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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乡土中国读后感篇一
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写于解放前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是一本通俗易懂的社会学著作，《乡土中国》读后感。《乡土中国》不足五万字，是一本典型的“大家小书”。《乡土中国》研究的是根植于中国农村的乡下人。中国有几千年的农耕历史，“乡土中国”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国传统的符号。在改革开放的当代中国，“乡土中国”这一符号有着实实在在的研究意义。《乡土中国》也在这个思想激荡的时代里，成了畅销书。
费孝通认为：靠务农为生的乡下人世世代代附着在土地上，以定居为常态，即便因为种种原因离开土地的农民，也像“从老树上被风吹出去的种子”，又在新的土地上落地生根。定居下来农民附着在土地上，很少流动，乡土社会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在缺少流动和变化的乡土社会里，每个人都在一个“熟悉”的环境里生活。
在相对稳定、熟悉的生活环境下，形成了许多乡土中国的独特现象：“规矩”即可约束行为，法律则大可不必;“常识”即可应付变化，“规律”就可有可无了。中国人有“私”的毛病，费孝通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中国人的社会结构“是好象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波纹的中心是自己，推及的远近视财富和势力而定。波纹的中心既不相同，推及出去的圈子也就各不相同，一切皆以跟自己的亲疏远近为出发，因此中国人缺乏团体意识、缺乏对权力和义务的共识和遵从。在“推己及人”的波纹式社会结构中，也形成了维系人际关系的道德要素：“亲子和同胞，相配的道德要素是孝和悌”，“朋友，相配的是忠信”，“在我们传统道德系统中……很不容易找到个人对于团体的道德要素”。
乡土中国的“家”通常是父亲一系的“大家”，费孝通称之为“小家族”。乡土中国的家不但承担了生育的基本功能，而且可以承担政治、经济、宗教等社会功能。而在西方社会，政治、经济、宗教等功能是由单独的社会团体承担的。因此西方的家庭以夫妻间的感情维系，乡土中国的“家庭”则以家法和纪律维系。以纪律维系家庭，反过来又影响了感情定向，造成了“男女有别”的现象。
费孝通认为，乡土中国不是一个法治社会，“但是‘无法’并不影响这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乡土中国的“礼”靠社会传统来维系和传承。礼制不同于法律，亦有别于道德。法律凭借权力机构强加于个人，道德靠社会舆论维持，按照费孝通的意思，做事合乎“礼”则更像“凭良心办事”的意思。
费孝通认为，薄弱的基础决定了农业社会不能建立起强大的权力帝国，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也构建不出西方式的民主社会，乡村中国“在人民实际生活上看，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挂名的，是无为的”。在乡村中国，亦有一种发生在长幼之间的很强的“教化权力”，该种权力保证文化传统的延续。
费孝通认为，在乡土社会，血缘关系决定了社会地位。在稳定的社会之中，血缘又推而广之为地缘。因血缘和地缘而形成了一个个关系紧密的社会群体。在群体内部，人们靠人情往来，这样就限制了商业的发展。费孝通认为，乡土社会的稳定是相对的，只不过乡土社会的变化极为缓慢。缓慢的变化缓冲了变化可能带来的冲突，因此乡土中国自春秋战国之后，少见思想激荡。缓慢的变化在名实分离的教化过程中得以实现——面对教化保持面子上的遵从，具体执行之中则遵循事实上的变化。这一过程中，恐怕也形成了国人心口不一、阳奉阴违的一些陋习。
费孝通乡土中国读后感篇二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写作宗旨，蒋廷黻在“总论”中有所交代：“现在我们要研究我们的近代史。我们要注意帝国主义如何压迫我们。我们要仔细研究每一个时期内的抵抗方案。我们尤其要分析每一个方案成败的程度和原因。我们如果能找出我国近代史的教训，我们对于抗战建国就更能有所贡献了。”由此可见，作者是想通过该书的撰写来抒发自己爱国爱民的热切之情，以及通过分析近代中国的国情来寻求救国之道和强国之路。
那么，近代中国怎样才能实现救国、强国之梦呢？蒋廷黻认为：“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并且接受得愈早愈速就愈好。”显而易见，蒋廷黻认为中国在近代只有积极而迅速地融入世界，接受西方近代文明、实现近代化，才能挽救民族危亡，实现强国之梦。其具体途径包括：重视科学、发展机械、养成民族观念。
费孝通乡土中国读后感篇三
在序言里费孝通先生讲过一句“这里所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是啊，中国的主要力量是基层，我们不妨先集中注意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脸的.乡下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
中国乡土中国的基层结构是一种所谓的“差序格局”，是一个“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这种格局和现代西洋的“团体格局”是不同的。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那句“游牧的人可以遂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确实是因为这个因素而使中国的农业发展到至今。而本人作为游牧家庭的人，是深有体会的，从小就陪爸爸妈妈遂水草而居，哪里的水草好，就迁去哪里，因为我们的目的就是想要找个水草好一点地方，所以就没有固定性，性。而农业家庭来说他们是不能弃地的，土地就是他们的命，他们要靠它而传宗接代，因此他们具有固定性。
在乡土中国中，差序格局和社会圈子的组织是比较重要的。同样的，在西洋现代社会中差序格局也是同样存在的，但比较上不重要罢了。这两种格局基本上是社会格局的基本形式，在概念上可以分的清，在事实上就常常可以并存的，可以看得到的不过各有偏胜罢了。
费孝通乡土中国读后感篇四
《乡土中国》分为十四篇，综合起来可以分为8个主题，下面分别来进行讨论。
一、“乡土本色”、“礼治秩序”、“无讼”——礼治与法治的衔接。
在“乡土本色”这一篇中，费孝通先生讲到：“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在“礼治秩序”这一篇里，费孝通先生主要讲了“礼治”和“人治”“法治”的区别，他说“法治”其实也离不开人，人治和法治的区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在“无讼”中他说：礼治就是对传统规则的服膺。生活各方面，人和人的关系，都有着一定规则。行为者对于这些规则从小就熟习、不问理由而认为是当然的。长期的教育已把外在的规则化成了内在的习惯。维持礼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力，而是在身内的良心。而现行的司法制度在乡间发生了很特殊的副作用，它破坏了原有的礼治秩序，但并不能有效的建立起法治秩序。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单靠制定若干法律条文和设立若干法庭，重要的还得看人民怎样去应用这些设备。更进一步，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还得先有一番改革。如果在这些方面不加以改革，单把法律和法庭推行下乡，结果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先发生了。
我们可以知道，乡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差别正是“礼治社会”和“法治社会”的差别，在当今中国社会的激速变迁中，在从乡土社会进入现在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一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礼治”的逐步解体造成的社会秩序的紊乱亟需“法治”去调整。
或许，乡土社会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已经成为了我国法治化进程中的重大阻碍。“旧俗”是否一定要破?“法治”的推行是否要完全抛弃我们两千年来的乡土习惯?法治思想能否与与我国的传统思想有机结合起来?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二、“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知识还能改变命运吗。
乡下人没有见过城里的世面，不明白怎样应付汽车，在马路上听见背后汽车连续的按喇叭，慌了手脚，东避也不是，西躲又不是，不知道“靠左边走”或“靠右边走”。所以，乡下人在城里人眼睛里是“愚”的。城里人到了乡下，连狗都不会赶，冒充内行的城里小姐对着苞谷说：“今年麦子长得这么高”。于是乎，可以说，城里人也是愚的。所以，费孝通先生说：愚与非愚，是知识问题，而不是智力问题。
费孝通先生在书中最后一篇文章“从欲望到需要”的末尾又写到：“在现代社会里知识即是权力，因为在这种社会里生活的人要依他们的需要去作计划。从知识里得来的权力是我所称的时势权力。”
