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国富论读书笔记(通用1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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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富论读书笔记篇一

《对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在经济学界有近乎神的地位。按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说法，至少300年内，人们都将在市场经济中生活，不会有人像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推翻牛顿力学那样推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亚当?斯密不仅是一位经济理论学家，他也为这种理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与准确的数字，确实做到了“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的治学态度，而这种治学态度正是大多数中国经济学家所缺少的态度。所以，熊彼得说亚当?斯密注重实际，将各种不同的数字与因素一并考虑，对以后作为抽象的理论奠立了基础。

斯密《国富论》一书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各个不同侧面详细而严谨地论证了如何增加国民财富和促进经济的发展繁荣。他采用了以微观经济分析为基础的宏观分析方法，综合了人性论、法律与政治理论及经济思想理论的分析视角，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

运用新兴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分工的理论，分析了劳动分工的决定因素，并进一步结合新兴古典分工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分析了不同经济实力的欠发达区域在不同的阶段如何选择最优分工网络，并借此分析了我国中西部区域经济发展缓慢的内在原因。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开篇就谈到了劳动分工。他认为劳动分工和市场竞争是国民财富增加的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但经济学发展的一百多年间，市场竞争理论得到了极大丰富，而劳动分工理论却相对显得苍白。近年来发展迅速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利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复苏了斯密关于劳动分工的重要思想。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劳动分工理论认为，劳动分工是通过制度安排而与交易费用相互决定的，即：由交易费用决定的制度安排决定劳动分工，而劳动分工通过分工经济提高制度收益，并进而降低交易费用。作者给出了两个理论模型及其修正。

接着，作者证明了劳动分工理论中的三个重要命题。

命题1：劳动分工产生递增的规模报酬，是经济进步的源泉。

命题2：劳动分工依赖于劳动分工，没有任何外生优势的单纯分工也能实现经济进步。

命题3：经济发展依赖于一定的人口规模和经济制度，在地理上表现为一个波浪式的推动过程。

另外，新兴古典分工理论证明，不同区域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对应于不同的分工水平，产生不同的增长效果。因此，欠发达区域面对不同的人口规模、制度供给、交通条件，应选择不同的分工模式。作者据此将欠发达区域分成三类，并分析了各自的分工抉择。

根据命题2，此类区域即便没有任何优越的资源禀赋或比较优势，依靠自身的市场需求，选择合适的分工模式，也能实现经济进步。

作者认为，应将此类区域细分为若干个子区域，将相关产业分类聚集，发展“园区经济”，以节约交易费用，提高专业化水平，进而产生产业簇群。

此类区域以中国中西部的农业大省为典型代表。因为多数居民都分布于广大农村，交通不便，相互之间贸易的交易费用很高，制度创新的成本更高，制度供给水平低下。当务之急是提高专业化水平，以便与高水平的分工网络对接。

提高市场分工水平有两种途径。一是大力发展中小城镇，提高城市化水平，使人口更加集中，从而减少交易费用和制度创新成本。政府工作的重点是鼓励专业化的生产和服务，为个体私营企业的成长和发展提供服务。根据命题1，政府即便是有意扶持某些产业，也应该是在专业化的基础上选择以农产品为核心的分工网络。

二是融入临近区域的分工网络，即给发达区域“打工”。因为在经济发展初期或工业化前期，没有足够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来支付交易费用和学习成本，也难以承受为集中人口而进行的城市化所需耗费。而此类区域劳力成本相对低廉，因此可选择有资源禀赋或内生比较优势的临近区域，为其提供配套生产或服务。值得注意的是，政府有必要鼓励企业向专业化发展，通过产业集聚加强企业之间的信息、要素的交流，提升企业家的管理素质。

此类区域人口较少，无论是否集中，从理论上讲都难以独立形成一个合意的分工网络。最重要的是提高本区域在某些方面的专业化水平，以便融入发达区域高水平的分工网络。在积累了一定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经济环境得以改善后，在分工网络上可以逐步摆脱对地理交通条件的依赖，从而逐步与较高分工水平的其他区域进行贸易往来。在此过程中政府应重点扶持有一定比较优势或竞争优势的龙头企业，鼓励龙头企业并购、扩张，带动其他企业形成连锁效应和学习效应。

《国富论》是一部伟大的著作，亚当?斯密把人的自利心与公利心做了和谐的统一，让我们知道了自利与公利并不是彼此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有利于整体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社会自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来引导着人们做出有利于社会与个人的最佳选择，没有任何政府与个人会代替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如要取代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必会带来混乱。这只“看不见的手”是什么呢?斯密虽然没有直接表达，但是全书已经告诉我们，那只“看不见的手”正是人类的利己之心。

国富论读书笔记篇二

英亚当·斯密所著的《国富论》，全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此书初版于1776年，就是美国《独立宣言》发表的那一年。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方面，《国富论》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国富论》的编者马克斯·勒纳评论说："这是一本将经济学、哲学、历史、政治理论和实践计划奇怪地混合在一起的书，一本由有着高深学问和明敏见识的人所写的书。这个人有强大的分析能力，能对他的笔记本中所有的材料进行筛选；又有强大的综合能力，能按照新的和引人注目的方式将其重新组合起来，斯密对他当时的学术领域的各种思想是极为敏感的。他像后来的马克思一样，不是一个关在自己房子里的与世隔绝的学者，他仿佛全身装着天线，能收到并吸收所能接触到的一切信息。他在封建欧洲解体之末、近代世界开始之时写作，在这个世界中，封建制度仍以既得利益集团经常表现的顽固性在坚持。他正是为反对这种利益集团而写作的。结果是，他的书不只是为图书馆收藏而写的，它对经济意见和国家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形成了我们今天住在其中的整个生活环境。"

国人对《国富论》并不陌生，但多将它看作有二百多年历史的经济学说而束之高阁，除了高校经管类学生被导师要求阅读之外，普罗大众看过这本书的估计不多。

《国富论》全书共分五篇，囊括了政治经济学原理、经济史、经济学说史和财政学，可以说既是一部经济学的百科全书，也是经济学的一部奠基之作。虽然它体系庞大，内容广泛，但首尾一贯，结构严密。全书始终围绕的一个主题，就是如何促进国民财富的增长。

财富的源泉是什么？斯密在序言中开门见山地说：“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既然“劳动是财富之父”，那么，要增加财富，就得提高劳动效率，或者是增加劳动数量。

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很详细的论述了分工的重要性。不管是对生产效率的提高还是管理的时效性或者生产设备的创新方面都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斯密认为，交换是人与生俱来的倾向，欲将取之，必先予之，由于交换而产生了分工。那么，商品的交换价值如何确定呢？斯密明确地指出：“劳动是衡量一切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这就等于说，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劳动。但是斯密同时声称，这个理论只适应人类社会的野蛮时代。一旦资本积累起来，投入到企业，或是土地变为私有，情况就要另当别论了。因为此时的劳动产品，不再全部归劳动者所有，其中一部分作为利润和地租，被雇主和地主收入囊中。由此，斯密又得出了一条结论：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发生之后，决定商品价值的就不光是劳动了，利润和地租也得算上一份。这样一来，工资、利润和地租，就不仅是一切收入的来源，而且还是“一切交换价值的三个根本源泉。”如此，斯密就不知不觉地由劳动价值论，转到三种收入决定价值的理论上去了。马克思把三种收入决定价值的理论，叫做的“斯密的教条”，后来的西方经济学的不少理论，如生产费用论、节欲论等，都可以从它那里找到思想源头。斯密揭开了商品价值的神秘面纱，的确功不可没，但另一方面，在价值问题上他又含糊其辞，举棋不定，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模棱两可的答案。后来的经济学家各取所需，斯密的哪一种解释对他们的胃口，便采纳哪一种。甚至连那些势不两立的学派，也能同时从斯密那儿，找到本派发端的痕迹。

