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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散文心得篇一
中国古代，一为文人，便无足观。
文官之显赫，在官场而不在文，他们作为文人的一面，在官场也是无足观的。
但是事情又很怪异，当峨冠博带早已零落成泥之后，一杆竹管笔偶尔涂划的诗文，竟能镌刻山河，雕镂人心，永不漫游。
我曾有缘，在黄昏的江船上仰望过白帝城，顶着浓冽的秋霜登临过黄鹤楼，还在一个冬夜摸到了寒山寺。
我的周围，人头济济，差不多绝大多数人的心头，都回荡着那几首不必引述的诗。
人们来寻景，更来寻诗。
这些诗，他们在孩提时代就能背诵。
孩子们的想象，诚恳而逼真。
因此，这些城，这些楼，这些寺，早在心头自行搭建。
待到年长，当他们刚刚意识到有足够脚力的时候，也就给自己负上了一笔沉重的宿债，焦渴地企盼着对诗境实地的踏访。
为童年，为历史，为许多无法言传的原因。
有时候，这种焦渴，简直就像对失落的故乡的寻找，对离散的亲人的查访。
文人的魔力，竟能把偌大一个世界的生僻角落，变成人人心中的故乡。
他们褪色的青衫里，究竟藏着什么法术呢?
今天，我冲着王维的那首《渭城曲》，去寻阳关了。
出发前曾在下榻的县城向老者打听，回答是：“路又远，也没什么好看的，倒是有一些文人辛辛苦苦找去。
老者抬头看天，又说：“这雪一时下不停，别去受这个苦了。
我向他鞠了一躬，转身钻进雪里。
一走出小小的县城，便是沙漠。
除了茫茫一片雪白，什么也没有，连一个皱折也找不到。
在别地赶路，总要每一段为自己找一个目标，盯着一棵树，赶过去，然后再盯着一块石头，赶过去。
在这里，睁疼了眼也看不见一个目标，哪怕是一片枯叶，一个黑点。
于是，只好抬起头来看天。
从未见过这样完整的天，一点儿也没有被吞食，边沿全是挺展展的，紧扎扎地把大地罩了个严实。
有这样的地，天才叫天。
有这样的天，地才叫地。
在这样的天地中独个儿行走，侏儒也变成了巨人。
在这样的天地中独个儿行走，巨人也变成了侏儒。
天竟晴了，风也停了，阳光很好。
没想到沙漠中的雪化得这样快，才片刻，地上已见斑斑沙底，却不见湿痕。
天边渐渐飘出几缕烟迹，并不动，却在加深，疑惑半晌，才发现，那是刚刚化雪的山脊。
地上的凹凸已成了一种令人惊骇的铺陈，只可能有一种理解：那全是远年的坟堆。
这里离县城已经很远，不大会成为城里人的丧葬之地。
这些坟堆被风雪所蚀，因年岁而坍，枯瘦萧条，显然从未有人祭扫。
它们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排列得又是那么密呢?只可能有一种理解：这里是古战场。
我在望不到边际的坟堆中茫然前行，心中浮现出艾略特的《荒原》。
这里正是中华历史的荒原：如雨的马蹄，如雷的呐喊，如注的热血。
中原慈母的白发，江南春闺的遥望，湖湘稚儿的夜哭。
故乡柳荫下的诀别，将军圆睁的怒目，猎猎于朔风中的军旗。
随着一阵烟尘，又一阵烟尘，都飘散远去。
我相信，死者临亡时都是面向朔北敌阵的;我相信，他们又很想在最后一刻回过头来，给熟悉的土地投注一个目光。
于是，他们扭曲地倒下了，化作沙堆一座。
这繁星般的沙堆，不知有没有换来史官们的半行墨迹?史官们把卷帙一片片翻过，于是，这块土地也有了一层层的沉埋。
堆积如山的二十五史，写在这个荒原上的篇页还算是比较光彩的，因为这儿毕竟是历代王国的边远地带，长久担负着保卫华夏疆域的使命。
所以，这些沙堆还站立得较为自在，这些篇页也还能哗哗作响。
就像于寒单调的.土地一样，出现在西北边陲的历史命题也比较单纯。
在中原内地就不同了，山重水复、花草掩荫，岁月的迷宫会让最清醒的头脑胀得发昏，晨钟暮鼓的音响总是那样的诡秘和乖戾。
那儿，没有这么大大咧咧铺张开的沙堆，一切都在重重美景中发闷，无数不知为何而死的怨魂，只能悲愤懊丧地深潜地底。
不像这儿，能够袒露出一帙风干的青史，让我用20世纪的脚步去匆匆抚摩。
远处已有树影。
急步赶去，树下有水流，沙地也有了高低坡斜。
登上一个坡，猛一抬头，看见不远的山峰上有荒落的土墩一座，我凭直觉确信，这便是阳关了。
树愈来意多，开始有房舍出现。
这是对的，重要关隘所在，屯扎兵马之地，不能没有这一些。
转几个弯，再直上一道沙坡，爬到土墩底下，四处寻找，近旁正有一碑，上刻“阳关古址”四字。
这是一个俯瞰四野的制高点。
西北风浩荡万里，直扑面来，踉跄几步，方才站住。
脚是站住了，却分明听到自己牙齿打战的声音，鼻子一定是立即冻红了的。
呵一口热气到手掌，捂住双耳用力蹦跳几下，才定下心来睁眼。
这儿的雪没有化，当然不会化。
所谓古址，已经没有什么故迹，只有近处的烽火台还在，这就是刚才在下面看到的土墩。
土墩已坍了大半，可以看见一层层泥沙，一层层苇草，苇草飘扬出来，在千年之后的寒。
余秋雨散文心得篇二
余秋雨先生的散文是一种典型的文化散文，它摆脱了沉湎于自我小天地的小家子气，而表现为一种情怀，更为慷慨豪迈的大散文。散文一字一句都感于心，思于心。其人，其文，始终是心头情感的沉积;其思，其忧，更是我们精神所皈依的图腾。
体现在一种沉甸甸的历史感和沧桑感，一种浩然而不矫情的雍容与大气，一种俯仰天地古今的内在冲动与感悟，一种涌动着激情与灵性的智慧与思考。落笔如行云流水，舒卷之间灵性激溅，有博雅的文化内涵，笔端饱蘸着深切的民族忧患意识，字里行间充盈着越迈千年的睿智哲思。
中国的历史走了太远了，中华的文化也沉积了太久了，迎面是一个新的千年，一个新的世纪，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也该抖抖身上的尘土，盘点一下自己的包裹了，余秋雨先生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开始了他的“文化苦旅”。
余秋雨散文《文化苦旅》写道：“没有废墟就无所谓昨天，没有昨天就无所谓今天和明天。废墟是课本，让我们把一门地理读成历史;废墟是过程，人生就是从旧的废墟出发，走向新的废墟。废墟是进化的长链。”“没有皱纹的祖母是可怕的，没有白发的老者是让人遗憾的。”
在心灵与心灵的撞击中，发出了“还历史以真实，还生命以过程”的呼唤。文章中没有细节，没有历史人物，没有山水胜迹，但却充盈着闪光的智慧，蕴涵着深刻的思考。残垣断壁中，那优美的语言，独特的视角，深刻的思想，就像磁石一般强烈的吸引了我。
走进废墟，体会着历史的沧桑，品味着文化的内涵。在敦煌，他怀着无比的热情赞美民族代代相传承的对美与善的艺术的追求与表达;也在夕阳西下的时候面对“道士塔”，揭开民族的伤疤，目光黯淡地心痛于近代内忧外患中民族精神的沦陷和流失。
他驻足桃花、春雨、小桥、流水的“江南小镇”，面对“白发苏州”怆然发问——现代的中国社会中，从那些紧闭的老房子里“应该走出什么样的人”;我们的“文化与传统应该怎样的保留与传承”才可以使“中国的文化在人格方位和地理方位上实现双相自立。”
他告诉我们，江南小镇的重生、历史归属感的重生、民族归属感的重生，需要“一点真正的文化智者”，需要“一点隐潜在河边小巷的安适的书斋”，需要“一点足以使这些小镇产生超越时空的吸引力的艺术灵魂”。
他反省整个民族的文化。他从“一个王朝的背影”中，评论一个民族的兴衰成败、一个文化盛败的因由。在晋商大院里，在“历史的暗角”思索民族软肋与民族精神的缺陷。他关心文人的命运，关心孕育这些文人的母语文化，关心我们的文化的根源，更关心我们文化的发展，并且关心着所有的文化的发展。
他为所有游离在本土文化荒漠中的人们发问：“日暮相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他比所有的人看的更远、更真实、更深邃。
他的面前是一个繁衍、昌盛了数千年的民族的文化的沉淀，那么，就注定了余秋雨先生的这个思索将是整个民族的，整个历史的。这个思索纵横了五千年，必定是漫长而艰辛的。而余秋雨先生就在这样的时代，平静一下自己内心的情绪，整装出发了，纵马思想，游走于整部民族的千古春秋。
在这些思索面前，余秋雨先生也有无奈：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好的文化却忘记了去继承?为什么我们要让文化在那样的“江南小镇”里渐渐萎缩、褪色?这是余秋雨先生要问的，也是我们年轻一代人应该思考的。
也许我的民族文化就需要来一次这样的思索，这样我们在前进中才可以走的更远，这样我们的根在黄土高原里才可以扎得更深。
我们应该怎样走出心灵的荒漠?正像余秋雨先生说的，文化才是我们的绿洲。母语教育最近搭着国家英语四、六级考试改革的车提得很响，压抑了这么多年的母语文化终于可以缓一口气了。
毕竟我们是从黄土高原上走下来的，毕竟一百年后，我们还是我们，英国还是英国，美国还是美国，我们的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将会跟随我们这个民族，直到世界的末日。我们的根在黄土高坡上，汲取黄河的水而成长。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民族的希望，是一个民族发展的源泉。只要我们对自己的文化有深刻的感情，我们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就包含着深情;只要我们对自己的文化保持清醒，我们前进就会一往无前。只要我们的中华文明不败，我们的民族就不会失败。
感谢余秋雨先生，您的“文化苦旅”带给我们很多的精神食粮。新的观念和审美取向，在感悟人生的同时，又富于人生更高的智慧。
余秋雨先生是当今出镜率很高的一位文化名人，也是一位饱受争议的大众人物。作为余先生的同乡，我深为其儒雅的外表、博厚的知识、犀利的谈吐所倾倒和折服，也为其受到的苛求和责难而忿忿不平。文人相轻，历来如此，但作为一个敢于用生命探索文化，一个敢于把世界上任何一片土地都放在脚下的文化名人，他无论如何是值得尊敬的。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文化人的一种追求，余先生却是视“行万里路”重于“读万卷书”的一位苦行僧。15年来，余秋雨以长途旅行的方式实地考察世界文化，先后完成了以考察中华文明记录的《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考察伊斯兰文明记录的《千年一叹》以及西方文明记录的《行者无疆》，从而完成了对人类历史的三大文明的关注和考察。捧读余先生的这几本游记，始终满怀着崇敬和虔诚，不仅是余先生的著作使我徜徉于世界文明的浩瀚海洋，领略东西文化的博大灿烂，更重要的是余先生用徐霞客式的动态学习方式颠覆了我们传统的静态学习方式，启迪了我们向自然学，向实践学，用脚步和五官去探索世界的学习取经理念。
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都是学习的途径和方式，本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非要分个孰轻孰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崇拜读书者，认为“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崇拜实践者，认为“实践出真知”、“纸上得来总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笔者以为，在中国现行的僵化教育体制下，“行万里路”比“读万卷书”更值得推崇和倡导。认真审视中国的教育学习模式，“读万卷书”几乎已成为现代人获取知识、提升能力的唯一途径，“读万卷书”使大家习惯了对书本理论的膜拜和认可，却束缚了人类原有的主动探索创新的本能，“行万里路”可悲地弱化成为商业化的休闲和消遣。因此，在大众的印象里，读书就是求知，旅行就是休闲，“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成为完全割裂或对立的两种行为。看了余秋雨先生的游记散文，并亲身效仿体验余先生的文化苦旅，欣喜地感受到了探索后的甜蜜和快乐。原来，美景需要欣赏和发现，文化需要探索和咀嚼，用脚步丈量土地，用文字记录感受，这是一种事半功倍的学习，也是一种其乐无穷的享受。
阅书如阅景，阅景如阅书，带着思考去阅读风景和文化，会收获一种全新的知识，这是耕耘的快乐、探求的快乐。
很早就想写点东西的，在囫囵吞枣看完余秋雨老师散文集之后，但因为工作变化的原因，一直没有时间来写，也没有心情静下来写。一晃一个月过去了。其实，现在也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来写，只是总感觉心里有点事，这或许就是自己的一点个性。
定下的事情不做完心里总感觉有点不舒服，尤其是在这次阅读了多篇美好的文章之后，总感觉应该留下点什么，特别是现在的生活节奏，让自己已经很难在一段时间之内再翻起余老师的文章，只好趁着心里还有点感觉，留下几行贻笑大方的文字。
余老师和季老一样，都是高中时就耳熟能详的大师，但可惜的是，我这个文科出生的人并不喜欢学习语文，唐诗宋词兴致来了还会背上几首，而对于这些文学作品，学起来感觉真是要人命，而且最为关键的是学了不考，考了也考不好，所以，很少认真阅读教材上面的文章，听课也是是是而非。
这次机缘巧合读到了两位大师的散文集之后，让人对散文又有了一点重新的认识，又有了不一样的感觉。自己水平有限，无法写出精湛的体会，只能由着自己的感觉信马由缰。
正如前段时间写过一篇关于读季老散文集有感的文章一样，季老从自己工作生活的点滴入手，润物无声，让人体会到生活的一种自然美，让人感觉有一种返朴归真、悠然自得的娴静，人生就如同一幅淡淡的山水画;余老师的这本散文集，则从宏观着眼，纵横捭阖，以一个文学家独有的眼光来看待历史。
将许多鲜活的历史事件通俗易懂的展现在读者面前，让人在冥冥当中感受到几分沧桑和震撼，感受到不一样的厚重和深沉。想到这里，又想起许多当前关于余老师的种种消息，正面的、反面的都有，但人人亦云，智者见智，仁者见仁。
现在感觉起来，读完这本散文集，对于我这样一个非常喜欢历史的人来说，让人对现实中的余老师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至少对历史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虽然这些文章只是余老师文学作品中的沧海一粟，但从读的这本散文集里面每一篇文章都让人从中读到不一样的东西。
让人思维开阔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如同是在欣赏文学作品的同时，从一个新的角度来品味已经尘封的历史，就如《一个王朝的背影》、《苏东坡突围》、《风雨天一阁》、《抱愧山西》、《上海人》等每一篇文章一样，都呈现了一段不一样的历史。
读秋雨的书，如同读着一本厚厚的历史，更加有万象的人生世态和丰富的风土人情。
秋雨的心是年轻的，却又是迟暮的。有着儿童的天真，有着老人的睿智，因而有了天真的向往新奇的心，有了发自内心的对历史的感悟。所以他的人生是美丽的。正如他在散文集的序文中所写的那样他应该是一个“天使般的'老人”即使他年老了，也会有一颗年轻的心的。
秋雨对梦想的初衷，对历史的感悟。更是因为他对人类历史的重视。他追寻的心是沧桑的，他对待敦煌文明遭受蹂躏的过去不再如别人所云的那样，将罪过归咎于一尽全力保护但却无力回天的王道士。历史的失落是有她既定的命运也有历史的更深层的本质的。历史的源远流长也正是因为它有令人悲痛的过去。
第一次接触余秋雨是他的第一本散文集《文化苦旅》，是被作者深厚的文化底蕴所折服，他的思牵千载，行云流水的记录，对历史、对文化渗透着的领悟力，也是使余秋雨在中国的文化史上留下一席之地!