这让我想到了我们现在常说的“知识改变命运”这样一句话。可是，我们看到，在当今的中国，随着贫富差距的日益拉大，地区之间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多少农村孩子由于没有财力而失去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失去了去“见世面”的机遇。这导致他们终生都要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日复一日从事重复的体力劳动。而更为严重的事实是，随着大学生就业难的日益加剧，新读书无用论又重新在农村抬头，“不上大学一辈子受穷，上了大学马上就受穷”这样的话已在农村开始流传。
我们不禁要问，知识还能改变命运吗?在当今中国，知识还能带来权力吗?究竟是我们错了，还是社会错了?愚与非愚，或许既不是智力问题也不是“知识问题”，而变成了一个纯粹的“权力问题”。
费孝通先生在“再论文字下乡”一文的最后说：“这种乡土社会，在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中，在反覆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来帮助他们在社会中生活的需要。我同时也等于说，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
而当代的中国，已经发生了而且还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正是费孝通先生文章里所提及的“变化”。
一个人在社会中所接受的观念，所学到的知识，尤其是无形的道德规范及道德观念，都是在同一社会中生存的前代人的共同社会经验，是整个社会世代相承的共同的文化取向。可是，当代的中国几千年的发展改变，还不如这短短几十年的变化。翻天覆地的改变，让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应接不暇。日新月异的社会风气，既让人新鲜又让人感觉透不过气来。我们前辈的社会经验已经无法让我们拿来去适应社会的急速变化。上文提到的“知识是否还能改变命运”其实也正是这种急速变化的大潮给我们带来的困惑之一。
所以，我想说，我们不仅需要文字下乡，更需要思想启蒙。文字下乡是前提，思想启蒙是目的。知识或许不能改变命运，但没有知识是一定改变不了命运的。
三、“差序格局”、“系维着私人的道德”——我们有统一的道德标准吗。
在“差序格局”中，费孝通先生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我们的社会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与西方像一捆柴组成的团体社会不同，我们是由一张张以自己为中心的蜘蛛网组成的差序社会。每一个网络有个“己”作为中心，各个网络的中心都不同。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
“系维着私人的道德”文中提到：“社会结构格局的差别引起了不同的道德观念。在西方的“团体格局”中，道德的基本观念建筑在团体和个人的关系上。每个团体分子和团体的关系是相等的。团体不能为任何个人所私有。于是团体格局的道德体系中发生了权利的概念。人对人得互相尊重权利，团体对个人也必须保障这些个人的权利。但在我们的传统道德系统中，我们没有一个像基督教里那种“爱”的观念——不分差序的兼爱，而是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另外我们也很不容易找到个人对于团体的道德要素。在西洋团体格局的社会中，公务，履行义务，是一个清楚明白的行为规范。而在中国传统中是没有的。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是由无数私人关系搭成的网络。这网络的每一个结附着一种道德要素，因此，传统的道德里找不出一个笼统性的道德观念来，所有的价值标准无法超脱于差序的人伦而存在。所以，在这种极富伸缩性的网络里，随时随地是有一个“己”作中心的。但这并不是个人主义，而是自我主义。个人是对团体而说的，是分子对团体。在个人主义下，一方面是平等观念，指在同一团体中各分子的地位相等，个人不能侵犯大家的权利;一方面是宪法观念，指团体不能抹煞个人，只能在个人们所愿意交出的一分权利上控制个人。这些观念必须先假定了团体的存在。在我们中国传统思想里是没有这一套的，因为我们所有的是自我主义，一切价值是以“己”作为中心的主义。正因如此，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我见过不少痛骂贪污的朋友，遇到他的父亲贪污时，不但不骂，而且代他隐讳。更甚的，他还可以向父亲要贪污得来的钱，同时骂别人贪污。等到自己贪污时，还可以“能干”两字来自解。这在差序社会里可以不觉得是矛盾;因为在这种社会中，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
所以我觉得，我国现在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中，有的的确是政治体制问题造成的，但也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根植在我们骨子里的这种传统道德观念在作祟。
四、“家族”、“男女有别”——婚姻与爱情。
关于婚姻、家庭制度，费孝通先生在另一本书《生育制度》里有着更为深刻的阐述。在这里我只就《乡土中国》里的这两篇文章来简单的谈一下我的收获。
费孝通先生在“家族”一文中提到：“在西洋家庭团体中，夫妇是主轴，夫妇共同经营生育事务，子女在这团体中是配角，他们长成了就离开这团体。在他们，政治、经济、宗教等功能有其他团体来担负，不在家庭的分内。夫妇成为主轴，两性之间的感情是凝合的力量。两性感情的发展，使他们的家庭成了获取生活上安慰的中心。而在我们的乡土社会中，家的性质在这方面有着显著的差别。我们的家既是个绵续性的事业社群，它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在婆媳之间，是纵的，不是横的。夫妇成了配轴。配轴虽则和主轴一样并不是临时性的，但是这两轴却都被事业的需要而排斥了普通的感情。”
在“男女有别”一文中提到：“从社会关系上说感情是具有破坏和创造作用的。感情的激动改变了原有的关系。这也就是说，如果要维持着固定的社会关系，就得避免感情的激动。其实，感情的淡漠是稳定的社会关系的一种表示。”
我们知道，反对封建礼教的中最重要的一条理由就是争取婚姻自由，无数的文学作品中也都表达了对封建社会限制男女感情、遏制婚姻自由的控诉。通过费孝通先生的文章，让我明白了为何封建社会要控制男女自由结合，这是因为：稳定社会关系的力量，不是感情，而是了解。社会秩序范围着个性，为了秩序的维持，一切足以引起破坏秩序的要素都被遏制着。在乡土社会，男女之间的结合并不简简单单是两个人的事情，而是两个家族的一种结合。中国的家是一个事业组织，一切事业都不能脱离效率的考虑。求效率就得讲纪律;纪律排斥私情的宽容。
但是当今中国，随着西方思想的冲击和社会经济关系的的发展，乡土社会结构已被打破，我们正经历着从乡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随着大家族的瓦解，小家庭成了社会的最基本组成单元，传统的择偶方式已不再适应现在社会的变化。可是，我们也并没有完全走出传统观念的影响，与西方重视的只是两个人之间的爱是否开心，而不在乎家庭、婚事等的束缚相比。我国却是什么都要面面俱到。想要门当户对的理性，想要两个人的爱情合适，也想要一见钟情的浪漫。尽管现代人接受了新的观念，对于婚恋也不再是以前的保守态度，但是一旦涉及到婚姻，作为父母就一定会出来干涉。每个人都会受到盘根错节的传统观念的束缚，瞻前顾后，导致了择偶难度越来越高。”
当今的年轻人，正是在传统观念束缚和新思想的冲击下艰难前行。
五、“无讼”——如何树立司法权威。
本来想把“无讼”这一篇的感受和“乡土本色”与“礼治秩序”放在一起的，但是，作为一名法学专业的学生，我想，很有必要把它单拿出来谈一谈。
费孝通先生在“无讼”里讲到：“现代都市社会中讲个人权利，权利是不能侵犯的。国家保护这些权利，所以定下了许多法律。一个法官并不考虑道德问题，伦理观念，他并不在教化人。刑罚的用意已经不复“以儆效尤”，而是在保护个人的权利和社会的安全。尤其在民法范围里，他并不是在分辨是非，而是在厘定权利。在英美以判例为基础的法律制度下，很多时间诉讼的目的是在获得以后可以遵守的规则。一个变动中的社会，所有的规则是不能不变动的，环境变了，相互权利不能不跟着改变。事实上并没有两个案子的环境完全相同，所以个人的权利应当怎样厘定，时常成为问题，因之构成诉讼，以获取可以遵守的判例，所谓testcase。在这种情形里自然不发生道德问题了。”
费孝通先生还谈到：“中国正处在从乡土社会蜕变的过程中，原有对诉讼的观念还是很坚固的存留在广大的民间，也因之使现代的司法不能彻底推行。第一是现行法里的原则是从西方搬过来的，和旧有的伦理观念相差很大。在中国传统的差序格局中，原本不承认有可以施行于一切人的统一规则，而现行法却是采用个人平等主义的。这一套已经使普通老百姓不明白，在司法制度的程序上又是隔膜到不知怎样利用。在乡间普通人还是怕打官司的，但是新的司法制度却已推行下乡了。那些不容与乡土伦理的人物从此却找到了一种新的保障。他们可以不服乡间的调解而告到司法处去。当然，在理论上，这是好现象，因为这样才能破坏原有的乡土社会的传统，使中国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但是事实上，在司法处去打官司的，正是那些乡间所认为“败类”的人物。依着现行法去判决(且把贪污那一套除外)，时常可以和地方传统不合。乡间认为坏的行为却正可以是合法的行为，于是司法处在乡下人的眼光中成了一个包庇作恶的机构了。”
