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后感是读完一本书之后，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感悟所写下的文字，它可以帮助我们深化对书中内容的理解和思考。读完一本好书，我觉得有必要写一篇读后感了。读后感是我与书籍的交流与思考，它能帮助我更好地吸收书中的知识和情感。读书不仅是为了消遣，更是为了提升自我，写一篇读后感可以总结书中的精华，也是对自己思考的一种总结。那么我们应该如何从多个角度来阐述读后感，做到全面深入？以下是一些不同类型书籍的读后感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和交流。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高中篇一
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是一部非常好的人文作品，我也不是第一次读了。可是正如其他好书一样，每次读都会有收获。这次我联系他的另一部作品《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来读，发现一些有趣的问题以及自己的一些愚见。
我的答案是尽管进程会很慢，中国很可能仍然会走向商业化的社会而不是维持农耕文明。
原因是：人口压力。
讨论历史上的社会民族变迁很容易陷入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即究竟是文化的影响为主还是地理的影响为主，还是其二者混合的影响等。但是无论还是有一个比较量化的而且也是前提性的原因是比较少争议的，那就是人口压力。
两千年来中国经济中心逐渐南迁，从河洛到苏杭，这个其实应该是结果，原因是人口的逐渐南迁，以前瘴疠之地的湖南，福建，广东，因为北方土地几千年的耕作和人口繁衍而负担不起那么多的人口，到明清已经是帝国的重要省份了。倘若没有外敌的入侵，继续多出来的人口无处吃饭，而科技的水平又不能飞速的发展，必定导致往外洋移民。因为倘若科技水平进步跟不上人口增长速度人口则空间扩张。
当然，这个过程绝对是残酷的。宗中国土地的历代帝国，其运行的纲领都是保护落后经济扼杀商业苗头，维持均衡。其最重要的原因是持续的人口压力，故而百姓只要能温饱就可以了，其他一概免谈。这也是儒家思想为什么需要被封为至高标准，崇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否则，在低技术条件下，无法靠极端低效率的法律程序来管理社会。可是当帝国最边缘的省份也人口辐轴的时候，因经济破产而不但爆发的全面战争，会迫使沿海的居民不断移居海外，而中央政权也将没有能力进行约束。华夏民族会因为生活所迫而象现在一样在泛太平洋地区扎根，从而逐渐形成一个稳定贸易圈。
那么这个结论跟现在事实上的中国有何关系呢，结论是，发展科学技术以缓和人口增长带来的压力，是中国最重要的事情。因为现在地球已经太小了。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高中篇二
在教育孩子上，日常中也反对孩子追看一些电视剧，现今的历史古装剧浮夸、不尊重历史，歪曲事实，一直认为是垃圾文化，对孩子认清历史实在是一个误导。并且孩子追看电视的过程中完全是以导演的角度去看人物，不能引发个人的思考力。让孩子爱上历史，最好的途径仍然是从书籍、有权威的节目、听历史故事中获取。
万历皇帝的影子中我似乎看到了一个被满是规则束缚的孩子，不能有自己的思想，不能有自己的主见，不能有自己的爱好，因为有正德皇帝的历史原因他只能按照文官集团设置的框架中生活，完成自己的使命。生活中我们也会做只能给孩子设定条条框框的父母，不能不允许要求孩子的往往比孩子要求我们的还多，很少去问问他的内心世界。他究竟需要什么?他的快乐来源于哪里?冠冕堂皇的以“为你好”而绑架了孩子快乐和自我的内心。特别能理解近期新闻上那个春节不归，拉黑父母6年的北大留学生，用一万五千多字，声泪俱下的控诉父母，似乎有些相似之处。父母以爱的名义抑制了孩子的社交能力、精神的桎梏、使孩子成为情感的孤儿，哪里有“压迫”，哪有就有“反抗”，万历和北大留学生就是一个被精神枷琐禁锢的孩子。作为父母的我们都会在有意识和无意识地给孩子套上这样的紧箍咒。
本人才疏学浅，没有揭露和感悟到人性的本质和深层次的精髓，读完万历对改革家张居正更感兴趣，他如何实现“万历三大征”，只待阅读完再分享。
《万历十五年》自出版以来长盛不衰，作者通过释例来主张他的“大历史观”—“从技术上的角度来看问题”。我所理解的“技术”，在此更多的是指史学家要有见微知著的素养，透过事件人物表面来抓住宏观内在的联系，并且把他们置于一条延长的历史线上，通俗点讲，既是“前五百年，后五百年”。正如作者所讲“将历史的基点推后三五百年才能摄入大历史的轮廓”“大历史观，包涵一种大而化之的精神”“历史观点代表人生哲学，不能受短时间的政策所隐蔽，尤其不能闭门造车，不顾外间情势的单独决定。”(黄仁宇《和我的大历史观》)。
首辅张居正：
全书以万历十五年谈起，又以万历十五年结束。全书采取纪传体的方式，向读者展现了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六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各自在大明朝有着自己的人生哲学，在这个大体制下求全也好，刚毅也罢，都各自有着自己的人生哲学。
首辅申时行：
海刚峰海瑞：
朱翊钧作为一国之君，也是少年天子，十岁登基，往上数三辈皇帝都不作为，自然对其寄予了厚望，聘请最好的先生，一切都是严格的规划，早年勤政也出现了中兴之治。虽贵为天子，却一切不在禁锢之中，立储封后皆遭大臣反对，再加上对他有终身影响张先生后来的人设坍塌，万历皇帝也逐渐明白，既然意不由己，又无法改变此格局，便只好采用老子的“无为”，以无为来作为抵抗，则出现了后来的怠政。
张居正既是帝师，首辅大臣，权倾朝野，十年新政，协助皇帝出现万历中兴，确实更不可能功不可没。可他这改革却也只是缝缝补补，只是局部整顿，并未涉及政体。死后却遭到了文官们的攻击清算，落了个抄家的下场，其政治报负及成果也随之东流。凭借个人喜好对官员进行升迁贬黜，读后感要求皇帝节俭自己却奢侈无度，税收强制违背了本朝标榜的仁厚精神……这些都给文官们留下了把柄。其内因还是触及了文官集团的整体利益。申时行一半由于性格的原因，一半由于前车之鉴，采取折中妥协的方式，只想达到“不肖者犹知忌惮，而贤者有所依归”这一低标准。作为二任首辅大臣，申时行明白，这个队伍要站在百官那里，皇帝一人孤掌难鸣。而首辅的职责，也包括调和群臣和百官的关系。他也以委婉巧妙的方式，成功劝止皇帝亲临内操，他也不计前嫌，对张居正**弹劾自己的人还有的建议晋级。他也任用贤能治理黄河,这些都符合群官的意愿。可就偏偏立储之事没有拧过皇帝而违愿群僚，最终也被弹劾垮台。海瑞三起三落，本身是真正刚正不阿，清的见底。以致于总督胡忠宪向人告知海瑞为给母亲过八十大寿特意买了二斤肉!他熟读圣贤，他也的确一生在身体力行，也容不得整个国家和社会违背仁义。他曾抬棺冒死谏帝，他也提倡朱元璋那一套剥皮充草的极刑来惩治贪官。他的“怪僻而执拗”，他的痛斥“举朝之士，皆妇人也”，终究也造成了他的孤独，他的孤立无援。从帝到卿，皆对他既赞又惧，害怕触及自身利益。以至于给他安排闲职。既然为臣没有什么把柄让他人抓得住，那大臣们又只好在他的为夫为孝上作文章。他的家庭却不和睦。前两任妻子因婆媳不和而被休，第三任死的不明不白。
