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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富论的读书笔记篇一
老子曾经说，“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悔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犹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自我自然。”老子理想中的政治是一种放任无为的政治，最好的政府(统治者)应是一个无为的政府，老百姓知道他的存在就可以了。好政府是很少发号施令的，但又能“功成事遂”。今天说的并不是老子，而是经济学之父誉称的亚当斯密，他在经济学界有近乎神的地位。按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说法，至少300年内，人们都将在市场经济中生活，不会有人小人像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推翻牛顿力学那样推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亚当斯密不仅是一位经济理论学家，他也为这种理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与准确的数字，确定做到了“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的治学态度，而这种治学态度正是大多数中国经济学家所缺少的态度。所以，熊彼得说亚当斯密注重实际，将各种不同的数字与因素一并考虑，对以后作为抽象的理论奠定了基础。
《国富论》研究的对象是人与人交换时的经济行为，认为经济行为的出发点是利己的出发点是利己心，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这是人性的自然想象。
茅于轼先生曾举《镜花园》里的君子国里的故事加以说明人的利己行为，小说第十一回里描述了君子国里的一名隶卒买物的情况：隶卒手中拿着货物道：“老兄如此高货，却讨恁般低价，教小弟买去，如何能安!务求将价加增，方好遵教。若再过谦，那是有意不肯赏光交易了。”卖货人答道：“既承照顾，敢不低本，但适才妄讨大价，已觉厚颜，不意老兄反说货高价贱，岂不更教小弟惭愧了?况货并非“言无二价”其中颇有虚头。俗云：“漫天要价，就地还钱”。令老兄不但不减，反要增加，如此克己，只好请到别家交易，小弟实难遵命。”只听隶卒有说到：“老兄以高价讨贱价，反说小弟克己，岂不失了“忠怒之道”?凡事总要彼此无欺，放为公道。试问哪个腹中无算盘，小弟又安能受人之愚哩。”谈了许久，卖货人执意不增。隶卒赌气，照数讨价，拿了一半货物。刚要举步，卖货人哪里肯依，只说“价多货少”拦住不放。路旁过两老翁，作好作歹，从公评定，令隶卒照价拿了八折货物，这才交易而去。
茅于轼先生讲完这个故事给我们两点思考。
第一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矛盾，都是各方偏袒自己利益引起的。因此，我们常常的错误认为，如果关心别人的利益胜于自己的利益，争论就不会发生。而君子国里发生的事情。恰恰说明了把关心别人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同样会有争论，我们同样得不到一个和谐的社会。生活中我们会发现，在现实的商业交换中，买方和卖方通过讨价还价，最终会达成协议。而在君子国这个人人为他的社会里，讨价还价根本不可能存在。小说不得不借助两个过路的老翁来调解矛盾。这里包含着一个极重要的道理：以自利为目的谈判双方同意的均衡点，而以利他为目的谈判则不存在能使双方同意的均衡点。所以利己是可以达到一个和谐的社会，而利他则是一个纠纷不断的社会。从动态的变化来看，它最终必定转变为“小人国”。因为君子国是最适合专门利己，毫不顾人的“小人”们生长繁殖的环境。当君子们吵的不可开交时，“小人”跑来用君子吃亏自己得利的办法解决了矛盾。长此以往，君子国将消失，被“小人”国替代。从这一点看，人是利己的生物实在是人类社会的大幸。
第二，只要是交换都是为了改善自己的环境，使自己活得更舒服体面，如果没有这点动机我们为何要交换?我们有过交换经验的人都知道，交换的双方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产生交换，而君子国有了市场，而通过市场的交换却是“利他”行为，这种动机显然是矛盾的。借用茅于轼先生有趣的例子，我们明白了亚当斯密的理论为何是建立在人性自利基础之上了，只有人人自利，交易双方才能有均衡点，才能构件一个和谐的社会。
国富论的读书笔记篇二
《国富论》——《对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作者亚当﹒斯密，在经济学界有近乎神的地位。
按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说法，至少300年内，人们都将在市场经济中生活，不会有人像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推翻牛顿力学那样推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亚当﹒斯密不仅是一位经济理论学家，他也为这种理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与准确的数字，确实做到了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的治学态度，而这种治学态度正是大多数中国经济学家所缺少的态度。所以，熊彼得说亚当﹒斯密注重实际，将各种不同的数字与因素一并考虑，对以后作为抽象的理论奠立了基础。
亚当。斯密《国富论》一书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各个不同侧面详细而严谨地论证了如何增加国民财富和促进经济的发展繁荣。他采用了以微观经济分析为基亚当。斯密运用新兴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分工的理论，分析了劳动分工的决定因素，并进一步结合新兴古典分工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分析了不同经济实力的欠发达区域在不同的阶段如何选择最优分工网络，并借此分析了我国中西部区域经济发展缓慢的内在原因。
国人对《国富论》并不陌生，但多将它看作有二百多年历史的经济学说而束之高阁，除了高校经管类学生被导师要求阅读之外，普罗大众看过这本书的估计不多。
《国富论》全书共分五篇，囊括了政治经济学原理、经济史、经济学说史和财政学，可以说既是一部经济学的百科全书，也是经济学的一部奠基之作。虽然它体系庞大，内容广泛，但首尾一贯，结构严密。全书始终围绕的一个主题，就是如何促进国民财富的增长。
财富的源泉是什么？斯密在序言中开门见山地说：“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既然“劳动是财富之父”，那么，要增加财富，就得提高劳动效率，或者是增加劳动数量。
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很详细的论述了分工的重要性。不管是对生产效率的提高还是管理的时效性或者生产设备的创新方面都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读罢此书，我最深的感受，是亚当·斯密建立在大量的充分的事实基础之上的严密论证，开创了经济学科的理性思辨传统。真不愧是经济学科的“奠基”之作。国内经济学家，哪怕是一些权威学者（诸如张维迎、樊纲之流），都应该好好的首先继承这个传统，其次才是其思想和观点。当然，国内也有一批斯密忠实的学生，仍然在世的有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的秦晖、人大农发学院院长温铁军，天则经济研究所创办人矛于轼，以及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刘吉等，他们脚踏实地搞研究的精神是值得人尊敬的。
国富论的读书笔记篇三