尽管费孝通先生的这篇文章是上世纪40年代写的，可是说他是描写我国当今的司法现状也不为过。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中国人以和为贵，宁愿息事宁人也不愿诉之于法庭。村民发生冲突与纠纷,并不是立即想到法律,而是通过人情、礼俗和习惯规矩的某种民间法来进行调解和缓和,通常使用本着以家族和乡邻关系为基础的具有浓厚血缘家族和乡土意识的民间法进行劝导、调和,国家法相反成为他们的参照。
在王连保先生的《我国乡村法律秩序的文化视角解读》一文中写到：“乡村的法律秩序存活和发展的外生变量是国家政权的干预程度。国家工作基本上通过村干部来执行,村干部享有国家赋予的强制的制度性权力，对于乡村事务拥有很大的发言权。但是村干部生长于乡土社会中,他的任何违背乡村法律规则体系的行为,都可能遭到来自乡土社会和制度制约的双重压力,所以他们在执行国家工作中必须顾忌乡村的规则。其他执法机关也会面临同样境况,基层法官在审理农村纠纷案件时,往往不按法律程序办案,甚至有时有意规避法律条文,以达到平息纠纷为目的。”
文章还说，国家正式的法律制度大规模地进入乡村社会,力图构造一个现代的法律秩序,然而,正式法所代表的是一套农民所不熟悉的知识和规则,在很多情况下,它们与乡土社会的生活逻辑并不一致,因此也很难满足当事人的要求。结果人们往往规避法律或者干脆按照习俗行事,而不管是否合法;国家在力图贯彻其政策和法律的同时,也往往退让妥协。这突出表现在民间规范、习惯与国家制定法之间的不一致上,其实质可以说仍是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西方文化的冲突,从文化的视角看,这种冲突其实是正常的和不可避免的。这样，我们就会宽容和理解现存的乡村法律秩序，并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意义。传统的“无讼”、“和谐”的观念,以及宗族文化的重视血缘关系的思想,不是必然与现代法律秩序水火不容,它们在维持农村法律秩序中甚至在重建农村法律秩序中有积极作用。
六、“无为政治”、“长老统治”、“名实的分离”——民主与历史周期律。
在“无为政治”这一篇章里，费孝通先生主要论述了两种不同权力：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它们产生的缘由和表现。所谓横暴权力就是上级利用自己的权力以他们的意志去驱使被支配者的行动。而所谓的同意权力就是个人得服从大众的安排做事。由于一方的某种权力过剩引诱了另一方来争取就产生了横暴权力。如广西瑶山常见汉人侵占瑶人的土地，却并不征服瑶人来做奴隶，是由于汉人人口多土地少的原因造成的。而在天高皇帝远的乡下，大多事情都是通过同意权力解决的。
在“长老统治”这一篇章里，费孝通先生主要讲解了教化在乡土社会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通过教化的手段，年轻一辈懂得尊重年长一辈，同时年长一辈也在向年轻一辈学习，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在此都有了更进一步的解说，正是一代传一代的教化延续，乡土社会得以稳定发展。
而在在“实名的分离”这一篇章里，费孝通先生继从社会冲突中所发生的横暴权力、从社会合作中所发生的同意权力、从社会继替中所发生的长老权力之后又提出第四种权力——时势权力。他讲到：“社会变迁常是发生在旧有社会结构不能应付新环境的时候。新的环境发生了，人们最初遭遇到的是旧方法不能获得有效的结果，生活上发生了困难。人们不会在没有发觉旧方法不适用之前就把它放弃的。旧的生活方法有习惯的惰性。但是如果它已不能答复人们的需要，它终必会失去人们对它的信仰，守住一个没有效力的工具是没有意义的，会引起生活上的不便，甚至蒙受损失。另一方面，新的方法却又不是现存的，必须有人发明，或是有人向别种文化去学习，输入，还得经过实验，才能被人接受，完成社会变迁的过程。在新旧交替之际，不免有一个遑惑、无所适从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心理上充满着紧张，犹豫，和不安。这里发生了“文化英雄”，他提得出办法，有能力组织新的实验，能获得别人的信任。这种人可以支配跟从他的群众，发生了一种权力。这种权力和横暴权力并不相同，因为它并不建立在剥削关系之上的;和同意权力又不同，因为它并不是由社会所授权的;和长老权力更不同，因为它并不根据传统的。它是时势所造成的，无以名之，名之曰时势权力。”
费孝通先生的这三篇文章，必须结合在一起去读，才会发现其中四种权力的联系和区别。四种权力相互融合又相互制约，构建了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权力之争。
对于这四种权力，我是这样理解的，为了利益这一个唯一的目的,横暴权力与同意权力在相互斗争中此消彼长,当运用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获得的利益不如“无为”获得的利益时,前者就让位于后者，无为政治便有了现实的存在。无为政治导致长老权力的出现，若长老权力勇于自我改革，追得上社会变迁的速率，这社会也可以避免因社会变迁而发生的混乱。如果长老权力跟不上社会的变动时，时势权力出现，导致革命，推翻现有长老权力，继而进入下一循环。
费孝通先生提到：“在长老权力下，传统的形式是不准反对的。但是只要表面上承认这形式，内容却可以经注释而改变。结果不免是口是心非。在中国旧式家庭中生长的人都明白家长的意志怎样在表面的无违下，事实上被歪曲的。虚伪在这种情境中不但是无可避免而且是必需的。不能反对而又不切实用的教条或命令只有加以歪曲，只留一个面子。面子就是表面的无违。这就是名实之间的分离。社会如果加速的变动时，注释式歪曲原意的办法也就免不了，位与权，名与实，言与行，话与事，理论与现实，全趋向于分离了。”
当今的中国社会正是这样一个实名趋于分离的长老权力下的社会。所谓“中国特色”或许正是这样一种“注释”罢了，是一种口是心非、自欺欺人的注释。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1945年7月，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在和毛泽东的谈话中，他坦率地提出了自己长期思索而未解决的历史周期律问题。他问毛泽东,共产党能不能找到一条新路，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的支配.对黄炎培的坦诚直言，毛泽东当即非常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就是著名的“延安窑洞对”。
如今，五十多年过去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已进入了一个崭新时期，本来就缺乏民主传统的中国，该怎样来建设今天的民主政治?当我们看到政府由于监督缺失而造成不可挽回的经济损失和政治影响时，我们只能黯然面对那个被时人誉为“建立民主政治宣言”的“延安窑洞对”!
七、“血缘与地缘”——城市化进程。
在“血缘和地缘”这一篇章里，费孝通先生重点解说了什么是血缘和地，血缘和地缘的关系、表现、功能。他用自己作为例子，说明“血缘性的地缘更是显著”，如果一个人没有直接的地缘关系，不管他走到哪里，并在那住上了多少年，人家都会用“新客”“客边”“外村人”等来称呼他。从文字可以知道，在乡土社会里，血缘和地缘有着无法分割的关系，二者相辅相成、相互制约。
地缘是从商业里发展出来的社会关系。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而地缘却是契约社会的基础。契约是指陌生人中所作的约定。在订定契约时，各人有选择的自由，在契约进行中，一方面有信用，一方面有法律。法律需要一个同意的权力去支持。契约的完成是权利义务的清算，须要精密的计算，确当的单位，可靠的媒介。在这里是冷静的考虑，不是感情，于是理性支配着人们的活动——这一切是现代社会的特性，也正是乡土社会所缺的。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户籍制度的取消是大势所趋，血缘关系社会中将逐步瓦解，取而代之的则是完全的地缘关系社会。从血缘结合转变到地缘结合是社会性质的转变，是社会史上的一个大转变。而当代的中国，正在进行着这种转变!
八、“从欲望到需要”——社会的进步。
费孝通先生在这篇文章里说到：“在乡土社会人可以靠欲望去行事，而在现代社会中欲望并不能作为人们的行为的指导了，发生‘需要’，因之有‘计划’”。他认为人的计划是不自觉的，欲望产生了“要”，为了满足“要”，人的行为就由欲望控制了，当人的行为变成自觉的，那就是需要了，这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
尽管离题有些远，但我在这里想到了生物进化论的观点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把人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
在乡土社会中缓慢的社会变迁如同缓慢的自然环境变迁一般导致了乡土社会中人的欲望和行为的印合。在乡土社会中，欲望经了文化的陶冶可以作为行为的指导，结果是印合于生存的条件。但是这种印合并不是自觉的，并不是计划的，这种印合如同漫长的自然选择导致的物种进化一般，可以说是天工，而非人力。
又或许中国社会从乡土社会的依“欲望”而“行为”，到现代社会的因“需要”而“行为”，正是一种随着文明的发展，人类自身自然属性的减少和社会属性的提高。
费孝通先生说：“在乡土社会人可以靠欲望去行事，而在现代社会中欲望并不能做人们行为的指导了，发生“需要”，因之有“计划”。从欲望到需要是社会变迁中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我也想说，我们国家正在发生着的从乡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变迁的过程中，或许充满着痛苦，或许充满着矛盾。可是，这的确是一种进步!我们应当坚定不移的坚持，后退，是没有任何出路的!”
