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不仅是对过去的回顾，更是为了能够更好地面对未来，追求更高的目标。写一份完美的总结需要我们具备概括能力和归纳总结的能力。这里为大家整理了一些值得学习的总结样本，供大家参考。
古代文学论文篇一
·论柳永艳词及女性形象塑造。
·庄子。
散文。
与《红楼梦》。
·《诗经》与周代社会生活。
·《诗经》十五国风地域考略。
·论《水浒传》中的忠义观研究。
·浅论。
诗词。
格韵。
·古诗词翻译巧妙用韵的问题。
·贾宝玉的爱情与婚姻悲剧的意义。
·浅析"聊斋笔法”及聊斋人物点评。
古代文学论文篇二
明代考据辩证兼琐闻故事综合性笔记，十六卷，谢肇制撰。谢肇淛(1567—1624)字在杭，号武林、小草斋主人，晚号山水劳人。明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历任湖州、东昌推官，南京刑部主事、兵部郎中、工部屯田司员外郎，曾上疏指责宦官大旱之年仍大肆搜括民财，受到神宗嘉奖。入仕后，历游川、陕、两湖、两广、江、浙各地所有名山大川，所至皆有吟咏，雄迈苍凉，写实抒情，为当时闽派诗人的代表。另著有《太姥山志》，并与徐火勃重刻淳熙《三山志》。
《五杂俎》本书是作者的随笔札记，包括读书心得和事理的分析，也记载政局时事和风土人情，涉及社会和人的各个方面。全书十六卷，分为“天、地、人、物、事”五门。其中天部二卷，地部二卷，人部四卷，物部四卷，事部四卷。天部记述天文、气候、节气和四时的人事活动。地部记述理理、疆界、山川、河流、名胜，包括当时的海外地区，是研究历代地理的重要资料。人部记述人的形体、心性、境遇，包括技艺、医药、术数、书画、宗教等各种活动。物部记述动物、植物和各种物品，鸟兽虫鱼花卉草木、饮食服饰、文玩乐器等都有论述。事部记述贫富、收藏、文字、职官、行政、姓氏、婚嫁等社会活动。书中提供的大量资料有助于研究明代社会状况，作者过记事，分析是非正误有评述，有论断，对读者很有启发。如据《西京杂记》中的“正月以上辰，三月以上巳”，驳送周密《癸辛杂识》所提出的“‘上巳’当为‘上己’，因为上旬无巳日”之说。又谓“蜻蜓点水”非爱水，而是产卵，以备一说。
如记京都乞丐：
京师谓乞儿为花子，不知何取义。严寒之夜，五坊有铺居之，内积草桔及禽兽茸毛，然每夜须纳一钱于守岁者，不则冻死矣。其饥寒至极者，至窖干粪土而处其中，或吞砒一铢。然至春月，粪砒毒发必死。许一年冻死毒死者不下数千，而丐多如故也。
但《五杂俎》同样有明人笔记以多为胜，忽略专精的通病，书中谈历代掌故部分，大抄前人笔记，又不注明出处;记录笑话，亦皆采旧文，甚为无聊，记鸟兽虫鱼，又多涉神怪。
《五杂俎》最早为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如韦馆刻本。
今有：《五杂俎》中华书局1959年版;《五杂俎》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五杂俎》台北：偉文出版社1977年版。
《丹铅杂录》《谭苑醍醐》《艺林伐山》。
明代考论经史、诗文、训诂、名物的几部笔记。杨慎撰。杨慎简介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杨升庵集》。明代考论经史、诗文、训诂、名物的笔记以杨慎撰述的为最多。其中著名的有《谭苑醍醐》八卷，《艺林伐山》二十卷和以《丹铅》为名的《丹铅杂录》十卷和《丹铅续录》八卷。
《丹铅杂录》和《丹铅续录》考论经史、诗文、训诂，其内容非常广泛，举凡经史子集均有涉猎。如指出柳宗元《小石潭记》中“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一句，并非柳氏独创，而是来自郦道元《水经注》中“绿水平潭，清洁澄深。俯视游鱼，类若乘空”。杨慎崇经黜史，重视音韵训诂;敢于对宋儒进行大胆批评;又对传统经典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解释。杨慎重视史书的文采，强调修史要秉笔直书，反对官修史书，提倡个人独立修史;评价历史人物能不落窠臼，有自己独立的观点。杨慎读书广泛，对过去不为人注意的子部书籍进行了探索、讨论，扩大了人们的视野。
《谭苑醍醐》亦皆考证之语，与《丹铅录》大致相出入，而亦颇有异同。引《水经注》载诸葛亮表云：“臣遣虎步监孟琰据武功水东，司马懿因渭水涨，攻琰营，臣作桥越水射之。桥成，遂驰去”。此事《三国志·诸葛亮传》不载，可补史阙。杨慎在文学上既讲求文法，主张诗文用字要有来历，又反对极端的复古主义;反对诗史说;偏爱李白，亦好杜甫，对李白的身世进行了有价值的探讨。又辨李白为蜀之彰明人，历引其《上裴长史书》与《悲清秋赋》及诸诗句，以证《唐书》称白为陇西人及唐宗室之非，如此之类，考订辨论，亦多获新解。
杨慎虽然渊博，但其笔记中考证疏误，记忆错误处也不少。陈耀文曾撰《正杨》四卷，纠正杨慎之讹;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内《丹铅新录》和《艺林学山》两部分，亦专门驳杨慎的引证和论辩。
今有：《丹铅杂录丹铅续录俗言》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本，1936年版;《丹铅杂录丹铅续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丹铅杂录丹铅续录》上海书店1886年版。
《艺林伐山》商务印书馆1937初版;《艺林伐山》中华书局1985版;《艺林伐山》上海书店，丛书集成本，1986年版。
《枣林杂俎》。
本书是一部明代史料笔记，作者谈迁。谈迁(1593—1657)为明清之际著名史学家，原名以训，字仲木，号射父。明亡后改名迁，字孺木，号观若，自称“江左遗民”。浙江海宁(今浙江海宁西南)马桥人。明诸生。一生未曾做官，家贫，靠缮写、代笔或作记室维生。自幼刻苦好学，于经史百家无不致力，对明代史事尤其着力，历经艰险完成明朝编年史《国榷》。著作另有《枣林集》、《枣林诗集》、《枣林杂俎》、《北游录》、《西游录》、《史论》、《海昌外志》等。《清史稿》有传。
《枣林杂俎全》分为智、仁、圣、义、中、和六集十八门，其中“土司”一门有目无文，实有十七门。书中逸典、先正、流闻等门对南明弘光朝、明代典章制度及户帖式的记录，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对明代科举、民俗、物产、植物、山川等人文自然景观等也有详细的描述。本书对于了解明代历史，尤其是研究明末清初的历史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书中也杂有神怪灵异等荒诞传闻。
今有：《枣林杂俎》罗仲辉胡明校点，中华书局，元明史料笔记丛刊，2006年版;《枣林杂俎》齐鲁书社1997年版;《枣林杂俎》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影印本。
《板桥杂记》。
明末清初一部记载南京秦淮河一带歌妓生活的笔记，三卷，类似唐代孙棨的《北里志》。余怀撰。余怀(1616～1696)清初文学家。字澹心，一字无怀，号曼翁、广霞，又号壶山外史、寒铁道人，熟读经史，学识渊博，有匡世之志，文名震南都。为国子监生，受到国子监司业的吴伟业的赏识。崇祯十三年、十四年(1640——1641)，二十五、六岁的余怀被南京兵部尚书的范景文邀入幕府，负责接待四方宾客并掌管文书。清军占领南京，余怀化妆成道士流亡他乡，开始长期颠沛流离生活。从顺治年间直到康熙初年，他经常奔走于南京、苏州、嘉兴一带，以游览为名，联络志同道合者，进行抗清复明的活动。从康熙八年(1669)起，余怀隐居吴门，以卖文为生，民族气节始终不移。同时，精力集中于学术著作方面。他晚年自号鬘持老人。福建莆田黄石人，侨居南京，因此自称江宁余怀、白下余怀。晚年退隐吴门，漫游支硎、灵岩之间，征歌选曲，与杜浚、白梦鼎齐名，时称“余、杜、白”。《板桥杂记》亦作于晚年，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除笔记《板桥杂记》外，还著有诗文《甲申集》七卷，《余子说史》十卷，《东山谈苑》八卷，记明末党争之事的《汗青余语》多卷，《四莲花斋杂录》八卷，《砚林》一卷，《茶史补》一卷《妇人鞋袜考》一卷《宫闺小名录》一卷等。
《板桥杂记》三卷，署三山人撰。全书分上卷、中卷、下卷。收选了一些优秀的小品文。记述了明朝末年南京十里秦淮南岸的长板桥一带旧院诸名妓的情况及有关各方面的见闻。其中上卷为雅游，描写明末清初金陵秦淮河畔的梨园，秦淮河灯船，妓院和江南贡院;中卷为丽品，记金陵诸名妓情况，以旧院为主，珠市附之;下卷为轶事，杂记旧院诸狎客之奇闻逸事。卷首有余怀自识：“此即一代之兴衰，亦千秋之感慨所系，非徒挟邪之是述，艳治之实传。”《四库全书总目》评曰：“文章凄缛，足以导欲增悲，亦唐人北里志之类。然律以名教，则风雅之罪人矣。”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写道：“唐人登科之后，多作冶游，习俗相沿，以为佳话……自明至清，作者尤伙，清余怀之《板桥杂记》尤有名。”
今有：《板桥杂记》江苏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板桥杂记》刘如溪点评，青岛出版社2010年版;《板桥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日知录》。
