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总结是对自己的成长和发展进行回顾和评估的重要手段。在写总结的过程中，要注重语言的精确性和准确性，避免模棱两可和表达不清。接下来是一些总结写作的建议和实用技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公益诉讼经验总结篇一
全国人大代表、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芮跃华14日表示，可以借鉴消费者保护和环境公益保护的实践做法，推动建立我国证券领域公益诉讼制度。他建议，通过推动修改相关立法或出台专门司法解释，明确符合法定条件的专门投资者服务保护组织作为原告，提起证券公益诉讼，探索我国资本市场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新机制，维护资本市场公共利益。
芮跃华是在参加湖北代表团小组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时作上述表示的。
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内幕交易、操纵市场、信披违法违规等传统类型案件持续呈高发态势，各类新型违法违规行为也不断涌现，侵犯证券市场投资者权益的事件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最高人民法院20xx年工作报告显示，20xx年审结虚假陈述、内幕交易等案件4238件。对此，芮跃华认为，建立证券期货市场投资者权益有效救济制度的需求迫切。
中小投资者占较大比重是我国资本市场市场结构的一个显著特征，未来几年主体结构也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由于中小投资者相对比较分散，力量较为薄弱，受损的投资者主要通过自发提起诉讼来进行个人维权。从实践情况来看，一方面，中小投资者通过自发诉讼维权面临诉讼期间长、成本高、成效低、取证难、担风险等难点，自身权益难以得到及时救济；另一方面，中小投资者因诉讼成本过高、专业能力不够、诉讼预期不明确等原因，维权动力不足，往往主动放弃维权，从而客观上降低了相关市场主体的违法成本，违法行为得不到有力震慑。
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在12日的记者会上指出，“只有保护好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才能促进中国资本市场稳健发展。”
芮跃华说，为进一步加强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工作，针对当前投资者维权难的问题，可以借鉴我国消费者保护和环境公益保护的实践做法，积极推动在证券领域建立公益诉讼制度。
所谓公益诉讼，一般是指由法律规定的机关或组织、个人，针对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或特定的他人利益的行为，为维护公益目的而提起的诉讼。我国《民事诉讼法》对公益诉讼作出了原则性规定，在消费者保护和环境保护等领域明确了特定专门组织发起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并进行了积极实践。20xx年福建法院审结了首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在证券领域开展公益诉讼，境外资本市场已有较为成熟的实践经验。
芮跃华建议，在证券法修改中加入专门条款，明确符合法定条件的专门投资者服务保护组织有权作为原告，针对侵害众多投资者利益的证券违法行为，以投资者服务保护机构的名义提起证券公益诉讼。通过发起证券公益诉讼，可以有效避免个人起诉时的“集体行动”困境，为众多受损投资者积极维权提供示范和引导，充分实现对违法行为的震慑作用，从而提高投资者权益救济效率，及时维护资本市场公共利益。
针对在目前现状下如何实现公益诉讼、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芮跃华认为，与证券公益诉讼类似，在现行法律框架下，支持诉讼也可以起到实现投资者权益及时有效救济的效果。公益诉讼一般是由专门机构作为原告发起诉讼，而支持诉讼则是专门机构作为投资者的代理人，支持投资者开展诉讼。
作为中国证监会批复成立的专司中小投资者保护服务的机构，目前投资者服务中心正研究探索面向中小投资者开展公益性支持诉讼，通过公职律师或者组织证券公益律师，作为投资者的诉讼代理人，支持中小投资者发起维权诉讼，为广大中小投资者维权起到示范和引导作用，净化资本市场环境。
公益诉讼经验总结篇二
前言
在当代中国的司法实践中，对有些带有行政公益诉讼性质的案件，法院在作出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的裁定中，常常有这样的表述：该案不属于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围，或者该案的原告并非本案的直接利害关系人或相对人。由于在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制度框架内还没有明确关于公民能够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规定，因此，法院作出的裁定是无可厚非的。
相对于一般意义上的行政诉讼，即私益诉讼，行政诉讼的原告若与案件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依法则不可以起诉,这是防止滥诉原则的必然结果。可是，如果有些主体侵犯了公共利益，公然违反普通法律或宪法时，在有关国家机关既不追究责任又不接受投诉，或虽接受投诉而不作处理时，在现行法律框架内，为保障和“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推进依法行政，维护司法公正，提高执法水平，确保法律的正确实施”，“完善诉讼程序，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报告），可否允许公民以原告的名义，以危及或损害社会公益的行政主体为被告向法院起诉？法院如何接受和支持公民以诉讼的方式来维护公共利益？中国建立公民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理论根据，现实依据是什么？有哪些因素障碍中国建立这种诉讼制度，如何根据中国的社会需求、文化传统、实际国情推进我国公民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等等，都引起了作者的兴趣。
本文主要利用实证研究、个案分析、文本分析、逻辑推导、比较等综合性的研究方法，从不同角度对公民行政公益诉讼进行比较系统的探讨：包括公民行政公益诉讼应得到司法救济；行政公益诉讼的概念及其特征；我国应建立公民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理由；我国建立公民行政公益诉讼的路径选择；我国建立公民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基本原则及其结论。
第一章行政公益诉讼的概念及其特征
为了阐明行政公益诉讼的概念及具特征，有必要对公共利益作进一番探讨，为讨论的进行铺就一个平台。
第一节公共利益的界定
“公共利益”或叫“公益”（publicwelfare）是有关社会公众的福祉和利益，或指属于社会的，公有公用的利益。它既区别于社会成员个体的利益，也不是社会个体成员利益的简单加总，而是全体社会成员利益的综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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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诉讼经验总结篇三
印度是一个极具鲜明个性的国家。任何一个到过印度的中国人，所见所闻都会与先前的想象发生或轻或重的碰撞，因为碰撞，而印象深刻，难以忘却。
印度自1992年实行改革开放，其经济发展落后于中国。但其公益诉讼制度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建立，正蓬勃发展，走在了中国的前面，在世界公益诉讼制度发展过程中起着先锋的作用。通过公益诉讼，其司法的触角进一步向社会的各个领域延伸，积极地回应社会的变化和社会现实的需求，从而推动社会的各项变革。
一
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在印度，诉讼的概念还仍然处于个人诉讼这种一对一式的初步发展阶段。诉讼的提起还是受到损害的个人的特权。即便如此，这一特权的行使还受到个人所获资源的极大限制。几乎没有集体的力量来处理诸如消费者利益、被社会边缘化的群体的权利保护等涉及到公共利益的问题。到了七十年代末期，情况发生了变化。1975年6月，英迪拉・甘地领导的国大党政府突然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在这之后的两年紧急状态期间，国家实行新闻审查，逮捕了成千上万的持不同政见者，无数弱势群体的权益受到了侵犯而无人顾及，剥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不合法行为到处在弥漫。另外，法律越来越发展成为一个利益驱动的职业，大多数印度公民支付不起律师费用而没有能力到法院去寻求权利救济。结果就造成了宪法和法律中所保障的权利和大多数的没有文化，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的公民之间毫无关系。紧急状态结束之后，新闻自由开始恢复，新闻媒体开始揭露社会中出现的镇压、暴力等侵犯人权的实践，这些都引起了律师、法官和社会工作者的关注。受到以上情况的激发，印度最高法院的两名大法官bhagwati和krishnaiyer于1977年提供了一份报告，建议有必要设立一种特别的诉讼形式。这种诉讼形式应该是为印度人民量身定制的。有人认为，这是对印度政府在紧急状态之后所处的合法性危机的一个直接反映，也有人认为这是印度弱势群体的抗议和不断增长的印度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开明思想的结合。这就是印度公益诉讼制度的开始。自此以后，这种由司法界的精英们创设的'法律制度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并在世界公益法发展中形成了自身的特点。实践证明，公益诉讼制度在印度获得了相比美国更大的成功。
二
历史上，印度经历了英国长达190年的殖民统治。它继承了英国的法律制度，属于普通法系国家。在印度的任何成文法律中都没有规定公益诉讼制度，它是通过判例逐步发展起来的。
[1][2][3]
公益诉讼经验总结篇四
对公共利益及其保护机制的分析，实际上已经暗含了对公益诉讼内涵的理解。本文认为，公益诉讼是与私益诉讼相对而言的概念，它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和相关的团体和个人，根据法律的授权，对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不特定的他人利益的行为，向法院起诉，由法院依法追究相对人法律责任的诉讼活动。也就是说，公益诉讼是法院在当事人及其他参与人的参加下，按照法定程序，依法对于个人或组织提起的违法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进行审理并判决，以处理违法行为的活动。
根据上述定义，公益诉讼包括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这是按照适用的诉讼法的性质或者被诉对象(客体)的不同划分的;按照提起诉讼的主体公益诉讼可以划分为检察机关提起的公益诉讼、其他社会团体和个人提起的公益诉讼，前者称为民事公诉或行政公诉，后者称为一般公益诉讼。
不过，公益诉讼不是一种单独的诉讼形式，而是一种以诉讼目的为基准界定的概念，旨在描述检察机关、公益性团体或个人所进行的具有公益性质的诉讼活动。与维护个人和组织自身的合法权益的私益诉讼相比较，公益诉讼的诉讼目的是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经法律授权，可依法行使诉讼权利，并保证人民法院查明事实、分清是非、正确适用法律、及时审理违法案件、确认权利义务关系，制裁违法行为，以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公益诉讼当事人中的原告既可以是直接受到违法行为侵害的社会组织和个人，也可以是没有直接受到违法行为侵害的社会组织和个人。即只要行为人的违法行为侵害了国家利益，或者侵害了社会管理秩序，对国家或不特定的人的合法权益构成损害或具有潜在的损害可能，任何组织或个人都有权代表国家起诉违法者，以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秩序。无直接利害关系的人之所以有权起诉违法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主要因为，原告作为国家主人，有权利也有义务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同时，国家、社会和个人(或组织)的利益是一致的，三者的关系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独立。侵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必然有个体利益受到损害。因此，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实际上是维护个体利益。如果一个诉讼是出于维护公益的`的目的而提起的，既实现了公共利益，同时也满足了当事人的愿望，这样的诉讼也应该属于公益诉讼范畴。
