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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的论文篇一
摘要：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李大钊对东西文化进行了研究，他用静、动范畴来描述东、西方文化的特点，认为中国可以充分汲取西方文化的优点来弥补自身文化形态的不足，实现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表面上看李大钊这样做是在调和中西文明差异，实质上是解决现实的新旧矛盾，以新代旧，以至于创造中国新文化。
关键词：李大钊;进化论;阶级论;东西文化观
从晚清开始，中国大批知识分子怀抱救国救民之志负笈东瀛，在日本接受新式教育，由此这些新型知识分子受日本所谓东洋、西洋的影响，很早便形成了将世界划分为东、西二元化的习惯。李大钊在1914至1916年间曾短暂就读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期间也受到这一观点的影响。回国后，正值国内新文化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之际，李大钊任职于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北京大学，也积极投身于这场文化运动之中。
“五四”时期东西文化之争，伴随着袁世凯的称帝、世界大战的血火、新文化运动的狂飙，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全面展开。新旧势力生死搏斗，各种思潮旁流杂出，各类人物粉墨登场，既有康有为“尊孔复古”的叫嚣，又有陈独秀“民主科学”的呐喊;既有章士钊“东西调和”的鼓吹，又有胡适“全盤西化”的说教。李大钊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用犀利明快的文论，深刻剖析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辩证分析了东西文化的优势，从而得出必须走十月革命的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结论。因此，研究李大钊的东西文化观，有助于我们理解李大钊思想从进化论到阶级论的发展，从激进民主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篡夺了革命果实，积极筹划复辟帝制。1913年10月，袁世凯在宪法中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大本”。康有为等人以孔教会为基础，以《不忍》杂志为喉舌，攻击辛亥革命是“离经叛道”，提出“定孔教为国教”的主张，吹捧孔子教义是“放诸四海而皆准”[1]657的经典，一时尊孔复古的逆流泛起。面对弥漫于社会的复古思潮，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主将，从巩固共和的目的出发，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伦理道德进行了强有力的鞭挞。
李大钊明确提出：“中国的一切风俗、礼教、政法、伦理，都以大家族制度为基础，而以孔子主义为其全体结晶。”[2]244因此他着重批判孔子学说中的伦理道德。李大钊认为，儒家的三纲五常思想在君臣关系方面，只强调一个“忠”字，使臣子完全成为君主的附属品;在父子关系方面，只强调一个“孝”字，使子女完全听命于父母;在夫妻关系方面，只强调“顺从”“贞节”，使妻子从肉体到精神完全隶属于丈夫，没有任何人格独立可言。接下来，他进一步提出“孔门的伦理是使子弟完全牺牲于他自己以奉其尊上的伦理;孔门的道德是与治者以绝对的权力，责被治者以片面义务的道德”。[2]244这些论述可谓一针见血，直接击中了儒家学说的要害。李大钊进一步指出孔教的反动本质是“保护君主政治偶像”“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因此他立场鲜明地提出“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3]56他大声疾呼，奔走相告，鼓励新时代的广大年轻人要“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4]38李大钊明确表示“吾人为谋新生活之便利，新道德之进展……虽冒毁圣非法之名，亦所不恤”[3]80。这充分表达了李大钊与孔教势不两立的决心。
李大钊认为宇宙是“无始无终的自然存在”，由宇宙产生的一切现象，都要按照自然法“渐次发生渐次变化”[3]79，道德也要随着社会的自然进化而进化。据此李大钊指出孔子“其人已为残骸枯骨，其学说之精神已不适应于今日之时代精神”，[3]80“孔子者，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也。宪法者，现代国民之血气精神也”“今以专制护符之孔子，入于自由证券之宪法，则其宪法将萌芽专制之宪法，非为孕育自由之宪法也”[3]77。通过严密的论证，李大钊否定了孔子学说存在的价值，从而使“国教”之说不攻自破。
综上可知，李大钊这时的思想是以进化论作为武器，批判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的。他对于社会进化只从一般意义上来解释，还不能够了解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因此，他只是抽象地批判孔家的伦理道德，没有说明儒家学说存在的社会根源，所以对尊孔复古派的批判就显出理论上不足，说理性不强。
十月革命后，李大钊独辟蹊径，最早抛弃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封建专制统治和孔子学说作了较为正确的分析。他指出：“孔子学说之所以支配中国人心长达两千多年，正是因为其适应了中国自封建时代以来长期存在且未有任何变化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并与宗法制度紧密结合，构成了封建统治的经济和精神基础。”李大钊进一步强调：“中国经济一旦变动，中国封建家族制度将会逐步瓦解，‘三纲五常’等封建糟粕思想最终退出历史舞台自然也是不可避免的。”这种从经济上解释孔子儒学的存在、消亡的方法，戳穿了孔家学说“神圣”的外衣，使人耳目一新。当然，李大钊对于唯物主义的运用还有不够准确的地方，但是他的论述已远远高出当时思想论坛上其他人的见解。
还应该提到的一点是：李大钊并不完全否定孔子的历史作用，而是从历史的考察中肯定孔子学说的价值。他指出：“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确足以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3]79。他进一步讲到“故余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者也。”[3]80这一科学地对待孔子儒学的态度，比较合乎历史的实际，既沉重打击了尊孔复古派，又论证严密无懈可击，由此反映出李大钊严密的思维逻辑和高超的斗争艺术。
在东西文化运动倡导者与尊孔复古派激烈交锋时，《东方》杂志以“不偏不倚”的面目出现，在“调和东西文化”的名义下主张保存中国旧文化，反对新文化。《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根据东西方地理环境的不同，将东西文化概括成“静”的文明和“动”的文明，认为现在西方“动”的文明已露弊端，“西洋诸国日以其科学所发明之利器戕火其同类，悲惨剧烈之状态，不但为吾国历史之所无，亦且为世界从来所未有”，而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固有文化提供了举国上下衡量是非的统一标准，因此主张用“中国固有静的文明”来救济“西洋文明之弊”。李大钊也把东西文明概括为“静”“动”的文明，但比较的结果却迥然有异。
1917年，李大钊发表了《动的生活与静的生活》一文，以“动”“静”及其相互关系为东西方文明之特质，并勉励当下中国的青年学子努力，让“我国家由静的国家变而为动的国家，我民族由静的民族变而为动的民族，我之文明由静的文明变而为动的文明，我之生活由静的生活变而为动的生活。”[5]96第二年，李大钊又撰写了《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一文，在文中他列举多方面事物的二元对立现象，具体论证“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之说。李大钊从地理环境的角度解释了“动”“静”的原因。他说，东方民族是“南道文明”，西方文明是“北道文明”。由于“南道得太阳之恩惠多，受自然之赐予厚，故其文明为与自然和解，与同类和解之文明”，而“北道得太阳之恩惠少，受自然之赐予啬，故其文明为与自然奋斗，与同类奋斗之文明”[6]212。南道民族由于“自然之富，物產之丰”，所以多为定居的农业民族;北道民族则由于“自然之赐予甚乏”，所以多成为迁徙流动的游牧工商民族。
这样就形成了中西方不同面向的国民性：“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一为苟安的，一为突进的;一为因袭的，一为创造的;一为保守的，一为进步的;一为直觉的，一为理智的;一为空想的，一为体验的;一为艺术的，一为科学的;一为精神的，一为物质的;一为灵的，一为肉的;一为向天的，一为立地的;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征服自然的。”[6]213正是因为中国是定居的农业民族，家族不断繁衍生息，所以实行“家族主义”;而西方主要是从事游牧工商业的民族，家族成分单一，所以推行“个人主义”。此外，从性别比例来说，中国女子比男子多，因而推行一夫多妻制，而逐渐形成重男轻女的陋习;而在西方，女子比男子少，所以严格执行一夫一妻制，切实保障妇女应有的权利。
李大钊认为东西文明区别很大：“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支配自然的。”在思想上东方人“以个性生存不甚重要，则事事一听之天命”，西方人“信人道能有进步，则可事一本自力以为创造”;就宗教信仰而言，“东方之宗教是解脱之宗教，西方之宗教是生活之宗教”;就伦理而言，“东方道德在个性灭却之维持，西方道德在个性解放之运动”;就政治而言，“东方想望英雄，其结果为专制统治，有世袭天子……西方依重国民，其结果为民主政治。”[2]57由此，李大钊认为中国封建文化有以下弱点：厌世的人生观;惰性太重;不尊重个性;轻侮妇女;缺乏同情心;偏重神权;专制主义盛行。因此，李大钊大声呼吁中国文明的弊端已经逐渐显现出来，现在要进行一次彻底的自我革新，这在当时如黄钟大吕，引人深思。
李大钊认为西方文化虽然也有缺点，但仍处于优势地位。他指出：“东方‘静的文明’已处于‘屈败之势’，而西方‘动的文明’则‘实居优越之域’，”[2]59因此，他力主向西方学习。李大钊强调西学先进于中学，主张学习西方，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中“静止的观念”“怠惰的态度”。但应该指出，李大钊在一定程度上是从地理环境决定论出发比较东西文明优劣的，这反映出李大钊在这一时期理论上的不成熟。
“五四”运动爆发后，中国“固有文明”受到更加猛烈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章士钊等守旧派提出了“新旧调合”的论调，以图保存旧文化。
新旧调合派强调可以汲取西方物质文明和科学技术的优秀部分，但也应重视自身的精神和道德文明形态。他们认为国故象“破布”、欧化象“破纸”，都可以用来造“新纸”，因此得出：“研究国故”“实欲制造新纸”的结论。章士钊保旧的思想更为明显，他说：“凡欲前进，必先自立根基。旧者根基也。不有旧，决不有新;不善于保旧，决不能迎新;不迎新之弊，止于不进化，不善于保旧之弊，则几于自杀”，因此提出“道德上复旧”甚于“物质上之开新”[2]的观点。他们以“新旧”文化不可分割对立为理由，否定进行新文化运动的必要，新文化运动的战士们立即起而应战。
但是在批驳“东西调和论”过程中，胡适等人偏执一端，主张全盘西化;陈独秀等仍然停留在对“旧道德”的鞭挞上，没有进行科学的理论分析。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批判“新旧调和派”的理论观点，认为人类社会一切精神的构造都是表层构造，只有物质的、经济的构造是这些表层构造的基础构造，不管身处哪个时代，如果经济上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定会发生变动。一切宗教、哲学、风俗习惯、政策、主义都随着物质的变动而变动。“道德”无非是人们日常生活的“法则”而已，时代生活变了，作为习惯法则的道德必然因之进化递变。由此李大钊得出结论：“物质若是开新，道德亦必是跟着开新”，因此他理直气壮地说：“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并不是几个青年凭空造出来的。”这些论证虽然不够完整，但明确肯定了道德是由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是随着社会物质生活变动而不断改变的。这种精辟的论述，给“东西文化调合派”以致命的打击，在理论上论证了新文化运动发生的历史必然性，因而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应该说明的是，李大钊虽然指出封建文化病入膏肓、不可救药，号召人们学习西方，但他并不提倡照搬照抄西方模式。他讲到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就如同推动世界不断进步的两大机轴，也像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一样，缺一不可，二者各有优劣，“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中。”因此不应该“妄为轩轾”。针对东西文化论争中抹杀传统文化全部价值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李大钊热情赞扬了中华民族在古代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他无不自豪地说：“中国于人类进步，已尝有伟大之贡献。其古代文明扩延于高丽，乃至日本，影响人类者甚大。”[2]68他对中华民族的崛起充满希望，“吾人深信民族可以复活，可以于世界文明为第二次大贡献。”这令人鼓舞、催人奋进的激扬文字，饱含爱国热情，闪烁着辩证的光芒。
四、结语
综观五四时期李大钊的东西文化观，可以看出：李大钊鞭挞了“非复辟不能救国”的尊孔复古派;批判了“物质开新、道德复旧”的东西调合派，批评了“非走西方文明的路不可”的全盘西化派，阐明了自由的东西文化观，从而促进了他的思想由进化论到阶级论的发展，奠定了由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实基础。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李大钊最终自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由此建立了一种崭新的东西文化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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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的论文篇二
新乡地处河南北部，历史悠久，自然条件优越，在历史上是传统的北方内陆城镇。晚清时期，新乡与沿海城镇相比受到西方文化冲击较小，社会形态未发生明显变化。但到了20世纪初，随着京汉、道清两条铁路交会于新乡，使新乡城市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新乡的历史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深深影响到新乡近代建筑的发展，因而对于新乡近代建筑的研究有助于探究新乡近代城市发展和近代建筑史。有鉴于此，笔者结合相关材料，对新乡近代建筑发展过程进行分期研究，总结各发展阶段的特点，探究其发展规律。
近代新乡建筑发展的萌芽期
（1840年至1900年）
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在1840年至20世纪初，新乡的当地建筑仍以传统明清建筑为主，建筑材料以传统的土、木、砖、石为主，延续着以木构架为主的结构体系。但随着西方宗教的日渐传入，新乡出现了一批教堂建筑，其建筑形式多为西式和中西结合式，这也是新乡最早的新式建筑。这些新建筑对新乡建筑面貌的改变并不明显，当时建筑仍以传统民居为主。
這一时期新乡最具代表性传统的民居应为位于今原阳胜利路的夏家民居，宅主是当时阳武县（今属原阳县）最大财主夏家。夏家民居至今仅主院保存完整，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主院是北方民居传统的四合院建筑，有三进院落，房屋74间，皆为硬山顶灰瓦建筑。院落规划整齐，坐西面东，屋顶上有五脊六兽，古朴典雅，浑厚庄重，夏家民居是典型的对称式布局。除夏家民居外，新乡现存的清末民居还有位于凤泉区前郭柳村的宋家民居，位于红旗区北关一带的付家大院、游家大院，以上各处民居皆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始建于1882年的卫辉南门里天主堂是新乡最早的教堂，意大利神父白玉华于1897年进行扩建。该教堂规模宏大，房屋百余间，为中西结合式建筑。该教堂主殿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中国庑殿顶式的殿身实体，二是仿古罗马柱廊的殿身虚部，这是西方建筑样式第一次出现在新乡。这一时期新乡还有建于1884年的新乡县牧野乡天主教堂，1901年建成的原阳县天主教堂和1902年建成的获嘉县中和镇天主教堂，这些建筑均为中国庑殿顶与古罗马柱廊的结合。虽然这些建筑数量少，但对周围建筑影响较大，模仿者日渐增多。
近代新乡建筑的繁荣期
（1900年至1937年）
20世纪初，随着京汉、道清两条铁路通车，新乡成为两条铁路的交会点。交通的便捷拉近了新乡与天津、汉口、武昌等城市的距离，人员和物资的快速流动极大促进了新乡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和新文化的传播。同时，这一时期外国资本大量进入河南，大量外国企业直接在河南投资设厂，进行工矿业生产。在以上因素的推动下，新乡兴建了大量新式建筑，近代建筑类型、技术、材料等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中西建筑风格不断得到融合、混存，城市面貌得到很大改变，当地出现了近代建筑的繁荣景象。
一、住宅建筑
这时新乡的住宅大多是传统形式的延续，依旧保持四合院的样式，但有些住宅采用了新的建筑工艺。在传统住宅中也分化出新式的住宅，这些住宅不仅使用了新材料、新技术，而且在建筑形式及功能上有了明显改变。
徐世昌公馆是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传统住宅，现位于辉县牌坊街，创建于民国初年，为徐世昌在辉县活动期间（1909-1911年）的办公场所，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公馆“原有建筑占地十余亩，左中右三穿三进，九院相连，皆为四合院，主院穿厅……青堂瓦舍，朱门丹窗，方砖铺地，回廊相连。”（《辉县文史资料》第9辑）
新乡北关劳动路上的李家大院是新乡市区规模较大的中西结合式住宅，为民国时期新乡商人李裕达及其三个儿子的私宅，现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此建筑群既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如墀头、梁枋、雀替、如意头、莲花束腰柱础等饰物，又掺杂较多的西方建筑设计手法，如精美线角、雕花、门旁扶壁假柱上的涡卷等。”（《河南近代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5年，282页）该建筑使用油毡沥青豆粒砂屋面，为新乡地区最早使用新型防水屋面材料的住宅。
卫辉城内健康路丽湖花园内的王家大楼，建于民国初年，为近代民族实业家王锡彤私宅。大楼为砖木结构，青砖墙基，具有明显的西式建筑风格，是新乡近代住宅建筑的代表作，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王家大楼整体为正方形，前面有半月形凉台，四周有双柱走廊。穿过凉台是宽敞的会客厅，客厅东西各有一室相对。绕过影壁有南北走廊，南北走廊和东西走廊成“t”字形，所有房间在“t”字形走廊两边，室室相对，20余间，上下两层基本相仿，上下楼梯均在后部。该建筑样式精巧，美观大方，是独具一格的近代优秀建筑。
二、工业建筑
新乡的近代工业自20世纪初起步以来，逐渐兴建了一批纺织、面粉、冶铁等工业企业，这些企业的厂房多为单层砖木结构，内部空间宽敞，车间有适宜的生产环境。同时，新乡也出现了多层的厂房和数十米高的烟囱。工业建筑的发展充分说明建筑的发展适应了新的工业生产技术发展的要求。
这期间新乡兴建的大型工业企业，主要有通丰面粉公司和宏豫冶铁公司。通丰面粉公司位于新乡卫河北岸，西临京汉铁路，主要建筑为一栋五层砖木结构制粉楼，砖墙承重，木梁木楼板。木梁板在震动较大的面粉车间可有效地吸收一部分动荷载。宏豫冶铁公司建于1923年，位于新乡市卫河北岸黄岗，东临京汉铁路，是新乡最早且规模最大的一家私人冶铁企业。该工厂建筑布局、房屋结构、造型都依照工业生产所需而设计，其标志性建筑为一座30米高的烟囱，外形修长，粗细得体。宏豫冶铁公司的烟囱与通丰面粉公司的五层制粉楼相互呼应，构成当时新乡卫河北岸的一大景观。
三、公共建筑
伴随着新乡近代化城镇的发展，医院、文化场所、学校、车站、办公楼等新式公共场所开始出现，展示出近代社会变革中的新乡面貌。始建于1903年的博济惠民医院，旧址位于卫辉市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院内，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该建筑为西式风格，后于1920年完成扩建，为砖、木、钢筋混凝土结构。主楼为四层内廊式双面病房楼，中厅设楼梯，两侧对称布置，并设有暖气和隔火墙。该建筑集中体现了中西合璧的风格，西洋古典建筑的砖石结构再加上传统样式的屋顶，是中国建筑从传统建筑到现代建筑过渡的一个典范。同时，这一时期新乡还有同善医院和国光医院，这些医院布局合理，造型简洁，为近代医疗卫生建筑的代表。 新乡文化建筑出现较晚，直到1927年冯玉祥主豫，文化建筑才有一定发展。1927年以后，新乡新建的文化建筑主要有惠祥戏院、中山图书馆、新声戏院、河朔图书馆等，而1934年建的河朔图书馆当属这一时期代表性的文化建筑。河朔图书馆位于新乡市卫滨区一横街北头的卫河公园内，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34年，一期工程即三层宫殿式办公及阅览大楼动工，1935年8月竣工并投入使用。河朔图书馆为近代著名建筑大师杨廷宝设计，是一座“工”字形宫殿式三层砖钢筋混凝土建筑，为新民族形式建筑，具有中国民族特色与西方科学技术相结合的特点。主楼外观为民族建筑风格，里边是西式设施，光线充足，馆内有新闻杂志社、文物陈列室、演讲室等，可容纳300余人在此阅览。
