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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的散文篇一
汪曾祺,江苏高邮人,1920年3月5日出生,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作品有《受戒》《晚饭花集》《逝水》《晚翠文谈》等。
汪曾祺可以说在那个极其特殊年代的首批高知识分子,在他20岁时,通过自身的努力考上了西南联大的中文系,在他的一生中,文学上的成就是他这一辈子的荣光,他留下了许多散文集、小说集。
汪曾祺大学毕业后,第一份工作便是在联大同学办的一所中学中担任教师,在教学生涯中,也是他的创作初始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他写了不少的文学小说,有名的如《复仇》,后来被刊登在文艺复兴的杂志上,并广为流传,人们开始认识了汪曾祺这样的一个人。
同样也是在教师生涯的过程中,汪曾祺认识了他的一生伴侣,施松卿。她也同样是一名教师,由于在一起工作,从而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基础,并且因此喜结良缘,从此相守相依。
汪曾祺的人生几经波折,历经过中国抗日战争,改革开放,在这林林种种的是其中,汪曾祺依旧能够保持着一颗开朗的心态,并未被生活中的困难所打倒,反而能够将更多的感情投入到文学创作中,写下了许多的精品良作。
汪曾祺被后世的文人学者评价为当代著名的作家,散文家。他的创作类型自然是少不了小说和散文。
首先,汪曾祺的一生是写下了不少的小说的,后来被收录成册,装订成集,流传于后世,传递于古今。在小说的创作中,汪老最为有名的作品均收录于小说作品集《邂逅集》中,而在《邂逅集》中当属受戒这篇小说最为有名,那么受戒到底讲述的是一个怎样的故事,传递了作者怎样的意图呢?《受戒》整部小说中以一个小和尚为主人公,讲述了他幸福的一生,既能够当和尚,但同样也能拥有爱情,这篇小说具有深刻的反讽意味的,讽刺了当下的社会环境。
其次,再来看看汪老的散文集,汪老的散文作品同样收录在散文作品集《蒲桥集》中,最为有名的有《我的家乡》等等。汪曾祺的散文有着独特的特点,读他的散文,有种令人心旷神怡的感觉,他的散文没有太多奢华的词藻,也没有过多浓烈的感情,相反地是那种细水长流的描述,从细节处取胜,引人入胜,欲罢不能。
汪曾祺的一生,可谓是极为坎坷,但在这坎坷的人生道路上,汪曾祺并没有向命运低头,也没有向政治俯首,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坚强的活着。
后世之人评价汪老先生,他的一生走的极为艰难,伴随着中国的脱胎换骨,汪曾祺也相当于被扒了两层皮。但无论经历了多少生活的折磨,精神的痛苦,却最终没有将汪曾祺先生打倒,他仍然具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淡泊名利的性,真诚率真的情,不畏强权的魂。汪曾祺先生爱好学问,在文学界内的海洋里驰骋遨游,不断充实着自己的知识,陶冶着自己的情操。经历过文革的考验,度过了折磨后的汪曾祺,反而更加能沉心静气的专注于对学问的研究,真乃是令人佩服。
作家贾平凹评价汪曾祺是一只文狐,而且是一只修炼成精的老狐狸,可见汪曾祺在文学上的造诣之高超,令人叹为观止。著名的作家老舍先生也曾经盛赞过汪曾祺,说他是少有的学问界文章写得好的。沈从文也曾经说汪曾祺就是人太老实了,虽然文章写得很好,但却一直没有刻意的表露过自己的长处,以致于老舍先生很久之后才发现了汪曾祺这颗文学界的金子。
汪曾祺的散文篇二
先得备料。把立柱、横梁、小棍,槐木的、柳木的、杨木的、桦木的,按照树棵大小,分别堆放在旁边。立柱有汤碗口粗的、饭碗口粗的、茶杯口粗的。一棵大葡萄得用八根、十根,乃至十二根立柱。中等的,六根、四根。
先刨坑,竖柱。然后搭横梁,用粗铁丝紧后搭小棍,用细铁丝缚住。
然后,请葡萄上架。把在土里趴了一冬的老藤扛起来,得费一点劲。大的,得四五个人一起来。“起!——起!”哎,它起来了。把它放在葡萄架上,把枝条向三面伸开,像五个指头一样地伸开,扇面似地伸开。然后,用麻筋在小棍上固定住。葡萄藤舒舒展展,凉凉快快地在上面呆着。
上了架,就施肥。在葡萄根的后面,距主干一尺,挖一道半月形的沟,把大粪倒在里面。葡萄上大粪,不用稀释,就这样把原汁大粪倒下去。大棵的,得三四桶。小葡萄,一桶也就够了。四月,浇水。
挖窖挖出的土,堆在四面,筑成垄,就成一个池子。池里放满了水。葡萄园里水气泱泱,沁人心肺。
葡萄喝起水来是惊人的。它真是在喝口哀!葡萄藤的组织跟别的果树不一样,它里面是一根一根细小的导管。这一点,中国的古人早就发现了。《图经》云:“根苗中空相通。圃人将货之,欲得厚利,暮溉其根,而晨朝水浸子中矣,故俗呼其苗为木通。”“暮溉其根,而晨朝水浸子中矣”,是不对的。葡萄成熟了,就不能再浇水了。,再浇,果粒就会涨破。“中空相通”却是很准确的。浇了水,不大一会,它就从根直吸到梢,简直是小孩嘬奶似地拼命往上嘬。浇过了水,你再回来看看吧:梢头切断过的破口,就嗒嗒地往下滴水了。
是一种什么力量使葡萄拼命地往上吸水呢?