九、结束语——我们来自乡土。
《乡土中国》一书解释了中国社会人们身上一些很深层的东西，虽然费孝通先生先生指出他所写的是中国的基层，但现代的中国社会也是有基层发展起来的，或多或少的带着乡土的痕迹。尽管此书写于几十年前(1947年出版)，上面说乡土性在渐渐离我们远去，但也许有很多人在看到这本书中某些篇章时会会心一笑，因为在现在的中国社会，书中所描绘的现象依然能在我们心中找到共鸣。
摆脱封建统治才百余年的我们，依旧与土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如今的城市生活中，我们依然能看到在城市人西装革履之下隐藏的乡土气息，如“熟人社会”，“长幼有序”等，当今的中国，依然是一个有着浓重“乡土”痕迹的中国。乡土社会和儒家思想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不能忽视儒家思想对中国几千年来的深刻影响，正因为此，中国乡土社会的完全解体或许还要经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费孝通乡土中国读后感篇五
《江村经济》是3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的图书，作者是费孝通。
《江村经济》是费孝通1938年在英国伦敦大学学习时撰写的博士论文，论文的依据是作者在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今属苏州市吴江区七都镇）的调查资料，最初以英文发表，题为《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1939年在英国出版，书名为《中国农民的生活》。作者将开弦弓取名为江村。1986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文本时沿用原书扉页上的《江村经济》一名。
费孝通乡土中国读后感篇六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先生搜集了在过程中的十四篇论文的集合，于1948年首次出版。出版至今虽时间漫漫，但依旧是现在研究我国农村面貌的重要资料。因此我们不得不提到费孝通先生，他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其中在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方面留下了百万字具有广泛影响的著作。
通过对于本书的阅读，其中几张篇目让人印象深刻。这里就包括了“再论文字下乡”，它重点讲述了乡人不识字并不是因为乡人的愚昧，而是乡下的环境本身并不需要乡人掌握文字，在乡下这个熟人社会中，口语、表情和肢体语言可以解决一切沟通问题，而事实证明也是如此。文字的表现力远不及非文字的`交流。既然乡人没有学习文字的义务，当然乡人不识字也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了，这就好像是城里人不会种田是一样的道理。
在“差序格局这一章中，费孝通先生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理念，认为中国社会在社会结构的组成方面有着根本的不同。简言之，西方社会犹如一捆柴，将社会成员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这种团体与团体之间的划分是刻意的，彼此之间的界限也是清晰的，即使一个人可能处在多个团体中。而中国的社会组成结构则是差序格局，犹如一汪平静的水面突然之间投入了小石子泛起阵阵涟漪，而以这个圆心四散开去的就是我们每个人的交际圈。
由于东西文化的差异，起源于西方的社会学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本土的乡野研究，费孝通先生为此创造了诸多理论和名词。尽管读者阅读时会有些困难，但是结合起我们自身的文化底蕴，不能发现这部社会学著作有着我们太多现实生活的写照了。
透过《乡土中国》，我们仿佛触摸到乡村的脉搏，感受到乡土的气息。对于很多人而言，比起城市的繁华与喧嚣，更喜田野的欢脱，青瓦的朴素。炊烟以昏黄为底色，闻起来是一种温馨的味道。生活在乡间，我们与自然更近一步。生长在中国，我们有割舍不下的乡愁。
费孝通乡土中国读后感篇七
首次出版于1947年《乡土中国》，是根据费孝通先生当年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讲授“乡土社会学”的内容辑录而成，一共有14篇文章，是一部著述研究当时中国基层传统社会农村的作品。
该书作为我们离退处“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活动的当月推荐读物，我虽通读了两遍，但按照读书活动“学思践悟”的要求，有些找不到“北”的感觉，总感到费老这个泰斗级社会学家所讲的东西不是我们所能完全理解的，后来又在网上看了几篇别人的读后感，还是不能适从。下面，谨从我阅读本书后所回忆起我童年在乡下生活的点滴乡土记忆，来与大家一起分享。
费老书中“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的描述，虽说的是40年代中国农村，但我以为，上世纪60年代的农村恐怕和40年代应该变化不是太大。我儿时因为父亲受了迫害，随父亲在周至老家农村生活了五年多，直到上小学二年级时才转学到西安，我对这五年多的农村生活记忆尤为深刻。每到夏天，在大片的芦苇丛中，传出布谷鸟的叫声，总想摸到鸟蛋或小鸟，钻到里面却怎么也找不着。清澈的河水中游荡着五彩斑斓的小鱼，用篮子稍一划拉就有几尾在蓝中蹿蹦。芦苇根儿下，时不时就能摘到菱角。河中稍大点儿的石头下，也能抓住几只螃蟹。娃娃伙儿们光着屁股在河里戏水，都忘记了时间，直到听见远远的村里大人们隐隐地呼叫声，才提了鞋，抱起衣服，一哄子各回各家。秋天，背着小背篓打柴，折下一根长长的竹扫帚棍儿，在尾端绑定一根长长的细绳，作为工具，扦拾白杨树落下的叶，我们叫扦嘎嘎叶，装满了背篓，背不动了还要大点儿的孩子帮忙。房檐底下挂着一串串金黄的包谷，晚上有野鸽子把包谷之间的缝隙当窝，打着手电筒一照，好像不会飞似得，当你搭着梯子快要够着它时，却扑棱棱的飞了。冬天里，在热炕上赖着不想起床，烎炕的麦糠有着淡淡的呛味儿，锅头炭灰里埋着烤出来的红苕干面香甜。提着蛋笼走进青油油的麦地，挖燕麦、捡拾大雁的粪用来喂猪，冻得手背通红，肿的像个面包。那时天上总有一行行大雁排着人字形或是一字形向南飞，麦田里也是一群群的吃着麦苗，粪便都能捡上一笼底儿。冬天最深的记忆莫过于过年了。过年，能吃上水果糖、柿饼、瓜子儿、花生、核桃，还有麻花、麻叶儿等。在大年三十的晚上，一群孩子聚起来一起挨门挨户给各家各户“拜先人”，拜完等着人家大人给每人捏一颗糖或是一把花生瓜子儿，有的人家也会给一分钱。在我们这么个大村子，走完两三个街道，就已经很晚了，回到家，衣服的几个小口袋就已经鼓鼓囊囊再也装不下了。春天总是个比较难过的时节，天气乍暖还寒，进入二三月也就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了。记忆中几乎每天都吃浆水搅团，浆水菜是用各种野菜腌制的，有时还有马刺筋（大刺儿菜），吃起来有些扎嘴，那时把搅团吃的很厌烦，直到现在还是。
现在，村边儿的小河早已经干涸了，河岸上已经没有了灌木野草，河岸边、芦苇丛也都变成了庄稼地。平时回去是见不到那么多人的，只有过年还有些人气。农村里的年轻人都到城里去打工，只留下些老人在乡下看着门户。过去低矮的瓦房已经很少见了，家家户户都盖了二层小楼，空荡荡的。
记忆中的老家乡村，捡拾起我们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提起亲切，放下动容，繁华落寞，与有荣焉。费老的“我想我们很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的描述，在现在的中国已经比较少见了。我老家村子里如今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甚至到新加坡抑或是非洲打工的都有。村里人活动范围已经没有了限制，他们的社会圈子也就不再孤立了。况且，按照“美丽乡村”建设标准，老家的村子也同其他乡村一样，除了重视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也在鼓励发展特色经济，重视公共服务，重视环境质量等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先生在1985年该书再版时的那段话：“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描述，而是包括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搞清楚我所谓乡土社会这个概念，就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具体的中国社会”。通览全书，可以感受的一股浓浓的乡土气息。沿着作者的思路，可以一窥中国的基层社会。虽然时过境迁，但作者透视社会的眼光，观察社会的方法，仍然充满活力，值得借鉴。
由于我学疏才浅，但愿不会对费老的著述有断章取义和不敬。
费孝通乡土中国读后感篇八
它更不像我以为的那样平淡无趣。这本书充满了富有浪漫亦或哲理意味的句子。“从个人说，这个世界不过是个逆旅，寄寓于此的这一阵子，久暂相差不远，但是这个逆旅却是有着比任何客栈、饭店更杂复和更严格的规律……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一个孩子在一小时中所受到的干涉，一定会超过成年人一年中所受社会指摘的次数。在最专制的君王手下做老百姓，也不会比一个孩子在最疼他的父母手下过日子为难过。”……它们激起我对此书的阅读兴趣，同时引发了我更深刻的思考。
费孝通乡土中国读后感篇九
《乡土中国》是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研究中国社会的作品，共有14篇文章，作品以文字下乡为起因，论述了中国社会的道德标准、婚姻爱情、礼治法制、政治统治、城市进程及社会变革等几个方面的问题，有以下几个反面的感想。