斯密《对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各个不同侧面详细而严谨地论证了如何增加国民财富和促进经济的发展繁荣，富国论读后感。他采用了以微观经济分析为基础的宏观分析方法，综合了人性论、法律与政治理论及经济思想理论的分析视角，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由于《国富论》蕴涵了诸多的经济学理论和实践分析方法，并提出了经济学原理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和政策实施意义，本文仅对自身感兴趣或自认为有特别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部分理论进行表述和评点。为避免打破原书的逻辑思维结构和思想脉络，本文以《国富论》（谢祖钧、孟晋、盛之译，国富论——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第一版）所列章节目录为序作以择要。
斯密认为，对工资劳动者的需求必须随每一个国家的收入和资本的增加而增长。而没有后者的增加，就不可能有前者的增长。而收入和资本的增长就是国家财富的增长。没有国家财富的增长，也就不可能有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在那个以农业为主导的时代，资本的增加引起社会资本总量的增加这一过程中，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劳动生产率得以不断提高，使得整个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总量在整体上大为增加。然而在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这种国家财富增长所引起的劳动力需求的增长的效果并不十分明显，甚至还有减小的趋势。同时，在我国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在国民经济持续高涨的同时（这里仅从数字可以说明，至于这个数字的准确性和可靠度则另当别论，但还是能够得出经济快速发展的结论的，只不过是程度不同而已），尽管有劳动力需求的大量增加，但国内的就业形势却日益严峻，失业人数逐年增加。
当然，这其中有人口的增长快于经济的增量、劳动力素质与就业岗位不匹配等其他方面的原因，但至少也说明斯密的这一理论没有考虑到诸多的外生变量，需作进一步的改进，以使其更具代表性和说服力。斯密认为，资本在农村的利率总要比城市的高，这是由于农村金融市场规模不经济、借贷成本高、资金市场供不应求等因素引起的，资本在农业方面虽然对社会贡献最大（现在已不能绝对地说是最大，用比较大的说法也许更合适），但利润比较小，因此对农业方面的资金投入总是不能得到满足。
因此，也就出现了农村发展的两难：问题：一方面是农村建设的资金需求缺口趋于扩大，一方面却是各种金融机构不愿意在农村从事放贷业务。以斯密的思维，可以通过放宽农村金融市场的利率限制来发展农村业务，通过围绕时常利率进行自由浮动的适度高利率来弥补各种借贷成本，最后通过竞争者对市场的争夺逐渐回归到利率的正常水平，这不失为当前解决建设新农村资金筹集困难的有效途径，但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保持利率的适度高的水平，不然可能会因为高的利率带来新的高风险，就适得其反了。另外，也可通过引导和规范而不是限制和取缔各种非正规民间金融、加大政府的财政支农力度等措施来解决农村市场的金融抑制。斯密认为，当一个人的资财，只能维持他几天或几个星期的生活时，他会很少考虑从这笔资材中获取收入。
他会尽可能地节约消费，希望依靠自身的.劳动，能获得一些收入来增补这笔资财。他的资财完全来自他的劳动收入。各国的穷苦劳动者大多过的这种生活。斯密通过分析资财的额度和可支配期限将其界定为生产性和生活性支出两部分，又将生活性支出按来源和用途细划为三种类型。这样，使我们对收入的认识逐步深化，更利于支配和使用不同类型的资财，为后来人们树立了理财观念和收支计划提供了依据。
斯密认为，一个为了消费而借贷的人很快就会破产，而借钱给他的人通常也会后悔自己的愚蠢。因此，为了这样一个目的不论是借款还是贷款不管什么场合高利盘剥是不可避免的，对于双方均将不利。既然借贷的人多为穷人，放贷的人会提高利率来弥补这部分风险，但利率提高的同时又增加了还贷的风险。这样就存在了一个悖论：不管是借贷者还是放贷者，双方都存在利益的流失和各种风险，高利息的贷款却依然能够生存下来。我认为原因是高利息的贷款的存在包含了诸多不正当的经济和社会行为，比如洗黑钱、黑势力介入、借款者被迫从事违法犯罪现象等。
国富论的读书笔记篇四
在交换的过程 中，有一些物品得到所有的人的公认，可以换取所有的劳动产品。在这期间，有贝壳、糖很多的物品充当了这个角色，但是最终都被金属所取代。这是因为金属易于 保存，易于分割。于是金属货币就这样产生了。
一个人是贫还是富，依照他能享受的生活必需品，便利品和娱乐品的多少和品质决定。商品的价值分为真实价格和名义价格。任何商品的真实价格就等于该商品 能使他购得或者支配的劳动量，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是尺度。世间所有财富，最初都是用劳动而不是用金银购买的。虽然劳动是所有商品的交换价值的 真实尺度，但是商品的价值通常并不是用劳动去衡量的，而是通过商品的名义价格去衡量的。通常而言，劳动也像商品一样有真实价格和名义价格。所谓真实价格就 是报酬劳动的一定数量的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所谓名义价格就是一定数量货币。劳动者的贫与富，不是与劳动的名义价格成比例，而是与劳动的真实价格成比 例。劳动的真实价格，一年一年的来说货币更容易体现。一个世纪来说谷物更容易体现。
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之前，劳动是决定各种物品相互交换的主要标准。比如，两个小时劳动才能获得的物品的直接必定两倍于一个小时就能获得的物品。如果 要让资本投入生产，必须给其相应的报酬(也就是资本利润)，这个时候资本也参与了劳动产物的分配，资本的利润与资本的规模有关。土地私有化之后，地主会要 求土地上所有的产物中的一部分会自己(也就是地租)，这个时候地租也参与劳动产物的分配。劳动不仅衡量价格中分解为劳动那一部分的价值，而且衡量价格中分 解为地租和利润的那部分价值。分开来说，每一件商品的价格或交换价值，都是由这个是那个部分全数或者其中之一构成。合起来说，构成一国全部劳动年产物的商 品价格，比如由这三个部分构成，并且财富就是以这三种方式在不同的国民之间分配。一国财富的劳动产物的普通或平均价值是逐年增加，还是逐年减少要取决于工 资，利润以及地租是以怎么样的比例在国民间分配。
商品的自然价格就是一种商品如果不多不少恰恰等于生产，制造这商品乃至运送这商品到市场所使用的按自然率支付的地租，工资和利润，这商品就是按自然价 格出售的。商品的市场价格就是商品通常卖出的价格。商品的市场价格有时高于自然价格，有时低于市场价格。市场上愿意支付自然价格的人，称为有效需求者，他 们的需求是有效需求，因为这种需求使得商品的出售可能实现。市场上任何一种商品的供售量，如果不够满足这种商品的有效需求，那种愿意支付自然价格的人就不 能得到他们所需求的数量，他们当中有些人，宁愿支付高价格也不愿意得不到商品。于是竞争便在有效需求者之间发现，市场价格高于自然价格，价格上升程度大 小，要看货品的缺乏程度和竞争者富有程度和浪费程度的大小。反之，如果市场上的供售量超过了这种有效需求，这种商品就不能全部卖给愿意支付自然价格的人， 其中的一部分必须卖给出价较低的人，市场价格于是低于自然价格。下降程度的大小，要看卖方怎样急于要把商品卖出，易腐败的物品比耐久性商品在卖方之间竞争 更大。市场价格虽然能长期高于自然价格，但是却不能长期低于自然价格。如果市场价格低于自然价格，必然是工资，利润或者地租中某一方或全部都不能达到自然 率。这样这三方肯定抽掉一部分，使商品数量接近有效需要量，向自然价格靠近。自然竞争的市场价格一般都是卖方能承受的最低价格，垄断的市场价格都是有效需 求者能承受的最高价格。
关于劳动工资和利润，如果一个人通过劳动不能获取养活自己，那他必须通过坑蒙拐骗来获取他活下去的必需品。所以在制定最低工资时必须要让劳动者能养活 全家人。最高工资不是出现最富裕的社会，而是出现在最快富裕的社会，也就财富增加最快的社会。在不断进步的社会资本具有较低的利润，劳动者具有较高的工 资;在财富停滞的社会资本具有较高的利润，较低的工资;在即将衰退的社会，资本具有最高的利润，最低的工资。
