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考。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法律专业毕业论文题目篇一
随着人类文明不断进步，刑事诉讼的目的不再是单纯地追求事实真实情况，而更多是基于对某种主导价值的考虑，从而对证据加以取舍。 详细内容请看下文。
从世界各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来看，主要有两种模式：一为强制排除模式，采用这种模式的典型国家如美国;一为裁量排除模式，采用这种模式的典型国家如英国。
美国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源地，它对该规则的贯彻执行在世界各国也是最坚决、最彻底的 。在美国，它通常以积极的态度肯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多实行强制排除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法律明确规定通过非法程序获取的证据作为一般性原则应当予以排除，同时又以例外的形式对不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情况加以严格限定，法官对于非法证据的排除基本上要依据法律的规定。
美国实行的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即对于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将自动被排除或导致证据不可采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范围涵盖四种法律实施官员进行的非法行为：(1)非法搜查和扣押;(2)违反第五条或六条获得的供述法律专业毕业论文范文;(3)违反第五条或六条获得人身识别的证言;(4)“震撼良心”的警察取证方法。[2]这些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种价值理念：
法律专业毕业论文题目篇二
随着我国对国际业务开发力度的加大，我国跨国投资中的一些活动也涉及到法律适用的一些问题，加入wto以后，我国跨国投资和融资企业越来越多，与国家交流的范围也越来越大，法律冲突和规则适用不同的情况经常发生，那么我们应当如何认识这些冲突和规则并作出最有利的选择是我国跨国企业发展的重要保障，本文从法律冲突及规则适用的相关角度探讨跨国证券投资中的法律适用的一些问题，希望能够为我国企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借鉴。
一、跨国证券投资法律冲突的问题
为了更好的保障跨国证券交易的正常进行，各国都针对跨国证券投资中的一些问题制定的专门的法律，但是这些法律规定并不具有世界性，而是各国从本国发展的角度制定的，其中的冲突也是非常多的。总的来说，这些冲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调整法律关系存在冲突
证券投资的认识各国本来就存在不同的理解，那么在制定法律和运用法律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自然也会存在很大不同，首先是证券发行主体、方法以及程序等方面存在差别，在规定上认识是非常不同的;其次是对于证券交易的方式、支付等一些规则的制定存在出入;再次国有关证券监管结构、监管方式与措施、证券权益保护机制方面的不同规制;最后是各国对证券市场主体的法律规定亦存在差异，涉及证券商、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机构、证券投资公司、上市公司、证券投资者的主体资格与身份确认方面的法律冲突。
(二)各国对于证券投资行为的规制存在不同
跨国证券投资中需要进行一系列的行为，在这些行为的规范和指定的标准规则方面是存在不同认识的，比如各国在规制证券发行与交易行为时，对于如何认识两种行为，以及在两种行为的实施过程中如何进行控制都存在不同的理解，在规制内容上也存在差异;在跨国企业上市的条件和对于该行为的监管也存在差异，这些都是跨国证券投资中世界各国对一些行为规制过程中存在的不同，这些不同的认识，也就产生了法律适用冲突的问题，不利于共同问题的有效解决。
在以上内容主要通过概括的方式对于跨国证券投资中各国法律存在的冲突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描述，其实在理论研究之中，对于这一问题的理解也是存在差别的，比如有一些学者在概述法律适用冲突的过程中将这一问题分为三个部分进行分析：发行主体的冲突、发行客体的冲突以及发行行为和管理的冲突，不论哪一种划分都冲根本上认识到跨国证券投资中存在法律适用的一些问题，也是未来需要我们重点解决的部分。
