而事过境迁，先哲已去，如今遭逢乱世，却没有象诸葛亮那样的济世英才来匡扶。
（2）烟笼寒水月笼沙。（杜牧《泊秦淮》）。
我们应理解为：烟雾笼罩着寒水也笼罩着沙；月光笼罩着沙也笼罩着寒水。如将此句作：“烟雾笼罩着寒水，月光笼罩着沙”理解，那就大错而特错了，怎么也讲不通意思。
（3）秦时明月汉时关。（王昌龄《出塞》）。
从字面上看，“秦时明月汉时关”是“秦时明月照耀汉时关塞”之意。但不能理解成“月亮还是秦时的月亮，边关还是汉朝的边关”，而应解释为：秦汉时的.明月和秦汉时的边关。句中的“秦”、“汉”、“关”、“月”四个字是交错使用的。理解为“秦汉时的明月照耀秦汉时的关塞”。即“明月依旧,关塞依旧,却物是人非”。更让人感受到战争的残酷和悲怆。
（4）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木兰诗》）。
为了节省文字，类似的句子就不一一分析了。
（1）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江上逢李龟年》）。
（2）“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辛弃疾《西江月》）。
（3）当窗理云鬓，对镜帖黄花。（《木兰诗》）。
（4）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同上）。
（5）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观沧海》）。
（6）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著。（《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7）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
（8）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饮西湖初晴雨后》）。
（9）栗深林兮惊层巅（《梦游天姥吟留别》）。
（10）主人下马客在船（《琵琶行》）。
（11）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孔雀东南飞》）。
（12）十三能织素……十六诵诗书。（同上）。
（13）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孔雀东南飞》）。
（14）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沁园春雪》）。
作者邮箱：gongyongjun006@。
文学理论论文篇十七
解静094030227。
论叙事性作品。
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以诗文理论为主，自明清以后，随着小说戏曲的发展也产生了相当系统的叙事理论。叙事学是在结构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叙事文本进行研究的理论。叙事文学研究所有形式叙事中的共同叙事特征和个体差异特征，旨在描述控制叙事（及叙事过程）中与叙事相关的规则系统。叙事性作品是以叙事功能为主的文学作品，是文学作品中同抒情性作品相区别的一种基本的话语类型，如早期的神话和史诗，就是最早的叙事文学。
会意义就在于深刻的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动态过程。优秀的叙事文学就在于它能够反映社会生活的真实。
叙述活动全过程包括三个层次：叙述内容，叙述话语，叙述动作。叙述内容的基本成分就是故事，包括了事件，情节，人物，场景四个部分。全书一共分为65章，从我的出生，我对早年的回忆，我家乡发生了变化„„到最后的回顾揭示了大卫人物命运变化过程。这一个个的事件串成了故事发展的情节，大卫出生时的场景刻画——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预示了大卫童年的不幸遭遇。叙事文学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也极为重视，大卫经历了大苦大难之后尝到了人间的幸福，靠的是他的真诚，直率的品格，积极向上的精神，以及对人的纯洁友爱之心。所有的情节都是围绕大卫这一人物形象展开的，而且现实主义小说最大的特点就是善于刻画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
叙事就是讲故事，其中涉及到两个时间概念，一个是文本时间，也就是故事内容在叙事文本中具体呈现出来的时间状态，也是作者对故事内容进行创作加工后提供给读者的文本秩序；另一个是故事时间，指故事发生的自然时间状态，是故事内容中虚构的时间的前后关系。而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主要从时序，时距，频率三个方面表现出来。《大卫科波菲尔》就是采用顺时序叙述，也就是文本时间与故事时间序列一致，作者从大卫的出生开始写起，一直到他长大成人，这也是大卫一生成长的历程的自然发展顺序。当然，其中也有一部分插叙，如，在母亲改嫁那章，插入了善良的老渔夫辟果提一家的生活经历与现状。又如在大卫投靠贝西姨婆那段中，又插入了贝西婆姨的往事，她虽然外表冷酷，但对她丈夫仍然没有忘怀，即使他抛弃了他，另寻新欢，变成一个一无所有的浪荡人，但他只要回来向婆姨要钱，她就给，从这段插叙中可以看出婆姨为人重感情，有情义，同时，又为下文婆姨送大卫去读法律等行为做了铺垫。时距是指叙述的步速，是故事时间长度与文本时间长度相互比较对照所形成的时间关系。不同的时距可以影响叙事速度的变化，文中最后，大卫爱妻多拉死后，大卫很伤心，满怀悲痛出国旅游散心，三年后回来了。三年本来是很长的时间，可作者就用了出国旅游散心六个字概括了大卫三年来的行为活动，这是时距的加快。频率是指一个事件在故事中出现数次与该事件在文本中叙述的次数。不同的叙述频率会造成不同的效果。如，在大卫寄宿在伦萨学校中，多次写到了大卫被鞭打的情节，这种重复的效果是使读者充分感受到当时教育制度的黑暗，从而也表现了作者对大卫悲惨遭遇的同情。
大卫，在他身上赋予了狄更斯本人的强烈的主观色彩，在大卫身上寄予了他美好的人道主义思想，在他笔下，大卫是一个聪明，善良，坚强，不屈不挠，积极向上的孩子，对大卫不行的遭遇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同时，他又以孩子的心理视角细致的表现了”我“（大卫）童年的特殊心理，如大卫以儿童特殊的敏感对追求母亲的那个冷酷，残暴，贪婪的谋得斯通商人一开始就怀有敌意，当谋得斯通虚情假意的拍拍大卫的头时，她发现那只手放肆地碰到母亲的手，便生气的把他推开了。当然，另一方面，这种叙事又限制了叙述的视野，没有像零聚焦那样全知全能的叙述。如大卫他就没能知道艾米丽被斯蒂夫斯诱跑后后接下来发生的事，而这些事情则是通过老渔夫辟果提的口中得知的。
述声音的存在。“三月的一个下午，风刮得很猛。路上走来一个女人，步履维艰，不时地用手捂着帽子，生怕被大风吹跑。推开院门，她径直朝一座二层小楼走去，那就是我的家，我出生的地方。她没去敲前门，而是走到窗旁向里面张望着。一个美丽的妇人，就是我深爱的母亲，坐在壁炉旁，抚摸着手中有欢迎新生儿祝词的刺绣，抽泣着。她在为我——一个一出生就没有父亲的孩子难过。”这里明显可以看出叙述者的声音的存在，本文虽用第一人称，文中大卫还没出生，所以关于时间环境以及婆姨的出场的描述都是叙述者发出来的。
落，即使死亡临头，他也能在惶恐片刻之后镇静自若，犹如一阵狂风尚未掀起狂澜便风平浪静。以上就是我对叙事学的认识。
文学理论论文篇十八
摘要：姚文放新着《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的深层机理探究》紧紧抓住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的大趋势，着重从九个代表性方面论述“向外转”的深层机理，做到宏观与微观的高度统一；从中西方经验出发，重新考量国外学术前沿与中国问题的关系，着重强调研究的立场是回归和解决中国问题，做到西方论域与中国问题的有机结合；在体例上独具匠心，将组织形式与写作方法、研究方法有机融合，追求文体形式的完美。
关键词：姚文放；文学理论；形式主义；历史主义；向外转；