国富论的读书笔记篇五
在《国富论》第四篇里，斯密对于如何能使人民富裕起来以及长期所形成的两种不同的政治经济学主张即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作了详尽的介绍和评论。确切地说，主要是揭露这两种学说如何阻碍国家财富的增长和社会的进步。对前者，斯密坚决反对并给以无情的批判，对后者斯密有褒有贬。
在第一章里，斯密阐述了商业或重商体系的原理。在普通语言中，财富和货币被看作是同义语。任何一个国家都把积累金银视作是通向富裕的捷径，因此所有欧洲国家都试图积累金银，起初是通过禁止出口的方式。后来，商人便发现这种禁止极其不便，他们的理由是出口金银并不总是减少国家金银数量，而且这种禁止并不能完全阻碍金银的出口，因为存在走私；同时他们提出只能通过对贸易差额（顺差）的适当关注才能阻止这种出口。商人的议论取得了成功，“财富由对外贸易取得”变成了公认的信条。两个原则一经确立——财富由金银构成，出口价值大于进口价值时才能进口，政治经济学的伟大目标必然变成了尽可能减少供国内消费的外国商品的进口，尽可能增加国内工业品的出口。因此，促使国家富裕的两大引擎在过去就是限制进口和鼓励出口。
斯密紧接着在第二章到第六章中分别对过去认为是促使国家富裕的两大引擎——限制进口和鼓励出口的利弊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和批判。
限制进口措施的有两类：一是限制进口国内能够生产的供国内消费的外国货物，不论这些货物来自何国，一律禁止；二是限制进口与本国有贸易逆差国家的所有货物。
通过高关税或者绝对禁止以限制国内能够生产的外国货物的进口，这样就多少保证了国内生产这些产品的工业对国内市场的垄断。毫无疑问，这种垄断会鼓励特定的产业，引导社会劳动和资金流向享有这种垄断的产业。然而，这种引导并不都是有利的，它在绝大部分情况下促使人们利用资本在国内生产能够从国外廉价购得的货物，显然这很愚蠢；极少时候这种引导也是有利的：当某种劳动是国防所必须时，以及对本国同类制造品课税时，这时对外国商品施加某些负担一般来说将是有利的。
至于限制进口的第二个措施，即使按照商业体系的原则，这些限制也是不合理的，主要有三个原因。以英国限制法国进口的现状为例。首先，即使在法国和英国之间的贸易是自由的，贸易差额将有利于法国，也绝不能就此得出结论说这个贸易将不利于英国，或者说英国的全部贸易总差额将因此更加不利于英国。其次，英国从法国进口的货物可以一部分再向其他国家出口，在那里由于可以卖得一个更好的价钱，也许可以带回一个与全部进口的法国货物的原始成本完全相等的回报。最后，没有一个确定的标准能够判断任何两国间的贸易差额究竟是在哪一边，或者说其中的哪一国出口达到了最大的价值。根据其他原则，这种特殊限制便更为不合理了。因为贸易差额论本身就是最为荒诞的东西。
对于出口的鼓励，有时是靠退税，有时是靠奖励金，有时靠与外国签订的有利商业条约，有时是靠在遥远的国家建立殖民地。
斯密认为在所有鼓励出口的措施中，“退税”是最为合理的一个做法了，因为其可以保持社会劳动的自然分工和分配。不过，退税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是有利的，退税只在下列情况下是有益的，那就是给予退税的出口货物是真正地向某一外国出口，而不是暗中又进入我国。
在英国，常常有人要求对出口给予奖励金，而且有时对国内产业的某些部门也给予奖励金。因为不能强迫外国人购买本国产品，于是提议付钱给外国人，让他们购买。重商主义正是建议以这种方法来使整个国家富裕，通过贸易平衡的方法把钱放进所有人的口袋里。然而，大家普遍承认奖励金应该只给予那些没有奖励金就不能经营的贸易部门。如果不靠奖励金维持商业，那么商人就会很快改变自身资本劳动用途转向其他领域。在谷物贸易中，斯密说强制的输出必然导致国内市场谷物的减少，提高国内价格，而且人们又必须为奖励金纳税，最终造成人们的负担。谷物价格支配了一切原材料的'价格，也就支配了一切制造原粮的价格和劳动的价格，所以谷物价格的升降会带来原料、劳动力价格的升降。谷物在国内价格提高，不利于生产发展，最终造成国民财富的减少。
商业条约对于受惠国必定是有利的，但对施惠国不利。斯密以英国和葡萄牙两国之间签订的商业条约为例进行了说明。除此之外，斯密在这一章还提到了铸币。重商主义认为货币构成国家财富，鼓励货币生产是富国的手段；但实际上，并不能无节制地铸币。
在殖民地这一章，斯密分成了三部分对其进行阐述，分别是建立殖民地的动机，新殖民地繁荣的原因，美洲的发现以及好望角到东印度的通路的发现给欧洲带来的利益。殖民活动的目的是欧洲大陆对财富的追求，是宗教扩张的追求，也是扩大市场的需求。新大陆的发现促进了大规模的殖民活动。殖民者为殖民地带来先进的技术和劳动力，促使殖民地的开发建设，从而带来殖民地的繁荣。至于欧洲从发现和拓殖美洲得到的利益，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欧洲的一般利益。一般利益包括欧洲居民享受的增加，即出口欧洲的美洲剩余生产品给欧洲居民提供了多种多样的商品；使其他国家工业得到扩张，因为可以把货物出口到美洲。第二类，欧洲的特殊利益。特殊利益也有两种：各帝国从所属殖民地得到的一般利益；那些从向欧洲的美洲这样具有特殊性质的殖民地那里得到的特殊利益。一般利益包括各领地对保卫帝国所提供的兵力，以及各领地对帝国政府提供的维持的费用。垄断则是唯一的特殊利益，斯密对此表现出了极大地厌恶。
第八章是关于商业体系，即重商主义的结论。在重商主义体系之下，国家采取的政策始终只有一个最终目的，那就是通过贸易顺差使国家富裕。鼓励出口和限制进口是体系下的两大引擎，但是对于原材料它采取了一个相反的政策：鼓励进口，限制出口。斯密对该体系所作的结论是：“要确定谁是整个商业体系的设计人并不十分困难。我们可以相信决不是其自身利益全然被忽视了的消费者，而是其利益一直受到了如此小心的关注的生产者。”制造业者的利润一直受到了最特殊的关注；而一直为它作牺牲的，其中虽然有消费者的利益，但更多的还是其他某些种类生产者的利益。无疑重商主义在其特定的历史时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帮助国家积累财富，但是在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世界各国交流不断加深，世界范围的分工进步时，其局限性逐渐显露。重商主义强调的国家严格控制经济的做法不符合资本主义急速扩张的要求，违背了自然，国家控制中的种种不合理条例和法规也成为资本主义的绊脚石。
第九章研究的是农业体系，也即重农主义。重农主义把土地生产物作为每一个国家的收入和财富的唯一或者主要的来源，并且把社会中的人分为三个阶级。第一个是土地所有者阶级，第二个是耕作者、农民和农村劳动者阶级，第三个是工匠、制造业和商人。其中第三个阶级是“完全非生产阶级”，他们不像土地所有者那样提供土地改良获得地租，也不像农业生产者那样生产社会主要产品，而只是“使其自身价值继续存在，没有产生任何新的价值”。这一看法是片面的，现实生活中的第三阶级，如今的确为社会创造了巨大的财富。重农主义还是一个没有任何国家采用过的体系，所以不值得去做更为详尽的研究。但是这一理论将土地生产物视作每一个国家的收入和财富的唯一或主要来源，就这一点来讲，重农主义还是可以借鉴的。
以上就是斯密在《国富论》第四篇中对于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这两种体系的介绍和评论。
国富论的读书笔记篇六
《国富论》一书是由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于200多年前所写，全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由于他第一次系统总结了近代初期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批判吸收了当时重要的经济理论，对国民经济的运行作了较为系统的描述，使他成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立者”，而《国富论》也被认为使西方经济学的“圣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然是市场经济，就需要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济学理论，而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就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就像物理学中牛顿的理论一样重要。其“看不见的手”像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一样，是亚当·斯密献给人类的伟大观念，这一观念培育出来的市场经济制度，尽管有各种不尽如意的地方，但迄今为止却是人类全部的智慧所能找到的唯一一种被实践证明能够成功地组织经济活动的经济制度。我们以往长期否定亚当·斯密的智慧，甚至把“经济人”和“看不见的手”说成是对“私有制的公然辩护”。所幸的是，此刻我们已经理解了亚当。斯密的主要观点。具体地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今日中国之意义主要表此刻以下两点：