二、跨国证券投资中法律适用的冲突规范
世界各国对于跨国证券投资的行为都有规定，而且还存在着一些国际条约、多边条约等，那么在真正出现跨国证券投资问题时应当如何适用、如何选择?国际上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主要存在以下五种不同的问题，不论在证券交易还是发行都是存在的冲突规范。
(一)适用发行人的属人法
在跨国证券投资中，一旦出现法律问题，如何适用法律时有一些国家的法律规定了适用发行人的属人法，即由这个发行投资行为的跨国公司注册地的法律决定法律冲突应当适用什么样的法律，最主要的国家比如匈牙利，在其国际私法第28条第4款规定："如果证券涉及社员权利，证券权利和义务的产生、转移、消灭和生效适用发行人属人法。
(二)根据发行地和营业机构所在地法律解决纠纷
这就是典型的属地主义的思想，也是国家上比较多的做法，各国在规定一旦出现法律冲突如何解决时，许多情况下都是规定由营业机构所在地的法律解决冲突，这一规定的目的是因为发行地和营业机构所在地能够切实、准确的了解到一些跨国证券投资企业的情况，并可以通过登记情况的调查了解到及时的信息，也便于当事人举证和裁决机构对纠纷的解决。
(三)适用物所在地法律
跨国证券投资中，其发行和交易的对象是广范围的，那么在发生法律纠纷时，产生的问题也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各国对法律纠纷解决的规定是不同的，为了更好的保障当事人的利益，也同时为了实现权利的及时救济，比如韩国法律就规定了对于无记名证券的权利取得、丧失适用无记名证券所在地的法律。
(四)适用证券交易所所在地的发展
这是针对跨国证券投资过程中证券交易如何使用法律的问题规定，不同国家的规定存在区别，但是许多国家规定了在发生证券交易纠纷时适用交易进行地的法律对纠纷进行解决。《匈牙利国际私法》第27条规定："通过证券交易所订立的合同，适用证券交易所所在地法".《波兰国际私法》第28条规定："在交易所所为的法律行为之债，依交易所所在地法。"《白俄罗斯共和国民法典》第1125条第3款第2项规定："在拍卖、招标或股票交易中缔结的合同适用拍卖或招标举行地或股票交易所所在地国法律。"此外《波兰国际私法》第28条、《奥地利国际私法》第39条、以及加拿大《魁北克民法典》第3115条都有类似的规定。这些规定亦与"场所支配行为"的传统国际私法理念一致。
(五)由交易进行地法律进行调整
跨国公司证券交易不同于国内证券的交易，跨国证券投资在证券交易过程中具有更多的灵活性，能够根据实际的需要进行证券交易，而且现代网络技术的发展，也为证券交易的跨空间性提供了最大的可能，因此为了适应国际发展的状况，保障交易的正常进行，一些国家法律规定了对于纠纷的解决适用交易进行地的法律。比如阿根廷法律规定，债券和向持票人付款的票据，其转让，适用转让地国法。
此外法国民法典国际私法法规，规定"股票转让人与持有人之间的关系，及持有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关系也可以适用指示证券支付地法。"
三、跨国证券投资中的法律适用的特点和发展
(一)证券交易的双重法律适用问题
在实际的工作和法律制定过程中可以看出，有关证券规定的法律其实是具有公法和私法双重性质的，而且各国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也充分考虑的证券交易的双重适用的问题：强制法规定和直接适用法，在这两种不同立法思路的指引下，造成各国对于跨国证券投资中的交易问题规定不一。但是从主体和交易的强制性方面看，这是私法调整的领域，但是从国家规范证券交易和发行秩序以及管理行为上看，这又是公法的范畴。因此其是具有双重性质的法律适用。
(二)证券法的直接适用问题
各国对证券市场实行管理的制度属于公法领域的规制范围，应当不同于传统国际私法意义上的法律冲突问题。
证券监管领域中的这些问题，是各国证券法的直接适用领域，不存在当事人选择适用或传统的法律冲突。如违反证券监管法规，则应承担行政责任，如致他人损害还应承担民事责任。虽然证券监管属公法领域，但其所调整的证券发行与交易关系及其规则在性质上仍属私法内容，所以证券法是兼具私法与公法内容的特殊法律部门。证券法规范证券市场各方主体的行为，而以民事责任为主的私法规制则是构建证券市场的法律基础。如前所述，各国对证券民事责任的构成的规定不同，导致了在证券跨国发行及交易的情形下产生一定的法律冲突，所以首先应对证券法中的具体规范内容进行识别，区分公法属性与私法属性，以采用不同的法律适用原则。
四、结语