自20世纪20年代，新乡的近代教育有了快速发展，一大批近代教育建筑发展起来。1913年建造的卫辉中学堂教学楼，是新乡地区现存最早的教学楼。该教学楼为二层砖木结构，“采用了上下拱券外廊、突出的女儿墙、推拉式玻璃大窗、附墙壁柱等近代建筑处理手法，使用玻璃、红机瓦等新建筑材料”（同上，121页）。1930年建成的私立静泉中学（今新乡市第三中学），位于新乡市姜庄街今市卫生学校院内，该学校续建的“廿一”教学楼为砖木结构三层双面楼房，门厅地坪使用了水磨石。建于1933年的获嘉县中和镇天主教堂学校，为两层砖木结构楼房，“教学楼门窗过梁、基础圈梁和雨篷，均使用了钢筋混凝土材料，其中全悬挑钢筋混凝土雨篷建筑，在新乡是第一次出现。此外，还采用了單斜梁两侧双悬挑踏脚板式的木楼梯，亦属本地少见”（同上，121页）。
道清铁路新乡车站于1904年建成，后为方便旅客，于1910年新建车站票房一座。该票房位于新乡车站北端，今建国路西侧，为英国人设计。站房9间，坐东向西，设厕所、月台、风雨棚，仿西欧票房样式。票房由四个功能区构成，功能区内部开门，相互通达。四个区中北区办公、调度，南区售票、后勤，中间两区候车。
建于1933年的新乡第四督察专员公署办公楼，位于今新乡市东大街路北，该建筑为新乡行政管理机构和最高行政长官的办公场所。办公楼坐北朝南，为二层砖石结构房屋。主楼为东西走向，东西两端有南北走向的端楼，因而整个办公楼为中轴对称的“h”形。主楼正面立红漆柱四根，鼓石柱础。楼内为双面内走廊，楼上楼下平面布置相同，每间房设两个平开玻璃窗。整座建筑布置紧凑，造型朴实清新，堪称佳作。
四、市政建筑
由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在铁路沿线城市集中，新乡原有的城区已不能满足日益发展的需要，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开始突破城墙的制约，向人流、物流比较方便的火车站附近发展，形成新的城区。新乡新城区的建筑多数放弃了传统设计和规划，多采用西式或中西结合的建筑样式，使用更为先进的技术和材料，其功能也更为多样。
在铁路没有通车前，新乡的商业街区位于临近卫河的北门一带。随着铁路的通车，这一情况发生了改变，老城北门外沿卫河商业区开始向旧城西部方向的火车站发展。于是在1915年前后，在新旧商业区中间开辟了一条通道，从北门外沿河街，经石榴园、姜庄街、新华街至火车站。这个区域逐渐被民宅和商铺填满，形成了以中山大街（今新华街）为主的新城区。人口增加、店铺林立，商店多为高门脸和门窗洞口加线饰等西式建筑风格，采用水泥饰面和玻璃橱窗等新材料。民国10年（1921年），由火车站至水阁门，修西站马路。民国20年（1931年）后在火车站东、卫河南岸建中山大街、保安街、斜街、疏河街、姜庄前后街、菜市街等街道。这些街道条块结合，构成卫河南岸街区。同时，在1933年成立城关马路工程委员会，专门整修道路，又将新城区西站马路、中山大街、姜庄街、石榴园、民族路等马路修筑成碎石碎砖路面，还为中山大街、民族路、建国路等马路安装了路灯。通丰面粉公司于1919年在卫河上修建了一座桥，取名为“通丰桥”，此桥原为简易木桥。1933年国民党华北办事处将此桥改建为钢筋混凝土桥，改名为华北纪念桥，为新乡第一座钢筋混凝土桥。桥长35米，宽6.6米，石墩、水泥梁，内衬道轨为筋，棱形红石铺面，8根1.5米高铸铁杆桥灯，为新乡市第一座现代化桥梁，方便了卫河南北交通。在今姜庄街与胜利路交叉口处，民国年间还有一座下方上圆最上为尖顶并镶有机械钟表的装饰建筑，当地人称之为“钟楼”，用以报时之用。华北纪念桥、钟楼与同一时期建造的河朔图书馆、第四督察专员公署办公楼，被新乡百姓称为新乡20世纪30年代的“四大建筑”。新式市政建筑的大规模修建，使城市面貌也相应发生变化，马路宽阔，洋楼林立，门窗也均刷油漆。
五、园林建筑
随着城镇人口的增加，城市内园林建筑也有所发展，这一时期新乡出现两座公园，分别为1924年修建的暴张公园和1927年修建的道清公园。暴张公园是为了纪念暴质夫、张宗周而建，两人为民国初年豫北的革命者。暴张公园位于新乡姜庄街，园内设有暴张纪念堂、衣冠冢、八角亭等。暴张纪念堂建在公园迎门处，是公园重要建筑，现位于新乡市卫滨区武警支队院内，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纪念堂坐北向南，“单檐歇山顶，正脊、垂脊、截脊用灰瓦砌成，四面建回廊。四壁用青砖砌墙，檐柱抱在墙内”。暴张纪念堂建筑式样别致，与之类似的近现代纪念性建筑并不多见。1927年修建的道清公园位于火车站东边的建国路，为爱国将领吉鸿昌所建。道清公园虽规模不大，但环境优美，具有现代城市公园的雏形。入门处为直形长廊，左右种植翠柏，长廊左右，还各有一圆形花坛，有小径将其分作十二尖角形，构成了国民党党徽图案。
近代新乡建筑发展的停滞期
（1938年至1949年）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迅速由京津地区南下，新乡于1938年2月沦陷。日伪政权在新乡7年多的殖民统治，致使新乡原有的生产关系被打破，百业凋零，经济衰败，社会倒退。
日军占领新乡后，大力修建军事工程和为其服务的设施，“日本帝国主义在新乡修建飞机场、军政机关及为其服务的金融、商业、邮电、娱乐设施，共建项目58个，建筑面积61799平方米，其中军政设施建筑面积达80%以上”（《新乡市建筑工程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38页）。这一时期代表性的建筑为位于新乡市人民路上的日本领事馆，该建筑平面为长方形，二层混合结构，木质地板，红砖墙，大灰红瓦，四坡式屋顶。该建筑最大的特点是在房屋的基石上有21个通气孔，通气孔直通屋顶四个方形通气孔，通风防潮。领事馆北是领事住处，为日式建筑，开关式门窗，内门和壁柜皆为推拉门，木地板上铺有榻榻米，全部木隔扇，布设讲究。领事住宅路东为三栋日式平房住宅，造型相同。除此以外，在新乡市卫滨区的金家营和八里营现存十座飞机掩体工事，该建筑为拱形，为水泥混凝土结构，异常坚固，很像倒扣地上的大锅，当地老百姓称之为“飞机窝”。这些飞机窝为侵华日军所建，现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日伪政权在1943年开始修建引黄济卫工程，计划将黄河水引入卫河。至日本投降时，只将50余公里的总干渠挖掘完成。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将该工程加以改造，命名为人民胜利渠。
同时，日伪政权重视新乡的城市建设，曾将新乡列为华北八大城市之一加以规划。“本市于事变后跻于重要地位，人口剧增，拟使成为军事上要点及商工业都市，而策其发达。并应作为政治交通文化经济之地方中心都市，加以计划。”（《北京档案史料》1999年第4期）因此，日伪政权编制《新乡都市规划大纲》，进行为侵略战争服务的城市建设。新乡规模拟为20平方公里，以京汉铁路东侧为主，从新乡车站往东四五公里，往南三四公里，往北约二公里，包括车站西侧一部分。本区范围东起土马路西至铁路线，南至城南庄，北至中兴街，为一正方形新区。并以孟姜女河为分界线，南面为行政区、住宅区，北面为街市混合区，卫河北岸为工业区。同时，新开6条道路框架，即安城街（今自由路）、中央大道（今解放路）、土马路（今胜利路）、安民街（今平原路）、道尹街（今人民路）、中兴街（今宏力大道）。这一时期，新乡完善、新修大小街巷45条，道路长度11.47公里，面积9.27万平方米。日伪政权按照这个规划大纲对新乡经营多年，对新乡城市建设与规划布局产生较大影响。
1945年秋至新乡解放，兴建的较大工程只有1945年秋国民党新乡县政府为迎接蒋介石路过新乡暂住而建的中正堂。该建筑坐北向南，平面呈长方形，北端设讲台，南端正门有台阶，门厅为三柱拱券，纵墙两侧设休息走廊，间间有高大的砖粉砂浆红廊柱，两端间有传统的倒柱连龙，墙面使用水泥摔毛、拉毛工艺。
结 语
新乡近代建筑的发展历程，充分体现出近代新乡的社会变迁，是由当时的经济与社会条件所决定的，是科学技术、思想文化与社会历史发展结合的产物。新乡近代建筑总的来说是把西方建筑风格同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相结合，产生符合现实需要的新建筑。同时，新乡近代建筑局限性很大，在有些建筑类型、技术、材料方面相对单一，高质量建筑少，这表明新乡近代建筑的发展并不充分。
中国近代史的论文篇三
摘要：孙中山的思想和业绩是中国近代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在处理国内民族问题时，孙中山和谐思想正是基于对中国社会不和谐的原因而形成的。他赞成“五族共和”，反对民族歧视，主张各民族和谐共处，促进各民族发展，不仅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统一的自觉认同意识具有积极意义，而且对当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也是构建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重要思想基础和解决民族、宗教问题的参照标准，同时是中国特色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孙中山;民族和谐;和谐社会
翻开历史，不难发现人类古往今来所有世俗的、宗教的思想学说，以和谐理念为其终极与归宿，以和谐社会蓝图为目标和旗帜，号召人们为之实现而努力奋斗。回顾并总结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对于21世纪如何对待民族和谐问题无疑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
(一)形成的背景
孙中山民族和谐思想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大动荡的年代。在此期间，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日益扩大。孙中山之所以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1]正是孙中山对社会的不和谐认识基础上提出的。这不和谐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在政治方面，孙中山痛感“中国现行政治，可以概括之曰：无论为朝廷之事，为国民之事，甚至为地方之事，百姓均无发言或与闻之权。”[2]第二，在经济方面，针对因中国的生产力落后、区域经济不协调、经济结构畸形、经济秩序混乱等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因素而造成的中国经济现代化的障碍，孙中山提出建立生产发达、区域协调、公平正义、充满活力的和谐经济。第三，在文化方面，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形成冲突，多元文化和各民族的精神文化存在现实差异。不同的人文及文化背景，多元化的价值取向，不同的行为方式，都需要创新文化和主流价值观进行对话、融会、整合与引导。最后，在个人经历方面，与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的形成是密不可分的。孙中山学习中国经史，不但对孔孟的忠恕之道和仁义思想情有独钟，而且完全继承了孔子所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早年在海外学习、流亡，受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崇尚西方民主。他为了民族和谐，一生为之奋斗。
(二)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的发展过程
1894年11月，孙中山成立资产阶级早期的革命团体——兴中会，提出要“驱逐鞑虏，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说中指出，“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3]他明确地提出要推翻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就必须推翻满洲贵族的统治。但这一时期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还是处在狭隘的排满状态。1905年同盟会成立，同盟会的章程中规定“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4]为盟会的政治纲领，同盟会成立以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思想已经渐为人知、深入人心，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把这个政治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三民主义，后来统称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则是孙中山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纲领和原则。“满洲以一民族宰割于上”的民族压迫制度，实现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完成祖国的统一和“中华民族自求解放”，实现“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5]。由狭隘的革命的民族主义变成民族同化的民族主义。
新三民主义时期，孙中山的民族观产生了新飞跃，在反帝为首要任务和民族自决原则上，同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基本上达成一致，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和国民革命时期的旗帜。孙中山先生高举起民族主义的大旗，从“民族自治”到“必须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1]。为促进中华民族的觉醒、为克服民族自卑感、为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孙中山的和谐社会思想依据中国国情而形成并不断发展的，并经常将其作为论证和谐社会的依据。
(一)政治领域
政治领域分别体现在政党和政权方面：第一，政党问题。孙中山不仅领导资产阶级为代表的人民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仿效了西方政治，他指出“要知文明各国不能仅有一政党，若仅有一政党，仍是专制政体，政治不能有进步。吾国帝皇亦有圣明之主，而吾国政治无进步者，独裁之弊也……要皆为利国福民者也”[6]“夫法久必弊，施行者终有不适之时，学勤益精，研求者自有特优之点”[6]。力图把政党政治引入到中国的轨道，推进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现代化进程，以促政治日日向上。第二，政权问题。孙中山抨击了其黑暗现状，专制政体的种种弊端。他对民国的政治蓝图作了精心规划，高举“废除专制，实行共和”的大旗。通过权力的分解、制约而达到社会和谐，是其核心部分。
(二)文化领域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很早就具有了“和谐”的意识。道家宣扬的“天人合一”说是其最高理想境界，古代人们向往和追求友善、和睦相处、平等对待，社会财产为公共所有，孙中山先生“天下大同”的社会，对以后国家政治生活和民族性格的形成，均有广泛的影响。与我们今天所倡导建设的和谐社会，在本质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在民族共和下，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共和”类似于现代人们所说的文化(宗教信仰)多元主义体制，就是说，在同一个体制下，各种文化和宗教和平共处。文化多元主义的本质不是让各种文化的载体居住在特定的空间，而是在同一空间里，各种民族或者族群共同生活和互动。各民族之间的日常互动会发展出一系列的行为规范，有助于和谐状态的达成。因此，继承发扬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应当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国家有机结合起来。
(一)正确理解孙中山的民族和谐的内涵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要的思想文化资源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从“民族自治”到“中华民族为统一体”等这些民族和谐思想。孙中山先生提倡的“民族必须独立”、“祖国必须统一”、“天下为公”等思想文化，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这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从文化层面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是对孙中山文化思想在新时代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
(二)民族和谐的内涵是构建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重要思想基础
民国建立以后，孙中山更是重视一个和平的环境对于国家建设的重要意义，多次呼吁各方力量“以和平方法促成统一”，表示自己一定要尽心竭力，实现敦促和平统一，并倡导南北议和，以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但是，恰在祖国大陆迅速崛起的时候，在海峡对岸“台独”势力最为猖獗的时候，“台独”不但不承认自己是中华民族，甚至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我们必须从正反两面提醒中国人。在对待“台独”的态度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从构建和谐世界的大视野出发，本着两岸的互赢共生，用和平的手段，极大地改进了两岸关系的生态。对等、对话、对流，代替或部分代替了对立、对抗、对垒。因此，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是构建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重要思想基础。
(三)民族和谐思想是解决民族、宗教问题的参照标准
孙中山在就职演说中庄严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7]民国成立，他强化民族和谐，依法打击民族分裂势力。这对中国共产党处理民族问题提供了借鉴意义。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的民族政策指引下，我国少数民族、民族地区、民族关系的面貌都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以雄辩的事实印证着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主旨：在统一的中华民族大家庭里，进行多民族间的多维交流与对话、健全民族和谐的制度保障，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观念将有助于我们实现民族和谐，促进各民族的共同发展。中国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充分发挥民族政策对民族和谐发展的促进作用。
考虑民族问题的同时，不能无视宗教。《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7]。这对中国共产党处理宗教问题提供了借鉴意义。1957年1月，周恩来同__在印度新德里谈话时明确表示：“我们欢迎发展宗教联系，不但和印度，而且和东南亚各佛教国家均要发展这种联系。但是，我们反对那种以宗教为外衣而以政治为内容的活动。……如借宗教名义向我们进行颠覆活动，那我们就要坚决反对。”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再一次提出，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
(四)民族和谐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前进方向，继承“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借鉴人类有益文明成果，倡导和谐理念，培育和谐精神，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确立牢固的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是社会和谐的精神纽带和思想基础。孙中山崇尚以人为本，重视人生价值，倡导自由、平等和人与社会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天下大同”、“中华民族和谐统一”等文化思想传承了五千年中国传统文化与智慧文明，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是一种不断地丰富发展、兼容的文化集合。它的内在含义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先进理论有着众多不谋而合之处，是以科学理性精神、人文价值精神为支撑的现代文化精神主流，是社会主义和谐在思想文化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孙中山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2]孙中山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75.
[5]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一：孙文学说——行易知难[c]//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187..
[6]孟庆鹏.孙中山文集(上)[m]北京：团结出版社，1997.