忠孝皆是道德问题，更是明王朝治国的理论支撑，而海瑞于忠则清，于孝却有瑕疵。凭借一人的力量，终究难以改变得了什么。而海瑞除了是与当今反腐倡廉的第一榜样，我想，另一点，他更是一个参照物，当这种极端的人物出现时，那么整个社会就有大问题。戚继光作为一代抗倭将，他不像海瑞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乃是一个实干家。他只在自己的所可控的权利之内进行革新，也还算没有触及整个文官利益，(虽触及了某些武官的利益，但武官的话语权还是小)操练了一支有名的戚家军，保得金瓯不缺。但他却也私贿过张居正，以致在清张运动中遭参核革职。李贽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人物，反儒却内心还是崇儒，批评耿定向等人不道义，却又不得不依赖他们而生活，发现道德虚伪，世人大多阳奉阴违，却发现自己也难以避免……他的内心矛盾，也是对整个社会的反映。可惜他又太清楚了，以至于触及了传统的道德根本，被社会视为“异端”，看太清也最容易痛楚，以至于“七十老翁何所求”，在狱中用剃头刀自刎。
“异端”李贽：
万历十五年，张居正已经去世，但朝廷还是张居正的影子。这一年虽表面风浪静，实则大厦将倾。这六个人，都看到了整个政治体制的问题，也都求索着试图改变什么，可惜他们所面对的是整个文官集团。而文官的两面性，表面上标榜德道仁义，可他们却深谙仅凭仁义难以立足，需有阴阳两个方案方可以生存。但无论是他们六个人，还是整个百官群僚，无非是一个是想逆，一个是想顺，只是表现的方式各有不同。这都能反映整个封建体制下的致命的劣根性，只是这个历史惯性又延后了几百年，清王朝与明王朝本质上也无二致，照样有张居正似的曾李左张，却无法挽狂澜于即倒。一个大主因就在于他们主以道德礼仪，辅以法律条文来治国。这是历史带给我们的反思，再加上中国的这种孩童心态的国民性(王按：笔者拙言以弊之，盖国人需要有约束，自制性差”)，我们还是要采取这个法治与道德的双路线，只是这个主次问题，要与古人调过来才好。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高中篇三
记得上大学时“国学”兴盛，有一次在图书馆无意中翻到《万历十五年》时就被它深深吸引。作者借万历十五年这发生的看似琐碎的事情作为线索展开叙述，全面展示了明代万历年间从皇帝到官员国家暗藏的症结，显示了在落后的制度里无论怎样的个人，身处何等位置，做出怎样的努力，无论是他个人，还是他所想改变和摆脱的社会环境，都被沉重的制度牢牢禁锢着，让个人成为了这制度的牺牲品。个人已无法做出任何改变，这制度让中国几乎停滞不前，甚至无法跟上白山黑水边上一个游牧民族的节奏，明王朝已走到沉没的边缘，落日余辉，败落已经是无可逆转的事了。
作者选择的人物很具代表性，他们看起来都认识到了帝国前进与滞后的碰撞中出现的问题，也曾满腔热情试图扭转帝国的命运。但无论是坚持道德的力量维持传统，亦或是某种程度追求自由和变革，结果对于个人命运或者追求来说都是失败的。因为单凭一己之力无法对抗制度，每个人都是制度链条中的一分子，当他想改变这链条时，他无疑会被链条上的其他人所残酷打压，维持守旧平衡的集体力量是强大的，而想阻挡时代的前进也是个人办不到的。因此即使某个人意识到了现实与社会制度的格格不入，他也无法把自己的想法付诸实际，只能感受着社会的暗流涌动而束手无策。
全书第一章从皇帝自小被安排好的成长环境和聪颖好学写起，他却最终清算了自己的老师和首辅张居正，想获得自主的权力，最后发现皇帝只不过是一切祖训和旧制度的执行者而已，并不能决定国家的方向。第二章，继任首辅申时行努力在皇帝与文官集团之间折中劝和，小心谨慎地维持文官集团内部的平衡，使国家机构能够正常运转，这种过于保守的施政策略使国家发展陷于停滞。第三章，皇帝为立储一事与群臣互不相让，在认识到无法实现个人意志后，对朝廷官员采取疏远、消极应付的态度，由此带来的后果就是百官失去了效忠的意义，也采取消极敷衍的做事态度。第四章进一步借内外政的大事表明了皇帝不能以个人意志做出决定而实际决定于群臣，活着的皇帝个人和他已死去的祖宗没什么区别。第五章清官海瑞希望恢复洪武皇帝时的制度和风气，然而这样做无疑与社会时代相悖离，虽然道德值得敬佩但无法真正施行。第六章从一代抗倭名将戚继光的角度叙述了明朝武官处于被文官压制的境地，而无法有所作为。第六章社会名人李贽的思想与社会的冲突，其实是儒家内部思想派生出的心学与传统朱熹理学的对立，然而李贽的思想虽然批判时弊，但并不能建立新的思想体系，故而本质上无法改变社会反而显得自相矛盾。
作者认为，封建王朝以道德代替法制，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写作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作者在书中末段指出：“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作者一语点出明朝晚期的症结所在，这正是大明王朝乃至所有的封建王朝晚期需要改革的地方。制度已然极为落后，财政与官僚组织松散，导致国家实力空虚，而微薄的薪水又导致文官阳为道德，阴为私利，实际主导国家的文官集团都处在此种阴阳冲突之中不能自拔，任何企图的改变都遭到了强烈的攻击和反对。皇帝、首辅张居正和申时行、文官海瑞、武官戚继光、思想家李贽从个人的角度面对混乱的现状希望有所突破和改变，或者凭借道德的力量恢复平衡，但种种努力在对抗现实的庞大群体时都显得无可奈何和无能为力。因为他们既然无法改变制度，就无法避免的遭到来安于此制度的文官的攻击，所以即使是小的改良也无法推行，小心谨慎地保持平衡也不可能，国家此时的衰落已不可避免，唯一的问题只是时间而已。
读完全书，有种深深的压抑感，我唯一得到的结论是：精神解放重于一切，革新才能引导潮流，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今天，国家依然存在很多的问题，政治改革、医疗教育、廉政建设等等，有人得过且过，有人按部就班，有人在扯淡，正如xxx说“改革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十八大号召继承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学习国内外先进的科技和管理理念，求真务实，勤俭节约，不说空话，励志创新，在中西文化的交汇下，重塑一种既不同于传统又不是西方简单照搬，而是一个自信自强开放创新的新文化。这文化，产生于对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的不断改革中，产生于对民生问题的不断解决中，或许，这就是实现“中国梦”的努力方向。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高中篇四
这本书我是在大学的时候读过，主要是当时阅读了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对明朝的历史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进而阅读了一点明朝的历史著作，当年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因为这本书是一本群像画书，描绘的是那个年份下苦苦挣扎的君臣，而我其实更喜欢宏观性长跨度的叙事。