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国家，古代称国家为“社稷”，“社”就是土神，“稷”就是谷神，“土”是百姓的命根子，民以食为天。“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是他们追求的幸福生活。乡土中国是“聚村而居”的，乡土社会在生息繁衍的过程中，形成独特的族群文化，他们会形成族规民约，遵守共同的规矩，人与人建立信任关系，受到道德的约束和制约。他们的生活经验是长期积累起来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人与人交往的广泛，这种单一的交往方式就显出了流弊，被称为“土气”。
作者的观点是告诉我们一定要重视对乡村的研究。这一观点对于我们今天的振兴乡村战略都具有意义，要研究乡村固有的生存生态，文化生态。
费孝通先生的论述破解了我一直以来的疑惑。不识字就是愚吗？没有文化就是没有德吗？没有文化就是低智商吗？原来愚不愚只看接受书本知识快慢是不够的，乡下的孩子和教授的孩子各有所长，各有所短。这里有一则关于船夫与哲学家的故事：一次，一位哲学家坐渡船过河，他问船夫，你懂哲学吗？船夫回答不懂。哲学家便说，那你的生命就失去了一半。过了一会，狂风大作。船夫问哲学家，你会游泳吗。哲学家回答不会。船夫就说，那你的生命就将全部失去了。这个故事也同样告诉我们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的道理。对于乡村，也不能以一个“愚”一概而论。
至于文化与德的问题，文化与智商的问题也与此有类似的道理，不可以偏概全。所以费孝通教给了我们看问题一定要全面，要认识乡土社会的本质。
社会结构格局的差别会引起不同的道德观念。费孝通形象地将差序格局比作水的波纹，“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就是一轮轮波纹的差序。这种社会格局最大的特点就是以“己”为中心的自我主义，通俗地讲就是个人中心主义，儒家传统文化也是如此。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是由无数私人关系搭成的网络，就是人们常说的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在这种社会中，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而在团体格局的社会里，在同一团体的人是“兼善”的，平等的，类似于墨家的兼爱思想。
认识了差序格局，我们就会客观地分析中国社会的社会格局，分析由此而形成的以族群为主的乡土社会，从而理解家族、男女感情、礼仪、道德等的形成。这里也使我想起辛亥革命为什么对中国农村的影响是那样的微弱，鲁迅笔下的祥林嫂是那样的无助，她的抗争又是那样苍白无力，为什么在年节里祭祀的都是男人，为什么妇女连自己的姓名都不配拥有，费孝通先生给了我们明确的回答，那就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有意筑起了一道男女之间的鸿沟，妇女成为一种附属品，男女是有别的。
费孝通先生认为“乡土社会是一个生活很安定的社会”，生活在乡土社会的人安土重迁，人们对故乡具有很深的情结。乡土社会的安定秩序靠什么来维持，先生认为主要靠礼治，当然也不排除长老统治。“礼”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成为人们自觉遵守的道德规范，夫子一再倡导治国以礼，处世以礼，修身以礼，“立于礼”，一个人要自立于社会必须学习礼，“克己复礼为任”，一个人要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言行符合礼的要求，因此，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无言，非礼勿动”，对于不符合礼的东西不看，不听，不说，不做。
礼治是通过礼的教育，形成一种生命的自觉，乡土社会有许多礼数，是人们长期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男儿膝下有黄金”告诉我们人要有尊严；“父债子还”告诉人们诚信是道德的底线；“远亲不如近邻”告诉我们要处理好邻里关系；“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是讲人要有包容的心理；“穷不过三代，富不过三代”告诉人们要居安思危，珍惜当下；“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是讲幼教的重要性等等。费孝通先生说“维持礼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力，而是在内心的良心，所以这种秩序注重修身，注重克己”，强调了修身克己是要靠教育之力的，教化使人们养成了敬畏之感。乡土中国就是靠着这样一些公序良俗维持了社会的稳定。在法制社会的今天，在振兴乡村计划的国家战略中，这种朴素的仪礼仍然能发挥巨大作用。
费孝通乡土中国读后感篇十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先生搜集了在教学过程中的十四篇论文的集合，于1948年首次出版。出版至今虽时间漫漫，但依旧是现在研究我国农村面貌的重要资料。因此我们不得不提到费孝通先生，他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其中在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方面留下了百万字具有广泛影响的著作。
通过对于本书的阅读，其中几张篇目让人印象深刻。这里就包括了“再论文字下乡”，它重点讲述了乡人不识字并不是因为乡人的愚昧，而是乡下的环境本身并不需要乡人掌握文字，在乡下这个熟人社会中，口语、表情和肢体语言可以解决一切沟通问题，而事实证明也是如此。文字的表现力远不及非文字的`交流。既然乡人没有学习文字的义务，当然乡人不识字也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了，这就好像是城里人不会种田是一样的道理。
在“差序格局这一章中，费孝通先生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理念，认为中国社会在社会结构的组成方面有着根本的不同。简言之，西方社会犹如一捆柴，将社会成员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这种团体与团体之间的划分是刻意的，彼此之间的界限也是清晰的，即使一个人可能处在多个团体中。而中国的社会组成结构则是差序格局，犹如一汪平静的水面突然之间投入了小石子泛起阵阵涟漪，而以这个圆心四散开去的就是我们每个人的交际圈。
由于东西文化的差异，起源于西方的社会学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本土的乡野研究，费孝通先生为此创造了诸多理论和名词。尽管读者阅读时会有些困难，但是结合起我们自身的文化底蕴，不能发现这部社会学著作有着我们太多现实生活的写照了。
透过《乡土中国》，我们仿佛触摸到乡村的脉搏，感受到乡土的气息。对于很多人而言，比起城市的繁华与喧嚣，更喜田野的欢脱，青瓦的朴素。炊烟以昏黄为底色，闻起来是一种温馨的味道。生活在乡间，我们与自然更近一步。生长在中国，我们有割舍不下的乡愁。
费孝通乡土中国读后感篇十一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老先生根据解放前夕中国社会现实状况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所完成的著作。书中详细阐述了费老在深入中国乡村社会后，于基层中洞悉的彼时中国的社会特点。费老在书中从政治，如无为政治、长老统治；经济，如乡土本色、血缘和地缘；文化，如文字下乡、家庭、男女有别等方面进行说明。虽然很多写实的描述早已时过境迁，不适用于如今高速发展的社会，但它对当今学者对那个时候的社会状况的研究仍然有着巨大值，也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
费老首先在第一篇的乡土本色中引出他对于“乡土”的概念——社会基层的乡土性，土是指泥土、是乡里人谋生的工具。“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费老写得好，这是因为他们世世代代都囿在土地上、耕种活动的分工程度也浅得很，可以自己自足的人们自然是流动性小、社会变迁速率小。我认为，从全书来看，费老的乡土社会从某种程度上说应该就是我们的传统社会。上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小农经济一直是我们的经济形态，生产力的发展是缓慢的，传统是一种不易被打破的东西，所以我们有着农业的本性。在这种慢节奏的生活中，我们周围都是熟悉的人，完全不需要去耗费时间精力来适应陌生的“新面孔”。生活上的固定性使得我们产生了活动范围的限制性，形成了稳定封闭的邻里关系。熟人相见就打声招呼，法律、合同什么的是面对陌生人时才会有的，所以乡土中国才不是个法制社会，我们“生于斯，长于斯”。
而对于现在，许多原本世代以务农为生的家庭里的年轻人甚至父辈母辈放弃家乡里的土地，涌进城市务工。这不得不说是社会发展而形成的结果，表面上似乎他们应该会得到与城里人平等的待遇。但也正是由于上千年沿承下来的传统，他们是基层社会里的人们，与城里人似乎显得“格格不入”。所以在今天，他们与城里人还是不一样的，他们的权益在一定程度上得不到维护，他们的生活得不到保障，我们的社会并未成为一个真正的法制社会！
在文字下乡中，费老则是选择了现身说法。很多人认为乡下人“愚”，但是费老认为不应该这么说，乡下人不是智力上笨，只是知识上不足，更确切的说是知识结构不一样，他们的知识足以应付他们自己的生活，而对于城市的文明生活自然不甚了了。这种不了解就像城里人分辨不了麦子和包谷、不会下河摸鱼、不会猴子上树一样，没有什么值得取笑的。之前也说到，乡土社会是熟人的社会、是“面对面的社会”，各家各户独立自己、见面也只用打招呼而已，语言是足以解决他们的一切问题的。这样想来，文字对他们来说就并不是必要的了。推行“文字下乡”于费老看来，似乎有些“削足适履”了。但在这推行过程中，我们要找对方式，文字是文明的象征，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因此，费老并非反对推行。我认为，这也正是与现在重视教育的原因如出一辙，社会在进步，教育强国。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读书是他们的“出路”，一间间乡村的希望小学正在被盖起。费老得出这些认识正是来自于他在乡间生活的经历，这也正是他所推崇的“田间考察”的研究方式，也是注重实践经验的“实证主义”的重要体现。