《国富论》篇章众多，除了上面浓墨重彩的价值理论外，斯密还谈到了货币、分配、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社会再生产以及自由贸易等学说。这些都有深远的影响，但其中对世人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他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18世纪，西欧的孟德维尔写过一则寓言，讲述的是一群蜜蜂由盛及衰的故事。开始，蜜蜂自私自利，爱慕虚荣，追逐荣华富贵，这时，整个社会欣欣向荣，人人安居乐业。但是，当蜜蜂变得善良节俭，放弃了奢侈挥霍的生活时，经济却反而一片萧条，民生凋敝。最后有敌来犯时，无力抵挡，只好逃之夭夭。这则寓言，在当时被视作妖言惑众的异端邪说。但一位意大利哲学家却说得好：“谁要想发现真理，最好是成为异端。”在斯密的《国富论》中，孟德维尔的“异端邪说”，贯穿始终，成为构造其理论大厦的一根支柱。斯密娓娓道来：人的本性中最重要的是利己主义，人的大部分行为都是受“利己心”支配，社会利益往往被抛在脑后。但是，不期而然的是，这种行为的结果，不但利己，而且比一个人殚精竭虑、刻意追求公众利益时，更有利于社会。斯密把这种机制，称作“看不见的手”。因此，斯密主张完全的自由竞争，认为与其让政府干预经济，还不如听任市场调节来得有效。政府的职能，只是保家卫国，抵御外侮；建立严明的司法机构；适当兴办公共工程和公众事业，其他，则尽可无为而治之。斯密一生性情平淡，可他对任何来自制度上的垄断，都深恶痛绝。他极力主张清除关税壁垒，实行贸易自由，撤消行会制度和专卖公司。

国富论读书笔记篇三

经典的可贵之处在于你每读一遍都会有新的收获。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无疑就是这样的经典。对于经典著作，我总习惯于带着批判和疑问去阅读和思考。这使得我的阅读之路充满了荆棘，也充满了乐趣。这次的阅读，我把切入点选在了“斯密之于当代中国的意义”。带着这个疑问，我再次回到《国富论》寻找答案。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即将过去，中国在这十年中的变化是举世瞩目的。简而言之，成就显著，问题依旧。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是中国在第二个十年中不得不面对的首要问题。中国能够跨越资本主义走过的路吗?不能!马克思给我们指出了罪恶，却没有找到改变的方法。事实已经证明，马克思开出的药方并不合适。当我们寻找新的方向时，亚当·斯密会是我们的选择吗?我的回答是肯定的。这是我重读《国富论》的第一个启示。

亚当·斯密于1759年和1776年分别出版了《道德情操论》和《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两部闻名于世的著作。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详细阐述了人的行为的优缺点、责任心、同情心、高尚道德，建立了以人的利他心为出发点的道德价值体系;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中构建了一个以人的利己心为出发点的经济学价值体系。后来，德国的斯卡尔钦茨基在《斯密的道德哲学及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一文中指出了“斯密难题”，即《道德情操论》中的利他与《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中的利己很难在商品经济领域中实现统一。这样，关于“斯密难题”的争论至今众说纷纭，观点不尽相同。

虽然这本书被说成是经济学的著作，但经济永远是和政治密不可分的。作者写这本书的时候，正处于美国独立战争爆发之前的紧张时刻，作者提出的方法如果能够得以实现，也许今日世界的版图会大不相同，而英国政府恰恰选择了目光短浅的作法，致使美国独立。亚当斯密认为：英国作为一个国家，完全没有必要把国都局限于英格兰本土，而应该对帝国版图内一切地区平等看待，哪里交的税多，哪里的议员数量就应该多，最后整个国家的首都都可以迁到交税最多的地区，如果这一理想实现，恐怕现在的美国就会是一个大的英国。

另外，关于殖民地管理，也让我们从另一个侧面了解到了西方政府的立场。据亚当所述，东印度公司这样的殖民地公司与政府的关系并非象我们所想象那样。实际上，这样的公司是欺上瞒下，一方面骗取政府信任，获得巨额贷款及贸易独占权，另一方面又在印度欺压当地人民，结果是：英国政府一点都没有从这样的殖民政策中得到任何好处，而印度人民更是损失惨重。那么，钱财到哪里去了？都被东印度公司的人贪腐化浪费掉了。简单地说，就是整个世界并没有从这样的殖民政策中得到利益最大化，并且这样的政策严重阻碍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说使世界变得贫穷。所以，战后的反殖民运动有其天然合理性，纵使对英国这样的老牌殖民主义国家来说，反殖民运动不但不是一件坏事，而且是一件好事。

再有，就是关于中国的表述，当时，正是中国的所谓康乾盛世，确切地说，是乾隆朝最富裕时期，而亚当并没有来过中国，却已能从两国的经济政策当中看到中国的“虚胖”，他说中国总体虽然似乎很富，但是论及单个国民的工作生存条件以及个体收入，已经远远比不上英国，而且这样的政策必定会压抑个体的积极进取精神，而英国的政策是当时最好的政策，每个国民都在政策中看到对未来的希望，所以迟早有一天，中国一定会被英国打败，中国一点都不可怕。果然不出所料，几十年之后，1840年的害人的物品战争，英国就给了中国以教训，直至此后的几十年，是一连串的战败与耻辱。这就是历史的宿命。

国富论读书笔记篇四

《国富论》是亚当。斯密的作品，其中他跟我们一一分析了经济与国家的种种关系，读后笔者觉得受益匪浅。

我们从逻辑的哲学出发，研究科学发展观的博弈实体战略，发现它的文化结构复杂而宏大，人们难以理解，语言也很难表达，它比《国富论》描写的“看不见的手”复杂得多。“看不见的手”只有简单的几个逻辑步骤就可以告成，特别对哲学素养准备不足的经济学家他首先感觉到“看不见的手”语言流畅，琅琅上口，还有一个“手”以稳固的形象在场景中的表现，它还抽象而高度概括了市场运行机制恰是“看不见的手”，人们就深信不疑，学者也相信它，传播它，把它神话了。

马克思、恩格斯也讽刺过“看不见的手”，“这种关系就像古代的命运之神一样逍遥于环球之上”。

“看不见的手”没有表述政府特殊宏观调控对市场干预产生的社会效应，没有谈到政治人物和政府行为追逐国家利益的外交动机会产生巨大的经济价值，没有表述官员的行为是代表国家实体战略的手，这是亚当？斯密理论的缺失。

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不会演绎出正理均赢论，这是一个政治、经济、外交的通用名词，不谈正理均赢论，人们就会缺失道德，缺失人性，缺失对博弈实体社会的凝聚力。经济学的理论忽略博弈实体政治的社会特性也只能称为个体经济学和穷人经济学。如果不谈正理均赢论，一切追求最大化，它会逐步地使经济资本不断的扩张、掠夺、侵略，一定会跨越良知和人性，它没有具体阐明博弈实体法则的重要性，这不是一个完整的经济学理论。