而后接触到他的另几本着作，如谈史谈鉴的《山居笔记》、阐述立身处世的《霜冷长河》、《行者无疆》，以及对比几大文明的《千年一叹》，还有类似回忆类的封笔之作《舍我一生》。读完后，总想写点什么，却一直未敢动笔，只怕自己的看法大为浮浅，甚至落入俗套，而今下定决心来浅谈一下余秋雨散文的写作风格问题，对于我们的写作也有许多的借鉴意义。
余秋雨散文作品中始终贯穿着一条鲜明的主线，那就是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追溯，思考和反问，与其他一些文化散文家相似，余的作品更透着几丝灵性与活泼，尽管表达的内容是浓重的。
余利用他渊博的历史知识，丰厚的文化功底，将历史与文化契合，将历史写活、展现，引起我们反思、追问，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的作品已渗透了文人的忧患意识和良知，这点也是最重要的。典雅、灵动如诗般的语言。
余对语言有一种超强的领悟力和驾驭能力，他的散文追求一种情理交融的雅致语言，并且“语言在抒情中融着历史理性，在历史叙述中也透露着生命哲理”。
他选择恰当的、富有诗意、表现力的语言加以表达，这些语言具有诗的美感，从而把复杂深刻的历史思想和文化说的深入浅出，平易近人，可读性非常强。同时他还综合运用对偶、排比、比喻等修辞手法，大段的排比，对偶增强了语言表达的力度，构成了一种语言的气势，使语言不矫揉造作，装腔作势，平淡无味，而富有了张力，富有了文采。
余秋雨作为当代著名学者、散文家，站稳了大众舆论的中心位置。关于他的话题则纷繁芜杂，像《行者无疆》等西方列国游记的出版，北大学者余杰《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直面余秋雨的文经历，频频在中央台的综艺节目中出镜、点评以及几起问题官司等等。余秋雨俨然成了明星，而他的散文则被称为“文化口红”。尽管此种种，我们也丝毫不能否定余秋雨和《文化苦旅》所带来的社会和文化影响。“文人的魔力，竟能把偌大一个世界的生僻角落，变成人人心中的故乡。”他的散文被称为历史散文或文化散文，畅销不衰，历久弥新。这些散文，极易与国人心中的某些东西产生共鸣，从而引导人们去关注中国历史、文化和中华文明，并试图点燃每个人心中或多或少的文化火种，试图对国民的生存和文化状态有所改观。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说余秋雨的散文是他思考的终点，却又是大众思想前进的起点，在终点和起点之间形成接力，转移于无形之中，影响逐渐扩大。
有对现存的历史遗迹和文化状况的考察，感悟历史、感悟文明。余秋雨在《文化苦旅》自序中说，“我发现自己特别想去的地方,总是古代文化与文人留下较深脚印的所在,说明我心底的山水并不完全是自然山水而是一种“人文山水”。这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悠久魅力和它对我的长期熏染造成的。”比如已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的《都江堰》。都江堰，它的规模从表面看远不如长城宏大，却注定要稳稳当当的造福千年。长城的社会功能早已废弛，而它至今还在为无数民众输送汩汩清流。有了它，才有诸葛亮、刘备的雄才大略，才有李白、杜甫、陆游的川行华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永久性地灌溉了中华民族。有对蒙昧、野蛮、文明进程的深层剖析和思索。道士塔，一座小小的塔，却包含着王道士的愚昧无知、包含着斯坦因他们的野蛮抢掠，包含着敦煌莫高窟的灿烂文明。作者无尽的伤悲，都凝成那三个字：“我好恨”!现在，虽然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却，我们应该从中得到更多的思考。
有对故乡、家园的爱恋和探寻。故乡的一草一木和固守的人们，在作者笔下都熠熠生辉，饱含着作者浓重的家园情结。而“就连故乡，也是祖先流浪长途中的一个留驻点??”，又是作者对于故乡在哲学意味上的思考。
余秋雨散文心得篇三
总之，我深深地受到了传染，也许是被余先生的那种艰深、也许是被中汉文化的博大精力、也许是被现代文明社会中的野蛮现象、也许是被浩瀚先贤们的伶俐才华、也许是被能诠释脸色的平淡无奇的文字、也许是被本身心田真正的感悟、也许。
我会继承看，并且会看更多雷同的、能涟漪我心海的文字。
看到了“文化苦旅”，个中的篇章或许都是余先生游历过一些奇迹后的脸色记录吧。每读一篇，总能等闲地想象他在游历时的巨大脸色和游玩之后追念的沉静和清澈。
在这个猛烈变革的时代，余秋雨做出的尽力是令人赞赏的。在我的影象里，新美文网，余文首先在上海的《收获》杂志连载，尔后被不绝地出书、转载、报导，成为中国各多半会的重要脱销图书，甚至呈此刻险些所有的中文网站和杂志上，与鲁迅和林语堂的作品一道成为现代散文的经典之作。一时间，大有不读余文，羞谈文学之风。果然是这样吗?让我们以他的《文化苦旅》为例，看看汗青和文学在这里是奈何布局在一起的。
第一篇“羽士塔”是一个奠基民族主义基调的重要篇章，它确立了整部书的话语(代价)姿态：王羽士以他蒙昧和贪婪出卖了中汉文化的宝贝“敦煌石窟艺术”珍品。这种道德化的母题和“故事”完全切合公共的“民族主义”走向。不只如此，作者还利用了一些煽情主义话语暗号来强化这种戏剧性的结果，如“伤口”、“滴血”、“下跪”、“哀求”以致“抽泣”，所有这些意象或独白都展示了一种露骨的煽情能力。尽量它从文学能力上看相当鸠拙，但在中国的读者市场却是双重有效的，即点燃了读者的汗青怒火，又使之发生了对作品以致作者的无限钟爱，这样的例子在余文中俯拾皆是。
品读余秋雨的汗青散文，蔚然成了连年来中国小资的时髦民俗，并带出了文坛一阵风潮。汗青操作文学得到“瑰丽外观”，而文学操作汗青得到了“精力深度”。由此带来的文化狂喜，可以从他散文集的刊行量上获得证实。
可是余文在市场化的包装上存在着“媚俗”偏激的问题。它过分矫情。再以“王羽士”一文为例，由于爱“宝”心切，作者竟规划给羽士“下跪”，而为了敦煌经卷的一次赔本的“出口商业”，作者想为此“大哭一场”。这种行文上的肆意煽情，主要源于，他一方面陶醉在老式常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之中，一方面则试图向公共或市场寻求最大限度的承认，这两者最终产生了统一。没有任何一种统一比这一种看起来更为离奇。
余秋雨散文作品中始终贯串戴一条光鲜的主线，那就是对中国汗青、中国文化的追溯，思索和反问，与其他一些所谓文化散文家相似，余的作品更透着几丝灵性与生动，尽量表达的内容是浓郁的。余操作他渊博的汗青常识，丰盛的文化功底，将汗青与文化契合，将汗青写活、揭示，引起我们反思、追问，作为一个常识分子，他的作品已渗透了文人的忧患意识和知己，这点也许是最重要的。
典雅、灵动如诗般的语言。余对语言有一种超强的贯通力和驾御本领，他的散文追求一种情理融会的高雅语言，而且“语言在抒情中融着汗青理性，在汗青论述中也透露着生命哲理”。
掀开借来的书，发明印刷很是的粗拙，并且尚有错别字，这印证了同事事先声明的盗版之说，也同时让我萌生了到对余先生的一丝歉意。掀开目次，瞥见了广受赞誉的“文化苦旅”的章节，即刻以为很是亲切。最开始看的是集为“文明的碎片”的访谈录，个中的文字与在央视看到的现场点评很是相似，看着它就像在凝听余先生的教训一般。余先生的答复凡是长短常真诚而实在的，在此之上，又不缺乏超脱，他像长短常的相识中汉文明和世界文明的来龙去脉已往此刻，他凡是是能从差异的人和心态的角度去充实地叙述一件工作一个现象一种脸色的原本脸孔。看着看着，我开始叹息文字所能诠释的范畴了，也许是因为我太相信“许多对象只可领悟不行言传”这句话以至于不习惯于用文字表达思维和脸色了吧!余先生在简捷的字里行间把一些泛泛我认为的确无法表达出来的感悟展示得极尽描述。这又使得我开始提醒本身应该从头审视对文学作品的立场了(因为我之前很少涉足文学作品)。
在我看来，余进入汗青和政治话语规模是一个错误。他观光于一个他完全不能驾御的规模，并陷入了阔大的迷津，而更令人担心的是，余文依托的那些陈旧的话语体制，正在这个大厘革的时代里迟钝地瓦解。我们应该留意到，所有呈此刻这些怀旧书页中的言说都是一种挽歌，哀伤着所有正在随风而逝的政治、道德和文化传统。余文并未让汗青向我们开放并成为我们的，恰恰相反，它显示了一个旧式文人的普通特征：屈从于陈旧的汗青叙述和汗青语法，同时又沉浸在一些细小的话语改革之中，而这样的文本无疑无法成为新散文的偏向。
与诗歌对比，中国散文在其汗青历程中始终饰演了一个可悲的脚色，散文是诗歌与小说的话语残渣，会萃在文学史的边沿，成为每个时代主流话语的底衬。恒久以来，以小日子、小情趣、小思想和小笔触为根基特征的“小散文”，尽量得到了都市市民的热烈掌声，其范围却是不问可知的。对付一个布满着阔大意象的中国文化而言，它只能是一种日用文化缀品。这就为所谓“大散文”降生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来由：散文需要长“大”，需要更为“大气”的构架和运作。
初次打仗余秋雨是他的第一本散文集《文化苦旅》，读完，深深被作者深厚的文化秘闻折服，他思接千载，天马行空的遐想，对汗青、对文化渗透着的贯通力，也使余秋雨在中国的文化史上留下一席之地，尔后打仗到他的另几本着作，谈史谈鉴的《山居条记》、叙述立品处世的《霜冷长河》、《行者无疆》，以及比拟几大文明的《千年一叹》，尚有雷同回想类的封笔之作《舍我一生》。读完后，总想写点什么，而一直未敢动笔，只怕本身的观点太菲薄，甚至落入俗套。在上节课谈到写作气势气魄问题，于是照旧想起了余秋雨，也参考了诸多对余秋雨写作气势气魄的评论，也略加本身的一点浅见。浅谈一下余秋雨散文的写作气势气魄问题，对付我们的写作也有许多的警惕意义。
他选择得当的、富有诗意、表示力的语言加以表达，这些语言具有诗的美感，从而把巨大深刻的汗青思想和文化说的深入浅出，平易近人，可读性很强。
余秋雨散文心得篇四
余秋雨，1946年生，浙江余姚人，艺术理论家，中国文化史学者，散文作家。
全书分为“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千年一叹”、“霜冷长河”、“行者无疆”这五个部分。
余秋雨老先生好些年以前写过一些史论专着，文笔很有特色，轻新脱俗，洒脱、放达而又潇洒，让人读上去自然而又舒服，不夸张，不悲伤，没有什么好词好句，没什么特别的手法，不像有些文章用比喻，用拟人，用夸张等等，不局限于这些章法，而是用自己独特的风格写出让每个人都叹为观止的文章。
就像老舍写的《草原》。自然而又优雅，不做作，简简单单几行字，就完美地描绘出了所要说的那一幅画面，真实而又美好。
就如“青山绿水，长路一条，走不了多远就有一座。高高的，全由青石条砌成，石匠们手艺高超，雕凿得十分细洁。顶上有浮饰图纹，不施彩粉，通体干净。鸟是不在那里筑窝的，飞累了，在那里停一停，看看远处的茂树，就飞走了。”
这一段，这是一开始的一段，只是简单的叙述而已，却给人无限遐想的空间，想象着远处的山，清澈见底的水，绵延十几里的路，路边是一座又一座牌坊，它们很高，很大，还有好看的图纹。
牌坊上时而会看见几只飞累了的小鸟，在那儿歇息，倒也并不安居，过一会就又飞走了。这一幅简单的图画，在作者笔下用简单的词句描绘出来，却别有一番风味。
这样的文章并不多。
仔细想想，萧红写的文章《我和祖父的园子》便是如此，也是自然，真实，美好。“太阳在园子里是显得特别大。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
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谎花，就开一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它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蝴蝶随意地飞，一会儿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儿又从墙头上飞走了一只白蝴蝶。
它们是从谁家来的，又飞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这个。只是天空蓝悠悠的，又高又远。”又有这样一本书，让人读着读着，就不由得沉浸在已逝的烂漫的童年生活中。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呼兰河传》，和余秋雨的散文一样美，简单却又不失味道，虽通俗却又十分自然，自然中透着美好与真实。
那种意境，远比夸张的文章要吸引人得多，一个是外表华丽，却找不到内在，另一个则是表面简简单单，普普通通，而只有细读一番，才可能品出其中的自然美。
我本身就十分喜欢散文，诗歌之类的文章，因为它们不仅表达字面意思，更是能从字里行间体会到作者想要表达的真实情感。还可以学学名家文笔，多多感受，在自己的文章中注入自己的情感，读上去一定与众不同。
本书值得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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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散文心得篇五
余秋雨，1946年生，浙江余姚人，艺术理论家，中国文化史学者，散文作家。
全书分为“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千年一叹”、“霜冷长河”、“行者无疆”这五个部分。
余秋雨老先生好些年以前写过一些史论专着，文笔很有特色，轻新脱俗，洒脱、放达而又潇洒，让人读上去自然而又舒服，不夸张，不悲伤，没有什么好词好句，没什么特别的手法，不像有些文章用比喻，用拟人，用夸张等等，不局限于这些章法，而是用自己独特的风格写出让每个人都叹为观止的文章。
就像老舍写的《草原》。自然而又优雅，不做作，简简单单几行字，就完美地描绘出了所要说的那一幅画面，真实而又美好。
就如“青山绿水，长路一条，走不了多远就有一座。高高的，全由青石条砌成，石匠们手艺高超，雕凿得十分细洁。顶上有浮饰图纹，不施彩粉，通体干净。鸟是不在那里筑窝的，飞累了，在那里停一停，看看远处的茂树，就飞走了。”
这一段，这是一开始的一段，只是简单的叙述而已，却给人无限遐想的空间，想象着远处的山，清澈见底的水，绵延十几里的路，路边是一座又一座牌坊，它们很高，很大，还有好看的图纹。
牌坊上时而会看见几只飞累了的小鸟，在那儿歇息，倒也并不安居，过一会就又飞走了。这一幅简单的图画，在作者笔下用简单的词句描绘出来，却别有一番风味。
这样的文章并不多。
仔细想想，萧红写的文章《我和祖父的园子》便是如此，也是自然，真实，美好。“太阳在园子里是显得特别大。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
余秋雨散文心得篇六
近日，抽空重读了余秋雨先生的文化散文《山居笔记》，但当读完最后一篇《历史的暗角》后心情尤难平静。
这是一篇专以揭露和鞭挞“小人”的散文。文章以欧洲的一名爱搬弄是非的长舌妇使得一村人都成了仇敌的例子开始，又举出费无忌在奉命为楚平王的儿子迎亲过程中，设法把新媳妇变成了平王的夫人最终使楚国灭亡的故事。由此，作者为“小人”总结了八大行为特征，即：小人见不得美好，小人见不得权力，小人不怕麻烦，小人办事效率高，小人不会放过被伤害者，小人需要博取同情，小人必须用谣言制造气氛，小人最终控制不了局势。与此同时还把“小人”分成恶奴型、乞丐型、流氓型、文痞型等四种类型。但在铲除和防御“小人”上作者却犯了难。余先生认为，小人所以难以防御，除了封建专制制度的特殊需要为小人的产生和活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外，社会群体还有五大原因，即观念上的缺陷，情感上的牵扯，心态上的恐惧，策略上的失误以及灵魂上的对应。
孔老先生当初把人划分为两种：君子和小人，标准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余先生好像也赞成这种划分，我们当然认为余先生也是君子了。但是，当小人为“利”纠缠余先生的时候，以君子之“义”是不是要以牙还牙呢?当余先生对小人“鼓噪”以后，你的“义”又如何体现呢?况且，从古到今，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有智慧的用智慧，有力气的使力气，有谁能把君子和小人分得清呢。刘邦当初是无赖，属小人范畴，但后来作了皇帝，你说他是因“小人”的卑劣获得成功呢，还是以仁义取胜的呢。
“量小非君子”。一旦遇到所谓“小人”诽谤或纠缠的时候，上策乃是：不理不睬，沉默应对。
正是：
当红大腕事缠身，何以偷闲鞭小人。
张罗八罪祥描脸，防范五难知费神。
惯见贤愚共奔竞，岂凭好恶划疏亲。
英雄无赖常流转，可记刘三昔日贫?