清代著名考据辩证类笔记，三十二卷，顾炎武撰。顾炎武简介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顾林亭集》。
《日知录》是顾炎武“稽古有得，随时札记，久而类次成书”的著作。书名取之于《论语·子张篇》。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顾炎武是明末清初大儒，学问渊博，见识通达，《日知录》是他积累三十多年的笔记，与经史、诗文、训诂、名物、典章制度、天文、地理以及吏治、杂事，无所不谈;许多条目，全都原原本本，考证详明。《内容宏富，贯通古今。三十二卷本《日知录》有条目1009条(不包括黄侃《校记》增加的2条)，长短不拘，最长者《苏淞二府田赋之重》有5000多字;最短者《召杀》仅有9字。这与作者立志学术创新有密切的联系。书前有其学生潘耒做的序。潘耒把《日知录》的内容大体划为八类，即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潘耒强调《日知录》的经世意义，认为此书只有宋元时期的名儒能做出来，明朝三百年来没有这样的书，将来治国者采用其说，会大有益于“世道人心”，如果仅叹服其考据的精辟，文辞的博辨，那不是作者著书的本意。关于写作此书的目的，顾炎武本人说得很明白：“别著《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
《日知录》中，顾炎武提出社会风气的好坏决定社会兴衰的观点，说：“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他认为“风俗衰”是乱之源，并列举大量事例，说明奢靡浮华的社会风气，是导致国家衰亡的重要原因。他说评价君主的功绩首先要看社会风气：“论世而不考其风俗，无以明人主之功”。他不但从政治上提出了整顿“人心风俗”的具体措施，如重流品、崇厚抑浮、贵廉、提倡耿介和俭约等，还从经济上分析了“人心风俗”败坏的原因，认为要使风俗变好，必须有让百姓安居乐业的物质条件：“今将静百姓之心而改其行，必在治民之产，使之甘其食，美其服，而后教化可行，风俗可善乎!”除正面倡导培养人心风俗、加强礼治，他还强调法制，主张严惩败坏世风的贪官奸臣，说：“法不立，诛不必，而欲为吏者之勿贪，不可得也。”顾炎武还看到了“势”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主张进行社会变革，提出要顺势而行，“物来而顺应”的变革思想。在卷三十二中，作者还特别指出学界“座主门生”与朋党之祸的关系。指出唐代的进士，以主考为“主座”，自称“门生”。以中唐以后，遂有朋党之祸。并指出明代主考与进士，公然称“座师”与“门生”，朋党之祸，也不减于唐宋。
顾炎武曾把写这部书比作“采铜于山”。注重收集第一手资料，在治学上严谨扎实，堪称楷模。他这种研究学问的态度和方法是对明朝空疏学风的反动，对有清一代学风的转变与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后辈学者对这部笔记多推崇备至李慈铭称赞《日知录》这部笔记，“直括得一部《文献通考》，而俱能出自于《通考》之外”;梁启超说：“论清学开山之祖，舍亭林没有第二人”。除黄汝成外，为这部书作校补、笺注的还有很多，如李遇孙《日知录续补正》，丁晏《日知录校正》，俞樾《日知录小笺》，黄侃《日知录校记》等。道光年间黄汝成采各家之说为该书作注，为《日知录集释》。
《日知录》初刊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现在通行的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日知录》是以黄汝成的“集释”本为底本。其中《刊误》和《续刊误》各二卷亦为黄汝成著。后附的《日知录之余》四卷，乃后人辑顾炎武著作遗佚而成。
今有：《日知录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日知录校注》陈垣校注，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版;《日知录集释》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日知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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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论文篇三
1、历史的界河——论先秦“礼崩乐坏”之“乐坏”
2、论先秦两汉的颂、赞、箴、铭。
3、论先秦儒家道德教育思想及其对当代道德教育的启示。
4、论先秦“道”“势”关系与士人的精神超越。
5、论先秦道家教育思想对我国高校教学的启示。
6、论先秦儒家礼乐文化与当代社会公德教育。
7、再论先秦民本思想的实质。
8、论先秦儒家生命价值观。
9、论先秦法律文献中的和谐思想。
10、从“中和”准则到“平和”心境。
11、论先秦东夷文化分布范围的演变。
12、论先秦法家社会进化历史观。
13、论先秦礼治思想的演变过程。
14、中国早期铭文石刻新论。
15、论先秦文学的水意象。
16、浅论先秦儒家德治思想体系。
17、论先秦儒家“中和”学说的形成。
18、论先秦诸子的“以史为鉴”
19、论先秦乐论与诗论的同构与分化。
20、论先秦儒家散文文学表现的历时性发展。
21、论先秦两汉生死观及其对诗歌的影响。
22、从庄子的“唯道集虚”到荀子的“虚壹而静”
23、浅论先秦儒家德治思想体系。
24、论先秦儒家“乐”的思想之政治意义。
25、论先秦儒家“中和”学说的形成。
26、论先秦两汉时代游戏的文学表现。
27、论先秦青铜器装饰艺术的美学思想。
28、论先秦道家科技伦理思想。
29、论先秦到汉代孔子历史地位的变迁。
30、论先秦孝道观的演变。
31、论先秦两汉诗歌的表演性。
32、论先秦时期的德治与法治。
33、论先秦儒家学习伦理思想。
34、论先秦儒家治国理论的现代应用。
35、论先秦义利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36、论先秦楚乐的审美取向。
37、论先秦民本思想的实质。
38、论《诗经》中的玉文化。
39、论《诗经原始》之解《诗》主张。
40、简论《诗经》中的女性思想。
41、论《诗经·卫风·氓》在高中语文教材中的接受。
42、论《诗经》中的天命信仰。
43、论《诗经》中的孝思想。
44、秦、豳风诗与近楚风诗的比较研究。
45、论《诗经》中的意象营造。
46、论《诗经》的作者类型与情感特色。
47、论《诗经》中的审美意识。
48、论《诗经》的悲剧性。
49、论《诗经》在英美的翻译和接受。
50、论《诗经》中叠字的英译。
51、论《诗经》中的时间。
52、论《诗经》中的女性意识。
53、论《诗经》中的追寻意识。
54、论《诗经》的优患意识。
55、论《诗经》与中国古典园林。
56、论“诗经”经典艺术形象在宋代花鸟画中的体现。
57、论战国时代的人才解放运动。
58、韩非子外交思想研究。
59、论战国后期诸子对墨子思想的接受。
60、论战国时期的私营商业经营思想。
61、春秋战国时期的婚姻研究。
62、战国邦交文化研究。
63、论战国时期的战时经济。
64、楚国易学研究。
65、郭店竹简研究综论（文本研究篇）。
66、战国时代官私手工业的经营形态。
67、两汉太常研究。
68、战国时期列国置相研究。
69、《战国策》游说文化研究。
70、战国时期中山国商业经济发展研究。
71、楚帛书丙篇及残片集释。
72、《论语》与现代中国。
73、《左传》用《诗》与中国古代早期诗论的言说方式。
74、论《左传》中的礼。
75、论《左传》中作者思想观念的矛盾。
76、论《左传》中的武士形象。
77、论洪亮吉《春秋左传诂》的训诂特色。
78、论《左传》中的礼与法。
79、《左传》“君子曰”引《诗》考论。
80、论《左传》中“仁”、“义”、“信”三德目。
81、论《左传》山岳信仰的文学价值。
82、《左传》鬼神观念及其成因考论。
83、论《左传》文本中巫文化因子的文学意义。
84、论《左传》的天人观念。
85、大动荡时代的政坛风云人物。
86、宋代《左传》学三论。
87、《左传》外交辞令述论。
90、论《史记》对《左传》中人物形象的重塑。
91、源远流长。
92、《文章正宗》编选《左传》考论。
93、论墨子“兼爱”思想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94、墨学之嬗变：显、衰、兴。
95、论墨子的“兼爱”与“天志”思想。
96、论墨子的人格精神。
97、《墨子》军事伦理思想研究。
98、墨子的兼爱思想及对构建我国和谐社会的意义。
99、论墨子的治国思想及其现实价值。
100、论墨子思想结构的生成。
101、论墨子“兼爱”思想的特点。
102、墨子政治哲学探析。
103、论墨子的科学技术思想。
104、《墨子》环境伦理思想研究。
105、试论墨子实利主义伦理思想。
106、墨子“兼相爱。
107、论墨子的“天人二分”思想。
108、墨子兼爱思想及其现代意义分析。
109、《墨子》单音节实词反义关系研究。
110、墨家「兼爱」的法价值诠释。
111、中日墨学比较研究。
112、论孔子学院对中国软实力的影响。
113、论孔子教育思想中的和谐观。
114、论孔子文化走出去的动力机制与提升路径。
115、论孔子的“仁”及对现代社会的启示。