差序格局中，费老指出“私”的毛病在中国比愚和病更普遍，于是生出了许多，滋生了许多贪污无能的问题，并以此引出中国社会结构的格局——“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的差序格局。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在这格局中，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的圈子的中心，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社会联系。这就涉及到中国传统中的人伦，“人和人所构成的网络中的纲纪，就是一个差序，也就是伦”、“伦是有差等的次序”。在这种格局中，公和私是相对而言的，就看站在哪个角度去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不同的社会结构格局导致不同的道德观念。这也是西方社会“团体格局”与我们社会相区别的原因。“差序格局”这一概念也是由费老提出来的，并逐渐被国际社会学学者所承认接受。
家族这一章中，有人说乡土社会也包含着团体，比如家。其实就社会结构的格局而言，西方社会与乡土社会内部都有团体式的社群，也都有差序式的网络，但就其主要形式而言，西方社会强烈地呈现为一种团体格局，乡土社会强烈地呈现为一种差序格局，这个只是取决于不同的侧重点。东西方都有的“家”，在结构和功能上也有很大的区别，这反映出社会格局的不同所导致的差异。
在西洋，“亲子指结构，生育是功能”、“主要的是生育儿女”、“西洋家庭里夫妇是主轴，两性之间的情感是凝合的力量，夫妇共同经营生育事务”、“子女成年即离开……不在家庭的功能分区里”费老如是说。而在中国，“家是一个事业组织”、“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在婆媳之间”、“是纵的，不是横的”、“夫妇成了配轴”。
乡土社会的家庭呈现出比较强的差序格局特性。家庭成员不限于亲子，可以依需要而以父系原则沿亲属差序向外扩大。人类学称这种根据单系亲属原则组成的`社群为氏族，乡土社会的家在结构上就是氏族，称为家族。除生育外，家族可担负政治、经济、宗教等功能。家族必须是绵续性的，因为政治、经济、宗教等事务是绵续性的，所以家族不因个人的成长或死亡而分裂或结束。这种除生育之外的绵续性事业社群凝合的基础不是两性情感，而是家族事业的需求。“中西家庭在结构与功能上的这种差异，使得中国人在家庭情感上尤其是在两性情感间有着矜持与保留”，女性于传统中被教导相夫教子、三从四德，绵续性的事业社群决定了这一切。
在男女有别这一章中，费老提到西洋有两种文化模式，一是阿波罗式的，一是浮士德式的。前者认为宇宙有一个超自然超人力的秩序，人只能接受它，维持它。天堂遗失了，黄金时代过去了，这是西方古典的精神。后者认为冲突是存在的基础，生命是阻碍的克服。没有了阻碍，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他们把前途看成没有尽头的创造过程，不断地在变。费老认为乡村社会属于前者，现代社会属于后者。
对于浮士德式的文化模式，我认为可以理解为一种人生观，“生命是障碍的克服”，挫折愈多，生命也愈顽强，生活的意义也愈深。其中隐藏的结论就是生命的意义在于过程而非结果，因为生即使，每一天的生只是向死更迈进了一步。进而推论，我们不是要得到更多而是要经历更多，这就是存在主义者加缪的观点——不是生活得更好，而是生活得更多。
费老说“家庭是以同性为主、异性为辅的单系组合”，“男女有别的界限使中国传统的感情定向于同性方面去发展”。我认为这是有道理的，同性恋虽然大部分是先天的，但后天过多地与同性接触或环境影响，也是有可能的，我的同学中就有这样的情况。
在无讼中，“行为者对于这些规则从小就熟习，不问理由而认为是当然的。长期的教育已把外在的规则化为了内在的习惯。”这句话让我想起了中国当代的教育，创新意识在一定层面上是这个时代所缺少的，很多学生们在高考这个独木桥面前被转化成了一个个的做题机器，理论与实践在某种程度上是脱节的。但庆幸这一问题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到。
在血缘与地缘中，“血缘所决定的社会地位不容个人选择”，“只要你接受了这原则”，而括号里的“我们有谁曾认真地怀疑过这事实？我们又有谁曾向为这原则探讨过存在的理由？”费老是不否认在乡土社会里，血缘决定着你的出身地位，但在这其中又隐隐含着一种“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声讨。如陈胜、吴广，都有揭竿而起之时，这一切又都是传统使然。
名实中，很多结果都是你做这些事情时附带而来的，是当初做这些事情时所未料想到的，而这些后果又真实地发生了并且又碰巧地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正面的积极作用。
整本书中，费老前后结合，乡村的即是传统的，而他也在一直围绕着这个话题展开讨论，经典而又准确，于细微中用最朴实的语言把他所经历的乡土社会展现出来。颇有感触的是他在重刊序言里说到的——教师的任务主要是在引导学生敢于向未知的领域进军。是的，而不仅仅只是传道授业。费老想借乡土中国这不成熟的果实所展现给我们的一往无前的探索的劲道，也确实是值得我们观摩和学习的。
费孝通乡土中国读后感篇十二
在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乡土社会的概念。其中，费教授将乡土社会概括为“礼治社会”，且还是一个“无讼”的社会。的确，乡土社会由于其空间流动性小，人与人之间交往单纯的特点，使得法律在这个社会中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人们似乎仅仅依靠“礼”就能维持良好的秩序，彼此之间发生冲突也不会寻求法律途径解决，而是通过协商和解。这就使得人们认为乡土社会是一个“无讼”的礼治社会。
“无讼”，是费孝通先生对于乡土社会中一种现象的描述。具体说来就是在乡土社会中的人们依靠自身的道德教化，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纠纷和争议都通过协商解决，而不是采取诉讼的方式的一种理想化状态。由此，人们认为乡土社会是一个“无讼”的礼治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不需要法律的存在。
在古代，封建统治为了维护其自身统治，需要对整个社会进行管理。封建社会“无讼”文化是统治阶级维持社会秩序，实现长久统治的需要而提出的，并通过贱讼、压讼、灭讼等方式来达到这一目的。从儒家创始人孔子最早提出“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到宋代大诗人苏东坡声称“读书万卷不读律”；从早期专门从事法律工作的讼师（即现代的律师）被民众称之为“讼棍”，到常提起诉讼的人被认为是“搬弄是非”之人或游手好闲之徒；从封建官吏政绩考核中善于教化，善于息讼、止讼的考核标准，到国家机器惯以严刑峻法迫使民众视法为畏途，产生厌讼情绪，反映出中国封建社会在几千年的历史时期中对诉讼采取的压制、抑制的指导思想和行为标准。从这一方面说，产生“无讼”的原因并不仅仅在于社会中的人们能够依靠礼的教化维持正常的秩序，或者说考虑到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因素，而也可能是因为统治或司法官吏希望没有人来诉讼或少诉，从而积极的主张无讼。但这种情况较多的出现在封建专制国家中，在现代国家应很少有这种情况。国家虽然也希望社会中尽量出现无讼的情况，但并不会主动的去干涉；另外，现在的法官并不要求与领导者的思想保持高度一致，他们也可以独立进行判决、裁量，且他们都是依靠自己的力量争取案件的双方当事人自行协商、调解，这与乡土社会中双方当事人自行调解有所不同。
儒家认为，和谐包括天道自然和谐、天人和谐和人人和谐，这些决定着国家和个人的幸福。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讲求互谅互让，自己要正名分，明等差，并使各人都能够安分守己，避免发生纠纷和矛盾。即使发生了纠纷，也应力图通过和解，调处息讼，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为了达到和谐的理想境界，人们就应奉行中庸之道为做人处世的行为准则。在这样的哲学思想长期影响下，“无讼”观念的形成则是自然而然的了。”著名比较法学家勒内·达维德对中国人的这种和谐与中庸之道有较深的感悟：“中国人一般是在不用法的情况下生活的。他们对于法律制定些什么规定不感兴趣，也不愿站到法官的面前去，他们处理与别人的关系以是否合乎情理为准则，他们不要求什么权利，要的只是和睦相处和和谐。”
尽管我国的司法制度在逐渐完善。但据笔者所知，在很多地方，如果不是发生非常严重的事故，如谋杀、枪杀或者是其他产生了严重后果的事件，人们一般都不会选择诉讼的方式。有的是因为觉得这件事太小，不愿意起诉；有的则是当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选择逃避的方式，有的则是不知道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总之，“无讼”的现象还普遍存在，需要国家对这一方面加强教育与指导。
费孝通先生对于传统中国农村社会的经典表述，深刻地体现了中国基层社会所特有的文化渊源和秩序传统。其学术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自从他提出“礼治社会”这一概念以来，就一直被人不假思索地加以援用，以致人们普遍都以为，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秩序的维持是“唯礼无法之治”。对于“无讼”的观点，我们应辩证的看待，尤其是它产生的社会基础。不能认为在礼治社会中就没有法的存在，或者说在这样的社会里就不需要法。在现代社会中，如果说没有法，个人的权益是很难得到公平的保护的；至于法在礼治社会中的作用，则需要依赖于时间来证明。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在广大农村地区，如果双方的纠纷没有达成和解，也就是他们寻求的调解组织调解失败后，就会建议一方当事人去法院起诉另一方当事人。这可以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当和解不成的时候，人们是会寻求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在这个时候，双方的矛盾必定是达到了不可化解的地步，且彼此之间的关系也恶化，并不会担心将对方起诉到法院后会产生不利的后果。所以，我们不能片面的说乡土社会还是原先那个保持流动不变的社会，人们还是一味的寻求和解，当送法下乡的活动进行这么多年后，人们的观念总归是有些变化的，特别是侵犯了他们的重大利益时还是会依靠诉讼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