国富论读书笔记篇五

《国富论》是亚当。斯密的作品，其中他跟我们一一分析了经济与国家的种种关系，读后笔者觉得受益匪浅。

亚当·斯密在230年前就熟悉牛顿的思想，他还撰文赞扬过牛顿，后来他用牛顿的物理学原理作为经济体系，造出了一本掷地有声的《国富论》，后来西方就出现大量的所谓经济学名著。因此，世界就像开设了一个经济文化大赌场，所谓的经济学家就像赌场中一个个旁观他人输赢的马仔，围绕着博弈实体经济学理论凭个人感觉进行猜测，凭个人主观意愿盲目欣赏。但《国富论》里没有引入输赢与均衡的标准，没说怎样取胜，没有给出一个整体如何对大小的区分，没有开端，没有终结，也就是没有边界，都是一些宏观抽象的概念。无论混沌和有序怎样互相转换，《国富论》中并没有给出任何博弈行为取胜的依据。全世界经过230多年的研究，没有发现什么有效可示范的依据。230年以来，无数人渴望从书中挖掘有用的东西，最终发现了一句话“看不见的手”，它在《国富论》中只出现过一次，众所周知，一篇巨著里一个词出现一次，最多只能称其为一个文化信息，一个词偶然地出现，这不是经济学思想，更不是理论，亚当·斯密也就没有定性解释过它的本质特性。人们对它似懂非懂，几乎所有人的解释都是自圆其说，一传十，十传百，无限的放大，“看不见的手”就成了神话。今日我们用《博弈圣经》实体与性质的观点解释“看不见的手”，它就是博弈实体法则的威力。博弈实体法则的瘾魂是市场经济的灵魂，其内在逻辑是道德与博弈的法则，市场经济就是根据一套“博弈法则”使资源配置通过道德协同与博弈协同得到调整，亚当·斯密的“自发秩序”和“看不见的手”都是在观察博弈实体时得到的感觉。他宣称市场经济要自由放任，一切追求最大化，他是为了维系两个假设，一是效率，二是穷人的生活。亚当·斯密的“比较优势”只有对那些追逐自我利益的人们才格外地积极，这会带来你死我活的竞争和掠夺。西方的经济学大师，今日的大政治家、博弈专家都明白，二人同性质的博弈对局不是博弈实体就不存在“看不见的手”，对个体疯狂的掠夺就无法干预。可以想象在230年前亚当·斯密已经模模糊糊地感觉到了博弈实体的威力，可惜他还没有认识到博弈实体的本质特性，他感觉到，“人类行为的结果是非存心出现的”，好像参与者带来的利益不是上帝，也不是政府，都是吉祥慈善是“看不见的手”给予的，这是一个赌徒，对赌博结果的无奈，对博弈实体的无知才有这种莫名其妙的感觉。

我们从逻辑的哲学出发，研究科学发展观的博弈实体战略，发现它的文化结构复杂而宏大，人们难以理解，语言也很难表达，它比《国富论》描写的“看不见的手”复杂得多。“看不见的手”只有简单的几个逻辑步骤就可以告成，特别对哲学素养准备不足的经济学家他首先感觉到“看不见的手”语言流畅，琅琅上口，还有一个“手”以稳固的形象在场景中的表现，它还抽象而高度概括了市场运行机制恰是“看不见的手”，人们就深信不疑，学者也相信它，传播它，把它神话了。

马克思、恩格斯也讽刺过“看不见的手”，“这种关系就像古代的命运之神一样逍遥于环球之上”。

“看不见的手”没有表述政府特殊宏观调控对市场干预产生的社会效应，没有谈到政治人物和政府行为追逐国家利益的外交动机会产生巨大的经济价值，没有表述官员的行为是代表国家实体战略的手，这是亚当·斯密理论的缺失。

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不会演绎出正理均赢论，这是一个政治、经济、外交的通用名词，不谈正理均赢论，人们就会缺失道德，缺失人性，缺失对博弈实体社会的凝聚力。经济学的理论忽略博弈实体政治的社会特性也只能称为个体经济学和穷人经济学。如果不谈正理均赢论，一切追求最大化，它会逐步地使经济资本不断的扩张、掠夺、侵略，一定会跨越良知和人性，它没有具体阐明博弈实体法则的重要性，这不是一个完整的经济学理论。

忽略博弈实体政治，单一的追求主体效率最大化，有权有钱的人不知道自己与实体的关系，就会藐视博弈实体法则，使人的利益透支，权益透支，肆无忌惮，变本加厉，最后的疯狂形成巨贪罪恶，一切追求经济最大化的经济衍生物，像道德与诚信将会消失，一切浪费、污染、错误都包藏起来，表现虚拟的实体假象，最后造成经济危机，物价膨胀和市场经济大萧条。我们看《博弈圣经》二人对局的取胜原理，再看科学发展观的定义可知，以人为本的行为才是经济学的核心议题。《博弈圣经》在开篇中有一句话：“博弈并不关注目的的本身，而关注达到目的的行为，达到目的的行为才是经济研究的内容。”

国富论读书笔记篇六

英亚当·斯密所著的《国富论》，全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此书初版于1776年，就是美国《独立宣言》发表的那一年。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方面，《国富论》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国富论》的编者马克斯·勒纳评论说："这是一本将经济学、哲学、历史、政治理论和实践计划个性地混合在一齐的书，一本由有着高深学问和明敏见识的人所写的书。这个人有强大的分析潜质，能对他的笔记本中所有的材料进行筛选；又有强大的综合潜质，能按照新的和引人注目的方式将其重新组合起来，斯密对他当时的学术领域的各种思想是极为敏感的。

他像之后的马克思一样，不是一个关在自己房子里的与世隔绝的学者，他仿佛全身装着天线，能收到并吸收所能接触到的一切信息。他在封建欧洲解体之末、近代世界开始之时写作，在这个世界中，封建制度仍以既得利益集团经常表现的顽固性在坚持。他正是为反对这种利益集团而写作的。结果是，他的书不只是为图书馆收藏而写的，它对经济意见和国家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构成了我们这天住在其中的整个生活环境。"

国人对《国富论》并不陌生，但多将它看作有二百多年历史的经济学说而束之高阁，除了高校经管类学生被导师要求阅读之外，普罗大众看过这本书的估计不多。

《国富论》全书共分五篇，囊括了政治经济学原理、经济史、经济学说史和财政学，能够说既是一部经济学的百科全书，也是经济学的一部奠基之作。虽然它体系庞大，资料广泛，但首尾一贯，结构严密。全书始终围绕的一个主题，就是如何促进国民财富的增长。

财富的源泉是什么？斯密在序言中开门见山地说：“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既然“劳动是财富之父”，那么，要增加财富，就得提高劳动效率，或者是增加劳动数量。

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很详细的论述了分工的重要性。不管是对生产效率的提高还是管理的时效性或者生产设备的创新方面都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斯密认为，交换是人与生俱来的倾向，欲将取之，必先予之，由于交换而产生了分工。那么，商品的交换价值如何确定呢？斯密明确地指出：“劳动是衡量一切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这就等于说，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劳动。但是斯密同时声称，这个理论只适应人类社会的野蛮时代。一旦资本积累起来，投入到企业，或是土地变为私有，状况就要另当别论了。正因此时的劳动产品，不再全部归劳动者所有，其中一部分作为利润和地租，被雇主和地主收入囊中。由此，斯密又得出了一条结论：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发生之后，决定商品价值的就不光是劳动了，利润和地租也得算上一份。这样一来，工资、利润和地租，就不仅仅是一切收入的来源，而且还是“一切交换价值的三个根本源泉。”

如此，斯密就不知不觉地由劳动价值论，转到三种收入决定价值的理论上去了。马克思把三种收入决定价值的理论，叫做的“斯密的教条”，之后的西方经济学的不少理论，如生产费用论、节欲论等，都能够从它那里找到思想源头。斯密揭开了商品价值的神秘面纱，的确功不可没，但另一方面，在价值问题上他又含糊其辞，举棋不定，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模棱两可的答案。之后的经济学家各取所需，斯密的哪一种解释对他们的胃口，便采纳哪一种。甚至连那些势不两立的学派，也能同时从斯密那儿，找到本派发端的痕迹。

《国富论》篇章众多，除了上方浓墨重彩的价值理论外，斯密还谈到了货币、分配、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社会再生产以及自由贸易等学说。这些都有深远的影响，但其中对世人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他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18世纪，西欧的孟德维尔写过一则寓言，讲述的是一群蜜蜂由盛及衰的故事。开始，蜜蜂自私自利，爱慕虚荣，追逐荣华富贵，这时，整个社会欣欣向荣，人人安居乐业。

严明的司法机构；适当兴办公共工程和公众事业，其他，则尽可无为而治之。斯密一生性情平淡，可他对任何来自制度上的垄断，都深恶痛绝。他极力主张清除关税壁垒，实行贸易自由，撤消行会制度和专卖公司。