116、浅论孔子仁的思想。
117、论孔子的道德教育。
118、论孔子伦理思想中的“仁”及其现实意义。
119、论孔子的仁学。
120、论孔子以“和”为美的思想。
121、论孔子的修身之道。
122、论孔子的教育思想对当代中学生素质教育的启示。
123、论孔子思想中的和谐理念。
124、论孔子体育思想对我国后世体育发展的影响。
125、论孔子君子人格与当代官德培养。
126、论孔子的美学思想。
127、论孔子美学思想的超越性。
128、论孔子的官德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129、论孔子仁学思想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
130、论孔子的礼学思想。
131、论孔子学院的文化传播。
古代文学论文篇四
美学的表现形式多样，传统美学主要的传播方式为诗词歌赋，其中蕴含着较为丰富的人物情感和内涵。《诗经》在女性美学的探究中起着重要作用，描写女性的诗篇在总诗篇中占有较大比例。因此，本文针对古代文学《诗经》中渗透的女性美学展开探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具体分析如下。
一、《诗经》的基本内涵。
《诗经》的主要整理者是孔子，春秋末期，《诗经》成为教师教学的主要教材，成为学生学习的主要依据。《诗经》主要由三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国风，第二部分是雅，第三部分是颂，其中雅又有大雅(31首)和小雅(74首)之分，颂又可进一步分为周颂、鲁颂、商颂，主要用作各自朝代祭祀乐歌。作品中不仅颂赞了真善美，而且批判了传统陋习。除此之外，《诗经》记录了商周时期较多的民俗活动、民间传说以及重大事件，其史料价值较高[1]。
二、古代文学《诗经》中女性美学分析。
(一)外在美。
1.容貌美。《诗经》中针对女性容貌展开描写的篇章较少，大多是利用衬托手法对女性容貌进行侧面描写，其中正面描写女性容貌的典范诗篇是《卫风硕人》，描写女性容貌的诗句主要有“肤如凝脂”、“齿如瓠犀”、“美目盼兮”，意思分别是：女性皮肤犹如玉脂、牙齿犹如瓠瓜籽般整齐、眼睛明亮。庄姜夫人被如此比喻之后，其庄重典雅的女性形象被完美彰显。其中《周南桃夭》是对女性容貌进行侧面描写的诗篇，每章诗句都以“桃之夭夭”开头，间接描述了新娘的娇美容貌。
2.形态美。《诗经》中不同诗篇对女性形态美的描述不尽相同，《卫风硕人》用三部分描写庄姜的形态之美，从她的出身、自身资质、出家盛况等方面能够看出古代女性的审美观念，从“硕人其颀”这一诗句中可以看出，古代女性以身材健硕为美。《陈风月出》对女性形态的描述与《卫风硕人》中的描述具有差异性，“舒窈纠兮”、“舒夭绍兮”等诗句描述了女性体态具有轻盈性的特点，古代将优雅窈窕视为女性形态美[2]。
(二)内在美。
1.勤俭持家。《周南葛覃》中“施于中谷”、“维叶萋萋”、“维叶莫莫”、“薄浣我衣”、“归宁父母”等关键诗句的大致意思是：由于新媳妇过于思念父母，为了能够早日回到娘家，仍坚持做好本质工作，积极主动的做着换洗工作。诗中全面塑造了勤劳、孝顺的女性形象。《大雅思齐》中周姜、太姒、大任这三位女性是广大妇女学习的榜样，她们不仅能够在国事上贡献力量，而且能够在家庭中照顾好子女，井然有序的处理家庭内部事务。
2.热爱劳动。《诗经》中较多诗篇的诗名含有“采”字，初中语文课本中学过《采薇》，除此之外还有《采苓》、《采绿》、《采葛》等，这其中有的是药材，有的是食物，还有的是原料和染料。古代妇女用自己勤劳的双手采摘完成后，还有对采摘来的物品进行加工，进而满足实际生活需要。例如，《郑风缁衣》中，主要讲述了妻子为丈夫亲手做衣服一事。又如《魏风葛屦》中，讲述了农村妇女为了维持生计，在忽视丈夫鞋子的情况下，坚持为贵族家庭做鞋和衣服。从中可以看出，在古代，女性劳动美只能在贫困妇女中体现，社会上流人士的女性是不需要劳动的。
(三)情感美。
1.被弃之女。《诗经》中描写被弃之女的诗篇较多，其中典范诗篇是《卫风氓》，女主人公对狠心丈夫进行无情揭露，并向旁观者倾自身的婚姻状况。《邶风日月》中主要讲女主人公不理解丈夫的薄情，女性只能被动接受事实，却没有主动摆脱命运的勇气。由此可见，当时女性社会地位的低下，同时，也证明了女性与男性间的依附关系。
2.追爱之女。《诗经》中虽然描述女性追求爱情的诗篇较多，但是不同诗篇中女性表达爱的方式不尽相同，有的较为直接、勇敢，有的较为间接、含蓄。《邶风静女》中，从“爱而不见”、“彤管有炜”等诗句中能够看出，女性在爱情面前是积极主动的，这与以往传统的爱情思想不同，女性为了爱情能够大胆追求。《郑风子衿》中，从“青青子衿”、“青青子佩”、“悠悠我心”等诗句中，能够明显感觉到，诗篇中女主人公的爱情是含蓄、委婉的，本诗采用倒序以及比兴等手法描述女性情感，主人公将心仪对象的衣饰作为思念寄托，等待爱情的过程中主人公的内心澎湃，进而塑造了娇羞、婉约的女子形象[3]。
三、结论。
综上所述，《诗经》中有关女性美学的描述，至今仍具有重要的探究意义和借鉴意义。《诗经》之所以能够称之为经典文学作品，主要原因是《诗经》来源于现实生活，作品中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对于读者具有强烈的吸引力。《诗经》篇章中对当时女性的生活状态、体态、外表以及内心情感等进行了细致描述，进而有利于我们掌握当时的社会发展情况以及当地文化内涵。
古代文学论文篇五
摘要：文章认为用西方现代诠释学理论的观点诠释孔子的《论语》是不适宜的，只有借鉴孔子的智慧和方法对其进行解读是比较理想的：第一，从孔子对当下问题的解答中去理解孔子的思想和智慧，而不是仅仅把握其具体的答案;第二，学习“举一反三”和“下学上达”的方法;第三、历史地看待孔子思想，即不把孔子的思想看作是一贯的;第四，诠释《论语》的目标并不是为了简单的回到孔子的智慧本身，而是以期达到既吸收古代先贤圣哲的智慧，又能够适行于当下的思想性内容。
关键词：《论语》;孔子;诠释;经典。
一
几乎每个民族都十分注重对自己的经典(canon)进行不间断的诠释，这不仅仅对探寻与承继前代先贤的圣德和智慧，以挣脱当下的困顿;更重要的是传承各具特色的民族精神，并在各自传统中进行人的教化、塑造。
自从诠释理论传入中国后，很多学者都借之以理解《论语》，甚至将以西方现代诠释学理论作为理解《论语》的基础，或者在解读过程中或隐或现地附和诠释学方法。
但西方现代诠释学的方法是否适宜于《论语》的理解?这里将从诠释学的不同路向开始，分析这一问题。
“现代诠释学真正研究的是诠释学三要素――作者原意、文本原义、与读者领悟之意――之间的关系。
”与此相应，西方诠释学理论大致可分为三种路向：作者中心论诠释学;读者中心论诠释学和文本中心论诠释学。
下面分别阐述借它们理解《论语》之得失。
二
作者中心论诠释学以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为代表，他们认为，文本存在的意义在于表达作者的原意，理解就是要排除读者的一切先入之见，去把握作者的原意。
为此，在传统的语义学和考古学方法之外，“解释者通过把他自己的生命性仿佛试验性地置于历史背景之中，从而可能由此暂时强调和加强某一心理过程，让另一心理过程退后，并从中在自身中引起一种对陌生生命的模仿。
”[2](p90)理解旨在揭示文本背后隐含的作者的生命体验和精神状态，通过对消解读者的个体性和历史性，来重建作者的个体性和历史性，以此正确地理解文本的“原意”。
从以上论述可知，作者中心论诠释学认为文本与作者的思想是一致的，或文本完满表达了作者的思想;如果读者通过语义学或考古学的“客观的”方法，辅以“心理移情”的“主观的”方法，就可以理解文本的“原意”亦即还原作者的思想。
但如果我们以此来直面《论语》时，困难便出现了：《论语》文本是孔子在具体场景中的话语的记录，这些记录又是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的记录，在记录中不免加入了记录者本人的话语选择倾向，使得记录形成的话语不会也不能完满地表达孔子的思想和智慧。
因此，旨在分析孔子具体话语的语法学和考古学的方法都将无法窥见孔子的全部思想，甚至会起到的阻碍的反作用;而旨在借助场景还原的方式去体验孔子心理过程的心理学实验方法，所体验到的也仅仅是我们所理解和认识的孔子与弟子们对话的具体情境，以及我们当下以某种方式所感受到的孔子当时的心理状态，仍然无法摆脱当下对话的具体性和有限性，通达孔子的思想和智慧。
从诠释学自身的发展史来看，作者中心论“为了保证理解的客观性，或者说为了保证对文本中的‘作者原意’的把握，几乎完全消解了读者的个性。
在‘作者中心论’的视域中，读者实际上成了‘无个性的’、‘无差别的’抽象存在物。
”[3](p64)实际上，在运用作者中心论来解释《论语》的过程中，情况却恰恰相反，读者以消解个性去理解《论语》的具体话语时，其结果是读者拥有了文本中的“个性”，而这个“个性”又是被有所倾向的记录着的孔子只言片语所限制着、束缚着，进而遮蔽了“无个性”的圣人智慧。
海德格尔开启，并由伽达默尔为代表的读者中心论诠释学认为，理解不是此在的行为方式，而是此在的存在方式;理解不是去追寻文本与作者的“原意”，而是读者依据自身的历史性使文本的意义得以创生和流动。
这样，读者以及读者带有历史性的先入之见就具有了合法性并成为决定文本意义的关键，读者与文本的时间距离就不被看作成是必须被克服的东西，而是理解的一种积极的创造性的可能性。
所以，基于读者历史性的“视界融合”，读者通过对文本的解读，既是对此在的昭示性理解，也是对文本意义的创生。