最近读到余秋雨的散文《历史的暗角》，感触颇多。多年积怨，终于找到一个突破口。本来早该写下这份材料，可每每拿起笔来感觉非常艰难，因为陷入鲁迅所说的“无物之阵”，一片“混沌、暧昧、肮脏”(p.285)，在它面前只是茫然、郁闷、愤恨，却不知所措。终于余秋雨点出了这个关键：“……处于弥留之际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死不瞑目，颤抖的嘴唇艰难地吐出一个词汇：‘小人’”(p.286)。
余秋雨文章中对小人的行径、心态一一作了文学上的描述，所用素材基本是有史可查的，人所共知的故事、案例，对没有经历的人来说可能觉得有些遥远，不关痛痒;可对有过经历的人来说，伤痕累累，真是有切肤之痛。下面我想结合我的经历，对照前物测室主任宋文的表现，不择冒昧，对余秋雨这篇文章作一导读，一部活生生的典型的小人史，可说是为余这篇文章作个注脚。
一、发迹：卖主求荣。
《暗角》文章在解析小人的产生时一段精辟的文字：“每一次主子的更换就意味着对以前的彻底毁弃，意味着对自身官场生命的脱胎换骨，而其间的水平高下就看能否把这一切做得干净利落，毫无痛苦。”(p.294)卖主求荣是小人发迹的最大资本，有奶便是娘是小人得势的行为准则，看看宋文的发迹史。
物测室前身，zhao任主任，w与他有矛盾，宋文站在w一边。zhao调走后，w任主任，宋文得到w赏识，受到提拔。这其间多次脱产学日语，出国进修(占用其它职工享受教育培训的公共资源)，去深圳等地开会(时特区刚刚开放，去趟深圳还是很奢侈的事，类似公款旅游。并且这次去深圳是利用w原定让zhang去的名额，宋文趁w出差不在室里，利用他自己当副主任的机会，自己去了深圳。)……总之，宋文仗着w的青睐，平步青云，占尽物测室一切好处。
后来w又与zhen所长工作上有摩擦，宋文审时度势，又再次看准机会，反戈一击，把物测室分成物测、标准化两个室，自己当上了物测室正主任。从他的发迹以及后来的表现，他为自己赢得了大家背后送他“太监”的绰号。
二、小人搞承包。
时值搞改革承包，权力下放，本是为了鼓励职工的积极性，出台了“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的政策。再好的政策，到了小人手里，立刻会走向他的反面，打着承包的名义，承包在他手里变成了他捞取个人私利的法宝，变成了他打击异己的利器。
1.大搞派性。
派性既是宋文发迹的资本,也是他赖以生存土壤，没有派性也要人为制造假想派性，在物测室不允许有独立人格，你不依附我，就必然我的敌人。我因为在物测室资历比较老，目击了其中的是是非非，对派性敬而远之，不愿插足。于是按宋的逻辑，我成了理所当然的敌人，宋文利用拉拢打击，挑拨离间，造谣中伤等等卑劣手段，把我制造成子虚乌有的王一边的人。另外还有一个诱发因素，宋文便天然地把我作为打击挤兑的首要对象。
2.谁恶劣谁拿钱。
凭着卑琐人格和下作手段得到位置的小人，一旦与权力结合，会产生怎样的癌变呀。物测室成了一个独立黑社会，宋文仗着业已取得的势力、地位，把政策所指的主体——全体职工，偷换成他的个人意志，打着承包的名义破坏承包的规则，身兼裁判员、运动员于一身，承包的目标、过程、结果、分配标准、分配方案……，完全由他的个人意志决定。他一人说了算，同时又出尔反尔，变化无常，制造混乱。
按宋的规定，承包后每年年初按岗订指标，作为年终奖的分配参考方案。我的岗位原有我和y两人，不久y调走，年初定的2人指标由我一人完成。宋文为了压低别人奖金自己多分钱，把我岗位原定的2人指标算作一人指标。(后来，虽然y调走，我拿的奖金可以不分他。可按我清白做人的做人原则，宁可人负我，我不负人，我这点奖金还分了y一半。按别人理解，也许是要作好人的虚荣心，日后成了提供别人瓜分我奖金的资本。)当我指出宋文这个算法疏忽时，宋恼羞成怒，怀恨在心。从此同样一年工作下来，没有任何特殊事件，宋年年把我的奖金作为室里的垫底，奖金相差好几倍。(起码相差五六倍以上，还不算他们暗自从黑道白道不同渠道弄的钱。)我一方面是他们瓜分利益的肥肉，一方面被用作其它被拉开奖金差距的人的心理安慰剂，因为别人拿的奖金差距再大，也比我强。
他的“具体操作”是怎么操作的呢?首先是账目混乱然后是计算混乱，只要按他原定公式算下来不是他的分配意愿，他就推倒重来，别人都一头雾水，谁也弄不清他公式怎么来的，好像造成世界金融危机的华尔街金融高管都不如他会算。更压根儿没有公开透明、民主协商一说。那几年物测室一到分奖金时就翻来覆去折腾好几次。其实他的算法很简单：奖金与工作无关，只与他的无耻无赖和贪得无厌有关。我干一年，奖金远远没有歇产假的拿的多。其它如长工资、评先进，我充其量只能为他们当分母，培训开会这些类似福利的事连想都不用想。可室里年轻人结婚凑份子、给灾区募捐，甚至献血，都一定想着我，这时我又从分母变成了分子。我在他眼里什么都不是，就是一个活该被欺负的下三烂。
看到媒体上报导拖欠民工工作的事件，感慨民工被欠了工资，还有媒体可以援助，还有法律可以伸张，可宋文在国企改革的名义下，把权力下放认同为擅自滥用的合法借口，把任务承包异化成肆意胡为的正当手段，把道德、原则、良心、法律通通踩在脚下，剩下的就是一副流氓嘴脸。他把捞来的利益建筑在弱者的老实厚道上，谁老实厚道，谁就该给他发奖金。你钱即我钱，简直等同于明火执仗的强盗，谁恶劣谁拿钱。他的人生哲学是不捞白不捞，剜到篮子里的就是菜。
3.腐败的症结：小人作祟。
私欲人人有，其它单位大概也有不尽公平的现象，可像宋文这么恶劣，这么恶心，这么明目张胆，连伪装都不要……，没见过有达到他这地步的。如果他是普通群众，也不指望他讲不讲理了,可他身为干部，利用他的职权，发挥他的能量，对无意得罪他的人恨之入骨，并把整治伤害一个人变成习惯和乐趣。我被宋文整得没法儿时曾经说过一旦发生战争，我就在背后打他的冷枪。口碑自在人心，这个人混得这种殊荣，也说明他做人做得够可以的了。
依我看，现在人们深恶痛觉的官员腐败现象，一直解决不了的症结，是因为小人扰乱了我们的视线，腐蚀了制度的健康，整治腐败打错了地方，找错了目标。一切政策制度本身都是愿望良好、措施合理的，包括改革承包、高薪养廉(小人没够，是无底洞。)……，就是有小人作祟，把政策弄得面目全非，把工作引人歧途。任何方法有正有斜，就看你心正不正。如《暗角》书中所言：“许多响亮的历史命题逐个变得暗淡、紊乱、荒唐。他们起到了如此巨大的作用，但他们并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p.285)小人对体制的破坏，与体制本身完全不搭轧。
三.整人的影响：私该档案。
掌权的小人造成社会风气的污染，芸芸众生趋炎附势，也只能用流氓手段求生存，墙倒众人推，鼓破众人捶，气人有笑人无，自私、狭隘、委琐……，一团腐浊之气。为避免打击面，我不想把这些归结为起主导作用的问题，就不多说了。只举一例，说明宋文整人的影响。
“小人见不得美好，他们总是眯缝着眼睛打量美好事物，眼光时而发红时而发绿时而死盯时而躲闪，只要一有可能就忍不住要去扰乱。”(p.289)在小人的现实世界中，哪怕不是什么美好，只是再正常不过的、每个人本分应有的东西，小人也要眼儿气。
管档案的杨京萍，看得我被宋文整成下三烂还嫌不过瘾，小人的乐趣要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欺负倒霉蛋儿不欺白不欺，占老实人便宜不占白不占。于是她跃跃欲试，积极加入这场痛打落水狗的狂欢，要把我从档案履历上，从原本的本分上，就变成一个下三烂。她利用她掌管档案的条件，私自把我的工龄减了三年，把职称改为技术员，这些是被我发现了的，到底我的档案里被篡改了多少，至今我也不知道。
我在这种环境中能混到退休时全身而退，不像我的同龄人t、c(她们也是欺负人也被人欺)那样一个个倒下(一脑瘤一脑血栓)，真是一个奇迹，其实也憋闷出好多内在的病，只不如她们那样明显罢了。
四.派性的另一端：失去价值的工具。
在宋的派性划分里，我处于要踩乎的地位自不必说，那对于派性的另一端，他要拉拢的对象，他又是怎么对待的呢?这样可以较全面地看看这个人。
l，室里唯一的研究生，宋文很会因材使用。先是看他刚出校门，头脑简单，在派性斗争中拿他当抢使(跟w闹)，同时以他学历最高的名义，假装重用，分他高奖金，作为他自己多分钱的掩护，l奖金排名第一，宋文第二。等到宋文申报高级职称交论文时，宋抄袭l的论文，l不服气，向有关论文审核的老同学告发了。于是紧接着出现了l工作马虎损坏设备的事件。这l才认清了宋的面目，说宋“真够狠的!”到此为止，作为宋文的工具，l已失去利用价值。l也意识到形式不好，自动申请调离，总算脱离了粪坑，还算得个善终。
这个事件首先折射出的抄袭问题，虽然现在已有蔚然成风之势，可宋文凭着他的“机智聪明”，早在上个世纪就赢得了打开风气之先的殊荣，并且不是从书上网上抄，可以直接抄旁边的同事;这个事件进一步可以折射出宋文的价值观：我想用你时，你干什么都是no.1;我想废你时，像变魔术一样，空中一抓就是你的错。余秋雨语录：“他们像玩杂耍一样在手上交替玩弄着诬陷、造谣、离间、偷听、恫吓、欺诈、出尔反尔、背信弃义、引蛇出洞、声东击西等等技法，别人被这一切搞得血泪斑斑，他们却谈笑自若，全然不往心里放。”(p.298)“他们是真正的适应者，把自身的人格结构踩个粉碎之后获得了一种轻松，不管干什么事都不存在心理障碍了。人性、道德、信誉、承诺、盟誓全被彻底丢弃，朋友之谊、骨肉之情、羞耻之感、恻隐之心都可一一抛开。”(p.295)这些描写，在宋文身上都一一有具体对应。
五.领导在宋文眼里，也不过是被利用的工具。
宋文眼里，一切的一切，都不过是他攫取利益的工具，包括对他的下属，也包括对他的上级。
g总是个正直平和的好干部，可是向他反映宋文的问题时，g总却不爱听，g总似乎全盘认可宋的一切所为，连向一向正直廉洁的zhan纪委反映情况时，zhan纪委反而说：“给你的够多的了!”蹊跷的是，在所的述职会上，g总却检讨工作中对职工分配的敏感问题未加重视。不知道宋文是如何蒙蔽领导的，对上糊弄，对下欺压，每回所里开会他都不通知我，既表示对我的蔑视，也阻止我了解所里的情况。
让我百思不解的是，所级干部的工作每年还要述评，宋作为作为中层干部却可以舒舒服服地躺在粪坑上高枕无忧，宋犯的错误让领导去承担，而他自己却逍遥法外。从结果来看，宋把领导置于股掌之间，到最后，把领导卖了，领导还为他数钱呢。
六.写信缘由。
以上我列举的事例，当事人如果能诚实面对的话，均可作证，只是大家都是聪明人，也许各有解读。但我声明，我对我说的话，负全部责任。毕竟我作为打击孤立的对象，所能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凭着宋文这种素质，背后还有什么勾当，工作往来间还有什么龌龊……，我没证据不能说，但这种素质的人什么事做不出来呢?坊间流传一个讽刺腐败严重的段子：“把当官的排成队，全部毙了，肯定有冤枉的;如果隔一个毙一个，肯定没冤枉的。”百姓为了出气采取一种情绪化的偏激说法，但如果作一理性分析，把后半段改成“如果枪毙其中那些人格龌龊的，肯定没有冤枉的。”这种说法虽然说起来拗口，却是有坚实理据的。
在写这份材料的时候，非常艰难，就像被放在痛苦的油锅里又炸了一会，我深深理解余秋雨的一句话：“谁也不愿往小人的世界深潜，因为这委实是一件气闷乃至恶心的事。”(p.239)这其中的艰辛无奈，我不会表达，只好再借用余秋雨的一段话：“中国社会流行的那句俗语‘我惹不起，总躲得起吧’实在充满了无数次失败后的无奈情绪。谁都明白，这句话所说的不是躲盗贼，不是躲灾害而是躲小人。”(p.303)余秋雨这篇文章是一篇启蒙的智慧的文章，如一缕阳光，照亮历史的暗角，文章一出，反响很大，一时引来各种评论研究，过去那些隐藏在人们视角之外的、如深埋于冰山一角之下的部分，终于被昭示出来，使人们认识事物有了更深入的维度，不论对身处其中的芸芸众生，还是对搞组织管理的领导干部，都是有帮助有意义的。
另外一点，让我再次感动了曾经在前公司党吴仪那里感受到的对比反差，在此绝非讲恭维话。遇到z所长时我能明显感觉到一股不同于那种附浊之气的清新之气，身为领导，不拿架子，平等待人，有见解，不是非不势力，对人没有成见……，是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相当于那种落后的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意识)的真正的知识分子。对比我原来在室里墙倒众人推，被破众人捶，弃之如敝履的下贱处境，z所长身上的这股清明之气让我非常感动。把这些积郁已久的东西拿出来晒一晒，不为别的，只为认识小人。联想现在社会上风行的种种管理学热，以我的切身体验看，其中忽略了很这样的一点，一切命题先要看他的前提和基础，，脱离前提基础，一切努力都不得要领，不讲前提基础，会走向事物的反面，把好事变成坏事。这个前提基础就是小人形成的前进中的“暗角”。
拉拉杂杂写了这么多，耽误你好多宝贵时间，深表歉意，因为那些臭事很零乱，所以写得很乱，我也想尽量写得简洁明了，可是又怕说不清楚，不得不引用大段余秋雨的文章，写得很啰嗦，实在对不起。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问这份材料能不能给现在与宋文共事的ch看看，对陈的工作也多少有点帮助。我虽与ch接触不多(我退休时他调来)，但感觉ch年轻有为，与宋不是一类人，只是宋很会做人，不同情况下他佩戴不同的面具，内心里却从没对哪位领导同事真心真诚、尊重或服从过，在宋的。
字典。
里，没有同事、朋友之类的词汇，有的只是利益关系，在他眼里所用人(上级、下级、同级)都是他的工具，看看他那些令人恶心的前车之鉴，一目了然。与太监共事，不得不提防。所以想让ch多些了解。
其人，其文，始终是我心头的情感的沉积;其思，其忧。更是我精神所皈依的图腾。
面对秋雨先生，面对秋雨先生洋洋洒洒、纵横春秋、谈古论今的浩然华章，我的心情始终是惶恐的。这种惶恐让我每一次拜读其文时，都不禁要正襟危坐，每一次正襟危坐都把心交给先生一次次地冲浪于历史的危峰与低谷，同着那五千年的文化蹒跚于历史的风风雨雨;而每一次冲浪，都带给我莫大的震撼，每一次震撼都让我在我们古老的文化、悠久的历史面前更加的惶恐。
也许，早就该写写这种难以用笔触形容，表达的情愫了。对秋雨先生，我只是一个读者，而对整个中华民族，整个泱泱的中华文明，我又是一个炎黄子孙，又是一个和秋雨先生有着同样的思索和感触的中国人。正是有了太多与秋雨先生同样的关于中华历史的记忆，有了太多的关于中华文明的烙印，我和秋雨先生之间，才少了几分生疏，更多了几分默契;才在那种默契中少了几分麻木，多了几分思索;才在思索中多了几分惶恐，多了几分崇拜。由惶恐和崇拜出发，去探究去拷问，想去推动这个千年的文化去前进、发展。
我宁愿称这种探究、这种拷问为千年的思索——这种思索从鲁迅先生开始，再有秋雨先生接过，再不断的扩展，扩深。这种思索让整个中华文明开始有些不安，多了几分沉思。这种探索，不应该仅仅是鲁迅先生或者余秋雨先生的，更是所有的、每一代中国人的，更是在这块奔腾着黄河、长江，绵延着长城与息息不灭的精神，耸立着五岳与昆仑的大地上沉淀了数千年的文化的千年的思索。
中国的历史走了太远了，中华的文化也沉积了太久了，迎面是一个新的千年，一个新的世纪，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也该抖抖身上的征尘，盘点一下自己的包裹了。秋雨先生于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开始了他的"文化苦旅"。
他告诉我们，我们的江南小镇的重生、我们的历史归属感的重生、我们的民族归属感的重生，需要"一点真正的文化智者"，需要"一点隐潜在河边小巷的安适的书斋"，需要"一点足以使这些小镇产生超越时空的吸引力的艺术灵魂";他喟叹，我们这些智者与灵魂，却正在大都市的人海中领受真正的自然意义上的倾轧而疲惫不堪，叫苦连天。
在西南贵州，他考察古老的傩戏，拷问我们对传统的态度，发问——怎样才能找回我们民族的自我复归和自我确认。
在青云谱，他思考——艺术的不朽与精神的永恒应该是"坦诚而透彻的生命的体现";在都江堰，他有感而发——不朽的流传来源于贴近大地贴近苍生的精神。
在"白莲洞"中，在"狼山脚下"，他感喟中国文人的命运多舛，历史的造化弄人;在"天一阁"卧听风雨，他静静回想中国文化与精神在传承中的风风雨雨、一路坎坷。
在西湖，在故乡乡下的牌坊下，在信客与酒公的一生经历中思索生命的意义，活着的价值;文人、名人、普通人、乡下人所有的劳动者赋予生命的美——生命之美。
在这些思索面前，也许秋雨先生是兴奋的，也许是有更多的无奈的，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好的文化却忘记了去继承?为什么我们要让我们的文化在那样的"江南小镇"里渐渐萎缩、褪色?这也许就是秋雨先生要问我们的，也是我们应该思索的。
也许我的民族文化就需要来一次这样的思索，这样我们在前进中才可以走的更远，这样我们的根在黄土高原里才可以扎得更深。
我们应该怎样走出心灵的荒漠?我想，正像秋雨先生说的我们的文化才是我们的绿洲。母语教育最近搭着国家英语四、六级考试改革的车提的很响，压抑了这么多年的母语文化终于可以缓一口气了。毕竟我们是从黄土高原上走下来的，毕竟一百年后，我们还是我们，英国还是英国，美国还是美国，我们的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将会跟随我们这个民族直到世界的末日。我们的根在黄土高坡上，汲取黄河的水而成长。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民族发展的源泉。只要我们对自己的文化有着深刻的感情，我们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就包含着深情;只要我们对自己的文化保持清醒，我们的前进就会一帆风顺;只要我们的中华文明不败，我们的民族就不会失败。
应该感谢余秋雨先生!感谢您的"文化苦旅"!