中国近代史的论文篇四
我们生活在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伟大的国家——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曾经创造过令世界人民惊叹的灿烂的古代文明。例如，瑰丽璀璨的《诗经》、敦煌的莫高窟、楚辞、《论语》、四大发明„„中国作为古代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是世界上少有的历史文化从未间断，一直延续至今的国家。
然而，中国在近代中的表现却叫人大失所望，被西方列强在家门口打得一败涂地，远远的落后于西方的国家。那么导致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原因是什么？很多的历史学者也对此进行过深刻剖析，原因也是错综复杂。历史的发展本来就不是由单一因素组成的，近代中国的落伍也不是某一个时代落后的结果，而是由各种因素、各个时代的积累而造成的。因此在本文中，我将从地理位置、政治制度、外交、科技、经济、文化教育、民族性格七个方面浅析近代中国落伍的原因。
一．地理位置
我们的国家处在陆地最多的亚洲大陆上，土地广阔、地形复杂、东临大海。有竞争才会有进步，但近代以前，中国作为亚洲大陆上的超级大国，在我们的周围，没有一个实力很强的国家与我们抗衡，可谓四夷臣服、一国称雄。四面八方的蛮夷小国都要向我们进贡，这样就造成了当时中国的统治者，往往在心中存在一种妄自尊大、骄傲自满、不思进取的心理，这种心理一直到清朝时仍然存在，而且愈演愈烈。如果说在清朝以前，我们还有可以炫耀的资本的话，那么在清朝就纯粹是自吹自嘘了。
我们在强盛的时候，别的国家还没有成长起来，正是我们国家的这种“早熟”，从而造成了一枝独秀，而没有形成百国争鸣。假如在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时代就遇上工业化时代的西方列强，我们的国家可能也就不会出现近代之衰了。
二．政治方面
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的基本特征就是实行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这种制度压制商业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封建统治阶级从皇帝、贵族、官僚到一般地主拥有最大部分土地，而农民则很少或者没有，并且还要交高额的地租，这样就激化了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更何况封建专制走向末期的时候，政治上日益黑暗腐朽，社会动荡，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的生活也是苦不堪言，使得被封建统治阶级压制的广大人民不得不奋起反抗。
并且这种制度的统治者继承制度是“家天下”，通俗说就是“老子当完儿子当，儿子当完孙子当”。这样统治者的个人素质就很难保证。因此，我们看到每一个朝代都是开国初期的几位皇帝还可以，后来就一代不如一代，甚至几岁的孩子就登基做皇帝。而且家人之间为了争夺王位勾心斗角，兄弟反目成仇。这种一人独裁的制度，会使很多重大的决定受个人的影响，三个臭皮匠还顶个诸葛亮呢！皇帝他一人决定的事，怎么能比得上大家商量出来决定的呢。
相比今天的人民民主专制，我们就可以看出个人独裁的各种弊病。也许我们如今的社会制度有令人不满意的地方，但再完美的专制也无非是专制，再有缺陷的民主也毕竟是民主啊。
三．外交方面
这一个原因历来被很多学者重视，的确这是导致近代中国落伍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从秦始皇建立帝国到明清这一段时期，我国在对外政策中便以一种大国心态自居，我们知道两国交往最重要的是平等。然而那时期的中国外交，多是不平等的。我们以天朝上国自居，命令国力弱小的国家来朝拜进贡，这样本身就破坏了外交的原则。
无论是西汉的张骞出使西域，抑或是明代的郑和七下西洋，我们都没有在一个平等的平台上跟别的国家进行沟通，这样就进一步加重了我们天朝上国的心理，造成了明清时期的闭关锁国。
明朝由于倭寇的侵扰而开始实行禁海政策，使中国未能开拓海外市场，完成资本原始积累，抑制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清朝更是闭关锁国，固步自封。这种闭关政策更加导致统治者妄自尊大，自以为地大物博，割断了与世界的文化交流，本来已经落伍的中国封建社会更加落后于世界。于是造成了清朝被英国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之后，还不知道英国在哪里！
四．科技方面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这一方面我们明显比不上西方，就是在今天我们中国仍然没有一个人获得诺贝尔奖，科技方面也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
这种科技落后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当时的社会政策决定的。有需求才会有生产，当时的政策不鼓励人民创新，独尊儒家文化（儒家文化主张“温故而知新”），实行一种愚民政策，造成人民的思想僵化，只知学习古代的传统文化，一心考取功名进入仕途。
并且西方向明清政府传播科技知识时，中国的官员却骄傲自满的说那是蛮夷小技，没有抓住机会，最终造成了中国在科技方面远远落后与西方，在今天仍然缓不过气来。
五．经济方面
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以个体家庭为单位并与家庭手工业牢固结合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生产结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这种小农经济束缚和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对新的生产方式具有较强的排斥力和抵抗力。并且中国自古有“士农工商”“为富不仁”的观念，人们不到迫不得已的时候不去经商，封建政府也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用一句话概括来说就是“传统的农业经济占据主要地位，商品经济的发展艰难前行，资本主义基本被扼杀”。
中国的这种社会结构和经济制度，决定了中国不会出现资本主义，这是一种必然。四
世同堂的家族制，把家产都瓜分尽了；严重的剥削制度刮干了人民的钱财。“由于朝廷上下，官员贪婪腐败，常常中央政府一两银子的财政收入，经层层盘剥之后，到了百姓头上就变成了三两的赋税。” [1] 这样就造成了一些小资产主，刚刚积攒起来一些财产，便被刮走了。雪球形不成，怎么能越滚越大呢？农耕国家光抽税、摊派、敲诈和索贿，就能把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原始积累榨干，资本主义在中国巨大的农耕大树下没有养分，没有阳光，最后只能长成萌芽，永远是萌芽。
六．文化教育方面
这一方面的原因，不是某一个朝代造成的，而是经过几千年的积累才形成的，最主要的就是儒家文化和科举制度。
在儒家文化中，有一种“忠君”思想，封建统治者便利用这一点来愚弄人民，进行思想控制以维护其统治。并且，儒家主张以农为本、与民休息、轻徭薄赋；并主张施仁政，以驯化软化国民性格，来换取国家和社会安定，为帝王所用；以典章制度治国安民，求得和平发展，提倡人民安贫乐道，这使得中国人大都对财富的心态没有西方那样强烈，以致家家安居乐业，人人不求闻达，只求一生平平安安，团团圆圆，缺少西方人的那股冒险精神。
再看我们近代以前的教育，重社会科学，轻自然科学，过分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而西方人则追求人对自然的征服，这样一来，中国的科技就远远落后于西方。更重要的一点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人才，我们知道几百年的科举制度是封建统治阶级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也是引导人才流向的重要政策，导致当时的知识分子从小就有“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的观念，使知识分子变成了一个个只会吟诗作文的书呆子，并且如果不能被统治者任用，不是被流放就是郁闷地隐居山林，处江湖之远，不问世事。再者，科考的内容是什么？是四书五经、儒家经典、八股文，都是老祖宗几千年的东西了，时代在发展，人们的思想怎么还能停留在过去！由此可见，近代以前的文化教育的弊病对中国的发展起到了多么大的阻碍作用了。
七．民族性格
提到民族性格，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封建君主专制可以存在那么久？朝代换了一代又一代，皇帝换了一个又一个，而人民奋起反抗的时候却很少（陈胜吴广起义也是被逼上绝路了，而且陈胜从小就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我觉得这就跟我们的民族性格有关系了，用《狼图腾》的话说就是羊性太重，缺少狼的那种进取精神，可以说当时的人民就好比是一群被统治阶级驯化的羊羔，外在表现就变成了人民的集体无意识。
看到，其中农耕最特殊，因为只有农耕可以自给自足、自我封闭、自花授粉、自行退化，基本上可以不需要竞争、交换和杂交。除了农耕之外，其他的几种行业都不是和平的行业，不能自给自足，必须竞争交换搏杀才能生存发展。如果这五种民族没有像狼一样凶悍顽强进取的性格，就不能生存。而在我们华夏文明的内部，欠缺的就是这种比阶级斗争更深层更广泛的残酷激烈的生存竞争。
在性格教化方面，儒家孔学千年谆谆教导：“其为人也，温柔敦厚”，到后来的宋明理学那就更极端了，大力鼓吹“存天理，灭人欲”，连正常的人欲都要灭，就不要说消灭人性中存留的兽性狼性了。在农耕民族存在的基础上，经过千年的教化驯牧，华夏的知识层充满了温柔敦厚的谦谦君子，华夏下层布满了软弱可欺的良民顺民。
从民族性格方面或许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中国的封建制度能存在这么久了。因为西方民族的性格太强悍，专制政府很难压制住人民，在西方，像中国式的中央集权制很难立足，就是立足也长不了。而东方的“羊”最恐惧自由和独立，一旦没有“徐州牧”的看管，羊就会被狼吃掉。所以软弱的农耕民族都愿意选择专制，农耕人群是集权专制制度的衣食父母。
这种民族性格的软弱在我看来是一个导致近代中国落伍的深层原因。当年的北宋，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最发达的生产力、最先进的火药、最智慧的《孙子兵法》，几乎不战而败，最后软弱无能的南宋只得向凶狠顽强的蒙古王朝献出传国玉玺，举国投降。当时的宋朝什么都不缺，唯一缺的就是“脊梁”——刚强的民族性格。清朝在跟西方列强交战时也是屡屡妥协退让，签订了一个又一个的不平等的条约。因此如果一个民族只有发达的手和脑，而没有坚硬的脊梁，那也就只能成为民族中的无脊椎软体动物。
在我看来，以上的七个方面都直接或间接的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落伍。当然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因素，但是抓住主要因素，放弃次要的因素或许能帮我们更加清晰的看清历史的脉络。
回顾那段屈辱的近代史，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在充满着愤怒和热血的同时，更应该包含着理性和冷静，冷静的分析历史，以史为鉴，吸取历史教训，进而擦亮眼睛看清未来的发展方向。有屈辱不可耻，可耻的是没有在屈辱之后一雪前耻，我们的民族经历了这样的苦难，所以能变得更加强大。
相信龙的传人一定能在世界中腾飞，相信伟大的华夏民族一定能打破已有的局限，昂扬的挺立在世界民族之林！
参考文献
中国近代史的论文篇五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坚持德育为先。立德树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把德育渗透于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贯穿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各个方面。中国近代史是高校的必修基础课程，其内容既是中华民族的一部苦难史和屈辱史，又是一部斗争史和光荣史，是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尤其是进行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教育的生动教材。其中大量英雄人物的道德形象，他们在保卫祖国、反侵略斗争和近代化建设中表现出来的优秀品质，为当代大学生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因此，充分运用历史教育的德育功能，对大学生进行德育，是历史教学的目的之一，也是教师应尽的重要职责。
在历史教学中，除向大学生介绍必要的基础史实，培养发展大学生的学习能力外，进行德育十分必要。利用中国近代史的教学，系统地向大学生进行德育，能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水平，增强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责任感，培养大学生的开拓进取精神，坚定社会主义信念。
党中央对加强国情教育一直十分重视。当前，我国的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但也出现了一些金钱至上、唯利是图和道德滑坡等消极现象。社会对高校也提出了不同于传统教育的要求和期望。特别是社会上的一些功利主义因素开始渗透到高校教育中，影响到一些大学生。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增强对德育重要性的认识，充分运用中国近代史课堂教学这一阵地，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发挥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德育功能。
中国近代史教材中包含着丰富的德育内容，这就需要教师认真钻研教材，有意识地提炼其中的德育素材，以确立德育的达成目标。结合中国近代史教材，在备课中，可把中国近代史的德育内容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进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教育。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中国近代社会诸多矛盾中最突出的矛盾。振兴中华、救亡图存，始终是激励近代先进的中国人持续奋斗的动力和理想。在教材中，先进的中国人为救国救民而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探索。被誉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林则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这批开明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和思想家，提出了经世改革的主张;农民领袖洪秀全为建立“理想的天国”而奋起反清;薛福成、郑观应等早期改良思想家为突破“洋务运动”的局限而奔走呐喊，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维新人士为挽救民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而倡导“变法”;孙中山、黄兴等资产阶级革命派为民主共和而进行不屈不挠的探索，但历史事实表明这些探索最后都失败了。直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革命面貌才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又经过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使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上述史实表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所以1840～1949年的中国近代史，是培养大学生热爱中国共产党、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生动教材。教师通过对这些内容进行深入教学，使大学生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历史性的选择，从而坚定大学生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决心。
(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中国的仁人志士为了救亡图存，为了维护祖国领土和主权完整，为了人民的富强和幸福，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其精神支柱就是爱国主义精神。在中国近代史内容中，既有屈辱的“黑色的历史”，如《南京条约》、《天津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旅顺口和南京数以万计的人民被屠杀，都令人肝肠寸断，同时也有奋斗的“红色的历史”，这些都可以进一步激发大学生的爱国热情，增强民族自豪感、自尊心和自信心，树立自强自立的精神。在教材中，林则徐等人虎门销烟、抗击英军的英雄壮举;三元里民众不畏强暴、誓死抵抗激烈的武装抗英斗争;老将冯子材镇南关大败法军的凯歌;北洋海军邓世昌、林永升等海军将士血战到底、以身殉国的业绩;民主革命的宣传家陈天华“蹈海自尽”唤起国人的革命精神;国共两党携手抗日最终取胜的辉煌成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的光辉业绩，等等。这一切都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教师通过对这一系列史实进行教学，使大学生接受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的熏陶，坚定发扬先辈们自强不息的爱国精神，树立为把祖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志向。
(三)继承革命传统和优良品德的教育。中国近代史中蕴涵着丰富的做人道理，教材中汇集了大量近代英杰的素材。例如，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高度责任感;洪仁?临终遗诗坚信“天国祚虽短，光复待他年”的乐观主义精神;黄花岗烈士林觉民“为天下人谋永福”的豪迈绝笔;李大钊不为酷刑所屈服，坚信共产主义必胜的坚定信仰;等等。这些都是中华民族优秀道德观的体现，是先辈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教师通过这些丰富的实例对大学生进行教育，激励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以近代史上英雄人物为楷模，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实实做事，成为学有专长的高素质人才。
中国近代史有着丰富的思想教育内容，要达到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达到德育的目的，还需要教师讲究教学艺术，与时俱进，采用多种教育方法，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一)提高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来解释历史的本领。在中国近代史教学中，常常会涉及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由于大学生虽正处于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定型时期，但人生阅历仍比较有限，对于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尚不能完全把握，因而需要教师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来加以引导。例如，不能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当时的人和事，而是要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如在讲到洪秀全时，既要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肯定他发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打击清王朝及外国侵略势力，为历史做出的贡献，同时还应看到他作为小生产者代表所带有的皇权思想、等级尊卑观念及宗派思想、享乐思想和绝对平均主义思想等。正是后者成为太平天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注意教育方法的多样化。按照教育心理学的原理，德育的过程分为明理、激情、立志、导行等阶段，它们之间互相渗透、促进，德育的最高要求是让学生养成自我教育的习惯，有自我教育的能力。因此，德育不能单纯地灌输，还要善于点拨，启发学生自己去判断。教师应努力通过言简意赅的语言、画龙点睛的手法、潜移默化的方式进行德育。同时，还应重视多媒体教学手段的运用。传统的教学中，黑板是主体。在讲课的过程中仅仅是文字的展示，很难让大学生将理性与感性结合起来。现代教学中，多媒体技术在大部分高校教学中已普及，关键是要提高课件本身的质量。例如，在讲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时，穿插建党__周年来历次党代会的图片，可对加强热爱党的教育起到很好的效果。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将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结合起来。具体、生动、形象的讲述，能够引起大学生的兴趣，加深感性认识，进一步加深理性认识。例如，可配合教材内容选取有关的电影、录像片断等，组织大学生观看，还可配合各种重大纪念活动和节日，组织大学生开展学术报告会，编历史手抄报，进行历史知识竞赛，参观博物馆、革命历史遗址和图片展览等，使大学生接受活生生的思想教育，在“细雨润物”中培养大学生良好的道德情操。
大学的中国近代史教学属于主干学科，其本质属性仍然是素质教育，因此在中国近代史教学中贯彻德育，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既是认真贯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10年)》的要求，又是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建设应用型人才培养特色名校的应有之义。
中国近代史的论文篇六
摘要问题讨论法教学是创新教育教学方法之一，能够较好调动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本文通过阐述问题讨论法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中的必要性和具体实施方案以及运用过程中应该注意的事项，以期增强学生的问题意识，提高《纲要》教学的实效性。
关键词问题讨论法教学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
"outlineofchinesemodernhistory"
xu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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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是我国高等学校本科学生必修的一门历史课程，其内容主要介绍中国自1840年以来抵御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自强、实现中国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大学生进一步认知中国的国史、国情，并增强对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信念，提高运用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分析评价历史问题和社会发展规律的能力。要想达到这样的教学目的，问题讨论法教学是一个很好的手段。
1“问题讨论法”在《纲要》教学中的必要性
“问题讨论法”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为解决某个问题而进行探讨、辨明是非真伪，获取知识的方法，也是一种以学生自己的活动为中心的教学方法。首先由教师提出问题，引起学生兴趣，继而引发讨论，在讨论中探究问题的本质，最后由教师总结，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很多中学思政课都采用了问题讨论法教学，但是进入大学以来，因为许多《纲要》课采用了大班授课，有些老师就认为采用问题教学法在教学内容安排、教学进度上都有难度，因而不再用这种教学方法，殊不知大班授课也同样可以采取问题讨论法教学，只要创立问题合理，教师引导有方，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一，“问题讨论法”教学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纲要》课的兴趣。《纲要》课部分内容和中学课程存在着重合现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如果简单重复课本内容，就很难突出重点、挖掘新意。对“90后”大学生来说，他们对重复学习的内容极易产生厌烦情绪。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就需要改变理论说教的形式，让学生带着兴趣去学习，积极参与课堂教学，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问题讨论法教学就显得非常重要。第二，“问题讨论法”教学有利于对学生历史发展规律的总结。《纲要》课讲述了1840年至今170年的历史，时间跨度长，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问题纷繁复杂，很多学生面对这些问题，摸不着头绪，不能准确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而问题讨论教学法采用问题导入，让学生深入认识问题的本质，以及引起问题的前因后果，由此及彼的认识相关问题，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能够科学地理解和掌握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第三，采用问题讨论法教学还可以提高学生评价历史问题、辨别是非的能力。在对问题的讨论过程中，通过对有关历史事件、人物的分析，让学生透过现象看本质，使问题简单化，让学生不被表面现象所迷惑，找到促使历史事件发生的合力，从而提高辨别历史是非的能力。眼下在社会上出现了一些不符合历史发展观的看法，比如某些人提出“侵略有功论”、“非暴力革命论”等，90代大学生对这些历史问题知道的史料少，容易被误导，也容易感到迷茫。这就需要把《纲要》课程中有些有争议的、并且容易让学生历史思想混乱的问题明确的提出来，让他们在问题讨论中比较分析，通过以事实为根据的争辩，找出问题的本质所在，存真去伪，从而达到是非分明的目的，很好地解除学生的困惑，也提高了他们分析历史问题辨别是非的能力。