20世纪以来，西方文学理论流派众多，纷繁复杂，花样不断翻新，令人眼花缭乱。众多的文论流派和思潮纷纷涌入国门，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和震荡，给我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但是，我们仔细考量后发现，我国文学研究存在明显的“重西轻中”和“重西隔中”现象，许多文学理论研究者的学术兴趣和精力主要集中在西方文学理论流派、命题和发展趋势等方面，由此产生了一批批学术成果。对于中国文学理论而言，虽然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一代代学人审时度势，开风气领潮流，不断致力于中国文论话语的建构，但是在传统与现代、西方与本土之间的较量中始终无法找到出路，无法在与西方文论对话的基础上研讨文论发展的中国问题、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和确立自己的学术思想。姚文放教授的新着《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的深层机理探究》（被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收录，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姚着”），从晚近西方文论转型和中国当前文学理论发展过程中抽检出比较隐蔽的“深层机理”问题，将之作为文学理论发展中的理论命题，深入发掘和探究晚近文论发展的规律和趋势，打通和融会了传统和现代、中国和西方的文论话语资源。可以说，姚着既推动了西方文论中国化，又助推了中国文论世界化，开创了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新境界。
一、宏观了望与微观透视。
对于晚近文学理论的研究，姚着是放在整个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发展的宏观视野中进行的，通过梳理整个西方文论的发展变化，从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现象学、接受美学、结构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文化研究，为我们勾勒了一幅完整的西方文论版图。对于繁杂的文论现象，许多学者从多种形式、多种视角对其进行了专题式和史论式的研究，在爬梳各派各家观点的基础上，厘清各自的思想脉络，提出了许多精彩的见解。显然，姚着另辟蹊径，紧紧抓住20世纪文学理论发展中的形式主义和历史主义两条主线的转换来了望和慎思文学理论发展，将激荡半个多世纪文论的形式主义这一主潮作为晚近文学理论转型发展的起点。正是由于形式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的深刻变化，使得其与俄国形式主义开创的形式主义思潮区别开来，并为文学理论转向历史主义提供了合法性基础。姚着深刻地洞悉到这种规律性趋势，指出：“如果说当年形式主义文论的勃兴是朝着语言、形式、文本‘向内转’的话，那么在经过七八十年‘与世隔绝’的状态以后，文学理论又折返回来，朝着社会、历史、现实‘向外转’了。”1对这种文学研究重心转移的敏感捕捉，来自1979年美国学者希利斯・米勒的灵感，他提出1979年以来西方文论研究重心发生了重大转移，从文学的“内部研究”转向了“外部研究”。具体来说，“就是从单纯的修辞学研究转向研究文学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语境中的位置，从研究语言的性质与能力转向研究语言与上帝、自然、历史、自我之间的关系”。遗憾的是，米勒并没有针对文学理论转向的大趋势进行深入探讨。显然，姚着抓住了这一文学理论变革大势，并在文学理论发展的历史漩涡中专注于这一变革规律的研究，以非凡的学术勇气试图超越米勒提出的学术命题，聚焦“向外转”的“深层机理”探究，以此破解晚近文学理论研究重心转向的内在奥秘。这种由“向内转”到“向外转”的转换是对20世纪文学理论发展趋势的整体性观照和判断的结果，体现出姚着始终是站在全局和宏观的高度来把握文学理论发展的趋势，也使得姚着在理论格局和境界上格外大气磅礴。
毫无疑问，姚着在宏观视野上的掌控力和表达力，所体现出来的大格局大境界令人赞叹不已。姚着建构的包容万象的学术景观是与晚近中西方文学理论中的经典命题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换句话说，之所以对晚近文学理论做出“向外转”的坚定判断，是牢牢建立在对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思潮、重要理论家的具体理论，以及21世纪初中国文学理论研究“文化转向”分析的基础之上的，探微索隐，见微知着。因此，以俄国形式主义和解构主义的“文学性”为出发点，探究和辨析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的关系问题，来为言说文学理论“向外转”寻找合法性的学术基础。正如姚着所言：“从宏观上看，百年文学理论的发展演变还有其内在机理和总体路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机理和路径都以俄国形式主义为起点，都受到‘文学性’问题现代性内涵的规定。”（1）这直接导致了一种文学理论研究的连锁反应。此种强烈而具体的问题意识，引诱和撬动了对文学本质的再认识、文学理论与后理论、文学理论与文化政治、文学形式与政治、文学经典与文化权力、文学理论与话语更新、大众文化批判等经典问题的重新思考。对于每个经典理论问题，姚着都要细致考察理论的问题意识，将其放在具体的学术语境和时代背景中还原其发生和变化的内在机理，准确透视理论演化的趋势。比如论述“从文学理论到理论”这一章节中，以描述的方式，将晚近文学理论的热点问题如现代性问题、全球化问题、文学经典问题、失语症问题、文学终结问题、文学边界问题、文化转向问题等，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跟文学互不相干的问题却成为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问题。这些问题不是从文学文本中产生，也不是解决文学创作规律问题，而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学者基本不再阅读文学作品，更多的是关注哲学、文化学、历史学、心理学、符号学、语言学、现象学、解释学、生态学等。面对文学理论距离文学越来越远的现实，姚着直接剑指20世纪6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究竟发生了什么，并在此追问的基础上回答文学理论走向理论是当时学术史的变革和后现代文化氛围中人们价值取向转变的结果。一个最基本的认知和判断就是“理论要自由得多、直接得多，它并不限于文学，而且贴近新鲜活泛、生生不息的社会现实，直接介入和干预人们的实际生活，从而在行动性、实践性上更盛于文学理论”（2）。显然，“理论”具有的这种优势是整个晚近西方文学理论“向外转”的呼应和支撑，也是为此作出总体判断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姚着在微观建构的过程中，并不是断章取义，堆砌概念，而是在文学理论发展变异的细微之处，在原初语境和现实境况的比照中，深度挖掘和论证“向外转”的典型性表现特征，识契真要，四两拨千斤，不失大气。除此之外，姚着在全面而深刻地把握晚近文学理论发展大势的过程中，能够将抽象的理论问题与具体的社会问题、文学文本结合起来，一方面以文学理论的知识立场回应社会上关切的现实问题，比如身份差异、性别权力、文化权力。在分析文化政治的中国问题时，姚着在层出不穷、俯拾即是的文学作品中抓住了旅美作家严歌苓的小说《吴川是个黄女孩》和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范小青的小说《城乡简史》，分别将种族差别问题、城乡差别问题呈现在读者的面前，来透视和思考中国社会现实中的文化政治问题。另一方面又将具体的现实问题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批判性地阐释和建构文学理论发展的“深层机理”，比如文学经典的发展和当代建构，其具体发展变化和演变的规律是在文学经典之争的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总结出来，指出文学经典之争已经演化成为“一种文化权力的博弈”“审美的、艺术的基本机制取向与功利的、实用的实际价值构成了文学经典建构的两极”，文学经典总是在“这两极之间来回摆动”。在姚着的论述中，文学经典在中国和西方，文学理论发展过程中的规律清晰可见。这也是对晚近文学经典之争在理论上的强有力的回应。
如此这般，姚着既有宏大视野的铺陈，直指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的大势，也有微观层面的透视，汇聚晚近文学理论研究重心转移的主导性力量；既有宏大理论的推演，以“深层机理”作为探究文学理论转换的引擎，点燃了文学理论研究转向发生的各种元素，又有微观问题的建构，将表征晚近文学理论变化的构件进行逻辑组合并形成合力，展现晚近文学理论转换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因此，宏大视野与微观透视始终相向而行，相互补益，相得益彰。从这个意义上说，该着彰显了作者宽广的学术思想视野和非凡的学术智慧。
二、西方论域与中国问题。