再次读完这本书，发现当时的社会貌似是一个无解的死局。明太祖朱元璋为了集权，取消了千年的丞相制度，可不曾想后期的子孙们却被文官集团困住了手脚，文官集团以道德来限制皇帝，而皇帝面对这些群臣打压一个冒出一群，着实无解。这帮文臣在朝中无法无天，在自己的老家也是呼风唤雨，成为帝国最大的蛀虫。相较于嘉靖躲在幕后和群臣斗，万历索性甩手不管了，所以很多人说明朝亡于万历。在和书友的讨论中都在想假如我回到那个时代该怎么办，貌似也没有什么解决之道。所以我们很容易得到一个结论，被重农轻商思想束缚的中国生产力无法发展，进而推出‘社会无法从内部生长出革命力量来。如果没有西方人打破国门，强行输入异种文化元素，中国的传统社会及其文官制度将一直延续下去，再过很多个世纪’。
我本人是不赞同这样的观念，我其实有点觉得这是成王败寇，落后是唯一的原罪。我们站在现在去回顾那段历史很容易就陷入历史绝对论里面，也就是认为历史在短时期充满偶然性，在长时期则存在必然性。读后感·我是持有历史偶然性观点的，这主要是受《历史决定论的贫困》这本书的影响。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卡尔.波普提出了他经典的五段论：
人类历史的进程受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而科学知识的增长是不可预测的，所以我们不能预测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摈弃理论历史学的可能性，即摈弃与理论物理学相当的历史社会科学的可能性。没有一种科学的历史发展能作为预测历史的根据。所以历史决定论方法（预测未来）的基本目的是错误的。
作者：小铝。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1587年，一年中并无特别的大事，看起来无关紧要的一年，在作者看来却隐含了很多后来诸多历史事件的伏笔。
《万历十五年》全书选取了6个人，6个主要故事，多声部手法，犹如历史的长镜头，探讨一个深刻而尖锐的问题：中国是如何从唐、宋强盛后，逐渐地失去了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机会。这6个人，是历史剖面，一系列的象征，他们是：作为皇帝的万历；两位首辅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古怪的模范官员海瑞；孤独的将领戚继光；和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
在当时的体制皇帝也不过只是一个象征符号，万历从小即位，却在母后、张首辅和宦官的包围中成长。当他独自执掌朝纲时，他既不能摆脱不了烦人的经筵，也改变不了国家的运行机制。当他明白，事实上，他活在死去的祖宗的限制时，于是他对自己的地位迅速失去了兴趣。他把自己的在位变成了漫长的怠政年代。
综观中国历史，这样的历史场景，不胜枚举。在经历了漫长的十年改革后，伴随着张居正的去世，改革的努力最终化为乌有，随之而来的是无尽的诽谤和复辟，中国社会的现代商业元素和经济元素，最终覆灭在强大的文官体制中。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方式，即使是在清王朝取代明王朝后，相似的历史选择，再次重演。历史既是分时的，又是共时的，何其让人感叹！在大多数关于好人和坏人的情景剧中，无论怎么说，清官海瑞，还有爱国将领戚继光都是百姓喜欢的人物。但如果抛开忠孝节义的道德评判，我们看到的不再是热血沸腾的激情，而是冰冷的现实。
看《万历十五年》,让你觉得原来历史可以这样看：历史是有延续性的，你不能把某个时间指定为封建社会，现在也是未来的历史，历史投射在我们的现实之中，根本无法剥离或回避。你也不能用唯一的道德审判来让大家闭嘴，不妨让我们放眼400年前，抽丝剥茧，从各个细节还原历史的真实，这才是用历史认识现实的价值。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高中篇五
《万历十五年》很有名，我也已经读过好几遍了。近来再重读一遍，又有了一些新的感受。
中国古代政治的最鲜明特点是观念治国。
早在国人历史早期，古人便凭借想象将世界和自身进行描述和理解。这倒也不稀奇，几乎所有文明的早期都有这个特点。但将想象充分赋予到政治中的，中国却是为数不多的。最好的例子是周公旦分封诸侯国。周公同几乎所有的古人一样，不能科学地理解天下的构成;他同时认为周王贵为天子，万民理应万世顺从，但后来的事实表明，并非如此。周朝人力图使政治体制顺应自然，但由于知识的局限，实际是让自然顺应了他们的意志，这便造成了政府行为自上而下的惯例，而中国人的性格在周朝初年最终形成，后世之人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这一观念，改都改不了。
再到后来，观念由对天的感性过渡到对儒家思想的理性。历朝历代的首要任务与其说是治国，莫不如说是对儒家思想的推广和执行;皇帝及中央政府的最重要责任与其说是推布政令，莫不如说是身先士卒，践行儒家礼仪，与万民做表率。至此，儒家思想也可以称之为儒教了。
造成这一现象的是中国的自然环境和政治传统。中国地域太大，自古而然，技术发展的限制迫使从周公起的统治者以观念规划全国，形成一套独有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的特点是上端细致入微，下端粗糙肥大。上端的统治者一是看不清下端复杂多变的实情，二是实在没有能力去处理数以千万计的分散在各地的小自耕农集团。为了统治的便利，只有靠观念，即后来的儒家道德。这种道德一来可以统一文官观念，让他们即使分散在各地，与中央隔绝，也能力解当地的疑难;二来可以规范百姓，使他们各自安分守己，少为国家制造麻烦。道德的产生是因技术的无奈，而实战的结果表明，道德的力量远远超过行政和司法，这就是我们反复强调“以德治国”的原因。
这种德治方式在起初是有利的，最有力的证据就是秦汉、隋唐创造的盛世王朝。然而时代在发展，我们永远也找不到放诸四海而皆准道理，永远也找不到一劳永逸的创造。这种制度的优越性到了明清时期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中国在历史的坐标系中开始走下坡路，这也许就是黄仁宇先生创作《万历十五年》的缘故。
《万历十五年》并非只写万历十五年这一年的故事，也并非只写万历年间的故事，他写的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优越的终结，是对“以德治国”的深刻剖析。取名“万历十五年”也许只是个象征，也许只是因为音韵的和谐。
深扎根在现代人的心灵深处，因为中国处于封建社会几千年，而进入现代社会还不到一百年。这种扎根的结果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人的劣根性，这就是现代中国人还存在的诸多毛病。即便是年轻人，任你穿的很“哈韩”，吃的很“欧美”，唱的很“港台”，但骨子仍未脱离中国人的“奴性”以及其他任何“恶劣性”!儒教讲究“仁”，二“人”即为“仁”，中国人是研究人的人，最擅长“玩人”、“治人”、“整人”，因而任何朝代的任何一级组织的任何一次改革与反改革、革命与反革命，始终绕不开人事的问题，最终的落脚点都是对人的整肃。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高中篇六