基于罗马法“诸法合一”“民刑不分”的立法体例，公益诉讼并未分为刑事、民事等方面的公益诉讼。只是近代，诸法分离，公益诉讼制度也有了相对具体的划分，诸如：刑事公益诉讼、经济公益诉讼、行政公益诉讼、劳动公益诉讼、民事公益诉讼等等。
因此，公益诉讼应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公益诉讼泛指一切为维护公共利益而提起的诉讼，它既包括国家机关代表国家以自己的名义提起的为维护公共利益的诉讼：也包括公民、法人和一切非法人组织以自己的名义提起的为维护公共利益的诉讼。而狭义的公益诉讼则仅指国家机关代表国家以国家名义提起的为维护公共利益的诉讼。就目前中国的司法实践来看，仅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狭义公益诉讼，即：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对犯罪嫌疑人提起的公诉，但是否可以由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目前理论界争议颇多，尚无定论。中国目前仅在诉讼领域开展了有益的尝试。例如：在私分国有资产一案中，人民检-察-院作为民事主体参与其间，为国家挽回损失，行使公益诉权。
公益诉讼经验总结篇五
一、行政公益诉讼的概念
界定行政公益诉讼关键要解决好两个问题：第一，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包括哪些对象；第二，行政公益诉讼的范围包括哪些。而在这两个问题上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要特别注意区分行政公益诉讼和行政公诉。
笔者认为，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就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其所诉的对象就是侵犯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而行政公诉的原告就是特定的国家机关（在我国可以将该项职权赋予检察机关），其所诉的对象主要是侵犯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也可以是一定条件下侵犯私人利益的行政行为。
二、现行行政诉讼制度中公益诉讼的缺失
有学者认为，只要我们调整行政诉讼实践的思路，充分挖掘现有法律条文的内涵，再辅之以相应的司法解释，我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是可以扩充到受理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的。
笔者却不这样认为，新司法解释的所有规定都不能超越《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宗旨。现在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我们的《行政诉讼法》在许多方面的规定是有欠缺的，不适应行政诉讼实践的发展。但这些问题的解决绝对不能通过司法解释的方法来解决。它需要一个完整的体系，需要从最初的受案范围到最后的裁判方式是相互联系且完整的，它必须由行政讼法的完善来解决。
三、关于我国建立行政公益诉讼的可行性
在我国开放行政公益诉讼在理论上并无多大障碍。其理由如下：
第一，从根本上讲，公益诉讼不过是传统私益诉讼对公益保护的深化，两者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实质上一切诉讼也都维护着社会的公共利益，所以在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时，赋予个人与社会组织提起公益诉讼当不违背诉讼法的价值理念。
第二，依法行政的利益远远大于滥诉的不益。开放行政公益诉讼肯定会增加行政诉讼案件的数量，但不计成本而去滥诉的可能性是极小的。
第三，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上规定的抗诉制度，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行政公益诉讼与我国行政诉讼理论和制度的兼容性。行政抗诉制度存在的基础是公共利益，基于公益需要提起行政诉讼并不违背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的基本精神。
四、制定并完善我国行政公益诉讼框架的几点建议
（一）防止因行政公益诉讼制度而产生滥诉
借鉴行政诉讼制度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有益经验，防止滥诉情形发生的措施就是设置一定的前置程序，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在受案范围上，限定在法律特别规定的范围内。如我国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第9条规定：“人民为维护公益，就无关自己权利及法律上利益之事项，对于行政机关之违法行政，得提起行政诉讼。但以法律有特别规定为限。”至于我国将在哪些方面由法律规定行政公益诉讼事项，则可根据该事项对公共利益造成损害的可能性和危害性、人民法院的审判能力、行政机关的法治水平等具体情况，逐步规定和完善。
第二，在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前，必须先向有关行政机关提出相应请求。即只有当有关行政机关在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出有关请求后，该作为的`仍然不作为，不该作为的仍然不停止作为。此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可以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二）准确界定行政公益诉讼中的公益概念
关于公益，有学者认为，就我国的情况来说，可以分为国家公共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公众或者群体公共利益、公平竞争的公共秩序等。有学者认为，可以采用四分法对利益进行分类。
笔者认为，行政公益诉讼中的公益，从范围上来讲包括国家利益和严格意义上的公共利益。从内容上来讲，则是指根据一般情况无法确认具体受益人数量的利益，即利益对象的不确定性。如果根据一般情况能够确定受益人的数量，则可以通过共同诉讼或者集团诉讼的方式来启动一般行政诉讼。
（三）明确确定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与受案范围
在行政诉讼中原告和受案范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关于行政公益诉讼中的原告，综观域外的理论与实践，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还是采用二元式的启动方式为好，即不仅赋予国家机关（在我国应确定为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权利，而且赋予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权利。
关于行政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虽然从理论上来讲应当将所有侵害公共利益的违法行政行为均纳入其中，但是在实践中必须留有余地。在以后确立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时，关于受案范围之条款，如上所说，不妨借鉴我国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第9条之规定。即先是概括性规定行政公益诉讼，接着规定只限于法律规定的事项。
（四）合理分配行政公益诉讼中的举证责任
行政诉讼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实行举证责任的倒置，即被告举证。在行政诉讼中原告只是根据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对一些程序性和辅助性的事项承担证明责任。
公益诉讼经验总结篇六
诉讼要求人民法院进行审查相关机关所进行的具体行政行为。
第三，提起诉讼的条件。
该条件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存在现实的危害公益的行政行为，二是并非以条件现实存在的受到相关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而被侵害的事实为基础，一旦社会公益即将受到侵犯，我们就具备作出公益诉讼的先决条件，也就是说，行政公益诉讼很大程度上是将社会利益可能受到侵害进行了预防。
公益诉讼经验总结篇七
而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及发展，各类民事公益违法行为呈现出“潘多拉盒子”打开时的“壮观”场面。具体表现在：(一)通过非法手段侵害、破坏、浪费公有资产，特别是国有资产的事件层出不穷，数额越来越大，可谓“举国震惊”、“世界瞩目”。(二)垄断、限制竞争、不正当竞争、侵犯消费者权益，价格违法等公益违法行为充斥于中华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三)环境污染等各类公害事件此伏彼起。针对这些痛心疾首的各类民事公益违法行为，中国加大了行政执法的力度。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些行政机关的权力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行使和发挥，“挂一漏万”似乎成了行政执法的一大特色风景。针对行政机关“挂一漏万”，作为保护国家、社会公共利益最后一道防线的司法权和司法机关却只能“隔岸观火”，而侠义之士的“路人”又难以“拔刀相助”。大家只好一起听任这种抽象的国家、社会公共利益或“小额多数”的“易腐权利”腐烂下去。本文即试从人公益诉讼的特征及目前的中国的法律现状论述中国公益诉讼制度构建的可行性。
公益诉讼经验总结篇八
行政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彭灵侠
关于行政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学者们的观点各有不同。笔者认为，应当明确受案范围不能只大致界定在损害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上，而是应当以列举的方式将其限定在经常性发生且影响较大的领域之中。
1.损害公共利益的行政作为行为。
行政作为行为侵犯了公共利益，但是行政相对人却从中获益。从目前的社会发展来看，这种行为主要有三种情况：第一，损害环境的行政作为行为。行政主体为了追求短期的经济效益或者所谓的政绩，在批准建设用地、开发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时，违法出让土地的使用权，对一些重度污染但是可以带来税收等经济利益的企业，违反相关法律，颁发生产经营的许可证，过度发放砍伐林木的许可证以及开采矿产资源的许可证，进行城市规划时，没有经过合理地论证，破坏了自然环境以及文化古迹；第二，违法减免税的行为。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公共财政支出的来源。行政主体的违法行为，导致税收收入的减少，不利于国家公共项目的建设支出，损害了公众的利益，理应被纳入行政公益诉讼的范围；第三，行政主体滥用自身职权，将国有资产以不合理的低价进行转让甚至无偿转让。
2.损害公共利益的行政不作为。