进入新时期以来，我们在吸收和接纳西方文学理论思潮和流派的过程中走向了“滥用”和“泛化”的道路，逐渐陷入“失语症”的困境，无论在本质主义立场的坚守上，还是在非本质主义观念的争斗中，面对中国文论问题都显得束手无策，甚至哑口无言。失语症“是一种文化认同焦虑的表征。这种焦虑自近代以来像一个幽灵始终萦绕在文化共同体中。说穿了，这是一种对中国文化‘他者化’的忧患意识”（1）。在我看来，在全球化的今天，要想走出这一窘境，并不是要有意避开西方文论的话语系统，直接滑向或建构自己的文论体系，而是在保持中国本土文论话语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基础上，以对话、共享、互补和协作的方式实现中西方文论发展的双赢。进一步说，晚近文学理论的研究需要重新考量欧美文学理论学术新潮与中国问题之间的关系。毫无疑问，姚着跳出了文学理论本质主义与非本质主义的纠缠和对立，直面中国现实问题，为我们走出集体“失语”的困境提供了一种可能，同时更为我们探索和考量如何对待国外学术新潮的问题，实现西方文论中国化，提供了一种成功的范型。正如作者所言：“我们对于上述每一个问题的研究，最终都归结到中国问题，包括中国的文学问题、文化问题乃至社会问题。”（2）这是姚着的立意和着力之处，充分体现出作者强烈的现实关怀和学术担当。
对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的认识和对文学理论问题的整体性把握，是深刻洞察和高度提纯中国问题的.基础。姚着认为，21世纪初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兴起，预示着中国文论从新中国建立以后的政治诉求、新时期的审美诉求，过渡到当下的文化诉求。而以文化诉求为主导性特征的中国文论与以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的“向外转”为大趋势的晚近欧美文论不期而遇，其中聚焦的一个关键领域就是文化研究。“文化研究的介入对于这一新的转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推动了文学理论走出了自我封闭的境地，挣脱了纯粹的文本、语言、形式的禁锢，打开了通往时代、历史、社会、现实的大门，重新磨砺在形式主义时代长期收敛、趋于萎缩的思想锋芒，剑指种族、性别、阶级、政治、道德等方面的重大问题，从而积极参与和介入当今历史舞台轰轰烈烈上演的变革进程，这既是文学理论的日日新之路，也是人文学者的接地气之机”（1），其旨趣所在就是“文化政治”。在姚着看来，“文化政治”是“后阶级政治”，但与“阶级政治”不同。如果说，“阶级政治”关心的主要是阶级、革命、斗争、政权、党派、制度、战争、解放、胜利等问题，那么，“文化政治”主要关乎民族、地缘、人种、族裔、身份、性别、年龄等问题，虽然两者之间都关涉权力问题，但是“文化政治”所属的是相对宽泛的文化权力。这种文化权力的生成是由于文化身份差异所致，因而必然导致文化政治的产生。站在这一逻辑起点上，“文化政治”是经典的文学理论发展到“后理论”的重要表征，也是晚近文学理论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向外转”的集中体现。其具体表现为“身份政治”“性别政治”“审美政治”“形式政治”“娱乐政治”“消费政治”“身体政治”“肉体政治”等。诸如此类的“文化政治”形式与整个时代的文化交织在一起，与人所生存的鲜活的日常生活有密切关系，因此，“文化政治”无处不在，必然导致各种文化理想的诉求无所不在。
毋庸置疑，“文化政治”概念的引入，一方面激活了我们对经典文学理论观念和文学文本的重新理解，催生出一种“新阐释学”；另一方面能够直面当下文化发展所面临的现实问题，突破以往的思想局限和理论误区，深耕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所蕴含的理论潜力。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政治”自然将西方文学理论的经典议题和中国当下文论关切的重要话题联结在一起，在传统与现代、西方与本土之间，针对具体的论域展开对话和融合，在彼此交互和牵引话语资源的基础上共同探讨文化发展面临的问题。在研究的过程中，时刻注意西方文论和中国文论原初语境的还原、思想资源的互相借鉴和辩证分析，这种研究的格局在姚着体现得淋漓尽致。在“文化政治”的统揽下，西方文论中的重要问题，比如“症候解读”“话语理论”“文学经典之争”和“大众文化批判”等晚近文学理论讨论的热点话题，在经过词源学和谱系学的深耕梳理之后，被纳入各种文化权力的理论层面上，同时融入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实际中，旨在推进解决中国问题。具体来说，西方话语理论和文学经典之争在欧美学界一直享有很高的学术影响力，对于晚近文学理论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的转折起到了重要的参照作用。近代以来中国文学理论界重建自己的话语体系和经典观念的努力从未停息过，“无论是时代变迁、体制更替还是社会思潮的激荡，其中种种权力关系的博弈都会在文学理论话语的嬗变中及时得到回应、引起反响”，因此，姚着重点分析了“中国当代文论中的话语问题”和“文学经典之争在中国”，并指出无论是话语理论还是经典之争，都是文化身份、权力关系博弈过程中动态塑造和建构的历史现象。对于“大众文化批判”的阐释，如果说从话语理论、文学经典之争、大众文化批判等理论问题探讨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化的现实问题还显得比较零散的话，那么，姚着最后一章“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理想诉求及其嬗变”清晰而集中地分析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发展的轨迹，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以及“文革”，新时期以及20世纪90年代初至21世纪。十七年以及“文革”文学理论以政治诉求为主导，新时期文学理论以审美理想诉求为主导，20世纪90年代初至21世纪为文化理想所主导，这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向内转”又“向外转”的轮回中难以逃避的宿命。在分析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发展变化的基础上，姚着全面总结和提炼“文化政治”的理论内涵和特征，高度概括了“文化政治”的政治性、意识形态性、现实性和超越性，使得“文化政治”更贴近中国文化发展的实际，使得“文化政治”将在中国大地上不断获得更新。更为重要的是，“文化政治”被提升到更高的文化发展逻辑的理路上，是整个社会文化转型期人们巨大精神空白的填充物，对原有的社会价值体系有替代作用，“在重建精神家园的过程中起到补偏救弊的作用”，同时以辩证的方式理解“文化政治”，以此客观地推演文化研究范式的转型以及未来文学理论发展的动向。可以说，这是姚着对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转向的内在机理的深刻揭示，也是姚着最重要的学术创见。它不仅厘清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发展的脉络，而且极大地拓展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话语空间和言说方式，为中国文学理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这必然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引向一个新的境界。
三、绝妙的体例与娴熟的方法。
单从标题上看，“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这一主标题很容易让我们想到着作有可能会按照一般文论史的路数，针对有影响力的思潮，罗列有影响力的文论家的观点，紧扣他们的观点来梳理论证，从中找到它们之间发展演变的关联，达到以论代史的效果。但是姚着在组织形式上可谓独具匠心，在文论研究着作体例上创造出一种新的风格样式。