万历十五年，是为公元1587年。开始读本书前，被它的书名所困惑，万历十五年有很多事发生吗?作者说中国那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可是放眼世界却是西欧历史上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万历年间的小事一方面继续体现着之前发生大事的症结，另一方面也与后来历史掀起的波澜颇有机缘。
作者先讲万历皇帝的事，有次皇帝未召集午朝，却有文武百官全体闻命而至的事，对于这颇带戏剧的事件，皇帝却把它置于朝廷体统的大问题中，深究干系人员，把罚俸的范围由礼部、鸿胪寺扩大到了全部在京供职的官员。从这样的事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看法，那就是传统是靠一套礼仪做撑柱的，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以人的意志所改变、所执行。正如作者书中所说，“朝廷上的政事千头万绪，而其要点则不出于礼仪和人事两项。仅以礼仪而言，它体现了尊卑等级并维护了国家体制。”冠礼、祭祀、“献俘’’、颁行年度日历、钦定书籍、分封赏赐，都无不例外渗透着中规中矩的礼仪人事思维。参加隆重礼仪，特别是冠“冕”时，冕上长方形布板前后两端各缀的12串珍珠会在皇帝眼前脑后晃动，这也正是提醒皇帝必须有端庄的仪态，不得轻浮造次。对于繁冗严苛的早朝，连皇帝都奢望偷懒免朝一两日，首先打破这一传统的是万历的叔祖正德皇帝，离宫数日数月或一年乃家常饭，深夜晚朝更是各种意想不到。后来的嘉靖中年后对礼仪失去兴趣，专于修坛炼丹。隆庆平庸，礼仪由大学士代理。1572年万历即位，早朝折中实行，一旬之中，逢三、六、九日早朝，其他日则不朝，而且仪式删繁就简。张居正父亲去世时张居正理当停职回原籍守制来符合“‘四书”中所说的父母三年之丧这一原则，但万历帝时年15，国家大事和御前教育仍然需要首辅不可缺少的辅助。可问题在于张居正怎么走，皇帝怎么留他?道义与法理不可避免地开始了冲撞。出于孝思，张提出了三次多的丁忧申请，而皇帝也以半恳请半命令地不予批准，他不能低头说话，即使要低头，也要体现出礼仪规范来。作者在书中是这样说的：“统治我们这个庞大帝国，专靠严刑峻法是不可能的，其秘诀在于运用伦理道德的力量使卑下者服从尊上，女人听男人的吩咐，而未受教育的愚民则以读书识字的人作为楷模。而这一切都需要朝廷以自身的行动为天下作出表率。”但皇帝的老师若不遵守三年的守丧原则，如何让天下小民心悦诚服?但插曲在于官员们怀疑张居正最后留下来的诚意，是哪一方的意志占主动地位?一场朝廷争端于是展开，又以绝对的皇帝威严所镇压。在这本书中，张居正的一生上演的其实是封建王朝的悲剧，只不过是由一个特定的历史人物来诠释的罢了。张居正生前死后截然不同的大众评价暴露了礼仪在大历史环境中的脆弱与荒诞。一场不能用悲喜来评价的政治闹剧，终究平填了万历年间没有大**的政治岁月。
下来本书又详叙了首辅申时行——张居正继任者张四维的代理。借此，作者特别花费很多笔墨来写翰林院的讲师在首辅的主持下给皇帝及机要大臣讲学的情形，这种讲学也叫经筵，这种仪式性的活动更是充满了繁文缛节，但是讲官可以在不妨碍皇帝威严的条件下对皇帝作委婉言辞的必要规劝，皇帝在发表个人观点时若责问或指斥讲官则属于失礼。即使讲官讲辞令皇帝不快，也不能当场流露，只能在事后间接提出。执行任务时讲官所受的优礼乃是长期历史的产物。申时行就这样担负着皇帝就读和经筵的责任，感受并恪守着这项正德皇帝时都没废止的“优礼”或者说是传统。无一特例，每一个中国古代历史人物都会被泡入历史的染缸里，困于礼仪构建的纲常中。作者不禁又说：“儒家经典的教条愈简单平淡，就愈要加强学习，接二连三地听来讲去，借此加强我们理智的主宰”。我们会提出疑问，难道一个熟读经史，文笔华美，就具备在御前为皇帝做顾问的条件?难道学术上造诣深厚，就能成为大政治家?后来的大学士申时行对此早已理解了其中的精微奥妙，作者说的很好，一语道破，那便是“因为我们的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牍。”
除了写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本书划拨笔墨分别给予模范官僚——海瑞，孤独将领——戚继光，自相冲突哲学家——李贽，书中所写皆为暴露中国传统的弱点为主。作者在书末留编外文一篇《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这样强调：“中国以道德代替法律，我已经批评的很透彻。西方人士以为西方的法律即是道德的根源，这种误解，也待指摘。……大历史的观点，亦即是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至于道德将放在什么地方，这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生命的真意义，要在历史上获得，而历史的规律性，有时在短时间尚不能看清，而须要在长时间内大开眼界，才看出来。把几年，几百年的基点退后再摄入大历史的轮廓，才能看清历史，这便是大历史的眼光来看历史风貌吧。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高中篇七
黄仁宇先生选取了最平淡的一年，去除了一切突发事件的可能性，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帝国的运作面貌，从而归纳出中国是一个依靠道德而不是技术在运转的社会，这种社会的缺陷是，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崩溃。
对万历皇帝更多的是同情。因为万历同样是一个失去技术手段皇朝的牺牲品。
黄仁宇先生以六个典型的人物、七篇文章来解释这一观点。
七篇即是万历年间的七面镜子，黄仁宇用它照出了明朝，照出了中国的二千年。
黄仁宇说：中国的症结无非是用道德代替技术。而要进行这样的改造，皇帝、首辅、军将、地方官员、哲学家、乡绅等等各个层面，都需要一场大的改变，而非局部的改造可以完成。
黄仁宇先生也指出，道德不是解决问题的先头兵，而应该充当社会的最后防线。当技术，比如行政手段、法律能够解决时，我们不要动用道德。
因为法律诚可贵，道德价更高。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高中篇八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1587年，一年中并无特别的大事，看起来无关紧要的一年，在作者看来却隐含了很多后来诸多历史事件的伏笔。
《万历十五年》全书选取了6个人，6个主要故事，多声部手法，犹如历史的长镜头，探讨一个深刻而尖锐的问题：中国是如何从唐、宋强盛后，逐渐地失去了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机会。这6个人，是历史剖面，一系列的象征，他们是：作为皇帝的万历；两位首辅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古怪的模范官员海瑞；孤独的将领戚继光；和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