费孝通乡土中国读后感篇十三
时间的流逝总是在不停记录历史的进程，越过世纪的门槛，回首总结上个百年的中国社会学发展，总会有许多名字让人铭刻在心。这些学界前辈毕路蓝缕，在曲折艰难中将社会学研究推向了发展的繁荣时期，不仅使其在中国扎下深厚的学术根基，而且形成了世界所瞩目的中国社会学派。
费孝通先生作为一代学人的典范，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孜孜以求，为建立中国化的社会学倾其一生心力，可谓著作等身，学问深厚；而其代表作《乡土中国》更是影响深远，堪称经典之作，至今仍嘉惠后辈学人，引领探究中国传统社会的特质，发掘中华文化的深刻内涵。
费孝通乡土中国读后感篇十四
印象中，我应该没有读过一本社会学的专著，更没有想到有朝一日，我能主动地去品味社会学这门熟悉又陌生的学问。自然，无穷的好奇心与有限的既有知识催生了强烈的新鲜感。而这一切新鲜感，就是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带给我的第一感官。
初识《乡土中国》这本书，完全出于偶然。就像我刚才所说，因为以前从未涉猎过社会学这一领域，当然就不会在自发状态下突然来了阅读这方面专著的激情与灵感。不过，我想很多事情都是因果联系的。天意安排我在此时偶然遇到这本书，真如邂逅一般，只怕这是萍水相逢，恨不得铭刻永久。于是，这篇文章就呼之欲出了。
言归正传。作者在序言中就明确了本书想要回答的问题，即“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以此为基础，本书从乡土社会的结构、意识等方面系统的阐述了作者眼中传统的中国乡土社会。在民国以城市为中心的时代，能够有这样一本专门解析乡土社会的著作出现，也着实体现了作者的高瞻远瞩。
乡土社会说到底，一切的文化思维、行为方式等的产生，都离不开几千年赋予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粘着在土地上的”，这种与土地千年的朝夕相伴为独特的乡土风貌的产生提供了土壤。作者在书中反复强调的一点就是，正是由于千余年这种束缚在土地上的生产方式具有相对稳定性，导致了乡土社会是一个“熟悉”的社会。而诸多乡土社会的元素，均与这“熟悉”二字相关。
比如作者提到了文字下乡的问题，由此联想到了乡土社会是否是运用文字的良好土壤。作者眼中，因为乡土社会是一个熟悉的社会，空间上具有孤立性，面对面的交谈显然胜于以文字为载体的沟通，又传统的生产方式经验即作者所谓的“记忆力”是不必通过文字作为传递载体的，因此，文字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中是没有生存土壤的，这也导致了为什么乡土社会有如此之多的“文盲”。因为熟悉的社会导致文字的相对多余，所以孕育现代商业社会的契约、法律条文等自然不可能凭空产生。
既然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乡土社会又是靠什么来维持秩序呢？这就是“礼”。也是因为乡土社会的相对稳定性，长期以来社会生活经验的积累孕育了伦理观念的产生，即“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自然，传统的流动性小的乡土社会更有其生存空间。而依靠传统经验的传授，一个人完全可以解决乡土生活当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这也是由于长期以来稳定性造成的。所以，人生经验往往掌握在年长的人手中，年轻人不必去面对新情况，只需要听从教化，就能解决人生问题。由此，形成了乡土社会独特的权力结构——长老统治。
乡土社会同时也是一个差序的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很大程度上靠亲疏远近来分别，所以这种社会关系始终都是以私人关系为主导的，并未形成一种凌驾于团体至上的关系与观念，也就无法催生高于人际关系的社会契约关系。所以，作者诙谐道，也许中国人最能体会到世态炎凉这四个字的感觉了。同时，这关系也决定了乡土社会实际上是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因为以土地为经济基础的非流动性，促进了家族势力的产生与发展。在家族中，血缘的亲疏催生了差序格局，也形成了整个乡土社会的家族伦理体系。而在此时，地缘不过是血缘关系的投影。
当然，还有诸多方面的特点，限于时间和笔者个人总结能力有限，不一一叙述。总而言之，一切都离不开土地带来的独特的经济方式。
其实写到这里，我想作者在本书中并不仅仅是想回答他在序言当中想要回答的问题，更多的是希望通过对乡土社会的深度剖析，让人们更加了解乡土社会，了解它的诸多特点以及由这些特点带来的诸多弊病。当然，也有优点。不过，就当时而言，乡土社会的组织结构与生产方式必定会成为现代化的阻碍。作者也常常把中国的乡土社会与孕育现代文明的西方社会做比较，也足见作者实际上是想通过这样一种阐释，反思我们的乡土社会状况，为近现代化能够在乡土社会实行下去寻找有利的条件与合适的土壤。
费孝通乡土中国读后感篇十五
在开始的几章中，经常会发生前几段要读好几遍才跟得上文章思路的现象。但随着不断地深入，我渐渐地找到了方法：每一章的开头和结尾需要特别留意，因为这些地方往往会提出概念或作出结论；抓住关键词，圈画下来，排列在一起，就如同有了一张阅读的“线路图”；画思维导图，可以帮助梳理文章脉络。这些方法在一定程度上锻炼了我提取、归纳信息的能力，让我理清文章思路，加深对内容的理解。
《差序格局》中提到了自我主义，以己为中心，向外扩大的圈子就是我们的人际圈。作者形象地用石子投入湖面荡起的涟漪来形容，它的界限并不是很清楚，亲疏关系的远近会对它产生影响；作者还指出圈子的大小是依势而定的，真可谓是一语破的。
《血缘和地缘》主要围绕着“人情”展开。在这个充满人情的社会中，真正的商业是无法进行的，文中的例子：只有到十里之外的街市，人们才能自然地以“陌生人”的`身份出现，才会认真的讲价、买卖。这是土地上该有的规则，人们一代代的遵守着。
读书的过程如登山。前面是数不尽的台阶，但只要一步一个脚印地走，顶峰之处再首来时路，我们的成就感与满足感是无法比拟的，那时一定会不由自主地感慨：读书是一件幸福的事！
费孝通乡土中国读后感篇十六
我初次听到费孝通这个名字是在大一的《文化学概论》课堂上，记得老师说费孝通写的作品有几本是相当出名的，比如《生育制度》《乡土中国》等，是我们社工专业学生都应该好好看读一下的课外书。于是，抱着对费孝通先生无比崇拜的敬意，我借来他写作的《乡土中国》一书，准备仔细阅读一下。
费孝通先生在书本的开头，就为我们讲解什么是乡土本色。从书中我们可以找到费孝通先生的见解是：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下人离不开泥土，城里人说乡下人很土，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平时，一般听到城里人说“乡下人很土”时，我们作为乡下来的人总是会感觉城里人在藐视嘲笑乡下人，心里很不是滋味。但经费孝通先生一说，这“土”字用得好啊，我们乡下人离不开泥土，说我们“很土”或“土气”都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乡下人和城里人本身就所处的地方和接受的教育程度不一样。之间有些城里人认识知道的东西我们乡下人却一点都不懂，也是不足为奇的。这不，在乡下不是有很多东西城里人也不认识知道吗？呵呵，大家在此扯平了，平等一致。
在“文字下乡”的这一篇章里，费孝通先生一开始就说“乡下人在城里人眼睛里是‘愚’的”。但往下，费孝通先生就举例说明这并不是乡下人就“愚”了，只是他们对对城里的新事物感到新奇，所以“在马路上听到背后汽车连续的按喇叭，慌了手脚，东避不是，西躲也不是”；而城里人在乡下也有“愚”的地方，比如有人冒充内行把田里的包谷错叫为“麦子”，也是相当滑稽可笑的。说到这，我认为从中有个礼貌的问题得讲。当乡下人不知道如何躲闪背后连续响喇叭的汽车时，“司机探出半个脑袋大骂‘笨蛋’”，而当城里人来乡下的人中有人冒充内行把田里的包谷错叫为麦子时，费孝通先生的乡下朋友却没有唾他/她一口“笨蛋”，而是微微一笑。从中可以看出，乡下人在礼貌方面比城里人好多了，至少他们懂得在嘲笑或责备城里人时能用含蓄的语言表达出来，不像城里人那样锋芒毕露，容易直接伤人。接下来，费孝通先生就文字的功能和文字下乡的重要性作了详细说明。在此，我还得说上一句，我很赞同费孝通先生“识字不识字并非愚的标准”这种观点。“在课程上这些孩子（指城里孩子）样样比乡下孩子学得快，成绩好。”费孝通先生这是机会和环境的问题，城里孩子大多数课余时间都是用来学习，一般不能随便穿鞋袜下足；而乡下的孩子则不同，他们放学后可以在田野里随便跑来跑去抓蚱蜢。所以在抓蚱蜢时，城里孩子远远比不上乡下孩子，这也不足为奇了。文字的功能是传情达意，费孝通先生却指出“文字所能传的情，达的意是不完全的”这要在适合的环境下文字才能充分行使它传情达意的功能，所以“在利用文字时，我们要讲究文法，讲究艺术。”（心得体会）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文字下乡相当重要。
在“再论文字下乡”这一篇章里面，费孝通先生接着说明文字在时间阻隔的情况下有说明不同，对于这一篇章，我理解得不是很好，我在此也多说不了。模模糊糊只知道在这个篇章所讲的文字下乡跟文化、词、语言、记忆等有关联，我说不清。