跨国证券投资的发展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表现，也是实现国家、社会进步的标志，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通过这种方式与世界各国进行有效的经济链接，利用世界的资金以及其他资源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提供支撑，是一个可取之道。但同时也要看到其中的一些问题，比如我国在竞争力、经营方式上的差别，这些问题最终都是要依靠法律进行解决，只有做好法律适用的选择，解决法律适用的问题才能我国跨国证券投资业务的发展提供依托。
法律专业毕业论文题目篇三
与被告人权利保护相比，犯罪被害人的权利却逐渐萎缩，在诉讼法上受到的保护较少。加强被害人的权利保障，并对被害人和被告人的权利加以合理适当的平衡，成为各国刑事诉讼法的普遍发展趋势。本文首先对被害人进行了界定，并分析了其特征，接着分析了国外刑事被害人权利配置状况，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刑事被害人的诉讼权利的配置状况及存在的不足，最后结合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措施，以此希望能加强对我国的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保护。
刑事被害人权利配置问题保障
由于法制观念的演进和人权思想的发展，原来在刑事诉讼中居于客体地位的被告人一跃成为刑事司法的中心，对被告人的权利保护日益完备，这是刑事诉讼科学文明的表现。但是与此相反，犯罪被害人的权利却逐渐萎缩，在诉讼法上受到的保护较少。在有些时候，被害人只有告诉人的地位，甚至在诉讼程序中被以证人的身份传唤，并要接受案件被告人及辩护人的质问，这就存在使被害人再度受害的可能。如何保护被害人和重视被害人的权利问题，产生了重新探讨的必要。加强被害人的权利保障，并对被害人和被告人的权利加以合理适当的平衡，成为各国刑事诉讼法的普遍发展趋势。
根据全国人大的立法规划，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工作已经进入关键阶段。作为国家重要的基本法律之一，在依法治国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必须以加强诉讼民主、强化人权保障、促进社会和谐为目标。而在具体修改议题即改革热点的关注上，则要秉持一定的“问题意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着重解决现行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突出存在的问题。为此，本文就有关刑事诉讼中犯罪被害人的诉讼权利的配置和保障作一番探讨，以此希望能加强对我国的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保护。
犯罪被害人是犯罪直接侵害的对象，在历史上曾经是刑罚的发起者和实施者，直至后来成为犯罪的起诉者。被害人的态度直接决定着犯罪人的命运。
刑事被害人，亦称为刑事受害者或受害人，是与加害人相对应的称呼。被害人的概念，从不同的视角，学界有不同的定义。
我国著名学者康树华认为，被害人即是指因犯罪行为而使人身或财产遭受损害的人，是相对于犯罪人而言的。
而学者汤啸天则认为，被害人是指正当权益遭受犯罪侵害的自然人、法人和国家。
综上所述，被害人，是指合法权益遭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正确理解被害人这一概念的内涵，应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3）必须是受到犯罪行为侵害。因一般民事侵权行为、自然灾害等造成损失的人，并不是刑事意义上的被害人。
从范围来看，刑事被害人不仅包括自然人被害人，还包括受到犯罪行为侵害的法人、其他组织，即单位被害人。
纵观世界各国，对被害人保护的思想和制度发展史，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私力救助阶段—公力救助阶段—公力救助与私力救助相结合阶段。
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地位分两种情况，一种是自诉案件的当事人，另一种是公诉案件的当事人。首先从国家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平衡角度讲，当公诉无力或不能时，被害人能按照自己的意志实现其追究犯罪的愿望和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要求。其次，从程序正义的角度讲，赋予被害人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利于让被害人通过亲眼目睹审判的公正，缓解被害人过激的报复心理，消解犯罪这一矛盾源所带来的冲突主体间的心理对抗及其对法制和司法过程的不信任感。最后，从被害人实质权利保护的角度讲，刑事司法的目的是要尽可能地恢复被害人受损的权益，只有赋予被害人当事人的地位，被害人才能透过刑事程序的运作维护自己合法权利，有效避免当事人在侦查、起诉、审判和最后执行过程中再次受到伤害。这是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的应有之意。