“在将近一百年后，斯密依然是经济思想史上的巨人。”《大英百科全书》如是说。的确，《国富论》从面世到此刻，已经两百多年了，但是，岁月未能将它尘封，它的光亮依然一如从前，熠熠生辉。比如，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西方国家陷入“滞胀”，凯恩斯主义者对此一筹莫展。不少经济学家就转而求助于斯密的经济学，梦想回到自由竞争的“黄金时代”，期望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重整旗鼓，再创辉煌。这天的经济学理论大厦，经过二百多年的精心构建，已经巍峨耸立，金碧辉煌，但如果没有斯密的《国富论》奠基，那也但是是一座美丽的空中楼阁。作为“经济学之父”，斯密对政治经济学的影响之大，是怎样评价都不为过的。甚至有人做过这样的评论：“两百年来经济学家所作的工作，都但是是在为斯密的理论打打补丁，抹抹油而已”。

国富论读书笔记篇七

《国富论》是一部伟大的著作，看完国富论

读书笔记

看完国富论、美国近代经济发展史、罗斯福新政后，一直想写点嘛。现在4点多了，也睡不着了，就写点吧。

1929-1933年的美国，是美国经济史上最黑暗的年代。这个时期，是美国私人垄断企业发展到最鼎盛的时期，但是这种私人垄断鼎盛带来的，是国民经济减少，贫富悬殊加剧，阶级矛盾尖锐，社会动荡不安。每一个人都把最坏的东西扔在大街上，都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就跟今天的中国发生的情况一样)带来这种状况的原因，就是私人垄断企业的鼎盛。因为私人垄断企业追逐的就是利润，就是个人利益，为了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它是不负任何社会责任的(就像现在的中石油，中石化。我垄断了我就是不降价)很多商品他宁可囤积烂在仓库里(就像现在的囤积房地产)，倒在大海里，也不愿销售出去。因为赔本销售，带来的是不盈利。私人垄断追逐的是个人盈利。社会动荡什么的，似乎跟它无关。

但私人垄断忘记了，个人利益虽然最大了，但在一个动荡、黑暗、每一个人为了个人利益不折手段的社会里，怎样安全消费，利益再大又有何用。只有社会稳定，人人富裕，商店顾客盈门的环境里去消费，才能真正实现和体现个人利益最大化。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巴菲特和比尔盖茨到处游说，提倡富人要把自己的财富，反哺于社会。这就是为什么郎咸平在讲座时，一遍一遍问富人们，你们还敢不敢让孩子一个人去上学。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美国富人们为什么去上书国会，主动要求增加自己的税负。他们这种财富来源于社会，就要反哺社会思想的起源，就源自1933年以后的罗斯福新政。

1933年，罗斯福上台，实行新政，结束了美国最黑暗的私人垄断企业时代。最主要的做法，就是由国家拿纳税人的钱，出手收购私人垄断企业部分股份(不交出股权的就反托拉斯法解散掉)，使私人垄断企业发展成国有私人混合的垄断企业。美国也由一个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为一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虽然企业还是垄断，但因为股权的改变，导致垄断的受益人变了，垄断赚的每一分利润，都通过国家控股这一部分，返还到每一个纳税人手里。每一个美国公民纳税人，都通过手中的身份证，享有这些垄断企业的一份股权，享有垄断带来的利润。(这点更像是共产主义)

私人企业的缺点是什么，私人企业的缺点就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这种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私企发展的最终形态，就是私人垄断。当市场都被垄断以后，矛盾就出来了。商品的价格我可以随心所欲的抬到10倍以上，其他商品哪怕烂在仓库里，我只要卖出去一件，就赚回本了。两件就是100%的利润。价格被抬到10倍甚至百倍以上的结果，就造成社会生产只为个别垄断资本家服务，而付出劳动去生产的工人，却享受不到社会生产带来的成果。社会矛盾因此尖锐，社会动荡不安。举个例子，党国是谁亡的?有人说是介石，有人说是宋子文。而真正忘掉党国的人，是宋霭龄，宋霭龄是个很聪明的小女人，说她聪明，是因为她很早就看到介石的光辉政治前途，将妹妹宋美龄介绍给他，再利用宋家的威望，将老蒋送入大总统的宝座。老蒋掌权后，她就让其夫孔祥熙做了行政院长，其弟宋子文做了财长部长，把持党国行政财政大权，天下财富尽归我有(如上海打老虎，就是苏联留学回来的蒋经国打囤积垄断，一打就打到孔家了)。但说她小女人，是因为她没有大的眼光，天下财富尽归我有这种私人垄断最后带来的，就是天下大乱，动荡不安。党国很可惜没能等来罗斯福新政，亡国了。(当然那个时候也不可能迎来罗斯福新政，因为贵族门第思想严重，普通人民自我意识太差。只有经过共产主义革命后的中国，人民自我意识觉醒，才有可能迎来新政。)

国有企业的缺点，这点每个国人都知道，就是效率低下，产能低下(大锅饭嘛，干不干都一样，我干它干嘛。)投资没有责任(不是自己的钱，花的不心疼)。这里讲一个笑话，这个笑话是索马里海盗的笑话，索马里海盗劫了一艘中国船，中国派了个官员去谈判，海盗要200万赎金不还价，最后这个官员一看没办法的就说：“我给你300万，你给我开个900万的发票好不好。”海盗一听哭了：“兄弟们，别做海盗了，去中国当官吧。我们风里来，雨里去，枪林弹雨的才挣300万。人家动动笔，改个发票就能挣600万。”这个笑话折射的就是没有信托责任的国企的特点，投资，不是自己的钱，花多少都没关系。是否盈利，也没关系。不需要评估报告，随心所欲。国企，缺乏监管;监管，形同虚设，甚至是共同利益人。再举个例子，这段时间沸沸扬扬的铁道部的光，网传他贪腐了20亿，有人就不平了，说光招标高铁项目，砍英美企业的报价，一下就砍掉30亿，替国家节约了30亿。我就想问一个问题了，这个价格是怎么组成的，翻翻国富论就知道价格是由土地地租，劳工工资，和资本利润三部分组成，国富论是西方经济构成的基础，堪比中国封建王朝之论语，欧美的大企业能不知道。去竞标一个项目，都会拼命把利润降低，把价格压低以求中标。但这几个欧美企业却一下就虚开30个亿，30个亿啊!这是为什么。唯一的可能，就是政治贿赂。好吧，你要面子是吧，你要政绩是吧。我在送上政治献金的同时我告诉你，我把报价虚报了40个亿，你明天砍我30个亿我就接受(我当然也得赚10个亿嘛，你看献金都在你手里了)，给足你面子。当然这只是个人猜测，但这就是国企啊，这就是没有监管，产能低下的国企啊。

而国企和私企相结合的这种混合企业，就正好有效化解了两者的矛盾。

私人企业，追求利润，追求垄断。而混合企业通过国有控股这个有效手段，使得国家这个股东，可以监管他的财务，防止他的垄断，和价格虚高。而且又通过国有控股这个有效手段，使得企业的利润，又通过股市，返还到每一个股民，每一个纳税人身上。促进资本流动，缓和了社会矛盾。

国有企业，产能低下，而混合企业又通过私人控股这一部分，将企业利润，奖励给企业的经理人，返还到每一个私人股东。企业的私人控股的股东，又为了利润，主动对经理人进行有效监管(如果私人股东和经理人联合起来做假账，这不光是要坐牢，还会被游街的)。这就使得企业在监管下，很有效的向前运行。