在当时的体制皇帝也不过只是一个象征符号，万历从小即位，却在母后、张首辅和宦官的包围中成长。当他独自执掌朝纲时，他既不能摆脱不了烦人的经筵，也改变不了国家的运行机制。当他明白，事实上，他活在死去的祖宗的限制时，于是他对自己的地位迅速失去了兴趣。他把自己的在位变成了漫长的怠政年代。
张居正为改变政府作风，增强效率，防止贪官污吏，不遗余力。但他没有明白，他想改变的是落后的生产力和现实政治的平衡。在信息不发达和行政管理手段落后的前提下，只能通过抑制先进生产力，保护落后经济的方式，来达到国家和社会的稳定。综观中国历史，这样的历史场景，不胜枚举。在经历了漫长的十年改革后，伴随着张居正的去世，改革的努力最终化为乌有，随之而来的是无尽的诽谤和复辟，中国社会的现代商业元素和经济元素，最终覆灭在强大的文官体制中。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方式，即使是在清王朝取代明王朝后，相似的历史选择，再次重演。历史既是分时的，又是共时的，何其让人感叹！在大多数关于好人和坏人的情景剧中，无论怎么说，清官海瑞，还有爱国将领戚继光都是百姓喜欢的人物。但如果抛开忠孝节义的道德评判，我们看到的不再是热血沸腾的激情，而是冰冷的现实。
看《万历十五年》,让你觉得原来历史可以这样看：历史是有延续性的，你不能把某个时间指定为封建社会，现在也是未来的历史，历史投射在我们的现实之中，根本无法剥离或回避。你也不能用唯一的道德审判来让大家闭嘴，不妨让我们放眼400年前，抽丝剥茧，从各个细节还原历史的真实，这才是用历史认识现实的价值。
好了，这是给自己找输出理由，只有输出才可以检验输入的质量，否则在无数知识倾倒进大脑的梦境中醒过来，只能面对“‘的、地、得’助词添加法”水论文的现实。
《万历十五年》是一本标了很久但是一直没有着手去看的书，原因是题目太历史化了，就像是面前的一座山。本年度一直强迫自己看专业范围内的书，于是他就被随手找到了。
我认为，一本合格的历史作品，需要站在当代人的角度去思考和抉择，而非站在现代人的视角苛求古人。《万历十五年》给我的惊喜就是他让我感受到了有人情味的历史和有人情味的人。
一边党同伐异、唯利是图；而皇帝只能表现出正面的形象，否则将会受到全民甚至是历史的苛责。他的臣下是清楚他的希望的，可是没有人选择站出来为他说话，事实上，即使言明也无法做到。多像其臣下把自己无法明言的逐名逐利的压力和未能突破传统束缚的悲怆全数砸在皇帝身上，苛求他，命令他——你是一国之君，你承载着历史使命，你必须这么做。
除了皇帝之外，还有张居正、海瑞、戚继光、李贽，都是明朝的老熟人了。文官集团的发展使得明朝的制度受到极大影响，再加上原有的礼法制度，人人都在生活和追求的抉择中摇摇欲坠。
说是普通人也不是普通人，但《万历十五年》确乎让读者看到了每个人的不容易。事实上，这样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才是“以史为鉴”的前提，让人意识到——噢，原来我们都是活着的有舍有得有感情的人。否则，即使历史是由人创造的，也不过是一个个标签共同粘贴过的时间。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高中篇九
这本书真的需要静下心来，慢慢品读。在书中，你会参悟到一些历史的发展。
本人所学十分有限，尚不能参悟历史中的诸多奥义，只摘录书中部分内容作为启示。
读书摘录：
1当时正值台北影印出版了《明实录》，此书为明代史料的渊薮，自然在所必读。全书一百三十三册，又无索引可资利用，所以只好硬着头皮，在教书之余每周阅读一册。这一走马观花式的阅览就花去了两年半。
除此之外，参考奏疏笔记、各地方志，搜寻国内外有关的新旧著作，费时更多。此书从计划撰写到杀青定稿，历时七年，1974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
2中国的过去，禁忌特多，所以说话作文时有隐晦，或指彼而喻此。或借古以讽今，这在明朝人更为惯技。
本书论述明朝此事，举凡有所议论臧否，都是针对十六世纪的历史而发的。
如果我要对今人今事有所议论，自当秉笔直书，绝不愿学明朝人的办法，否则就是违反了自己写书的目的。当然，另一方面，以古为鉴，今人也未尝不能得到若干启示。
3申时行的老成来自长期处理各种人事的经验；这种经验，使他深知我们这个帝国有一个特点：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践，实施后或成或败，全靠看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忧，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仍不过是空中楼阁。
这一帝国既无崇尚武功的趋向，也没有改造社会、提高生活程度的宏愿；它的宗旨，只是在于使大批人民不为饥荒所窘迫，即在“四书”所谓“黎民不饥不寒”的低标准下以维持长治久安。
所以说来说去，施政的要诀，仍不外以抽象的方针为主，以道德为一切事业的根基。朝廷最大的任务是促进文官之间的互相信赖与和谐。此亦即鼓舞士气，发挥精神上的力量。
4要影响全体文官，申时行必须首先提供自己的的诚意。他宁可被目为大和事佬，甚至被批评为牺牲原则的政客，也要坚持他调济折衷的原则。
他确实看透了国家为解决问题而设立文官，但国家的最大问题也是文官。而奇怪的是，以张居正的精明练达，竞忽视了这样基本而简单的事实。
5他们要求这位守成之主与日常的生活隔绝，在仲裁争端中不狭带个人的嗜好和偏爱以引起更多的纠纷。
坦率地说，就是皇帝最好毫无主见，因此更足以代表天命。
这种关系，已经由万历的曾叔祖弘治作出了榜样。弘治皇帝愈是谦抑温和，听凭文臣们的摆布，文臣们就愈是称颂他为有道明君。
这样的一个皇帝，实际上已经不是国事的处置者，而是处置国事的一个权威性的象征。他应该做到寓至善于无形。
如果他能够保持感情与个性的真空，经常演习各种礼仪，以增强抽象的伦理观念，他就和上述要求恰好符合。
6与海瑞同时期的人所不能看清楚的是，这一段有关司法的建议恰恰暴露了我们这个帝国在制度上长期存在的困难：以熟读诗书的文人治理农民，他们不可能改进这个司法制度，更谈不上保障人权。
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离不开传统的伦理，组织上也没有对付复杂因素和多元关系的能力。
个人道德之长，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
8在本朝的社会中，儒家的仁，类似于宪法的理论基础。全国的读书人相信性善，则他们首先就应该抑制个人的欲望，不去强调个人的权利。
9现代先进的国家以商业的法律作高层机构及低层机构的联系，落后的国家以旧式农村的习惯及结构作为行政的基础。
10受过被裁失业、与家人一起感受经济危机和被人歧视景况，才越来越把眼光放大，才知道个人能力有限，生命的真意义，要在历史上获得，而历史的规律性，有时在短时间尚不能看清，而须要在长时间内大开眼界，才看得出来。
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高中篇十
《万历十五年》是一出悲剧。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反抗和挣扎，但迫于环境，他们最终一一失败。失败的不是他们，是明朝，是时代，是万历十五年的所有人。
这场悲剧的核心，在于朱元璋的顶层设计能力太差，没有靠谱的治国框架，又非常的幼稚，最后沦落到以德治国。小时候看古装电视剧总觉得里面的事情都没法理解。