2问题讨论法教学的具体实施方案
“问题讨论法”教学的关键是在教和学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或中心作用。正确运用该教学法，学生主动学习的舞台就可以很好的搭建，学生活跃的思维就能很好的体现。否则，就成了只有教师唱独角戏了，教学效果也大打折扣。所以说“问题讨论法”的实施是有条件的，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实施：
2.1讨论问题的内容准备
课堂问题讨论，教师要通过展示某个教学问题，去引导学生发表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或对某些观点进行比较全面的论证。所以，我们老师提出问题时要深思熟虑、精心策划，而不是随意信手拈来，所提问题要让学生感兴趣，只有这样，他们才会话有所说，理有所辩。一般来说，问题的选择要遵照这样几个原则：第一，符合历史学规律前提下，有典型性和针对性。问题讨论教学的目的是使教学任务更好的完成，所选择的问题一定要体现《纲要》课的教学目的，要抓住理解和应用理论的关键提出问题。使讨论能击中要害，辨出是非，在学生知识和发展方面起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作用。第二，设问要生动具体。创设问题要达到明确具体，易于学生理解，题目形式要生动，问题的提出要能引人入胜，以利于激发学生的兴趣。第三，具有系统性和启发性。在充分解读纲要教材的基础上，将本课程要选择的问题作一系统性的规划，不能仅仅拘囿于某一问题，要注意设立问题之间的关联性，问题的叙述要有利于启发学生的思维，涉及的知识要从学生已有知识出发逐渐接近未知，要有深度和广度。比如说在上编综述中选择“鸦片战争爆发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这样一个学生了解但又不完全知道的问题，让学生讨论，既可以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又可以让学生有话可说，经过讨论辩驳，让学生深入了解到在鸦片战争之前的清嘉庆朝时，中国已经大大落后于西方了，鸦片只是战争的一个导火索，没有鸦片，帝国主义同样会找其它借口侵略中国，这样就会使学生深入理解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侵略的历史必然性，学生就会清醒认识到要想改变落后就要挨打的被动局面，就必须有新的进步社会形态来代替封建主义，让学生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有比较全面的深刻的认知，多方位、多棱角的去看待中华民族的近现代历史。
2.2组织好课堂讨论
课堂讨论是问题教学法的核心，学生一般按照10人分组，各小组认真讨论，教师要在教室时刻关注学生的活动，留心观察学生在讨论中所出现的问题，还要避免有些同学不发言，尽量使每一位同学都要参与到讨论中。讨论完毕后，由各小组指定一名学生发言。发言的学生也要回答其他小组提出的问题，甚至可以对同一问题产生的不同观点展开辩论。
2.3教师归纳总结
通过对某个历史问题的分析、讨论获得对问题的正确认知，以此提高大学生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是问题讨论教学法的最终目的。所以，教师在学生讨论后要及时的归纳学生的观点，并对其进行适当的点评和归纳总结。如同学的发言是否主动、讨论课堂问题发表的言论观点是否符合历史和社会规律、分析问题是否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老师要中肯的指出发言学生所得结论的优点和不足，让学生学会分析矛盾，把握重点，使问题教学法发挥其最大的课堂效果。比如，在对“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这一历史问题进行教师归纳总结时，老师就要明确指出，鸦片贸易本身就是一种非法贸易，其致使白银外流，国民身体素质下降，带给中国人民不可估量的损害。另外，中国政府禁止鸦片贸易是合情合法合理的措施，英帝国主义以此为借口侵略中国是没有道理的；第三是帝国主义通过发动鸦片战争是其侵略本性使然，主要是想把中国变成他们原料产地和商品输出地；第四是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仅没有给中国带来现代化，而且使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最后指出中国近些年的崛起是1978年改革开放带来的。这样就使学生了解到帝国主义侵略是中国发展的最大障碍，我们只有靠自己发展，才能屹立世界之巅。
3问题讨论教学法在实施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3.1准备工作要充分，控制好讨论时间
运用问题讨论法教学，涉及到的教学内容比较多，这就要求我们历史学老师要具有较宽的知识视野和良好的历史学、社会学理论基础，老师应提前准备好充足的历史和社会学资料等，甚至要预测到讨论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不仅如此，老师还要有序的控制好问题讨论，对教学各个环节要进行有准备的合理的布置和策划：一般来说，要把需要讨论的问题提前布置，要求学生提前做好预习和准备，可以给学生推荐一些书目，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提高学生的史论水平。同时教师要控制好课堂讨论时间，既让学生进入到讨论状态，又不能影响教学进度。
3.2教师的正确引导作用
在问题讨论教学实施时，老师要做好对学生的引导，要让学生明确本次问题的主题思想，避免在课堂上发生“跑题”的情况。如对于“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这一历史问题，首先要明确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有些学生可能会受到目前社会上某种不健康观点的影响，在学生中会存在着帝国主义的侵略给我们国家输入了先进的思想或技术，更甚者会认为如果没有帝国主义的早期侵略，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的认识。教师对这些问题要有充分的了解，在学生讨论时要及时给予正确的引导，帮助学生正确解决这些问题。
3.3启发式教学不容忽视
教学的主体是学生。启发式教学的采用可以可以让学生变成有主体意识的学习者。启发式教学是问题讨论教学法要经常采用的。第一，设计讨论问题时，老师不能单单从自己的主观出发，自己想出什么题就出什么题，要考虑大学生所学习的专业、知识视野等来进行问题的选择。例如，针对文科专业的学生，设计问题时要相对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而对理工医学科专业的学生来说则要选择比较容易一点的问题。第二，要布置任务，让学生充分利用大学图书馆或网络搜集资料，为进行问题讨论做应有的素材准备，引导学生自己思考与分析，一步一步找出解决问题的关键点，让学生自己总结出规律，最终解决问题。
总之，问题讨论法教学是提高《纲要》课教学效果的有效方法，如何创设问题，组织好课堂是一项教学艺术，我们要更多地了解青年学生实际和社会问题，不断总结经验，努力提高课堂教学的实效性。
河南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编号：2009-jkghag-0821
参考文献
[1]沙健孙.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的若干问题.教学研究,2006.2.
[2]金晔.“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实践教学模式研究.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10.12.
[3]钱文艳.“问题教学法”与“梯度性提升学生问题能力――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为例.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1.
中国近代史的论文篇七
中国近代史是指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的中国历史，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渐形成到瓦解的历史。它是中国人民探索救国之路，实现自由、民主的探索史，也是一部中华民族抵抗侵略，打倒帝国主义以实现民族解放、打倒封建主义以实现人民富强的斗争史。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迎大家前来参考查阅！
同治十一年（1872年），李鸿章在《复议制造轮船未裁撤折》中称：“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末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光绪元年（1875年），李鸿章又在《筹议海防折》中称：“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数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未有之强敌”。
“三千余年一大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是李鸿章对于当时中国所面临形势的分析，“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则表明了当时中国所对峙的列强势力。可贵的是李鸿章他不同于保守的顽固派，他处在当时的阶段却能正确的看待晚晴所处的局势实为不易；他和一些洋务派更不同于顽固派，他们不仅看清了局势还敢于冒险尝试向前迈进开展了洋务运动，虽然并没有改变甲午中日战争的结局，但是促进了中国近代化，他们在当时迈出了这一步实属不易。
清朝也是历史上一个典型的由少数民族统治的政权，在鸦片战争的前期乃至鸦片战争后，一个不可被忽视的阶层值得被思考，那就是士大夫阶层。“闭关锁国”固然有着很大一方面的因素，但是鸦片战争开始后即使林则徐、魏源、黄爵滋等人已经认识到和西方列强的各方面差距后，清朝却没有马上实行变革，很大的原因在于士大夫阶层。“中国人的守旧性太重，我国文化有了几千年的历史，根深蒂固；文化是士大夫阶级的生命线，文化的动摇，就是士大夫饭碗的动摇；中国士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无论在哪个时代，总有少数人看事较远较清，但是他们怕清议的指摘，默而不言。短短几句话已经总结了清朝士大夫阶层大部分人麻木、迂腐等特点，鸦片战争后可以说不论军事还是政治上，都与列强有着很大的差距，双方对比之下，清朝统治下的中国真的是遇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强敌”。
鸦片战争前，对于如何对待列强，清政府内部就有了不一样的声音，主要分为抚夷派和剿夷派，也就是主和派与主战派。随着过程中的各种结果，道光帝也在主站主和间举棋不定，这也使得清政府内部派别争论更为激烈。
在道光帝决心迎战后，却出现用人失误的问题，从而引出不断失城的连锁反应。于是道光帝又倒向主和派一方，虽然中途有官员奋勇抵抗，但是道光帝一意妥协，最后耆英、伊里布与璞鼎查还是签订了《江宁条约》。
在这一过程中，主和派主要凸显的人物是琦善、伊里布、耆英等人，琦善的妥协态度则是建立在他亲身了解到了当时英国的军事实力后所下的态度，主战派别的官员中也不乏为了捍卫国家领土与主权但是不了解英国的官员，而期间道光帝所派不乏像奕山这样虚报奏折而导致对英国预估不实的官员，这些种种因素也导致了道光决策时忽主站，忽主和的不坚定立场。
从鸦片战争的过程来看，道光帝的举棋不定十分影响形势的走向，士大夫们在决策同时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会来源于揣摩圣意。其中固然有坚定站在主站或主和的坚定立场的官员，但也不乏与道光帝一样没有坚定决心的官员。如果道光帝坚定决心势必与英国决战至终，侵略者一路遭遇顽强的抵抗，他们也不一定能入侵的如此迅速。假使英国一开始的意图也许只是想要一个和平的条件与环境经商，那么清政府的不明确态度也给了英国一个可乘之机。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从古代史迈入近代史，同时鸦片战争也使得中国发生根本性变化。通过一系列条约，中国直接遭受到的侵犯包括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司法、关税等主权都开始丧失，传统的经济形态也被冲击。当然这些都是可以直接看到的影响，而更加深远的影响和隐患是，清廷为赔偿大额的白银增加的税费直接影响农民的利益得失，甚至沉重的赋税使他们无力支付。由于康乾盛世，使得清朝时期的人口大增，嘉庆九年（1804年）纂修的《巴陵县志》在讲到该地经济、人口分布和各行各业居民状况时写道：“十分其农，而佃种居其六。”农村百分之六十的人口是佃户，其余百分之四十，则是地主和自耕农。道光中编写的《江阴县志》，叙述该县风俗，说到“农之家十居八九，农无田而佃于人者十居五六”。当时该地农业经济占统治地位，绝大多数居民是农业人口，而增加赋税会使得大多数的农民积贫积弱。另一方面列强在华开设工厂，会使得许多手工业者或者失业，或者沦为廉价劳动力，鸦片战争使得中国多数人口都陷入苦难的状态，也使得清政府陷入失威局面。
在鸦片战争后不久，清政府就迎来了大规模的起义运动，这其中最著名的则属“太平天国”运动。太平运动可以说是鸦片战争的产物，其参与运动的多数为农民阶级，源于鸦片战争后国内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太平军的发展速度也是十分迅速的，或许是因为洪秀全的“拜上帝会”使农民有了精神寄托，或许是因为《天朝田亩制度》，使农民有了希望与目标，无论如何太平天国的动向、举措和号召力都侧面反映了鸦片战争后清朝统治下的社会正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这种变化正朝着不可预估的方向发展，以一个不可预算的速度发展着，并且这些变化都一点点的成为清朝的隐患。
参考文献：
[1]蒋廷黻著.中国近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6.
《申报》创刊于1872年4月30日。创办人为英国商人安纳斯脱？美查，后转卖给民族资本家并几经易主，抗战初期一度停刊。1938年10月在上海复刊，直至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几经波折，历时78年，共出版25600期。《申报》作为中国现代的报纸开端和标志，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有着里程碑的意义。
《申报》保存了大量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资料。特别是记录了上海当地及全国乃至世界的重大事件，再现了当时军阀、地方势力、中共和其他党派及人民群众的活动。
（一）报道全国性重大事件
《申报》曾对进行了全方位的报道，包括学界如何反对割让领土、拒绝对德合约；惩办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并迫使他们辞职的报道，学生罢课与学生被捕情况的详细记录。更加珍贵的是，保存了罕见的的历史照片，将的全貌更直观的呈现给后人。
（二）报道地区性史实
1872―1929年，《申报》对苏沪等地进行了长达80年的持续报道。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报道区域也精确到具体县市。《申报》通过这些鲜活的新闻，对江南地区人民生活方式，社会生产方式，社会风貌形成以及社会变动轨迹进行了持续而广泛的报道。这些细节性的事实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近代中国史研究的空泛，使史的研究更“有血有肉”，栩栩如生。
《申报》无论是从办报宗旨，报道角度的拓宽还是新闻业务的改革，都值得后来人学习借鉴。
（一）办报宗旨
它始终都在追求新闻独立自由、客观公正、及时准确、为大众服务的理念，注重新闻的真实性和时效性。美查称，“利”和“义”并不完全对立，办报为了盈利，并不排斥在必要时仗义执言，报纸的言论要“上关皇朝经济之需，下知小民嫁穑之苦”。
《申报》在国内报纸中最早使用电报传送新闻稿。1874年《申报》刊出经由丹商大北电报公司海底线路拍来的关于英内阁改组的伦敦电讯，为国内报纸刊出的第一条电报新闻。津沪电报线路于1881年12月交付后，《申报》立刻把握机会，利用线路传递南北各报新闻。
（二）舆论监督
报刊一直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公共舆论的平台，因此，把握并利用报刊的舆论导向就成了近代中国各种势力追求权力表达，诉求政治立场的必选之地。在每次剧烈的政治斗争或者社会对抗中，报刊会被卷入其中，并置于风口浪尖。《申报》自创刊以来，始终被不同时期的各种政治势力所争夺的公共舆论平台。不管是美查为赚钱扩张经济势力创办报纸，到席子佩接手经营，再到史量才主持，最后到共产党接手大陆而退出舆论界，中外各种政治势力为占据《申报》这个舆论至高点，进行了纷繁复杂，“刀光剑影”的斗争和合作。《申报》一路走来，中国社会的公共舆论空间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随着舆论空间的不断扩大，公共舆论平台的建立，人民拥有了更多的表达机会。各种政治势力进行争斗时，不得不考虑到人民大众的呼声和言论。报刊舆论公共空间的不断扩大，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消减阶级对抗，促进社会和谐。
（三）时评
陈冷在新闻评论方面提出，报纸应该做到“明白公正”，即言论既要为读者提供明白的观点又要有公正的态度。对于评论的文体，他主张用言简意赅的时评文体取代《申报》传统的“论说”。他的每日一议、尖锐泼辣的是评委《申报》赢来了不少读者的喜爱，使《申报》步入巅峰。
“时评”在很长时间里起到了《申报》的“社论”作用。社论是“代表报刊编辑部的权威言论。它集中反映并传播一定的政党、社会政治集团和社会群众团体对当前重大事件和迫切问题的立场、观点、主张，是影响并引导社会舆论的有力的评论形式”。时评”专栏是报刊业务的一种进步，半文半白的语言已经被白话文取代，报刊语言的白话趋势已成必然，用白话文创作“时评”适应了语言的变化。对于时评文章的发展而言，这是一次大的调整，虽然放弃了原有的特点与风格，但迎合了时代的发展，为时评文体带来新的生机。
报纸可以宣达政令，也可以掌握主动权，分析时局，探讨国家出路。《申报》中有很多时评是对时局政治的客观分析或是探讨国家出路的“救世文章”。“九一八”事变之后，《申报》发表了时评《国人乎速猛醒奋起》号召国人迅速惊醒：“今日之事，痛哭不足以救国，轻举不足以救国，待助于人犹不足以救国。救国在于积极有效之行动，在于万众一心之团结。”此外，每逢元旦，《申报》都要发表一篇新年展望的时评，年末又要发表一篇对一年之内进行总结的时评。虽然每年各不相同，但大致都要劝告政府善待国民，增强国力。
（四）重视发表副刊性文字
这是《申报》在新闻业务上的一大创造性举措。该报公开征集竹枝词等文艺作品，并在版面上特辟文艺类作品的篇幅，以满足当时主要读者群――旧时文人的兴趣爱好。这一创举为后起的报纸所效仿，开我国报纸副刊之先河。研究读者爱好，满足其正当需求，保证一个稳定的受众群。
报纸的企业化是民初中国新闻事业职业化的一个重要现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无暇估计对中国的侵略。使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有了快速的发展空间，给中国商业性报纸实行企业化方针提供了有力的条件。《申报》首先向现代企业化报业方向迈步。
（一）广告
该报聘请张竹平任经理，设广告推广科，派出外勤四处招揽广告，改进广告设计，代客户绘制广告图样，撰写文字说明，直至客户满意，这些服务都深受工商界的欢迎。因此，《申报》的广告日增，成为盈利的主要来源。广告的版面面积逐渐由十分之五六增为十分之六七，超过了新闻报道的版面。
《申报》广告值得挖掘的东西有许多，完全可以按照时间线索，从《申报》创直直至停刊，对广告的形式和内容进行细细分析，追溯近现代广告发展变化的轨迹，把握近现代广告的发展规律，理清现代广告如何一步步从粗糙走向成熟，其中义有哪些是值得借鉴的合理要素，这在广告学上是很有意义的。倘若对其中的各种广告进行深人分析，对广告者、广告内容、广告对象、广告效果进行剖析，从而找到许多有价值的广告经验和手段，这对制作现代各种类型的广告也是大有裨益的。
（二）更新技术设备
麦克卢汉曾提出“媒介即讯息”理论。在漫长的人类发展过程来看，真正有意义的，有价值的的“讯息”不是各个时期的传播内容，而是这个时代所使用的传播工具的性质，它所开创的可能性以及带来的社会变革。麦克卢汉从媒介技术的角度，强调了媒介的社会历史作用，虽有片面性，但媒介技术的变革的巨大历史功效是不容忽视的。
《申报》花费70万两白银于1918年建起高5层、拥有百余间房间的报馆大楼，又从美国购进两部最新式的印报机，两小时可以印完十多万份报纸，添置配套的制铜版机、铸字机、压纸版机、浇铅版机、铜字铜模等机器，还自备汽车，加快送报速度。这一切，使《申报》成为当时全国设备最新、最完备的报纸，并为以后进一步企业化打下坚实的基础、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三）知人善任
文化与经济领域一样，一切竞争归根到底都是人才的竞争，媒介的成败其实就取决于媒介从业人员的素质与实力。像任何成功的事业一样，《申报》的经验在于形成了一支强有力的人才队伍，并让其各展所长，用好了人才，使这支队伍的团队效应得到充分发挥。
史量才自接办《申报》起，就分外注重报社的人才建设，从创业初期被称之为史氏“左膀右臂”的经理张竹平、总编辑陈景韩，守业期经理马荫良、总编辑张蕴和、《自由谈》编辑周瘦鹃的选择、使用，到鼎盛期规划人才黄炎培、陶行知、报业专才戈公振、副刊编辑黎烈文等人的吸纳、任用，无不显示其慧眼识人，唯才是用，用人不疑，灵活实际的用人风范。史量才非常善于抓住对方身上最适合于《申报》的特质，为他所用。越是在报纸发展的关键时期，他越能大胆放权，给人才足够的发挥空间。
《申报》作为近代中国最大影响、实力最强、历史最悠久的中文商业报纸，有着很强的研究价值与意义，无论是从史学、新闻学、经济学角度提供参考，在法学、文学等其他人文社科方面也有很大的价值，对中国近代新闻史的发展有不可忽视的贡献，值得后期报纸及现代报业借鉴。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师为尊的传统教育观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人们的个性，控制了人们的思想，这样的一种师生关系逐渐遭到强烈批判，越来越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随着“五四”运动爆发，西方民主科学教育思想的传入，为中国的教育领域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引发了无数爱国者对如何革新教育中的师生关系进行了深入思考。
“五四”运动爆发前，中国一直尊崇传统的封建礼教思想，教师具有至高的地位，学生必须服从教师的安排，是一种以师为尊的师生关系。早在《尚书·周书·泰誓》中就以提出“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绥四方。”君、师都是帮助上帝来爱护人民的，他们具有同等地位。汉代儒家代表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精华》中提出“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教育与政治相结合，进一步巩固了教师的权威地位。宋元明清时期理学思想家们制定“三纲五常”来约束学生民主意识的发展，晚清传奇人物谭嗣同提出“为学莫重于尊师”。在知识传播过程中，教育被封建统治阶层所垄断，教育的传播途径少，教师作为学生唯一的知识来源，自然地处于教育权利的中心，形成了教师在教学中的霸权地位。
传统师生关系以教师为主导，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知识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播，为我国传统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以师为尊的师生关系从人伦天性出发，有利于师生间矛盾的缓和，在教育过程中培养了深厚的师生感情。但是尊师重道的传统思想也存在比较严重的弊端——把学生当成知识的“容器”。學生的学习喜好和对生活的观念深受教师思想的影响，缺乏对知识和生活现象的独立思考。传统的师生关系具有严格的等级划分，教师以“长者”、“智者”的身份位于“金字塔”的顶层，学生是被教育的对象位于“金字塔”的底端，因此教师掌握着教学的绝对话语权，控制着学生的思维发展方向。
（一）思想革新促进师生关系新探索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西式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涌入中国，与中国本土教育观念发生剧烈的撞击，中国传统的“师道尊严”、“以师为尊”的师生关系受到了强烈的抨击和批判。师生关系应当如何革新的问题引发了中国有志之士开始对传统教育进行不断反思，对外来教育理念进一步探索。“1901年清政府依照西方现代教育模式建立了新型学制系统，西方的教育理念被大量引入最终导致了中国传统教育的解体，近代教育在形态上得到确立。”[1]这一举措为民主平等师生关系的成长提供了沃土。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社会各个阶层喊出了“民主”、“科学”的口号。在“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影响下，中国青年的意识开始觉醒，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等人都为中国教育的发展和新型师生关系的构建做出了新的设想，融入了更多民主、平等的元素。
（二）平民教育为民主平等型师生关系打下基础
“五四”运动中平民教育思潮爆发给了更多下层人民接触教育的机会，教育不再是统治阶级、官僚贵族所固有。“平民教育的兴起首要在于精英知识分子的倡导，在他们看来‘平民主义’的践行首先在于打破特权，维护‘平等’而其关键在于使得平民接受教育。”[2]平民教育的精神是让社会各分子得到真正的平等和真正的自由，主张教师在对学生进行教育时要教人做人，要培养有知识、有生产能力、有社会公德心的新型学生。平民教育使得教育的范围扩大，教育观念普及，打破了传统教育的阶层性，促进了教育的公平。随后1923年中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和朱经农两位先生共同编写了《平民千字课》和《老少通千字课》，为广大劳动人民提供了学习教材。“北京大学学生邓康（邓中夏）廖书仓等发起组织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以教育普及与平等为目的，以露天讲演为方法，宗旨是‘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3]“五四”运动引发的平民教育促进了教师育人意识的变革，教师在教学中不仅注重传统知识技能的传授，更注重人的自身发展，加强对学生道德、情感、意志、批判性的培养，教学开始结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社会进步的需要和新型人才成长的需要。平民教育加快先进思想的传播，普及了知识和先进的生产经验，教师开始从学生角度出发，设计与生活实际相结合的教育内容，促进了人民思想的开化，拉近了师生之间的距离。