姚着以“向外转”的大势为推力，以问题为中心，以关键词为节点，以辩证逻辑为链条，选取问题、观念、概念、论争、理论、方法、基础、动向、宗旨九个方面，整体上凸显晚近文学理论发展的脉络，并且将晚近文论讨论的热点关键词“文学性”“理论”“后理论”“文化政治”“文学经典之争”“话语理论”“症候解读”“批判理论”“美学重构”“中国问题”等落位或汇聚到“向外转”的大势中，既能充分体现不同理论观点及其彼此的关联，又能清晰地呈现关节纲目，既能展现晚近文学理论发展的大势，又能在重大文论问题上精雕细刻，表达真知灼见，发出自己的声音。毫无疑问，这种体例得益于姚文放教授对20世纪整个西方和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学术大势的精准把握，得益于聚焦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的深层机理的立意。只有这样，才能超越一般史述的体例编排，才能将论述的着重点扣紧“向外转”的深层逻辑关联，准确把脉文学理论重心转移的根本动因。在对重点问题的具体论述和组织架构上，姚着以历史的视角追根溯源，考察概念的语义变迁和演化的历史文化依据，以逻辑的视角，探究具体问题的发生发展的因果规律以及文学理论发展的知识规律和思维规律。比如对于“文学性”“理论”“文化政治”“文体”“文学经典”“话语”“批判”等概念，姚着总是从历史和逻辑的视角，探究它们为什么会作为一个问题被发现，考察它们的语义变化特征以及在不同理论视域转换中的逻辑理路在哪里，追问它们所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及其以后的发展动向，在此基础上对今后的文学理论提出构想。
姚着完美体例的组织和编排，离不开具体写作和研究方法的娴熟运用。针对某一段历史时期的学术问题研究，一般的研究，往往习惯于历史线索的梳理，平铺直叙问题演变的历史进程和背后的文化历史背景，穿插交叉比较不同观点的异同，推理不同观点在某个理论上取得的突破和贡献。显然姚着在对晚近文学理论发展的研究上超越了这种写作方式，呈现出不同的特色。概括起来就是定位问题，框定理论，解析机制，阐发观点，回归问题。可以说，这种简洁利落、一气呵成、成熟大气的写作方式，是作者经过长期的学术积累和沉淀，不断追求学术思想和学术表达形式完美结合的结果。在研究方法上，姚着更是精心设计，追求方法工艺的精益求精，精挑细选哲学、美学、语言学、知识考古学、谱系学、文化政治学、文化社会学等学科中经典的研究方法。具体来说，姚着坚守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结合谱系学方法和关键词批评，考察文化政治、话语理论、身体话语、文学经典、批判话语等晚近文学理论关键词，考察它们作为知识话语产生的社会体制和时代文化背景，以及是如何在某种权力形式和权力关系中诞生的，并且以此种方法探究这些关键词如何在知识生产主体中产生出来和散播出去。这种方法的运用打破了传统形而上学的追问和理论建构，而是将问题放在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中考察，发现文学理论知识演变的体制。另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姚着娴熟地运用黑格尔经典的“正―反―合”的三分法、阿尔都塞的“症候解读”方法、福柯的谱系学，取其中的锋芒和精髓，并将三者有机融合合宜运用。对此方法的融通和精湛运用在第十五章“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审美文化的逻辑走向”中有集中体现，该章沿用学界通用的历史划分方法，将人类社会分为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三段。通过症候解读的方法，“把看不见的东西同看得见的东西联系起来”（1），发现在三段不同历史时期中，沉默、脱节、被掩盖的东西背后蕴含的审美文化逻辑演变路径，提取其联系的纽带：“是”“非”和“去”三个关键词，认为它们之间相互断裂又相互联系，“既是一种否定又是一种接续”“构成了正、反、合的逻辑圆圈”。通过仔细阅读发现，在论述审美文化逻辑发展的过程中，姚着巧妙地将自己论析的阿尔都塞的“症候解读法”运用到文学理论发展嬗变的阐释上，“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文学的文本中总是隐含着某种空白和缺失，表现为沉默、脱节和疏漏，它像病人所表现出的‘症候'，昭示着身心内部的某种病患，从而读者必须像医生诊断和治疗病患一样，从这些’症候‘入手，去解读出这些文本背后隐秘的、缺场的、被掩盖的东西，去发现更大、更重要的问题”（1）。我认为，姚着深得“症候解读法”的精义，总是能耐心地寻找和对话细节、微小的转换，解释和阐发其中的差异，推进审美知识和理论的生产，进而形成了自己新的见地，获得新的建树。对于“话语理论”“大众文化批判”“文学经典”“身体美学”等理论的论述，这些研究方法同样在姚着中得到娴熟运用。
总体而论，姚着大开大合，气势磅礴，在体例上精心设计，追求卓越，在写法上精雕细琢，文思跌宕，有强大的理论穿透力和思辨力，语言鲜活充满思想张力，让晦涩的理论散发着生命的气韵，在研究方法上创造性地将传统经典方法与现代研究方法转换运用，拓展了理论文本的研究空间和理论的再生产，是一部当前学术界文学理论研究的新范本。无论是对于专业人士，还是对于普通读者，在文学理论研读、研究和着述等方面都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四、结语。
该着作是姚文放教授主持的同名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的最终成果，也是他本人完成的第四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这些项目的完成耗费了姚文放教授“最纯熟最精彩的年华”，正如在着作的“后记”中所写的那样：“那些在文字中讨生活的日子里，每天念兹在兹、心无旁骛，早、中、晚三个单元时间，除了教学和公务之外，基本上都交付给它了”“做学问就是我的活法”。我们可以想象，姚文放教授整天手不释卷、乐此不疲、业精于勤的身影。因此可以看出，《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是一部精心撰着、厚积薄发的文学理论研究专着，凝结了作者二十多年来对文学理论学术前沿持续研究的心得和体会，以及对相关重大理论问题持续探究的学术勇气和智慧，充分体现了一个学者孜孜不倦勇攀学术高峰的追求，也体现了一个学者“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学术情怀和学术精神。
任何学术着作总有一些让人遗憾地方。仔细研读，我们会发现，姚着在回应和解决中国问题层面上，还有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地方。比如在“文化政治的中国问题”一节，虽然对具体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进行了解读，但是并没有深入分析中国与西方在身份差异、阶层关系等问题上的不同，以至于无法区分中西方文化政治内涵的差异，忽略了中国文学和社会现实的复杂性、特殊性和易变性。在论述“向外转”的深层机理上，或许是受着作框架的限制，对“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和“生态主义”等晚近文学理论讨论的热点问题缺乏深入观照，这些学术思潮关注的重要问题与当代中国社会、文艺创作有着紧密的关系，如女性与权力、女性话语、生态批评、生态与正义、生态伦理与政治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与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有着紧密的关系，在着述中只是提及并没有展开论述。虽然姚着在这些方面存有遗憾，但是无法掩盖其在学术上的开创性。
学问永无止境。在当今大变动、大分化、大重组的新时代大潮中，文学理论以开放性、包容性、自反性和怀旧性的姿态，在历史长河的激荡中跌宕起伏、纷繁变化，不断挑战文学理论工作者的学术胆识和智慧，为一代代学人开辟新的学术境界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姚文放教授是一代学人的楷模，期望他能够永立潮头，以非凡的学术创造力，创造出更多富有中国气派的文学理论成果，开创更加独立自由的学术人生。
文学理论论文篇十九
中国古代文学导读系列省级精品课，由“唐诗宋词名篇导读”、“魏晋文化与文学导读”、“乐府诗导读”、“《红楼梦》导读”和“佛教与中国古代文学导读”等5门课程组成，每门课程均为36学时。该系列精品课除为中文专业学生讲授外，主要作为文化素质教育类课程，面向全校学生开设。其中“唐诗宋词名篇导读”、“《红楼梦》导读”最早开设于1993年，已有的讲授历史；“魏晋文化与文学导读”、“佛教与中国古代文学导读”开设于，“乐府诗导读”开设于，也有七、八年的历史。5门课程联系紧密，相互补充，从不同侧面讲授中国古代诗词、乐府、小说、文化、宗教等方面的重要问题，是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学生了解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的重要课程。在中文系专业选修课教学乃至全校文化素质教育类教学中，该系列课程都有重要的地位。系列课程依托于“中国古代文学”山东省省级教学团队。教学团队经过多年的建设，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于入选中国古代文学山东省教学团队。团队（课程组）成员有23位教师，其中教授5人，副教授11人，讲师7人；博士18人，占总人数的78.3%，大多数为学界著名学者的弟子。职称、学缘结构合理，平均年龄在40岁左右，年富力强，富于发展潜力。团队负责人为教育部优秀人才，山东省首届省级教学名师，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山东省首批首席专家。其他成员有30余人次获得过省级教学成果奖、省级优秀学士论文指导教师奖和市校级优秀教师奖、优秀教学成果奖、最受学生喜爱的教师、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奖、教育先锋等各类教学奖励与表彰。