对于行政主体损害公共利益的行政不作为行为。这种情况通常是指行政主体依职权应该做出相应的行为，而行政主体怠于行使以致使公共利益遭受损害。通过行政公益诉讼，将此纳入法院的审查范围，客观上可以督促行政主体依法行政，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从而更好的实现依法行政，()保护公共利益。因而，应该将造成公共利益损害的行政主体的不作为，纳入行政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之内。
3.行政主体损害公共利益的抽象行政行为。
目前，我国行政诉讼法并未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受案范围。抽象行政行为行政机关一般具有不特定对象性，因而影响更加广泛，而其反复适用性，则可能导致损害更为严重。若对抽象行政行为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可以在公共利益的损害造成之前，使其能够得到事前的救济。笔者认为对于即将建构的行政公益诉讼，可以对规章以下的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这样才能更好地对行政行为进行监督。规章以上的抽象行政行为是行政立法行为，应当由立法机关来进行监督，以避免权力的冲突和法律资源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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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诉讼经验总结篇九
“公地悲剧”是经济学界熟知的一个现象，也是一个广泛存在的现实。在外国，有人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取一块草地，草地被划分成几块分给牧羊人，但在中间留下了一块作为公共用地，每一个牧羊人都可以自由使用。结果，社会学者们发现，一年下来，被划分给个人的草地被有计划和节制地使用，而作为公共用地的草地却因为过度放牧而寸草不生。试验得出的结论是：由于每个人都有将自己的生存空间和资源向外拓展的天性，在公共利益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下，每个人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榨取公共资源为己所用。因此，处于无保护状态下的公共利益是最易受到侵害的。诉讼法理论认为，利益受到了损害，受害者就有权向法院起诉，请求司法救济，正如如果另一个牧羊人的羊群吃了你的草地，你可以要求他赔偿一样，但是，公共的草地从理论上而言属于所有的牧羊人，如果它的利益受到了损害，由谁来提起诉讼呢?随着社会公共领域延伸及公共事务数量的增长，人们国家的法律正面临着如是问题。公益诉讼是解决“公地悲剧”的一种诉讼手段，它在中国的出现和发展反映了公共利益保护的紧迫需要。
对于公益诉讼是什么，现在实务界和理论界内部和相互之间尚未达成共识。实务部门推动公益诉讼的主要是检察机关，它们大多主张的是民事公益公诉(或称为民事公诉)。在理论界，诉讼法学者分别从行政公益诉讼和民事公益诉讼两个方面进行着独立的研究，分别给出了民事公益诉讼或行政公益诉讼的定义。不过也有论者对公益诉讼下了较为完整的定义，但是在具体的论述中往往只是针对公益诉讼的民事公益诉讼或者行政公益诉讼展开讨论。
关于公益诉讼的定义，一种认为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和相关的组织和个人，根据法律的授权，对违反法律法规，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或特定的他人利益的行为，向法院起诉，由法院依法追究法律责任的活动。这种观点可以称为“救济对象广义说”。“广义说”中的另一种观点认为所谓他人利益是指“不特定的他人利益”。与广义说相对应，有人认为公益诉讼是指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可以根据法律法规的授权，对违反法律、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有权向法院起诉，由法院追究违法者法律责任的活动。这种观点可以称为“救济对象狭义说”。梁慧星教授认为：公益诉讼针对的行为损害的是社会公共利益，而没有直接损害原告的利益，因而与起诉人自己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诉讼。所谓“没有直接损害”一语，在这里要作狭义的解释，只是指没有“直接损害。当然，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最终是要损害个人的利益，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有天然的联系。
3元停车费公益诉讼
大多数观点认为能够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包括一般民众、社会团体和检察机关。值得探讨的是具备什么条件的个人和团体才是正当当事人，或者才是当事人适格。从公益诉讼的目的和性质看，似乎不应该施加过严格的限制，但是出于对滥讼的担心，要求对当事人以一定的标准做适当的防范控制。由于公益诉讼涉及的是公共利益，而且个人在诉讼中承担相关诉讼负担的能力有限，个人提起公益诉讼的积极性相对较弱，而组织，特别是公益性组织对于推动公益诉讼具有重要的意义。公益性组织是以促进和保护公共利益为宗旨的非赢利性组织，例如消费者协会、残疾人协会、少年儿童保护组织、动物保护组织以及公益性的律师事务所。由于公益性组织是为了推动和保护公共利益为目的，因此它们对相关公共利益更为关注，可以成为公益诉讼的积极推动者。因此，符合法定条件并符合本身章程目的的团体，应当具有公益诉讼的诉讼资格。
不过对于提起公益诉讼的一般公众和社会团体，是不是所提起的诉讼必须是与自己没有利害关系才算是公益诉讼这一点上，各种观点之间有一定分歧。换句话说，如果这个诉讼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进行的，但是诉讼本身的意义超出当事人自己私利的范围，具有社会的普遍性，诉讼的结果对公众利益影响较大，这样的案件是否可以划入公益诉讼的范围。对此存在两种观点，一种主观论，一种客观论。客观论认为诉讼的提起只要结果客观上促进公共利益的增进，这样的诉讼就应当被看作是公益诉讼;主观论认为原告提起诉讼如果主观上是为了个人利益而起诉的，虽然客观上对其他人也有利，不能认为是公益诉讼，必须主观上是为了公众利益起诉的才是公益诉讼。事实上，从前面对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讨论中人们知道，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往往相互交织，有些时候对诉讼的性质的判断完全根据当事人的主观目的判断不是最恰当的，只要诉讼活动的结果具有公益性质，应当视为公益诉讼。实际上，现在社会公众比较一致的观念都承认那种“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的诉讼是公益诉讼，在第一章中所介绍的公民个人提起的部分诉讼案例就是证明。因此，在公益诉讼的定义中对利害关系的强调要有适度的节制，即要允许无利害关系人提起公益诉讼，也认可有利害关系人提起的公益诉讼。
公益诉讼经验总结篇十
我国司法界多位官员和学者指出，我国前颁布实施的《行政诉讼法》，其制度安排难以完全适应今天的现实需要，迫切需要进一步加以修改与完善。其中，拓宽原告资格，增加行政公益诉讼也成了学者讨论的一个热点。（《中国青年报》4月5日）
行政公益诉讼是指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在公共利益受到违法的行政作为或不作为情形下，提起的行政诉讼。在目前我国现有的法律规定下，公民和社会团体提起的行政公益诉讼面临着法律上原告资格的障碍。依照我国现行的法律和司法解释，行政诉讼的原告必须是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或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当事人，而在违法行政行为侵犯的是不特定的多数人或没有特定的受害人只是公共利益时，一般公民和社会团体就没有原告的资格。
然而，现实却呼唤行政公益诉讼。10月，浙江省台州市著名画家严正学就状告台州市椒江区文体局纵容支持歌舞厅、夜总会在小学校门口经营，并为色情表演提供场地。法院就以严正学与具体行政行为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驳回其的诉讼请求。现实的需要与法律的规定凸显矛盾。
在这种情形下，笔者认为，在法律还没有修改以前，检察机关应当首先践行行政公益诉讼，为法律的修改摸索道路。首先，从理论上讲，检察机关是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代理人，那么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公共利益时，检察机关应当被认为是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其次，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条也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所以说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也是检察机关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说，尽管法律上对于行政公益诉讼没有具体规定，但检察机关担当行政公益诉讼不存在理论和法律上的障碍，至少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反而，由检察机关先行担当行政公益诉讼有利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推进行社会的文明进步，并为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正式建立打下扎实的.基础。
在世界各国，行政公益诉讼都是一种正式的行政诉讼制度。在英国，检察总长代表国王，有权阻止一切违法行为，代表公共利益可以主动请求对行政行为实施司法审查，还可以在私人没有起诉资格时帮助私人申请司法审查，即检察长是原告，公民列为告发人。在德国也有类似的规定，域外的成功经验可以作为我们推行这项制度的借鉴。
因此，笔者认为，我们不仅要期待立法机关更多地征求民意，尽快修改法律，增加行政公益诉讼这一行政诉讼类型。我们也期待司法机关在法无明文规定亦不禁止时，在有利于社会文明进步的前提下，多做一些有益的摸索和改革，检察机关在行政公益诉讼的问题上应当身体力行，为制度的建立添砖加瓦。
公益诉讼经验总结篇十一
全国人大代表、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芮跃华表示，可以借鉴消费者保护和环境公益保护的实践做法，推动建立我国证券领域公益诉讼制度。他建议，通过推动修改相关立法或出台专门司法解释，明确符合法定条件的专门投资者服务保护组织作为原告，提起证券公益诉讼，探索我国资本市场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新机制，维护资本市场公共利益。
芮跃华是在参加湖北代表团小组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时作上述表示的。
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内幕交易、操纵市场、信披违法违规等传统类型案件持续呈高发态势，各类新型违法违规行为也不断涌现，侵犯证券市场投资者权益的事件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显示，20审结虚假陈述、内幕交易等案件4238件。
中小投资者占较大比重是我国资本市场市场结构的一个显著特征，未来几年主体结构也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由于中小投资者相对比较分散，力量较为薄弱，受损的投资者主要通过自发提起诉讼来进行个人维权。从实践情况来看，一方面，中小投资者通过自发诉讼维权面临诉讼期间长、成本高、成效低、取证难、担风险等难点，自身权益难以得到及时救济；另一方面，中小投资者因诉讼成本过高、专业能力不够、诉讼预期不明确等原因，维权动力不足，往往主动放弃维权，从而客观上降低了相关市场主体的违法成本，违法行为得不到有力震慑。
所谓公益诉讼，一般是指由法律规定的机关或组织、个人，针对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或特定的他人利益的行为，为维护公益目的而提起的诉讼。我国《民事诉讼法》对公益诉讼作出了原则性规定，在消费者保护和环境保护等领域明确了特定专门组织发起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并进行了积极实践。年福建法院审结了首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在证券领域开展公益诉讼，境外资本市场已有较为成熟的实践经验。