但借此理解《论语》，则会出现以下问题：首先，伽达默尔给予读者的历史性以合法根据，但“视界融合”和文本意义的创生仍然是以承认读者能很好地理解传统和文本为前提的，否则，任意性的诠释虽然呈现了读者的历史性和个体性，但却以损害文本思想的`深刻性为代价。
其次，诠释学认为时间距离可以“使得文本逸离了它们赖以形成的那个短暂的情境，在历史中获得了一种普遍的意义，使它们自身所拥有的特殊性上升为普遍性”，[4]这一点对于《论语》来说，也是无法真正实现的，因为《论语》本身就是对短暂情境对话的描述，时间距离的作用仅仅在于：以新的短暂情境代替旧的，而不能从根本上逸离当下性，而这种新的短暂情境的出现，则会造成更加“坏”的结果，即逸离了《论语》对话的当下性，使得具有极小适应性的对话成为了“普遍的”教条，更加遮蔽了孔子的思想和智慧。
再次，在对《论语》的理解中，此在的存在意义不仅不能得以显现，反而会导致此在的没落，因为，读者中心论认为，理解即是存在，读者以自我的历史性对《论语》的解读所得到的是唯我的意义，但这种意义却是基于对《论语》具体话语的自我认同，这种具体话语如果脱离了当下情境且不能上达为智慧的话，则只能起到对自我存在的进一步束缚和遮蔽。
例如《论语·子罕》篇中有一则故事：孔子赞扬弟子仲由说：“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随后孔子便引诗经一句：“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意思是说，不嫉妒、不贪求，为什么不好呢，然而，子路听后便“终身诵之”，孔子便道：“是道也，何足也臧?”批评子路如果一直固执于这一句诗句，却是好不了的。
以利科尔为代表的文本中心论诠释学是西方诠释学发展的第三个路向。
其认为，作者中心论和读者中心论都在作者、文本和读者的关系上偏执一端，因此要在三者之间达成一种协调，对“作者原意”的追求不能放弃，对读者在文本解读中开启的“创生意义”也要予以考虑，利科尔认为，“文本”就是使三者能够协调的中介点。
利科尔把文本界定为“任何由书写所固定下来的任何话语”，并与“作为口语形式出现的话语”区分开来。
读者在理解文中的过程中，既要尊重文本自身的客观性，因为文本是作者表达自己意图的媒介;又要充分发挥读者的主观性，因为脱离了作者语境的文本必然要建立读者的语境才能得到理解。
利科尔通过反思作者中心论和读者中心论诠释学而建立起来的文本中心论诠释学，给解读《论语》的困难性问题提供了很多启发。
从这样的角度看来，对于孔子思想和智慧的通达，似乎只有通过我们可以直接观照到的《论语》文本才可以达到。
古代文学论文篇六
摘要：《聊斋志异》是我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巅峰之作，这部作品中塑造了诸多的文学形象，特别是作者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狐女形象，与诸多精、怪形成了类比与对比，丰富了《聊斋》中的形象长廊，又渗入了作者自己的一些追求与盼望，另外狐女追求幸福和高尚品质的精神，又是人类最美好的一面的体现。
关键词：聊斋志异形象塑造狐女。
一、在比较中升华狐女形象。
《聊斋志异》中，作者塑造了诸多神灵险怪的文学形象，这与作者的“志异”的立旨是息息相关的。
读《聊斋志异》我们可以体验到神怪世界的黑暗，并通过他们窥视人类社会的黑暗面，因为往往灵怪世界就是人类社会的模板的再现，所以在《聊斋志异》中有一类作品暴露了当时的黑暗败的政治，鞭挞了为虎为伥、无恶不作的贪官污吏。
例如《促织》、《席方平》、《向果》等。
这类形象诸多是人类社会中的上层社会对普通百姓、士子的压迫，体现了封建社会的种种压迫与局限性，所以在《聊斋》中作者塑造了一系列狐女的反封建压迫形象，这让诸者沉溺于美好人类社会的熏染下，对恶的势力则会更加充满愤懑与批判，这就形成了善恶对比，这种对比一方面是善恶对比，一方面形成了男性社会与女性社会的对比，古代社会充满了对女性的歧视，而在《聊斋志异》中作者一改先前的女性观，让女性恢复了她自身的社会属性，即对美好生活与爱情的追求，她们往往充满了对幸福的渴望与追求，并为了维护爱情而不惜牺牲生命，所以在《聊斋》中数量最多的是爱情故事，这些美好的爱情故事，宛如奔腾向前、一泻千里的长江大河，冲出峡谷，绕过横阻，唱着欢快的青春的歌，向着理想的目标迅跑。
这也让我们看到了《聊斋》作者对美的追求，更在这种对比中让美好形象得以耀眼。
作者在作品中塑造的狐女形象，既完成了对历史文化渊源好的方面的继承，又实现了对不好方面的反拨，同时又与作品中其它诸类形象形成相同意义的对比，即善恶、美丑、雅俗的对比，在意象的比较和历史形象传承的比较中，突显并升华了狐女形象的美好。
二、重彩描绘狐与士子的姻缘与友谊。
由于蒲松龄对狐女形象的反拨，使一系列狐女成为“情”的使者与代言人，她们不仅自身是美好的代言人，而且有着对美好善良的士子的爱情追求，似“才子佳人”类的结合，展开了个性解放的思潮。
古代，文人一直比较受文学作品的青睐，这与作者的文人创作身分有关，他们或仕途无望，或有一定的官职或经历仕途的不畅。
烟花女子的盛行舒缓了他们的压抑，文人对女性的嗜爱，使二者成为了文学作品的主角，并不断上演感人至深的“爱情”，在作品中开始重墨描写士子与烟花女子的关系。
随着狐与女性的紧密关联，由于烟花女子的身分，狐女成为了青妓的比喻，狐女这样也就与士子多了那么一层暧昧的关系，这些题材往往成为传奇、古怪，这样小说的喜爱，文人作者也喜爱把这些人物重彩着墨，用华丽细腻的手笔来描绘两者之间的柔情蜜意，使这些作品得以流芳百世，让人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明末以“反传统”、“尚人欲”、“重个性”为标榜，要求还原人性本来面目的个性解放思潮，对清初的蒲松龄是有影响的，这主要表现在作者《聊斋》中塑造了大批情狐形象。
这些狐女大都有追求爱情的良好愿望。
在《聊斋》这部作品中，这些狐女不管是大家闺秀，还是小家碧玉，都有一颗热爱生活，追求爱情的诚挚的心，在爱情上，她们往往表现出主动性、坚贞性。
夏绀弩先生在《中国古典小说论集》中指出;封建社会里“置酒高会，男女主宾欢聚一堂，觥筹交错，淡笑风生”的事是极不容易的，蒲翁敢于如此大胆描写，正是一种极为可贵的民主思想。
《聊斋志异》中的狐女与士子的关系并非都是男女之间的性爱问题，还有异性之间的友谊关系。
在关系爱情和友谊的差异上，作者不仅置封建礼教和“男女授受不亲”于不顾，而且明显颂扬人与人之间新的关系，这也是社会进步对人思想解放的一个推动。
《娇娜》中狐女娇娜与孔生两者之间便是建立在异性纯真的友谊方面的。
故事有两个精彩片段，一个是在孔生病入膏荒之际，皇甫申请妹妹娇娜为之治疗，孔生却因此喜欢上娇娜，但因娇娜年龄太小，故与松娘结为了夫妇。
第二次是孔生为了救娇娜被雷劈死，后娇娜又用红丸将孔生治活。
后来孔生将娇娜全家接到自己家，但始终同娇娜保持着纯正的友谊关系。
这也使娇娜与孔生的友谊得以锻炼和升华。
让人们看到了人性纯真的一面，作者对男女之间关系的处理，对以往男女之间非性不谈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让人们看到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另一个方面。
《娇娜》的独到之处，在于作者敢于大胆创新，另辟蹊径，突破了许多故事的俗套。
作品中娇娜与孔生彼此救援对方，饱含患难与共的深情厚谊，他们却没有因此产生爱情，结为婚姻，然而又保持着两性之间的“良友”关系。
友情高于性爱，这正是带有新的思想色彩的社会观念。
三、极尽自然与社会的融合。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指出：“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
”在这些花妖狐魅身上，蒲松龄不仅是突出事物的自然属性特征，且把她们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来描写。
作者将这些幻化的形象，置于人类社会错综复杂的关系之中，让各种人物的人性和人情于幻化中得以表现。
这些狐女们不仅具有普通人的形体、外貌和生活经历，而且具有丰富的内心世界和鲜明的个性特征。
蒲松龄笔下的狐女各有各自的生活轨迹，因而也就各自具有不同的性格特点。
这些狐女往往与所居的生活环境相适应，还与各自所居家庭的父母的性格相适应，这些都使狐女的生活更具有生活现实气息，也是她们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关系相融合所具有的人性最美的东西，在《婴宁》中，作者刻画的婴宁生长在穷乡僻壤，与城市社会炯然不同，这也造就了婴宁少受封建妇女教育的感染，也没有受到封建式家庭的管理与束缚，才保持了她那种淳朴、天真、娇憨、自然、乐观的性格，让人们感到一种人性自然属性的一面――人性最美好的东西――纯真。
所以婴宁在作品中总是充满青春的活力，拈花微笑。
孜孜憨笑正是她心无芥蒂，质朴纯真的性格的外化。
综上所述，蒲松龄以其如椽巨笔地塑造了这些勇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而又个性鲜明的狐女形象。
作者写她的聪明、智慧、执着地追求人身自由和个性解放;写她们爱憎分明，对美好的事物和幸福的生活有着热烈的向往;写她们不怕艰险，不畏强暴，甚至不惜牺牲生命去帮助那些遇难的文人贫民。
作者所塑造的狐女形象既有人性美好的一面，又受着社会规范的某些方面某种程度的束缚，更加具有生活的真实性。