施了肥,浇了水,葡萄就使劲抽条、长叶子。真快!原来是几根根枯藤,几天功夫,就变成青枝绿叶的一大片。五月,浇水,喷药,打梢,掐须。
葡萄一年不知道要喝多少水,别的果树都不这样。别的果树都是刨一个“树碗”,往里浇几担水就得了,没有像它这样的:“漫灌”,整池子地喝。
喷波尔多液。从抽条长叶,一直到坐果成熟,不知道要喷多少次。喷了波尔多液,太阳一晒,葡萄叶子就都变成蓝的了。葡萄抽条,丝毫不知节制,它简直是瞎长!几天功夫,就抽出好长的一节的新条。这样长法还行呀,还结不结果呀?因此,过几天就得给它打一次条。葡萄打条,也用不着什么技巧,一个人就能干,拿起树剪,劈劈啦啦,把新抽出来的一截都给它铰了就得了。一铰,一地的长着新叶的条。
葡萄的卷须,在它还是野生的时候是有用的,好攀附在别的什么树木上。现在,已经有人给它好好地固定在架上了,就一点用也没有了。卷须这东西最耗养分,——凡是作物,都是优先把养分输送到顶端,因此,长出来就给它掐了,长出来就给它掐了。
葡萄的卷须有一点淡淡的甜味。这东西如果腌成咸菜,大概不难吃。
五月中下旬,果树开花了。果园,美极了。梨树开花了,苹果树开花了,葡萄也开花了。
都说梨花像雪,其实苹果花才像雪。雪是厚重的,不是透明的。梨花像什么呢?——梨花的瓣子是月亮做的。
有人说葡萄不开花,哪能呢!只是葡萄花很小,颜色淡黄微绿,不钻进葡萄架是看不出的。而且它开花期很短。很快,就结出了绿豆大的葡萄粒。
汪曾祺的散文篇三
我对茶实在是一个外行。茶是喝的,而且喝得很勤,一天换三次叶子。每天起来第一件事,便是坐水,沏茶。但是毫不讲究。对茶叶并不是很挑剔。青茶、绿茶、花茶、红茶、沱茶、乌龙茶,但有便喝。茶叶多是别人送的,喝完了一筒,再开一筒,喝完了碧螺春,第二天就可以喝蟹爪水仙了。但是不论什么茶,总得是好一点的。太次的茶叶,便是只好留着煮茶叶蛋。《北京人》里的江泰认为喝茶只是“止渴生津利小便”,我以为还有一种功能,是:提神。《陶庵梦忆》记闵老子茶,说得神乎其神。我则有点像董日铸,以为“浓、热、满三字尽茶理”。我不喜欢喝太烫的茶,沏茶也不爱满杯。我的家乡认为客人斟茶斟酒“酒要满,茶要浅”,茶斟得太满是对客人不敬,甚至是骂人。于是就只剩下一个字:浓。我喝茶是喝得很酽的。常在机关开会,有女同志尝了我的一口茶,说是“跟药一样”。因此,写不出关于茶的文章。要写,也只是些平平常常的话。
我读小学五年级那年暑假,我的祖父不知怎么忽然高了兴,要教我读书。“穿堂”的左侧有两间空屋。里间是佛堂,挂了一幅丁云鹏画的佛像,佛的袈裟是红的。佛像下,是一尊乌斯藏铜佛。我的祖母每天早晚来烧一炷香。外间本是个贮藏室,房梁上挂着干菜,干的粽叶。靠墙有一缸“臭卤”,面筋、百叶、笋头、苋菜都放在里面臭。临窗设一方桌,便是我的书桌。祖父每天早晨来讲《论语》一章,剩下的时间由我自己写大小字各一张。大字写《圭峰碑》,小字写《闲邪公家传》,都是祖父从他的藏帖里拿来给我的。隔日作文一篇。还不是正式的八股,是一种叫做“义”的文体,只是解释《论语》的内容。题目是祖父出的。我共做了多少篇“义”,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有一题是“孟子反不伐义”。
祖父生活俭省,喝茶却颇考究。他是喝龙井的,泡在一个深栗色的扁肚子的宜兴砂壶里,用一个细瓷的小杯倒出来喝。他喝茶喝得很酽,一次要放多半壶茶叶。喝得很慢,喝了一口,还得回味一下。
他看看我的字,我的“义”,有时会另拿一个杯子,让我喝一杯他的茶。真香。从此我知道龙井是好喝的,我的喝茶浓酽,跟小时候的熏陶也有一点关系。
后来我到了外面,有的时候喝到龙井茶,就会想起我的祖父,想起孟子反。
我的家乡有“喝早茶”的习惯,或者叫做“上茶馆”。上茶馆其实是吃点心、包子、蒸饺、烧卖、千层糕……茶自然是要喝的。在点心未端来之前,先上一碗干丝。我们那里是原先没有煮干丝,只有烫干丝的。干丝在一个敞口的碗里堆成塔状,临吃,堂倌把装在一个茶杯里的作料——酱油、醋、麻油浇入。喝热茶、吃干丝,一绝!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昆明住了七年,几乎天天泡茶馆。“泡茶馆”是西南联大学生特有的说法。本地人叫做“坐茶馆”,“坐”,本有消磨时间的意思,“泡”则更胜一筹。这是从北京带过去的一个字。“泡”者,长时间地沉溺其中也,与“穷泡”、“泡蘑菇”的“泡”是同一语源。联大学生在茶馆里往往一泡就是半天。干什么的都有。聊天、看书、写文章。有一位教授在茶馆是读梵文。有一位研究生,可称泡茶馆的冠军。此人姓陆,是一怪人。他曾经徒步旅行了半个中国,读书甚多,而无所著述,不爱说话。他简直是“长”在茶馆里。上午、下午、晚上,要一杯茶,独自坐着看书。他连漱洗用具都放在一家茶馆里,一起来就到茶馆里洗脸刷牙。听说他后来流落在四川,穷困潦倒而死,悲夫!
昆明茶馆里卖的都是青茶,茶叶不分等次,泡在盖碗里。文林街后来开了家“摩登”茶馆,用玻璃杯卖绿茶、红茶——滇红、滇绿。滇绿色如生青豆,滇红色似“中国红”葡萄酒,茶叶都很厚。滇红尤其经泡,三开之后,还有茶色。我觉得滇红比祁(门)红、英(德)红都好,这也许是我的偏见。当然比斯里兰卡的“利普顿”要差一些——有人喝不来“利普顿”,说是味道很怪。人之好恶,不能勉强。我在昆明时喝过大烤茶。把茶叶放在粗陶的烤茶罐里,放在炭火上烤得半焦,倾入滚水,茶香扑人。几年前在大理街头看到有烤茶缸卖,犹豫一下,没有买。买了,放在煤气灶上烤,也不会有那样的味道。
一九四六年冬,开明书店在绿杨请客。饭后,我们到巴金先生家喝工夫茶。几个人围着浅黄色的老式圆桌,看陈蕴珍(萧珊)“表演”濯器、炽炭、注水、淋壶、筛茶。每人喝了三小杯。我第一次喝工夫茶,印象深刻。这茶太酽了,只能喝三小杯。在座的除巴先生夫妇,有靳以、黄裳。一转眼,四十三年了。靳以、萧珊都不在了。巴老衰病,大概也没有喝一次工夫茶的兴致了。那套紫砂茶具大概也不在了。
我在杭州喝过一杯好茶。
一九四七年春,我和几个在一个中学教书的同事到杭州去玩。除了“西湖景”,使我难忘的两样方物,一是醋鱼带把。所谓“带把”,是把活草鱼脊肉剔下来,快刀切为薄片,其薄如纸,浇上好秋油,生吃。鱼肉发甜,鲜脆无比。我想这就是中国古代的“切脍”。一是在虎跑喝的一杯龙井。真正的狮峰龙井雨前新芽,每蕾皆一旗一枪,泡在玻璃杯里,茶叶皆直立不倒,载浮载沉,茶色颇淡,但是入口香浓,直透肺腑,真是好茶!只是太贵了。一杯茶,一块大洋,比吃一顿饭还贵。狮峰茶名不虚,但不得虎跑水不可能有这样的味道。我自此才知道,喝茶,水是至关重要的。
我喝过的好水有昆明的黑龙潭泉水。骑马到黑龙潭,疾驰之后,下马到茶馆里喝一杯泉水泡的茶,真是过瘾。泉就在茶馆檐外地面,一个正方的小池子,看得见泉水骨嘟骨嘟往上冒。井冈山的水也很好,水清而滑。有的`水是“滑”的,“温泉水滑洗凝脂”并非虚语。井冈山水洗被单,越洗越白;以泡“狗古脑”茶,色味俱发,不知道水里含了什么物质。天下第一泉、第二泉的水,我没有喝出什么道理。济南号称泉城,但泉水只能供观赏,以泡茶,不觉得有什么特点。