芮跃华建议，在证券法修改中加入专门条款，明确符合法定条件的专门投资者服务保护组织有权作为原告，针对侵害众多投资者利益的证券违法行为，以投资者服务保护机构的名义提起证券公益诉讼。通过发起证券公益诉讼，可以有效避免个人起诉时的“集体行动”困境，为众多受损投资者积极维权提供示范和引导，充分实现对违法行为的震慑作用，从而提高投资者权益救济效率，及时维护资本市场公共利益。
针对在目前现状下如何实现公益诉讼、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芮跃华认为，与证券公益诉讼类似，在现行法律框架下，支持诉讼也可以起到实现投资者权益及时有效救济的效果。公益诉讼一般是由专门机构作为原告发起诉讼，而支持诉讼则是专门机构作为投资者的代理人，支持投资者开展诉讼。
作为中国证监会批复成立的专司中小投资者保护服务的机构，目前投资者服务中心正研究探索面向中小投资者开展公益性支持诉讼，通过公职律师或者组织证券公益律师，作为投资者的诉讼代理人，支持中小投资者发起维权诉讼，为广大中小投资者维权起到示范和引导作用，净化资本市场环境。
[推动建立证券公益诉讼制度]
公益诉讼经验总结篇十二
摘要：近年来，行政公益诉讼成了法律界的一个热点问题。
在古罗马时代就存在的公益诉讼，经历了美国这一现代公益诉讼制度创始国以及法国越权之诉、日本民众之诉的发展，已成为了公民基本权利和社会公益的司法保障，同时也成为了国家权力的限制制约。
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在我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但是在当代中国的行政诉讼法实践中，很多带有公益诉讼性质的行政案件都因为各种理由而被法院拒之门外，人民法院往往做出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的裁定，但这种做法确实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在我国的行政诉讼法中并没有完全确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
公益诉讼经验总结篇十三
第一段：引言介绍公益诉讼的概念和意义（约200字）
公益诉讼是指由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代表公共利益提起的与社会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诉讼。它是保障社会公共利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手段之一。作为一名从事公益诉讼的法律工作者，我认识到公益诉讼的重要性和挑战性，并有幸参与了一些关键案件的办理。在这个过程中，我积累了一些心得体会，希望通过本文与大家分享。
第二段：公益诉讼的挑战与困惑（约300字）
公益诉讼办案过程中，我面临了许多挑战与困惑。首先是法律知识储备的不足。因为公益诉讼领域的案例相对较少，相关的法律规定也不够完善，因此需要我们对各类法律知识进行深入研究和学习。此外，公益诉讼案件多涉及追责和赔偿，需要我们精心策划，充分调查和收集证据，确保案件有力地推进。但是，在案件办理过程中，我们常常会面临证据不足、维权意愿不强等问题，这给我们的办案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和困扰。
第三段：提高办案质量的重要举措（约300字）
为了提高公益诉讼的办案质量，我们需要采取一系列的重要举措。首先，加强团队合作，建立高效的协作机制。公益诉讼案件多涉及不同领域的专业知识，需要律师、调查人员和专业顾问等多方面的合作。因此，加强与相关部门和专家的沟通和合作，可以更好地提高办案效率和质量。其次，加强对案件的细致分析和研判。公益诉讼案件的特点在于复杂性和长期性，我们需要对案件进行全面的分析，找出案件的短板和难点，以便对策拟定和调整。最后，增加社会动员和舆论引导的力度。公益诉讼案件常常是对权益和公共利益的维护，因此需要广泛动员社会力量的支持和参与。在办案过程中，有效把握舆论导向，引导公众了解和关注案件的进展，对助力办案及诉求的实现具有重要作用。
第四段：成功办理公益诉讼案件的个人心得（约300字）
在公益诉讼案件的办理过程中，我总结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和方法。首先，注重与社会各界的沟通和建立良好的关系。通过与公益组织、媒体和其他相关方的交流和合作，可以为案件的成功办理提供更多的资源和支持。其次，加强对案件的细致调查和论证，确保案件有力地推进。公益诉讼案件通常具有较高的社会关注度，因此在调查和论证过程中，我们需审慎甄别证据，保证案件的真实性和可信度，以证据为依据，确保案件的胜诉。最后，注重向公众传递案件的价值和意义。公益诉讼案件的办理过程，不光是对权益的维护，更是对社会正义的追求。因此，在办案过程中，我们应及时向公众传递案件的价值和意义，引导公众对案件的关注和支持，最终实现案件合理诉求的实现。
第五段：结语总结公益诉讼办案的重要性和挑战性（约200字）
公益诉讼的办案过程既充满挑战，同时又充满意义。通过积极办理公益诉讼案件，我们不仅可以保障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平正义，还可以不断提高自身的法律水平和专业素养。公益诉讼是一项需要长期投入和坚持的工作，需要我们与社会各界携手共进，共同推动社会进步和法治建设的不断发展。我相信，在全体公益诉讼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公益诉讼工作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绩，为社会公众带来更多的福祉与公平。
公益诉讼经验总结篇十四
公益诉讼是指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而进行的诉讼活动。作为一种特殊的诉讼形式，公益诉讼旨在保护群众的合法权益，调整社会秩序。在参与公益诉讼的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了其重要意义和具体做法，以下是我的心得体会。
首先，公益诉讼是社会进步的重要保障。公益诉讼主要着眼于解决环境保护、消费者权益等方面的问题，通过法律手段维护公众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公正与进步。通过公益诉讼的推动，一些环境恶化、违法违规等问题得以解决，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如果没有公益诉讼这样的法律工具，一些环境问题可能会长期得不到解决，甚至加重社会矛盾。
其次，公益诉讼的意义在于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一些群体往往由于地位低下、信息不对称等原因，难以有效维护自身的权益。公益诉讼作为一种集体诉讼形式，能够有效为这些弱势群体争取到更多的公正待遇。比如，在某次公益诉讼中，我们代表一些农民工维权，最终取得了胜诉，工人们得到了应有的工资和福利待遇。这样的胜诉不仅能够化解社会矛盾，也能让更多的人群受益，增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公益诉讼的成功离不开社会力量的支持和参与。在公益诉讼中，我们经常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困难，但正是由于有了社会的力量和支持，我们才能够克服种种困难取得胜利。社会组织、律师志愿者等群体的参与，为公益诉讼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他们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法律援助和专业知识，为我们推动公益诉讼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公益诉讼的兴起需要各界人士的共同支持和参与，只有各方力量的统一合作，才能够推动公益诉讼事业向前发展。
另外，公益诉讼的过程中需要有坚定的信念和耐心。公益诉讼的过程中，我们往往会遭遇各种困难和挑战，可能会遇到政府部门的不合作、被告方的阻挠等问题。但正是在这些迎面而来的困难中，我们更需要坚持正义的信念，耐心地推进诉讼。尽管过程可能艰辛曲折，甚至会遭受一些损失，但只要有信念和耐心，最终我们依然能够取得胜利。而且，通过这样的奋斗与努力，我们也能够改变社会环境，为后续的公益诉讼事业铺平道路。
总之，公益诉讼是维护公众权益、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手段。通过公益诉讼，我们能够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促进社会公正与和谐。然而，公益诉讼的兴起离不开社会力量的支持和参与，需要各界人士积极行动起来。而在公益诉讼的过程中，我们也需要坚定信念、耐心奋斗，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公益诉讼对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具有重要意义，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关注并参与其中，共同推动社会的公正和进步。
公益诉讼经验总结篇十五
公益诉讼是指公益性质的诉讼行为，是为了捍卫社会公共利益而进行的一种司法补充措施。近年来，我国加大了公益诉讼力度，使得公共环境、社会秩序等问题得到了有效治理。在我参与公益诉讼的实践中，我深刻体会到了公益诉讼的重要性和特点。下面，我将在这篇文章中分享我的心得体会，从理论和案例两个方面进行阐述。
首先，公益诉讼对于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至关重要。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各种违法违规行为层出不穷，给公众带来的伤害日益严重。而仅仅依靠个人损害赔偿的诉讼方式，很难实现对违法行为的有效制约。公益诉讼的出现，使得社会公共利益得以通过集体诉讼来维护和保护。例如，在某个地区的一起环境污染案中，公益诉讼机构代表全体居民进行诉讼，最终赢得了胜诉。这种方式不仅能够保护公民的环境权益，还能够提醒污染企业增强环境意识，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其次，公益诉讼在实践中需要注意几个关键环节。首先是诉讼主体的选择，因为公益诉讼具有公共性和代表性的特点，因此选择具有公信力和公共影响力的机构或组织作为诉讼主体至关重要。其次是证据的收集和呈现，公益诉讼往往与大量的数据和事实相关，正确有效的呈现证据是成功的关键。再次是公益诉讼的目标和诉讼请求需要明确，要通过诉讼行为来达到具体的目标，例如保护某个生物的保护区，应该明确提出停止污染的请求。最后是公益诉讼结果的落地，仅仅通过胜诉是不够的，还需要监督执行，确保判决的有效履行，从而实现公益诉讼的目的。
在参与公益诉讼的实践中，我深刻认识到公益诉讼的重要性和困难之处。一方面，公益诉讼能够实现对违法行为的有效制约，捍卫社会公共利益，提高社会公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另一方面，公益诉讼在实践中遇到了一些困难和挑战。例如，公益诉讼需要大量的证据和数据支持，但获取这些证据和数据并不容易；公益诉讼的成本较高，需要充足的资金和人力资源；公益诉讼的立案门槛较高，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和要求。因此，公益诉讼需要诉讼机构、公民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才能够取得实质性的效果。
综上所述，公益诉讼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公益诉讼可以有效制约违法行为，保护公众的权益和福祉。在参与公益诉讼的实践中，我们要注意诉讼主体选择、证据收集和呈现、诉讼请求明确以及结果落地等关键环节。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公益诉讼的困难之处，需要有更多的资金、人力和条件的支持。只有在全社会共同参与、共同努力的情况下，公益诉讼才能发挥出最大的作用，促进社会的进步和法治的建设。
公益诉讼经验总结篇十六