余秋雨散文心得篇七
写完《柳侯祠》，南去20里，去看白莲洞。
先我30余年，两位古人类学家到这里作野外考察。
他们拿着小耙东掘掘、西挖挖。
突然，他们的手停住了，在长时间的静默中，3万年光阴悄悄回归，人们终于知道，这个普通的溶洞，曾孕育过远古人类的一个重要系脉。
今天，至少亚洲的许多人类学家都在研究他们的种族与“白莲洞人”的血缘关系。
更浪漫的学者甚至把联系的长线拉上了南美洲的地图。
在我看来，诸般学问中，要数考古学最有诗意。
难怪不少中外大诗人兼通此道。
白莲洞要末不进，进去便是半个诗人。
我走进洞口。
不知是哪一天，哪一个部落，也偶然走进了洞口。
一声长啸，一片欢腾。
他们惊惧地打量过洞内黑森森的深处，野兽的鸣叫隐隐传出。
他们疑虑地仰望过洞顶的钟乳石，不知它们会带来什么灾祸。
但是，不管了，握起尖利的石块朝前走，这里是该我们的家。
洞内的猛兽早已成群结队，与人类争夺这个天地。
一场恶斗，一片死寂。
一个部落被吞没了，什么也没有留下。
又不知过了多少年月，又一个部落发现了这个洞穴，仍然是一场恶斗，一片死寂。
终于，有一次，在血肉堆中第一个晃晃悠悠站起来的，是人而不是兽。
人类，就此完成了一次占有。
我跌跌撞撞往里走。
有声响了。
头顶有“吱吱”的叫声，那是蝙蝠，盘旋在洞顶;脚下有“喇喇”的水声，那是盲鱼，窜游在伏流。
洞里太黑，它们都失去了眼睛，瞎撞了多少万年。
洞边有火坑遗迹，人在这里点燃了火炬，成了唯一光明的动物。
深深的黑洞在火光下映入瞳孔，这一人种也就有了乌黑的眼珠。
想起了一篇作品《野古马》，写成吉思汗留下的一个马群始终活着，奔驰游观，直至如今。
蝙蝠和盲鱼也该是先民留下的伙伴吧?那末，我是在探寻祖宅。
要与蝙蝠和盲鱼对话，实在显得矫情;但是，我直盯盯地看着它们，确也心事沉沉。
论安逸，是它们。
躲在这么个洞子里，连风暴雨雪也没挨到一次，一代又一代，繁衍至今。
人类自从与它们揖别，闯出洞口，真无一日安宁。
凶猛的野兽被一个个征服了，不少伙伴却成了野兽，千万年来征战不息。
在这个洞中已经能够燃起火炬，在洞外却常有人把火炬踩灭，把寥廓的天地变成一个黑洞，长年累月无路可寻。
无数的奇迹被创造出来，机巧的罪恶也骇人听闻。
宏大的世界常常变成一个孤岛，喧腾的人生有时比洞中还要冷清。
洞中有一石幔，上嵌珊瑚、贝壳、海螺化石无数，据测定，几亿年前，这儿曾是海底。
对这堵石幔来说，人类的来到、离去、重返，确实只是一瞬而已。
温软的手指触摸着坚硬的.化石，易逝的生命叩问着无穷的历史。
理所当然，几万年前的祖先也触摸过它，发出过疑问。
我的疑问，与他们相差无几：我们从何处来到这里?又从这里走向何处?
也许是对洞穴的早期占有，使人类与洞穴有了怪异的缘分。
据1987年世界民意测验研究所对800万美国人的调查，许多濒死复生的人追述，临近死亡时，人的朦胧意识也就是进入一个黑洞：
它们觉得自已被一股旋风吸到了一个巨大的黑洞口，并且在黑魆魆的洞里飞速向前冲去。
而且觉得自己的身体被牵拉、挤压，洞里不时出现嘈杂的音响。
这时，他们的心情更加平静。
……黑洞尽头隐隐约约闪烁着一束光线，当他们接近这束光线时，觉得它给予自己一种纯洁的爱情。
可见，人类最后还得回到洞穴中的老家。
我们的远祖辛辛苦苦找到了这个家，流血流汗经营了这个家，总得回去，也算叶落归根。
据天文学家说，茫茫宇宙间也有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神奇地吸纳着万物，裹卷着万物，吞噬着万物。
地球和人类，难保哪一天不投入它的怀抱。
依我看，神秘的太极图，就像一个涡卷万物的洞口。
一阴一阳呈旋转形，什么都旋得进去。
太极图是无文字的先民的隆重遗留，人类有文字才数千年，而在无文字的天地里却摸索了数十万年。
再笨，再傻，数十万年的捉摸也够凝结成至高的智慧。
不管怎么说，走向文明的人类，深层意识中也会埋藏着一个洞穴的图腾。
“芝麻，开门!”一个巨大的宝库就在洞穴之中。
几乎是各民族的民间传说，都把自己物欲乃至精神的理想，指向一个神秘的洞穴。
无数修道者在洞穴中度过一生，在那里构造着人生与宇宙的平衡。
嫉世愤俗的基度山伯爵，会聚着新兴资产者的理想，向一个洞穴进发，然后又在那里，指挥若定，挥洒着人性的伟力。
余秋雨散文心得篇八
余秋雨写阳关，不是一般的探幽访胜，不是单纯的咏物抒怀，而是借助阳关这一历史遗迹来折射中华民族在人类文明史上曾经作出的贡献，来追寻中国古代文人曾经经历过的生命体验。因此，余秋雨笔下的阳关，已经超越了阳关本身的意义，从而进入了人生、社会和历史等更加广阔的领域之中。
我们可以把全文分为三个层次来理解。
第一层次：从开头到第三自然段“他们褪色的青衫里，窨藏着什么法术呢?”
文章一开头，便是一段议论，指出历史上种种“怪异”但又建党的现象：当为官的文人“峨冠博带早已零落成泥之后”，他们“偶尔涂划的诗文，竟能镌刻山河，雕镂人心”。以至无数的人们会在童年时代使“自选搭建”这此诗文景象，到了成年以后，又会“焦渴地企盼着对诗境实地的踏访”。为什么古代文人的生命体验又会成为后代人们的生命体验呢?余秋雨的感慨到这里戛然而止，留下的是给读者的思考和耐人寻味的话题，巧妙地承转出下文。
第二层次：从“今天，我冲着王维的那首《渭城曲》，去寻阳关了”到第十一自然段“我凭直觉确信，这便是阳关了”。
余秋雨说自己“冲着王维的那首《渭城曲》”去寻阳关，既是对上文“焦渴地企盼着对诗境实地的踏访”的照应，又告诉读者“为童年，为历史，为许多无法言传的原因”来追寻生命体验的目的。余秋雨接下去在读者面前展现的是沙漠边陲的一派荒凉、肃杀、空旷的景象。对莽莽沙漠和沙漠雪景描绘，既是写实的，又是深化了的。从写实的角度顺理成章的带出坟堆，由此展开了联想：“中原慈母的白发，江南春闺的遥望，湖湘稚儿的夜哭。故乡柳荫下的决别，将军圆睁的怒目，猎猎于朔风中的军旗”，简洁而形象地概括出一幕幕的历史景象，而坟堆本身，又是一种民族精神的象征，从中呈现出社会性、人性，余秋雨的历史沧桑之感自然而然地流露了出来。第十自然段用的是对比的手法，余秋雨说“堆积如山的二十五史，写在这个荒原上的篇页还算是比较光彩的”，“在中原内地就不同了……晨钟暮鼓的音响总是那样的诡秘和乖戾”。
二十五史是历代帝王修撰的所谓正史，余秋雨这样写，既点出历代王朝醉生梦死、荒淫奢侈的`生活，又衬托了前方将士艰苦守卫边疆的英雄气概，突出了中华民族戍边屯垦、抗御外侮的民族精神。
第三层次即余下的部分。这一部分是对阳关遗址的直接凭吊。余秋雨用寒风、苇草、群山、白雪、烽火台等物象描绘出阳关远近的荒凉之后，笔锋一转，又回到王维的《渭城曲》，用这首千古绝唱带出“唐人风范”，尽管行路艰难，但他们不会洒泪悲叹，告别是经常的，步履是放达的。可悲的是唐代前没有把它的属于艺术家的自信延续久远，“长安的宫殿，只为艺术家们开了一个狭小的边门”，因此，“阳关的风雪，竟越见凄迷”，最后“阳关坍驰了，坍驰在一个民族的精神疆域中。它终成废墟，终成荒原”。“民族的精神疆域”和上文“历史老人凛然肃然，扭过头去，颤巍巍地重又迈向三皇五帝的宗谱”都是散文笔法，实质上，余秋雨在这里抨击的是封建广义的保守、腐朽，帖于封建制度的禁锢，辉煌的历史只是阳光的一现，只能停滞在长久而黑暗的历代帝王的宗谱中。这一层次交织着余秋雨复杂的情感、欣慰和遗憾，透过强烈的历史沧桑感不时地流露出来，具有一唱三叹的效果。
这篇散文激情洋溢，余秋雨一路行吟，丰富敏锐的感受和对民族文化的炽热感情给人以强烈的感染。
余秋雨散文心得篇九
梧桐就在我们住的那幢楼的前面，在花圃和草地的中央，在曲径通幽的那个拐弯口，整日整夜地与我们对视。
它要比别处的其他树大出许多，足有合抱之粗，如一位“伟丈夫”，向空中伸展;又像一位矜持的少女，繁茂的叶子如长发，披肩掩面，甚至遮住了整个身躯。我猜想，当初它的身边定然有许多的树苗和它并肩成长，后来，或许因为环境规划需要，被砍伐了;或许就是它本身的素质好，顽强地坚持下来。它从从容容地走过岁月的风雨，高大起来了。闲来临窗读树已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了。
某日，母亲从北方来信：寒潮来了，注意保暖御寒。入夜，便加了一床被子。果然，夜半有呼风啸雨紧叩窗棂。我从酣梦里惊醒，听到那冷雨滴落空阶如原始的打击乐。于是无眠，想起家信。想起母亲说起的家谱，想起外祖父风雨如晦的际遇。外祖父是地方上知名的教育家，一生两袖清风献给桑梓教育事业，放弃了几次外聘高就的机会。然而，在那史无前例的岁月里，他不愿屈从于非人的折磨，在一个冷雨的冬夜，饮恨自尽。我无缘见到他老人家，只是从小舅家读到一张黑色镜框里肃然的面容。我不敢说画师的技艺有多高，只是坚信那双眼睛是传了神的。每次站到它跟前，总有一种情思嬗传于我，冥冥之中，与我的心灵默默碰撞。
浮想联翩，伴以风雨大作，了无睡意，就独自披衣临窗。夜如墨染，顷刻间我也融入这浓稠的夜色中了。惊奇地发现，天边竟有几颗寒星眨巴着瞌睡的眼!先前原是错觉，根本就没有下雨，只有风，粗暴狂虐的北风。这时，最让我“心有戚戚”的便是不远处的那株梧桐了。只能依稀看到它黛青色的轮廓，承受着一份天边的苍凉。阵风过处，是叶叶枝枝互相簇拥颤起的呼号，时而像俄罗斯民谣，时而像若有若无的诗歌。不知怎的，外祖父的遗像又蓦然浮上眼帘，似与这株沉默的梧桐有种无法言喻的契合。不求巨臂擎天的闻达，但也有荫庇一方的坦荡。
次日醒来，红日满窗，竟是大晴。
惦念的是那一树黄叶。推开窗棂，读到的树，竟是一个显山露水的甲骨文字;没有昨日那遮天蔽日的叶子，剩下的是虬树挺干。我的心像是被谁搁上了一块沉重的冰，无法再幻作一只鸟，向那棵树飞去了。这一夜的风呵，就凋零了满树的生命!而风又奈你何，坠落的终要坠落，无须挽留，你还有一身傲骨与春天之前的整个冬季抗争!
于是，我读懂了梧桐的寂寞，不是慨叹韶华流逝的漠然，不是哀怨人潮人海中的孤寂，而是一种禅意，一种宁静和虚空的玄奥，服从自然又抗衡自然，洞悉自然又糊涂自然，任风雕雨蚀，四季轮回，日月如晦，花开花落，好一种从容淡泊的大度!不禁又感慨起外祖父的英年早逝，悲哀起他屈从天命的无奈、悲哀起那个年代里的人们。
余秋雨散文心得篇十
我诅咒废墟，我又寄情废墟。
废墟吞没了我的企盼，我的记忆。片片瓦砾散落在荒草之间，断残的石柱在夕阳下站立，书中的记载，童年的幻想，全在废墟中殒灭。昔日的光荣成了嘲弄，创业的祖辈在寒风中声声咆哮。夜临了，什么没有见过的明月苦笑一下，躲进云层，投给废墟一片阴影。
但是，代代层累并不是历史。废墟是毁灭，是葬送，是诀别，是选择。时间的力量，理应在大地上留下痕迹;岁月的巨轮，理应在车道间辗碎凹凸。没有废墟就无所谓昨天，没有昨天就无所谓今天和明天。废墟是课本，让我们把一门地理读成历史;废墟是过程，人生就是从旧的废墟出发，走向新的废墟。营造之初就想到它今后的凋零，因此废墟是归宿;更新的营造以废墟为基地，因此废墟是起点。废墟是进化的长链。
一位朋友告诉我，一次，他走进一个着名的废墟，才一抬头，已是满目眼泪。这眼泪的成分非常复杂。是憎恨，是失落，又不完全是。废墟表现出固执，活像一个残疾了的悲剧英雄。废墟昭示着沧桑，让人偷窥到民族步履的蹒跚。废墟是垂死老人发出的指令，使你不能不动容。
废墟有一种形式美，把拨离大地的美转化为皈附大地的美。再过多少年，它还会化为泥土，完全融入大地。将融未融的阶段，便是废墟。母亲微笑着怂恿过儿子们的创造，又微笑着收纳了这种创造。母亲怕儿子们过于劳累，怕世界上过于拥塞。看到过秋天的飘飘黄叶吗?母亲怕它们冷，收入怀抱。没有黄叶就没有秋天，废墟就是建筑的黄叶。
人们说，黄叶的意义在于哺育春天。我说，黄叶本身也是美。
两位朋友在我面前争论。一位说，他最喜欢在疏星残月的夜间，在废墟间独行，或吟诗，或高唱，直到东方泛白;另一位说，有了对晨曦的期待，这种夜游便失之于矫揉。他的习惯，是趁着残月的微光，找一条小路悄然走回。
我呢，我比他们年长，已没有如许豪情和精力。我只怕，人们把所有的废墟都统统刷新、修缮和重建。
不能设想，古罗马的角斗场需要重建，庞贝古城需要重建，柬埔寨的吴哥窟需要重建，玛雅文化遗址需要重建。
这就像不能设想，远年的古铜器需要抛光，出土的断戟需要镀镍，宋版图书需要上塑，马王堆的汉代老太需要植皮丰胸、重施浓妆。
只要历史不阻断，时间不倒退，一切都会衰老。老就老了吧，安详地交给世界一副慈祥美。假饰天真是最残酷的自我糟践。没有皱纹的祖母是可怕的，没有白发的老者是让人遗憾的。没有废墟的人生太累了，没有废墟的大地太挤了，掩盖废墟的举动太伪诈了。
还历史以真实，还生命以过程。
--这就是人类的大明智。
当然，并非所有的废墟都值得留存。否则地球将会伤痕斑斑。废墟是古代派往现代的使节，经过历史君王的挑剔和筛选。废墟是祖辈曾经发动过的壮举，会聚着当时当地的力量和精粹。碎成粉的遗址也不是废墟，废墟中应有历史最强劲的韧带。废墟能提供破读的可能，废墟散发着让人流连盘桓的磁力。是的，废墟是一个磁场，一极古代，一极现代，心灵的罗盘在这里感应强烈。失去了磁力就失去了废墟的生命，它很快就会被人们淘汰。
并非所有的修缮都属于荒唐。小心翼翼地清理，不露痕迹地加固，再苦心设计，让它既保持原貌又便于观看。这种劳作，是对废墟的恩惠，全部劳作的终点，是使它更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废墟，一个人人都愿意凭吊的废墟。修缮，总意味着一定程度的损失。把损坏降到最低度，是一切真正的废墟修缮家的夙愿。也并非所有的重建都需要否定。如果连废墟也没有了，重建一个来实现现代人吞古纳今的宏志，那又何妨。但是，那只是现代建筑家的古典风格，沿用一个古名，出于幽默。黄鹤楼重建了，可以装电梯;阿房宫若重建，可以做宾馆;滕王阁若重建，可以辟商场。这与历史，干系不大。如果既有废墟，又要重建，那么，我建议，千万保留废墟，傍邻重建。在废墟上开推土机，让人心痛。
不管是修缮还是重建，对废墟来说，要义在于保存。圆明园废墟是北京城最有历史感的文化遗迹之一，如果把它完全铲平，造一座崭新的圆明园，多么得不偿失。大清王朝不见了，熊熊火光不见了，民族的郁愤不见了，历史的感悟不见了，抹去了昨夜的故事，去收拾前夜的残梦。但是，收拾来的又不是前夜残梦，只是今日的游戏。
中国历来缺少废墟文化。废墟二字，在中文中让人心惊肉跳。
或者是冬烘气十足地怀古，或者是实用主义地趋时。怀古者只想以古代今，趋时者只想以今灭古。结果，两相杀伐，两败俱伤，既斫伤了历史，又砍折了现代。鲜血淋淋，伤痕累累，偌大一个民族，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在中国人心中留下一些空隙吧!让古代留几个脚印在现代，让现代心平气和地逼视着古代。废墟不值得羞愧，废墟不必要遮盖，我们太擅长遮盖。中国历史充满了悲剧，但中国人怕看真正的悲剧。最终都有一个大团圆，以博得情绪的安慰，心理的满足。惟有屈原不想大团圆，杜甫不想大团圆，曹雪芹不想大团圆，孔尚任不想大团圆，鲁迅不想大团圆，白先勇不想大团圆。他们保存了废墟，净化了悲剧，于是也就出现了一种真正深沉的文学。
没有悲剧就没有悲壮，没有悲壮就没有崇高。雪峰是伟大的，因为满坡掩埋着登山者的遗体;大海是伟大的，因为处处漂浮着船楫的残骸;登月是伟大的，因为有"挑战者号"的陨落;人生是伟大的，因为有白发，有诀别，有无可奈何的失落。古希腊傍海而居，无数向往彼岸的勇士在狂波间前仆后继，于是有了光耀百世的希腊悲剧。