事有反常必有因，因，就是这个国家的政治框架。在明朝，德是治国方略，德是行政依据，德是文官集团的底盘。德是治国方略。皇帝就必须成为德的最高代表。所以皇帝要不停的出席各种卵用没有，纯粹作为象征意义的活动，以此来强调自己的德。而文官集团会严密的监督他，因为皇帝有德，政权的合法性才能稳定，文官才能高枕无忧，这是文官集团的命根子。
德是行政依据。因为这个国家太大了，由无数个农村组成，国家的行政效率又太低。每件事情如果认真去判断，成本极高，文官集团是吃不消的，不如用规则极其简单的德来判断。所谓大道至简嘛。
德是文官集团的底盘。既然是以德治国，官员的核心能力也就成了德，所以，长袖冠衣，三滤长须，雍容雅正，成了文官的经典形象，至于能力，不重要。整个文官集团，基于表面上的共同信仰，绑定在一起，这就叫底盘。
在这个框架里，最开心的是文官集团，他们也是国家真正的主人。
对上，他们严格要求皇帝。不能有丝毫自身的特点、私信、个性，一定得代表好「德」。对外，他们打压武将集团。因为德既然是最高代表，稳定就成了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出了乱子，本身就是无德的表现，那武将的平乱，又有什么可值得夸耀的？再说，文官要求德行，武馆要求能力，文官自然看不上武官。
对下，他们基于「德」的要求治理老百姓。判案的时候，哥哥和弟弟，就判弟弟错。穷人和富人，就判富人错。丈夫和妻子，就判妻子错。对事实的考量？他们才不在意呢！
对内，他们组成一个个利益集团，相互间争斗的极其厉害。几乎每一次朝堂上的争端，或者任何鸡毛蒜皮的小事，都会被用来党同伐异，维护自身利益。对自己，他们表面标榜道德，背地里极尽私欲。即使比较清廉的官，也觉得搞些灰色收入理所应当。在这个以德治国的框架里，你会发现，一切都解释通了。
大臣们为皇帝立谁当皇后、当太子，吵得不可开交。是因为皇帝违反了立长的道德规则，而违反道德，就会触动统治合法性的根基。大臣们成天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吵来吵去，表面是为了小事，实际是为了铲除异己，冠冕堂皇的理由背后，都是利益。
倭寇这种东拼西凑的强盗帮，能对明朝造成那么大损害。是因为武将被打压的过于厉害，军事极端不受重视。当官的人一定得四书五经，文章写的好，而不应该考察管理能力。因为以德治国，官员的核心能力，就是德。
在这个诡异、崩坏，江河日下的系统里，很多人在做着自己的反抗。万历和正德发现文官集团表面冠冕堂皇，背地极尽私欲的真相，决定不再合作，一个不上朝，一个成天出去打仗。
张居正想要中兴明朝，整顿税收，大权独揽时尚能推动少量地区执行，却触动了文官集团的利益。所以一死，所有改革全部恢复原样，自己也身败名裂。申时行吸取了张居正的教训，不再强力推动，改成和稀泥，努力在协调各方利益的情况下做好事情，缺只是小修小补，还被文官集团骂道德不够。海瑞选择相信德，过的一贫如洗。但受时代所限，他判案仍然是根据德，而非法律。同时他太扎眼，为整个文官集团所不容。
戚继光非常现实，从小兵用的武器、战术，到治军方略，战略战术，都按照实际情况来。该送礼送礼，该送美女送美女。即使这样，在他的靠山张居正倒台后，他也被迅速罢官。
李贽的悲剧，不在于最后的自杀，而在于他从来没有圆融一体，自身思想前后矛盾。他希望能弥合文官集团的私欲和道德，这几乎不可能。「万历十五年」里的每个人，就这样在激荡和反抗中走完了一声，迎来最终的大失败。以上，是这本书带给我们的框架。这个框架不仅能帮你更加理解明朝。其所揭示的问题，很多在当今依然存在。比如老百姓期盼清官，缺不呼唤法制。一堆人对封禁咪蒙弹冠相庆，缺又对另一些封禁的内容扼腕叹息。德治的弊病，思维的惯性，早已延续了几百年。
而这本书带来的方法论，则是大历史观。历史里的八卦，个人的命运，各种奇闻异事，悬案迷踪，都并不重要。要把眼光拉长到三五百年，看到大的历史脉络。观察不妨细致，格局却要宏观。这句话，是对《万历十五年》最好的注脚。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高中篇十一
记得在上高中的时候语文老师就向我们推荐过《万历十五年》，还给我们讲过许多首辅张居正的故事，可是一直都没有机会好好来品读一番，实在是可惜，终于借此机会我能好好的来体会一下其中的韵味，并荣幸的发表一下我对它的感想。
首先，令我感到惊讶的是这本书的英文名叫做1587，“ayearofnosignificance”,直译过来就是“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这不禁让我感到一丝疑惑，“无关紧要的一年”？那又为什么还要写它呢？带着这丝疑惑，我情不自禁的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这才让我意识到万历十五年并不是简简单单，平平淡淡的一年，用文中的话来说是“1587年，是为万历15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晏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实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里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可能是带着对高中语文老师所说的故事的好奇，再加上有好多人对我推荐过这本“好书”，导致我对这本书的期望很高，但是与之相反的是我读起这本书来味同嚼蜡，好不容易硬着头皮读完了，却不以为然，对网络上对这本书清一色的好评也无法苟同，相反我十分赞成金庸先生对《万历十五年》的评价，认为这本书其实并没有世人所认为的那样好。
《万历十五年》，它选择万历十五年来代表中国制度上落后于欧洲，说主因是中国不以数字来管理国家。但其实万历十五年张居正去世还不过五年，张居正的善政还没有遭到败坏，以万历十五年的中国来和欧洲先进国家相比，中国还远远的走在前面。至少，北京、南京、扬州、杭州这些大城市远比伦敦、巴黎要更加卫生、干净和先进。
中国当时的主要缺点不是不用数字来管理国家，而是明朝中央集权、君主权威至上的中国政治（明太祖手上建立的君主绝对专制），张居正重视“制度”、“法治”、“公平”，即使在封建统治下，也能很好地管理中国这样的大国。他注重“循名责实”，用现代的名词来说，大致上便是“实事求是”。《张居正》虽是小说，但在我看来比《万历十五年》这样的学术文章，更加真实，更加接近事实。
黄仁宇先生的“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之论，则隐隐包含着“历史命定”、“必然趋势”的意味。如此一来，历史上的所有罪恶，人民遭受的一切苦难，似乎都可以淹没在这个“合理性”中，忽略不计。读了整本书，我的唯一感受：全中国就那2万多官员和皇帝是活物，他们按照先哲的指示，决定着国家乃至民族的未来，其他的行尸走肉已经完全丧失了自主意识和现实影响力了——这绝不是象我这样一个接受马列毛史观的人说能接受的。而且他以西方和现代的双重中心论评判古代中国，认为古代史既已先验地指向近代中国的失败结局，所以凡事无不荒谬；但是他又以历史目的论和历史意志论观察现代中国，相信现代史最终必将指向未来“数目字管理”的理想制度，所以凡事无不合理。前一种思路认为历史无处不错，后一种思路又认为历史处处不错，前后相互矛盾，按照后一种思路，凡是发生过的历史都是合理的，那古代中国的制度为什么就不合理呢？一种延续数百年乃至数千年的制度都是不合理的，天下又哪有合理的制度？更何况近代西方文明也不过才崛起数百年，而且黄先生一再强调从技术而非道德角度看历史，但我觉得他的错误其实不在于不讲道德，而在于不懂得讲技术，看上去解释了一切，实则说了等于没说。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如台湾学者江政宽所说的“他以叙事史学的手法，在学院的历史书写主流之外，为我们铺陈了一条探究历史的可能道路，而这也是当前中文历史书写里最为欠缺的。”总而言之，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以上仅为个人观点。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高中篇十二