公益诉讼制度是为纠正公共性违法行为，保护公共利益而采取的一项司法救济措施。其在国外已被广泛接受，并形成了较为成熟的诉讼制度。随着我国社会和法制的发展，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逐渐成为当前我国诉讼领域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设立不仅关系到我国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的有效维护，还有利于我国司法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公益诉讼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领域还可以说是一片盲区，当前已有很多学者开始了对公益诉讼制度的研究，但仍存在很多理论上的难题需要进一步加以探讨。
公益诉讼；公共利益；原告资格；受案范围
传统法学理论中一般不认为社会公共利益是一种独立的利益，比如边沁强调“社会所具有的利益不能独立于或对抗于个人的利益”，他认为社会利益只意味着“组成社会的各个成员的利益之总和”。但是否认社会公共利益独立存在的观点是不符合现代社会的客观实际的。因为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公共产品和公共权利是客观存在的，公共事务也是必不可少的。
需要强调的是，公共利益在不同社会关系领域、不同法律部门，各有侧重，各有不同表现。如在劳动法和消费者法方面，公共利益侧重于社会弱者的利益；在环境法和资源法方面，则侧重于社会资源的合理保存和利用；在刑法和治安法方面，公共利益的含义则侧重于社会秩序的和平与安全。
关于谁为适格原告的研究有很多，代表性的观点如：认为检察机关可以代表国家提起公益诉讼；消费者保护组织、环境保护组织等社会团体可以对该领域内发生的案件提起诉讼；公民个人也有权提起诉讼，但限制有二：应先向行政机关举报或投诉；应当提供有关证据。其中关于检察机关能否代表人民提起公益诉讼一直以来是一个研究热点，专门性研究文章有不少，如“公益诉讼”课题组著《检察机关提起和参与民事行政公益诉讼资格探讨）这些研究者普遍认为检察机关应当介人公益诉讼，并对如何介人也进行了一定的探讨。
（一）检察机关的公诉人资格。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在行政程序意义上的监督应该是全面的、完整的，现阶段的行政诉讼监督实际上是一种尝试性监督，具有不完整性。因此，完整的行政诉讼检察监督应当贯穿于整个行政诉讼活动，不仅包括对生效裁决提出抗诉的事后监督，而且包括对行政诉讼的事中监督以及对起诉活动的事前监督，即借鉴刑事公诉制度，当行政行为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时，由检察机关对行政机关提起行政公诉。
（二）公民的原告资格。当行政行为损害国家利益并不直接损害公民个人利益时，公民是否具有起诉资格？丹宁勋爵在《法律的训诫》一书中指出，普通的个人可以到法院进行起诉，只要他在正在进行的案件中有“充分利益”。可以说，面对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公民，如果不给予司法救济，仍将其拒绝于法院大门之外的话，这样的法律是令人怀疑也是令人感到悲哀的。
（三）社会团体的原告资格。社会团体是指具有某种共同目的、利益以及其他共同特征的人通过一定形式组合起来的互益组织，社会团体的主要功能是对成员利益及社会公益的维护，以及对政府活动的参与和监督。与公民个人的起诉资格相比，社会团体具有公益性团体优势，具有诉讼能力优势。
现实生活中，公益诉讼的困境之一就是法院以各种理由不予受理案件，公共利益因此而得不到维护和保障。所以多数研究者认为法院有必要拓宽受案范围。其受案范围大致可拓宽为：
（一）抽象行政行为。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把抽象行政行为作为司法审查的对象。随着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是大势所趋。由于抽象行政行为是针对不特定对象作出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其涉及面广，影响的相对人较多，允许对抽象行政行为提起公益诉讼，实现事前救济，可以避免事后无法救济的可能性，同时也符合诉讼经济的原则。
（二）行政不作为。根据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对不作为提起的行政诉讼，必须是这种不作为侵犯了相对人的个人利益。但是，当行政不作为侵犯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时，由于不存在明确的受到侵害的利害关系人，按照现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是无法得到救济的，而行政机关这种“不审讯、不予裁决，或拒绝审讯、拒绝裁决，与错误的裁决具有同样的危害性。”因此，这种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不作为，应当纳入公益行政诉讼的范围。
（三）公益性行政行为。由政府出资兴建公益设施、实施公益性行政行为的情况下，他人能否以资金浪费、违法使用或决策失误等为由对政府决定提起行政诉讼？有必要基于公共利益的维护，允许对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公益诉讼。
（四）授益性行政行为。现代社会中的每一种资源都具有有限性，对直接相对人的授益性行为，对于其他人来说，则往往表现为无益性或损益性。
（五）积极行政行为。积极行政行为就是要求行政机关依据法定职权，在不需要行政相对人申请的情况下即作出行政行为。相对来说，积极行政行为容易造成侵权，但是，当行政机关或其工作人员基于地区利益、部门利益和个人私利行政时，往往是借行政行为之名，以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为代价而为相对人谋取利益，出现行政机关与违法犯罪分子相勾结，以行政处罚等合法形式谋取非法利益，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更应置于公众监督之下。
从理论上分析，由于原告资格的扩大，便存在原告滥用诉讼权利的可能。但是，由于公益行政诉讼的案件范围是特殊限定的，仅限于对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提起的诉讼，因此，造成滥诉的可能性相对较小。即便如此，仍需要防止滥用诉权。如前所述，没有赋予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提起公益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便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除此之外，规定滥用诉权的侵权责任，也是防止滥用诉权的途径。
总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作为新型的制度，是非常复杂的制度。确立这一制度不仅要求理论上的探讨，更需要立法、司法上的重视和支持。尽管在我国要真正建立起这一制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需要社会各界更多的关注，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以及我国法治化进程的加快，必将推动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公益诉讼经验总结篇十七
公益诉讼，作为一种特殊的法律手段，旨在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生态环境，促进社会公正和谐的发展。我曾经参与了一次公益诉讼，深刻感受到了其重要性和价值。以下是我对公益诉讼的心得体会。
对于公益诉讼，我认为首先需要有敏锐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法律素养。在参与公益诉讼之前，我对法律的了解只停留在表面，只知道基本的法律常识，对诉讼程序和法律条文并不了解。因此，我花了大量的时间阅读相关的法律著作，掌握诉讼的基本流程以及判案的标准。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案件的具体情况和相关的法律原则，为诉讼的顺利进行提供有力的支持。
其次，公益诉讼需要坚定的信念和毅力。在公益诉讼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困难和挑战。有时候，正义与利益之间的冲突会让人感到迷茫和疲惫。然而，正是对社会公益事业的不懈追求，让我能够坚持下去。我坚信，只要心存正义，人人都可以成为公益的捍卫者。因此，在遭遇困境时，我为自己设定了目标，相信只要坚持不懈，最终一定会取得胜利。
另外，公益诉讼需要合作和团结。公益诉讼通常面临的是强大而有组织的对手，我们必须站在一个团结的整体中，共同努力。在诉讼过程中，我和其他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工作，相互支持，共同编辑诉状和证词，并互相帮助准备庭审。在这个过程中，我深刻感受到了团结和合作的力量。无论是面对对手的打压还是项目的推进，只要我们紧密合作，共同努力，一切都变得不再那么艰难。
此外，公益诉讼需要智慧和策略。公益案件通常牵扯到大量的证据和数据，需要有一定的研究和调查。我们必须善于利用各种资源，运用法律手段，制定合理的策略来保护公益事业的权益。在我参与的公益诉讼中，我们通过大量的调研和分析，制定了一系列的诉讼策略，并成功地运用了相关的法律规定，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让我深信，智慧和策略对于公益诉讼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最后，公益诉讼需要追求长远的目标。公益事业并非一蹴而就，我们需要具备持久的耐心和坚定的决心。公益诉讼的最终目的是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的和谐与发展。因此，我们不能只为眼前的胜利而沾沾自喜，而应该不断地追求更高更远的目标。正如一位法学家所说：“公益事业是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不断铺展的红旗，以人们对尚未实现的美好命运的追求，为爱与公正的胜利而奋斗”。公益诉讼不仅是一次次胜诉，更是一个长期的战斗。
综上所述，公益诉讼的过程中需要敏锐的责任感和法律素养，坚定的信念和毅力，合作和团结，智慧和策略，以及追求长远的目标。这些都是我在公益诉讼中所体会到的。通过公益诉讼，我们可以为社会公共利益做出贡献，促进社会的公正发展。我相信，只要我们不断努力，公益诉讼一定能够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提高法制水平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公益诉讼经验总结篇十八
一、诉前程序典型案例
1.湖南省蓝山县环保局不依法履行职责案
1 变。蓝山县环境保护局(以下简称县环保局)作为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其违法排污行为一直怠于履行监管职责,虽对该厂作出了行政处罚,但该厂始终未能完全履行生效行政处罚决定。直到中央环保督查组督查后,县环保局才于2017年4月28日联合蓝山县新圩镇政府等部门,将该选矿厂强行关停并拆除生产设备及厂房。该厂虽被取缔,但厂内的废水未进行无害化处理,尾砂也未作进一步处臵,存在持续对周边环境造成污染的状况和危险,国家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仍然处于被侵害状态。
诉前程序:蓝山县人民检察院调查核实后,于2017年10月19日向县环保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县环保局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对环境损害责任方廖某某选矿厂的废水、废渣进行处臵,防止废水、废渣逸散,避免对环境造成进一步的污染;依法履行环境监管责任,责令相关人员尽快制定污水处理方案及土壤污染修复方案,并监督相关责任人员依方案实施。
行政机关整改情况:县环保局收到检察建议后,积极督促廖某某对被污染环境进行治理,与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技术服务合同,委托制定了《蓝山县新圩镇上清涵非法选矿厂环境污染应急处臵方案》,并监督方廖某某按处臵方案实施。截止2017年12月6日,已恢复可利用土地面积约4000㎡,完成总量约70%;污泥池用地恢复面积约2500㎡,完成总量的约25%;已沉淀处理污水约600m3(未中和),现厂区剩余污水量约15000m3。至此,该起案件已通过诉前检察建议取得了实质效果。