二、系列课程的整合优化。
20，古代文学教学团队承担了青岛大学校级教学研究项目“中国古代文学系列课程建设研究与实践”。课题组从已经开设的十几门课程中，选择了上述5门课程，并把这些课程的优化作为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对5门课程进行了重新整合，其目的是使课程能够形成一个相互照应、相互补充的体系，更好地发挥其整体优势。第一轮的整合优化工作主要依照如下的基本思路展开：一是重点选取了诗词、乐府诗（配乐演唱的歌辞）名篇，小说名著《红楼梦》，并从魏晋文化和佛教的视角切入，对相关作品进行导读。二是选择这5个专题，既与主讲教师个人的研究专长有关，也考虑到5个专题之间的密切联系。如唐诗中有不少名篇本身就是乐府诗，宋词原本可歌，与乐府诗有很多共性；乐府诗主要集中在汉魏至唐代；《红楼梦》与佛教关系密切；《红楼梦》中的诗词与唐诗宋词有继承关系，唐诗宋词名篇明显受到魏晋文化的影响，其中也不乏佛教禅宗的内容等等。因此，5门课程在知识和理论上，具有很强的关联性，在课程平台建设方面，有很多相互交叉的东西可以共享。三是建设5门课程整体设计、相互补充的课程平台。经过努力，我们现在已初步建成5门课程共同组成的联合课程网站。学生既可以登录任意一门课程的网站，又可以从该课程网站进入到联合网站，或进入5门课程中的其他任何一个课程网站，实现了课程网站之间的贯通。整合优化也对各门课程的一些具体内容作了必要的调整和修改。
我们不仅充分考虑了各门课程之间的互补和呼应，如原“唐诗宋词名篇导读”中涉及到的乐府诗全部放在“乐府诗导读”中来讲，“佛教与中国古代文学”中涉及《红楼梦》的内容，则转入“《红楼梦》导读”；同时，也根据个人科研的重点和特长，对各门课程的组成成员做了相应调整。至于不同课程在平台建设、课件制作、教学方法等方面的相互借鉴和学习，也是整合优化中考虑的重要内容。这使得每一门课程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进一步的优化和提升。从而收到了如下几方面的良好效果：一是5门课程的网络平台，各自汇集了某一方面较丰富的古代文学知识和资料，并且都可以向选修其中任何一门课程的学生开放，为学生的学习提供了更广阔的知识、资料库；二是课程的联合建设，带来了主讲教师、教学内容、知识体系、教学思想及方法等方面的重组和变化，这对于课程的互相促进、教学效果的同步提高，均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三是联合课程组的主讲教师，在形成优势课程群的同时，也凝炼了学术方向，对教学和科研团队的优化整合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有效地提高了教学效果。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我们又进行了第二轮的课程整合，把已经开设的11门课程也纳入到精品课程群的建设范围中。，“《老子》导读”、“《金瓶梅》导读”、“《聊斋志异》导读”、“中国古文名篇导读”、“道教与中国古代文学导读”等5门课程被批准为青岛大学校级精品课程。至此，中国古代文学导读精品课程群达到10门。另有“中国神话与诗歌导读”、“《诗经》《楚辞》导读”、“《论语》导读”、“中国诗学导读”、“元明清戏曲导读”、“《文心雕龙》导读”等6门课程，也正在根据课程群建设的整体思路进行全面整合。课程群建设的目标是建成涵盖文、史、哲、文论、艺术、宗教等多领域的16-20门系列课程。
三、课程的内容、特色与地位。
5门省级精品课程都是《中国文学史》基础课的延伸，也是我们在长期讲授的过程中，逐渐发掘、精心选出的5个专题。其中，唐诗宋词被称为“一代之文学”，以短小精粹、情韵并茂的优势，长期流传，脍炙人口；乐府诗本是配乐、配舞的歌辞，是表演艺术的一种，与一般徒诗相比，其特点极为明显；《红楼梦》则是中国古典白话章回小说的代表，自诞生数百年来，“红学”早已成为显学，学界向有“开口不谈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的说法；魏晋时期是我国文化、学术思想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当时的文人和文学也以其独特鲜明的个性，吸引了后代学者和读者的注意，20世纪初叶以来，以鲁迅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对这个时期的文化和文学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因而这一时期的文化至今仍具有独特的魅力；佛教自传入中国之后，广泛影响到中国的文人和文学创作，荷兰学者许理和就曾写过《佛教征服中国》的名著。因此，5门课程讲授的文学与文化专题，在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上，均具有突出的代表性和典型性。从总体上说，系列课程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选取中国文化和文学史上的典型个案，立足社会、文化、宗教发展来分析名篇名著，通过名篇名著的重点导读，带出文化及典章制度的讲解；二是每门课程均有长期的科研作支撑，课程内容都与作者已完成或者正在进行的科研项目有密切的关系，在教学与科研良性互动方面有鲜明的特色。就现有5门课程的具体情况而言，也是各有其特点的。总体来看，这5门课大致又可以分为两类。现对各门课程的特点分别举例简要说明如下：“唐诗宋词名篇导读”、“《红楼梦》导读”和“魏晋文化与文学导读”是第一类。这3门课都是以广泛流行的名篇、名著，或学术界特别关注、一般读者也很感兴趣的魏晋文学和文化为讲授对象。这些课程所涉及的文学作品，深受学生喜爱，很多高校也都开设了类似的课程。但我们的这几门课程都是建立在长期科研工作的基础上，因此我们的讲授思路和内容，在众多的同类课程中，仍有自己鲜明的特点。以“唐诗宋词名篇导读”为例。该课程立足中国诗词发展过程，以题材和主题分类选讲的方式，选取10类典型的诗词，重点从人与人，人与社会、历史、政治以及人与宇宙自然的关系入手，对唐诗宋词名篇进行导读。每类诗词的导读，都从两方面展开：一是对每一类诗词从先秦到宋词的.发展简史，作出提纲挈领的描述，把握该类诗词类型化特点；二是在第一方面的基础上，对代表性的名篇进行细致深入的分析，讨论该类诗词独特的艺术美与题材、主题及文化之间的特定关系。导读特别注意把诗学理论与具体作品紧密结合，深入浅出，力求讲出我们长期研读和讲授唐诗、宋词的真切体会，达到将知识、审美与思想融为一体的教学目的。
该课程的特点有三：
1.在按题材和主题对唐诗宋词分类讲解的大前提下，注意从文化发生、发展的角度，发掘诗词类型与民族文化之间的特殊关系，对诗词类型化的共性特点作出文化学的解释。
2.注重在同类诗词发展历史中，把握诗词名篇在艺术创造上的独特魅力，从名篇讲解入手，把文学史、诗人生平、诗学理论及其他相关知识融为一体，力求对学生学习、理解、分析诗词起到示范作用，使学生能在深入浅出的诗词艺术分析中提高文化素养。
3.多年来，课程组主持完成的一批科研项目和成果，如“赋比兴与中国诗学研究”、“魏晋南北朝歌诗研究”、“中国早期文化与诗歌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唐诗宋词名篇导读》、《唐宋元诗词曲名篇解读》、《二十世纪以来先秦至唐代诗歌研究》、《周汉诗学与文学思想研究》等专著，都与本课程有密切关系。因此，课程能立足学术前沿，在教学与科研相互促进方面做了很好的尝试，形成了鲜明的特色。“《红楼梦》导读”侧重于小说悲剧意蕴、哲学深度和文化内涵的挖掘；“魏晋文化与文学导读”从哲学、宗教、政治制度、社会现象、民间习俗、文人生活方式与文学之间的关系等多角度入手，对魏晋文化与文学进行导读，也都有自己的特点。“佛教与中国古代文学导读”、“乐府诗导读”是第二类课程。这两门课程所涉及的内容，有一定的难度，开设这类课程的学校也不是很多。而我们的这两门课开设时间较早，系统性、前沿性也比较强。“佛教与中国古代文学导读”，在介绍佛教文学起源、种类的基础上，对佛教基本教义、佛教在印度的发展、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演变、佛典翻译文学、释氏辅教传说、僧人赞佛诗颂、文人护法文学等进行系统的讲解；并以谢灵运、王维、柳宗元、白居易、苏轼、李贽、袁宏道等涉佛较深的著名文人为例，对中国古代文人创作的与佛教有关的文学作品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从一个特殊的侧面阐述了佛教与中国文人和文学的关系。这样的课程内容，截至目前为止，在全国高校中还不多见。