首先，承认人在经济生活中的利己性是搞市场经济的前提。人性假定是经济学的第一块基石，经济学的'大厦就建筑在这块基石之上。计划经济为什么在全球范围内不尽如人意呢？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计划经济对人性的假设不贴合现阶段真实的人性，而在这个错误的人性假设基础上的理论和实践也必然是错误的。人在经济生活中的利己性本来是不言而喻的，就像买东西的人都期望买尽量便宜和好的东西，而卖东西的人都期望东西卖得价钱高一些一样自然。然而，就是这么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我们几十年都不敢或不愿意承认，连实话都不能说，怎样能行得通呢？我认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利己性假设，应成为我们分析经济问题的基石，仅有这样，才能设计出好的经济制度，才能有行得通的经济理论和实践。
其次，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依靠“看不见的手”管理经济、尽量减少政府干预的思想对我国的经济改革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国此刻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中，经济发展主要由关心自我利益的基层人民来推动的，而不是由政府推动。简而言之，市场经济的权力在民，而不在政府。市场需要的是“小政府”，要变管理型的政府为服务型的政府，政府应当尽量少的参与经济活动。当然，市场经济并也不是不要政府，而是要一个明白自我界限在哪里的政府。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也中允许政府在“看不见的手”之外发挥重要的调节作用。按照亚当·斯密的观点，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三项基本职责是：（1）保护社会免遭其他社会之暴力入侵；（2）尽可能保护每个社会成员免受其他社会成员之不正义的压迫；（3）建立和维护特定的社会公共工程和公共制度。而即使在履行这些职责时，政府的设计也应当研究引入战争。
诚然，该书对西方资本主义初期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起到了进取的作用，对于我国现阶段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有诸多可借鉴之处。可是，由于中国经济的性质及发展模式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不一样，也由于东西方政治历史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国富论》中的某些观点、某些理论并不能解释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中的特殊现象，也不能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现实问题。
首先，中国的“高增长、低通胀”经济增长模式是经济学中的一个奇迹。这也是《国富论》中的理论无法解释。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经济增长是与货币通胀（商品流通市场价格）呈对应关系的。也就是说高速的经济增长必然会使货币发生通胀。然而，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恰恰与之相反，经济高速增长而货币没有发生剧烈通胀。这又是何原因呢？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平均gdp增长为10%左右，同时，对外贸易依存度也日益增强，已经接近60%。可是，无论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加入wto都没有使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发生改变。经济学家想象中的“经济泡沫”没有在中99。国大陆出现。中国的改革开放，使生产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同时消费的增长速度受收入增长速度的影响，与生产力相比相对滞后。于是就出现了产能大于消费，短缺经济一下变成了过剩经济。这正是中国经济构成“通货紧缩”的原因。由于国家财政采取进取的货币政策，使得对内内需加大，对外引入外资加快，导致中国在“低通胀”的情形下仍然坚持了较高的gdp增长率，所以一味的套用固有的经济模型是无法解释中国目前经济发展模式的。
其次，我们再来审视中国对外经济的策略。说到对外贸易，就不能不谈到“重商主义”。这是《国富论》一书中重点阐述的理论之一。重商主义提出富国在对外贸易中应当奖励输出，阻抑输入。可是对于像工业原料及职业工具这样的特殊商品又恰恰与之相反。这一点用到目前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中十分适宜。目前，中国出口的大多是低附加值的农产品及轻工产品，而进口的确是高附加值的重工业产品，及更高附加值的先进技术及战略性资源，石油、矿产等。出口产品由于价格低廉品质好大大占领国外市场，而进口产品又为经济的发展供给了物质上的保证，贸易顺差日益增大，从理论上讲能够说相当梦想。而这种状态能持续多久，就要考问一下中国自我了。从wto规则上讲，中国商品的出口增加对外国同种商品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直接导致外国生产企业的日益萎缩，甚至倒闭，同时加剧了国外产业工人失业率的增加。这势必会加大中国与他国的贸易争端，不利于长远发展。另一方面，日益增大的贸易顺差，使中国的外汇储备日益增大，对与中国有贸易往来的他国的货币是一种隐性威胁。所以如何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还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和中国企业自抗商业风险本事的增强。也就是从宏观和微观两种途径去解决问题，双管齐下，缺一不可。
当然，目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困惑还有很多，问题依然十分突出。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决不能照本宣科，犯本本主义的错误。可是，也不能脱离书本中的经济理论，毕竟理论与实际是相辅相成的。仅有正确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的辨正关系，才能使我国经济健康快速的发展。对于《国富论》这本书，我们还是应当秉着鲁迅先生所倡导的“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态度来读，毕竟其里面还是有不少观点不适合中国国情的。
国富论的读书笔记篇七