2 典型意义:该案在办理过程中,检察机关通过对线索的研判、审查,发现了环保、国土部门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行为,通过民行部门的督促履职、反渎部门的职务犯罪查办,将对行政单位的监督与对国家工作人员的监督互相渗透、促进,形成了检察监督合力。本案根植环保理念,关注和保护生态自然环境,对广大群众有着重要教育和宣传意义;特别是对当地的行政机关起到了很好的警示作用,为公益诉讼工作的开展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2.成都市双流区市场监管局违法履职案
3 下实体经营场所但准备从事网络食品经营,系通过非法途径获得食品经营许可;同时,双流区市场监管局在撤销食品经营许可证后长时间未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的注销手续。为防范网络食品消费安全风险,该院遂向双流区市场监管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其对于法定期限内未申请办理注销手续的个体工商户依职权注销其《食品经营许可证》;为切实防止上述个体工商户在食品经营许可证被撤销后继续从事网络食品经营,同时建议将283户个体工商户的工商注册登记、食品经营许可被撤销、注销的相关信息发送有关第三方交易平台并对上述食品经营者的后续经营行为进行跟踪监督。
行政机关整改情况:收到检察建议后,双流区市场监管局高度重视,研究整改措施。注销了283户工商户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并将食品经营许可证撤销、注销情况发送至“美团”、“饿了么”等第三方平台总部,并将继续对上述食品经营者的后续经营行为进行跟踪监督,有效防范了网络食品消费安全风险。
典型意义:近年来,依托移动互联网络的飞速发展,我国“网络点餐”食品外卖消费呈爆炸性增长趋势,在方便老百姓生活的同时,其中的食品卫生安全问题亦层出不穷,相关行政机关监督管理不到位的问题应当引起高度重视。检察机关依托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对于督促行政机关加强对“网络点餐”及第三方平台的监督管理,有效防范网络食品消费中的安全风险,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具有积极意义。
3.西安市国土资源局不依法履行职责案
5 无权收回土地。但可以在该土地升值或维持现值的基础上变更上述查封土地用途,否则不得变更。
诉前程序:雁塔区人民检察院在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后,于2017年4月24日向市国土局发出检察建议,认为土地闲臵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使有限的土地资源得不到合理、有效利用, 是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圣米兰公司取得土地后长期闲臵,构成了对公共利益的侵害。建议该局依法切实履行监管职责,予以处臵。
行政机关整改情况:2017年5月24日,市国土局复函称,已研究部署整改:一是要求雁塔区政府、市国土局雁塔分局加快制定整改方案,尽快完成处臵工作。二是积极与法院对接处臵事宜。三是多方约谈圣米兰公司,告知其处臵要求。四是经雁塔区政府研究同意,市国土局雁塔分局上报了整改方案,由其督促圣米兰公司完善土地用途变更手续,签订出让合同变更协议;在缴纳土地出让金、完成开工审批手续后,按照约定的期限开工建设。
6 安市财政局补缴了67311.4274万元土地出让金。11月7日,雁塔区人民检察院收到市国土局送来的圣米兰公司补缴土地出让金的票据。典型意义:本案中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公益诉讼诉前程序灵活性和实效性的特征,督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和严格执法;主动保护公益,积极行使检察监督权,通过督促市国土局依法履职,成功盘活了处于黄金地段闲臵14年的土地资源,使国有土地资产收益权能达到最优化,为国家收回了6.7亿余元土地出让金,切实保护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二、诉讼案例
4.吉林省白城市洮北区人民检察院诉洮北区畜牧业管理局行政公益诉讼案
7 北区畜牧业管理局对此没有采取监督管理措施。
诉前程序:洮北区人民检察院于2017年7月28日向洮北区畜牧业管理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其依法履行监管职责,责令顾某某停止开垦,恢复植被。该局于2017年8月28日书面回复洮北区检察院称找不到顾某某,已将该案移送公安机关,履行了应尽的法定职责。该局始终未采取有效措施,恢复被破坏的草原植被。
诉讼过程:2017年9月22日,洮北区人民检察院以公益诉讼人身份向洮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要求确认洮北区畜牧业管理局未依法履行督促顾某某恢复草原植被的监管职责违法;请求判决该局依法履行监管职责,采取有效措施,恢复被破坏的草原植被。洮北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于2017年12月12日作出一审判决支持了检察机关的诉讼请求,判决确认洮北区畜牧业管理局未依法履行督促顾景平恢复草原植被的监管职责违法;责令该局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一审宣判后,洮北区畜牧业管理局未提出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前提是公共利益受到侵害,非法开垦草原的违法行为,使草原的生态服务功能遭到毁坏,侵害了公共利益,通过提起公益诉讼,有利于督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恢复被破坏的草原植被,对保护自然环境和生态安全具有重大意义。
8 工作人员对江汉公司的非法采砂行为采取“不予处罚或单处罚款”的方式,帮助江汉公司规避监管,免予缴纳长江河道砂石资源费。诉前程序:泰州市高港区人民检察院发现高港区水利局不履行水行政管理法定职责后,于2016年10月24日向高港区水利局发出督促履职令,督促高港区水利局依法查处江汉公司非法采砂行为。收到督促履职令后,高港区水利局一直未依法查处。
诉讼过程:泰州市高港区人民检察院于2016年12月16日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请求确认高港区水利局不及时查处江汉公司非法采砂的行为违法,并判决责令高港区水利局依法查处江汉公司的违法行为。江苏省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泰州市高港区水利局收到人民检察院督促履职令知晓江汉公司的非法采砂行为后,在规定期限内未对江汉公司的非法采砂行为进行查处,其不作为不仅导致国家矿石资源费的流失,还使得非法采砂活动对长江生态、水文及航道安全的破坏未得到有效遏制,社会公共利益依然处于受侵害状态,泰州市高港区水利局不履行长江采砂监管法定职责行为违法。遂判决责令泰州市高港区水利局对江汉公司非法采砂行为作出处理。判决生效后,泰州市水利局于2017年11月7日对江汉公司处以罚款25万元的行政处罚。
典型意义:本案系泰州市长江非法采砂行政公益诉讼系列案之一。长江非法采砂行为不仅导致国家资源的流失,无序采砂还严重影响长江航道和防洪堤坝安全,危害社会公共利益。行政机关尽职履责,及时对非法采砂行为进行惩戒是有效遏制违法行为的重要保障。检察机关在9 履行职责过程中发现水利行政执法机关工作人员存在放任违法行为、帮助逃避监管的现象后,及时发出督促履行令,在相关职能部门依然不履行职责的情况下,及时提起行政公益诉讼。通过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责令相关职能部门对违法行为及时进行查处,发挥对违法行政行为的司法监督功能,进一步健全了生态环境法律保护机制,提升了生态环境法律保护效果。
6.福建省清流县人民检察院诉清流县环境保护局行政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刘某未经审批焚烧属于危险废物的废电子电器产品、废弃的印刷电路板等,熔炼金属锭。2014年7月31日,清流县环保局执法人员到现场调查,责令刘某立即停止生产,并查扣现场堆放的电子垃圾,存放于附近的养猪场。同年8月7日、9日,清流县环保局将扣押的电子垃圾转移至东莹公司仓库贮存保管并过磅称重为28580千克。同年9月2日,清流县公安局对刘某涉嫌污染环境罪立案侦查。2015年7月7日,清流县检察院对刘某作出不起诉决定。2015年5月12日,清流县环保局租用没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资质的九利公司仓库并将电子垃圾转移贮存。
10 处臵,只是对废弃电子垃圾进行了转移贮存,将扣押的电子垃圾贮存在九利油脂有限公司仓库中,始终未对刘某作出行政处罚,不仅不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还可能对生态环境造成二次污染。
11 响,有效发挥了行政公益诉讼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的积极作用。本案诉讼期间,被诉行政机关履行了法定职责,人民法院依据人民检察院的诉讼请求,判决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有利于督促行政机关进一步提高依法行政意识,发挥公益诉讼裁判的引导示范作用,最大限度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本案的判决也强调了对于“电子垃圾”这种具有毒性、污染环境的危险废物应当依法妥善处臵,促使公众、企业、政府重视“电子垃圾”的危害,共同参与到有效防范和依法处臵危险废物、保护生态环境的行动中,对危险废物案件的处理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
基本案情:2005年,铜仁市国土局向紫玉公司颁发采矿许可证,许可其在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采矿,梵净山保护区管理局亦对紫玉公司的采矿行为予以认可。紫玉公司在没有办理环境影响评价、安全生产许可、占用林地许可、生物多样性影响评价的情况下,边建设边生产,臵报批的开采方案不顾,采取爆破方式破坏性开采,资源毁坏率达80%、产生90%以上的废渣碎石,还将部分矿洞转让给当地村民组,造成资源巨大浪费、生态环境严重破坏,保护区内堆积长数百米、宽数十米、深度难以测算的尾矿废渣,压覆植被,形成地质灾害隐患。2016年6月采矿权期限届满,铜仁市国土局接收了紫玉公司延续采矿权申请并收取了相应费用。
诉前程序:2016年10月26日,江口县检察院向铜仁市国土局发出检
12 察建议书,要求依法撤销向紫玉公司颁发的证号为5222000610002的采矿许可证。2016年11月25日,铜仁市国土局回复称:“江口县德旺乡坝梅村杨家屯-上堰沟紫袍玉带石矿采矿权行政行为合法,依法不应当撤销。已暂停办理紫玉公司的江口县德旺乡杨家屯-上堰沟紫袍玉带石采矿许可证延续登记手续”。2016年10月26日,江口县检察院向梵净山保护区管理局发出检察建议书,要求该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依法对紫玉公司作出处理。2016年11月29日,梵管局回复称:该局所属闵孝总站于2007年7月24日向紫玉公司下达停工通知,2009年该局责令紫玉公司恢复被占林地,2011年12月至2014年12月该局在保护区设三个点监守值班。2016年11月29日,江口县检察院工作人员到江口县德旺乡坝梅村大火堰组杨家屯-上堰沟紫袍玉带石矿区实地查看,发现该公司未拆除土地上建筑物和对矿区进行恢复原状,导致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仍处于受侵害状态。
13 净山保护区管理局作为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应当在法律法规授权及相应行政主管机关委托的权限范围内正确履行自然保护区管理职责。梵净山保护区管理局、铜仁市国土局在未取得国务院授权的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未办理环境影响评价的情况下在自然保护区设臵采矿权并许可紫玉公司采矿的行为违法。对紫玉公司破坏性开采,浪费矿产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等行为,铜仁市国土局和梵净山保护区管理局均怠于履行监督管理法定职责,并有滥用职权许可其违法开采的行为,应确认违法。遂判决:1.确认铜仁市国土局为紫玉公司颁发许可证行为违法;2.确认铜仁市国土局和梵净山保护区管理局在对紫玉公司违法开采行为怠于履行监督管理法定职责的行为违法;3.由铜仁市国土局对紫玉公司矿山环境修复治理工程履行监督管理职责至环境修复治理工程验收合格;由梵净山保护区管理局对环境修复治理工程进行全程监督管理。宣判后,第三人紫玉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本案涉及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紫玉公司所开采矿区处于自然保护区内。铜仁市国土局、梵净山保护区管理局违法发放采矿许可证并怠于履行监管职责,致使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矿产资源遭到极大浪费。本案判决确认铜仁市国土局、梵净山保护区管理局违法并要求其依法履行职责,监督紫玉公司修复受损生态环境,对于加强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保护,矫正“靠山吃山”“牺牲环境谋发展”的错误发展观,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坚守生态红线,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具有重要意义。