有些地方的水真不好。比如盐城。盐城真是“盐城”,水是咸的。中产以上人家都吃“天落水”。下雨天,在天井上方张了布幕,以接雨水,存在缸里,备烹茶用。最不好吃的水是菏泽。菏泽牡丹甲天下,因为菏泽土中含碱,牡丹喜碱性土。我们到菏泽看牡丹,牡丹极好,但是茶没法喝。不论是青茶、绿茶,沏出来一会儿就变成红茶了,颜色深如酱油,入口咸涩,由菏泽往梁山,住进招特所后,第一件事便是赶紧用不带碱味的甜水沏一杯茶。
老北京早起都要喝茶,得把茶喝“通”了,这一天才舒服。无论贫富,皆如此。一九四八年我在午门历史博物馆工作。馆里有几位看守员,岁数都很大了。他们上班后,都是先把带来的窝头片在炉盘上烤上,然后轮流用水氽坐水沏茶。茶喝足了,才到午门城楼的展览室里去坐着。他们喝的都是花茶。北京人爱喝花茶,以为只有花茶才算是茶(很多人把茉莉花叫做“茶叶花”)。我不太喜欢花茶,但好的花茶例外,比如老舍先生家的花茶。
老舍先生一天离不开茶。他到莫斯科开会,苏联人知道中国人爱喝茶,倒是特意给他预备了一个热水壶。可是,他刚沏了一杯茶,还没喝几口,一转脸,服务员就给倒了。老舍先生很愤慨地说:“他妈的!他不知道中国人喝茶是一天喝到晚的!”一天喝茶喝到晚,也许只有中国人如此。外国人喝茶都是论“顿”的,难怪那位服务员看到多半杯茶放在那里,以为老先生已经喝完了,不要了。
龚定庵以为碧螺春天下第一。我曾在苏州东山的“雕花楼”喝过一次新采的碧螺春。“雕花楼”原是一个华侨富商的住宅,楼是进口的硬木造的,到处都雕了花,八仙庆寿、福禄寿三星、龙、凤、牡丹……真是集恶俗之大成。但碧螺春真是好。不过茶是泡在大碗里的,我觉得这有点煞风景。后来问陆文夫,文夫说碧螺春就是讲究用大碗喝的。茶极细,器极粗,亦怪!
在湖南桃源时喝过一次擂茶。茶叶、老姜、芝麻、米、加盐放在一个擂钵里,用硬木的擂棒“擂”成细末,用开水冲开,便是擂茶。我在《湘行二记》中对擂茶有较详细的叙述,为省篇幅,不再抄引。
茶可入馔,制为食品。杭州有龙井虾仁,想不恶。裘盛戎曾用龙井茶包饺子,可谓是别出心裁。日本有茶粥。《俳人的食物》说俳人小聚,食物极简单,但“惟茶粥”一品,万不可少。茶粥是啥样的呢?我曾用粗茶叶煎汁,加大米熬粥,自以为这便是“茶粥”了。有一阵子,我每天早起喝我所发明的茶粥,自以为很好喝。四川的樟茶鸭子乃以柏树枝、樟树叶及茶叶为熏料,吃起来有茶香而无茶味。曾吃过一块龙井茶心的巧克力,这简直是恶作剧!用上海人的话说:巧克力与龙井茶实在完全“弗搭界”。
汪曾祺的散文篇四
家乡的几座大寺里都有罗汉。我的小学的隔壁是承天寺,就有一个罗汉堂。我们三天两头于放学之后去看罗汉。印象最深的是降龙罗汉,——他睁目凝视着云端里的一条小龙;伏虎罗汉,——罗汉和老虎都在闭目养神;和长眉罗汉。大概很多人都对这三尊罗汉印象较深。昆曲(时调)《思凡》有一段“数罗汉”,小尼姑唱道:
“降龙的恼着我,
伏虎的恨着我,
那长眉大仙愁着我:
说我老来时,有什么结果!”
她在众多的罗汉中单举出来的,也只是这三位。——她要是挨着个儿数下去,那得数多长时间!
罗汉原来是十六个,傅贯休所画“十六应真”即是十六人,后来加上布袋和尚和一个什么什么尊者,——罗汉的名字都很难念,大概是古梵文音译,这就成了通常说的“十八罗汉”。李龙眠画“罗汉渡江”就已经是十八人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这队伍扩大了,变成了五百罗汉。有些寺里在五百塑像前各竖了一个木牌,墨字某某某某尊者,也不知从哪里查考出来的。除了写牌子的老和尚,谁也弄不清此位是谁。有的寺里,比如杭州的灵隐寺竟把济公**也算在里头,这实在有点胡来了。
罗汉本是印度人,贯休的“十六应真”就多半是深目高鼻且长了大胡子,后来就逐渐汉化。许多罗汉都是个中国和尚。
罗汉大致有两种。一种是装金的,多半是木胎。“五百罗汉”都是装金的。杭州灵隐寺、苏州××寺(忘寺名)、汉阳归元寺,都是。装金罗汉以多为胜,但实在没有什么看头,都很呆板,都差不多,其差别只在或稍肥,或精瘦。谁也没有精力把五百个罗汉一个一个看完。看了,也记不得有什么特点。一种是彩塑。精彩的罗汉像都是彩塑。
我所见过的中国精彩的彩塑罗汉有这样几处:一是昆明筇竹寺。筇竹寺的罗汉与其说是现实主义的不如说是一组浪漫主义的作品。它的设计很奇特。不是把罗汉一尊一尊放在高出地面的台子上,而是于两壁的半空支出很结实的木板,罗汉塑在板上。罗汉都塑得极精细。有一个罗汉赤足穿草鞋,草鞋上的一根一根的草茎都看得清清楚楚,跟真草鞋一样。但又不流于琐细,整堂(两壁)有一个通盘的,完整的构思。这是一个群体,不是各自为政,十八人或坐或卧,或支颐,或抱膝,或垂眉,或凝视,或欲语,或谛听,情绪交流,彼此感应,增一人则太多,减一人则太少,气足神完,自成首尾。另一处是苏州紫金庵。像比常人小,身材比例稍长,面目清秀。这些罗汉好像都是苏州人。他们都在安静沉思,神情肃穆。如果说筇竹寺罗汉注意外部筋骨,颇有点流浪汉气,紫金庵的罗汉则富书生气,性格内向。再一处是泰山后山的宝善寺(寺名可能记得不准确)。这十八尊是立像,比常人高大,面形浑朴,是一些山东大汉,但塑造得很精美。为了防止参观的人用手扪触,用玻璃龛罩了起来,但隔着玻璃,仍可清楚地看到肌肉的纹理,衣饰的刺绣针脚。前三年在苏州直看到几尊较古的罗汉。原来有三壁。东西两壁都塌圮了,只剩下正面一壁。这一组罗汉构思很有特点,背景是悬崖,罗汉都分散地趺坐在岩头或洞穴里(彼此距离很远)。据说这是梁代的作品,正中高处坐着的戴风帽着赭黄袍子的便是梁武帝,不知可靠否,但从衣纹的简练和色调的单纯来看,显然时代是较早的。据传紫金庵罗汉是唐塑,宝善寺、筇竹寺的恐怕是宋以后的了。
罗汉的塑工多是高手,但都没有留下名字来,只有北京香山碧云寺的几尊,据说是刘銮塑的。刘銮是元朝人,现在北京西四牌楼东还有一条很小的胡同叫做“刘銮塑”,据说刘銮原来就住在这里,但是许多老北京都不知道有这样一条名字奇怪的胡同,更不知道刘銮是何许人了。像传于世,人不留名,亦可嗟叹。
中国的雕塑艺术主要是佛像,罗汉尤为杰出的代表。罗汉表现了较多的生活气息,较多的人性,不像三世佛那样超越了人性,只有佛性。我们看彩塑罗汉,不大感觉他们是上座佛教所理想的最高果位,只觉得他们是一些人,至少比较接近人,他们是介乎佛、菩萨和人之间的那么一种理想的化身,当然,他们也是会引起善男子、善女人顶礼皈依的虔敬感的。这是一宗非常重要的文化遗产,不论是从宗教史角度,美术史角度乃至工艺史角度、民俗学角度来看。我们对于罗汉的重视程度是很不够的。紫金庵、筇竹寺的罗汉曾有画报介绍过,但是零零碎碎,不成个样子。我希望能有人把几处著名的罗汉好好地照一照相,要全,不要遗漏,并且要从不同角度来拍,希望印一本厚厚的画册:《罗汉》;希望有专家能写一篇长文作序,当中还要就不同寺院的塑像,不同问题写一些分论;我希望能把这些罗汉制成幻灯片,供研究用、供雕塑系学生学习用,供一般文化爱好者欣赏用。
载一九九八年第一期《收获》。