这就是扬长避短的混合企业，这也是资本和社会主义结合的最终形态，国有垄断混合企业。

老子曾经说，“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悔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犹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自我自然。”老子理想中的政治是一种放任无为的政治，最好的政府(统治者)应是一个无为的政府，老百姓知道他的存在就可以了。好政府是很少发号施令的，但又能“功成事遂”。今天说的并不是老子，而是经济学之父誉称的亚当斯密，他在经济学界有近乎神的地位。按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说法，至少32019年内，人们都将在市场经济中生活，不会有人小人像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推翻牛顿力学那样推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亚当·斯密不仅是一位经济理论学家，他也为这种理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与准确的数字，确定做到了“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的治学态度，而这种治学态度正是大多数中国经济学家所缺少的态度。所以，熊彼得说亚当·斯密注重实际，将各种不同的数字与因素一并考虑，对以后作为抽象的理论奠定了基础。

《国富论》研究的对象是人与人交换时的经济行为，认为经济行为的出发点是利己的出发点是利己心，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这是人性的自然想象。茅于轼先生曾举《镜花园》里的君子国里的故事加以说明人的利己行为，小说第十一回里描述了君子国里的一名隶卒买物的情况：隶卒…手中拿着货物道：“老兄如此高货，却讨恁般低价，教小弟买去，如何能安!务求将价加增，方好遵教。若再过谦，那是有意不肯赏光交易了。”卖货人答道：“既承照顾，敢不低本，但适才妄讨大价，已觉厚颜，不意老兄反说货高价贱，岂不更教小弟惭愧了?况货并非“言无二价”其中颇有虚头。俗云：“漫天要价，就地还钱”。令老兄不但不减，反要增加，如此克己，只好请到别家交易，小弟实难遵命。”只听隶卒有说到：“老兄以高价讨贱价，反说小弟克己，岂不失了“忠怒之道”?凡事总要彼此无欺，放为公道。试问哪个腹中无算盘，小弟又安能受人之愚哩。”谈了许久，卖货人执意不增。隶卒赌气，照数讨价，拿了一半货物。刚要举步，卖货人哪里肯依，只说“价多货少”拦住不放。路旁过两老翁，作好作歹，从公评定，令隶卒照价拿了八折货物，这才交易而去。茅于轼先生讲完这个故事给我们两点思考。第一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矛盾，都是各方偏袒自己利益引起的。因此，我们常常的错误认为，如果关心别人的利益胜于自己的利益，争论就不会发生。而君子国里发生的事情。恰恰说明了把关心别人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同样会有争论，我们同样得不到一个和谐的社会。生活中我们会发现，在现实的商业交换中，买方和卖方通过讨价还价，最终会达成协议。而在君子国这个人人为他的社会里，讨价还价根本不可能存在。小说不得不借助两个过路的老翁来调解矛盾。这里包含着一个极重要的道理：以自利为目的谈判双方同意的均衡点，而以利他为目的谈判则不存在能使双方同意的均衡点。所以利己是可以达到一个和谐的社会，而利他则是一个纠纷不断的社会。从动态的变化来看，它最终必定转变为“小人国”。因为君子国是最适合专门利己，毫不顾人的“小人”们生长繁殖的环境。当君子们吵的不可开交时，“小人”跑来用君子吃亏自己得利的办法解决了矛盾。长此以往，君子国将消失，被“小人”国替代。从这一点看，人是利己的生物实在是人类社会的大幸。第二，只要是交换都是为了改善自己的环境，使自己活得更舒服体面，如果没有这点动机我们为何要交换?我们有过交换经验的人都知道，交换的双方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产生交换，而君子国有了市场，而通过市场的交换却是“利他”行为，这种动机显然是矛盾的。借用茅于轼先生有趣的例子，我们明白了亚当·斯密的理论为何是建立在人性自利基础之上了，只有人人自利，交易双方才能有均衡点，才能构件一个和谐的社会。

第二篇1章，讲的是资产的性质。斯密认为一个人的资产足够维持他生活几个月或几年，他自然希望用这笔字厂中的大部分来获得收入。为两部分：他所希望用来创造收入的部分被称为资本;另一部分被用来消费。资本又有两种：第一，资本可以用来生产，制造或购买产品，然后将产品销售出去，取得利润……此种资本被称为流动资本;第二，资本可以被用来改良土地，购买生产用的机器或工具，也就是来购买不需要告便所有者，或不需要再次流通，就可以创造利润的东西。这种资本被称为固定资本。第二篇3章，主要是论资本积累。斯密说，有一中劳动资本到劳动对象上，能增加此物品的价值;另一种劳动却不能。前者因为可以成产价值，所以称为生产劳动。但有些非生产性劳动者有非常必要，例如：军队，律师，医生，牧师，等等。如果要缺少这些非生产性人士，社会将不稳定……与穷国比较，富国雇佣生产性劳动的基金当然要大的多……斯密认为资本增加的直接原因是节俭，而不是勤劳。诚然，没有节俭以前必须先有勤劳，节俭所需的东西多是由勤劳得来，但只有勤劳，而没有节俭，有所得而无所留，资本则不能增加。

第三片1章，论财富的自然增长。也是体现了合作分工的精神。斯密认为城市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生活资料和加工资料，城市向乡村居民返回一部分加工产品作为回报……两者的收益是共同和相互的，这里的劳动分工也和在其他场合一样，对从事分工中不同行业的所有不同人都有利…城市为乡村的剩余产品提供市场;乡村用剩余产品交换自己需要的东西。城市居民收入和人数越多，为农村居民提供的市场也就越大;这种市场越大，对大多数人的好处越大。斯密的意思也就是说，通过分工合作，然后交换，这样双方的财富都有所增加，这也就是他所谓的财富自然增长，第三章，斯密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论点，商业和制造业的发展逐渐建立了秩序和良好的政府，进而在乡村居民中建立了个人自由和安全。因为，在一个没有商业和制造业的国家里，大地主的剩余产物没什么可以交换，他就会将其部用在款待宾客上。斯密说，如果这种剩余产物足以维持一百或一千人之外，没有其它的用途，因此会被许多人依附与围绕，只能靠地主的恩惠来生活，就必然服从他，如同士兵服从支付粮饷的君主一样……因此，导致贵族势力的强大，上弱下强，国王无法约束大贵族的暴力行为……最终会导致一幅暴力、抢劫和混乱的画面。但是，封建制度的所有强制力量绝对办不到的事情(阻止贵族势力与战争)，却由对外商业和制造业做到了。它们渐渐为大地主提供了可以用来自己剩余产物来交换的东西，他们自己可以消费这些东西，不必与其他人分享，一切都归自己所有，这在世界的每个时代似乎都是人类主子们的卑鄙

格言

第四章，论政治经济学体系，这是全书最重要的一篇，斯密在第二篇说道，社会每一个人……通常他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而他管理产业的目的在于使其产品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所想到的也只有他自己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有一只“无形的手”引导着他去尽力达到一个他并不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就是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的促进社会利益。关于把资本用在哪里能够生产出最有价值的产品这一问题，斯密认为，显然一个身临其境的人能做出比政治家或立法家更好的判断;斯密在贸易方面主张“自由放任”，反对商业上的垄断与限制(包括退税和出口奖金)斯密认为，享有这种国内市场上垄断权的各种产业，往往受到极大的鼓励，并且使社会较大部分的劳动和资本转到这些产业上来。但这样做能否增进社会总产业，并引导其朝着最有利的方向发展，也许并不十分明显，由于垄断提高了商业利润率，从而妨碍了土地的改良相对高的利润。所以，垄断阻止了土地改良…………垄断确实提高了商业利润率，从而略微增加了商人的所得。但是由于阻止了资本的自然增加，不会增加国民资本利润总额，而是减少了这一总额。因为大资本小利润(薄利多销)比小资本大利润能提供更多收入，垄断虽然提高了利润率，但肯定比没有垄断时候少由于垄断，所有收入的来源，劳动力的工资，土地利润，都不如没有垄断时候那样充裕。所以，垄断是为了一个小阶层的利益，而伤害了其它的所有阶层的利益。所以任何一种学说，如果试图通过特别的鼓励，违反自然趋势将更多的社会资本吸引到一特定产业，或试图通过特别限制，将本来可以投入某一特定产业的资本抽走，实际上都有悖于他要促进的主要目的。这将阻碍而不是加速社会真正富强的进程;降低而不是增加其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真正价值。