14 8.山东省聊城市人民检察院诉路荣太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2014年12月至2015年10月,路荣太在未经相关部门审批且不具备清洗资质的情况下,使用强碱洗刷机油桶,并将未经无害化处理的强碱废液直接排入私自挖掘的渗坑内,对渗坑周边及地下土壤造成污染。淄博市周村区公安分局根据举报线索,并经对涉案地的排放液体取样鉴定,以路荣太涉嫌污染环境罪将其逮捕,并移送检察机关提起公诉。2016年12月20日,淄博市周村区人民法院以污染环境罪判决路荣太承担刑事责任。
诉前程序:淄博市检察院向淄博市民政局进行查询,根据《环保法》相关法律规定,目前淄博市辖区内没有符合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条件的公益组织,且无法律规定的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诉讼过程:2017年3月17日,聊城市人民检察院根据山东省人民检察院的指定,依法向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令路荣太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若不能恢复原状,则应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并承担鉴定费及相关损失。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路荣太因环境污染犯罪行为造成涉案地环境污染,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聊城市人民检察院要求路荣太承担污染土壤治理及生态修复的相关费用,于法有据,判决路荣太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将污染治理及生态修复费38400元支付至山东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账户。
15 为的司法处理,加大其违法成本,有利于警示与威慑潜在的环境污染行为人。本案充分考虑路荣太作为自然人缺乏环境修复能力的客观事实,没有机械地判决其修复环境,而是依据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涉案地环境污染情况依法作出的生态修复实施意见,依法判令其支付生态修复资金到山东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账户,用于今后对涉案地的生态环境进行修复及补偿。本案的裁判结果既体现了法律对环境污染行为的有效惩治,又确保判决内容具有实际可执行性,具有一定示范意义。
9.云南省普洱市人民检察院诉云南景谷矿冶有限公司民事公益诉讼案
基本案情:2015年3月7日20时,景谷公司选冶厂8号料液输送管道发生断裂,导致硫酸铜料液通过排洪道泄漏,造成白象村民委员会和民乐村民委员会的部分农田、菜地被污染,并导致民乐镇部分河段鱼类死亡。景谷县环保局于2015年3月8日作出行政决定书,要求景谷公司停业整改,并于同年4月7日发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对企业作出罚款16万元的行政处罚。污染事故发生后,景谷公司与受害村民就污染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成赔偿调解协议,景谷公司共计赔偿受害村民514928元。经景谷县环保局委托,云南德胜司法鉴定中心于2015年12月14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认为此次环境污染损害数额量化结果为1358300元,其中包括:农田环境污染损害费用为528600元;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费用为829700元。该鉴定数额不包含景谷公司通过调解协议赔偿受害村民的款项。景谷县环保局为此支出鉴定费400000元。
16 诉前程序:普洱市人民检察院经向普洱市民政局、普洱市环境科学学会调查查明,在普洱市辖区内没有符合《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具有诉讼主体资格的社会组织。普洱市民政局出具了情况说明,普洱市环境科学学会出具了证明。
诉讼过程:普洱市人民检察院向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景谷公司赔偿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费用829700元至普洱市财政局指定的账户;2.判令景谷公司支付司法鉴定费400000元至景谷县环保局。诉讼过程中,普洱市人民检察院与景谷公司自愿达成调解协议:1.由景谷公司赔偿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费用829700元至普洱市财政局指定的账户;2.景谷公司支付司法鉴定费400000元至景谷县环保局;3.案件受理费15866元,减半收取7933元,由景谷公司负担。人民法院将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书、调解协议在法院公告栏、《人民法院报》《普洱日报》进行了为期三十日的公告。公告期满后未收到任何意见或建议。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调解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遂于2017年1月16日出具民事调解书。调解书现已全部履行完毕。
17 案充分协调各方当事人,以修复环境为目的,以被告全额进行赔偿的调解方式结案,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为完善生态环境资源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提供了实践样本。
10.湖北省利川市人民检察院诉吴明安、赵世国、黄太宽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18 安局依法立案侦查。同年8月1日,利川市人民检察院发现吴明安等三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可能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决定立案审查。
诉前程序:2017年8月8日,利川市人民检察院在检察日报发出公告,督促适格主体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公告期满后没有其他适格主体对该案提起诉讼,社会公共利益持续处于受侵害状态。
诉讼过程:2017年11月22日,利川市人民检察院向利川市人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诉请判令吴明安、赵世国、黄太宽共同支付牛肉销售价款十倍的赔偿金48900元,并在利川市市级公开媒体上赔礼道歉。2017年12月8日,利川市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并当庭宣判。该院认为,吴明安等三人的行为损害了不特定消费者的生命健康权,除应受到刑事处罚外,还应承担相应的民事侵权责任,利川市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是维护社会公益的一种方式,程序合法,请求得当有据。在认定三人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分别处以不同刑期的刑罚、罚金、追缴违法所得、禁止在缓刑考验期内从事食品生产、销售及相关活动的同时,判决:吴明安等三人赔偿人民币48900元并在利川市市级公开媒体上赔礼道歉。赔偿款付至利川市财政局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目前,吴明安等三人已于2017年1月23日在利川市电视台视点栏目公开道歉。赔偿款已部分执行到位,余款正在执行中。
19 加强对行政机关违法不行使职权、公安机关刑事立案监督和对违法犯罪行为人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追究的典型案例。本案首次提出了惩罚性赔偿的诉讼请求并得到法院支持,以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方式提起诉讼,并提出在当地公开媒体上赔礼道歉,节约了司法资源,提高了司法效率。是综合运用检察职能办案的优秀范例。同时,加强了对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的监督和对行为人刑事责任、民事责任的一并追究,最大限度地维护了社会公共利益。
公益诉讼经验总结篇十九
人们常说“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对于社会公益事业来说，公益诉讼便是一种维护社会正义、保护群众权益的重要方式。作为一个从事公益诉讼工作的律师，我深知其中的责任与使命。在过去的几年中，我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也有了一些心得体会。在这篇短文中，我将分享一些我从公益诉讼中所得出的思考与收获。
首先，公益诉讼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公益诉讼通常涉及到涉及大量人民群众利益的案件，例如，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劳动纠纷等等。这些案件往往因涉及利益关系复杂、证据难以收集等特点而变得棘手。因此，作为公益诉讼律师，我们需要有深入的法律知识、扎实的法律实践能力，并能与其他相关部门、社会组织合作，共同推动案件的进展。
其次，公益诉讼需要坚持原则与公正。在公益诉讼中，我们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从法律角度来看待问题，还要考虑到社会责任与公益意识。在案件中，我们需要坚守法律的原则，维护公正与正义，同时也要考虑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在处理案件时，我们必须秉持公正、客观的原则，不受任何个人或团体的影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赢得社会的认可与尊重，为更多人提供服务。
进一步，公益诉讼需要不断学习与创新。法律是一门不断发展的学科，社会问题也在不断变化。作为公益诉讼律师，我们要不断学习新知识，紧跟法律的发展趋势。同时，我们也要学会创新，运用新技术、新方法来提高办案效率。例如，我们可以利用大数据分析，实时掌握案件的进展情况；也可以利用互联网平台，方便群众进行举报与咨询。只有不断学习与创新，我们才能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为公益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此外，公益诉讼工作也需要关注公众意识的提升。公众意识的提升，对于公益诉讼的推进非常重要。例如，很多人对环境问题缺乏了解，或者对食品安全问题缺乏警惕性。这就需要我们通过宣传教育，提高公众对公益诉讼的认知与支持。我们可以利用媒体、社交平台等渠道，向大众普及公益诉讼的重要性，鼓励更多人参与其中。只有当公众真正认识到自己的权利与义务时，公益诉讼才能真正实现其目标。
最后，公益诉讼也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在公益诉讼中，我们往往需要与其他相关部门、社会组织合作，共同推动案件的进展。只有通过各方的共同努力，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公益诉讼的目标。因此，我们应该注重与其他专业人士的合作，共同拓展案件的资源。同时，我们也应该注重与社会组织的沟通与合作，共同推动公益事业的发展。