经典的可贵之处在于你每读一遍都会有新的收获。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无疑就是这样的经典。对于经典著作，我总习惯于带着批判和疑问去阅读和思考。这使得我的阅读之路充满了荆棘，也充满了乐趣。这次的阅读，我把切入点选在了斯密之于当代中国的好处。带着这个疑问，我再次回到《国富论》寻找答案。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即将过去，中国在这十年中的变化是举世瞩目的。简而言之，成就显著，问题依旧。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是中国在第二个十年中不得不应对的首要问题。中国能够跨越资本主义走过的路吗?不能!马克思给我们指出了罪恶，却没有找到改变的方法。事实已经证明，马克思开出的药方并不适宜。当我们寻找新的方向时，亚当、斯密会是我们的选取吗?我的回答是肯定的。这是我重读《国富论》的第一个启示。
中国此刻最需要的是一个真正根植于社会的自由和法治传统，亚当、斯密或许能带给我们一个契机。正因他代表着一种新的思维，一种颠覆两千年中国封建传统的思维。这就是自由主义，一种基于个人至上理念的哲学。亚当、斯密生于苏格兰，在十八世纪的苏格兰，有一个思想传统，叫做自然秩序理念。这种自然秩序是透过未预期的社会结果构成的，也就是说，市场，像语言、法律体系和许多其他现代社会制度一样，不是中央计划或群众调整的结果，而是因很不相同的原因而行事的个人行为的未预期的的社会结果。这种思想乍看平凡无奇，细味其中蕴含的经济好处却极为深刻。正因一旦理解这一观点，就意味着我们务必放下让政府指导市场运行的传统观念，让自由市场机制成为指导我们进行经济活动的看不见的手。也就是说，某种程度上，所谓的看不见的手自由放任都能够说是由这一传统衍生的思想。显然，对市场的强调将极大地释放它蕴含的力量。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印证了这一点。但过往的成功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忽略了市场体系的基础自由和法治。
一民族国家的性格。中国的总精神里面缺少了对个人的关注、对自由和法治的关注，却似乎只是在重复着两千年的循环。
亚当、斯密给了我们一个答案，市场的发展有可能弥补中国存在的缺陷，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按照《国富论》的逻辑去谋求持续的经济发展。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失去了最初让个人自由伴随市场发展的最佳时机，改革的红利被制度的成本不断侵蚀。庆幸的是，我们在这十年中，真正地融入了这个世界。我坚信若干年后，将会被视作中国改革的分水岭。正是正因wto的身份认可，让中国迎来了黄金十年。经济的开放带来了文化、法律甚至思想的开放，我们的思路在改变。社会开始关注个人的自由，法治的思想被人们不断提及，这一切来之不易。当务之急是将市场机制的完善与个人自由的发展间的辩证关联作为下一阶段中国前进的方向。毫无疑问，就这一思想而言，没有亚当、斯密更适合的代言人。在中国，亚当、斯密务必成为新的马克思。只有作为一种信仰，被普通人用行动去践行，才能解决中国当前的改革困境。没有个人的自由，就没有市场的真正发展，也就不可能推动法治的实现，社会的进步也无从谈起。中国输不起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因此没有时刻去选取。基于自由和法治为基础的市场，让十九世纪属于了英国，二十世纪属于了美国。如果中国人能读懂了《国富论》，我坚信二十一世纪真的会属于中国。
的确，通常他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在此种状况之下，与在其他许多状况之下一样，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他去尽力到达一个他并不想要到达的目的。而并非出于本意的目的也不必须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状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国富论》中我最偏爱第四篇第二章。这一章的题目是《论限制从外国输入国内能生产的货物》。在我看来，它能够说是此书最精华的部分。每一次的阅读我都从那里开始。以上引用的就是其中最著名的段落，看不见的手理论自此进入世人视野，被无数次的顶礼膜拜。我此刻要做的是重新对其进行解读，阐明它对于当下的中国意味着什么。这是我重读《国富论》的第二个启示。
看不见的手讲的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我们需要有一种机制来引导我们的经济交换。价格作为一种信号，能够有效地调节经济活动。自由竞争市场则是能最大限度发挥价格信号调节功能的机制。因此亚当、斯密告诉我们，政府什么都不好做，只要维护好市场的运转就能够了。剩下的事情交给市场来，个体分散的竞争能够在价格信号的引导下，使得社会的福利最大化。对于这一个看似很不合理的结论，亚当、斯密并未作出严密的逻辑论证，这是他的弱项。但这无损于他对人类的巨大贡献。后世两百余年的经济财富的巨大增长，市场机制的优越性，政府在经济事务中的退出这些事实让《国富论》的预言成真。也让亚当、斯密站到了经济学之巅。而经济学经过两个多世纪的发展，也对亚当、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作出了极其严密的数学论证，那里不予赘述。既然市场机制如此完美，是不是政府在经济事务中一无是处呢?换句话说，鼓吹自由放任的亚当、斯密如何看待政府的存在。我在《国富论》的第四篇第九章读到这样的字句：
按照自然自由的制度，君主只有三个应尽的义务。第一，保护社会，使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上各个人，使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这就是说，要设立严正的司法机关。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
的政治体制，市场机制并不是不需要维护的，它其实很脆弱，需要我们发奋去争取，才能够得到。我们的市场机制刚刚起步，进一步扩大市场化的范围才是当下中国的最优选取。很多人却叫嚣着市场化过头，把制度转型的成本全部嫁祸给市场，这难道不是历史的倒退?!我倒是很想多买几本《国富论》，免费送给他们，好好读一读。
最近很多的思考集中在了中国的制造业。在某种好处上，制造业是继农业之后，推动中国三十年持续发展的最大动力。如果按照主流的观点，将这次金融危机看作中国改革的拐点的话，在我看来，制造业依然是中国解决当前困境的唯一出路，这部分的潜力尚未被充分挖掘。重读《国富论》，坚定了我的这一看法。这是本次阅读所得第三点启示。
学过西方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学习国际贸易理论，我们是从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优势概念开始的。而在《国富论》的第四篇中，他关于自由贸易的一系列讨论，就是对这一概念的准确阐释。个人认为，这是他书中最富逻辑的部分，也是他对于微观的经济分析所做的最大贡献。绝对成本优势概念的主要涵义，简而言之，即在国际贸易分工中，一国的资源禀赋决定了该国的经济结构。按照这一逻辑，中国最大的资源禀赋是什么?毫无疑问，廉价劳动力!显然，中国要发展的就是能够充分利用这一禀赋优势的行业。哪个行业最能有效吸收廉价劳动力?毫无疑问，制造业!只有透过制造业，我们才能充分利用这一资源禀赋。如此简单的逻辑，却被大多数国人所忽略。《国富论》读书笔记3篇文章《国富论》读书笔记3篇出自gkstk/article/wk-11615241050669。html，请保留此链接！。当产业转型成为热门话题时，我们很少反思有没有走得太快。金融危机迷惑着我们的视线，繁荣的中国经济阻挠了我们清醒的思考。重新认识到资源禀赋的决定性好处，才能找准经济发展的方向。当然，关于究竟是内需，还是出口，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更有好处，属于另一个问题，在那里就不作讨论。毕竟我只是想说清楚，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究竟告诉了我们什么。
国富论的读书笔记篇八