法国雕塑大师罗丹曾说过:“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汪曾祺先生就是这样一位智者,他擅于将生活中的琐碎杂乱串联成一幅幅生动别致的画卷。汪老的.笔调平淡质朴,贴近生活细节,不追求华丽辞藻的刻意堆砌,不注重观念思想的有意灌输,在他的文章中,一切的一切都显得那样自然纯朴,却又意味深长。古云文如其人,汪老一生处事淡泊、不计名利,即使身处逆境,也心境释然,人格魅力令人景仰。在被打为右派下放张家口劳作的日子里,他奉命画出了一套马铃薯图谱。他认为在马铃薯研究站画图谱是“神仙过的日子”,画完一个整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画完了,“薯块就再无用处,我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全国盖无二人。”汪先生的品行心境决定了他散文创作的独特风格,读汪老的散文,犹如在和一位性情和蔼、见识广博的老者拉家常,虽然话语平实,但饶有风趣,令人回味无穷。
(一)汪老散文之贴近生活。
拜读过汪先生的诸多散文之后会发现,他所写散文的主题大都是生活中的凡人小事,都是我们平常生活中遇见却未细心留意的人或物。如《夏天》中对夏天景色的细微描写,《泡茶馆》对茶馆里的闲人趣事的生动刻画。汪老从细小的视角嵌入,写凡人小事,记乡情民俗,谈花鸟虫鱼,考辞章典故,善于捕捉生活中的平凡之美,并于平凡事物中发现不平凡的趣味。
现代社会下的都市人生活节奏加快、生存压力剧增,他们沉浸于工作和学习中,闲情逸致都抛之脑后,对于身边平凡的人或物他们无暇顾及。除了工作学习,他们无法体会到生活的其他乐趣,他们的世界被物欲所包围着,周围一切平凡美好的事物都与他们划清界线,他们将自己局限在自我的小世界里,然而社会生活的喧嚣与紧张唯有透过心灵的恬淡与灵静才能得到调剂与释放。许多读者喜爱汪老也正是被他对凡人小事的审视与关注所吸引,在汪老的散文中可以感受到心灵的愉悦和净化,进而对周围环境有了重新的注目。
(二)汪老散文之平淡质朴。
汪曾祺先生曾说过:“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的大敌。挺大的人,说些姑娘似的话……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正如汪老所言,他的散文中至始至终弥漫着平实主义风味,散文语言简单易懂,曾有评论家评价汪老的语言十分特别,拆开来看,每一句都很平淡,但放在一起,就别有一番味道。个人比较喜欢汪先生的《多年父子成兄弟》,文章笔调朴实,如拉家常,但却字里行间中折射出父子之间无需言语表达的亲情。
(三)汪老散文之以小见大。
汪先生的散文并不是一味描写生活琐事,他对事物往往有其独到的见解感悟和奇妙的审美发现,擅于以小见大,透过事物的现象看到本质。如汪老在其散文《吃食和文学》中谈到苦瓜到底是不是瓜时,最后从苦瓜想到文学创作,他说作家应该口味杂一点,不能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汪先生这种生活中的敏思与睿智,是值得我们所提倡与奉行的。“我思故我在”,不断的思考才能迸发生命的灵感。
(四)汪老散文之乐观豁达。
先生的散文格调向我们展示的永远是乐观向上的精神与内涵,这与他一生淡泊名利、追求恬然自得的生活方式有关。现在的很多艺术过于浮躁,无病呻吟,汪曾祺先生则是要从内容到形式上建立一种原汁原味的“本色艺术”或“绿色艺术”,创造真境界,传达真感情,引领人们到达精神世界的净土。从汪老散文中散发出来的豁达精神对于我们的人生是一种鼓舞,不管经历多大挫折与磨难,坚信曙光的到来,保持一颗积极向上的心态,享受人间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当我们真正以乐观胸怀视之,我们会发现任何的困难都只是成功道路上的基石。
汪曾祺的散文篇五
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当代杰出的散文家,小说家。在读他的散文集《寄意故乡》之前,以前也曾读过他的一些小说和散文,他独树一帜的文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汪曾祺于1939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是沈从文先生的入室弟子,深得沈先生的真传,他的代表作品小说《受戒》、《大淖记事》等文笔,优美富有地方色彩,那方水土那号人,有点像《边城》,但不少地方有所创新。
读汪曾祺的散文,觉得他的语言有很高的美学价值,作为一个家学渊源的作家,他继承了我国优秀的民族传统,有人说他的散文可以称得上真正的文人散文,这我并不完全同意。我认为只能够说他的散文是继承了我国传统散文的优秀传统,植根于我们民族精神土壤之中。正如汪曾祺自己说的:“一个当代作家的思想总会跟传统文化、传统思想有些血缘关系。但是作家的思想是一个复合体,不会专宗哪一种传统思想。”所以我认为把汪曾祺的散文称为真正的文人散文是有失偏颇的,因为他的语言平淡、质朴、简炼,是一种提纯度很高的语言,绝无文人的“掉书袋”之嫌,相反倒是贴近生活的。
描写铁桥和尚的情人:铁桥有一个情人,年纪轻轻,长得清清雅雅,不俗气。见《铁桥》。
描写三圣庵:三圣庵在大淖西边。这是一片很荒凉的地方,长了一些野树和稀稀拉拉的芦苇,有一条似有若无的小路。
抒写内心胸臆:凡事都是这样,要能适应、习惯、凑合。见《牙疼》。
可见汪曾祺无论是描写人物,还是描写环境,人物心理,都文笔洗练,惜墨如金,但是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比起西方现实主义大师如巴尔扎克他描绘人物工笔刻化服饰,眼睛、眉毛、胡子、面容动辄洋洋数百近千言,看多了给人以昏昏欲睡之感,相比之下,这就是汪曾祺散文的魅力,汪曾祺谈到沈从文教写作,常说“要贴到人物来写”,在写作过程中要随时紧紧贴着人物,用自己的心,自己的全部感情。什么时候自己的感情贴不住人物了,大概人物也就会“走”了,飘了,不具体了。汪曾祺本人散文用语也能做到贴到人物来写,即使文中没有人物,我们难道不能说,作者本人就是文中所说的人物吗,这样,他的写风俗,读文化、忆旧闻、述掌故、家乡情、花鸟鱼虫,瓜果食物,无所不涉,娓娓到来,如话家常,创造的是真境界,传达的真感情,真正做到了文章不写一句空。
语言像水,是不能切割的,一篇作品的语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有内在联系的。文学语言不是像砌墙一样,一块砖一块砖叠在一起。而是像树一样,长在一起的,枝干之间,汁液流转,一枝动,百枝摇。语言是活的,也是流动的,中国人喜欢用流水比喻行文,这是非常贴切的。