诚恳坦然地承认奋斗后的失败，成功后的失落，我们只会更沉着。中国人若要变得大气，不能再把所有的废墟驱逐。
废墟的留存，是现代人文明的象征。
废墟，辉映着现代人的自信。
废墟不会阻遏街市，妨碍前进。现代人目光深邃，知道自己站在历史的第几级台阶。他不会妄想自己脚下是一个拔地而起的高台。因此，他乐于看看身前身后的所有台阶。
是现代的历史哲学点化了废墟，而历史哲学也需要寻找素材。只有在现代的喧嚣中，废墟的宁静才有力度;只有在现代人的沉思中，废墟才能上升为寓言。因此，古代的废墟，实在是一种现代构建。
现代，不仅仅是一截时间。现代是宽容，现代是气度，现代是辽阔，现代是浩瀚。
我们，挟带着废墟走向现代。
余秋雨散文心得篇十一
中国古代，一为文人，便无足观。文官之显赫，在官而不在文，他们作为文人的一面，在官场也是无足观的。但是事情又很怪异，当峨冠博带早已零落成泥之后，一杆竹管笔偶尔涂划的诗文，竟能镌刻山河，雕镂人心，永不漫漶。
今天，我冲着王维的那首《渭城曲》，去寻阳关了。出发前曾在下榻的县城向老者打听，回答是：“路又远，也没什么好看的，倒是有一些文人辛辛苦苦找去。”老者抬头看天，又说：“这雪一时下不停，别去受这个苦了。”我向他鞠了一躬，转身钻进雪里。
一走出小小的县城，便是沙漠。除了茫茫一片雪白，什么也没有，连一个皱折也找不到。在别地赶路，总要每一段为自己找一个目标，盯着一棵树，赶过去，然后再盯着一块石头，赶过去。在这里，睁疼了眼也看不见一个目标，哪怕是一片枯叶，一个黑点。于是，只好抬起头来看天。从未见过这样完整的天，一点也没有被吞食，边沿全是挺展展的，紧扎扎地把大地罩了个严实。有这样的地，天才叫天。
有这样的天，地才叫地。在这样的天地中独个儿行走，侏儒也变成了巨人。在这样的天地中独个儿行走，巨人也变成了侏儒。天竟晴了，风也停了，阳光很好。没想到沙漠中的雪化得这样快，才片刻，地上已见斑斑沙底，却不见湿痕。天边渐渐飘出几缕烟迹，并不动，却在加深，疑惑半晌，才发现，那是刚刚化雪的山脊。地上的凹凸已成了一种令人惊骇的铺陈，只可能有一种理解：那全是远年的坟堆。
这里离县城已经很远，不大会成为城里人的丧葬之地。这些坟堆被风雪所蚀，因年岁而坍，枯瘦萧条，显然从未有人祭扫。它们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排列得又是那么密呢?只可能有一种理解：这里是古战场。我在望不到边际的坟堆中茫然前行，心中浮现出艾略特的《荒原》。这里正是中华历史的荒原：如雨的马蹄，如雷的呐喊，如注的热血。中原慈母的白发，江南春闺的遥望，湖湘稚儿的夜哭。故乡柳荫下的诀别，将军圆睁的怒目，猎猎于朔风中的军旗。随着一阵烟尘，又一阵烟尘，都飘散远去。我相信，死者临亡时都是面向朔北敌阵的;我相信，他们又很想在最后一刻回过头来，给熟悉的土地投注一个目光。于是，他们扭曲地倒下了，化作沙堆一座。这繁星般的沙堆，不知有没有换来史官们的半行墨迹?史官们把卷帙一片片翻过，于是，这块土地也有了一层层的沉埋。堆积如山的二十五史，写在这个荒原上的篇页还算是比较光彩的，因为这儿毕竟是历代王国的边远地带，长久担负着保卫华夏疆域的使命。所以，这些沙堆还站立得较为自在，这些篇页也还能哗哗作响。
就像干寒单调的土地一样，出现在西北边陲的历史命题也比较单纯。在中原内地就不同了，山重水复、花草掩荫，岁月的迷宫会让最清醒的头脑胀得发昏，晨钟暮鼓的音响总是那样的诡秘和乖戾。那儿，没有这么大大咧咧铺张开的沙堆，一切都在重重美景中发闷，无数不知为何而死的怨魂，只能悲愤懊丧地深潜地底。不像这儿，能够袒露出一帙风干的青史，让我用20世纪的脚步去匆匆抚摩。远处已有树影。急步赶去，树下有水流，沙地也有了高低坡斜。登上一个坡，猛一抬头，看见不远的山峰上有荒落的土墩一座，我凭直觉确信，这便是阳关了。
树愈来愈多，开始有房舍出现。这是对的，重要关隘所在，屯扎兵马之地，不能没有这一些。转几个弯，再直上一道沙坡，爬到土墩底下，四处寻找，近旁正有一碑，上刻“阳关古址”四字。这是一个俯瞰四野的制高点。西北风浩荡万里，直扑而来，踉跄几步，方才站住。脚是站住了，却分明听到自己牙齿打战的声音，鼻子一定是立即冻红了的。呵一口热气到手掌，捂住双耳用力蹦跳几下，才定下心来睁眼。这儿的雪没有化，当然不会化。所谓古址，已经没有什么故迹，只有近处的烽火台还在，这就是刚才在下面看到的土墩。土墩已坍了大半，可以看见一层层泥沙，一层层苇草，苇草飘扬出来，在千年之后的寒风中抖动。眼下是西北的群山，都积着雪，层层叠叠，直伸天际。任何站立在这儿的人，都会感觉到自己是站在大海边的礁石上，那些山，全是冰海冻浪。
王维实在是温厚到了极点。对于这么一个阳关，他的笔底仍然不露凌厉惊骇之色，而只是缠绵淡雅地写道：“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他瞟了一眼渭城客舍窗外青青的柳色，看了看友人已打点好的行囊，微笑着举起了酒壶。再来一杯吧，阳关之外，就找不到可以这样对饮畅谈的老朋友了。这杯酒，友人一定是毫不推却，一饮而尽的。
这便是唐人风范。他们多半不会洒泪悲叹，执袂劝阻。他们的目光放得很远，他们的人生道路铺展得很广。告别是经常的.，步履是放达的。这种风范，在李白、高适、岑参那里，焕发得越加豪迈。在南北各地的古代造像中，唐人造像一看便可识认，形体那么健美，目光那么平静，神采那么自信。在欧洲看蒙娜丽莎的微笑，你立即就能感受，这种恬然的自信只属于那些真正从中世纪的梦魇中苏醒、对前途挺有把握的艺术家们。唐人造像中的微笑，只会更沉着、更安详。在欧洲，这些艺术家们翻天覆地地闹腾了好一阵子，固执地要把微笑输送进历史的魂魄。谁都能计算，他们的事情发生在唐代之后多少年。而唐代，却没有把它的属于艺术家的自信延续久远。阳关的风雪，竟愈见凄迷。
王维诗画皆称一绝，莱辛等西方哲人反复讨论过的诗与画的界线，在他是可以随脚出入的。但是，长安的宫殿，只为艺术家们开了一个狭小的边门，允许他们以卑怯侍从的身份躬身而入，去制造一点娱乐。历史老人凛然肃然，扭过头去，颤巍巍地重又迈向三皇五帝的宗谱。这里，不需要艺术闹出太大的局面，不需要对美有太深的寄托。
于是，九州的画风随之黯然。阳关，再也难于享用温醇的诗句。西出阳关的文人还是有的，只是大多成了谪官逐臣。即便是土墩、是石城，也受不住这么多叹息的吹拂，阳关坍弛了，坍弛在一个民族的精神疆域中。它终成废墟，终成荒原。身后，沙坟如潮，身前，寒峰如浪。谁也不能想象，这儿，一千多年之前，曾经验证过人生的壮美，艺术情怀的弘广。这儿应该有几声胡笳和羌笛的，音色*极美，与自然浑和，夺人心魄。可惜它们后来都成了兵士们心头的哀音。既然一个民族都不忍听闻，它们也就消失在朔风之中。
回去罢，时间已经不早。怕还要下雪。
余秋雨散文的优美：夜雨诗意。
早年为了学写古诗，曾买过一部线装本的《诗韵合壁》，一函共6册，字体很小，内容很多。除了供查诗韵外，它还把各种物象、各种情景、各种心绪分门别类，纂集历代相关诗句，成了一部颇为齐全的诗歌词典。过去文人要应急写诗时，查一直，套一套，很可快速地炮制出几首来。但是毫无疑问，这样写出来的诗都是不值一读的。只有在不带写诗任务时随便翻翻，看看在同一名目下中国诗化语词的多方汇集，才有一点意思。
翻来翻去，眼下出现了“夜雨”这一名目，那里的诗大多可读。既然是夜间，各种色相都隐退了，一切色彩斑斓的词汇也就失去了效能;又在下雨，空间十分逼仄，任何壮举豪情都铺展不开，诗句就不能不走向朴实，走向自身，走向情感，李商隐著名的《夜雨寄北》堪称其中典范。
光听着窗外夜色中时紧时疏的雨声，便满心都会贮足了诗。要说美，也没有什么美，屋外的路泥泞难走，院中的花零落不堪，夜行的旅人浑身湿透。但正是在这种情境下，你会感受到往常的世俗喧嚣一时浇灭，天上人间只剩下了被雨声统一的宁定，被雨声阻隔的寂寥。人人都悄然归位，死心塌地地在雨帘包围中默默端坐。外界的一切全成了想象，夜雨中的想象总是特别专注，特别遥远。
夜雨款款地剥夺了人的活力，因此夜雨中的想象又格外敏感和畏怯。这种畏怯又与某种安全感拌和在一起，凝聚成对小天地中一脉温情的自享和企盼。在夜雨中与家人围炉闲谈，几乎都不会拌嘴;在夜雨中专心攻读，身心会超常地熨帖;在夜雨中思念友人，会思念到立即寻笔写信;在夜雨中挑灯作文，文字也会变得滋润蕴藉。
在夜雨中想象最好是对富而立。黯淡的灯光照着密密的雨脚，玻璃窗冰冷冰冷，被你呵出的热气呵成一片迷雾。你能看见的东西很少，却似乎又能看得很远。风不大，轻轻一阵立即转换成渐沥雨声，转换成河中更密的涟漪，转换成路上更稠的泥泞。此时此刻，天她间再也没有什么会干扰这放任自由的风声雨声。你用温热的手指划去窗上的雾气，看见了窗子外层无数晶莹的雨滴。新的雾气又腾上来了，你还是用手指去划，划着划着，终于划出了你思念中的名字。
夜雨是行旅的大敌。
倒不是因为夜间行路艰难，也不是因为没有带着雨鞋和伞。夜雨会使旅行者想家，想得很深很深。夜雨会使旅行者企望安逸，突然憬悟到自己身陷僻远、孤苦的处境，顾影自怜，构成万里豪情的羁绊。
不是急流险滩，不是崇山峻岭，而是夜雨，使无数旅行者顿生反悔，半途而归。我不知道法显、玄奘、郑和、鉴真、徐霞客他们在一次次夜雨中心境如何，依我看，他们最强的意志，是冲出了夜雨的包围。
如我无用之辈，常常会在大雨如注的夜晚，躲在乡村旅店里，把地图拿出来细细查看。目光在已经走过的千里之间来回，痴想着其间在夜幕雨帐笼罩下的无数江河和高山。这样的夜晚，我常常失眠。为了把这种没出息的惰怠心绪驱赶，我总会在夜雨中邀几个不相识的旅人长时间闲谈。
但是，真正让心绪复归的，完全不是这种谈话，而是第二天晴朗的早晨。雨后的清晨，铺天盖地奔泻着一种兴奋剂，让人几乎把昨夜忘却;又不能完全忘却，留下一点影子，阴阴凉凉的，添一份淡淡的惆怅。
在人生的行旅中，夜雨的魅力也深可寻探。
我相信，一次又一次，夜雨曾浇媳过突起的野心，夜雨曾平抚过狂躁的胸襟，夜雨曾阻止过一触即发的争斗，夜雨曾破灭过凶险的阴谋。当然，夜雨也所折过壮阔的宏图、勇敢的进发、火烫的情怀。
不知道历史学家有没有查过，有多少乌云密布的雨夜，悄悄地改变了中国历史的步伐。将军舒眉了，谋士自侮了，君王息怒了，英豪冷静了，侠客止步了，战鼓停息了，骏马回槽了，刀刃入鞘了，奏章中断了，敕令收回了，船楫下锚了，酒气消退了，狂欢消解了，呼吸匀停了，心律平缓了。
不知道传记学家有没有查过，一个个雨夜，扭转了多少杰出人物的生命旅程。人生许多关节点的出现常常由于偶然。种种选择发端于一颗柔弱的心，这颗心不能不受到突发性情景的执意安排。一场雨，既然可以使一位军事家转胜为败，那么，它也能使一个非军事的人生计划改弦易辙。无数偶然中隐伏着必然，换言之，堂皇的必然中遍布着偶然。人生长途延伸到一个偶然性的境遇，预定的走向也常常会扭转。因此，哪怕是夜，哪怕是雨，也默默地在历史中占据着地位。
如果人生和历史都是拔离了琐碎事物的构建，那么它们也就不属于现实世界。
于是人们每时每刻遇到的一切，都可能包孕着恢宏的蕴涵。诗人的眼光，正在于把两者钩连。夜雨中，人生和历史都在蹒跚。
渐渐，我对夜雨的诗意，有了一点新的思考。
记得几年前我在庐山上旅行的时候，常常能在荒岭草径边看到一座座坍弛在屋基，从屋基的用料看，绝不是山民的居舍，而应该是精雅别墅的所在。不知是哪些富有的雅士诗兴突发，要在这儿离群索居，独享自然。然而，他们终于没有住久，我想多半是因为无法消受荒山夜雨时可怖的氛围。但毫无疑问，此间的诗意却是焉与伦比的充沛。
去年我遇到一位美国教授，闲谈间竟也提到了夜雨。教授说，他也深深迷恋着这种诗意，所以特意在城郊的山顶造了一间考究的白木房子，只要有夜雨袭来，他就立即驾车上山。
他邀请我到他的白木房子里住几天，我至今未去，但完全能想象，我以前对夜雨的感悟与他领受的大为逆反。狼狈的苦旅不见了，荒寂的恐怖不见了，只是在紧张生活的空闲，读一首诗，亲抚一下自然，一切是那样的轻松和潇洒。
在这里，我们显然遇到了一个美学上的麻烦。某种感人的震撼和深厚的诗意似乎注定要与艰难相伴随，当现代交通工具和营造手段使夜雨完全失去了苦涩味，其间的诗意也就走向浮薄。我至今还无法适应在中国传统的山水画中加上火车、汽车和高压电线，尽管我对这种文明本身毫无推拒之意。去一趟四川恨不得能买到当天的飞机票，但家里挂的却要一幅描尽山道奇险、步履维艰的“蜀山行旅图”。在灯光灿烂的现代都市街道上驾车遇雨，实在是谈不上多少诗意的，只有一次在国外一个海滨，天色已晚，瓢泼大雨就像把我们的车摔进了大瀑布的中心，替我驾车的女士完全认不得路了，一路慌乱地在水帘和夜幕间转悠，事后倒觉得有了点诗意，原因也许正是碰到了自然所给予的艰难。
人类在与自然周旋的漫漫长途中，有时自然的暴力会把人完全吞没，如地震，如海啸，如泥石流，一时还很难从这些事端中提取出美。人至少要在有可能与自然对峙的时候才会酿造美，在这种对峙中，有时人明确无误地战胜了自然，例如汽车、电灯、柏油路的出现，产生了一种松快愉悦的美;有时人与自然较量得十分吃力，两相憋劲，势均力敌，那就会产生峻厉、庄严、扣人心弦的悲剧美。由于这种美衬托了人类严峻的生存状态，考验了人类终极性的生命力，因此显得格外动人心魄。人类的生活方式可以日新月异，但这种终极性的体验却有永久价值。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吧，历史上一切真正懂艺术的人总会着迷于这种美学形态，而希腊悲剧乃至种种原始艺术总是成为人类不衰的审美热点。过于整饬、圆熟的审美格局反射了人对自然的战胜状态和凌驾状态，可以让人产生一种方便感和舒坦感，却无法对应出一种生命考验。为此，欧洲启蒙主义的大师们不赞成法国古典主义的大一统，不赞成把人类的社会生活和艺术生活都处理成凡尔赛宫规整无比的园林一般。他们呼唤危崖、怒海、莽林，呼唤与之相对应的生命状态。这便是他们心中的诗意，狄德罗甚至直捷地说，人类生活越是精雅文明就越缺少诗意。难道是他们在抵拒现代吗?不，他们是启蒙者，分明启蒙出了一个活生生的现代。现代，本不是一种文质彬彬的搭建，而是人类的一种原始创造力的自然发展。
因此，再现代的人也愿意一再地在“蜀山行旅图”中把延绵千年的生命力重温一遍，愿意一再地品味苦涩的夜雨，然后踩着泥泞走向未来。
前不久听到有人对那些以黄土文化为背景的艺术作品提出批评，认为它们写得过土过野。这些批评家不愿意看到人类行旅上的永久性泥泞，只希望获得一点儿成果性的安慰。无论在生命意识还是在审美意识上，他们都是弱者，狄德罗所说的诗意他们无法理解。
余秋雨散文心得篇十二
雪，是雨所凝而成，是雨的精魂。然而，暖国的雨虽然自由活泼，却“向来没有变过冰冷的坚硬的灿烂的雪花。博识的人们觉得他单调，他自己也以为不幸否耶?”鲁迅先生写雪，别开生面，起笔有意发问，并且由此通贯全篇：一是把“雨”和“雪”作对比，藉以引出下文的“江南的雪”;二是将具有冰冷、坚硬、灿烂雪花的“朔方的雪”联系起来，为结尾用“雨”收束全文布下伏线。
作者把这幅江南雪景图描绘得有声有色，声色和谐;有动有静，动静相衬。但还不够，还须用工笔重彩画上美好纯真的童年生活的一幕，孩子们多么的天真烂漫，何等的聪颖伶俐!这才是江南雪野上绽开的真正的春花啊!