古代文学论文篇七
2.中西神话比较研究。
3.《诗经》及其作品研究。
4.《左传》及其作品研究。
5.《左传》《国语》比较研究。
6.《国语》成书探源。
7.试论《战国策》的时代特色。
8.楚辞与屈原研究。
9.《诗经》与《楚辞》比较研究。
10.孔子作《春秋》考论。
11.《孟子》探微。
12.庄老比较研究。
13.《庄子》新探。
14.《史记》及其作品研究。
15.《史》《汉》比较论。
16.《汉乐府》新探。
17.试论《古诗十九首》在比兴手法上的创新。
18.从元代水浒戏到《水浒传》看李逵形象的演变。
19.《西厢记》崔莺莺与《墙头马上》李千金形象比较。
20.论《水浒传》中的女性形象。
21.论《西游记》中的妖魔。
22.孙悟空形象之我见。
23.谈《红楼梦》人物塑造中的衬托手法。
24.杜丽娘·林黛玉·陈芸：明清小说中三个女性形象比较。
25.从晚明社会思潮看《灌园叟晚逢仙女》的思想内蕴。
26.论张养浩的散曲创作。
27.论《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28.论鸳鸯与晴雯。
29.初唐四杰的诗歌创作及其体现出的时代精神。
30.论关汉卿杂剧中的形象。
31.杜甫诗歌的“诗史”性及其特色。
32.白居易讽谕诗的价值及的特色。
33.苏轼及苏门弟子的词之创作论。
34.《水浒传》的传奇性之我见。
35.晚唐五代词风格论。
36.南宋辛派词人的创作及得失论。
37.《桃花扇》人物论。
38.试比较分析《红楼梦》中贾宝玉与薛蟠人物形象异同。
39.试论《红楼梦》中作者在景物描写中所蕴含的个人情绪。
40.试分析《红楼梦》中人物对话时所伴随动作描写对刻画人物形象的深入功能。
41.试分析《水浒传》中林冲形象的典型性。
42.试分析《水浒传》中三个英雄女性与三个反面女性在写法上的异同。
43.试分析《水浒传》中宋江与李逵的关系及宋杀李逵的悲剧特色。
44.试论《三国演义》中人才与死亡观的冲突。
45.试分析《三国演义》中作者塑造诸葛亮形象所用的创作手法。
46.试分析《三国演义》中关羽性格悲剧及其对蜀汉形势之影响。
47.试论“异质同构”现象在中国古典小说中人物塑造的典型性。
48.比较分析唐传奇、宋话本、元杂剧相同题材中女性形象之不同点。
49.试分析《西厢记》中崔莺莺性格中的矛盾冲突及其必然性。
50.试论关汉卿戏曲中女性形象的类型化。
51.试分析元散曲创作与元杂剧创作在语言上的异同。
52.试分析李渔“十部传奇九相思”对明清传奇创作题材选择上的概括性。
53.试比较分析《西厢记》中崔张爱情与《牡丹亭》中杜柳爱情之异同。
54.试论汤显祖传奇创作中“生”角的类型化现象。
55.试论《长生殿》中背景描写对人物心理刻画的补充效果。
56.试分析洪升创作《桃花扇》时对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统一手法。
57.试比较分析元杂剧与明清传奇创作中人物道白的特点。
古代文学论文篇八
摘要国学与古代文学文脉同宗，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化底色，中国古代文学是国学的情感建构。
国学热再次升温，古代文学能否波澜不惊，两者的关联度如何，对两者关系进行研究具有现实紧迫性。笔者从历史的视角，粗略审视国学与古代文学的文脉关系。
在中国传统学术范畴将书籍分为四类，即四部。晋武帝秘书监荀勖的《中经新簿》将群书分为四部。唐玄宗时期，集贤院分书为四类:经、史、子、集。清乾隆年间，纪昀主持整理书籍，历十年共收书三千四百七十种，三万六千余册，亦分为四类:经部(类十)、史部(类十五)、子部(类十四)、集部(类五)。孔子时有六艺，汉代设立太学，隋立国子监协调国子学与太学并另设有算学、书学、医学等。
国学词汇最早出现在《周礼周官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少舞。《周礼周官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因此，原初的国学，指周代中央设在王城的国家教育机构与学校，与地方乡学相对应，由乐师、大司乐负责，与现代作为学术知识体系划分是不同。国学正式称谓产生于西学东渐，为区别西学而生，始于清朝末年。光绪年间，刘师培、章太炎、邓实创办《国粹学报》，一般认为是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的第一次国学思潮。第二次国学思潮发生在新文化运动，标榜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1]。第三次国学思潮发生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今方兴未艾。[2]但国学依然没有严格意义上定义。
文学一词最早出在《论语》，指孔门四学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之一，专指古代典籍。汉朝文学指学术，就是儒学，律令、军法、章程、礼仪，都属于文学范畴，另有文章指学术之外词章。古代文学是个断代概念，指中国有文学以来至古代社会结束整个历史时期作品，研究与教学古代文学作品成为独立学科。文学分为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和艺术学等。古代文学学科在中国语言文学之下。
经、史、子、集四部中，集部包括大部分作为文学作品诗文文本，经部与子部属于广义哲学范畴，史部属于史学范畴。经学是国学核心，自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成为许多朝代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式，对各个领域，尤其是对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古代文学许多审美观念与美学范畴以儒家经典为底色。不了解中国先秦儒学，就不能深入理解古代文学诸多观念。如中国古代诗歌的和谐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含蓄委婉，追求言有尽而意无穷审美效果，这就和儒学中庸思想密切相关。子书也对中国古代文学有巨大影响力。如《庄子》的汪洋恣肆、飘逸奔放行文，追求精神自由逍遥境界与全身远害隐逸人生，心斋坐忘、虚静澄明与言不尽意等方式，都对中国古代文人与古代文学观念影响深远，并构成中国诗歌、绘画基本精神与审美范式。《庄子》看重人生个体价值，所有论述均围绕个体生命安顿，为那些现实中受挫、失望甚至绝望文人提供了有效精神支撑。失意文人不能在现实政治中有所成，往往转而追求个体适意艺术人生，这种艺术人生物化形态便是诗文书画，于是就成就了中国纯艺术精神。因此，不了解庄子学说，就不能完整认识中国古代文人人格与精神，也就不能全面认识其所创作的艺术作品以及其古代文学思想。
古代文学以或细腻或婉约或豪放的多种表现手法，抒发人类特有的情感体验，留下众多千古传唱的文学名篇。研究古代文学的历史发现它们已经远远超越于国学的精神内核，塑造着中华民族特有的情感与文化。古代文学研究从孔子整理诗三百开始，也有两千五百多年。中国古代文学发展，按照作品类别主体，可分为四个时期:先秦时期，或诗骚时期;秦汉至唐代中期，或诗赋时期;唐中叶至元末，或词曲话本时期;明初至五四，传奇与长篇小说时期。古代文学范围主要是诗赋、词曲、小说、文章，也包括俗文学、戏剧。古人叙述的古代文学主要为国学的词章之学，现代的古代文学范围已经涵盖了文学的全方位情感表现领域。胡适先生对国学理解很宽泛，他认为，国学在我们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缩写，中国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文化历史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国学[3]。按照这种理解，古代文学就成为国学之一部分，笔者认为是很重要的核心情感表现部分。
古代文学的感物道情表现形式尤其突出，古代文学表现国学的过程中涌现出很多经典，很多文学作品本身就是国学精华。《诗经》与《易经》、《书经》、《礼经》、《春秋经》并重，现存《诗经》古籍就有六百余种。经尊为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是天下之公理，思想统治地位极其崇高。先秦时期，《诗》产生和被整理，并在外交和生活中广泛传播。儒家的分支主张以《诗》说《诗》，还原其民歌面目，反映文学所描绘社会生活与人的思想情感，满足审美需要，基于此，《诗经》的创作旨趣是感物道情，《诗经》品赏方式是讽诵涵泳，《诗经》审美品格是性情中和。《诗经》兼有经学和文学双重身份。
古代文学本身是文学家自身的情感体验。国学与古代文学既面对人对宇宙、社会、人生之道的体现也是人对宇宙、社会、人生的事件、生活、行为所思所想的情感叙事。有的中国古代哲学家、思想家、科学家、宗教家、史学家、经学家也有文学学说;有的中国古代文学家也有哲学的、思想的、科学的、宗教的、史学的、经学的学说，呈现出一种国学与古代文学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融贯通态势。
参考文献：
[1]胡适.新思潮的意义[j].新青年,第七卷第四号,1919.