《国富论》是一部伟大的著作，亚当’斯密把人的自利心与公利心做了和谐的统一,让我们知道了自利与公利并不是彼此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有利于整体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社会自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来引导着我们做出有利于社会与个人的最佳选择，没有任何政府和个人会代替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如要取代这只“看不见的手”是什么斯密没有直接表达但是全书已经告诉我们，那只“看不见的手”正是人类的利己之心。斯密告诉我们一个好的政府所应该做的是1，保护国家不受其它国家侵犯。2，维护司法的正义3，建立和维护特定的社会工程和公共制度。即使政府在履行这些职责时，政府也要考虑引入竞争机制;在目前社会转轨其间，老百姓们切不要对市场经济失去信心，如果我们抛弃市场经济，我们将回到更坏的计划经济。在市场经济中经济的发展主要是靠关心自己的利益的人们推动，而不是政府。

国富论读书笔记篇八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里面有提及，交换是人与生俱来的倾向，欲将取之，必先予之。由于交换而产生了分工，所以亚当·斯密变指出：“劳动是衡量一切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这就意味着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劳动。然而亚当·斯密同时声称，这个理论只适应人类社会的野蛮时代。一旦资本积累起来，投入到企业，或是土地变为私有，情况就要另当别论了。因为此时的劳动产品，不再全部归劳动者所有，其中一部分作为利润和地租，被雇主和地主收入囊中。

《国富论》篇章众多，亚当·斯密还谈到了货币、分配、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社会再生产以及自由贸易等学说。这些都有深远的影响，但其中对世人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他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

亚当·斯密认为，人都是利己的，其大部分行为都是受“利己心”支配，而社会利益往往被抛在脑后。

但是，这种行为的结果，不但利己，而且比一个人殚精竭虑、刻意追求公众利益时，更有利于社会。斯密把这种机制，称作“看不见的手”。因此，斯密主张完全的自由竞争，认为与其让政府干预经济，还不如听任市场调节来得有效。政府的职能，只是保家卫国，抵御外侮;建立严明的司法机构;适当兴办公共工程和公众事业，其他，则交由市场去自主调节即可。他极力主张清除关税壁垒，实行贸易自由，撤消行会制度和专卖公司。

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说曾一度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推崇，直至1929年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

在当时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亚当·斯密的自由资本主义备受推崇，甚至认为只有自有资本主义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然而，胡佛政府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让经济危机日益严重的时候，罗斯福所推行的国家干预资本主义经济，通过政府宏观调控的手段，使美国渡过了经济危机，社会经济逐渐好转，从而避免走上法西斯道路。这使得经济学家们再次重新思考亚当·斯密的自由资本主义学说的正确性。

多少年来经济学家们一直为国家是否应该干预经济以及自由经济和国家干预经济何者更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争论着。在我个人看来，国家作为一种宏观调控的力量必不可少，它的存在是必要的，但仅应该是一个调控作用，是一个裁判的角色，避免社会经济过热或者过度萧条，在经济繁荣时期抑制通货膨胀，在经济萧条时期则刺激经济的发展，而不是用行政力量去干预经济的发展。适度的国家宏观调控不等于行政指挥经济。过度的贸易保护政策，不仅不利于其他国家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不利于自己国家经济的繁荣，倘若每一个国家都如此，世界经济则会陷入“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尴尬境地，最终落得两败俱伤的地步。

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使人们意识到宏观调控的必要性，而苏联时期的计划经济抑制生产力的发展又使人们明白到行政力量过度干预导致的弊端。因此，对于我们今天而言，应该做的.不是迷信任何一种经济学说。毕竟一个经济学说正确与否需要相当长的一个经济周期来验证，而经济学的规律也并非是那么容易发现，在那么多经济学说中，我们应该根据社会经济的实际发展状况以及国情来确定到底应该用哪一种经济理论作为借鉴。

同时，我们也不能迷信于任何一种经济理论。如一直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奉为绝对真理一样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在1929-1933年的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的时候遭到致命的打击，让人们一度怀疑它的正确性，然而后来其又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由此可见，一条经济理论并不是永恒正确的，其是否起积极作用还要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国情来具体分析。对于我们今天的启示，大抵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及在不断地探索中寻找适合的经济政策以促进社会繁荣发展吧。

国富论读书笔记篇九

经典的可贵之处在于你每读一遍都会有新的收获。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无疑就是这样的经典。对于经典著作，我总习惯于带着批判和疑问去阅读和思考。这使得我的阅读之路充满了荆棘，也充满了乐趣。这次的阅读，我把切入点选在了“斯密之于当代中国的意义”。带着这个疑问，我再次回到《国富论》寻找答案。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即将过去，中国在这十年中的变化是举世瞩目的。简而言之，成就显著，问题依旧。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是中国在第二个十年中不得不面对的首要问题。中国能够跨越资本主义走过的路吗?不能!马克思给我们指出了罪恶，却没有找到改变的方法。事实已经证明，马克思开出的药方并不合适。当我们寻找新的方向时，亚当·斯密会是我们的选择吗?我的回答是肯定的。这是我重读《国富论》的第一个启示。

思想，他还撰文赞扬过牛顿，后来他用牛顿的物理学原理作为经济体系，造出了一本掷地有声的《国富论》，后来西方就出现大量的所谓经济学名著。因此，世界就像开设了一个经济文化大赌场，所谓的经济学家就像赌场中一个个旁观他人输赢的马仔，围绕着博弈实体经济学理论凭个人感觉进行猜测，凭个人主观意愿盲目欣赏。但《国富论》里没有引入输赢与均衡的标准，没说怎样取胜，没有给出一个整体如何对大小的区分，没有开端，没有终结，也就是没有边界，都是一些宏观抽象的概念。无论混沌和有序怎样互相转换，《国富论》中并没有给出任何博弈行为取胜的依据。全世界经过230多年的研究，没有发现什么有效可示范的依据。230年以来，无数人渴望从书中挖掘有用的东西，最终发现了一句话“看不见的手”，它在《国富论》中只出现过一次，众所周知，一篇巨著里一个词出现一次，最多只能称其为一个文化信息，一个词偶然地出现，这不是经济学思想，更不是理论，亚当？斯密也就没有定性解释过它的本质特性。人们对它似懂非懂，几乎所有人的解释都是自圆其说，一传十，十传百，无限的放大，“看不见的手”就成了神话。今日我们用《博弈圣经》实体与性质的观点解释“看不见的手”，它就是博弈实体法则的威力。博弈实体法则的瘾魂是市场经济的灵魂，其内在逻辑是道德与博弈的法则，市场经济就是根据一套“博弈法则”使资源配置通过道德协同与博弈协同得到调整，亚当？斯密的“自发秩序”和“看不见的手”都是在观察博弈实体时得到的感觉。他宣称市场经济要自由放任，一切追求最大化，他是为了维系两个假设，一是效率，二是穷人的生活。亚当？斯密的“比较优势”只有对那些追逐自我利益的人们才格外地积极，这会带来你死我活的竞争和掠夺。西方的经济学大师，今日的大政治家、博弈专家都明白，二人同性质的博弈对局不是博弈实体就不存在“看不见的手”，对个体疯狂的掠夺就无法干预。可以想象在230年前亚当？斯密已经模模糊糊地感觉到了博弈实体的威力，可惜他还没有认识到博弈实体的本质特性，他感觉到，“人类行为的结果是非存心出现的”，好像参与者带来的利益不是上帝，也不是政府，都是吉祥慈善是“看不见的手”给予的，这是一个赌徒，对赌博结果的无奈，对博弈实体的无知才有这种莫名其妙的感觉。