接着，作者笔峰一转，又推出一幅更引人注目的“朔方雪景图”。北国风光，雄伟壮丽，那冰冷的坚硬的“朔方的雪”与“江南的雪”截然不同，它的特质和形状是“如粉，如沙”，“决不粘连”，持久地不融化。因此，它能以巨大的旋风为动力而“蓬勃地奋飞”，能在阳光中“灿灿地生光”。面对着漫天飞腾的朔雪造就的“无边的旷野”、“凛冽的天宇”，作者着力从三度空间进行立体描绘，以突出飞腾的朔雪那种撼天动地、锐不可挡的气势。作者置身于这朔雪飞腾的宏伟壮观中，禁不住感情汹涌，思绪驰骋。他凝视着“闪闪地旋转升腾着的”雪花，联想到它就是“雨的精魂”。
然而，由于“雨的精魂”毕竟是处在寒冷的朔方，它冷落地“撒在屋上，地上，枯草上”，白茫茫一片，什么都看不见，“那是孤独的雪”;它没有了暖国的雨的自由活泼，“是死掉的雨”，透出了孤寂凄凉之感。至此，“朔方的雪”亦有“自己也以为不幸否耶”的问题了。
读罢全文，掩卷细思，暖国的雨、江南的雪和朔方的雪，区别不过是各有各的“幸”与“不幸”而已，正如人生的“幸”与“不幸”的钟摆永远在两极摇晃一样。苏联作家巴甫柯夫说：“幸福是不可捉摸的。你从来不知道，它是不是存在。要考查你是不是幸福，只有去看看你周围的人。”
余秋雨散文心得篇十三
余秋雨是中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散文学家之一,他开创了文化散文的先河,以一介文人的文化使命感,通过笔端优美的文字,追索、思考人类历史文化，给大家分享了散文《雪》，欢迎借鉴！
美丽的雪花飞舞起来了。我已经有三年不曾见着它。
去年在福建，仿佛比现在更迟一点，也曾见过雪。但那是远处山顶的积雪，可不是飞舞的雪花。在平原上，它只是偶然的随着雨点洒下来几颗，没有落到地面的时候。它的颜色是灰的，不是白色;它的重量像是雨点，并不会飞舞。一到地面，它立刻融成了水，没有痕迹，也未尝跳跃，也未尝发出唏嘘的声音，像江浙一带下雪时的模样。这样的雪，在四十年来第一次看见它的老年的福建人，诚然能感到特别的意味，谈得津津有味，但在我，却总觉得索然。“福建下过雪”，我可没有这样想过。
余秋雨散文心得篇十四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日，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奥林匹亚(olympia)，夜宿europa旅馆终于来到了奥林匹亚。
没想到这个全人类的体育圣地会有这么好的风景，在快要到达之时就已经是密树森森、清溪浅浅，道路、房舍也变得越来越齐整，空气间洋溢着一种不知来自何处的自然清香。一脚踏入圣地，你一定会猛然停步，因为被一种阵势吓着了：无数苍老的巨石，不管是当年的楼础、殿基还是雕塑，全都从千年的颓弛或掩埋中踉跄走出，整整规规地排列在大道两旁。就像无数古代老将军们烟尘满面地站立着，接受现代人的检阅。
这条大道看不到尽头，只知道它通向一个最简单的终点：为了人类的健康。
见到了宙斯神殿和希拉神殿，搞清了古代每次运动会前点燃圣火的路线，抬头仰望昂然云天的无数石柱，不能不承认，健康是他们的宗教。
走进一个连环拱廊，便到了人类黎明期最重要的竞技场。跑道四周的观众看台是一个绿草茵茵的环形斜坡，能坐四万人，只有中间有几个石座，那是主裁判和贵宾的席位。实在忍不住，我在这条神圣的起点性跑道上跑了整整一圈。许戈辉在一旁起哄：“余老师跑得不对，古代奥运选手比赛时全都一丝不挂！”
我说：“这要怪你们，当年这里没有女观众。”
确实，当年有很长时间是不准女性进入赛场的，要看，只能在很远的地方。据说，进门左侧背后的大山坡上，可让已婚女子观看，而进门正前方几乎一公里远的山头上，才让未婚女子远眺。许戈辉说：“原以为运动场是少女挑选如意郎君的好地方呢！”
听这里的人介绍，当年有一个母亲化妆成男子进入赛场观看儿子比赛，儿子获得冠军她一声惊呼露出女声，上前拥抱又露出女形。
照理应该惩罚，但人们说运动冠军一半是人一半是神，我们怎么能惩罚神的母亲？此端一开，渐渐女性可以入场观看比赛了。
漫步在奥林匹亚，我很少说话，领受着不轻的文明冲撞。我们也有灿烂的文化，但把健康的概念如此强烈地纳入文明，并被全人类接受，实在是希腊文明值得我们永远仰望的地方。古代希腊追求人的双重健康：智力的健康和肢体的健康。智力的健康毋须多言，正如一些西方学者所说，在哲学、伦理学、逻辑学、数学、美学、医学、法学等等领域，我们至今仍在用希腊的.基础话语在思考；肢体健康更有一系列强大的证明，例如今天全世界还在以奥林匹克和马拉松的名义进行体育竞赛，希腊的人体雕塑至今仍是人类形体美无可企及的标本。
把智力健康和肢体健康发挥到极致然后再集合在一起，才是他们有关人的完整理想。我不止一次看到出土的古希腊哲学家和贤者的全身雕像，大多是须发茂密，肌肉发达，身上只披一幅布，以别针和腰带固定，上身有一半袒露，赤着脚，偶尔有鞋，除了忧郁深思的眼神，其他与运动员没有太大的差别。
别的文明多多少少也有这两方面的提倡，但做起来常常顾此失彼，或流于愚勇，或流于酸腐，或追慕骑士，或仿效寒士，很少构想两相熔铸、两相提升的健全状态。因此，奥林匹亚是永恒的世界坐标。
我历来认为各种伟大文明都自成结构，很难拆开了作局部比较，但在奥林匹亚，我明确无误地感受到了古代中华文明的差距，而这个差距的产生，不是由于局部，而是关及人的整体。中华文明较少关注个体意义和机体意义上的自我，在人际关系上做了太多的文章。结果，真正的健全缺少标志，缺少赛场，只有一些孤独的个人，在林泉之间悄悄强健，又悄悄衰老。
余秋雨散文心得篇十五
到了该自立的年岁还不知道精神上的自立，这是中国很多中年人的共同悲剧。本站小编为大家整理了余秋雨。
散文。
片段，希望大家喜欢。
1)中年人最容易犯的毛病，是把一切希望都寄托于自己的老年。
2)老年是如诗的年岁。这种说法不是为了奉承长辈。
3)请不要小看这“照顾”二字，中年人的魅力至少有一半与此相关。
4)天天期待着上级的指示群众的意见家人的说法，然后才能跨出每一步--这是尚未精神断奶的标志。
5)只有到了老年，沉重的使命已经卸除，生活的甘苦也已了然，万丈红尘已移到远处，静下来的周际环境和放慢了的生命节奏加在一起，构成了一种总结性归纳性的轻微和声，诗的意境出现了。
6)西方一位哲人说，只有饱经沧桑的老人才会领悟真正的人生哲理，同样一句话，出自老人之口比出自青年之口厚重百倍。对此，我不能全然苟同。
7)我一直认为，某个时期，某个社会，即使所有的青年人和老年人都中魔了，只要中年人不荒唐，事情就坏不到哪里去。
8)只有在中年树起独立的桅杆，扬起高高的白帆，唱出响亮的歌声，才会有好风为你鼓劲，群鸥为你引路，找到一个个都在欢迎你的安静港湾，供你细细选择。
9)但是，我们无数次看到了，一个窝囊的中年抵达不到一个欢快的老年。这正像江河，一个浑浊的上段不可能带来一个清澈的下段。
10)如今天天节衣缩食不苟言笑忍气吞声，都是在争取着一个有尊严有资财有自由的老年。
11)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能够看得很远却又并不陡峭的高度。
12)中年人失去方寸的主要特征是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一会儿要别人像对待青年那样关爱自己，一会儿又要别人像对待老人那样尊敬自己。明明一个大男人却不能对任何稍稍大一点的问题作出决定，频频找领导倾诉衷肠，出了什么事情又逃得远远的，不敢负一点责任。在家里，他们训斥孩子就像顽童吵架，没有一点身为人父的慈爱和庄重;对妻子，他们也会轻易地倾泻出自己的精神垃圾来酿造痛苦，全然忘却自己是这座好不容易建造起来的情感楼宇的顶梁柱;甚至对年迈的父母，他们也会任性赌气，极不公平地伤害着已经走向衰弱的身影。
13)在中年，青涩的生命之果变得如此丰满，喧闹的青春冲撞沉淀成了雍容华贵，连繁重的社会责任也有可能溶解为日常的生活情态。
14)向往峰巅，向往高度，结果峰巅只是一道刚能立足的狭地。不能横行，不能直走，只享一时俯视之乐，怎可长久驻足安坐?上已无路，下又艰难，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与惶恐。世间真正温煦的美色，都熨帖着大地，潜伏在深谷。君临万物的高度，到头来构成了自我嘲弄。我已看出了它的讥谑，于是急急地来试探下山的陡坡。人生真是艰难，不上高峰发现不了什么，上了高峰又抓住不了什么。看来，注定要不断地上坡下坡上坡下坡。
15)中年太实际太繁忙，在整体上算不得诗。青年时代常常被诗化，但青年时代的诗太多激情而缺少意境，按我的标准，缺少意境就算不得好诗。
16)最可怕的是，谁也没有断奶，而社会上又没有那么多上好的乳汁，因此开始了对各种伪劣饮料的集体吮吸。在一片响亮而整齐的吮吸声上面，是那些爬满皱纹却还未苍老的脸。
17)哲理产生在两种相反力量的周旋之中，因此它更垂青于中年。世上一切杰出的哲学家都在中年完成了他们的思想体系，便是证据。
18)中年人的坚守，应该从观点上升到人格，而人格难以言表。在中年人眼前，大批的对峙消解了，早年的对手失踪了，昨天的敌人无恨了，更多的是把老老少少各色人等照顾在自己身边。
19)到了该自立的年岁还不知道精神上的自立，这是中国很多中年人的共同悲剧。
20)习惯了郁闷的，只能延续郁闷;习惯了卑琐的，只能保持卑琐。而且，由于暮色苍茫间的体力不支友朋散失，郁闷只能更加郁闷，卑琐只能更加卑琐。
余秋雨散文心得篇十六
近代以来，上海人一直是中国一个非常特殊的群落。上海的古迹没有多少好看的，到上海旅行，领受最深的便是熙熙攘攘的上海人。他们有许多心照不宣的生活秩序和内心规范，形成了一整套心理文化方式，说得响亮一点，可以称之为“上海文明”。一个外地人到上海，不管在公共汽车上，在商店里，还是在街道间，很快就会被辨认出来，主要不是由于外貌和语言，而是这种上海文明。
同样，几个上海人到外地去，往往也显得十分触目，即使他们并不一定讲上海话。
一来二去，外地人恼怒了。几乎全国各地，对上海人都没有太好的评价。精明、骄傲、会盘算、能说会道、自由散漫、不厚道、排外、瞧不大起领导、缺少政治热情、没有集体观念、对人冷淡、吝啬、自私、赶时髦、浮滑、好标新立异、琐碎，世俗气……如此等等，加在一起，就是外地人心目中的上海人。
这些年，外地人富起来了，上海人精明到头还是十分穷困。这很让人泄气。去年有一天，在上海的一辆电车上，一个外地人碰碰撞撞干扰了一位上海妇女，象平时每天发生的一样，上海妇女皱一下眉，轻轻嘟囔一句：“外地人!”这位外地人一触即发，把历来在上海所受的怨气全都倾泄出来了：“我外地人怎么了?要比钱吗?我估量你的存款抵不上我的一个零头;要比文化吗?我的两个儿子都是大学毕业生!”是啊，上海人还有什么可骄傲的呢?听他讲罢，全车的上海人都发出酸涩的笑声。
上海人可以被骂的由头比上面所说的还要多得多。比如，不止一个扰乱了全国的政治恶棍是从上海发迹的，你上海还有什么话说?不太关心政治的上海人便惶惶然不再言语，偶尔只在私底下嘀咕一声：“他们哪是上海人?都是外地来的!”