[2]何爱国.人文与市场的纠结:第三次国学思潮反思[j].福建论坛,20xx.
[3]胡适.胡适全集[m](第一卷).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20xx.
古代文学论文篇九
1.天文学让人类知道天地运行规律，四季时分的终始，时间的尺度得以碓立，我们的行为亦有了更好的'规律。天文学亦是人类自然崇拜中的最高神化目标。天文学更被用以发展占星学，令古代天文学蒙上了一点神祕主义的气氛。
2.对于古代中国来说，天文学除了上述的各项外，亦显示了中国文化和其他人一样，有把道德外在化的倾向。但中国人对「天」的观念仅在于作为道德的化身。中国虽然在传统中也有迷信，但我们不认为上天是会控制一切的，结果仍在我们手中。中国人，无论是星相家、堪舆师等，都一直认为他们所预测的并非不可改变，先天的因素是可以由后天修改的。
3令我们努力自力更生，形成中国人勤奋向上、强调内省的性格，亦使我们把大自然看成朋友。由于天道只是一套外在的客观规则，所以人们只有和天地合作共处，才能安身，对中国这个农耕民族来说，平稳的生活是很重要的。天地是人的合作对象，而不是征服对象。
这是一种符合环保的想法，是以虽然中国亦有破坏环境的时候但大多的中国人均是敬畏天命、爱惜大地的。中国的自然环境亦大多能保存至近代。若然能将此与中国与自然为友的态度配合，当有助于推行环保。
4.最后，是古中国天文学知识本身。除了赤道坐标系统外，中国古化天文学中还有不少值得他人学习参考的。例如农历的二十四节气系统，属世界所仅有，其对农业的用途，从通用公历的今天，中国人仍同用农历，可见一斑。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我们绝对有理由相信，中国天文学当对世界农业及其他若干事业有很大的用处。
古代文学论文篇十
桥是架在水上或空中以便通行的建筑，是跨越障碍的工具，其最基本的作用是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方便。意象是中国古代文论特有的一个重要理论，即客观物象经过创作主体独特的情感活动而创造出来的一种艺术形象。意象的运用，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言不尽意的遗憾，明晰地表达了作者的思想，成功地建构了中国古代文学特有的含蓄、凝练、朦胧的意境美。桥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常用的意象之一，在各种文学体式中经常出现，运用非常广泛。
《诗经大雅大明》写周武王之母太姒来归的情景：周文王亲自迎亲于渭水，渭水无车，于是立即造舟为梁，以通亲好，显示了周文王对太姒的真挚感情和遇事果断的魄力。造舟为梁，不显其光，[1](p100)可以说是中国古代诗歌中出现的最早的咏桥诗句，开中国古代文学桥意象的先河。桥意象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有着丰富的内涵，具体可以分为以下四类情况进行解析。
一、构成画境的元件。
桥意象在文学作品中的首要内涵就是通过展现桥的实用性和外在美，在文学作品中形成以桥为点睛之笔的优美画面，给读者以强有力的视觉冲击。
刘禹锡《竹枝》：江上春来新雨晴，瀼西春水縠纹生。桥东桥西好杨柳，人来人去唱歌行。[2](p108)就很好的写出了桥的实用价值。桥是连接两岸的纽带，是人们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桥上春雨、桥下江水、桥边新柳、桥上川流不息的人流，共同构成一幅以桥为中心充满生机的小村初春图，表现出作者愉悦的心情。乔吉《(双调)水仙子吴江垂虹桥》：飞来千丈玉蜈蚣，横驾三天白螮蝀，凿开万窍黄云洞。看星低落镜中，月华明秋影玲珑。赑屭金环重，狻猊石柱雄，铁锁囚龙。[3](p620)写出垂虹桥的雏高大长、装饰精美，反映了当时桥梁建筑的水平之高，让读者于千百年后仍然可以在想象中领略此桥的壮美。
诗歌在描写桥外在美的同时，往往也能借助桥的建成历史体现出桥所在地的悠久历史。张籍《成都曲》：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4](p4290)万里桥是处于成都繁华闹市的一座著名的桥，桥之得名据刘光祖《万里桥记》有两种说法：罗城南门外笮桥之东，七星桥之一，曰长星桥者，古今相传，孔明于此桥送吴使张温，曰：此水下至扬州万里。后因以名。或曰：费祎聘吴，孔明送之至此，曰：万里之道，从此始也。[5](p307)可见万里桥的名称由来已久。此处桥意象与锦江、烟波、荔枝等意象共同再现了成都优美的自然环境，繁荣的社会经济，表现出成都风物人情、市井繁华的景况和百姓安宁富足的生活状况，同时万里桥的悠久历史反衬出成都悠久的历史。
桥意象在此类作品中是作者突出描写的一个景物，是作品勾勒画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构成作品画面和丰富意蕴起着重要作用。再如杜荀鹤《送人游吴》：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巷小桥多。[4](p7925)也成功地运用了桥意象，只小桥多三个字便把苏州，这个典型的江南水乡城市的特点惟妙惟肖地描摹了出来。白朴的《越调天净沙春》：春山暖日和风，阑杆楼阁帘栊。杨柳秋千院中。啼莺舞燕，小桥流水飞红。[3](p242)就是把桥作为春天诸多景物之一来写的，桥与其它景物共同构成了明媚的春意图。杜牧《阿房宫赋》描写阿房宫中桥的壮美说：长桥卧波，未云何龙复道行空，不霁何虹高低冥迷，不知西东。[6](p362)其中的复道，正是一种架在空中的复桥，也是把桥作为整个画面中的一个特景来描写的一个实例。
二、感伤情怀的艺术载体。
桥的建筑功能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这便决定了桥作为意象必然与人的感情波澜紧紧相连。桥作为感伤意象来表现作者情感的作品很多，具体来看，桥意象所表达的作者的感伤情绪又可以分为不同类型。
(一)表现离别、相思、旅途的感伤。
描写离别感伤的作品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唐代大诗人杜牧的《寄扬州韩绰判官》：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木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4](p5982)相传二十四桥为隋朝所建，隋炀帝月夜曾同宫女二十四人吹箫于此，故名。二十四桥在此诗中应当代表着如诗如画的扬州城。月夜依旧，二十四桥依旧，扬州城依旧，但诗人却与朋友韩绰身处两地，相思而不得相见相聚。全诗看似写自然美景，实则以美景衬托思念之情，更突出地表现了作者深深的惆怅。东望山阴何处是。往来一万三千里。写得家书空满纸。流清泪，书回已是明年事。寄语红桥桥下水。扁舟何日寻兄弟。行遍天涯真老亦。愁无寐。鬓丝几缕茶烟里。[7](p1592)陆游的这首《渔家傲》词也是借助桥意象，表达对堂兄仲高的怀念，表现离别的.感伤和忧愁。
借助桥意象来表达相思之情的多体现在词中。如贺铸《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去。锦瑟华年谁与度月桥花院，锁窗朱户，只有春知处。碧云冉冉蘅皋暮，彩笔新题断肠句。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7](p506)写对一女子的倾慕之情。凌波美女，罗袜生尘，轻盈的仪态惹人爱恋，但终究翩然远去。词人的怅然之情油然而生，佳人不在，青春年华中最美好的时光该与谁共度月光下的小桥流水该同谁徜徉悲凉沉痛之情溢于言表。
冯延巳《鹊踏枝》：谁道闲情抛掷久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河畔青芜堤上柳，为问新愁，何事年年有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2](p363)小桥流水凝眉处，桥意象鲜明地体现出作者难遣的心怀。
远离家乡，行进在旅途中的匆匆过客，或客居他乡的游子，在旅途或异乡看到桥，往往会勾起浓浓的乡愁。晨起动征铎，客行悲故乡。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槲叶落山路，枳花明驿墙。因思杜陵梦，凫雁满回塘。[8](p155)这首《商山早行》是温庭筠著名的写景抒情诗。全诗紧扣早行二字，颈联选取鸡鸣、残月、茅店、寒霜、板桥等景物，生动鲜明地刻画了一幅立体的荒山早行图。凄清寂寞的环境，有力地烘托出出行的艰辛，衬托出思乡的深切。特别是人迹板桥霜一句，写板桥白霜上留下的行人足迹，很耐人寻味联想。
马致远《越调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3](p242)与温庭筠《商山早行》不同的是，小桥、流水不是荒凉、凄苦的意象的代表，而是以小桥流水的温馨生活来反衬枯藤、老树、黄昏、乌鸦、古道、西风、瘦马、夕阳的凄凉，鲜明的对比，让漂泊的游子到了思乡断肠的地步。郑光祖《蟾宫曲梦中作》：敝裘尘土压征鞍，鞭倦袅芦花。弓箭萧萧，一径入烟霞。动羁怀，西风禾黍，秋水蒹葭。千点万点，老树寒鸦，三行两行，写长空历历，雁落平沙。曲岸西边，近水湾鱼网纶竿钓，断桥东壁，傍溪山竹篱茅舍人家。见满山满谷，红叶黄花。正是凄凉时候，离人又在天涯;[3](p463)黄镇成的《东阳道上》：山谷苍烟薄，穿林白日斜。崖崩迂客路，木落见人家。野碓喧春水，山桥枕浅沙。前村乌桕熟，疑是早梅花。[9](p1804)也属于用桥意象表达乡愁的作品。
(二)抒发沧海桑田的历史感伤。