我们从逻辑的哲学出发，研究科学发展观的博弈实体战略，发现它的文化结构复杂而宏大，人们难以理解，语言也很难表达，它比《国富论》描写的“看不见的手”复杂得多。“看不见的手”只有简单的几个逻辑步骤就可以告成，特别对哲学素养准备不足的经济学家他首先感觉到“看不见的手”语言流畅，琅琅上口，还有一个“手”以稳固的形象在场景中的表现，它还抽象而高度概括了市场运行机制恰是“看不见的手”，人们就深信不疑，学者也相信它，传播它，把它神话了。

马克思、恩格斯也讽刺过“看不见的手”，“这种关系就像古代的命运之神一样逍遥于环球之上”。

“看不见的手”没有表述政府特殊宏观调控对市场干预产生的社会效应，没有谈到政治人物和政府行为追逐国家利益的'外交动机会产生巨大的经济价值，没有表述官员的行为是代表国家实体战略的手，这是亚当？斯密理论的缺失。

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不会演绎出正理均赢论，这是一个政治、经济、外交的通用名词，不谈正理均赢论，人们就会缺失道德，缺失人性，缺失对博弈实体社会的凝聚力。经济学的理论忽略博弈实体政治的社会特性也只能称为个体经济学和穷人经济学。如果不谈正理均赢论，一切追求最大化，它会逐步地使经济资本不断的扩张、掠夺、侵略，一定会跨越良知和人性，它没有具体阐明博弈实体法则的重要性，这不是一个完整的经济学理论。

忽略博弈实体政治，单一的追求主体效率最大化，有权有钱的人不知道自己与实体的关系，就会藐视博弈实体法则，使人的利益透支，权益透支，肆无忌惮，变本加厉，最后的疯狂形成巨贪罪恶，一切追求经济最大化的经济衍生物，像道德与诚信将会消失，一切浪费、污染、错误都包藏起来，表现虚拟的实体假象，最后造成经济危机，物价膨胀和市场经济大萧条。我们看《博弈圣经》二人对局的取胜原理，再看科学发展观的定义可知，以人为本的行为才是经济学的核心议题。《博弈圣经》在开篇中有一句话：“博弈并不关注目的的本身，而关注达到目的的行为，达到目的的行为才是经济研究的内容。”

国富论读书笔记篇十

《国富论》是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于1776年撰写而成的，它系统地阐述了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及政策，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它是一部划时代的巨著，是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十大名著之一，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起源，是研究西方经济学的必读之书，正因为此，利用闲瑕时间，我带着虔诚的心态认真拜读了这篇历史巨著，从而有了初浅的认识和了解。

在《国富论》里，亚当·斯密在否定重农主义和批判重商主义的基础上，说明了分工和贸易如何增加国民财富，并界定了君主或国家的职责和收入来源。全书分为5篇，具体而言，第一篇讨论的是劳动生产力改良的原因，以及产品在不同阶层之间自然分配的顺序。第二篇讨论的是资产的分类、性质、储蓄和使用。第三篇以罗马帝王衰落之后，欧洲农业发展所受的制约及其农村的衰落，和商业城市兴起的实际，探讨了财富增长的不同路径。第四篇则在此基础上，从当时最受推崇的重商主义开始，论述了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两种政治经济体系的后果。第五篇则讨论君主或国家的开支方向和收入来源。

亚当·斯密在论述所有问题时，都有一个基本的前提，这个前提总是被他或隐或显的提及：在经济生活中，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经济的出发点是利己心。现就第一篇笔录如下：

第一章论分工。

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社会分工源自人类“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的倾向。

所谓商品，就是用于交换并可满足某种需要的劳动产品。社会分工是商品交换的重要前提，没有社会分工就没有商品交换；同时，商品交换也促进了社会分工的不断深化。二者同时产生，相互促进。

结论：如果没有成千上万人的相互帮助与合作，即便是文明社会里普通人，他也无法得到满足其最低生活标准的生活必需品。

第二章分工的起因。

分工起因于人性中物品交换的倾向。作者接着给出的解释是人的本性——自私，是分工才使得这种自私的差异有了其用武之地，用不同的产出差异来满足不同的需求差异，其中靠的是分工这种劳动差异来实现的。

接着亚当·斯密又告诉我们，不要为了自己的身份低微而悲伤，因为“分工使得才能的差异比天赋的差异更加重要。”一个哲学家也许能讲出很多的道理来，但面对一大堆砖头时，他显然不比一个专业帮运工能拿到更多的记件工资，所以天生有才必有用。最后我记住的是：人们才能的差异，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从我们自身来讲，是分科才让我有了不同的知识与技能。

第三章论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

社会分工的程度受市场对商品需求的限制，受市场交换能力大小的'影响，而一国内陆市场的范围通常又受限于邻近地区的富裕程度和人口数量。由于水路运输较陆路开拓的市场更为广阔，因而早期分工的变革都始于可通航的海河流域，之后才向内陆延伸。

第四章论货币的起源和货币的使用。

价值一词有二个不同的意义。它有时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时又表示由于占有某物而取得的对他种货物的购买力。前者可叫做使用价值，后者可叫做交换价值。使用价值很大的东西，往往具有极小的交换价值，甚或没有；反之，交换价值很大的东西，往往具有极小的使用价值，甚或没有。例如，水的用途最大，但我们不能以水购买任何物品，也不会拿任何物品与水交换。反之，金钢钻虽几乎无使用价值可言，但须有大量其他货物才能与之交换。

第五章论商品的真实价格和名义价格，或论用劳动表示的商品价格和用货币表示的商品价格。

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在物物交换已经停止，货币已成为商业上一般媒介的时候，商品就多与货币交换。[然而]象一切其他商品一样，金银的价值时有变动，。本身数量会不断变动的尺度，决不是测定他物数量的正确尺度；同样，自身价值会不断变动的商品，也决不是计量他种商品价值的准确尺度。但是，劳动却当别论。只有本身价值绝不变动的劳动，才是随时随地可用以估量和比较各种商品价值的最后和真实标准。劳动是商品的真实价格，货币只是商品的名义价格。只有用劳动作标准，才能在一切时代和一切地方比较各种商品的价值。

第六章论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

种，例如来自大海的鱼，就不需要给哪个地主交纳地租，但无论哪种商品，却必须要拥有这三部分中的至少一种。而且也要看到利息也是理论中的一种，只属于派生收入，而不算单独的一个部分。

第七章论商品的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

在每一个社会及其邻近地区，各种用途的劳动的工资以及各种用途的资本的利润，都有一种普通率或平均率。这些普通率或平均率，可称为那地方那时候通行的工资自然率、利润自然率或地祖自然率。一种商品价格，如果不多不少恰恰等于生产、制造这商品乃至运送这商品到市场所使用的按自然率支付的地租、工资和利润，这商品就可以说是按它的自然价格的价格出售的。这样，自然价格可只说是中心价格。各种意外的事件，固然有时会把商品价格抬高到这中心价格之上，有时会把商品价格强抑到这中心价格以下。可是，尽管有各种障碍使得商品价格不能固定在这恒固的中心，但商品价格时时刻刻都向着这个中心。

第八章论劳动工资。

劳动工资必须随国家整体财富的增加而增长，劳动者收入的增长也是国家财富的增加。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总量在整体上都大为增加，劳动者的工资亦随之提高。丰厚的劳动报酬是国民财富增加的必然结果和自然反应。极度贫困是社会发展停滞的表现，如果劳动者处于饥饿状态，则是社会急速衰退的征兆。

第九章论资本利润。

社会财富的增减影响劳动者的工资和资本利润。某一行业内，增加投资，劳动工资则相对提高，但资本利润降低；反之，劳动工资降低，而资本利润却相对上涨。资本利润可以通过货币利息来体现，利息率与利润率成正比，与劳动工资成反比。

第十章论工资和利润随职业性质与资本用途的变化。

职业性质产生的不均等。由于劳动者的职业性质差异，从而导致其工资报酬的不均等，同时也影响不同用途的资本利润。资本用途本身应补偿某些职业性质造成的微薄利润，从而抵消其他职业的优厚获利。与各种劳动的货币工资相比，资本的普通利润率都接近同一水平。