亚当·斯密所著的《国富论》，全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此书初版于1776年，就是美国《独立宣言》发表的那一年。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方面，《国富论》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国富论》的编者马克斯？勒纳评论说："这是一本将经济学、哲学、历史、政治理论和实践计划奇怪地混合在一起的书，一本由有着高深学问和明敏见识的人所写的书。说起国富论真的是经济学当中的开山之作，至今200余年仍有很实际的经济指导思想与教育意义。
先说说这本书产生的时期。那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刚刚结束的时候，我们知道英国是最早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时代较早，资产阶级革命也相对不够完善，实现了封建势力与资产阶级妥协，议会至上，王在法下的君主立宪制。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英国还拥有着大量的封建残余，大量的封建主还拥有着土地，仍然可以在经济上和资本家一较高下。而资本家都是一些新兴的资产阶级，仍然看不到商业的发展前景，也不知道该怎样做。从微观的资本家的角度来看既是如此，那么对于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英国来说，商业发展的影响更是巨大，东南面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已经开辟出了新航路，而且通过殖民掠夺的方式夺得了美洲亚洲和非洲的绝大多数殖民地，也因此获得了大量的资本积累，东边的法国已经夺得了西欧的陆上霸权，掌握着西欧的经济命脉，而长期居住在北欧的以海牧维生的荷兰人，又霸占着国际的海路贸易。在这种四周环敌的地理位置与贸易格局之下，大英帝国如何崛起，新兴资产阶级如何生存，在他们的面前是一片黑暗。而在这个时候，先知诞生了，他不是救世主耶稣，也不是佛祖释迦牟尼，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活生生的人，一个在海关任职的专员，而就是他教会了英国的资本家们该怎么做，使大英帝国在百年之内迅速崛起为世界第一强国，这个人就是英国著名思想家，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先生，〈国富论〉的独家作者。
为何这本书有如此重大的意义呢？阅读过本书后我们不难发现，本书虽然为经济学的开山之作，而当中的经济学思想却十分缜密，确实可以称的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里面的很多思想仍为我们现在所用，经久不衰。
劳动分工思想，分工思想我们最早上在高中学政治时期提到的社会三次大分工，到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人类社会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进行了三次社会大分工：发生在原始社会中期的原始农业与原始畜牧业分离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促进着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过渡；发生在奴隶社会中期的农业和手工业分离的第二次社会大分工，促进着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第三次社会大分工是当时的英国所处的时代，商业与手工业的分离，促进着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这些思想虽然都是马克思具体提出的，而这些思想的雏形却是亚当。斯密的提出。一个资本主义思想的开山鼻祖，一个社会主义思想的无上宗师，似乎是两个势不两立门派的绝顶高手，却在社会发展与历史研究这门武学中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与感悟。三次社会分工是生产力的三次飞跃使亚当。斯密充分明白分工合作的重要性，劳工分工可以充分提高劳动效率。例如平时资本家们生产产品，都是让工人一人对一台机器的生产，而到了第一次科技革命的时候，汽车的生产首次利用上了流水线作业的方法，每个工人都有属于自己零件的任务分工，他们不用在一个人或几个人对着一辆车子工作，每个的工作似乎都是一拧螺丝那么简单，可是分工后出来的效果却是企业效益的高度暴涨，这就是劳动分工思想的魔力。
剩余价值论，这似乎又是马克思提出的，而这也是亚当。斯密最先提出的，不过他们所处的角度不同，亚当。斯密站在资本家的角度，提出了利润从何而来，就是从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中来，只有这样才能不断的积累资本，扩大生产规模，进行再生产，这样资本家们就会越来越富有，而资本主义国家也会因此而积累大量的财富而称霸世界。马克思是站在工人的角度，提出资本家取得利润的实质就是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最终的目的就是让工人们站起来，用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来推翻资产阶级。
阶级论，首次提出了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属于生产关系之间相互矛盾却又相互依赖的关系，地主为了取得高额利润而抬高地租，资产阶级又要为了减少成本和提高利润而与地主讨价还价和降低工人工资或提高工人劳动时间。而工人的目的就是少干点活以及提高自己的工资而与资本家进行交涉，甚至罢工与暴力革命。这生产关系的三环一环套一环，缺一不可。其实这个思想在我国的现实社会也是有很大的意义，我国最大的地主就是国家，因为土地是国有的，在可用土地资源日益紧张的今天，国家不得不将地租抬高，卖给有竞争力的房地产商，而代表资本家的房地产商为了支付高额的地租而抬高房价，而作为类似于三环中工人阶级的消费者，就要和房地产商讨价还价，甚至不断变幻东家，以取得符合自己经济实力的住处。而在很多人因为买不起房子而担忧的时候，国家又要考虑消费者的实际情况下条文说如果房价再不下调，就对城市一二把手进行惩办。所以说，三环之中一环套一环，环环相扣，互相影响，这种思想用在今天，用在中国也是完全适宜的。
而《国富论》当中最为重要，也最有意义的思想莫过于自由主义了，也是我们高中政治经常提到的价值规律与市场调节，俗称“看不见的手”，在当时的世界局势当中，唯有英国敢于消除世界上任何的贸易壁垒而公开的和任何国家进行贸易合作，英国以自己对其他国家的贸易优惠来换取其他国家对自己的优惠。甚至在英法战争中，英国运用自己的财富采购着先进的武器来消灭法国部队，而这些财富都是通过英国卖给法国军队用来做军服的棉纺织品而赚来的。
当然，一味的自由主义虽然能使资本家取得高额的利润，可是另一方面却会使资本家过于的盲目对待市场，投资市场，为了高额的利润哄抬物价，结果会出现生产出大量的剩余产品，资本家为了不使物价下降，公然违背价值规律，宁可把商品扔掉也不降价卖给消费者。而消费者由于消费不起干脆不消费，甚至游x行示x威，这导致的最终结果只能是资本家破产，国家的统治不牢固。于是在第一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后，诞生了凯恩斯主义，即我们今天说的国家宏观调控，俗称“看的见的手，看不见的手，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只凭市场调节，就会出现经济危机，只凭宏观调控，就会使市场失去自由与活力，止步不前。
斯密死后，人们把《国富论》奉为经济学的圣经，把他关于利己的人受“看不见的手”引导增进了社会利益的思想，作为市场经济千古不变的基本原则，却把《道德情操论》几乎忘得一干二净。于是，市场经济缺少了道德，引发了许多罪恶，在个别地方甚至成为灾难。
国富论的读书笔记篇九