桥在生活中的基本作用使桥有可能成为不可替代的交通要道或商贾云集的繁华之地，因此历史上便留下了许多名桥。随着朝代的更替，这些名桥中的一部分便成为见证历史兴亡的遗迹，常常被用来抒发作者沧海桑田的感慨或表达作者的亡国之痛。唐代李益《洛桥》：金谷园中柳，春来似舞腰。那堪好风景，独上洛阳桥。[4](p3223)洛桥，又称上洛桥，大唐盛世时，阳春时节，这里是达官显贵云集游春的繁华胜地。诗人春日独上洛阳桥，眺望金谷园，只见柳条在春风中摆动，婀娜多姿，仿佛一群苗条的女子在翩翩起舞，和昔日春色繁荣的好风景毫无两样。但是安史之乱后，东都洛阳已无往日盛况。彼时，只有诗人孤零零地站在往昔繁华的洛阳桥上遐想感伤。洛桥在此诗中不仅是历史兴亡的见证，也是诗人抒发好景不常、繁华消歇的历史盛衰感慨的寄托物。
又如刘禹锡《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4](4117)朱雀桥是秦淮河上的一座历史名桥，东晋咸康二年所建，当时掌权士族王、谢两家所居住的乌衣巷距此不远。昔日车马喧嚣、衣冠往来的朱雀桥如今笼罩在惨淡的斜阳余晖之中。王、谢两家早已化为尘土。此诗虽然通篇写景，不着一字议论，却将沧海桑田的感慨抒发得淋漓尽致。
此类作品中的桥也是历史的活化石。它经历了曾经的繁荣，见证了朝代的兴亡更迭。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4](p2254)咸阳桥，本名便桥，在今陕西省咸阳市西南，横跨渭河，是唐代长安城通往西域的交通要道。太平盛世，咸阳桥是域外商贾通往长安城的主要通道之一，也是丝绸之路的通道之一，代表着气势辉煌的大唐雄风。安史之乱时，咸阳桥却成了万千百姓蜂拥逃难的唯一通道。杜甫在诗中表达了对人民苦难的深切同情，深层次意义的今昔对比强烈地表达了对统治者穷兵黩武的不满与批评。
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10](p147)州桥，也叫汉桥，在汴京宣德门和朱雀门之间，横跨汴河，其南北大街是当年北宋皇帝銮驾行经的御道。六军，指是宋朝官军。老百姓站立于曾经的御道上泣不成声地询问使者，大宋的官军什么时候才能收复河山诗歌强烈地表达了中原沦陷区人民身心遭受蹂躏的痛苦以及盼望光复的强烈心情，也隐晦地表达了作者对当权统治者偏安苟活心态的批评和痛恨。
三、通往理想境界的艺术符号。
众所周知，中国文学自诞生伊始就以想象、抒情见长，于是文学作品中就诞生了许多想象中的事物用以寄托人们的某种情感。以桥意象为例，发展到后来，文学作品中所描述的桥也出现了想象和虚构，不一定都是现实生活中实实在在存在的桥，比如表达爱情主题、通往彼岸世界的神仙桥、鬼蜮桥均属于想象虚构的范畴。
除了表现天然的画境美、悲戚的感伤和历史的慨叹之外，桥意象在古代文学中也是有情男女的爱情纽带。与前三者不同的是，表现爱情的桥意象经历了一个从现实到想象的过程，最终幻化为人们理想中完美爱情的象征。
家喻户晓的爱情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与许仙、牛郎与织女都与桥有关系。牛郎织女的鹊桥从诞生伊始就是想象的产物，表达了人们对被外力强行拆散的有情人无尽的祝福和相信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坚定信念。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七夕近几年甚至被国人誉为中国人的情人节，不难看出以鹊桥为媒介的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已成为恋人心中无怨无悔的爱情典范。秦观《鹊桥仙七夕》：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朝朝暮暮。[7](p459)则以翻新的主题，优美的意境，动人的情景，把这则凄美的鹊桥爱情故事演绎得淋漓尽致，沁人心脾。
民间传说中发生早陕西蓝田的蓝桥会演绎的也是一个与桥有关的凄美感人的爱情故事。青梅竹马的韦郎保和贾玉珍被迫分离，后有幸重逢却无缘相守。韦郎保抱柱守信，被洪水淹死，贾玉珍以死殉情。自清代至今，以蓝桥会为底本的戏剧、电影层出不穷，这些剧目虽然讲述的情节有繁有简，但中心都是表达至死不渝的爱情观，蓝桥也幻化为坚贞爱情的灵魂，以至于后来翻译过来的外国经典爱情故事也以蓝桥冠名来体现爱情的浪漫凄美，如著名的《魂断蓝桥》。
受封建思想影响，古人相信人的灵魂会在死后另一个世界，或天庭或地狱，于是也就出现了想象中通往天庭或者地狱的神仙桥和鬼蜮桥。
相传武夷山的幔亭峰，是神话故事中武夷君宴请乡人的所在，也就是幔亭招宴的所在地。传说宴会的当天，仙乐悠扬，祥云缭绕，仙人们通过空中虹桥驾临人间。虹桥意象出现在文学作品里也就成了代指仙人们降临和人们通往极乐世界的途径，充满奇诡神秘色彩。朱熹《九曲棹歌》：一曲溪边上钓船，幔亭峰影蘸晴川。虹桥一断无消息，万壑千岩锁翠烟。[11](p323)吟咏的就是有关虹桥的仙境故事。
卢照邻《还京赠别》：风月清江夜，山水白云朝。万里同为客，三秋契不凋。戏凫分断岸，归骑别高标。一去仙桥道，还望锦城遥。[4](p525)仙桥即指通往仙境的桥。刘长卿《送少微上人游天台》：有桥人不到，独往更迢迢。乞食山家少，寻钟野路遥。松门风自扫，瀑布雪难消。秋夜闻清梵，余音逐海潮。[4](p1482-1483)孟浩然《舟中晓望》：挂席东南望，青山水国遥。舳舻争利涉，来往接风潮。问我今何适天台访石桥。坐看霞色晚，疑是赤城标。[4](p1652)都写到了天台山的石桥。这里的天台山石桥同样指连接人间和神仙天堂的神仙桥，寄托着人们渴望灵魂皈依极乐的理想。
封建迷信认为作恶的人死后，其鬼魂要被压到阴曹地府去受惩罚。地府前有一道桥叫奈何桥，也叫望乡桥，鬼魂一旦过这道鬼蜮桥就进入了阴曹地府，等待着他的将是无限的刑罚。奈何桥也是人通往彼岸世界的纽带，与神仙桥不同是，不是通往极乐，而是通往极苦。
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桥意象由来已久，含义丰富多彩。到了今天，现当代文学对桥意象的运用仍然可见，例如卞之琳的《断章》：你站在窗口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桥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12](p40)即运用到了桥意象，足见桥意象对中国文学影响之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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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张海鸥.宋名家诗导读[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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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论文篇十一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已经具备一定的范畴理论。中国古代文学无疑是中华民族文化中最为宝贵的财富。
“桥”是架在水上或空中以便通行的建筑，是跨越障碍的工具，其最基本的作用是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方便。
“意象”是中国古代文论特有的一个重要理论，即客观物象经过创作主体独特的情感活动而创造出来的一种艺术形象。
意象的运用，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言不尽意”的遗憾，明晰地表达了作者的思想，成功地建构了中国古代文学特有的含蓄、凝练、朦胧的意境美。
“桥”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常用的意象之一，在各种文学体式中经常出现，运用非常广泛。
《诗经·大雅·大明》写周武王之母太姒来归的情景：周文王亲自迎亲于渭水，渭水无车，于是立即“造舟为梁”，以通亲好，显示了周文王对太姒的真挚感情和遇事果断的魄力。
“造舟为梁，不显其光”，[1](p100)可以说是中国古代诗歌中出现的最早的咏桥诗句，开中国古代文学桥意象的先河。
桥意象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有着丰富的内涵，具体可以分为以下四类情况进行解析。
一、构成画境的元件。
桥意象在文学作品中的首要内涵就是通过展现桥的实用性和外在美，在文学作品中形成以桥为点睛之笔的优美画面，给读者以强有力的视觉冲击。
刘禹锡《竹枝》：“江上春来新雨晴，瀼西春水縠纹生。
桥东桥西好杨柳，人来人去唱歌行。
”[2](p108)就很好的写出了桥的实用价值。
桥是连接两岸的纽带，是人们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桥上春雨、桥下江水、桥边新柳、桥上川流不息的人流，共同构成一幅以桥为中心充满生机的小村初春图，表现出作者愉悦的心情。
乔吉《(双调)水仙子·吴江垂虹桥》：“飞来千丈玉蜈蚣，横驾三天白螮蝀，凿开万窍黄云洞。
看星低落镜中，月华明秋影玲珑。
赑屭金环重，狻猊石柱雄，铁锁囚龙。
”[3](p620)写出垂虹桥的雏高大长、装饰精美，反映了当时桥梁建筑的水平之高，让读者于千百年后仍然可以在想象中领略此桥的壮美。
诗歌在描写桥外在美的同时，往往也能借助桥的建成历史体现出桥所在地的悠久历史。