（三）课堂角色转变加深民主平等思想
20世纪初期，以实用主义为代表的西方教育思想的传播促进了我国民主平等师生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早在“1919年2月24日，陶行知发表《教学合一》主张“教学合一”指出1.先生的责任在教学生学；2.先生教的法子必须根据学的法子；3.先生必须一面教一面学，“五四”运动之后，陶行知把教授法改为教学法，不久很多学校响应，也用教学法。”[4]1919年5月杜威（johndewey）在胡适、蒋梦麟和郭秉文的联合邀请下来华讲学，实用主义教育的运用达到高潮。在实用主义教育的影响下师生关系开始“以学生为中心”，教师的教转向学生的学，教师开始由教育的把控者转向学生学习的辅助者，更加注重学生自己对知识的选择和学习。课堂不再是教师单向知识、理论传授的场所，而是师生间关于教育问题平等交流对话，共同探讨，各抒己见的平台。
（一）“五四”运动中师生关系的反思
相较于传统“以师为尊”的师生关系，“五四”运动时期以学生为主导的新型师生关系日益得到更多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支持。“五四”运动促进了教育观念的革新，为民主平等师生关系的演变注入了新的血液。然而，这一时期的民主平等作为西方教育的“舶来品”具有一定的激进性——过度主张学生地位的提升和思想的解放，没能更好的调和师生间的人际关系。
“在当时中国的整个教育实践界中，占支配地位的仍然是传统的师生关系思想。”[5]长期以来受教育者遭受着传统教育思想的束缚，尊师重道的传统道德依旧镌刻在中国人的骨头上。尊重学生的学习主体性，竭尽全力构建民主平等师生关系已经成为“五四”运动后中国教育发展的必然走向。“进入二十一世纪，我国教育进入了全新的发展时期，主体间性、共享、平等、对话等纷纷涌入“师生关系”话语而日渐成为主流。”[6]随着社会发展速度的加快，信息技术成为知识传播的主要途径，学校和教师不再是学生获取知识的唯一来源，民主平等师生关系在新的时期又面临着方方面面的考验。
（二）“五四”运动对现代师生关系的启示
“五四”运动促进了师生关系革新，对教育现代化中师生关系的协调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良好的师生关系可以加强教师和学生之间平等交流与对话，让教师从传统教育的绝对权威中转化出来，走近学生与学生相互尊重、教学相长，担当教学活动中平等交流的首席，积极引导学生独立获取知识与技能，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和道德素养。教师和学生作为教育活动中的双主体，民主平等师生关系的构建体现了现代教育尊重学生个性发展的特点和对教师文化、道德提升的新要求。
“五四”运动产生的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是社会进步、教育理念革新的必然产物。同时我们也要积极关注，在发展民主平等的过程中不能忽视学生各个发展阶段中心理和认知上的缺陷，要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引导性，促进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向着更为健康科学的方向前进。
參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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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李大钊对东西文化进行了研究，他用静、动范畴来描述东、西方文化的特点，认为中国可以充分汲取西方文化的优点来弥补自身文化形态的不足，实现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表面上看李大钊这样做是在调和中西文明差异，实质上是解决现实的新旧矛盾，以新代旧，以至于创造中国新文化。
关键词：李大钊;进化论;阶级论;东西文化观
从晚清开始，中国大批知识分子怀抱救国救民之志负笈东瀛，在日本接受新式教育，由此这些新型知识分子受日本所谓东洋、西洋的影响，很早便形成了将世界划分为东、西二元化的习惯。李大钊在1914至1916年间曾短暂就读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期间也受到这一观点的影响。回国后，正值国内新文化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之际，李大钊任职于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北京大学，也积极投身于这场文化运动之中。
“五四”时期东西文化之争，伴随着袁世凯的称帝、世界大战的血火、新文化运动的狂飙，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全面展开。新旧势力生死搏斗，各种思潮旁流杂出，各类人物粉墨登场，既有康有为“尊孔复古”的叫嚣，又有陈独秀“民主科学”的呐喊;既有章士钊“东西调和”的鼓吹，又有胡适“全盤西化”的说教。李大钊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用犀利明快的文论，深刻剖析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辩证分析了东西文化的优势，从而得出必须走十月革命的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结论。因此，研究李大钊的东西文化观，有助于我们理解李大钊思想从进化论到阶级论的发展，从激进民主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篡夺了革命果实，积极筹划复辟帝制。1913年10月，袁世凯在宪法中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大本”。康有为等人以孔教会为基础，以《不忍》杂志为喉舌，攻击辛亥革命是“离经叛道”，提出“定孔教为国教”的主张，吹捧孔子教义是“放诸四海而皆准”[1]657的经典，一时尊孔复古的逆流泛起。面对弥漫于社会的复古思潮，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主将，从巩固共和的目的出发，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伦理道德进行了强有力的鞭挞。
李大钊明确提出：“中国的一切风俗、礼教、政法、伦理，都以大家族制度为基础，而以孔子主义为其全体结晶。”[2]244因此他着重批判孔子学说中的伦理道德。李大钊认为，儒家的三纲五常思想在君臣关系方面，只强调一个“忠”字，使臣子完全成为君主的附属品;在父子关系方面，只强调一个“孝”字，使子女完全听命于父母;在夫妻关系方面，只强调“顺从”“贞节”，使妻子从肉体到精神完全隶属于丈夫，没有任何人格独立可言。接下来，他进一步提出“孔门的伦理是使子弟完全牺牲于他自己以奉其尊上的伦理;孔门的道德是与治者以绝对的权力，责被治者以片面义务的道德”。[2]244这些论述可谓一针见血，直接击中了儒家学说的要害。李大钊进一步指出孔教的反动本质是“保护君主政治偶像”“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因此他立场鲜明地提出“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3]56他大声疾呼，奔走相告，鼓励新时代的广大年轻人要“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4]38李大钊明确表示“吾人为谋新生活之便利，新道德之进展……虽冒毁圣非法之名，亦所不恤”[3]80。这充分表达了李大钊与孔教势不两立的决心。
李大钊认为宇宙是“无始无终的自然存在”，由宇宙产生的一切现象，都要按照自然法“渐次发生渐次变化”[3]79，道德也要随着社会的自然进化而进化。据此李大钊指出孔子“其人已为残骸枯骨，其学说之精神已不适应于今日之时代精神”，[3]80“孔子者，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也。宪法者，现代国民之血气精神也”“今以专制护符之孔子，入于自由证券之宪法，则其宪法将萌芽专制之宪法，非为孕育自由之宪法也”[3]77。通过严密的论证，李大钊否定了孔子学说存在的价值，从而使“国教”之说不攻自破。
综上可知，李大钊这时的思想是以进化论作为武器，批判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的。他对于社会进化只从一般意义上来解释，还不能够了解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因此，他只是抽象地批判孔家的伦理道德，没有说明儒家学说存在的社会根源，所以对尊孔复古派的批判就显出理论上不足，说理性不强。
十月革命后，李大钊独辟蹊径，最早抛弃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封建专制统治和孔子学说作了较为正确的分析。他指出：“孔子学说之所以支配中国人心长达两千多年，正是因为其适应了中国自封建时代以来长期存在且未有任何变化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并与宗法制度紧密结合，构成了封建统治的经济和精神基础。”李大钊进一步强调：“中国经济一旦变动，中国封建家族制度将会逐步瓦解，‘三纲五常’等封建糟粕思想最终退出历史舞台自然也是不可避免的。”这种从经济上解释孔子儒学的存在、消亡的方法，戳穿了孔家学说“神圣”的外衣，使人耳目一新。当然，李大钊对于唯物主义的运用还有不够准确的地方，但是他的论述已远远高出当时思想论坛上其他人的见解。
还应该提到的一点是：李大钊并不完全否定孔子的历史作用，而是从历史的考察中肯定孔子学说的价值。他指出：“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确足以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3]79。他进一步讲到“故余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者也。”[3]80这一科学地对待孔子儒学的态度，比较合乎历史的实际，既沉重打击了尊孔复古派，又论证严密无懈可击，由此反映出李大钊严密的思维逻辑和高超的斗争艺术。
在东西文化运动倡导者与尊孔复古派激烈交锋时，《东方》杂志以“不偏不倚”的面目出现，在“调和东西文化”的名义下主张保存中国旧文化，反对新文化。《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根据东西方地理环境的不同，将东西文化概括成“静”的文明和“动”的文明，认为现在西方“动”的文明已露弊端，“西洋诸国日以其科学所发明之利器戕火其同类，悲惨剧烈之状态，不但为吾国历史之所无，亦且为世界从来所未有”，而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固有文化提供了举国上下衡量是非的统一标准，因此主张用“中国固有静的文明”来救济“西洋文明之弊”。李大钊也把东西文明概括为“静”“动”的文明，但比较的结果却迥然有异。
1917年，李大钊发表了《动的生活与静的生活》一文，以“动”“静”及其相互关系为东西方文明之特质，并勉励当下中国的青年学子努力，让“我国家由静的国家变而为动的国家，我民族由静的民族变而为动的民族，我之文明由静的文明变而为动的文明，我之生活由静的生活变而为动的生活。”[5]96第二年，李大钊又撰写了《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一文，在文中他列举多方面事物的二元对立现象，具体论证“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之说。李大钊从地理环境的角度解释了“动”“静”的原因。他说，东方民族是“南道文明”，西方文明是“北道文明”。由于“南道得太阳之恩惠多，受自然之赐予厚，故其文明为与自然和解，与同类和解之文明”，而“北道得太阳之恩惠少，受自然之赐予啬，故其文明为与自然奋斗，与同类奋斗之文明”[6]212。南道民族由于“自然之富，物產之丰”，所以多为定居的农业民族;北道民族则由于“自然之赐予甚乏”，所以多成为迁徙流动的游牧工商民族。
这样就形成了中西方不同面向的国民性：“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一为苟安的，一为突进的;一为因袭的，一为创造的;一为保守的，一为进步的;一为直觉的，一为理智的;一为空想的，一为体验的;一为艺术的，一为科学的;一为精神的，一为物质的;一为灵的，一为肉的;一为向天的，一为立地的;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征服自然的。”[6]213正是因为中国是定居的农业民族，家族不断繁衍生息，所以实行“家族主义”;而西方主要是从事游牧工商业的民族，家族成分单一，所以推行“个人主义”。此外，从性别比例来说，中国女子比男子多，因而推行一夫多妻制，而逐渐形成重男轻女的陋习;而在西方，女子比男子少，所以严格执行一夫一妻制，切实保障妇女应有的权利。
李大钊认为东西文明区别很大：“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支配自然的。”在思想上东方人“以个性生存不甚重要，则事事一听之天命”，西方人“信人道能有进步，则可事一本自力以为创造”;就宗教信仰而言，“东方之宗教是解脱之宗教，西方之宗教是生活之宗教”;就伦理而言，“东方道德在个性灭却之维持，西方道德在个性解放之运动”;就政治而言，“东方想望英雄，其结果为专制统治，有世袭天子……西方依重国民，其结果为民主政治。”[2]57由此，李大钊认为中国封建文化有以下弱点：厌世的人生观;惰性太重;不尊重个性;轻侮妇女;缺乏同情心;偏重神权;专制主义盛行。因此，李大钊大声呼吁中国文明的弊端已经逐渐显现出来，现在要进行一次彻底的自我革新，这在当时如黄钟大吕，引人深思。
李大钊认为西方文化虽然也有缺点，但仍处于优势地位。他指出：“东方‘静的文明’已处于‘屈败之势’，而西方‘动的文明’则‘实居优越之域’，”[2]59因此，他力主向西方学习。李大钊强调西学先进于中学，主张学习西方，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中“静止的观念”“怠惰的态度”。但应该指出，李大钊在一定程度上是从地理环境决定论出发比较东西文明优劣的，这反映出李大钊在这一时期理论上的不成熟。
“五四”运动爆发后，中国“固有文明”受到更加猛烈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章士钊等守旧派提出了“新旧调合”的论调，以图保存旧文化。
新旧调合派强调可以汲取西方物质文明和科学技术的优秀部分，但也应重视自身的精神和道德文明形态。他们认为国故象“破布”、欧化象“破纸”，都可以用来造“新纸”，因此得出：“研究国故”“实欲制造新纸”的结论。章士钊保旧的思想更为明显，他说：“凡欲前进，必先自立根基。旧者根基也。不有旧，决不有新;不善于保旧，决不能迎新;不迎新之弊，止于不进化，不善于保旧之弊，则几于自杀”，因此提出“道德上复旧”甚于“物质上之开新”[2]的观点。他们以“新旧”文化不可分割对立为理由，否定进行新文化运动的必要，新文化运动的战士们立即起而应战。
但是在批驳“东西调和论”过程中，胡适等人偏执一端，主张全盘西化;陈独秀等仍然停留在对“旧道德”的鞭挞上，没有进行科学的理论分析。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批判“新旧调和派”的理论观点，认为人类社会一切精神的构造都是表层构造，只有物质的、经济的构造是这些表层构造的基础构造，不管身处哪个时代，如果经济上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定会发生变动。一切宗教、哲学、风俗习惯、政策、主义都随着物质的变动而变动。“道德”无非是人们日常生活的“法则”而已，时代生活变了，作为习惯法则的道德必然因之进化递变。由此李大钊得出结论：“物质若是开新，道德亦必是跟着开新”，因此他理直气壮地说：“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并不是几个青年凭空造出来的。”这些论证虽然不够完整，但明确肯定了道德是由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是随着社会物质生活变动而不断改变的。这种精辟的论述，给“东西文化调合派”以致命的打击，在理论上论证了新文化运动发生的历史必然性，因而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应该说明的是，李大钊虽然指出封建文化病入膏肓、不可救药，号召人们学习西方，但他并不提倡照搬照抄西方模式。他讲到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就如同推动世界不断进步的两大机轴，也像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一样，缺一不可，二者各有优劣，“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中。”因此不应该“妄为轩轾”。针对东西文化论争中抹杀传统文化全部价值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李大钊热情赞扬了中华民族在古代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他无不自豪地说：“中国于人类进步，已尝有伟大之贡献。其古代文明扩延于高丽，乃至日本，影响人类者甚大。”[2]68他对中华民族的崛起充满希望，“吾人深信民族可以复活，可以于世界文明为第二次大贡献。”这令人鼓舞、催人奋进的激扬文字，饱含爱国热情，闪烁着辩证的光芒。
四、结语
综观五四时期李大钊的东西文化观，可以看出：李大钊鞭挞了“非复辟不能救国”的尊孔复古派;批判了“物质开新、道德复旧”的东西调合派，批评了“非走西方文明的路不可”的全盘西化派，阐明了自由的东西文化观，从而促进了他的思想由进化论到阶级论的发展，奠定了由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实基础。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李大钊最终自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由此建立了一种崭新的东西文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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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的论文篇八
——论中国近代革
[摘要]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也是一部中国人民为求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民族奋斗史。民族民主革命是他的主题，旧、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他的内容。回顾中国近代史，探索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历程。
[关键词]中国近代史、民族民主革命、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族主义革命。
中国的近现代发展史，是一卷被鲜血浸满鲜血又惨遭蹂躏的长卷。中国人民饱受列强的欺压与凌辱，深受国弱民贫的危害。鸦片战争的屈辱、联军侵华的无奈、日本扩张的悲惨遭遇„„但同时，就其本质与主流上来说，中国近现代史又是中国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民族民主革命、艰苦探索的历史。1840年，英国发动了世界知名的鸦片战争，中国历史的发展从此发生了巨大的转折。鸦片战争以前中过是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鸦片战争以后,通过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中国的主权遭到破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侵略特权,疯狂地向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逐渐把中国市场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逐步解体,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的社会矛盾也由阶级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革命任务也发生变化，由反对本国的封建统治转变为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反对本国封建统治的双重任务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鸦片战争掀开了中国近代史的第一页，也拉开了中国革命的序幕。面对帝国主义的入侵，我们不得不拿起武器，保卫自己的祖国，实现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
中国革命的目标是争取国家与民族的独立和富强，革命性质是民族民主革命。革命因为前后期的领导阶级分别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而又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族主义革命两个时期。
民主政治建设是一个国家实现近代化的重要内容。在我国明末清初开始出现了民主政治的启蒙思想；鸦片战争后, 随着西方政治思想的传入, 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了建立民主政治的探索, 都以失败告终。
旧民主主义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反对外国侵略和本国封建统治的革命。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的79年，即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人—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历史上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居住专制制度，是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但是中华民国却错误地将帝国主义列强当作了朋友，孙中山先生甚至发表了《告各友邦书》，承认各个不平等条约的有效，期望换来帝国主义的支持。这充分体现了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与妥协性。
尽管如此，中国的历史通过这次革命被改变了。我国的社会性质虽然没有改变，依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是辛亥革命成功地推翻了清政府，为中国的未来带来了希望。但毕竟由于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导致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事实证明资产阶级革命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然而就在这时，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西主义，中国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中国无产阶级是革命性最彻底的阶级，也因为如此才能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于是，又一批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发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此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走上了历史的舞台。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决定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道路在中国行不通，中国必须拥有一个新的救国阵营，有一场新的、来自于人民群众的民主革命，这样，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了！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其本质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无产阶级将“三民主义”取代的革命斗争，也是中国社会制度进步的象征。此次革命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19~1927）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并直接促成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新民主主义革命拥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此后，中国共产党不断发起工人暴动，反抗北洋政府统治。1924年国民党“一大”后，国民党与共产党实现第一次合作，促成1926年开始的北伐战争的胜利进行。1927年，在国民党右派的破坏和中共内部右倾错误思想的影响下，接连出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大革命宣告失败。
第二阶段（1927~1937）
这一阶段被称为“土地革命”时期。
由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开始，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群众打响了武装反抗反动派的第一枪。秋收起义后，确定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开辟了以井冈山为代表的无数农村革命根据地，并成功粉碎国民党数次“围剿”。1933年由于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影响，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开始工农红军被迫进行长征。1936年三大主力会师陕北，标志着长征的胜利结束。
在此期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东北并虎视眈眈、不断向南推进。中共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战；而国民党为了稳固政权采取了“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最终导致国土沦丧。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结局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初步形成。