《国富论》一书是由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于200多年前所写，全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由于他第一次系统总结了近代初期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批判吸收了当时重要的经济理论，对国民经济的运行作了较为系统的描述，使他成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立者，而《国富论》也被认为使西方经济学的圣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然是市场经济，就需要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济学理论，而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就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就像物理学中牛顿的理论一样重要。其看不见的手像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一样，是亚当、斯密献给人类的伟大观念，这一观念培育出来的市场经济制度，尽管有各种不尽如意的地方，但迄今为止却是人类全部的智慧所能找到的唯一一种被实践证明能够成功地组织经济活动的经济制度。我们曾经长期否定亚当、斯密的智慧，甚至把经济人和看不见的手说成是对私有制的公然辩护。所幸的是，现在我们已经接受了亚当.斯密的主要观点。具体地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今日中国之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
首先，承认人在经济生活中的利己性是搞市场经济的前提。人性假定是经济学的第一块基石，经济学的大厦就建筑在这块基石之上。计划经济为什么在全球范围内不尽如人意呢?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计划经济对人性的假设不符合现阶段真实的人性，而在这个错误的人性假设基础上的理论和实践也必然是错误的。人在经济生活中的利己性本来是不言而喻的，就像买东西的人都希望买尽量便宜和好的东西，而卖东西的人都希望东西卖得价钱高一些一样自然。然而，就是这么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我们几十年都不敢或不愿意承认，连实话都不能说，怎么能行得通呢?我认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利己性假设，应成为我们分析经济问题的基石，只有这样，才能设计出好的经济制度，才能有行得通的经济理论和实践。
其次，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依靠看不见的手管理经济、尽量减少政府干预的思想对我国的经济改革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中，经济发展主要由关心自己利益的基层人民来推动的，而不是由政府推动。简而言之，市场经济的权力在民，而不在政府。市场需要的是小政府，要变管理型的政府为服务型的政府，政府应当尽量少的参与经济活动。当然，市场经济并也不是不要政府，而是要一个知道自己界限在哪里的政府。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也中允许政府在看不见的手之外发挥重要的调节作用。按照亚当、斯密的观点，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三项基本职责是：(1)保护社会免遭其他社会之暴力入侵;(2)尽可能保护每个社会成员免受其他社会成员之不正义的压迫;(3)建立和维护特定的社会公共工程和公共制度。而即使在履行这些职责时，政府的设计也应当考虑引入战争。
诚然，该书对西方资本主义初期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于我国现阶段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有诸多可借鉴之处。但是，由于中国经济的性质及发展模式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同，也由于东西方政治历史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国富论》中的某些观点、某些理论并不能解释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中的特殊现象，也不能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现实问题。
首先，中国的高增长、低通胀经济增长模式是经济学中的一个奇迹。这也是《国富论》中的理论无法解释。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经济增长是与货币通胀(商品流通市场价格)呈对应关系的。也就是说高速的经济增长必然会使货币发生通胀。然而，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恰恰与之相反，经济高速增长而货币没有发生剧烈通胀。这又#from国富论读书笔记3篇来自cnrencaihttp:///end#是何原因呢?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平均gdp增长为10%左右，同时，对外贸易依存度也日益增强，已经接近60%。但是，无论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加入wto都没有使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发生改变。经济学家想象中的经济泡沫没有在中国大陆出现。中国的改革开放，使生产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同时消费的增长速度受收入增长速度的影响，与生产力相比相对滞后。于是就出现了产能大于消费，短缺经济一下变成了过剩经济。这正是中国经济形成通货紧缩的原因。由于国家财政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使得对内内需加大，对外引入外资加快，导致中国在低通胀的情形下仍然保持了较高的gdp增长率，所以一味的套用固有的经济模型是无法解释中国目前经济发展模式的。
其次，我们再来审视中国对外经济的策略。说到对外贸易，就不能不谈到重商主义。这是《国富论》一书中重点阐述的理论之一。重商主义提出富国在对外贸易中应该奖励输出，阻抑输入。但是对于像工业原料及职业工具这样的特殊商品又恰恰与之相反。这一点用到目前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中十分合适。目前，中国出口的大多是低附加值的农产品及轻工产品，而进口的确是高附加值的重工业产品，及更高附加值的先进技术及战略性资源，石油、矿产等。出口产品由于价格低廉品质好大大占领国外市场，而进口产品又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物质上的保证，贸易顺差日益增大，从理论上讲可以说相当理想。而这种状态能持续多久，就要考问一下中国自己了。从wto规则上讲，中国商品的出口增加对外国同种商品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直接导致外国生产企业的日益萎缩，甚至倒闭，同时加剧了国外产业工人失业率的增加。这势必会加大中国与他国的贸易争端，不利于长远发展。另一方面，日益增大的贸易顺差，使中国的外汇储备日益增大，对与中国有贸易往来的他国的货币是一种隐性威胁。所以如何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还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和中国企业自抗商业风险能力的增强。也就是从宏观和微观两种途径去解决问题，双管齐下，缺一不可。
当然，目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困惑还有很多，问题依然十分突出。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决不能照本宣科，犯本本主义的错误。但是，也不能脱离书本中的经济理论，毕竟理论与实际是相辅相成的。只有正确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的辨正关系，才能使我国经济健康快速的发展。对于《国富论》这本书，我们还是应该秉着鲁迅先生所倡导的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态度来读，毕竟其里面还是有不少观点不适合中国国情的。