这门课也具有如下三个突出的特点：
1.把对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基本知识的系统介绍作为课程的重点。因为只有深刻地了解佛教知识、体会佛教的精神，才能明白佛教对于中国文学的影响，读懂与佛教有关的文学作品，而这在一般文学史中是不讲的。
2.从佛教与中国文学的典型个案，包括佛典翻译文学、释氏佛教文学、僧人赞佛诗颂、文人的佛教文学作品等四大方面切入，并展开深入的分析讨论，对佛教与中国文学进行深入细致的讲解。既把佛教基本知识作为理解与佛教相关的文学作品的前提，同时也通过文学作品的深入解读，反过来使学生对佛教知识、教义及对中国文学、文化的影响获得更为感性的认识。
3.所讲授的内容与主讲教师的科研紧密结合。几位主讲教师从事佛教文学研究多年，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印佛教文学研究”、山东省社科项目“明代心学、禅学与文学研究”、山东省教育厅项目“林兆恩与《三教开迷归正演义》研究”，出版《晚明狂禅思潮与文学思想研究》、《宋明心学与禅学研究》等著作；在《文学遗产》等重要刊物上发表《诗法禅机，悟同而道别———谢榛与佛教》等论文，很好地保证了该课程内容的前沿性。“乐府诗导读”则紧紧抓住诗歌与音乐的关系，在强调表演性、歌唱性的前提下，讲解乐府歌诗。其思路与以往把乐府诗等同于一般徒诗的做法有很大不同。我们已完成的“魏晋南北朝歌诗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已出版的《魏晋南北朝乐府制度与歌诗研究》等专著，均与课程密切相关。需要说明，本系列课程是《中国文学史》基础课的重要分支，而后者在20就通过了山东省省级精品课程的评审，其建设的经验对于本系列导读课程的建设也是极为重要的。同时，在由笔者主持完成并获年山东省省级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的“汉语言文学试点（本科）专业改革”省级教学改革项目（－2005）及我校汉语言文学省级品牌专业和国家级特色专业（）等教学项目中，本系列课程组的成员也都是主力，这为本课程的建设积累了有益的经验，也使本课程在长期建设及教学、科研的结合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本科教学中占有一定地位，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
四、教学方法和手段的改进。
本课程涉及文学、文化、历史、哲学、宗教、音乐等多学科的专业知识，以及诗、文、乐府、小说等多种文体。在教学方法上，每门课程虽有各自的特点，但5门课程也有不少共性，这是课程本身的特点决定的，也是我们在对课程群进行整合优化的过程中比较一致的体会。
其中，最重要的主要有以下三点：
1.重视文学作品与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文学作品与宗教、艺术，文学作品与文学理论之间的有机联系，把立足文学史和文化史阐发文学作品的艺术魅力作为最基本的方法和原则。
2.强调主讲教师必须以科研为基础，不断为教学增加新鲜内容，将最前沿的学术研究成果融入课堂教学活动，提高授课质量。为此，我们已经根据教学需求，制定了相关的科研规划与教材写作计划。随着科研工作的深入，讲授内容将会不断更新，始终切近和追踪学术前沿。
3.把培养学生理解、阅读和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作为重点，通过理论讲授、范例解读﹑个案分析、课堂讨论﹑学生登台主讲、名篇背诵、课外阅读等多种方式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引导学生发现问题、思考问题，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最大限度地让学生参与学习的全过程。
在教学手段方面，则尤其重视三点：
1.建设互动的课程教学平台，使课下阅读、讨论、答疑和在教学平台上提交作业、相互交流等学习方式，与课堂讲授有机地结合起来。每门课的课程网站都有丰富的教学资源，不仅为学生课后的扩展阅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也使得师生交流的时间在课堂之外获得了有效的延伸。
2.高度重视多媒体课件在教学中的作用。本课程除了文字表述之外，还使用了大量非文字的教学资料，如图片、音乐、绘画、影像等。主讲教师将这些内容制成课件，通过课堂上的使用，显现出良好的教学效果，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
3.通过课程网平台交流、答疑，课后阅读，及在考查、考试中突出文学经典阅读的比重，实现从课堂导读到学生自己阅读的扩展延伸，培养和提高学生读书的兴趣和能力。五、几点理论思考本课程群建设的实践工作，既是在特定的理论前提下完成的，同时也引导我们对课程群建设进行更深入的理论思考。其中，有些问题是我们在教学实践和研究工作中思考较多，或是有一定疑惑的。这里仅就其中最突出的三个问题稍作梳理，供同仁批评，也希望能得到方家知音的指教，使相关的理论思考进一步深化。
其一，高等学校传统人文学科教学体系与教学创新的矛盾问题。随着国家重视创新之指导思想的日渐深入人心，高校人文学科的创新也被频繁地提出来，与之相关的教学体系、课程设置等，则常常受到政策指挥棒的干预，尤其是在总体课程设置变化和学时数的双重限制下，不得不经常作出调整。有时候这种调整对原有教学传统的冲击非常大，以至于一些实行多年的好的教学传统不得不放弃。但实际上，人文学科，尤其是传统人文学科的课程，其内容与理工科课程有着很大的不同，特别是像中国古代文学这样的课程，所讲授的作家、作品的具体内容及其所包涵的文化精神大都已基本定型，不同的只是根据材料和观念的变化对之进行重新的解读，而这种解读一般来说不会对原有教学体系和课程产生颠覆性的影响。因此，与中国古代文学系列导读课程相类似的大学人文素质教育课程比较而言，更需要的恐怕是在相对稳定的教学体系下，不断深化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对于整体教学体系的大调整，则需要特别谨慎。即使不得不调整，也必须充分吸纳已有教学传统中的合理成分，而不可一味追求创新。
其二，人文素质教学与学生经典阅读的结合问题。在人文学科的学习和教学中，阅读传统经典，“尚友古人”，与历代各领域、各学科一流的名人对话，是极为重要的。但是，就近年来各种有关读书的调查报告以及我们对大学生经典阅读的了解来看，目前大学生阅读经典的现状并不乐观。很多学生一年里读书的数量非常有限，即使凭自己的兴趣选修人文学科经典相关课程的学生，也很难系统地阅读最重要的经典著作。这一点我们在课程群建设过程中也有非常深切的体会，所以经典阅读实际上成了大学人文素质教育的一大瓶颈。在经典阅读方面有了突破，则学生的欣赏、写作和思维能力，都将得到有效的提升，“腹有诗书气自华”也就不再仅仅是一句空话。但问题是现行教学评价体系对此缺少应有的重视，这使得经典阅读在教学中不易落实。因此，要解决人文素质教学与学生经典阅读的结合问题，使学生人文素质得到大幅度的提高，教学评价体系是一个无法绕开的环节。如果缺了这个环节，课程教学的质量肯定会受到直接的影响。
其三，课程建设与学科建设的相互促进问题。在高校里，这是个常识问题，似乎不值得特别提出来。然而在实际的教学工作中，课程建设与学科建设常常有一定的距离，甚至成为两条道上跑的马车。在中国古代文学导读系列课程的建设中，我们对此有了更深切的体会。由于导读系列课程的选定，首先是以课程内容在中国文学和文化史上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为标准，同时也充分考虑到了主讲教师在科研方面的积累和优势，所以，就这一系列课程而言，课程建设与学科建设的关系是更为紧密的。如“魏晋文化与文学导读”的主讲教师，其学术研究的重点之一也是魏晋文化与文学，近年其出版的《魏晋五言诗研究》，主持的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汉魏六朝诗体研究”（-），都与课程有直接关系；又如“《红楼梦》导读”的主讲教师，其主持完成的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红楼梦》与中国诗性精神研究”（2007-）、出版的《花魂诗魄女儿心：林黛玉新论》及发表的一批学术论文，也都与课程密切相关。其他课程也大多具备这样的特点。因此，这一系列课程的建设较好地做到了与学科建设的深度交融。
五、结语。
文学理论论文篇二十
钱中文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文艺理论家,数十年潜心研究文艺理论,治学严谨,学养深厚,在文艺理论上颇有建树。本文主要探讨钱先生文学理论的创新性。钱中文先生的文论思想大略可以分为这样三个部分:审美反映论、审美意识形态论及新理性精神文学论。下面对钱先生在这几个方面表现出的创新性作一抛砖引玉性探讨.