但是，究竟有多少地地道道的上海人?真正地道的上海人就是上海郊区的农民，而上海人又瞧不起“乡下人”。
于是，上海人陷入了一种无法自拔的尴尬。这种尴尬远不是自今日起。依我看，上海人始终是中国近代史开始以来最尴尬的一群。
剖视上海人的尴尬，是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一个沉重课题。荣格说，文化赋予了一切社会命题以人格意义。透过上海人的文化心理人格，我们或许能看到一些属于全民族的历史课题。
上海前些年在徐家汇附近造了一家豪华的国际宾馆，叫华亭宾馆，这个名字起得不错，因为上海古名华亭。明代弘治年间的《上海县志》称：
“上海县旧名华亭，在宋时，番商辐续，乃以镇名，市舶提举司及榷货场在焉。元至元二十九年，以民物繁庶，始割华亭东北五乡，立县于镇，隶松江府，其名上海者，地居海之上洋也。”
因此，早期的上海人也就是华亭人。但是，这与我们所说的上海文明基本不相干。我认为上海文明的肇始者，是明代进士徐光启，他可算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上海人。他的墓，离华亭宾馆很近。两相对应，首尾提挚，概括着无形的上海文明。
今天上海人的某种素质，可在徐光启身上找到一些踪影。这位聪明的金山卫秀才，南北游逛，在广东遇到了意大利传教士郭居静，一聊起来，十分融洽，徐光启开始知道了天主教是怎么回事。这年他34岁，对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宗教精神早已沉浸很深，但他并不把刚刚听说的西方宗教当作西洋镜一笑了之，也不仅仅作为一种域外知识在哪篇着作中记述一下而已，而是很深入地思考起来。他并不想放弃科举，4年后赴北京应试，路过南京时专门去拜访更著名的欧洲传教士利玛窦，询问人生真谛。以后又与另一位传教士罗如望交给，并接受他的洗礼。
洗礼后第二年，徐光启考上了进士，成了翰林院庶吉士，这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来说已跨进了一道很荣耀的门坎，可以安安心心做个京官了。但这个上海人很不安心，老是去找当时正在北京的利玛窦，探讨的话题已远远超出宗教，天文、历法、数学、兵器、军事、经济、水利，无所不及。其中，他对数学兴趣最大，穿着翰林院的官服，痴痴迷迷地投入了精密的西方数学思维。不久，他居然与利玛窦一起译出了一大套《几何原本》，付诸刊行。当时还是明万历年间，离鸦x战争的炮火还有漫长的230多年光阴。
这个上海人非常善于处世，并不整天拿着一整套数学思维向封建政治机构寻衅挑战，而是左右逢源，不断受到皇帝重用。《几何原本》刊行后，他竟然做了礼部侍郎，不久又成了礼部尚书。获得了那么大的官职，他就正儿八经地宣扬天主教，提倡西方科学文明，延聘重用欧籍人士，忙乎了没几年，劳累而死。徐光启死后，崇祯皇帝还“辍朝一日”，以示哀悼，灵柩运回上海安葬。安葬地以后也就是他的家族世代汇居地，开始称为“徐家汇”。徐光启至死都是中西文化的一种奇异组合：他死后由朝廷追封加溢，而他的墓前又有教会立的拉丁文碑铭。
开通、好学、随和、机灵，传统文化也学得会，社会现实也周旋得开，却把心灵的门户向着世界文明洞开，敢将不久前还十分陌生的新知识吸纳进来，并自然而然地汇入人生。不像湖北人张居正那样为兴利除弊深谋远虑，不像广东人海瑞那样拼死苦谏，不像江西人汤显祖那样挚情吟唱，这便是出现在明代的第一个精明的上海人。
人生态度相当现实的徐光启是不大考虑自己的“身后事”的，但细说起来，他的身后流泽实在十分了得。他的安葬地徐家汇成了传播西方宗教和科学文明的重镇。著名的交通大学从上一世纪末开始就出现在这里，复旦大学在迁往江湾之前也一度设在附近的李公祠内。从徐家汇一带开始，向东延伸出一条淮海路，笔直地划过上海滩，它曾经是充分呈现西方文明的一道动脉，老上海高层社会的风度，长久地由此散发。因此有人认为，如果要把上海文明分个等级，最高一个等级也可名之为徐家汇文明。
徐光启的第十六代孙是个军人，他有一个外孙女叫倪桂珍，便是名震中国现代史的宋氏三姐妹的母亲。倪桂珍远远地继承了先祖的风格，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而且仍然擅长数学。她所哺育的几个女儿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巨大影响，可看作徐光启发端的上海文明的一次重大呈示。
这一包涵着必然历史逻辑的传承系脉，在今天常常被现实喧闹湮没得黯淡不清。前不久读一本从英文转译过来的《宋美龄传》，把宋氏三姐妹崇敬的远祖写成“文廷匡”，百思而不知何人。追索英文原文，原来是“文定公”，徐光启的溢号。忘记了徐光启倒是小事，怕只怕上海文明因失落了远年根基而挺不起身。
由此推想，三四百年前，在北京，一个中国文人背负着古老文化破天荒地与一个欧洲人开始商谈《几何原本》时，操的也是上海口音。
只要稍稍具有现代世界地理眼光的人，都会看中上海。北京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的京城：背靠长城，面南而坐，端肃安稳;上海正相反，它侧脸向东，面对着一个浩瀚的太平洋，而背后，则是一条横贯九域的万里长江。对于一个自足的中国而言，上海偏踞一隅，不足为道;但对于开放的当代世界而言，它却俯瞰广远、吞吐万汇、处势不凡。
上海从根子上就与凛然的中华文明不太协调，不太和顺。
直到19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职员黎逊向政府投送了一份报告书，申述上海对新世界版图的重要性，上海便成为南京条约中开放通商的五口之一。1842年，英国军舰打开了上海。从此，事情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西方文明挟带着恶浊一起席卷进来，破败的中国也越来越把更多的赌注投入其间，结果，这儿以极快的速度出现了能被地球每个角落都听得见的闹腾。
徐光启的后代既有心理准备，又仍然未免吃惊地一下子陷入了这种闹腾之中。一方面，殖民者、冒险家、暴发户、流氓、地痞、妓n、帮会一起涌现;另一方面，大学、医院、邮局、银行、电车、学者、诗人、科学家也汇集其间。黄浦江汽笛声声，霓虹灯夜夜闪烁，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摩肩接踵，四方土语与欧美语言交相斑驳，你来我往，此胜彼败，以最迅捷的频率日夜更替。这里是一个新兴的怪异社会，但严格说来，这里更是一个进出要道，多种激流在这里撞合、喧哗，卷成巨澜。
总之，它是一个巨大的悖论，当你注视它的恶浊，它会腾起耀眼的光亮，当你膜拜它的伟力，它会转过身去让你看一看疮痍斑斑的后墙。
但是，就在这种悖论结构中，一种与当时整个中国格格不入的生态环境和心理习惯渐渐形成了。本世纪初年，许多新型的革命者、思想家受到封建王朝的追缉，有租界的上海成了他们的庇护地。特别重要的是，对于这种追缉和庇护，封建传统和西方文明在上海发生了针锋相对的冲突，上海人日日看报，细细辨析，开始懂得了按照正常的国际眼光来看，中国历代遵行的许多法律原则是多么颠倒是非、不讲道理。就从这一个个轰传于大街小巷间的实际案例，上海人已经隐隐约约地领悟到民主、人道、自由、法制、政治犯、量刑等等概念的正常含义，对于经不起对比的封建传统产生了由衷的蔑视。这种蔑视不是理念思辨的成果，而是从实际体察中作出的常识性选择，因此也就在这座城市中具有极大的世俗性和普及性。
就在这一个个案例发生的同时，更具象征意义的是，上海的士绅、官员都纷纷主张拆去上海旧城城墙，因为它已明显地阻碍了车马行旅、金融商情。他们当时就在呈文中反复说明，拆去城墙，是“国民开化之气”的实验。当然有人反对，但几经争论，上海人终于把城墙拆除，成了封建传统的心理框范特别少的一群。
后来，一场来自农村的社会革命改变了上海的历史，上海变得安静多了。走了一批上海人，又留下了大多数上海人，他们被要求与内地取同一步伐，并对内地负起经济责任。上海转过脸来，平一平心旌，开始做起温顺的大儿子。就像巴金《家》里的觉新，肩上担子不轻，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闹腾。阵阵海风在背后吹拂，不管它，车间的机器在隆隆作响，上班的电车拥挤异常，大伙都累，夜上海变得寂静冷清。为了更彻底地割断那段惑人的繁华，大批内地农村的干部调入上海;为了防范或许会来自太平洋的战争，大批上海工厂迁向内地山区。越是冷僻险峻的山区越能找到上海的工厂，淳朴的山民指着工人的背脊笑一声：“嘿，上海人!”
这些年，上海人又开始有点不安稳。广州人、深圳人、温州人起来了，腰囊鼓鼓地走进上海。上海人瞪眼看着他们，没有紧紧跟随。有点自惭形秽，又没有完全失却自尊，心想;要是我们上海人真正站起来，将是完全另一番情景。也许是一种自我安慰吧，不妨姑妄听之。
也许上海人的自我安慰不无道理。上海文明，首先是一种精神文化特征。单单是经济流通，远不能囊括上海文明。
上海文明的最大心理品性是建筑在个体自由基础上的宽容并存。对上海人来说，宽容已不是一种政策和许诺，而是一种生命本能。
在中国，与上海式的宽容相抵触的是一种与封建统治长期相偎依的京兆心态。即便封建时代过去了，这种心态的改良性遗传依然散见处处。这种心态延伸到省城、县城，构成一种幅度广大的默契。
不管过去是什么性质的洪流起的作用，这种心态在上海被冲刷得比较淡薄。只要不侵碍到自己，上海人一般不大去指摘别人的生活方式。比之于其他地方，上海人在公寓、宿舍里与邻居交往较少，万不得已几家合用一个厨房或厕所，互相间的磨擦和争吵却很频繁，因为各家都要保住自身的独立和自由。因此，上海人的宽容并不表现为谦让，而是表现为“各管各”。在道德意义上，谦让是一种美质;但在更深刻的文化心理意义上，“各管各”或许更贴近现代宽容观。承认各种生态独自存在的合理性，承认到可以互相不相闻问，比经过艰苦的道德训练而达到的谦让更有深层意义。为什么要谦让?因为选择是唯一的，不是你就是我，不让你就要与你争夺。这是大一统秩序下的基本生活方式和道德起点。为什么可以“各管各”?因为选择的道路很多，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谁也不会吞没谁。这是以承认多元世界为前提而派生出来的互容共生契约。
上海下层社会中也有不少喜欢议论别人的婆婆妈妈。但即使她们也知道，“管闲事”是被广泛厌弃的一种弊病。调到上海来工作的外地干部，常常会苦恼于如何把“闲事”和“正事”区别开来。在上海人心目中，凡是不直接与工作任务有关的个人事务，都属于别人不该管的“闲事”范畴。
上海人口语中有一句至高无上的反法语，曰“关依啥事体?”(即“管你什么事?”)在外地，一个姑娘的服饰受到同事的批评，她会就批评内容表述自己的观点，如“裙子短一点有什么不好”、“牛仔裤穿着就是方便”之类，但一到上海姑娘这里，事情就显得异常简单：这是个人私事，即使难看透顶也与别人无关。因此，她只说一句“关依啥事体”，截断全部争执。说这句话的口气，可以是忿然的，也可以是娇嗔的，但道理却是一样。
在文化学术领域，深得上海心态的学者，大多是不愿意去与别人“商榷”，或去迎战别人的“商榷”的。文化学术的道路多得很，大家各自走着不同的路，互相遥望一下可以，干吗要统一步伐?这些年来，文化学术界多次出现过所谓“南北之争”、“海派京派之争”，但这种争论大多是北方假设的。上海人即使被“商榷”了也很少反击，他们固执地坚持着自己的观点，对于反对者，他们心中回荡着一个顽皮的声音：“关依啥事体?”
本于这种个体自立的观念，上海的科学文化往往具有新鲜性和独创性;但是，也正是这种观念的低层次呈现，上海又常常构不成群体性合力，许多可喜的创造和观念显得比较单薄。
本于这种个体自立的观念，上海人有一种冷静中的容忍和容忍中的冷静。一位旅台同胞回上海观光后写了一篇文章，说“上海人什么没有见过”。诚然，见多识广导向了冷静和容忍，更重要的是，他们习惯于事物的高频率变更，因此也就领悟到某种相反相成的哲理，变成了逆反性的冷静。他们求变，又进而把变当作一种自然，善于在急剧变更中求得一份自我，也不诧异别人在变更中所处的不同态势。
根据这种心理定势，上海人很难在心底长久而又诚恳地服从一个号令，崇拜一个权威。一个外地的权威一到上海，常常会觉得不太自在。相反，上海人可以崇拜一个在外地并不得志、而自己看着真正觉得舒心的人物。京剧好些名角的开始阶段，都是在上海唱红了的。并不是京剧重镇的上海，以那么长的一个时间卫护住了一个奇特的周信芳，这在另一座城市也许有点难于想象。上海人可以不讲任何道理，一夜之间喜欢上了初出茅庐的越剧小生赵志刚、沪剧演员茅善玉，根本不管他还还没有唱上几回戏，或刚刚来自农村。那些想用资历、排行、派头来压一压上海人的老艺术家，刚到上海没几天就受到了报纸的连续批评。对于晋京获奖之类，上海艺术家大多不感兴趣。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要来上海演《茶馆》等戏，作出这个决定时我正在北京参加全国文代会。北京戏剧界的朋友们十分担心：如此苍老的一个剧团，演几台老派戏，在上海这个流通码头能否成功?我和几个上海同行都很有信心地回答：能!果然如此，上海人对真正的艺术表示了诚恳的热忱，管它是旧是新。但是，在北京轰动万分的“人体画大展”，一搬到上海却遇到了出乎意外的平静。
上海文明的又一心理品性，是对实际效益的精明估算。也许是徐光启的《几何原本》余脉尚存，也许是急速变化的周围现实塑造成了一种本领，上海人历来比较讲究科学实效，看不惯慢吞木讷的傻样子。
搞科学研究，搞经营贸易，上海人胆子不大，但失算不多。全国各单位都会有一些费脑子的麻烦事，一般清上海人来办较为称职。这在各地都不是秘密。
可惜，事实上现在递交给上海人需要消耗高脑力的`事情并不多，因此才华外溢，精明的估算用的不是地方，构成了上海人的一大毛病。
上海人不喜欢大请客，酒海内山;不喜欢“侃大山”，神聊通宵;不喜欢连续几天伴陪着一位外地朋友，以示自己对友情的忠诚;不喜欢听大报告，自己也不愿意作长篇发言;上海的文化沙龙怎么也搞不起来，因为参加者一估算，赔上那么多时间得不偿失;上海人外出即使有条件也不太乐意往豪华宾馆，因为这对哪一方面都没有实际利益……凡此种种，都无可非议，如果上海人的精明只停留在这些地方，那就不算讨厌。
但是，在这座城市，你也可以处处发现聪明过度的浪费现象。不少人若要到市内一个较远的地方去，会花费不少时间思考和打听哪一条线路、几次换车的车票最为省俭，哪怕差三五分钱也要认真对待。这种事有时发生在公共汽车上，车上的旁人会脱口而出提供一条更省俭的路线，取道之精，恰似一位军事学家在选择袭击险径。车上的这种讨论，常常变成一种群体性的投入，让人更觉悲哀。公共宿舍里水电、煤气费的分摊纠纷，发生之频繁，上海很可能是全国之最。
可以把这一切都归因于贫困。但是，他们在争执时嘴上叼着的一支外国香烟，已足可把争执的费用双倍抵回。
我发现，上海人的这种计较，一大半出自对自身精明的卫护和表现。智慧会构成一种生命力，时时要求发泄，即便对象物是如此琐屑，一发泄才会感到自身的强健。这些可怜的上海人，高智商成了他们沉重的累赘。没有让他们去钻研微积分，没有让他们去画设计图，没有让他们去操纵流水线，没有让他们置身商业竟争的第一线，他们怎么办呢?去参加智力竞赛，年纪已经太大;去参加赌博，声名经济皆受累。他们只能耗费在这些芝麻绿豆小事上，虽然认真而气愤，也算一种消遣。
本来，这样的头脑，这一份口才，应出现在与外商谈判的唇枪舌剑之间。
上海人的精明和智慧，构成了一种群体性的逻辑曲线，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中处处晃动、闪烁。快速的领悟力，迅捷的推断，彼此都心有灵犀一点通。电车里买票，乘客递上一角五分，只说“两张”，售票员立即撕下两张七分票，像是比赛着敏捷和简洁。一切不能很快跟上这条逻辑曲线的人，上海人总以为是外地人或乡下人，他们可厌的自负便由此而生。上海的售票员、营业员，服务态度在全国不算下等，他们让外地人受不了的地方，就在于他们常常要求所有的顾客都有一样的领悟力和推断力。凡是没有的，他们一概称之为“拎勿清”，对之爱理不理。
平心而论，这不是排外，而是对自身智慧的悲剧性执迷。
上海人的精明估算，反映在文化上，就体现为一种“雅俗共赏”的格局。上海文化人大多是比较现实的，不会对已逝的生活现象迷恋到执着的地步，总会酿发出一种突破意识和先锋意识。他们文化素养不低，有足够的能力涉足国内外高层文化领域。但是，他们的精明使他们更多地顾及到现实的可行性和接受的可能性，不愿意充当伤痕斑斑、求告无门的孤独英雄，也不喜欢长期处于曲高和寡、孤芳自赏的形态。他们有一种天然的化解功能，把学理融化于世俗，让世俗闪耀出智慧。毫无疑问，这种化解，常常会使严谨缤密的理论懈弛，使奋发凌厉的思想圆钝，造成精神行为的疲庸;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它又会款款地使事情取得实质性进展，获得慷慨突进者所难于取得的效果。这很可称之为文化演进的精明方式。
特别能体现上海文明雅俗共赏特征的，是那张《新民晚报》。它始终保持着雅俗文化之间的巧妙平衡，结果，上海市民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把读《新民晚报》当作每天不可缺少的生活规程的，而教授学者也绝不会把它鄙弃。它开辟了一个颇为奇妙的文化中介地带，大雅大俗均可随脚出入，而一个上海城就座落其间。由此我们可以联想到上海的戏剧、绘画、影视、小说，都有类似特征。
上海文明的另一种心理品性，是发端于国际交往历史的开放型文化追求。
相比之下，在全国范围内，上海人面对国际社会的心理状态比较平衡。他们从来在内心没有鄙视过外国人，因此也不会害怕外国人，或表示超乎常态的恭敬。他们在总体上有点崇洋，但在气质上却不大会媚外。我的朋友沙叶新幽默地提出过他的人生态度之一是“崇洋不媚外”，很可借过来概括上海人的心态。