第三阶段（1937~1945）
这一阶段被称为“抗日战争” 时期。
以“七七事变”为起点，中国人民进入了艰苦卓绝的八年全面抗战时期。以国共第二次合作为代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全国人民团结一心，最终打败了日本侵略者，维护了国家的主权独立，极大地提高了国际地位。中国在此后称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
第四阶段（1945~1949）
这一阶段被称为“解放战争”时期。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共进行重庆谈判，签订关于和平建国问题的协定（即“双十协定”）。1946年，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内战。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解放战争最终获得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除台湾、西藏以及港澳以外全部的大陆领土（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香港和澳门分别于1997、1999年回归祖国）。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即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中国近代史的结束，也结束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数千年来，中国的历史是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近百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又凭借坚船利炮，把中国一步步拖入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但是却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中国人民为了自由、民主、独立和统一整整奋斗了一个世纪，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从此，劳动人民成了新中国的主人。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标志着中国社会进入了新的时期。
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的革命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抵抗侵略的抗争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打倒帝国主义以实现民族解放、打倒封建主义以实现人民富强的斗争史。我们从中吸取了宝贵的经验。
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取得了红军长征的胜利 保存了党和红军的基干力量
4国共两党 合则两利 分则两伤 团结就是力量 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取胜的法宝 5落后就要挨打。
负的重任。当代社会要求我们有开阔的眼界和博大的胸襟，又要求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不迷惘，不惶惑。这就要求我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便是这个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相信年轻的我们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通过不断完善自己，一定能能够肩负起历史赋予振兴中华的神圣使命。
让我们铭记历史，开创未来。
[参考文献]
中国近代史的论文篇九
近代以来，世界上的帝国主义国家，几乎都曾欺凌过中国；而近代中国的反侵略战争，从1840年反对英国侵略的战争直到抗日战争前，无不以中国失败，被迫接受丧权辱国条约 结束。其根本原因，正如毛泽东所说，“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正因为如此，为了使中国在世界上站起来，为了使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的，富裕的生活，就必须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合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就必须改变中国经济技术落后的面貌，实现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富裕。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的这两大历史任务，就是这样被历史提出来的。
这两大历史任务的主题，内容与实现方式都不一样，不能互相替代，但又息息相关，不能分割。前一个任务为后一个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后一个任务是前一个任务的最终目的与必然要求。
历史表明，近代中国社会的两大历史任务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联系的。从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一任务看，要改变民族压迫和人民剥削的状况，必须从根本上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解决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问题；从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这一任务来看，要改变近代中国紧急和文化落后的状况，就要充分发展近代工业为主的社会生产力，解决生产力问题，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两大历史任务中，首先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因此，如何反对外国列强的侵略，摆脱封建专制统治，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解决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问题，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这个历史任务决定了近代中国革命既是反帝的民族革命，又是反封建的民族革命，是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统一。近代中国曾有不少人希望通过改良的途径挽救中国的危亡，提出新的方法和主张，但统统行不通不能从根本上给濒临危亡的中国指明正确的道路。太平天国起义的失败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有伟大的革命潜力；但他自身不能担负起领导反帝反封建斗争取得胜利的重任。单纯的农民战争不可能完成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洋务运动的失败表明：因洋务运动具有封建性，对外国具有依赖性，洋务运动的福安里具有腐朽性，所以地主阶级中的洋务派企图在维持封建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前提下，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以强求富，是一条走不通的道路，不能为中国摆脱贫弱找到出路。戊戌变法的失败表明：民族资产阶级不能担负起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维新派本身有局限性，他们不敢否定封建主义，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并且惧怕群众，这不但暴露了这个阶级的软弱性，同时也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企图通过统治者走自上而下的改良的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要想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富强，必须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合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此后，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进一步发展了起来。辛亥革命的失败表明：从根本上说，因为在帝国主义时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是行不通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弱点，错误，根源于中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没有能够救中国，先进的中国人需要进行新的探索，为新中国谋求新的出路。
在工人阶级政党产生以前，中国国民党及其前身在中国革命中起领导作用。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政府，但革命党人并未掌握政权，而是袁世凯掌握了政权。袁世凯死后，中国进入了军阀割据的时代，国民党与各地军阀展开了混战的局面。之后在抗日战争时期，有国民党地方军投降日本当伪军，解放战争时期为了保存实力而“出工不出力”以及后期的纷纷投诚，显示了国民党政权先天不足；并且不顾民生，民有群众基础；专制独裁进而挑起内战；领导无方，贪污腐败等，都说明了不能选择国民党为执政党。
日战争胜利后，民主党派提出了中间路线，它们所提倡的，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它们所主张的，实质上是旧民主主义的道路。而中国在战后所面临的是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尖锐斗争。客观形势决定了人们没有走中间路线的余地。持有中间想法的人们一接触到实际斗争，尤其是内战重起，就是它们只能在靠近共产党或靠近国民党中选择道路，而不能有其他的道路。所以第三条道路实行资产阶级共和国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194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这次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促成，维护抗日战争统一战线成为凝聚全民族力量的杰出组织者和鼓舞者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最富于献身精神的爱国主义，不怕流血牺牲的模范行为，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夺取抗战胜利的民族先锋。中国人民通过抗日战争的实践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各族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核心。正是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中国广大人民希望实现和平，民主，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中国共产党也希望通过和平的途径对中国进行政治改革，向新中国迈进。而国民党弃人民的利益于不顾，1946年6月，发动了内战。中国共产党积极迎战，以自卫战争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从根本上粉碎国民党统治集团。在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宣告延续了22年之久的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覆灭。随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和中国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了基本胜利。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是由于有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代表着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着整个中国华民族和全国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能够制定出适合中国情况的，符合中国人民利益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为中国人民的斗争指明正确的方向。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过程中始终英勇的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并能够依靠群众，赢得了广大人民的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革命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锻造出了有效的克敌制胜的武器，主要有三点：第一，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第二，坚持革命的武装斗争；第三，加强共产党自身的建设。人民民主专政中国的建设，标志着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这个历史人物的基本完成，这就为中国集中力量进行建设，以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创造了前提，开辟了道路。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为实现国家从财政经济的根本好转，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重抓了四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第二，领导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第三，巩固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第四，加强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中国共产党努力进行着上述工作并取得了显著成就，有力的证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能够经受住执政的考验的。
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艰苦奋斗，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第一，从争取经济独立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第二，从赢得政治独立到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第三，从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第四，从打破封锁到全方位对外开放；第五，从“小米加步枪”到逐步实现国防现代化。说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国从开始建设社会主义以来，尽管经历过严重的曲折，从总体上说，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基本建立，比如国民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从根本上解决了工业中“从无到有”的问题；二，人民生活水品的提高与文化，医疗，科技事业的发展，比如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和健康水品，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技成果；三，国际地位的提高与国际环境的改善；四，探索中形成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若干重要原则。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一，国民经济保持
中国近代史的论文篇十
摘要：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史上有重要的意义，是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奋起革命的一个里程碑！它发生于列强大肆入侵中国的艰难时代，清王朝处于最为没落的时候，孙中山带领全国的爱国青年掀起了这场革命。它使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由传统的封建帝制转换为较为先进的资产阶级专政。虽然这次革命没有成功，但它给中国带来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
关键词：专政；民主；孙中山；成功；革命
一、辛亥革命爆发的背景
1894年初，孙中山先生放弃了医学事业，面对中国的各种苦难，他毅然决然的投入到了革命事业中。这年，他拟写了《上李鸿章书》，提出了改革的纲领：“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尽其流。”这年六月他在天津没有得到李鸿章的借鉴，上书也没有被采纳。为此说：“怃然长叹……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
1、民族矛盾加深
1894年，发生了甲午中日战争，签订了《马关条约》，中国的殖民化程度进一步加深。1900年，爆发了义和团运动俄国占领东三省，不久，日俄利益发生冲突，由日俄瓜分东三省。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后与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列强进一步掠夺了中国的各项权益，加紧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侵略，妄图从精神上统治中国人民，以达到他们的目的。
2、“新政”的失败
1901年一月，清政府颁布所谓“整顿政事”的上谕，为了适应国内改革力量的强烈要求。但是新政并没有取得什么效果，一些民族资产阶级心怀不满，还有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已经感到无可忍受，对清政府不抱任何幻想。
3、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随着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数量的增多和规模的扩大，民族资产阶级及与他相联系的社会力量也有了明显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为了冲破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桎梏，发展资本主义，需要自己政治利益的代言人和经济利益的维护者。所以就形成了一批拥护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个知识分子群的出现与戊戌维新运动及20世纪初清政府新学堂、派留学生的措施有关。
二、辛亥革命的经过发展
从1895年至1911年间，兴中会以及后来的同盟会先后发动了十次的起义，而其他革命组织自立军、光复会等亦发动多次起义。这十多次的起义虽仅昙花一现，但却在全中国种下了革命的种子。
1895年，爆发了第一次广州起义，但是由于事机泄露，第一次广州起义宣告失败，孙中山及杨衢云则被清廷通缉。此后孙中山流亡海外宣传革命筹集资费；1900年爆发了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多数领导者被杀头；1900年孙中山领导了惠州起义，起义军因粮绝弹尽而解散。孙中山被台湾日本当局送离境，回到日本。在此后的十年中爆发了大大小小的革命无数次。1911年孙中山领导了第二次广州起义(黄花岗起义)，起义队伍与清军展开激烈巷战，但最终因力量不敌而失败。
1911年5月9日，清政府颁布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定为政策”上谕，掀起了波澜壮阔的保路运动，要求清政府“收回成命”。以四川最为严重，于是从湖南调兵过来镇压，造成湖南防守空虚，为武昌起义创造了条件。十月十日，驻军武昌的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一月之内，有十三个省宣布脱离清政府的统治，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终于覆灭。十一月初十，孙中山以16票的绝对多数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孙中山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成立。一月三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二十八日，各省代表会议改组为临时参议院，成为临时政府的最高立法机关。1912年3月，临时参议院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法典。
然而，由于革命党的软弱性和妥协性，革命的果实终究被军阀势力所窃取。
三、辛亥革命的影响
1、政治影响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比较完全的革命，它彻底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开辟了中国的历史新纪元。虽然后来遭到北洋政府的压制，出现了张勋复辟和袁世凯称帝，他们不能颠覆人们心中的民主观念。
2、经济影响
南京政府成立后，孙中山颁布了一系列奖励工商业发展的规章制度，颁布了若干提倡和保护工商业的法令。制定了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政策，提高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刺激了人们发展民族工商业工业的热情，鼓励人民兴办实业，从事农垦；奖励华侨回国投资；要求各省成立实业公司，鼓励民间成立实业团体。在革命政府的奖励、推动下，一个兴办近代工业的热潮在全国范围内兴起，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来临。但是长期的分裂及战乱，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建设造成很大的阻碍。
3、文化影响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辛亥革命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它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就在打破了帝制政治的价值观和政治思想的同时，也对于中国传统以儒家为主的诸多价值观的权威性产生冲击，致使在其后的新文化运动中一度出现打倒孔孟、“全盘西化”等民族虚无主义思想。文化权威的消失，。也造成这一代知识分子产生前所未有的焦虑感，因此出现了大量的新思想。
4、社会影响
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传入了更多的西方物品，丰富了人民的业余生活。但是辛亥革命后的军阀割据，大量战乱及军人政治才使传统拥有知识和功名的士绅官僚力量渐衰，代之而起的是具军事背景的人物以及地方土匪恶霸。辛亥革命对于十八世纪后的人口剧增，清末的土地兼并以及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压迫和经济侵略等问题，没有从根本上改观。
总结：总的来说，虽然辛亥革命到最后是失败了，但它的作用是巨大的。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革先驱者所留下的不能泯灭的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精神值得我们所有人去学习。辛亥革命将会作为一颗明亮璀璨的明珠永远的记录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之中。
参考文献：
1、陈晨：《孙中山轶事》，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年，第242页
2、任知：《话说中国史5》，北京，燕山出版社，第136页
中国近代史的论文篇十一
摘要：《建党伟业》这部电影所叙述的故事自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拉开的辛亥革命开始，至1921年6、7月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时止，在这十年里，许许多多影响中国历史发展走向的著名事件都发生在这十年，比如：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护法战争、巴黎和会、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等等，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真正称得上是“风雷激荡”、“巨变迭起”。这部史诗巨著使我们在建党就是周年之时得以重温那段激动人心的历史，再次感受革命先辈在那段峥嵘岁月里的热血与激情，感受他们对共产主义事业崇高的信仰和不懈的追求。