前几日在书屋看到有人批判黄仁宇，因此兴起重读《万历十五年》之念，这几日读了两篇——《万历皇帝》、《首辅申时行》，一时有感，记录下来。
一、人的阴阳。
这两篇中着重讲了三个人：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张居正身为帝师、首辅，励精图治，整顿乾坤，在他的治理下明渐有中兴气象，对万历皇帝乃至整个皇室以道德标准苛责严求，但为推行自己政策时任用私人，排除异己，并且生活奢侈，收受阿谀贿赂。在他一手遮天之下，年少的万历视张居正为圣，言听计从，但随着万历的长大，张居正的逝去，皇帝逐渐看清了张居正的阴阳两面，失望之余，张居正被抄家褫职，子孙充军的充军，收监的收监，而此后万历渐渐认请了文官的两面性，隐居深宫，形成中国历史上一大“奇观”——皇帝消极怠工，十年不见大臣。继任的首辅申时行也十分清楚地看到了文官的私欲与理想，企图“实事求是”地做到“不肖者犹知忌惮，而贤者有所依归”，而“蕴藉不立崖异”，调和阴阳，结果却是心力憔瘁，无功而退。
其实每个人都会有阴阳两面，只是有人不愿审视内心，不肯承认内心中的“阴”，而借“阳”来苛责他人，而苛责他人的结果一方面可能会给社会群体带来一定的益处，因而也给人以正义之感，而另一方面却也在满足着自己的私欲。很多时候，他也知道自己的私欲，但不愿也没有勇气去承认，并且竭力借正义之名掩盖着私欲，因而在用道德管制和指责别人的时候显得理直气壮。另一种人要显得真诚得多，他们也有私欲，但对自己有着道德的标准，当私欲不自觉地流露出来，被人指责时，没有勇气去承认，下意识地为自己寻找理由，自己欺骗着自己，为了自己的形象，竭力为自己辩护，并且也竭力让自己符合理想的道德形象，慢慢地也就确信自己就是没有私欲的道德坚守者(这种人就像被万历认为“讪君诂直”的邹元标)。
两种人都不敢正视自己，当然真诚地严格地审视自己内心是很难的，不是每一个人都是鲁迅、卢梭。
前者有些可怜，乃至可鄙。后者可敬，但迷失自己，并苦不堪言。
二、申时行的委屈。
万历皇帝因喜欢三子常洛，而想立其为太子，但因废长立幼遭到众大臣的反对，无奈之余，只得宣布一年后考虑此事，但后又节外生枝，拒绝立储。众大臣联名上奏请万历收回成命。这一大规模的抗议引起龙心赫然震怒。
申时行当时在病中，内阁大学士的联名上呈请，由二辅许国执笔，但这份奏章仍由申时行领衔。当其得知皇帝的反应后，立即上一份揭贴，说明内阁的联名奏章虽然列上他的名字，事先却未与闻。皇帝回批感谢申先生对他的忠爱之忱。但这揭贴被二辅许国截获，内容也因此在文官中传遍。
于是申时行遭到严厉的弹劾，说他“遁其词以卖友，秘其语以误君.阳附群众请立之议，阴缓其事以为内交之计”。万历皇帝一开始处罚了这个上奏者，但后继者如火如荼，不可遏止，一个接着一个递上了参劾申时行的本章。申时行无法抵御这些道德上的控诉，他的威信已经扫地以尽，他除了辞职以外再无无他可供选择。
从那些文官的思考角度来讲，申时行确实存在的道德的问题。
但，换一个角度来思考，申时行可有委屈？我们来揣测一下申时行的行为的动机。
我们以那些文官的话为真实的，申时行事先知道他们的联名上奏，并同意了领衔签名。我们可否作这样的猜测，他确实认为那些文官的意见是对的，万历应该尽快立储，所以有以上行为。但当他知道皇帝的态度后意识到这事的严重性，可能会带来朝廷大批官员的裁撤。大家知道皇帝震怒的后果的。而且由于他们的联名上奏，任何官员的劝谏都不会获得皇帝的信任，因为他已经把他们都视为敌人。要能进行有效的劝阻，必须劝阻者是皇帝信服的人。而申时行是最佳人选。因为他是皇帝的蒙师，即使他身为首辅，也规划着皇帝的就读和经筵。皇帝总是称他为“先生”，而不是“卿”，而且每个月都有钦赐礼物给他。万历皇帝还打算授予申时行以太师这文官的最高的职衔，只是申时行辞不领衔而已。这样如果申时行能跳出事外，作为旁观者对万历劝谏，消除万历心中的怒火，减缓联名上奏带来的皇帝的反弹，那对朝廷的安定无疑是很有益的。
我们知道，在一个人暴怒的时候，另一方固执己见，以强硬的态度对抗到底，其结果往往是火上加油。同样申时行如果站在同僚一边，和皇帝对抗，那么孤立无援的皇帝很有可能更加愤慨，进而一意孤行，以强硬的手段实现自己的意图。到那时，朝廷就可能一片混乱，皇帝的任性和暴戾有无数的史实可以证明。
后来的结果证明了这一点，那个首先发难的官员被降级外调，进而又加重处罚被削职为民，二辅许国也“回籍调养”。立储之事也僵持着。这样的结果大概是首辅申时行的无奈辞职多多少少使得皇帝有些泄气，所以才只惩治的首犯，不然皇帝在怒火冲天时任性带来的后果不会如此简单了事。
但申时行的妥协没有得到同僚的理解，在道德的批判下他只能辞职，虽然万历也曾挽留。因为他的威信已扫地以尽，无法作为首辅领导百官了。
申时行一番苦心却得如此结果，其心中之苦又有几人能知？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高中篇十三
最初对这个书感兴趣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作者黄仁宇的传奇人生，我是赞同人生要有不一样体验的。所以一个当过军人的学者，一个颠沛流离远走异国的历史学家，这本身对我就是有吸引力的；二是因为评论说这个书和我们以往看待历史的视角不一样啦，研究的很深入啦什么的。能从和我不一样的角度看问题，这一点也是很吸引我的。
我对这个书最大的感受，还是从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中看到的，吴晓波说，仅有经过细节式的历史素描，才可能让时空还原到它应有的错综复杂和莫测之中，让人的智慧光芒和美丽，以及他的自私愚昧和错误，被日后的人们认真地记录和阅读。（说实话，我认为对于离我们远的历史，我们需要更多的细节，因为抽离和宏观天然就多。可是对于激荡三十年这样的书，仅仅才过去三十多年，当事人都还在，这种时候细节就显的不是很重要，而超越时间和空间的视野和宏观上对历史规律的把握才是最难得的。在这一点上我有些苛求了）。
黄仁宇对于历史细节的把握源于他对历史第一手资料的潜心研究，这种态度在此刻浮躁的年代越来越少了，虽然我们并不是一代人。这个书语言平实生动，并没有晦涩之处，所以一般人都看的明白。可是其中所表现的逻辑却不像他的语言那么简单。我读历史也不算少了，可是我对这个书最多明白了六成。如何去认识历史，怎样去认识历史，这个东西我此刻也还不明白，但黄仁宇给了我们不一样的感觉，让我们觉得这样也能够啊。我觉得这个书是扎实的，也是趣味的。
三国演义的第一句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从此定下了三国的基调。万历十五年的开头，也定了这本书的基调，就是大风起于青萍之末。这种从事情的微小发端，从而进一步能预见到之后的演变，这就是读史明智的缘由，这也是基于对长期历史演变的深刻理解而提炼出的历史性规律认识。读历史的确是明智啊。