在“差序格局”这一篇章里面，我初看到这一题目时，感到很迷惑不解，到底什么是“差序格局”呢？得仔细在下文找找才行。但是，我往下看来好久，都找不到“差序格局”的详细解释。“在乡村工作者看来，中国乡下佬最大的毛病是‘私’”。呵呵，在这可有话说了，其实不止乡下人私，城里人也私啊，甚至有些可能比乡下人更私。这不，在文人笔里是中国威尼斯是苏州，作者却认为“天下没有比比苏州城里的水道更脏的了。”在接下来是内容中，费孝通先生讨论了私和公家的关系，以及这个社会和西洋社会的不同。费孝通先生认为，西洋社会的社会结构是团体格局，而中国社会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爸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由此，我们的社会可以或说很大也很小了，概念很模糊。而到底什么是“差序格局”费孝通先生只作出或多或少的比喻，没有详细概念。我是一名见识浅薄的学生，在这里也概括不出个什么所以然来，就在此打住算了。
在“维系着私人的道德”这一篇章里面，费孝通先生说到，由于社会结构的差异引起了不同的道德观点，西洋社会里“个人的联系靠着一个共同的架子”“道德的基本观念建筑在团体和个人的关系上，团体是个超于个人的‘实在’，不是有形的东西。”“我们如果要了解西洋的团体格局社会中的道德体系，决不能离开他们的宗教观念的来源，而且是支持行为规范的力量，是团体的象征。”而在中国，社会结构是从己向外推构成的，个人对别人的看法要由他和别人关系如何，比如别人贪污时他会大骂那人的行为是怎么怎么的恶劣如何如何的不检举，但当自己的父亲甚至自己去贪污时却认为这是“能干”的表现。孔子所提出的“仁”，意思相当复杂，但有侧重于“克己复礼为仁”。不同的道德观念由于不同的社会结构产生了不同的形式。
在“家族”的这一篇章里，费孝通先生先由“家庭”说起，他认为家庭的大小“不是在这社群所包括的人数上，而是在结构上。”接着，他说到了“家族”，啊认为“小家族和大家族在结构原则上是相同的，不同的是在数量上、在大小上。”还有，他说到，“氏族是一个事业组织，再扩大就可以成为一个部落。氏族和部落赋有政治、经济、宗教等复杂的功能。我们的家也正是这样。”“在西洋家庭团体中夫妇是主轴，但我们家庭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在婆媳之间，夫妇成了配轴。女子有‘三从四德’的标准，亲子间讲究负责和服从。”
在“男女有别”的这一篇章里，费孝通先生说到男女有别产生于各自不同的生理结构和心理。“感情定向”一词是费孝通先生用来指一个人发展感情的方向。“稳定社会关系的力量不是感情，而是理解。”他还认为“乡土社会是亚普罗式的，而现代社会是浮士德式的。”“男女生理上的分化是为了生育，生育却规定了男女的结合。”因此，乡土社会是男女有别的，也是稳定的社会。
在“礼治秩序”这一篇章里面，费孝通先生主要讲了“礼治”和“人治”“法治”的区别，他说“法治”其实也离不开人，人治和法治的区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所根据的规范的性质。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礼不一定就文明、慈善、也可能很残酷。比如在印度丈夫死后妻子得在葬礼里被别人用火烧死；在缅甸有些地方完成成年礼要杀几个人回来等等。乡土社会安于重迁的特点，决定了传统经验是相当有用的。礼治在乡土社会中具有很大的特点。
在“无讼”的这一篇章里，我很迷惑，费孝通先生为什么要以这个题目为名。我读完全篇，倒是老看到费孝通先生在说乡间不同时期的诉讼形式，由乡里诉讼到打官司，无疑是在讲以前的诉讼形式和现在打官司有何不同嘛，怎么可以说“无讼”呢？我真是不解了。以前乡里的诉讼用道德即可解决问题，审判结果都符合乡里规矩，但现在有些人凭借着对法律的了解却在官司法庭上玩起了把戏，确实可悲啊。我希望我国的法律越来越完善。
在“无为政治“的这一篇章里，费孝通先生主要论述了两种不同权力：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它们产生的缘由和表现。所谓横暴权力就是上级利用自己的权力以他们的意志去驱使被支配者的行动。而所谓的同意权力就是个人得服从大众的安排做事。由于一方的某种权力过剩引诱了另一方来争取就产生了横暴权力。如广西瑶山常见汉人侵占瑶人的土地，却并不征服瑶人来做奴隶，是由于汉人人口多土地少的原因造成的。而在天高皇帝远的乡下，大多事情都是通过同意权力解决的。
在“长老统治”这一篇章里，费孝通先生主要讲解了教化在乡土社会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通过教化的手段，年轻一辈懂得尊重年长一辈，同时年长一辈也在向年轻一辈学习，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在此都有了更进一步的解说，正是一代传一代的教化延续，乡土社会得以稳定发展。
在“血缘和地缘”这一篇章里，费孝通先生重点解说了什么是血缘和地，血缘和地缘的关系、表现、功能。他用自己作为例子，说明“血缘性的地缘更是显著”，如果一个人没有直接的地缘关系，不管他走到哪里，并在那住上了多少年，人家都会用“新客”“客边”“外村人”等来称呼他。从文字可以知道，在乡土社会里，血缘和地缘有着无法分割的关系，二者相辅相成、相互制约。
在“实名的分离”这一篇章里面，费孝通先生乡土社会和现代社会相比较时是静止的，“但是事实上完全静止的社会是不存在的，乡土社会不过比现代社会变动得慢而已。”然后他说到正是社会的变动，或快或慢，在不同的社会变动中，如果社会的变动速度变得快，长老权力也随着缩小。不同国家社会结构的变化，相互之间进行沟通交流就要采用不同的工具、方式和手段。在环境变动的过程中，“文化英雄”随之产生，只有这样才能够引领国家更好的进步，而这些领导们使用的就是“时势权力”。这些能使用“时势权力”的“领导的阶层如果能追的上社会变迁的速率，这社会也可以避免因社会变迁而发生的混乱。”否则，该社会就会混乱不堪。但是社会如果加速的变动，注释式的变动方式就可以引起实名之间发生极大的分离。这就是该篇章所要讲的实名的分离了。
在“从欲望到需要”的这一篇章里，费孝通先生说到“在乡土社会人可以靠欲望去行事，而在现代社会中欲望并不能作为人们的行为的指导了，发生‘需要’，因之有‘计划’”。他认为人的计划是不自觉的，欲望产生了“要”，为了满足“要”，人的行为就由欲望控制了，当人的行为变成自觉的，那就是需要了，这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费孝通先生说：“从欲望到需要是社会变迁中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这句话很经典，在此我想表达的意思也正是如此。
到此，我已经把费孝通先生写的这本《乡土中国》大概的看了一遍，并从每个篇章中摘抄了一些费孝通先生的原话，加上我的个人观点和想法。通观全书，我认为费孝通先生是一个搞文学很谦逊的人，这从他在“后记“里说自己写作这本《乡土中国》算不得是定稿，也不能说是完稿，只是一段尝试的记录罢了”可以看出。还有，我认为他不愧是一位很好的良师益友，他写作的文章多用熟语，时常把自己和农村联系在一起，意思通俗易懂，清晰明了。也作为农村孩子的我，读起他的书来感觉相当亲切，作为一个著名的文人，他没有丝毫抬高自己的身份架子去教育他人，我认为这一点是相当可贵的，也是让我感到相当佩服的。
费孝通乡土中国读后感篇十七
最近读了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这本书是费孝通先生著作中的一部研究中国农村的作品，是当时农村社会的一个缩影。在《乡土中国》中，作者用通俗、简洁的语言对中国的基层社会的主要特征进行了概述和分析，全面展现了中国基层社会的面貌。通过阅读这本书，可以了解中国农村变迁之前的样貌。
本书一共十四篇，涉及乡土社会人文环境、传统社会结构、权利分配、道德体系、法礼、血缘地缘等各方面，深度剖析了中国乡土社会的结构及其本色。
首先是乡土本色，“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正如费先生所说的，中国的基层社会是乡土性的，这个“乡土性”带有三方面特点：其一，“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其二，不流动性。其三，熟人社会。传统的中国社会是建立在能够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传统中国社会的封闭性和保守性制约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思想文化的发展。再加上乡村社会是一个社会变迁十分缓慢的社会，人民已经习惯了乡土社会的安稳生活，以至于不能适应其他快速变迁的社会，这才是“乡土社会”“乡土”的原因。
接下来是文字下乡，“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社会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费先生说，文字是传情达意的工具，讲究文法、艺术，但是在面对面的乡土社会中是没有必要的，存在着空间和时间上的间隔，在乡土社会中，人们的相处之间有着自己的“行话”，有着“无言胜似有言”的效果，乡土社会中的文盲体现了乡土社会的本质，乡下人是没有文字需要的。
在差序格局中，作者把当时的社会分为西方社会的“团体格局”和中国传统社会的“差序格局”。西方社会的团体格局就像捆火柴一样绑在一起，而中国则是家庭，就好比丢了一块石头在水里，荡出一层一层的波纹，具有伸缩的能力，有着“人情冷热、攀关系、讲交情”的特点，而西方的就是权力问题，作者说人和人往来所构成的网络中的纲纪，就是个差序，也就是伦。
后面作者还讲到了“无为政治”和“长老统治”的现象，在乡土中国中，长老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年轻一代对长老只能是唯命是从。最后作者讲到血缘和地缘、名实的分离，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而地缘是契约社会的基础。名实之间的距离随着社会变迁的快速发展而增加，但是在乡土社会中变迁的速率是很慢的。
时间的流逝总是在不断记录历史的进程，越过世纪的门槛，回首总结上个百年的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总会有许多名字让人铭刻在心。90后的我没有经历中国传统社会，对中国的一些独特现象不了解，《乡土中国》帮助我对中国的传统乡村社会有了一定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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