国富论的读书笔记篇十
《国富论》是亚当。斯密的作品，其中他跟我们一一分析了经济与国家的种种关系，读后笔者觉得受益匪浅。
我们从逻辑的哲学出发，研究科学发展观的博弈实体战略，发现它的文化结构复杂而宏大，人们难以理解，语言也很难表达，它比《国富论》描写的“看不见的手”复杂得多。“看不见的手”只有简单的几个逻辑步骤就可以告成，特别对哲学素养准备不足的经济学家他首先感觉到“看不见的手”语言流畅，琅琅上口，还有一个“手”以稳固的形象在场景中的表现，它还抽象而高度概括了市场运行机制恰是“看不见的手”，人们就深信不疑，学者也相信它，传播它，把它神话了。
马克思、恩格斯也讽刺过“看不见的手”，“这种关系就像古代的命运之神一样逍遥于环球之上”。
“看不见的手”没有表述政府特殊宏观调控对市场干预产生的社会效应，没有谈到政治人物和政府行为追逐国家利益的外交动机会产生巨大的经济价值，没有表述官员的行为是代表国家实体战略的手，这是亚当？斯密理论的缺失。
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不会演绎出正理均赢论，这是一个政治、经济、外交的通用名词，不谈正理均赢论，人们就会缺失道德，缺失人性，缺失对博弈实体社会的凝聚力。经济学的理论忽略博弈实体政治的社会特性也只能称为个体经济学和穷人经济学。如果不谈正理均赢论，一切追求最大化，它会逐步地使经济资本不断的扩张、掠夺、侵略，一定会跨越良知和人性，它没有具体阐明博弈实体法则的重要性，这不是一个完整的经济学理论。
国富论的读书笔记篇十一
《对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在经济学界有近乎神的地位。按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说法，至少300年内，人们都将在市场经济中生活，不会有人像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推翻牛顿力学那样推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亚当?斯密不仅是一位经济理论学家，他也为这种理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与准确的数字，确实做到了“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的治学态度，而这种治学态度正是大多数中国经济学家所缺少的态度。所以，熊彼得说亚当?斯密注重实际，将各种不同的数字与因素一并考虑，对以后作为抽象的理论奠立了基础。
斯密《国富论》一书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各个不同侧面详细而严谨地论证了如何增加国民财富和促进经济的发展繁荣。他采用了以微观经济分析为基础的宏观分析方法，综合了人性论、法律与政治理论及经济思想理论的分析视角，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
运用新兴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分工的理论，分析了劳动分工的决定因素，并进一步结合新兴古典分工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分析了不同经济实力的欠发达区域在不同的阶段如何选择最优分工网络，并借此分析了我国中西部区域经济发展缓慢的内在原因。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开篇就谈到了劳动分工。他认为劳动分工和市场竞争是国民财富增加的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但经济学发展的一百多年间，市场竞争理论得到了极大丰富，而劳动分工理论却相对显得苍白。近年来发展迅速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利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复苏了斯密关于劳动分工的重要思想。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劳动分工理论认为，劳动分工是通过制度安排而与交易费用相互决定的，即：由交易费用决定的制度安排决定劳动分工，而劳动分工通过分工经济提高制度收益，并进而降低交易费用。作者给出了两个理论模型及其修正。
接着，作者证明了劳动分工理论中的三个重要命题。
命题1：劳动分工产生递增的规模报酬，是经济进步的源泉。
命题2：劳动分工依赖于劳动分工，没有任何外生优势的单纯分工也能实现经济进步。
命题3：经济发展依赖于一定的人口规模和经济制度，在地理上表现为一个波浪式的推动过程。
另外，新兴古典分工理论证明，不同区域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对应于不同的分工水平，产生不同的增长效果。因此，欠发达区域面对不同的人口规模、制度供给、交通条件，应选择不同的分工模式。作者据此将欠发达区域分成三类，并分析了各自的分工抉择。
根据命题2，此类区域即便没有任何优越的资源禀赋或比较优势，依靠自身的市场需求，选择合适的分工模式，也能实现经济进步。
作者认为，应将此类区域细分为若干个子区域，将相关产业分类聚集，发展“园区经济”，以节约交易费用，提高专业化水平，进而产生产业簇群。
此类区域以中国中西部的农业大省为典型代表。因为多数居民都分布于广大农村，交通不便，相互之间贸易的交易费用很高，制度创新的成本更高，制度供给水平低下。当务之急是提高专业化水平，以便与高水平的分工网络对接。
提高市场分工水平有两种途径。一是大力发展中小城镇，提高城市化水平，使人口更加集中，从而减少交易费用和制度创新成本。政府工作的重点是鼓励专业化的生产和服务，为个体私营企业的成长和发展提供服务。根据命题1，政府即便是有意扶持某些产业，也应该是在专业化的基础上选择以农产品为核心的分工网络。
二是融入临近区域的分工网络，即给发达区域“打工”。因为在经济发展初期或工业化前期，没有足够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来支付交易费用和学习成本，也难以承受为集中人口而进行的城市化所需耗费。而此类区域劳力成本相对低廉，因此可选择有资源禀赋或内生比较优势的临近区域，为其提供配套生产或服务。值得注意的是，政府有必要鼓励企业向专业化发展，通过产业集聚加强企业之间的信息、要素的交流，提升企业家的管理素质。
此类区域人口较少，无论是否集中，从理论上讲都难以独立形成一个合意的分工网络。最重要的是提高本区域在某些方面的专业化水平，以便融入发达区域高水平的分工网络。在积累了一定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经济环境得以改善后，在分工网络上可以逐步摆脱对地理交通条件的依赖，从而逐步与较高分工水平的其他区域进行贸易往来。在此过程中政府应重点扶持有一定比较优势或竞争优势的龙头企业，鼓励龙头企业并购、扩张，带动其他企业形成连锁效应和学习效应。
《国富论》是一部伟大的著作，亚当?斯密把人的自利心与公利心做了和谐的统一，让我们知道了自利与公利并不是彼此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有利于整体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社会自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来引导着人们做出有利于社会与个人的最佳选择，没有任何政府与个人会代替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如要取代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必会带来混乱。这只“看不见的手”是什么呢?斯密虽然没有直接表达，但是全书已经告诉我们，那只“看不见的手”正是人类的利己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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