有一位评论家说:汪曾祺的语言很怪,拆下来没有什么,放在一起就有点味道。语言的美不在每一个字,每一句,而在字与字之间,句与句之间的关系。包世臣论王羲之的字,说他的字单看一个一个的字,并不觉得怎么美,甚至很不平整,但是字的各部分,字与字之间“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汪曾祺的文学语言也是这样的。
汪曾祺认为:语言不只是形式,本身便是内容,语言和思想是同时存在,不可剥离的。语言不仅是所谓“载体”它是作品的本体,一篇作品的每一句话,都浸透了作者的思想感情。
语言后面有文化的积淀,一个人的文化修养越高,他所传达的信息就会更多。汪曾祺的文学语言兼具南北神韵,打通古今脉络,才气学识与高超的文字工夫将现代中国文学提高了境界,丰富了现代汉语和文字的表达方法,自有一种超迈古今的旷达和淡泊。他自诩为“中国式的人道主义者”,凭着对事物的独到颖悟和审美发现,从小视角楔入,写凡人小事,论乡情民俗,于不经心、不刻意中设传神妙笔,成就了当代散文的经典和高峰。
汪曾祺的散文篇六
暑假开始了,老师向我推荐了几本书,《汪不祺读本》一听它的名字我就喜欢。这本书写的是关于他小时候在自己家的大花园所发生的趣事,如捉蚂蚱、捉蜻蜓、捉蝴蝶,各种各样的昆虫,汪不祺先生总喜欢把它们放在小瓶子里,开着盖,让这些小东西们自生自灭。
在日常生活中,也必定离不开五味:酸、甜、苦、辣、咸,这些都是人们做菜时放的佐料,像汪不祺先生这位名副其实的“美食家”会把所有有关吃的学问原原本本、一五一十地全说出来,让你听得直流口水,可他为了一道菜而遗憾了六十多年。
我小时候也有一个梦想,就是当一名美食家,但是在妈妈的劝说下,我才放弃了,除了妈妈烧的菜之外,我最喜欢吃徽州的毛豆腐了!它样子不讨人喜欢,可它经过油炸之后,简直是旧貌换新颜,像一块金麦,可香了!
关于这个美味的豆腐,还有一个传说呢!很久以前,某州的大人爱吃一位老人做的豆腐。可是,一次突发的风寒,让老人卧病在床。这位老人一病病了好几天,制好的豆腐放在纸箱里,数日已过,老人已经病好了,发现豆腐已长毛,老人不舍得丢掉,就放在油锅里一炸,尝了之后景竟比鲜豆腐还好吃。于是老人就把这长毛的豆腐取名“毛豆腐”,传给了后代从此就过世了。
所有好吃的我都爱,可我最爱“毛豆腐”。
汪曾祺的散文篇七
汪曾祺在西南联合大学时,和朋友朱德熙到昆明莲花池去游览。莲花池有个传说,陈圆圆随吴三桂到云南,后出家,暮年投莲花池而死。看了满池清水边的陈圆圆着比丘装的石像后,下起雨来。汪曾祺到莲花池边小街的小酒店里坐下,一碟猪头肉,半斤酒。雨大,汪曾祺看小酒店院子里的木香花,把院子遮得严严实实。密密匝匝的绿叶,数不清的半开的白花和饱涨的花骨朵,都被雨水淋得湿透了。多少年过去了,汪曾祺忘不掉这天的情味,写了一首诗:莲花池外少行人,野店苔痕一寸深。浊酒一杯天过午,木香花湿雨沉沉。
汪曾祺的故乡是江苏高邮,故乡的风物,咸鸭蛋,野菜,甚至小咸菜,都滋养了他的笔墨。晚年所写的小说和散文,都是取材于故乡的人物和食物。
昆明是他人生中的第二个驿站。在昆明生活了多年,他青春的梦在这里绽放,收获了爱情友情。云南的美食,培养了他后来作为美食家的胃口和审美。他写昆明的吃食,别有情味和韵味,已经超越了美食的味道,有了记忆的回味,情感的酝酿,一饭一蔬,散发出醉人的气息。我是在他的笔下知道过桥米线、汽锅鸡,十几年前,去昆明时,特意上街品尝。
人能端什么饭碗吃什么饭,一生之中,有很多偶然,有很多不确定性。与西南联大的朱德熙从事语言学研究相比,汪曾祺吃了文艺的饭,后来被下放到农村劳动。在张家口地区的沽源马铃薯研究站,汪曾祺完成了一套《中国马铃薯图谱》。汪曾祺白天画马铃薯,晚上看《容斋随笔》。画一个整薯,还要切开画一个剖面,画完了,薯块就再无用处,“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的,全国盖无第二人”。
汪曾祺是一个达观主义者,乐生,洒脱。吃地方小吃,品四方美食。兴之所致,亲自下厨,做两个小炒,美滋滋地喝上几杯,然后铺上宣纸,随意画两笔。汪曾祺画画是自娱自乐,并照搬了陶弘景的诗句“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他的花鸟画作,的确如岭上白云,飘逸,高洁。对应了人间食物的五味杂陈与温热笃定。
汪曾祺的散文篇八
“世味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矮纸斜行闲作草,暗窗细乳戏分茶。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与陆游广为人知的表达报国雪耻之志的诗歌不同,这首诗给我们看到了一个士大夫的日常生活情趣,闲适的心情有一种不被尘世所染的脱俗。
汪老喜爱这首诗,不如说是他喜爱这种心境,这种心境是具有生活气息的。“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是汪曾祺用来评价自己的散文的。他喜欢疏朗清淡的风格,深得自然之馥郁,叙述平淡,含蓄,而节制。
他是个别样的作家,他与当今坐在家里或办公室里眼珠牢牢盯住屏幕、手指在键盘上飞舞、神经几近被络绎不绝的电话摧毁的作家不一样。他的文章、他的书像是被他本人抚摩过千万遍的,字里行间散发出的是木头铅笔的味道,而不是机器的硬冷。我能看到一个健朗的老人用他骨骼突出的手握住铅笔,面带淡定从容的微笑,他细腻动情的笔触时不时地给自己和我们一个小小的惊喜、小小的感动,为了一小盘带着雨珠的洁白的缅桂花,抑或是为了一条从湖心突然一跃而起的大鱼,还是堂倌颇具京腔的一声“收茶钱——”,它们以滋润人心的方式诠释了“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东方古训。平平淡淡才是真,平淡是一种生活状态、一种境界、一种认识。在极力让我们感受美的同时,我分明听到一个慈祥的声音在对忙着赶路的世人们说:“孩子们,慢点走,你们看这朵海棠的颜色,像是哪个大家闺秀的胭脂水不小心从指尖滑落,浸进了花瓣里。真美。真美。”
汪曾祺散文最大的特点就是“淡”,淡得相当有味道。他的散文,记的也就是一些昔人旧事,或者名胜古迹什么的,好像信手拈来,娓娓而叙,并且点到即止,留下大量让人回味和思考的空白。那些随手拈来的东西经过作者看似漫不经心的处理后,立即就充满一种雍容大度的雅儒气息,是一种真正意义的聪颖和智慧。这些年文坛玩深沉的东西特别多,满纸文章故弄玄虚或者莫测高深。比较着汪曾祺,你就会发现后者的大家风范,而前者只不过是一群自作聪明者,他们不是“真和尚”。可谓:真僧最言家常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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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的散文篇九