总之，公益诉讼是一项伟大而重要的事业。作为公益诉讼律师，我们应该以担当和责任感为动力，坚守法律原则与公正，不断学习与创新，关注公众意识的提升，同时也注重与其他相关部门、社会组织的合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为公众提供服务，为社会和谐与进步做出自己的贡献。
公益诉讼经验总结篇二十
【摘要】 目前，由于我国法制不健全，法律规定不完善，在检察机关对于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该管不管，能不能提起公诉的问题上，理论界仍有很大争议。所以，加强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关键词】 检察机关 公益诉讼 问题研究
1.关于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1.1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是实现其基本职能的根本要求。实行法律监督，维护司法公正是检察机关的基本职能。近几年来，检察机关为实现其监督职能，采取了一系列检察监督方式。如检察意见、检察建议、民事抗诉程序中的和解、民事行政案件抗诉等，这些方式都发挥了相当的作用。国外许多国家的检察实践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以积极、主动的方式参与诉讼活动。因而有学者提出：“现代诉讼的基本理论认为，检察机关在诉讼中最突出、最主要的职责是代表国家公众把被告人（刑事被告人、民事被告人、行政被告人）的违法行为和违法事实提供给法院，要求其依法进行审理和裁判，并对审理的过程及裁判的结果进行监督。”
监督与诉讼是有机结合的，实现监督是诉讼的目的，诉讼是实现监督的形式和手段。对此列宁曾有过精辟的论述：“检察长的唯一职权和必须作的事情只有一件：监督整个共和国对法制有真正一致的理解，不管什么地方的差别，不受任何地方的影响。检察长的唯一职权是把案件提交到法院判决。”由于检察机关并无最终裁判权，但随着案件移交至法院及法院的受理，实现了监督权与诉讼权的转化。
1.2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符合市场经济的效益原则，能达到诉讼经济的目的。国有资产的流失、公害案件以及随着行政权的扩张，侵害的不只是一个两个人，而是一定范围内的公众，甚至是一个国家的利益。在此情况下，若要求单个主体提起诉讼，其必然将承受巨大的物质和精神压力，不符合公平承担的原则。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是国家利益代表，有维护法律统一正确实施，保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不受侵害的义务。由其作为公益代表人参与诉讼既符合其本质要求，又能简化诉讼程序，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有利于人民法院依法全面彻底的解决纠纷，有效地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从而达到诉讼经济的目的。
1.3检察机关提出公益诉讼也是完善国家诉权的重要途径。国家诉权是指国家起诉损害其利益，破坏其管理秩序行为的权力。这里面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家作为管理者，对破坏其管理秩序的，给予刑事处罚（或行政处罚，但这并非诉权的内容），这是公法领域的诉权；二是国家作为特殊民事主体，对损害其利益的，寻求司法保护的请求权，是私法领域的诉权。前者是我们熟悉的公诉权，而后者在我国还几乎是空白。因此允许检察机关对侵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公益诉讼是对我国国家诉权的健全，有利于充分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1.4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是可行的。国家为了保护其利益不受侵犯，法律应当把起诉作为一种义务赋予特定的起诉主体，使主张公益的起诉变成一种公权力。根据公权力不得随意委托的理念，接受这种义务的起诉主体只能是国家机关，而不可能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此外，由于有的案件涉及几个交叉的国家利益，这就会造成几个部门的互相推诿或重复劳动，有的涉及到地方利益，会受到地方政府的干预而起诉不能；由法院主动追究违法行为者的责任又不符合“不告不理”诉讼原则的要求。为此，笔者认为由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诉讼的要求。为此，笔者认为由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诉讼，有以下理由：其一，检察机关是直接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的司法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行使国家诉权，由其代表国家提起诉讼依法有据。其二，检察机关作为法定监督机关，法律地位超脱，不易受干扰。其三，检察机关拥有一支长期从事法律工作的专业队伍，与其它部门相比，更能胜任这一职责。其四，外国的检察实践已经证明，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是切实可行的。
2.关于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的立法构建
2.1确立“以公诉制度为主，私诉制度为辅”的公益诉讼制度模式。与公益诉讼私诉制度相对应的是公益诉讼的公诉制度。就目前能够代表国家行使诉讼权利的三个机关――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和人民检察院来看，人民检察院是唯一适格的公益诉讼公诉制度的主体。人民代表大会虽是国家的权力机关，但其主要行使立法权等抽象的权力，一般不涉及具体权力的行使，况且允许其参与诉讼必然会导致其为部门利益而滥用立法权，从而破坏法律自身的正义性。政府是国有资产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管理者，但其所实施的一些行政行为也可能会侵害到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从而成为公益诉讼的被告人。因此，政府也不宜成为公益诉讼的主体。而检察机关却因其自身的特点而符合公益诉讼的主体的要求。首先，从检察机关的性质来看，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法律监督是国家赋予人民检察院监督执行和遵守法律的情况、维护法律正确统一实施的一种国家权力和法治活动。”从这一定义来看，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中，含有广泛的诉讼权利，包括起诉、参与诉讼以及依上诉程序和审判监督程序提起抗诉的权力等。“只有这三项制度在民事行政领域相互联系、联结，才能构成民事行政法律监督权的整体，才符合我国设立该项制度的本意。”其次，从人民检察院的地位来看，人民检察院与人民政府、人民法院是平行的三个机关，都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所产生，对其负责，向其汇报工作。
2.2公益诉讼的范围。尽管宪法赋予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但在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中总则和分则规定却不相一致，在这样前后矛盾的法律规定面前，检察机关民事行政检察监督进退两难：按两部诉讼规定，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中的一切违法行为都可以进行监督，但是分则中又没有具体规定，任何一个法院都可以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理由，拒绝检察机关对抗诉以外的任何形式的法律监督。也就是说检察机关能否提起公益诉讼是有争议的。检察机关提起诉讼的行为，将突破现有的立法框架，将扩大人民法院审判权势范围，实际上带来了重新界定我国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权限划分及监督制约机制等问题。
2.3在有关的法律中，明确规定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时，必须以私法的方式进行。当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公益诉讼时，我们就不得不考虑公法与私法的划分问题。毕竟检察院是我国的国家机关，公法色彩比较、浓，而且其在日常生活中多以公法主体的身份出现。而公益诉讼所涉及的都是私法关系，要求在诉讼中当事人双方法律地位平等。在公益诉讼的私诉制度中当事人双方毫无疑问是以私法的方式进行诉讼的，为了保证整个公益诉讼制度的统一和谐，检察机关应当和其他公益诉讼的起诉主体一样，以私法的方式参与诉讼。
目前，认为检察机关参与公益诉讼会破坏“诉辩平衡”的机制是许多人反对这一制度的重要理由。他们的疑虑不无道理，若检察机关把公益诉讼的被告人当作犯罪嫌疑人对待，采取强制措施，限制人身自由，取证时也把办理刑事案件的做法照搬过来，必然会造成公益诉讼中平衡机制的破坏，从而破坏整个法制的合理体系。
因此必须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以私法方式进行，特别对检察机关参与公益诉讼的方式与其进行刑事诉讼的方式进行严格区分。比如在《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明确规定：在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原则上不享有司法权，只要没有涉嫌职务犯罪的情形，不得动用强制措施：检察机关以原告身份参加诉讼，对自己代表国家提出的诉讼请求负举证责任等等，以此保证公益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地位的平衡。
（作者单位：吉林广播电视大学白山分校）
公益诉讼经验总结篇二十一
尊敬的安成信会长，王颂汤、谢鉴明、朱淇、蒋月明副会长、葛晓红秘书长：
非常感谢广东公益恤孤助学促进会对我市孤儿的关注和帮助。从20xx年7月开始至今，贵会帮扶了我市遂溪、雷州2764名孤儿。曾记得，20xx年的夏天，你们精心组织爱心志愿者，不远千里，顶着烈日，深入遂溪县各个村庄，挨家入户进行家访，对1069名孤儿逐个摸底、调查、审核；这年冬天，王颂汤副会长又亲自带领100多名志愿者，不畏寒冬，再次跋涉来到雷州市，进村入户对1752名孤儿进行家访，付出了艰苦细致的辛勤劳动。你们的大爱令人钦佩。
为了让孤儿们走出狭小的世界，体验外面世界的精彩，享受到大爱的阳光，贵会于20xx年组织了遂溪孤儿参加了“亚运童行”大型慈善公益活动，并观看了亚运赛事，让小朋友觉得自己是最幸福的孩子；今年又组织遂溪、雷州孤儿参加“千名孤儿省会行”活动，孩子们参观了广东科学中心，大学城等地，让这些从小缺少关爱的孩子增强了见识，开阔了视野，树立了自信和理想。
这2764名孤儿在你们的帮扶下，学习生活有了保障。特别是你们组织志愿者们不惧严寒酷暑下乡家访，认真负责的态度，无私奉献的真情，更是给孩子们留下了无限的温暖。上善若水，大爱无疆。你们的行动，将促使我们更好的做好扶贫助困工作。你们的大爱，将是我们建设幸福湛江中最温暖的一抹彩虹。
关爱孤儿，我们责无旁贷，我们将按照贵会的要求把每一分善款都用在受助孤儿身上，跟踪落实，帮助他们战胜困难，健康成长，早日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不辜负贵会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深情厚爱与信任。同时，也希望贵会今后一如既往地关注湛江困境儿童，共同构建文明和谐的社会。
国庆将至，真诚祝福贵会全体同仁，所有的爱心志愿者们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万事如意，国庆快乐！
再次感谢贵会为我市孤儿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和真诚关爱！并向你们致以最诚挚的祝福！
祝好人一生平安！
此致
敬礼！
湛江市委副秘书长市妇联主席陈娟
20xx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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