《建党伟业》这部电影所叙述的故事是自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拉开的辛亥革命开始，至1921年6、7月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时止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段短短的十年时间内的历史故事与风云人物，它以毛泽东、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周恩来等第一批中国共产党党员为中心，讲述了他们在内有军阀混战、外受帝国主义欺辱这样风雨飘摇的时代，为国家民族的独立而赴汤蹈火的精彩故事，旨在向那些为革命奋斗牺牲的先烈们致敬，也提醒现代观众特别是党员们不要忘记那些新中国的开拓者们。观看完该片，我同大多数观看者一样，被深深感动，同时也深受启发。该片对于我们今天新时期的共产党员，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
首先，影片展现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中国革命选择中国共产党来完成其历史使命，不是偶然的，这是历史的必然。近代中国自鸦片战争开始，一直遭受列强入侵，逐渐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封建统治者对内镇压人民的反抗，对外卖国苟活，国将不国;中国各阶级的有识之士起来反抗，代表农民阶级的太平天国起义、代表地主阶级的洋务运动、代表上层资产阶级的戊戌变法和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辛亥革命，可谓风起云涌，但是，由于受阶级自身的局限所影响，或者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这些革命或者改革自救运动先后都失败。这表明，这些阶级所领导的革命和改革运动不能救中国，不能将中国救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苦难深渊。那么，中国的出路在何处?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决定，必须要有新阶级来领导新式的革命，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革命的重任带有历史的必然性地落到了先进阶级的身上，此时，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一批人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他们终于找到了革命的正确方向以苏维埃俄国为师，走社会主义道路，和指导革命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就这样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代表着先进阶级无产阶级和千千万万劳苦大众的利益，他们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剥削和压迫，天生具有彻底的革命性，又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加上与农民有着天然的同盟，这些优势就决定了革命的光明前途。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从此在她的领导下，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建国伟业》教育我们，要做一个爱国家爱民族的人。唯有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才能安居乐业，才能享受到幸福美好的生活。在近代中国风雨如晦的年代里，民族遭受外敌蹂躏，丧权辱国的事屡见不鲜，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上，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却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原本想借此机会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却被列强拱手转让给日本。这让人何等的愤怒，何等的不平!但是，作为当时腐败的北洋军阀政府，又能怎么样呢?具有爱国良知的学生们终于不能忍受政府的无能，起来抗争，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爱国运动，痛打卖国贼，火烧赵家楼，却遭到政府的镇压，爱国工人和商界也联合起来援助学生的行动，最终迫使中国代表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时刻警示着中国人，必须热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必须实现民族独立，否则就会成为奴役的对象。这些参加五四运动的青年学生，其中就有许多人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奋斗终身。
《建党伟业》教育广大党员，应树立起远大理想，坚守信念，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而不断努力奋斗。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一大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就是怀着伟大的理想、崇高的追求，经历巨大的艰难险阻，冒着生命危险，顶着牢狱之灾，赴汤蹈火，忧国忧民，无所畏惧，真正表现出共产主义战士革命英雄主义的崇高品质，永远值得后人学习、敬仰、缅怀。对比之下，贪生怕死，动摇信念，最终难免为世人不齿，甚至沦落为千古罪人。陈公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本来参加党的成立大会的他被酒店里的枪杀案所吓倒，竟然忘记自己的使命，被妻子劝说潜回老家广东。从这里就可以窥见一个人的精神品质，历史也证实，后来陈公博叛党，投靠军阀陈炯明，然后又跑到国民党阵营里去了，再后来跟随汪精卫叛国投敌，沦为大汉奸，成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罪人，抗战胜利后最终被处决。这就是陈公博的下场，也值得后人警醒与深思。新时期的共产党员应继承和发扬革命先烈的高尚品质和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始终保持先进性，做好先锋带头作用，冲锋在前，享乐在后，舍小家为大家，创先争优，做好表率作用，唯有这样，才能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才能凝聚民心，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我们的事业才能取得成功。
《建党伟业》还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坚持与时俱进。时代的车轮总是滚滚向前，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民主共和是时代不可逆转的潮流，然而，少数逆历史大势者，违背民心搞复辟，下场自然悲惨。袁世凯妄图复辟帝制，结果做了八十三天的皇帝梦，在人民的唾骂声中抑郁而死;张勋复辟，也只上演了一回十二天的小丑闹剧就草草收场。这就说明，帝制时代在中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只能顺应潮流向前看，不能开历史倒车。新的历史时期也是如此，必须坚持与时俱进，否则必然会被时代淘汰出局。那么，就要做到：一是要弄清时代的主题是什么。当今时代，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就要维护和平、促进发展。二是要了解新生事物、接受新生事物，促进新生事物的成长。新生事物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它是应时代的发展要求而产生，是进步的。三是要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不竭的动力。只有开拓创新，我们的事业才会进步，才能在国际社会有着较强的竞争力，我们的国家民族才会屹立不倒。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学习历史，就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面向未来，促进发展。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过去，要牢记历史，因为这是一个民族的“魂”。中国共产党走过了九十年风风雨雨，她的丰功伟绩已载入史册，万古不朽。让我们携起手来，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牢记历史使命，坚持信念，开拓进取，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创造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而共同努力!
中国近代史的论文篇十二
关键词：封建民主成功窃取失败辨证
正文：
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以推翻帝国主义压迫，铲除封建制度。使中国成为真正的民国共和国为革命目的的辛亥革命可谓气势磅礴、震撼古今，一直以来人们指点评判、众说纷纭，其中褒贬各占、成败俱有，下面就让我们理性回眸一下，辨证地看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
辛亥革命是我国近代史上影响最大的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的统治，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在一定程度上辛亥革命是成功的。
首先，辛亥革命给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它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辛亥革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共和的权利，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无论谁想做皇帝，无论谁想复辟帝制，都在人民的反对下迅速垮台。
其次，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也就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不得不一再更换他们的在华代理人，但再也找不到能够控制全局的统治工具，再也无力在中国建立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
第三，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民国建立以后，国内实业集团纷纷成立，开工厂、设银行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有了显著的增长，无产阶级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
第四，辛亥革命对近代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对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起了推动作用。这一时期，亚洲出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
但是我们仍然从某个角度要说辛亥革命是一次失败的革命。辛亥革命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它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仸务，中国仍然被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所统治；中国人民没有真正获得民主自由的权利，国家也没有真正获得独立。然而辛亥革命的失败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的：
首先，辛亥革命的领导阶级是资产阶级革命派，而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的特点，即由于要生存而不得不反对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统治，因而具有革命性的特点；但同时由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充分，所以，民族资产阶级又不得不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产生依赖和妥协，因而他又具有妥协性的特点，这就决定了辛亥革命注定是一次失败的资产阶级革命，这也是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
其次，中国的封建势力根深蒂固，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可谓是力量强大，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竟然想以一己之力来推翻它，而不依靠和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这只能说是一种莫名的悲哀。
第三，和当时的国际背景有关，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正是帝国主义疯狂侵略和扩张的年代，帝国主义当然不愿意看到中国的强大，所以千方百计阻碍中国的革命，这注定了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无法取得成功。
总而言之，革命中出现了许多的问题，这充分地暴露出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当然，也有许多问题是在当时客观环境下必然会出现的，如封建阶级和外国势力的联合破坏，迫使革命党人将国民政府拱手让给袁世凯；当时农民受封建残余思想很深，不可能迅速接受革命思想；革命党难有建立和掌握一支军队的经济、政治和群众基础等。革命也是在与时俱进的。
辛亥革命最大的功绩应是它对后来历次革命的影响，它的成功同时也是失败的种种原因一直为后来的革命者所借鉴。大胆地说，正是有了辛亥革命开历史之先河，才会有新中国的建立，民主革命的胜利。所以说，从它本身而言，是成功一半，失败一半。但从它对后来中国革命的指导和影响来看，是值得我们赞扬的，而不是像很多人所说的那样是失败的、不成功的。
因此，我们认为，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革命的奠基石，我们切不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最终失败而否定辛亥革命本身取得的巨大成功，就像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不能因为后来的“热月政变”而否定其本身的胜利一样。我们应该以历史辨证的唯物主义观点去看待辛亥革命，既肯定它伟大的历史功绩，又不回避后来遭到的挫败，幵从中学习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辛亥革命将会成为中国滚滚历史长河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为后来的历史发展指明了一条金光大道。
中国近代史的论文篇十三
今年，我参加了河北省中小学教师全员培训，通过这么长时间的学习，对于初中历史教学如何贴近学生生活、如何更好的利用开发课堂资源，有了更深的理解，对于以后的教学将会有更大的帮助。下面将就课堂教学中出现的问题做一下总结。
(一)备课中的问题
我认为，高质量的“一次备课”是“二次备课”、“集体备课”编写“导学案”的前提和基础，没有有效的“一次备课”，后面的所有环节都是假的、空的、低效甚至无效的。
(二)作业中的问题
1.批改目的不明。2.重学轻练。3.要求宽松。4.追求结果，放弃过程。
(三)批改中的问题
1.缺少思考。2.机械呆板。3.目标偏移。
(四)展示中的问题
1.展示的内容缺少选择性。“导学案”中的内容一般可以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多数不理解的，一部分是少数不理解的，一部分是个别不理解的。展示应该是面向全班的，只有把多数同学都有教训值得吸取，有规律方法值得总结的题目拿出来展示，才能达到效益的最大化。
2.展示代表的选择没有针对性。参加展示的学生理应是代表了某题的某种错误类型的一个或几个学生，这种展示才对具有同类错误的学生具有教学作用。但是由于同样的原因，教师“两眼漆黑”，只好课上各小组组长指定代表进行课堂展示。组长盲目指定的结果，就有可能会出现该生展示的内容100%的正确，做错的学生不能从中吸取教训;也有可能全班只有一个或几个学生做错该题，让参与展示的多数学生浪费时间。
中国近代史的论文篇十四
1.韩非子“法治”思想的实质法律是君主治理天下的工具
2.楚汉战争的性质封建统治者争夺权位的斗争
3.我国南北朝时期的南北对峙的实质民主政权的对立
5.隋朝开创科举制，从实质上说是网罗人才，扩大统治基础的需要
6.科举制的实行，从本质上反映了封建制度日臻完善，当时社会经济发展，阶级关系变动
7.唐初实行租庸调制和中期实行两税法的相同实质封建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
8.“安史之乱”的实质地方割据势力同中央政府争夺最高治权
中国近代史的论文篇十五
高中的时候我们就在不但的学习历史，历史书上有很多和近代史纲要上面的内容是雷同的，在大学里面我很想不通，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又来重新学习这些东西，温故而知新，通过这些学习，我才更加了解一些历史的真相!
老师好象看出了我们的心思，他说：“别看你们历史学过好几遍，但我现在问你们几个问题，你们当中不一定有人能回答得上来。鸦片战争是哪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是哪年爆发的?这些问题算是简单的吧。谁能告诉我?”不出所料，听到这个问题后，全班同学都做低头苦思冥想状，半天都给不出回答。老师的这个问题让我意识到，虽然我们学的次数不少，但都没怎么用心。就算有些时候很用心，但等应付过考试后，就弃置不管了。现在脑子里的历史事件已所剩无几，跟当初没学过的一样。这样的学习是没有效果的，也没有意义。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学校安排我们再学一遍是合理的。他要我们记住：落后就要挨打!引申到我们身上就是：不求上进就会被淘汰!这次学习，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学!多了解些中国近现代史，做个合格的炎黄子孙。“落后就要挨打。”在我看来，这个道理贯穿着整个历史。回顾过去，无论是鸦片战争还是日寇侵华，无一不在印证着：昔日的中国因为懦弱而受尽欺凌。虽然我们现在已经变得强大，也也逐步得到了世界的认可，摘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但却不能轻易忘记这些灾难深重的屈辱史，在这段时间里，大大小小的帝国主义国家争相侵略我们，中国被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有几百个，中国人民在西方的侵略战争中一次又一次被打败。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是以号称当时的首号资本主义强国的英国在1840年发动的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为起点的，战败后，清政府还被迫签订了中国近代史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从此，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此后又签订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中英《虎门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等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批不平等条约，被迫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和外国协定关税，外国取得了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和在通商口岸传教等特权。这些条约给中国人民带来野蛮和屈辱。后来，英法在1856年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在抵抗失败后被迫和英法俄美四国签订了《天津条约》。此后又陆续有英法俄的《北京条约》、1885年中法的《中法新约》、1894年中日的《马关条约》、19八国联军的《辛丑条约》等等。一系列的侵华战争和大批的不平等条约，把中国推向灾难屈辱的深渊，造成了近代中国的贫穷和落后，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严重的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完整和领土完整，因此我们要牢记中国近代屈辱的历史，铭记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如果没有这些侵略战争，我想，中国的现状可能要好得多。大批的不平等条约不知道让我们中国人倒退了多少年。但是值得肯定的是，中国建国以后的发展十分迅速，我们几十年里就完成了别的国家要几百年才能完成的任务。就像我们从制造出第一辆“解放”牌汽车到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只用了七年的时间，但美国却要花去200年。虽然我们现在和美国、英国等国还有一些差距，但要考虑到两国不同的历史背景。其实，中国的历史，也是一部不屈不挠的抗争史。在西方列强野蛮侵略中国的同时，伟大的中华民族和不屈的华夏子孙，进行了一系列的抗争，有来自社会底层，也有来自清政府内部，有的是有组织的，有的是群众自发的。像林则徐、关天培、左宝贵、丁汝昌等批爱国将领的涌现，鼓舞了人民的斗志;广州三元里民众的自发的抗英斗争，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反抗精神;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给帝国主义主义势力造成沉重的打击，社会各阶层的团结一致，让人民看到了希望。最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为维护国家主权，19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波及全国，工人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条件。所以，不必去盲目崇拜美国、日本，我们应该崇拜我们中国人自己。还记得，小时侯，我学会的第一首歌是《社会主义好》，歌词的最后那一句“全国人民大团结，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相信所有的中国人也都听过《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些脍炙人口的歌曲并不是凭空编造的，它们的存在是有依据的。提到中国，又会忍不住想到让我们全体中国人自豪的“红军长征”。长征的年代已离我们远去，但“长征精神”却代代相传，就像是保存精神火种一样。长征途中许多脍炙人口的英雄故事常常在我们的心中荡漾，那种不屈不挠，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永雄气概，那种互帮互助、亲密团结的合作精神，那种严守纪律、全心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质，都无时无刻不在激励着我们前进。但在无数的光环下，还有许许多多同样出色的战士，他们或许没有令人们为之称赞的英勇事迹，但“长征精神”在他们身上，同样是熠熠生辉。在这里叙述一个长征故事——“一只印着‘谢’字的干粮袋”：这是发生在红军过草地途中的一个感人故事。有一位普通的红军叫做谢益先，过草地时，他分到了四斤干粮。在行军过程中，战士们看到了饿慌了的母子三人，小谢就瞒着队友，把自己的干粮袋给了他们，而他自己每天就吃些野菜、凉水充饥，最终，因体力不支，就这样走了。直到那母子三人来还这一只印着“谢”字的干粮袋时，部队的同志才明白了事情的原委……看了这个故事，心中感到无比沉重!谢益先明明知道，在茫茫草地上，哪怕是一小袋粮食，都是救命的“宝贝”，意味着一个人的生命!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是毅然把自己的粮食给了那位母亲;每天，自己在饥饿中煎熬，也不愿连累队友;甚至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在询问那母子三人的情况，在得知“他们很好”的回答后，嘴角才带着微笑，离开了人世……他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情谊，对战友的深厚情谊，都深深地震撼了我，让我看到了那世世代代都令我们铭记在心中的“长征精神”。二万五千里，在中国的土地上走了一圈，也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头走了一圈。我们红军历尽艰难，突破重围，翻雪山，过草地，渡赤水，还要飞夺泸定桥。
从1934年秋开始到1936年10月，这段历程在中国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为胜利树立起了一座无与伦比的里程碑。长征，对于我们新世纪的一代，或许已经太遥远了。我们未曾经历过这样的艰难困苦、这样的惊心动魄，但这段历史，还是带给我们无数的深思。种.种永垂不朽的“长征精神”，值得我们去揣摩，去学习。当然，在新世纪，在我们学生中，这些“长征精神”，需要在学习中发扬，在校园中发扬，在做人处事中发扬，在一点一滴的成长道路上发扬，在为祖国的建设中发扬。我们要将这些精神融入到自己的血液中，让这些瑰宝，成为生命中的一部分，使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接班者。历史，给我的带来震撼的不仅仅是长征，还有辛亥革命，百万雄师过长江，五四运动等等。在此就不一一叙述它们给我带来的是如何的感受了。知史可以明得失。
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大多可以从历史上找到经验或教训，这对于我们今后的为人处世是非常有意义的。学史使人明智，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的。以史为镜，可知兴替矣。
中国近代史的论文篇十六
从1840到1949，历史的车轮仿佛放慢了脚步，一天一天，我们过了1。每一天都惊心动魄，每一刻都危机四伏，每一次决策，每一次行动都关系着四万万人民的生死存亡。从来没有哪一个时代像这样紧张，从来没有哪一个时代像这样疯狂，当然也从来没有哪一个时代像这样威胁着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从慈禧到毛泽东，从李鸿章到周恩来，从受压迫受剥削到当家作主，从被列强踩在脚底到屹立东方……109年，我们创造了奇迹!
历史我们不能忘记，屈辱我们不能忘记，我们今天的和平与安宁，我们今天的幸福与和-谐，是建立在先人的鲜血和尸体之上的呀!