1、我初学写小说时喜欢把人物的对话写得很漂亮,有诗意,有哲理,有时甚至很“玄”。沈从文先生对我说:“你这是两个聪明的脑壳打架!”他的意思是说着不像真人说的话。托尔斯泰说过:“人是不能用警句交谈的。”
2、每当家像一个概念一样浮现于我的记忆之上,它的颜色是深沉的。
3、我以为语言具有内容性。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外部的,不只是形式、是技巧。探索一个作者的气质、他的思想(他的生活态度,不是理念)。必须由语言入手,并始终浸在作者的语言里。语言具有文化性。作品的语言映照出作者的全部文化修养。语言的美不在一个一个句子,而在句与句之间的关系。包世成论王羲之字,看来参差不齐,但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有关。好的语言正当如此。语言像树,枝干内部汁液流转,一枝摇,百枝摇。语言像水,是不能切割的。一篇作品的语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4、我每天醒在鸟声里。我从梦里就听到鸟叫,直到我醒来。我听得出几种极熟悉的叫声,那是每天都叫的,似乎每天都在那个固定的枝头。
6、图书馆的管理员是一个妙人。他没有准确的上下班时间。有时我们去得早了,他还没有来,门没有开,我们就在外面等着。他来了,谁也不理,开了门,走进阅览室,把壁上一个不走的挂钟的时针“喀拉拉”一拨,拨到八点,这就上班了,开始借书。这个图书馆的藏书室在楼上。楼板上挖出一个长方形的洞,从洞里用绳子吊下一个长方形的木盘。借书人开好借书单——管理员把借书单叫做“飞子”,昆明人把一切不大的纸片都叫做“飞子”,买米的发票、包裹单、汽车票,都叫做“飞子”,——这位管理员看一看,放在木盘里,一拽旁边的铃铛,“当啷啷”,木盘就从洞里吊上去了。——上面大概有个滑车。不一会,上面拽一下铃铛,木盘又系了下来,你要的书来了。
7、1948年3月,香港出了一本《大众文艺丛刊》,撰稿人为党内外的理论家。其中有一篇郭沫若写的《斥反动文艺》,文中说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这对沈先生是致命的一击。可以说,是郭沫若的这篇文章,把沈从文从一个作家骂成了一个文物研究者。事隔30年,沈先生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却由前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写了序。人事变幻,云水悠悠,逝者如斯,谁能逆料?这也是历史。”
8、国子监,现在已经作为首都图书馆的馆址了。首都图书馆的老底子是头发胡同的北京市图书馆,即原先的通俗图书馆--由于鲁迅先生的倡议而成立,鲁迅先生曾经襄赞其事,并捐赠过书籍的图书馆;前曾移到天坛,因为天坛地点逼仄,又挪到这里了。首都图书馆藏书除原头发胡同的和建国后新买的以外,主要为原来孔德学校和法文图书馆的藏书。就中最具特色,在国内搜藏较富的,是鼓词俗曲。
9、新校舍大门东边的围墙是“民主墙”。墙上贴满了各色各样的壁报,左、中、右都有。有时也有激烈的论战。有一次三青团办的壁报有一篇宣传gd党观点的文章,另一张群社编的壁报上很快就贴出一篇反驳的文章,批评三青团壁报上的文章是“咬着尾巴兜圈子”。这批评很尖刻,也很形象。“咬着尾巴兜圈子”是狗。
10、祖父年轻时建造的几进,是灰青色与褐色的。我自小养育于这种安定与寂寞里。报春花开放在这种背景前是好的。它不至被晒得那么多粉。固然报春花在我们那儿很少见,也许没有,不像昆明。
11、国子监,就是从前的大学。
12、坐在亭子里,觉山色皆来相就。
13、人间存一角,聊放侧枝花。欣然亦自得,不共赤城霞。――汪曾祺《受戒》。
28、不过,这种东西没有了,也就没有了。――汪曾祺《受戒》。
29、睡着之后,他做了一个梦,梦见昙花开了。――汪曾祺《受戒》。
30、墓草凄凄,落照黄昏,歌声犹在,斯人远矣。――汪曾祺《受戒》。
31、若我在临水照影里,想起你,若我在柳枝新绿前想起你,若我在一切无从说,说不好的美丽里想起你,我在那一切陶醉里,已非自醉,你可曾感受到,遥远的举杯致意。逝去的从容逝去,重温的依然重温,在沧桑的枝叶间,折取一朵明媚,簪进岁月肌里,许它疼痛又甜蜜,许它流去又流回,改头换面千千万,我认取你一如初见。
32、那一年,花开得不是最好,可是还好,我遇到你;那一年,花开得好极了,好像专是为了你;那一年,花开得很迟,还好,有你。
33、都说梨花像雪,其实苹果花才像雪。雪是厚重的,不是透明的。梨花像什么呢?——梨花的瓣子是月亮做的。
34、人到极其无可奈何的时候,往往会生出这种比悲号更为沉痛的滑稽感。
35、带着雨珠的缅桂花使我的心软软的,不是怀人,不是思乡。
36、西瓜以绳络悬于井中,下午剖食,一刀下去,咔嚓有声,凉气四溢,连眼睛都是凉的。
37、在黑白里温柔地爱彩色,在彩色里朝圣黑白。
38、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使人动情的。城春草木深,孟夏草木长。昆明的雨季,是浓绿的。草木的枝叶水分都到了饱和状态,显示出过分的,近于夸张的旺盛。
39、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这种“儒道互补”的真髓,即“不在乎”。这种“不在乎”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
40、赏花赏到气息,氛围,情怀。隔江看花,隔窗听雨,隔着人世中一层一层占有的标签,轻启那古旧又明润的光。如同,浴一回月光,落两肩花瓣,踏一回轻雪,活着,走着,看着,欣喜着,却没有患得患失的心情。
41、我觉得一个现代化的,充满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小”。父母叫人敬畏,儿女“笔管条直”最没有意思。儿女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的现在,和他们的未来,都应由他们自己来设计。一个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的孩子的父亲是愚蠢的,而且,可恶!另外作为一个父亲,应该尽量保持一点童心。
42、四月二日。月光清极。夜气大凉。似乎该再写一段作为收尾,但又似无须了。便这样吧,日后再说。逝者如斯。
43、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它们很温暖,我注视它们很多很多日子了。它们开得不茂盛,想起来什么说什么,没有话说时,尽管长着碧叶。