万历当皇帝其实挺失败的，想做的事情一件没做成，不想做的事情却得天天做。随着年龄的增长当皇帝的日子久了，增加的也仅仅是不做不想做的事，想做的依然做不了。这也是因为当时的政治气候决定的，文人集团过于势大，程朱理学深入人心，那个时候什么最大，不是皇帝，是礼法是制度，任何人都逾越不得。
张居正有多优秀自不待言，可是生前如此风光，死后却如此萧索，这其中到底是为什么呢，我得不出能够一句话总结的原因。可是我想到了俾斯麦，他在位时纵横捭阖合纵连横，让德意志始终处于最主动的外交地位。但他一退休，他的那套体系土崩瓦解，德国从此走上了另一条道路，由此导致了一战。这么优秀的人，为什么不能建立一套长久的体制和政策或者在政治体制中找到适宜的接班人呢，总是政治过渡的这么不顺畅。以儒家的观点就是没有以德服人，还是不够优秀的。
反观申时行，不似张居正那般锋芒毕露一手遮天，但申时行是懂得进退为人为官之道的。他们最大的差别不在本事上，在为人之道上。我其实最佩服的是汾阳王郭子仪了，那是几千年中国历史人物的典范啊。
还有两个人的比较很有意思，就是海瑞和戚继光，虽然他们是一文一武毫无关联。我想比较的其实是海瑞的不合实际和戚继光的实事求是。海瑞和社会政治现实格格不入，我们能够敬服海瑞的高洁，但我仍质疑海瑞的做法对社会有什么进取作用。而戚继光呢，在明朝军制如何落后的情景下，充分的利用一切能够利用的现实，从不做不可能做成事情，不空想做实事。明朝有此名将，军事上却难有进取，不得不说，中华历来被外地入侵都是内部不团结的时候。武将有好下场的比例比文臣少啊，看来还是得读书啊。
至于李贽，我没什么想说的，以前小时候看到李贽估计会说一些肤浅之言，可是这次看了之后，我却不敢说什么了，以后看了他的书或者有更深刻的了解再说吧。
这个书挺好的，以后有机会还要重读。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高中篇十四
黄仁宇先生写史手法特别，《万历十五年》截取了历史的一个剖面，让时间停留在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以该年前后的史事为中心，从描写一个皇帝和五位官员入手，即万历皇帝、首辅张居正和申时行、模范官僚海瑞、孤独的将领戚继光、自相矛盾的哲学家李贽，抽丝剥茧，梳理了明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体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史为鉴，探索现代中国应当汲取的经验和教训。在此，我只想谈谈让我感触较多的两位人物，万历皇帝和戚继光。
万历皇帝朱翊钧。聪明敏感，早熟，初欲励精图治，后日形消极。1572年9岁登基，1620年御宇48年后离开人间。
万历即位的前十年，在首辅张居正的辅佐下，明朝百事转苏、欣欣向荣，承平日久，府库随之日见充实，实现回光返照式的“万历中兴”。1582年7月，张居正病逝，万历18岁，他决心破除对外的柔弱印象，励精图治，但恰在此时，他观看了宫廷内戏班演出的《华岳赐环记》，戏里的国君慨叹地唱着“政由宁氏，祭则寡人”时，聪明敏感的他似乎意识到即位十年，自己只是首辅张居正的傀儡，而并非大权独揽的君主，于是从否定张居正提倡的全国耕地丈量开始，揭开反张运动序幕。经张居正事件后，万历对一切都持怀疑的态度。
倒张之后，万历发现自己的自主之权仍然受到种种约束，自己贵为天子，只不过是一种制度所需要的产物。身为皇帝，万历的权力大多带有被动性，他可以把不喜欢的官员革职查办，但是很难升迁拔擢他所喜欢的官员，以致没有一个人足以成为他的心腹。万历以自己的聪明，意识到自己名义上是天子，实际上受制于廷臣，文官集团才是这一大帝国的实际主人，在另一种意义上讲，他不过是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在即位的日子，不断的应付许多重复事件和不变的礼仪。
在与文官集团抗衡的过程中，万历是孤立无援的，幸而在感情生活中有心心相印的郑氏陪伴，但因文官们不容许他废长立幼，以皇三子常洵代替皇长子常洛为太子，遂使他心爱的女人郑贵妃悒郁寡欢，出于一种报复的意念，万历竟以皇帝的身份向臣僚作长期的消极怠工，且长达三十年之久。他再也不愿做任何事情使他的文官快意，不再出席法定礼仪；不派人递补出缺的高级职位；派遣和升迁中下级文官，用抽签的方法决定，一个官员出任什么官职，竟出于与事实无关的一根竹签。
万历，这个孤独的君主，在认清现实后，无意于做积极有为的君主，又不甘心充当臣僚的工具，他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性格，以老子所谓的“无为”消极抵抗。
——孤独的将领戚继光。具有卓越军事才能的将领，却生逢重文轻武的朝代，在不能改变环境的情况下适应环境，最大限度的发挥才能，一酬壮志，在清算张居正运动中作为前首辅党羽被参劾，在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坠入寂寞和凄凉，后在贫病交迫中死去。
明朝历史上除洪武永乐两朝外，文官凌驾于武官之上，已成为绝对趋势，将领们即使出生入死，屡建奇功，其社会影响，也未必抵得上一篇精彩的大块文章。在这种制度和风气影响下，“军户”征兵、军事补给制度严重落后，兵源不足、补给不足、装备落后，“野战军的战斗力几乎与农村的民兵相去无几”；对于将领的选拔，则认为应该具备的素质是勇敢粗豪而不在于头脑清晰，后虽有武试，但又重在刀枪弓马是否娴熟，笔试只求粗通文字而从未涉及军事科学，武备继续废驰，军事组织不断衰退。直至16世纪中叶，倭寇以战术的优势和武器的精良屡次入侵且长驱直入，文官集团才惊觉这低能的军事制度将要危及整个帝国以及他们个人的安全，但思变的结果仍只在于选择战略上深谋远虑而又精通各种战术的高级将领，而非改革落后的军事制度。
在种种落后的情况下，戚继光着手组织他的新军，世人称为“戚家军”；确立了铁一般的军法，即集体负责的“连坐法”；战术上注重协同配合，研习“鸳鸯阵”。终其一生，戚继光以鸳鸯阵法作为主要战术，这并非由于他因循守旧，而是他深知以一己之力难以触动整个国家体制。戚继光的朋友，另一位名将俞大猷，曾经提出让战术全面现代化的建议，但这些有益的建议因涉及军事制度改革而及于政治未被采纳，因而壮志未酬，赍恨以殁。戚继光选择脚踏实地，做他职责范围内力所能及的事，戚家军的胜利记录无出其右，从未在战斗中被倭寇击溃。戚继光的军事天才囿于现实并未得到完全发挥，但他接受现实，在组织制度上没有办法，就在私人关系上寻找出路，一切只为使军事科学和军事技术在现实生活里发挥作用保家卫国。“在抗倭战争中功绩最为卓著的戚继光不是在理想上把事情做得至善至美的将领，而是最能适应环境以发挥他的天才的将领。他所以获得成功的要点，在于他清醒的现实感。”
人的一生，理想和现实总有差距。理想的实现，除个人的努力外，还须具备天时地利人和诸多外因，就算贵为帝王将相，胸中宏愿也有得不到现实回应的时候。在无力改变现实的情况下，退一步不失为一种良策，与其抱怨，不如尽其所能做到最好，不断向自己的目标靠近。
不是所有的出行都是行装齐备，不是所有的坚持都值得称颂，有的妥协同样值得敬仰，当然这得看动机和目的，譬如万历皇帝的妥协，可悲可叹！戚继光的妥协，可敬可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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