一任何文学理论研究都必将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文学到底是什么?而且必须毫不含糊地对之做出回答。在回答“文学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上,钱中文先生提出了自己迥异于前人的独特见解。首先,他认为有三种现实需要区分:现实、心理现实及审美心理现实。现实是文学艺术创作的源泉,是文学创作的出发地,它提供文学创作所需的一切材料,是一种纯客观的存在。我们以前所习惯的表述“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就是这个意思。但源泉并不就等于对象,文学的对象必须是经过主体用心感受了的现实,是被感情渗入过的现实,这也就是所谓的心理现实。按照钱中文的说法,“主体一旦深入客观现实的关系,便会接受纷至沓来的种种信息,广泛地吸收现实的具象性和丰富性”[1]14,心理现实就是主体所把握并被融入了主观性的现实,它不再是纯客观的存在。与科学探索的纯客观对象相比,它“是一种获得了主观形式的、主客体因素初步融合的统一体”[1]14.
只有这样的心理现实才是文学创作的对象。这个认识看似简单,却是钱中文先生长期以来结合文学创作的实际而深刻思索的结果,它有效地杜绝了文学理论界长期以来对文学本质“模仿说”、“镜子说”的误解,即把文学仅仅看成是对社会现实生活的直接的、简单的、机械的反映。文学对象的这种从传统的客观现实到“心理现实”的转换,意味着研究者对人本主义和主体性的重视.
其次,从创作主体这方面看,主体具有能动性和创造性,这是自不待言的。任何把文学创作仅仅看作是一种对现实的简单摹写或机械反映的观点,都毫无疑问地降低了人的品格,而且也是对文学艺术创作的一种简单化、庸俗化的理解。钱中文认为,任何思维科学、意识形态都可以看作是主体对现实的反映,作为人类意识形态之一的文学亦然。但是“文学的反映是一种特殊的反映———审美反映”。他之所以要提出这么一个概念并非是玩弄辞藻,而是为了划清它与简单反映论、机械反映论的界限。过去的机械反映论与简单反映论把“文学是对生活的反映”作了简单化、庸俗化的理解,认为文学创作就是对生活的直接反映,生活是什么样就应该写成什么样,否则便被指为“不真实”。这样一来,不仅文学反映现实与其他意识形态对现实的反映几乎无从区别,更为严重的是,作者蜕变为一种呆板僵化的反映机器,极大地限制了作家主体性的发挥,束缚了主体的创造力.
除此而外,文学把握现实还是一种特有的把握方式,那就是实践———精神把握世界的方式.
这种方式兼有实践的和精神的两方面的特征,而又不专注于任一方面。“它之所以不是一种纯粹的精神把握,即不同于理论对世界的把握,在于它贯穿着感情与意志的评价,具有了一定的实践性;它之所以不是一种纯粹的实践把握,在于它并不要求把艺术当作现实,使自己的产品完全变为实用性的东西,所以带有无目的性的色彩。”[1]12-13正是这种特殊把握方式,导致了文学特殊的审美本质特征:感情与思想、感性和理性、认识与评价等多种因素的有机统一和高度综合。按理说,实践—精神把握世界的方式这种提法并非钱中文所首创,马克思早就有过相关论述。但能够将之灵活应用于文学理论研究,得出富有建设性和开创性结论的人,却非钱中文莫属.
在中国文学理论界,钱中文先生率先指出了机械反映论与简单反映论的偏颇甚至谬误之处,批判了过去庸俗社会学对文学本质的肤浅理解,对于学术的正本清源,在文艺创作中贯彻和坚持真正的反映论即辩证的反映论方面意义重大,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文艺理论研究的发展。他说:“文学反映现实生活是对的,但是这一过程相当复杂.
这种说法忽略了这一过程中的不少中间环节,对其中的主客观关系,主体在融化客体中的创造性转化与新的构建作用,往往视而不见,或以为是次要的东西。有时也谈论主观方面的因素,但往往只涉及主体的世界观、思想问题,对于主体的其他因素,研究甚少。”[1]5文学的反映是一种审美反映,主体必然在其中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在把客观对象主观化的同时,也将主体对象化,并且这种双向运动过程是同时发生的。主体的审美意识必然借助于这一双向运动过程得以具象化和外在化.
“在审美反映中,主体在其自身的感受与感情的激荡之中,整体地关照现实生活,描绘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一过程的特点是,它在把握现实生活的过程中,把始终激荡着的主体感受、感情,他的认识,融合在一起,从而赋予了这一反映及其对象以浓烈的主观色彩;同时通过这一方式来显示出事物的客观性特征。”[1]13不仅如此,主体最终还要把这种带有浓烈主观色彩的对象,用恰当的艺术形式加以表达,或者说主体的艺术构思必定要在这种主客体双向运动的过程中得到体现,而这一过程的最终结果也就是所谓的审美心理现实。文学因此就是带有审美特性的意识形态———审美意识形态.