44、你说我在做梦吗?人生如梦,我投入的却是真情。世界先爱了我,我不能不爱它。只记花开不记人,你在花里,如花在风中。那一年,花开得不是最好,可是还好,我遇到你;那一年,花开得好极了,好像专是为了你;那一年,花开得很迟,还好,有你。
45、缅桂盛开的时候,房东和她的一个养女,搭了梯子上去摘,每天要摘下来好些,拿到花市上去卖。她大概是怕房客们乱摘她的花,时常给各家送去一些。有时送来一个七寸盘子,里面摆得满满的缅桂花!带着雨珠的缅桂花使我的心软软的,不是怀人,不是思乡。
46、茶担子。金漆木桶,桶口翻出,上置一圈细瓷茶杯,桶内和杯内都装了香茶。
花担子。鲜花装饰的担子。
挑茶担子、花担子的扁担都极软,一步一颤。脚步要匀,三进一退,各依节拍,不得错步。茶担子、花担子虽无很难的技巧,但几十副担子同时进退,整整齐齐,亦颇婀娜有致。
47、不教白发催人老,更喜春风满面生。
48、之乎者也矣焉哉,七字安排好秀才。
49、越冬的麦粒在松软的泥土里睡得正香。
50、北京人喝酒,大致可以分为几个层次:喝一毛三的是一个层次,喝二锅头的是一个层次,喝红粱大曲、华灯大曲的乃至衡水老白干的是一个层次,喝八大名酒是高层次,喝茅台的是最高层次。
汪曾祺的散文篇十
汪曾祺是一位来自高邮的作家,他笔下的美食被描写的十分生动,富有特色。每次读他的文章,我都被深深吸引,仿佛这些美食就在我眼前。文字与美食相结合,令人欲罢不能,爱不释手。
品尝这些美食时,应该是汪先生最幸福的时光。无论是家乡的鸭蛋,还是每年必做的炒米;无论是充满了感情的慈姑,还是鲜嫩爽口的咸菜,都使汪先生回味无穷。读着这些质朴的文字,我却感受到了不一样的人世间和汪先生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我的生活中也有这样的幸福时光。比如每次年夜饭奶奶都要做的馒头丸子。过去的生活条件不好,做丸子总要掺上许多手工的细碎馒头。所以说是丸子,其实肉少馒头多,吃起来像是肉丸子。即使是这样,这也是只有在过年时才能吃到的好菜。随着现在生活越来越好,馒头丸子里肉占了大部分,有时家里的长辈还会调侃说肉太多,不是当年的味儿,与记忆中的那个美味总是差了一丝。
这道菜比不上山珍海味,却在家里人心中是再好不过的。原因很简单——传承与回忆。这是太奶奶曾经的拿手菜,教给了奶奶把美味传递下去,这就是传承。如今,太奶奶已经过世,吃到这个菜也会让全家人想起曾经那些美好和值得纪念的回忆。
汪先生文章里的每一道美食都不仅是简单的食物,背后更有一个个故事。这一道馒头丸子更是这样,承载了我家几代人的回忆,以及对先人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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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的散文篇十一
野店苔痕一寸深。
浊酒一杯天过午,
木香花湿雨沉沉。
宁坤要我给他画一张画,要有昆明的特点。我想了一些时候,画了一幅:右上角画了一片倒挂着的浓绿的仙人掌,末端开出一朵金黄色的花;左下画了几朵青头菌和牛肝菌。题了这样几行字:
昆明人家常于门头挂仙人掌一片以辟邪,仙人掌悬空倒挂,尚能存活开花。于此可见仙人掌生命之顽强,亦可见昆明雨季空气之湿润。雨季则有青头菌、牛肝菌,味极鲜腴。
我想念昆明的雨。
我以前不知道有所谓雨季。“雨季”,是到昆明以后才有了具体感受的。
我不记得昆明的雨季有多长,从几月到几月,好像是相当长的。但是并不使人厌烦。因为是下下停停、停停下下,不是连绵不断,下起来没完。而且并不使人气闷。我觉得昆明雨季气压不低,人很舒服。
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使人动情的。城春草木深,孟夏草木长。昆明的雨季,是浓绿的。草木的枝叶里的水分都到了饱和状态,显示出过分的、近于夸张的旺盛。
我的那张画是写实的。我确实亲眼看见过倒挂着还能开花的仙人掌。旧日昆明人家门头上用以辟邪的多是这样一些东西:一面小镜子,周围画着八卦,下面便是一片仙人掌——在仙人掌上扎一个洞,用麻线穿了,挂在钉子上。昆明仙人掌多,且极肥大。有些人家在菜园的周围种了一圈仙人掌以代替篱笆——种了仙人掌,猪羊便不敢进园吃菜了。仙人掌有刺,猪和羊怕扎。
昆明菌子极多。雨季逛菜市场,随时可以看到各种菌子。最多,也最便宜的是牛肝菌。牛肝菌下来的时候,家家饭馆卖炒牛肝菌,连西南联大食堂的桌子上都可以有一碗。牛肝菌色如牛肝,滑,嫩,鲜,香,很好吃。炒牛肝菌须多放蒜,否则容易使人晕倒。青头菌比牛肝菌略贵。这种菌子炒熟了也还是浅绿色的,格调比牛肝菌高。菌中之王是鸡,味道鲜浓,无可方比。鸡是名贵的山珍,但并不真的贵得惊人。一盘红烧鸡的价钱和一碗黄焖鸡不相上下,因为这东西在云南并不难得。有一个笑话:有人从昆明坐火车到呈贡,在车上看到地上有一棵鸡,他跳下去把鸡捡了,紧赶两步,还能爬上火车。这笑话用意在说明昆明到呈贡的火车之慢,但也说明鸡随处可见。有一种菌子,中吃不中看,叫作干巴菌。乍一看那样子,真叫人怀疑:这种东西也能吃?!颜色深褐带绿,有点像一堆半干的牛粪或一个被踩破了的马蜂窝。里头还有许多草茎、松毛,乱七八糟!可是下点功夫,把草茎、松毛择净,撕成蟹腿肉粗细的丝,和青辣椒同炒,入口便会使你张目结舌:这东西这么好吃?!还有一种菌子,中看不中吃,鸡油菌。都是一般大小,有一块银圆那样大,滴溜儿圆,颜色浅黄,恰似鸡油一样。这种菌子只能做菜时配色用,没甚味道。
汪曾祺的散文篇十二
草巷口往北,西边有一个短短的巷子,我的一个堂房叔叔住在这里。这位堂叔我们叫他小爷,他整天不出门,也不跟人来往,一个人在他的小书房里摆围棋谱,养鸟。他养过一只鹦鹉,这在我们那里是很少见的。我有时到小爷家去玩,去看那只鹦鹉。
小爷家对面有两户人家,是种菜的。
由小爷家门前往西,几步路,就是阴城了。
阴城原是一片古战场,韩世忠的兵曾经在这里驻过,有人捡到过一种有耳的陶壶,叫做“韩瓶”,据说是韩世忠的兵用的水壶,用韩瓶插梅花,能够结子。韩世忠曾在高邮属境击败过金兵,但是在三垛,不在高邮城外。有人说韩瓶是韩信的兵用过的水壶,似不可靠,韩信好像没有在高邮屯过兵。
看不到什么古战场的痕迹了,只是一片野地,许多乱葬的坟,因此叫做“阴城”。有一年地方政府要把地开出来种麦子,挖了一大片无主的坟,遍地是糟朽的薄皮棺材和白骨。麦子没有种成,阴城又成了一片野地,荒坟累累,杂草丛生。
我们到阴城去,逮蚂蚱,掏蛐蛐,更多的时候是去放风筝。
小时候放三尾子。这是最简单的风筝。北京叫屁股帘儿,有的地方叫瓦片。三根苇篾子扎成一个干字,糊上一张纸,四角贴“云子”,下面粘上三根纸条就得。
稍大一点,放酒坛子,篾架子扎成绍兴酒坛妆,糊以白纸,红鼓,如鼓形;四老爷打面缸,红鼓上面留一截,露出四老爷的脑袋——一个戴纱帽的小丑;八角,两个四方的篾框,交错为八角;在八角的外边再套一个八角,即为套角,糊套角要点技术,因为两个八角之间要留出空隙。红双喜,那就更复杂了,一般孩子糊不了,以上的风筝都是平面的,下面要缀很长的麻绳的尾巴,这样上天才不会打滚。