欧洲政策引起的不均等。由于欧洲政策限制事物的自由发展，从而导致工资与利润的不均等。这比由于职业性质差异导致的不均等更为严重，其主要表现在限制职业竞争者的数额和资本的自由流动。这些措施使得资本用途差异的所有利害呈现非自然的不均等现象。

第十一章论地租。

劳动生产力的改良都趋向于直接降低制造品的真实价格，间接提高土地的实际地租。制

造品真实价格的降低必然提高原生产物的真实价格。随着土地改良的推进，地主投入在土地上的改良费用通过种植粮食类生产物获得补偿。在土地改良之前，土地的生产物是地租的唯一来源，其价值仅等于它所提供的地租。土地改良之后，虽然某些生产物可以为地主提供地租，但人们对这些生产物的需求并不稳定，这些生产物能否提供地租要受诸多条件的制约。改善交通是一切改善措施中最有实效的。在土地改良的不同阶段，能稳定或不稳定地为地主提供地租的生产物之间，其价值比率通常出现不同程序的波动。与前者相比，而后者的价值呈持续增长趋势。尤其是欧洲人在美洲建立殖民地之后，二者价值比率的波动更为剧烈。土地的原生产物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无法靠劳动实现增加，但其真实价格可随财富的增加而增长；第二种能根据需要有所增加，但其真实价格上升有限；第三种虽能通过劳动实现增加，但效果有限，其真实价格随增加这类产物所取得的实效而定。

读罢此书，我最深的感受，是亚当·斯密建立在大量的充分的事实基础之上的严密论证，开创了经济学科的理性思辨传统。《国富论》的编者马克斯?勒纳评论说：“这是一本将经济学、哲学、历史、政治理论和实践计划奇怪地混合在一起的书，一本由有着高深学问和明敏见识的人所写的书。这个人有强大的分析能力，能对他的笔记本中所有的材料进行筛选；又有强大的综合能力，能按照新的和引人注目的方式将其重新组合起来，斯密对他当时的学术领域的各种思想是极为敏感的。他像后来的马克思一样，不是一个关在自己房子里的与世隔绝的学者，他仿佛全身装着天线，能收到并吸收所能接触到的一切信息。他在封建欧洲解体之末、近代世界开始之时写作，在这个世界中，封建制度仍以既得利益集团经常表现的顽固性在坚持。他正是为反对这种利益集团而写作的。结果是，他的书不只是为图书馆架藏而写的，它对经济意见和国家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形成了我们今天住在其中的整个生活环境。”《国富论》远远不是一部通常所认为的学术论文，它不愧为经济学科的“奠基”之作。

国富论读书笔记篇十一

打开《国富论》的时候，我的心中是一片茫然，看着那么多密密麻麻的字，总感觉读起来会使我变得晕头转向。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读了下来，也深有感触。

亚当斯密是18世纪的经济学家，因此在看他的国富论时当然要从他的时代出发。无论他说的是对还是从谁的角度出发，对于今天的我看来，了解到当时的很多经济因素和状况，使我看待今天的经济时联想到国民经济的发展历史。应当说亚当斯密是伟大的，他提出的劳动创造价值理论和社会分工，使我们直观的理解社会经济的发展史。就这一点我们不能用批判的眼光看亚当斯密。应当说每一个观点的提出都是建立在前人的知识之上，亚当斯密的观点也不例外。

然而让我想到了今天的有些学者，不是为了提出观点而是为了整理观点而努力，一点点成果没有经过考证便自认为水平高就急不可待的发表。我佩服亚当斯密的精神。亚当斯密一生中为什么只有这一个成果，并不是亚当斯密写完这本书之后就没有精力了，而是他的.治学态度非常严肃，()当亚当斯密处于弥留之际时让别人将除《国富伦》其外的其他手稿一概毁掉，为了不让半生不熟的观点公布于世。

国富论读书笔记篇十二

斯密《对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各个不同侧面详细而严谨地论证了如何增加国民财富和促进经济的发展繁荣，富国论读后感。他采用了以微观经济分析为基础的宏观分析方法，综合了人性论、法律与政治理论及经济思想理论的分析视角，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由于《国富论》蕴涵了诸多的经济学理论和实践分析方法，并提出了经济学原理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和政策实施意义，本文仅对自身感兴趣或自认为有特别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部分理论进行表述和评点。为避免打破原书的逻辑思维结构和思想脉络，本文以《国富论》（谢祖钧、孟晋、盛之译，国富论——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第一版）所列章节目录为序作以择要。

斯密认为，对工资劳动者的需求必须随每一个国家的收入和资本的增加而增长。而没有后者的增加，就不可能有前者的增长。而收入和资本的增长就是国家财富的增长。没有国家财富的增长，也就不可能有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在那个以农业为主导的时代，资本的增加引起社会资本总量的增加这一过程中，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劳动生产率得以不断提高，使得整个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总量在整体上大为增加。然而在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这种国家财富增长所引起的劳动力需求的增长的效果并不十分明显，甚至还有减小的趋势。同时，在我国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在国民经济持续高涨的同时（这里仅从数字可以说明，至于这个数字的准确性和可靠度则另当别论，但还是能够得出经济快速发展的结论的，只不过是程度不同而已），尽管有劳动力需求的大量增加，但国内的就业形势却日益严峻，失业人数逐年增加。

当然，这其中有人口的增长快于经济的增量、劳动力素质与就业岗位不匹配等其他方面的原因，但至少也说明斯密的这一理论没有考虑到诸多的外生变量，需作进一步的改进，以使其更具代表性和说服力。斯密认为，资本在农村的利率总要比城市的高，这是由于农村金融市场规模不经济、借贷成本高、资金市场供不应求等因素引起的，资本在农业方面虽然对社会贡献最大（现在已不能绝对地说是最大，用比较大的说法也许更合适），但利润比较小，因此对农业方面的资金投入总是不能得到满足。

因此，也就出现了农村发展的两难：问题：一方面是农村建设的资金需求缺口趋于扩大，一方面却是各种金融机构不愿意在农村从事放贷业务。以斯密的思维，可以通过放宽农村金融市场的利率限制来发展农村业务，通过围绕时常利率进行自由浮动的适度高利率来弥补各种借贷成本，最后通过竞争者对市场的争夺逐渐回归到利率的正常水平，这不失为当前解决建设新农村资金筹集困难的有效途径，但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保持利率的适度高的水平，不然可能会因为高的利率带来新的高风险，就适得其反了。另外，也可通过引导和规范而不是限制和取缔各种非正规民间金融、加大政府的财政支农力度等措施来解决农村市场的金融抑制。斯密认为，当一个人的资财，只能维持他几天或几个星期的生活时，他会很少考虑从这笔资材中获取收入。

他会尽可能地节约消费，希望依靠自身的.劳动，能获得一些收入来增补这笔资财。他的资财完全来自他的劳动收入。各国的穷苦劳动者大多过的这种生活。斯密通过分析资财的额度和可支配期限将其界定为生产性和生活性支出两部分，又将生活性支出按来源和用途细划为三种类型。这样，使我们对收入的认识逐步深化，更利于支配和使用不同类型的资财，为后来人们树立了理财观念和收支计划提供了依据。

斯密认为，一个为了消费而借贷的人很快就会破产，而借钱给他的人通常也会后悔自己的愚蠢。因此，为了这样一个目的不论是借款还是贷款不管什么场合高利盘剥是不可避免的，对于双方均将不利。既然借贷的人多为穷人，放贷的人会提高利率来弥补这部分风险，但利率提高的同时又增加了还贷的风险。这样就存在了一个悖论：不管是借贷者还是放贷者，双方都存在利益的流失和各种风险，高利息的贷款却依然能够生存下来。我认为原因是高利息的贷款的存在包含了诸多不正当的经济和社会行为，比如洗黑钱、黑势力介入、借款者被迫从事违法犯罪现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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