文学理论论文篇二十一
在考虑生态文明的建筑工程设计环节下，如何协调好建筑与人及环境之间的平衡发展，是现阶段在建筑设计领域中存在的主要问题，需要科学合理的解决方案。
2.1符合生态文明的建筑设计要实现人性化。
现代建筑物的设计理念多半从原有观念中转换出来，不断形成了多种风格的艺术效果，但统一的发展趋势就是要不断满足人的发展及需求。随着现代建筑设计个性的突出，可以体现出人类对居住环境的要求，所以在原有的建筑设计理念的情况下，要不断丰富新的建筑艺术效果，确保实现人的居住于自然环境相协调，并且满足人的生理及心理等多方面需求，在保证使用功能、及周围环境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美观等其他附加效益。
2.2符合生态文明的建筑设计要实现生态化。
由于国家及社会的环保意识不断升级，促使了人类各项活动及社会发展不断融入了生态文明的环保元素，能够逐渐从整体的角度考虑能源、资源及环境的平衡。所以在进行建筑设计的过程中，实现生态化的设计理念是保证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前提，同时也是促进生态系统恢复及国土资源保护的前提。建筑设计的生态化符合我国环境保护的总体战略方针，间接提升了人们生产及生活水平，及社会的发展水平。
2.3符合生态文明要实现建筑设计的一体化。
首先，从横向上看，建筑设计要实现人与自然的一体化，即对人、建筑和自然之间的关系进行适当地处理，它需要为人类创造一个舒适的小空间，同时又要对大的周围环境实施很好的保护，促使有利于人类发展的资源能够持续存在。其次，从纵向上看，建筑设计要实现当前与未来的一体化。即在不损害基本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使建筑空间环境得以长时间满足人类从事社会和经济活动的身心健康需要。
3结论。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是保证人们全面发展的需求，同时也是满足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要求，所以在生态文明的视阈下不断完善建筑设计的方案及理念，保证人、建筑、自然的和谐统一。
文学理论论文篇二十二
《文学理论》作为一门专业性、理论性极强的课程，在该课程的课堂教学中不仅要使学生在课堂教学中获取文学生成方面的基本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在课堂教学中培养学生对文学基础构成理论的思辩创新能力。文学理论课程的教学改革，其核心集中在对学生思维和能力的培养上。故此，针对师范生的培养目标和培养特征，在教学活动中适时调整教学方法，从贴近学生生活和将来从业需求的角度出发，通过调整理论的分析例证和辅助以课外阅读量的摄取等方式加深学生对文学理论的理解程度，并通过实际创作能力的培养来辅助深化对理论知识的实践性认知能力，最终才能达到培养学生独立的思维能力和审美能力，提高学生的鉴赏能力和实践能力的目的。
学习《文学理论》的目的是培养中文专业学生从整体上把握和认知文学现象，同时文学理论知识对学生学习文学史、从事文论实践活动都有极大的帮助导引作用。所以，纵观中文专业的理论教学，文学理论课程显然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基础地位。高校文学理论课程的教学问题主要集中在两方面：
（一）学科特点本身造成的难以解决的问题。
由于文学理论是对“文学的原理、范畴和判断标准等类问题的研究”，所以如何让学生弄懂充满哲学思辨意味的文学理论本质和具有抽象化、概念化的文学原理，成为文学理论课程的讲授中极为困难的一关。
童庆炳教授在《文学理论教程》中明确指出：“我们学习的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为指导思想的文学理论。”对学生而言，想要清楚地掌握借由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审美意识形态价值”而表现出的对文学本质的内涵理解需要大量的哲学基础。作为刚刚步入大学校门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而言，这样的要求是无法达到的。同时，文学理论课程本身的知识内容较多，如何在有限的教学课时内，让学生了解文学理论的发展概况、形成关于文学理论的整体认知，并构建出一个完整文学理论知识体系，这也是文学理论课程教学过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作为文论课程所存在的共性问题。
文论教学是以讲授文本内涵、分析艺术形式、归结语言手法，追求知识的系统性、丰富性、完善性为主要教学目标，而这些到必然导致在教学中脱离实际，使学生对理论产生疏离感，并失去学习兴趣。
首先，教学观念经典化，缺乏针对性是文学理论作为一门文论课程所必然存在的共性问题。文学理论的教学在中国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在高等教学中早已形成其固有的理论体系。正因如此，当前文学理论教学已将理论体系化、方法例证经典化，将重点放在突出文学的意识形态性上，从而将重点放在文学本质论、发展论和创作过程方面，对作品论及鉴赏论则粗略概括；教学目标倾向于把握作家的创作而非读者的接受，强调作品分析而轻视审美体验，这对于培养学生对具体的文本分析能力起不到积极的指导作用。其次，教学形式单一，过分突出教条化。正如池永文教授指出的：“文论教学往往被大而化之的原理、反复引征的材料和陈词滥调的讲授所替代。教师缺乏激情，学生也缺乏兴趣。文论的教改必须朝着人文化、批评化、跨学科、多学科的综合方向发展，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文论教学改革，必须围绕着对广大学生如何施教，这门学科要达到什么样的教学目的和培养目标等问题进行。
在探索师范院校中文专业学生文学理论课程的教学改革，从贴近学生生活和将来从业需求的角度出发，调整理论的分析例证和辅助以课外阅读量的摄取等方式来加深学生对文学理论的理解程度，并通过实际创作能力的培养来辅助深化对理论知识的实践性认知能力，这样才能最终达到培养学生独立的思维能力和审美能力，提高学生的鉴赏能力和实践能力。
（一）针对学生的实际情况循序渐进，开设辅助课程，并从其他专业课程中获取间接知识和实践能力。
学习文学理论的目的在于帮助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树立正确的文学观念，培养理论思维能力和分析评价文学作品的能力。文学理论课程不仅能够使学生从整体上来把握和认知文学现象，从而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文学史，指导学生的实践。所以，该门课程多数学校选择在大学一年级开设。但同时，刚进入大学校园的大一学生由于没有受到过完备的文学审美教育，理论基础欠缺，文学知识相对不足，而文学理论又非常庞杂，致使学生根本无法深入理解文学理念的'抽象内涵、文学的特征和意义，也无法接受深奥的文学创作方法论、文学接受方法论知识。要改变这种状况，可以从两方面着手：
首先，在课程设置上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在《文学理论》课程前可以辅助开设关于文学鉴赏的课程，激发其学生对文学的浓厚兴趣，培养学生阅读、感受和鉴赏文学作品的能力，为进一步学习文学理论打下基础。在此基础上的《文学理论》课程讲授，便可以让学生对文学的本体、特征和功能，对文学的创作、传播与接受规律，对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性质和特点，都有比较系统全面的了解，进而培养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和运用文学理论分析文学现象的能力。（二）根据师范生本身的学科培养方针，适时调整教学内容。
《文学理论》课程的讲授常常会需要伴随大量的例证，借由例证来融会抽象的理论概念。但这些为便于学生理解而举出的例证，也全部都是极具典型性的经典例证。对于大一学生而言，不可能拥有如此深厚的文学知识储备量，对老师所举之例证的理解也只能是只言片语；在没有完全掌握该例证的情况下，更无从谈起对例证中所呈现出的某种文学理念和文学特性产生切身直观地感悟。
作为师范院校的学生，如何从学习《文学理论》课程中了解学生的审美心理，更好的从事中学语文教育，这才是这门课程在师范院校开设的意义所在。故此，在《文学理论》课程讲授中适当选取初高中语文课本中的内容作为文本例证，让学生在充分理解文本例证的同时，从文论分析角度进一步认识到文本解读的多样性，让学生在比较同一部文学作品在高中和大学阶段的不同解读方式中适应大学知识理论体系。通过这样的例证解读，可以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分析、审美能力，为将来学生走入教学第一线打下坚实地理论基础。
面对日趋严峻的就业压力，如何调整教学内容，使之适应于更广泛的空间，为学生提供更为实际的教学实践经验，使其拥有更为专业且广泛的应用技能，将成为新时期、新环境下《文学理论》课程教学改革中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正如吕明教授所说：“师范专科文学理论学科要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培养高素质师资，就必须以转变观念为先导，让知识贴近生活；以改革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为保证，把新知识、新信息融入课堂。……不断提高未来师资的文学理论素养，尽快适应新课改的需要，扎实有效推进素质教育。”
参考文献。
1童庆炳.文学理论教[m].高等教育出版社,6月,第1页.
2吕明.从21世纪教师素质培养看文学理论教学改革[j]牡丹江教育学报,01期刊.
【本文地址：http://www.xuefen.com.cn/zuowen/7172975.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