风筝大都带弓。干蒲破开,把里面的瓤刮去,只剩一层皮。苇秆弯成弓。把蒲绷在弓的两头,缚在风筝额上,风筝上天,蒲弓受风,汪汪地响。
我已经好多年不放风筝了。北京的风筝和我家乡的,我小时糊过、放过的风筝不一样,没有酒坛子,没有套角,没有红鼓,没有四老爷打面缸。北京放的多事沙燕儿。我的家乡没有沙燕儿。
结束语。
汪曾祺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他以个人化的细小琐屑的题材,使“日常生活审美化”,纠偏了那种集体的“宏大叙事”;以平实委婉而又有弹性的语言,反拨了笼罩一切的“毛话语”的僵硬;以平淡、含蓄节制的叙述,暴露了滥情的、夸饰的文风之矫情,让人重温曾经消逝的古典主义的名士风散文的魅力,从而折射出中国当代散文的空洞、浮夸、虚假、病态,让真与美、让日常生活、让恬淡与雍容回归散文,让散文走出“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功不可没。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观念的灌输,但发人深思。如《吃食和文学》的《苦瓜是瓜吗》,其中谈到苦瓜的历史,人对苦瓜的喜恶,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谈到文学创作问题:“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一个作品算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算是现代主义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个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说它是瓜也行,说它是葫芦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
汪曾祺的散文篇十三
29.睡着之后,他做了一个梦,梦见昙花开了。――汪曾祺《受戒》。
30.墓草凄凄,落照黄昏,歌声犹在,斯人远矣。――汪曾祺《受戒》。
31.若我在临水照影里,想起你,若我在柳枝新绿前想起你,若我在一切无从说,说不好的美丽里想起你,我在那一切陶醉里,已非自醉,你可曾感受到,遥远的举杯致意。逝去的从容逝去,重温的依然重温,在沧桑的枝叶间,折取一朵明媚,簪进岁月肌里,许它疼痛又甜蜜,许它流去又流回,改头换面千千万,我认取你一如初见。
32.那一年,花开得不是最好,可是还好,我遇到你;那一年,花开得好极了,好像专是为了你;那一年,花开得很迟,还好,有你。
33.都说梨花像雪,其实苹果花才像雪。雪是厚重的,不是透明的。梨花像什么呢?——梨花的瓣子是月亮做的。
34.人到极其无可奈何的时候,往往会生出这种比悲号更为沉痛的滑稽感。
35.带着雨珠的缅桂花使我的心软软的,不是怀人,不是思乡。
36.西瓜以绳络悬于井中,下午剖食,一刀下去,咔嚓有声,凉气四溢,连眼睛都是凉的。
37.在黑白里温柔地爱彩色,在彩色里朝圣黑白。
38.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使人动情的。城春草木深,孟夏草木长。昆明的雨季,是浓绿的。草木的枝叶水分都到了饱和状态,显示出过分的,近于夸张的旺盛。
39.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这种“儒道互补”的真髓,即“不在乎”。这种“不在乎”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
40.赏花赏到气息,氛围,情怀。隔江看花,隔窗听雨,隔着人世中一层一层占有的标签,轻启那古旧又明润的光。如同,浴一回月光,落两肩花瓣,踏一回轻雪,活着,走着,看着,欣喜着,却没有患得患失的心情。
41.我觉得一个现代化的,充满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小”。父母叫人敬畏,儿女“笔管条直”最没有意思。儿女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的现在,和他们的未来,都应由他们自己来设计。一个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的孩子的父亲是愚蠢的,而且,可恶!另外作为一个父亲,应该尽量保持一点童心。
42.四月二日。月光清极。夜气大凉。似乎该再写一段作为收尾,但又似无须了。便这样吧,日后再说。逝者如斯。
43.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它们很温暖,我注视它们很多很多日子了。它们开得不茂盛,想起来什么说什么,没有话说时,尽管长着碧叶。
44.你说我在做梦吗?人生如梦,我投入的却是真情。世界先爱了我,我不能不爱它。只记花开不记人,你在花里,如花在风中。那一年,花开得不是最好,可是还好,我遇到你;那一年,花开得好极了,好像专是为了你;那一年,花开得很迟,还好,有你。
45.缅桂盛开的时候,房东和她的一个养女,搭了梯子上去摘,每天要摘下来好些,拿到花市上去卖。她大概是怕房客们乱摘她的花,时常给各家送去一些。有时送来一个七寸盘子,里面摆得满满的缅桂花!带着雨珠的缅桂花使我的心软软的,不是怀人,不是思乡。
我们像一个个音符走进谱子里。
2.我的年龄亮在我的眼睛里。
3.山上青松山下花,花笑青松不及他。有朝一日狂风起,只见青松不见他。
4.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
汪曾祺的散文篇十四
(多给孩子们写一点神奇的,惊险的故事吧。)。
孩子们跑着,跳着,在圆筒上面,在圆筒里面。忽然,有一个孩子在心里惊呼起来:“我已经顶到筒子顶了,我没有踮脚!”啊,不知不觉的,这些孩子都长高了!真快呀,孩子!而,这些大圆筒子也一个一个地安到深深的沟里去了,孩子们还来得及看到它们的浅灰色的脊背,整整齐齐地,长长地连成了一串,工人叔叔正往沟里填土。
现在,场子里又空了,又是一个新的场子,还是那棵小枣树,挺立着,摇动着枝条。
不久,沟填平了,又是平平的,宽广的,特别平,特别宽的路。但是,孩子们确定地知道,这下面,是下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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