毫无疑问，这与这座城市的历史密切有关。老一代人力车夫都会说几句英语，但即使低微如他们，也敢于在“五卅”的风潮中与外国人一争高低。上海的里弄里一直有不少外国侨民住着，长年的邻居，关系也就调节得十分自然。上海商店的营业员不会把一个外国顾客太当作一回事，他们常常还会估量外国顾客的经济实力，帮他出点购物的主意。
北方不少城市称外国人为“老外”，这个不算尊称也不算鄙称的有趣说法，似乎挺密切，实则很生分，至今无法在上海生根。在上海人的口语中，除了小孩，很少把外国人统称为“外国人”，只要知道国籍，一般总会具体地说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日本人。这说明，连一般市民，与外国人也有一种心理趋近。
今天，不管是哪一个阶层，上海人对子女的第一企盼是出国留学。到日本边读书边打工是已经走投无路了的青年们自己的选择;只要子女还未成年，家长是不作这种选择的，他们希望子女能正正经经到美国留学。这里普及着一种国际视野。
其实，即使在没有开放的时代，上海人在对子女的教育上也隐隐埋伏着一种国际性的文化要求，不管当时能不能实现。上海的中学对英语一直比较重视，即使当时几乎没有用，也没有家长提出免修。上海人总要求孩子在课余学一点钢琴或歌唱，但又并不希望他们被吸收到当时很有吸引力的部队文工团。一度在全国十分响亮的哈尔滨军事工业大学，历来对上海的优秀考生构不成向往。在“文革”**中，好像一切都灭绝了，但有几次外国古典音乐代表团悄悄来临，报纸上也没作什么宣传，不知怎么立即会卷起抢购票子的热潮，这么多外国音乐迷原先都躲在哪儿呢?开演的时候，他们衣服整洁，秩序和礼节全部符合国际惯例，很为上海人争脸。前些年举行贝多芬交响音乐会，难以计数的上海人竟然在凛冽的寒风中通宵排队。两年前，我所在的学院试演著名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按一般标准，这出戏看起来十分枯燥乏味，国外不少城市演出时观众也不多。但是上海观众却能静静看完，不骂人，不议论，也不欢呼，其间肯定有不少人是完全看不懂的，但他们知道这是一部世界名作，应该看一看，自己看不懂也很自然，既不恨戏也不恨自己。一夜又一夜，这批去了那批来，平静而安详。
毋庸讳言，上海的下层社会并不具备国际性的文化追求，但长期置身在这么一个城市里。久而久之，至少也养成了对一般文化的景仰。上海也流行过“读书无用论”，但情况与外地略有不同，绝大多数家长都不能容忍一个能读上去的子女自行辍学，只有对实在读不好的子女，才用“读书无用论”作为借口聊以自我安慰，并向邻居搪塞一下。即使在“文革”**中，“文革”前最后一批大学毕业生始终是视点集中的求婚对象，哪怕他们当时薪水很低，前途无望，或外貌欠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中，这种对文化的景仰带有非实利的盲目性，最讲实利的上海人在这一点上不讲实利，依我看，这是上海人与广州人的最大区别之一，尽管他们在其他不少方面颇为接近。
上海文明的心理特征还可以举出一些来，但从这几点已可看出一点大概。
有趣的是，上海文明的承受者是一个构成极为复杂的群体，因此，这种文明并不体现为一个规定死了的群体，而是呈现为一种无形的心理秩序，吸纳着和放逐着来来去去的过往人丁。有的人，居住在上海很久还未能皈依这种文明，相反，有的人进入不久便神魂与共。这便产生了非户籍意义上，而是心理文化意义上的上海人。
无疑，上海人远不是理想的现代城市人。一部扭曲的历史限制了他们，也塑造了他们;一个特殊的方位释放了他们，又制约了他们。他们在全国显得非常奇特，在世界上也显得有点怪异。
在文化人格结构上，他们是缺少皈依的一群。靠传统?靠新潮?靠内地?靠国际?靠经济?靠文化?靠美誉?靠实力?靠人情?靠效率?他们的靠山似乎很多，但每一座都有点依稀朦胧。他们最容易洒脱出去，但又常常感到一种洒脱的孤独。
他们做过的，或能做的梦都太多太多。载着满脑子的梦想，拖着踉跄的脚步。好像有无数声音在呼唤着他们，他们的才干也在浑身冲动，于是，他们陷入了真正的惶惑。
他们也感觉到了自身的陋习，憬悟到了自己的窝囊，却不知挽什么风，捧什么水，将自己洗涤。
他们已经倾听过来自黄土高原的悲怆壮歌，也已经领略过来自南疆海滨的轻快步履，他们钦羡过，但又本能地懂得，钦羡过分了，我将不是我。我究竟是谁?该做什么?整座城市陷入了思索。
前年夏天在香港参加一个国际会议，听一位中国问题专家说：“我作了认真调查，敢于断言，上海人的素质和潜力，绝不比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城市差!”这种激励的话语，上海人已听了不止一次，越听，越增加思考的沉重度。
每天清晨，上海人还在市场上讨价还价，还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不断吵架。晚上，回到家，静静心，教训孩子把英文学好。孩子毕业了，出息不大，上海人叹息一声，抚摸一下自己斑白的头发。
一部怪异的上海史，落到这一代人手上继续书写。
续写上海新历史，关键在于重塑新的上海人。重塑的含义，是人格结构的调整。对此请允许我说几句重话。
今天上海人的人格结构，在很大的成分上是百余年超浓度繁荣和**的遗留。在本世纪前期，上海人大大地见了一番世面，但无可否认，那时的上海人在总体上不是这座城市的主宰。上海人长期处于仆从、职员、助手的地位，是外国人和外地人站在第一线，承受着创业的乐趣和风险。众多的上海人处于第二线，观看着，比较着，追随着，参谋着，担心着，庆幸着，来反复品尝第二线的乐趣和风险。也有少数上海人冲到了第一线，如果成功了，后来也都离开了上海。这种整体角色，即使上海人见闻广远，很能适应现代竞争社会，又缺少自主气魄，不敢让个体生命灿烂展现。
直到今天，即便是上海人中的佼佼者，最合适的岗位仍是某家跨国大企业的高级职员，而很难成为气吞山河的第一总裁。上海人的眼界远远超过闯劲，适应力远远超过开创力。有大家风度，却没有大将风范。有鸟瞰世界的视野，却没有纵横世界的气概。
因此，上海人总在期待。他们眼界高，来什么也不能满足他们的期待，只好靠发发牢骚来消遣。牢骚也仅止于牢骚，制约着他们的是职员心态。
没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没有统领全局的强悍，上海人的精明也就与怯弱相伴随。他们不会高声朗笑，不会拼死搏击，不会孤身野旅，不会背水一战。连玩也玩得很不放松，前顾后盼，拖泥带水。连谈恋爱也少一点浪漫色彩。
上海人的丑陋性，大多由此伸发。失去了人生的浩大走向，智慧也就成了手上的一种私人玩物。文化程度高的，染上沙龙气，只听得机敏的言词滚滚滔滔，找不到生命激潮的涌动;文化程度低的，便不分场合耍弄机智，每每堕于刻薄和恶滤;再糟糕一点的，则走向市侩气乃至流氓气，成为街市间让人头痛的渣滓。上海人的日子过得并不顺心，但由于他们缺少生命感，也就缺少悲剧性的体验，而缺少悲剧性体验也就缺少了对崇高和伟大的领受;他们号称偏爱滑稽，但也仅止于滑稽而达不到真正的幽默，因为他们不具备幽默所必须有的大气和超逸。于是，上海人同时失却了深刻的悲和深刻的喜，属于生命体验的两大基元对他们都颇为黯淡。本来，中国的艺术文化走到今天不应该再完全寄情于归结历史的反思形态，上海理应在开拓新的时空中有更大的作为，但上海人的这种素质一时担当不了这个重任，对生命体验的黯淡决定了他们的小家子气。中国文化在可以昂首突进的地方找不到多少历险家，却遇到了那么多大大小小的职员。
即便是受到全国厌弃的那份自傲气，也只是上海人对于自己生态和心态的盲目守卫，做得琐琐碎碎，不成气派。真正的强者也有一份自傲，但是有恃无恐的精神力量使他们变得大方而豁达，不会只在生活方式;言谈举止上自我陶醉，冷眼看人。
总而言之，上海人的人格结构尽管不失精巧，却缺少一个沸沸扬扬的生命热源。于是，这个城市失去了烫人的力量，失去了浩荡的勃发。
可惜，讥刺上海人的锋芒，常常来自一种更落后的规范：说上海人崇洋媚外、各行其是、离经叛道;要上海人重归朴拙、重返驯顺、重组一统。对此，胸襟中贮满了海风的上海人倒是有点固执，并不整个儿幡然悔悟。暂时宁肯这样，不要匆忙趋附。困惑迷惘一阵子，说不定不久就会站出像模像样的一群。
上海人人格结构的合理走向，应该是更自由、更强健、更热烈、更宏伟。它的依凭点是大海、世界、未来。这种人格结构的群体性体现，在中国哪座城市都还没有出现过。
如果永远只是一个拥挤的职员市场，永远只是一个新一代华侨的培养地，那么，在未来的世界版图上，这个城市将黯然隐退。历史，从来不给附庸以地位。
上海的地位，本不是这样，本不应这样!
如果人们能从地理空间上发现时间意义，那就不难理解：失落了上海的中国，也就失落了一个时代。失落上海文明，是全民族的悲哀。
余秋雨散文心得篇十七
在《这里真安静》这篇文章中,余秋雨写出了对日本的讽刺与痛恨。一年前就已读过这篇文章。在嘈杂的书店里,读着作者对一个熟悉又陌生的民族的感慨,觉得很难以理解这个墓地带给作者的震撼。
一
我到过一个地方，神秘得像寓言，抽象得像梦境。
很多长住新加坡的人都不知道有这么个地方，听我一说，惊讶万分。
是韩山元先生带我去的。韩先生是此地一家大报的高级编辑，又是一位满肚子掌故的乡土历史学家。那天早晨，他不知怎么摸开了我住所的大铁门，从花园的小道上绕到我卧室的南窗下，用手指敲了敲窗框。我不由竦然一惊，因为除了一位轻手轻脚的马来亚园丁，还从来没有人在这个窗下出现过。他朝我诡秘地一笑，说要带我去一个很少有人知道的奇怪地方。我相信了他，他一定会发现一点什么的，就冲他绕来绕去绕到我这个窗下的劲头。
我打开大门，那里还等着两位女记者，韩先生的同事，也算我在这里的学生。她们都还年轻，对探幽索秘之类的事，兴趣很大。于是，一行四人。其实韩先生也不太记得路了。在车上他托着下巴，支支吾吾地回忆着、嗫嚅着。驾车的女记者每到岔道口就把车速放慢，好让他犹豫、判断、骂自己的记性。韩先生寻路的表情越艰难，目的地也就变得越僻远，越离奇。
二
目的地竟是一个坟地。
新加坡的坟地很多，而且都很堂皇。漂泊者们葬身他乡已经够委屈的了，哪能不尽量把坟地弄得气派一点?但是，这个坟地好生奇特，门面狭小，黑色的旧铁栏萎萎缩缩。进得里面才发现占地不小，却冷冷清清不见一个人影。一看几排墓碑就明白，这是日本人的坟地。“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坟地比它更节俭的了。你看这个碑”，韩先生用手一指，那只是许多墓碑中的一个矮小的方尖碑，上面刻着六个汉字：
纳骨一万余体。
碑下埋着的，是一万余名侵略东南亚的“皇军”的骨灰。
“再看那边，”顺着韩先生的指点，我看到一片广阔的草地上，铺展着无数星星点点的小石桩，“一个石桩就是一名日本妓，看有多!”
用不着再多说话，我确实被震动了。人的生命，能排列得这样紧缩，挤压得这样居促么?而且，这又是一些什么样的生命啊。一个一度把亚洲搅得晕晕乎乎的民族，将自己的媚艳和残暴挥洒到如此遥远的地方，然后又在这里划下一个悲剧的句号。多少倩笑和呐喊，多少脂粉和鲜血，终于都喑哑了，凝结了，凝结成一个角落，凝结成一种躲避，躲避着人群，躲避着历史，只怀抱着茂草和鸟鸣，怀抱着羞愧和罪名，不声不响，也不愿让人靠近。是的，竟然没有商人、职员、工人、旅游者、水手、医生跻身其间，只有两支最喧闹的队伍，浩浩荡荡，消失在这么一个不大的园子里。我们不能不把脚步放轻，怕踩着了什么。脚下，密密层层的万千灵魂间，该隐埋着几堆日本史，几堆南洋史，几堆风流史，几堆侵略史。每一堆都太艰深，于是只好由艰深归于宁静，像一个避世隐居、满脸皱纹的老人，已经不愿再哼一声。
三
到底是日本人，挤到了这么一个地方，依然等级森严。
一般士兵只立集体墓碑。除了“纳骨一万余体”外，还有一个含糊其词的所谓“作业队殉难者之碑”，也是一个万人碑，为太平洋战争时战死的士兵而立。另一个“陆海军人军属留魂之碑”，则是马来西亚战争中战死日军的集体墓，原在武吉知马山上，后被抗日人士炸毁，日本人在碎墟中打点收拾残骨，移葬这里。军曹、兵长、伍长，乃至准尉级的仕官，皆立个人木碑。一根根细长的木桩紧紧地排着，其中稍稍高出周围的是准尉。少尉以上均立石碑，到了高级军衔大佐，则立大理石碑。
让开这所有的群体，独个儿远远地坐东面西的，则是赫赫有名的日本陆军元帅、日本南方军总司令寺内寿一的大墓。这座墓，傲气十足，俯瞰着自己的数万属下。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对寺内寿一这个名字十分敏感。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后，寺内寿一曾被任命为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在他的指挥下，日军由北平进占山西、陕西、甘肃，直取兰州。在著名的平型关战役中遭受中国军队惨重打击的板垣师团，也属于他的部下。这么一个把古老的黄河流域整个儿浸入血泊的军阀，最终竟然躲到了这个角落!
我呆呆地伫立着，死死地看着这座墓。我深知，几乎未曾有过中国人，会转弯抹角地找到这里，盯着它看。那么，今天也算是你寺内元帅与中国人的久别重逢吧。你躲藏得好偏僻，而我的目光背後，应是华北平原的万里云天。寺内寿一改任南方派遣军总司令是在1941年10月东条英机上台组阁之后，他与山本五十六的海军联合舰队相配合，构成了震动世界的太平洋战争。他把他在华北的凶残倾泄到了南洋，从西贡直捣新加坡。他的死亡是在日本投降之后，死因是脑溢血。元帅的死亡，震动了当时由英军看守的日军战俘营。正是那些早就被解除武装、正在受到公审、正在受到全世界唾骂的战俘，张罗着要为寺内寿一筑坟，而且是筑一座符合元帅身份的坟。从我接触到的一些资料看，为了眼前这座坟，当时日军战俘营里所发生的事，今天想来依然触目惊心。这些战俘白天在英军的监视下做苦工，到了夜晚空下来，就聚集在宿舍里密谋。他们决定，寺内寿一的墓碑必须采用柔佛(今属马来西亚)南部的一座石山上的石料，因为这座石山上曾发生过日军和英澳联军的激战，好多石块都浸染了日本军人的鲜血。他们要悄悄派出几个目睹当年激战的人去，确定当年日军流血最多的地方，再从那里开采巨石，躲过人们耳目，拼死长途运来。这些战俘开始行动了。他们正儿八经向看守他们的英国军官提出申请，说想自己动手修建战俘营的宿舍，需要到外面去采伐，搬运一些木料石料。同时，他们又搜集身边带着的日本小玩意儿来笼络英军及其家属。英军同意了他们的申请，结果他们开始大规模地采运石料，不仅为寺内寿一，而且为其他战死的日军筑坟。柔佛那方染血的巨石完全不像修宿舍的材料，只能在星夜秘密偷运。运到离现在墓地8公里之外一座荒弃的橡胶园里，搭起一个帐篷，用两天时间刻琢碑文，刻好之后又运到墓地，恭恭敬敬竖好，浇上水泥加固。我现在死死盯着看的，就是这个墓碑。
四
“军人，女人，还有文人!”韩山元先生听我在自言自语，插了一句。是的，这个坟地里，除了大批军人和女人，竟然还孤零零地插进来一个文人。这位文人的墓，座落在坟地的最东边。本来，寺内寿一的墓座东朝西，俯瞰整个墓地;但这座文人墓却躲在寺内寿一墓的后边，把它也当作了俯瞰的对象。仅仅这一点，就使我们这几个文人特别解气。而且墓主还是一位挺有名的日本文学家：二叶亭四迷。我记得他的像片，留着胡子，戴着眼镜，头上的帽子很像中国的毡帽。我应该是在研究鲁迅和周作人的时候顺便了解这位文学家的，他葬在这里，对我也是个意外。不管怎么说，整个坟地中，真正能使我产生亲切感的只能是他了。
二叶亭四迷192月在俄国游历时发现患了肺结核，但是这位固执的文学家不相信医生，胡乱自己服药，致使病情严重，后由朋友帮助，转伦敦坐轮船返日本治疗。但是，他并没有能够到达日本，而是死在由哥伦坡驶向新加坡的途中。就这样，他永久留在新加坡了。他进坟地是在1909年5月，不仅那些军人的坟墓还一座也没有，连妓的坟墓也不会有几座，因为当时，日本妓还刚刚向南洋进发。二叶亭四迷早早地踞守着这个坟地，他万万没有料到，这个坟地以后会有这般怪异的拥挤。他更无法设想，多少年后，真正的文人仍然只有他一个，他将永久地固守着寂寞和孤单。
我相信，如果二叶亭四迷地下有灵，他执拗的性格会使他深深地恼怒这个环境。作为日本现实主义文学的.一员大将，他最为关注的是日本民族的灵魂。他怎么能忍心，日日夜夜逼视着这些来自自己国家的残暴军士和可怜女性。但是，二叶亭四迷也许并不想因此而离开。他有民族自尊心，他要让南洋人民知道，本世纪客死外国的日本人，不仅仅只有军人和女人。“还有我，哪怕只有一个：文人!”不错，文人。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死的时候不用像那些姑娘那样隐姓埋名，葬的时候不用像那些军人那样偷偷摸摸、鬼鬼祟祟。
这个三相寓言结构竟然隐匿于闹市，沉淀成宁静。民族、历史的大课题，既在这里定格，又在这里混沌。甜酸苦辣的滋味，弥漫于树丛，弥漫于草地。铁栅栏围住的，简直是个历史的浓缩体。我走过许多地方，为曾见过如此具有概括力的所在，概括得令人有点难以置信。
物
离开墓地之后，我们的车又在闹市间胡窜乱逛。不知怎么，大家对街上的日本人特别注意起来。显而易见，今天的日本人在这座城市地位特殊。前几天读到本地一位女作家的一篇作品，其中写到一个年轻繁忙的华族母亲把自己幼小的女儿托养在公婆家里，没想到一年以后，女儿牙牙学语吐出来的第一句话不是华语，不是方言，也不是英语，而竟然是日语。原来公婆家通用的是夹着日语的英语，而日语的成分又日见提高。这位年轻的母亲真正地发怒了，大声吼道：“我不能眼看着自己十月怀胎生下来的孩子，成为一个是华人又不像华人的怪物!”
这种现象，在这里比较典型。日本是亚洲首富，经济界人士竞相趋附是不奇怪的。你看，就在我们的车窗外，那些最豪华的商店门口，停得最多的是日本旅游团的大客车。一大串专供旅游的人力三轮车从我们的车外慢慢前行，不用细看，坐的大多是日本人。
这时我心中忽起一个念头，真想走上前去告诉那些坐在人力车上兴高采烈的日本朋友：就在这座城市，一个草木掩荫的冷僻所在，有一个坟地。无论如何，你们应该去看看的。我们刚去看过。
真的，你们应该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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