张籍《成都曲》：“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
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4](p4290)万里桥是处于成都繁华闹市的一座著名的桥，桥之得名据刘光祖《万里桥记》有两种说法：“罗城南门外笮桥之东，七星桥之一，曰长星桥者，古今相传，孔明于此桥送吴使张温，曰：‘此水下至扬州万里。
’后因以名。
或曰：‘费祎聘吴，孔明送之至此，曰：‘万里之道，从此始也。
’”[5](p307)可见万里桥的名称由来已久。
此处桥意象与锦江、烟波、荔枝等意象共同再现了成都优美的自然环境，繁荣的社会经济，表现出成都风物人情、市井繁华的景况和百姓安宁富足的生活状况，同时万里桥的悠久历史反衬出成都悠久的历史。
桥意象在此类作品中是作者突出描写的一个景物，是作品勾勒画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构成作品画面和丰富意蕴起着重要作用。
再如杜荀鹤《送人游吴》：“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
古宫闲地少，水巷小桥多。
”[4](p7925)也成功地运用了桥意象，只“小桥多”三个字便把苏州，这个典型的江南水乡城市的特点惟妙惟肖地描摹了出来。
白朴的《越调·天净沙·春》：“春山暖日和风，阑杆楼阁帘栊。
杨柳秋千院中。
啼莺舞燕，小桥流水飞红。
”[3](p242)就是把桥作为春天诸多景物之一来写的，桥与其它景物共同构成了明媚的春意图。
杜牧《阿房宫赋》描写阿房宫中桥的壮美说：“长桥卧波，未云何龙?复道行空，不霁何虹?高低冥迷，不知西东。
”[6](p362)其中的“复道”，正是一种架在空中的复桥，也是把桥作为整个画面中的一个特景来描写的一个实例。
二、感伤情怀的艺术载体。
桥的建筑功能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这便决定了桥作为意象必然与人的感情波澜紧紧相连。
桥作为感伤意象来表现作者情感的作品很多，具体来看，桥意象所表达的作者的感伤情绪又可以分为不同类型。
(一)表现离别、相思、旅途的感伤。
描写离别感伤的作品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唐代大诗人杜牧的《寄扬州韩绰判官》：“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木凋。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
”[4](p5982)相传“二十四桥”为隋朝所建，隋炀帝月夜曾同宫女二十四人吹箫于此，故名。
“二十四桥”在此诗中应当代表着如诗如画的扬州城。
月夜依旧，二十四桥依旧，扬州城依旧，但诗人却与朋友韩绰身处两地，相思而不得相见相聚。
全诗看似写自然美景，实则以美景衬托思念之情，更突出地表现了作者深深的惆怅。
“东望山阴何处是。
往来一万三千里。
写得家书空满纸。
流清泪，书回已是明年事。
寄语红桥桥下水。
扁舟何日寻兄弟。
行遍天涯真老亦。
愁无寐。
鬓丝几缕茶烟里。
”[7](p1592)陆游的这首《渔家傲》词也是借助桥意象，表达对堂兄仲高的怀念，表现离别的感伤和忧愁。
借助桥意象来表达相思之情的多体现在词中。
如贺铸《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去。
锦瑟华年谁与度?月桥花院，锁窗朱户，只有春知处。
碧云冉冉蘅皋暮，彩笔新题断肠句。
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
”[7](p506)写对一女子的倾慕之情。
凌波美女，罗袜生尘，轻盈的仪态惹人爱恋，但终究翩然远去。
词人的怅然之情油然而生，佳人不在，青春年华中最美好的时光该与谁共度?月光下的小桥流水该同谁徜徉?悲凉沉痛之情溢于言表。
冯延巳《鹊踏枝》：“谁道闲情抛掷久?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
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
河畔青芜堤上柳，为问新愁，何事年年有?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
”[2](p363)小桥流水凝眉处，桥意象鲜明地体现出作者难遣的心怀。
远离家乡，行进在旅途中的匆匆过客，或客居他乡的游子，在旅途或异乡看到桥，往往会勾起浓浓的乡愁。
“晨起动征铎，客行悲故乡。
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
槲叶落山路，枳花明驿墙。
因思杜陵梦，凫雁满回塘。
”[8](p155)这首《商山早行》是温庭筠著名的写景抒情诗。
全诗紧扣“早行”二字，颈联选取鸡鸣、残月、茅店、寒霜、板桥等景物，生动鲜明地刻画了一幅立体的荒山早行图。
凄清寂寞的环境，有力地烘托出出行的艰辛，衬托出思乡的深切。
特别是“人迹板桥霜”一句，写板桥白霜上留下的行人足迹，很耐人寻味联想。
马致远《越调·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3](p242)与温庭筠《商山早行》不同的是，小桥、流水不是荒凉、凄苦的意象的代表，而是以小桥流水的温馨生活来反衬枯藤、老树、黄昏、乌鸦、古道、西风、瘦马、夕阳的凄凉，鲜明的对比，让漂泊的游子到了思乡断肠的地步。
郑光祖《蟾宫曲·梦中作》：“敝裘尘土压征鞍，鞭倦袅芦花。
弓箭萧萧，一径入烟霞。
动羁怀，西风禾黍，秋水蒹葭。
千点万点，老树寒鸦，三行两行，写长空历历，雁落平沙。
曲岸西边，近水湾鱼网纶竿钓，断桥东壁，傍溪山竹篱茅舍人家。
古代文学论文篇十二
摘要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包含了众多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精神，这门课程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有利于培养学生继承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有利于培养学生高尚的审美情操，更有利于铸就学生健全的人格。
关键词古代文学传统文化爱国美德审美人格。
古代文学是我国高校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所开设的主干课程之一，此课程包含了中国古代各个时期一系列重要的作家、作品以及各种文学流派、文学思潮等内容，信息量极为丰富。
同时，古代文学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包含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具有极高的人文价值。
学习古代文学课程，有助于提升学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知。
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论述古代文学在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上的功用。
1学习古代文学有助于提高学生爱国主义思想与民族自豪感。
中国的传统文化向来以儒家思想为中心，教育人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自古以来，无数先民都以承担社会责任为己任，“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古代的知识分子在任何时间都不忘此教诲。
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自豪感已经在炎黄子孙的心中早已扎根，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共同意识，也是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而如今，爱国主义思想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
我们中华民族正是因为有这种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怀，才让我们的国家在世界历史长河里屹立不倒。
尤其是当我们国家遇到民族危难之际，这种爱国意识便会大放异彩。
而事实上，在我们古代文学史上便留下了大量的爱国主义优秀诗篇，每当读到这些作品，我们都会为之感动。
当读到屈原的《离骚》中“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些诗句时，我们不禁为他悲天悯人的博大胸怀而动容。
古代文学论文篇十三
南北神话发展考索。
论后羿形象的发展演变。
《山海经》艺术形象的原型意义。
先秦史籍中所保留的神话材料研究。
简论颛顼时代宗教文化的特点。
《楚辞》与《庄子》神话研究。
论青鸟意象的文化意义及其对后代诗歌的影响。
《诗经》产生时代及其地域考。
论《诗经·国风》风格的地域特点。
论郑卫之音的风格形成及其特点。
论颂诗的史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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