当我一次次带领我的学生走近中国近代那段历史时，我发现我对这段历史有了一些新的感受与认识。
第一堂上，曾问学生这样一个问题，“提到中国近代史，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屈辱”，95%的同学脱口而出。中国109年的近代史主线是屈辱吗?这是对中国近代史的误读，中国近代伴随着屈辱，但不是近代史的主线，中国近代史的主线是抗争和探索，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不屈不挠的抗争和前仆后继的探索，才有1949年的光明，如果屈辱是主线，中国早就亡国了。
为什么要学近现代史呢?因为它和今天的历史联系得最紧密，历史的昨天能为今天的历史提供很多的经验教训。为什么不学古代史呢?那是一段令所有中国人都自豪的历史。今天依然有一部分人沉浸于祖先给予我们的荣耀中，看看我们的近代史，祖先创造的文明，令我们汗颜。
中国近代史，以1840年英国武力打开中国国门为开端，以签订屈辱的条约宣告结束。看看西方人是如何把中国的四大发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侵略从海出而来，英国的战舰上，有中国的指南针，英国的大-炮装着中国的火药，最终的和约是在纸上签定(中国的造纸术)。中国人不该反思吗?我们祖先的发明，我们都发挥作用了吗?我们愧对于我们的祖先，拿着老祖先的东西四处炫耀，而不敢直面中国近代那段历史。鲁迅先生曾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在中国崛起的今天，我们需要反思历史。
在中国近代史上，失败比成功多。“勿以成败论英雄”。走进近代那段历史，感受时人的艰辛与不易。所以对中国近代史上抗争与探索的人们，应致以敬意。中华民族是不屈服的民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你我的血液里都有这种不屈服的精神。
中国近代最终选择革命的道路，是因为改革太艰辛。中国近代化的开端——洋务运动，后人颇多指责，认为步伐太慢，实际上当我们走进那段历史时，我们会发现，洋务派那些人在那个时代已经走在最前端，“中体西用”是当时最好的方式，不保留中体，西用也难以引入中国，正是在中体的掩护下，洋务运动进行了30多年，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的守旧势力太强大，高高在上的心理优越感在相当一段时间相当一部分人心理作祟。中国人的觉醒及正确的自我定位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甲午中日战争，中国的战败刺痛了中国人，维新志士以知识分子极大的热情与勇气，奔走呼告变法图强，进而直接投入到改良中国的_运动中。维新派要在中国走日本式的君主立宪的道路，必然要反传统，然而不能直接打出资本主义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康有为把孔子打扮一番，说他是改革的先锋，借以减少改革的阻力，利用传统反传统，反映出中国改革的不易。18，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鉴于中国处于亡国灭种的边缘，迫切希望一夜之间改变中国的现状，这种急切的心理使维新派的改革大刀阔斧，以致迅速失败。既使没有后来慈禧发动的戊戌政变，维新变法的失败也是注定的，改革力度太大，树敌过多，反对浪潮一波接一波。
中国近代需要快速变革，然而人们的心理未能跟上时代的发展，大数人的选择最终也成为历史的选择。
走近中国近代，用心去体味那段历史，留给我们的是太多的思考与反思。
我以为学习历史主要不在于记住了一些史实，当然这是必要的，但在进入大学后，更重要的在于，培养历史感，如何去感怀历史，诠释历史。
如果不用心去感悟，我们对历史就不会深切的感受，我们就仅仅是历史的旁观者。事实上，我们更应是历史的倾听者，创造者、见证者、诠释者、传承者。
让我们铭记中国近代那段历史，跟随着探索者的足迹继续前行，曾经创造了奇迹的中国人民，未来将创造新的奇迹。我们期待着，奋斗着。
中国近代史的论文篇十七
一.教育理念的不同。
1.精英教育发展成为全人发展的大众化教育。
在课程标准中，明确讲到其总体思路是“面向全体学生，使所有学生都能达到课程标准所规定的要求”。反映到教材的编写上，则抛弃了过去的“难、繁、偏、旧”的内容和专业化、成人化的内容，真正体现了义务教育的普及性、基础性和发展性的特点。
2.从注重内容的完整性、系统性、科学性的科学主义倾向转为更加注重人文主义，人文精神，注重科学和人文的整和。
在新的课标的课程目标设置上，更加强调情感、态度和价值观。要求“培养对祖国历史文化的认同感”“形成健全的人格和健康的审美情趣”、“培养承受挫折、适应生存环境的能力”等等。要求学生“学会生存”、“学会学习”、“学会关心”、“学会理解、宽容和尊重”、“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
3.从重视传授知识为主到重视培养创新人才，强调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创新意识
过去那种重知识轻能力的做法带来的弊端越来越为人门所认识到，在新的课改中就强调倡导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教学过程，勇于提出问题、学习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勇于反思并作出独立、独特的判断。鼓励教师创造性地探索新的教学途径。
4.从让学生掌握知识到留住学生的兴趣，让他们形成终身学习的习惯
“我们是系统的学系统的忘”。学完就忘，这是不止一人告诉我的尴尬事。可喜的是，新一轮的课程改革特别关注这个问题，要求课程的内容、教材的选择、教师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对学生的评价等都要有利于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的培养，有利于他们的终身学习。
5.让历史更贴近生活，让历史更贴近自我，强调学生的社会实践
“把握时代的脉搏”是这次历史课改的一大特色。改革要求将知识的构建和学生的个体世界紧密相连,将历史知识和社会实际相连，提倡生活即课程、自我即课程。
二.教学方法和观念的改变
1.有“传授型”向“导向型”的转换
以前课堂上的情况是：45分钟老师一个人讲完，滔滔不绝、一气呵成，还生怕学生没听够，生怕知识点没讲透，生怕考点没讲到。老师挺喜欢讲的一句话是：“只要你们跟着老师的上课、复习的步伐，你们一定能考一个好成绩”。学生则一个个无精打采，小话不断，呵欠连天。课改之后，老师的角色更多的象一个导演，在教学过程中起的是组织、引导、示范和协调的作用。我们要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引导学生学习，教会他们如何学习。将他们从被动接受知识和死记硬背中解脱出来，让他们积极、主动的学习知识，让他们改变“学历史只要背就行”的观念。
2.变结论式教学为过程教学，寓“学法指导”于教学过程之中
历史课本中有许多现成的结论，如“……的历史意义”“对……的评价”等，学生有的并不赞同，有的不明所然。这就要求教师将得出结论的过程、自己的思维过程尽量的暴露给学生，让他们主动参与到分析、讨论中来，引导他们主动发现和探究知识。
3.利用课本中的活动课和学习与探究内容，有计划的开展历史课的研究性学习。
新的历史课程改革在内容上和以前最大的不同是增加了许多的学习与探究的内容和4节活动课，这些内容不注重结果，注重的是学生的学习过程，鼓励学生参与教学、与他人合作、共同探讨、社会实践等活动。要达到理想的目的，教师必须在“导”字上下工夫了。
中国近代史的论文篇十八
同治十一年（1872年），李鸿章在《复议制造轮船未裁撤折》中称：“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末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光绪元年（1875年），李鸿章又在《筹议海防折》中称：“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数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未有之强敌”。
“三千余年一大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是李鸿章对于当时中国所面临形势的分析，“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则表明了当时中国所对峙的列强势力。可贵的是李鸿章他不同于保守的顽固派，他处在当时的阶段却能正确的看待晚晴所处的局势实为不易；他和一些洋务派更不同于顽固派，他们不仅看清了局势还敢于冒险尝试向前迈进开展了洋务运动，虽然并没有改变甲午中日战争的结局，但是促进了中国近代化，他们在当时迈出了这一步实属不易。
清朝也是历史上一个典型的由少数民族统治的政权，在鸦片战争的前期乃至鸦片战争后，一个不可被忽视的阶层值得被思考，那就是士大夫阶层。“闭关锁国”固然有着很大一方面的因素，但是鸦片战争开始后即使林则徐、魏源、黄爵滋等人已经认识到和西方列强的各方面差距后，清朝却没有马上实行变革，很大的原因在于士大夫阶层。“中国人的守旧性太重，我国文化有了几千年的历史，根深蒂固；文化是士大夫阶级的生命线，文化的动摇，就是士大夫饭碗的动摇；中国士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无论在哪个时代，总有少数人看事较远较清，但是他们怕清议的指摘，默而不言。短短几句话已经总结了清朝士大夫阶层大部分人麻木、迂腐等特点，鸦片战争后可以说不论军事还是政治上，都与列强有着很大的差距，双方对比之下，清朝统治下的中国真的是遇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强敌”。
鸦片战争前，对于如何对待列强，清政府内部就有了不一样的声音，主要分为抚夷派和剿夷派，也就是主和派与主战派。随着过程中的各种结果，道光帝也在主站主和间举棋不定，这也使得清政府内部派别争论更为激烈。
在道光帝决心迎战后，却出现用人失误的问题，从而引出不断失城的连锁反应。于是道光帝又倒向主和派一方，虽然中途有官员奋勇抵抗，但是道光帝一意妥协，最后耆英、伊里布与璞鼎查还是签订了《江宁条约》。
在这一过程中，主和派主要凸显的人物是琦善、伊里布、耆英等人，琦善的妥协态度则是建立在他亲身了解到了当时英国的军事实力后所下的态度，主战派别的官员中也不乏为了捍卫国家领土与主权但是不了解英国的官员，而期间道光帝所派不乏像奕山这样虚报奏折而导致对英国预估不实的官员，这些种种因素也导致了道光决策时忽主站，忽主和的不坚定立场。
从鸦片战争的过程来看，道光帝的举棋不定十分影响形势的走向，士大夫们在决策同时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会来源于揣摩圣意。其中固然有坚定站在主站或主和的坚定立场的官员，但也不乏与道光帝一样没有坚定决心的官员。如果道光帝坚定决心势必与英国决战至终，侵略者一路遭遇顽强的抵抗，他们也不一定能入侵的如此迅速。假使英国一开始的意图也许只是想要一个和平的条件与环境经商，那么清政府的不明确态度也给了英国一个可乘之机。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从古代史迈入近代史，同时鸦片战争也使得中国发生根本性变化。通过一系列条约，中国直接遭受到的侵犯包括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司法、关税等主权都开始丧失，传统的经济形态也被冲击。当然这些都是可以直接看到的影响，而更加深远的影响和隐患是，清廷为赔偿大额的白银增加的税费直接影响农民的利益得失，甚至沉重的赋税使他们无力支付。由于康乾盛世，使得清朝时期的人口大增，嘉庆九年（1804年）纂修的《巴陵县志》在讲到该地经济、人口分布和各行各业居民状况时写道：“十分其农，而佃种居其六。”农村百分之六十的人口是佃户，其余百分之四十，则是地主和自耕农。道光中编写的《江阴县志》，叙述该县风俗，说到“农之家十居**，农无田而佃于人者十居五六”。当时该地农业经济占统治地位，绝大多数居民是农业人口，而增加赋税会使得大多数的农民积贫积弱。另一方面列强在华开设工厂，会使得许多手工业者或者失业，或者沦为廉价劳动力，鸦片战争使得中国多数人口都陷入苦难的状态，也使得清政府陷入失威局面。
在鸦片战争后不久，清政府就迎来了大规模的起义运动，这其中最著名的则属“太平天国”运动。太平运动可以说是鸦片战争的产物，其参与运动的多数为农民阶级，源于鸦片战争后国内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太平军的发展速度也是十分迅速的，或许是因为洪秀全的“拜上帝会”使农民有了精神寄托，或许是因为《天朝田亩制度》，使农民有了希望与目标，无论如何太平天国的动向、举措和号召力都侧面反映了鸦片战争后清朝统治下的社会正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这种变化正朝着不可预估的方向发展，以一个不可预算的速度发展着，并且这些变化都一点点的成为清朝的隐患。
参考文献：
[1]蒋廷黻著.中国近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6.
中国近代史的论文篇十九
(1)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洋务派在中央以恭亲王奕讠斤为代表，在地方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为代表。
(2)口号和创办的主要企业：洋务运动前期以“自强”为口号，创办一批近代军事工业。有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左宗棠在福州创办的福州船政局等。后期以“求富”为口号，创办民用工业，如湖北织布官局、汉阳铁厂、李鸿章创办的轮船招商局等。
(3)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但它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工业企业，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为中国的近代化开辟了道路。
(4)船政学堂的内容要结合乡土历史。
2.知道“百日维新”的主要内容，认识戊戌变法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
北：在社会上起了思想启蒙作用。
p35：1895年春，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来，康有为、梁启超等联合应试举人，上书光绪帝，反对议和，请求变法，史称“公车上书”，维新变法运动就此拉开了序幕。
p37：186月，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这一年是农历戊戌年，又称“戊戌变法”。
3.武昌起义。
北p41：1910月10日晚，武昌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和士兵打响起义的第一枪。占领武昌城，取得首义胜利。
p42：此后，仅一个多月时间，全国就有十几个省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形成了席卷全国的革命浪潮。
4.孙中山的主要革命活动。
北p40：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这是第一个全国规模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三民主义成为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的旗帜。
p43：1911年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南京临时政府期间，孙中山发布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的法令，颁布了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5.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北p43：辛亥革命胜利意义：清朝的统治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崩溃，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终于结束。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
北p45：在陈独秀的率先倡导下，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一批知识分子，以《新青年》杂志和北京大学为主要阵地，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发起新文化运动。
p46：新文化运动激发了广大青年追求新思想的热情，促使人们冲破封建思想的罗网，探索救国救民的新出路，在近代中国掀起了一场思想解放的风暴。
中国近代史的论文篇二十
中国近代史从1840年开始到1949年结束。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是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整个中国近代史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历史。
中国近代史始自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止于1949年南京国民党政权覆亡，历经清王朝晚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时期、北洋军阀时期和国民政府时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渐形成到瓦解的历史。
19世纪中期，英、法等西方列强接连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不断遭到破坏，西方列强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激化。70年代以后，列强对华侵略加剧，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
鸦片战争前，中国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制国家。但由于清王朝这个封建地主政权腐朽没落、妄自尊大，固步自封，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逐渐落后。所以封建制度已危在旦夕。由于林则徐的虎门销烟,英国借机侵略中国,但其实质是为了打开中国市场,销售鸦片.1842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南京条约》，中国从此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向中国大量输出商品和资本，逐渐冲击着中国封建经济。
1840年，外国资本主义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一场场强加给中华民族的灾难。近百年来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对中国发动过一次甚至多次侵略战争。有公然入侵，也有不宣而战;有单独入侵，更有合伙劫掠，强迫中国签订了数以千计的不平等条约。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资本主义列强扶植封建势力作为统治中国的工具;蚕食和鲸吞中国领土;出兵控制，窃取中国军事要地;划分势力范围;控制重要通商口岸和建立租界;施行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通过战争勒索巨额赔款;在中国进行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外国资本主义列强推行的殖民主义，引起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巨烈动荡，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此，中国人民为摆脱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进行了长时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
1840年以来，亡国灭种的危机一直威胁着千年古国。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一代民族精英觉醒：魏源等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洪秀全领导的反清农民起义;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图强”;孙中山的国民革命。正是他们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挺身而出，为反对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同仇敌忾，英勇奋斗，前赴后继，拼搏不息，谱写了中国近代史上可歌可泣的悲壮篇章。
1851年，洪秀全领导号召农民在金田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1853年春，太平军占领南京，把南京改名为天京，定为都城，正式建立农民政权，同清朝对峙。1856年，太平军摧毁江南大营，解除了天京之围。太平天国在军事上达到了全盛时期。1864年夏，洪秀全病逝。不久，天京沦陷，太平天国运动失败。
1856年,英国提出修改中英《南京条约》，但遭清政府的拒绝.英国借此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次英法联军出兵侵略中国,美俄是帮凶.虽然第二次鸦片战争与鸦片无关,但其实质与鸦片战争一样,因此叫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后，清朝廷被迫于1858年先后与俄(6月13日)、美(6月18日)、英(6月26日)、法(6月27日)签订《天津条约》，与沙俄签订《瑷珲条约》。
1860年,英法联军再度攻占天津,一路烧杀抢劫,咸丰帝逃往承德避暑山庄,让他的弟弟恭亲王奕欣担任议和大臣,留守北京。接着英法联军洗劫并焚毁了北京西郊举世闻名的皇家园林圆明园，占领了北京。并强迫清政府签定《北京条约》。
19世纪60—90年代，洋务运动，以奕欣为首。发展中国军事、民用、教育等，中国资产阶级产生并且有所发展。1883—1885年，中法战争，签定《中法新约》，标志着中国西南的门户被打开了。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中,中国失败.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1900年,帝国主义国家为了镇压义和团起义,维护在中国的利益,发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它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沉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
中国人民为反抗列强侵略，争取民族独立，进行着英勇的斗争，开始了救亡图存的探索。以“自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资产阶级维新派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进行了维新变法运动。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新文化运动冲击了封建主义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开启了思想解放的闸门。中国在饱受列强欺凌、被迫开放的环境中不断进行着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变革，中国的近代化艰难起步，社会结构开始逐步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
1919年5月爆发了"五·四"学生爱国运动，6月初发展成为以工人阶级为主力的全国规模的群众爱国运动。"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开端。在这个运动中，中国无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1921年7月23日，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王烬美、邓恩铭、李达等代表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途因有法国特务监视，转入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继续举行)，中国共产党诞生了。
1919年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标志着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了国民革命运动的高涨。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国民党统治，进行工农武装革命，开始了中国革命道路的艰难探索。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华民族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1935年，日本发动华北事变，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全国主要矛盾。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七七事变，中华民族全面抗战从此开始。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终于第一次取得了近代以来反侵略战争的彻底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决战。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民主做出了很大努力，但是国民党政府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悍然发动内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三年多的解放战争，推翻了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标志着着近代史开始
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
1884中法战争
1895甲午中日战争
1898维新变法
1901八国联军侵华
1905同盟会成立、护国运动、护法运动、
1915新文化运动
1919五四运动
1921中国共产党成立
1924国共第一次合作建立，开始北伐
1937—1945抗日战争
1949。10。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现代史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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