法律专业毕业论文题目篇四
摘要：
德国法上的法律推定分为事实推定和权利推定。法律的事实推定是指通过适用法律的规定，推定未知的事实。在适用法律上的事实推定时，当事人应证明作为推定的基础事实(前提事实)，只要前提事实能够成立，被推定的事实的真伪就明确了。而法律上的权利推定是指法律直接从基础事实推断某种权利存在，针对的是权利或法律关系的存在或不存在，也可以称之为法律状况推定。本文以《证明责任论》一书为基础，试图用更简洁易懂的文字从权利推定的概念和本质、权利推定的排除和权利推定的法律渊源，适用范围和体系地位三个大的方面对权利推定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关键词：
权利推定法律关系证明责任
一、权利推定的概念和本质
(一)概念
法律上的权利推定是对权利或法律关系的直接推定。该推定是否成立与前提条件是否存在没有关系，但本质上法律上的权利推定与法律上的事实推定并没有什么不同。例如，对占有物行使权利的人，推定为合法行使权力的人。再如，对土地边界所设置的隔离物推定为共有物。当然，对这种推定仍允许对方提出反证予以推翻，但由于只有事实才能成为推定的对象，因而，不能采取直接证明权利是否存在的方法。要想推翻推定，只能对前提条件的不确定提出反证，一旦前提被证明是确定的时，便不允许推定被反证推翻，与法律上的事实推定相同，对方不可能对权力推定的结果直接予以证明。有关权利推定的例子很多，如《德国民法典》第891、921、1006、1362条等都是所谓的权利推定，他们都是针对权力或法律关系的存在或不存在的。
(二)本质
1.其中一些推定是以法院的自由裁判行为为基础的。例如，《民法典》891条的推定以在土地登记册中的记载或注销联系为前提。
如果权利推定应被适用的话，其前提条件必须得到证明。例如《民法典》第1362条第2款的推定以属于妇女个人专用的特定物为前提条件，这一点必须得到证明。
2.权利推定的对象是某种权利或法律关系的现实存在，或某种权利的不存在，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点：
(1)只指向某种权利的获得或指向某种法律关系的产生的推定，仅涉及权利形成的事实的存在，必要时涉及权利妨碍的事实的不存在，但不涉及权利妨碍和权利消灭的事实的不存在，该推断仅考虑某种特定的产生要件。
(2)相反对某种权利的现实存在的推定，则不考虑从中可推断出当时存在这一权利的所有事实。
(3)同样权利不存在的推定，要多于权利消灭的推定，也就是说多于权利消灭事实的产生的推定，权利不存在的推定还包括下面的情况：由于不存在权利形成的事实或存在权利妨碍的事实，权利为成功地产生，但同样也不考虑法律能够也必须从中推断出某种权利不现实存在的事实。如果取决于权利或法律关系产生或消灭的时刻，那么其结果是，权利推定对此提供不了依据。
3.权利推定不是法律后果推定。法律后果不是被推定的，而是被规定的。权利推定更确切的说是法律状况推定，因此，将其称为法律状况推定会更好，更直观些。
4.权利推定的效果如下：
(1)受益于推定的一方当事人必须就其主张的权利的存在或不存在作为权利主张来主张，相反，除推定的原始事实(在土地登记册中登记、占有、继承证书)外，它既不需要就权利产生的要件、权利消灭的要件提出主张，也不需要对其主张加以证明。也即，对于援引权利推定的一方当事人来说，它只需要主张权利或法律关系的存在或不存在并证明此权利推定的基础事实，而不必主张产生权利或消灭权利的事实，更无需证明这些事实。然而权利推定规范的设置，并不能导致拥有权利外观之人终局确定地享有真实权利，只是减轻了他的证明负担，他因此无需积极证明自己权利的真实性，而是将举证责任移转给提出相反主张的人，由其举证反驳权利推定，也就是说对方当事人想反驳推定，他就必须提出说明推定不正确的主张，且在发生争议的情况下对其主张加以证明。
(2)对法官而言，法官不仅用不着对权利产生的要件或权利撤销的要件进行认定，而且如同在诉讼中的承认一样，也用不着进行法律适用，他只需要适用推定规范，并根据推定规范的前提条件，在反对的一方当事人就推定的正确性提出异议前，将权利或法律关系的存在或不存在作为其判决的基础。
(3)权利推定的效果原则上有利于有理由提出权利推定所涉及的权利或法律关系存在或不存在的当事人，而不利于每一个被主张权利或法律关系存在或不存在的人。但权利推定的效果有时候会受到限制，如《民法典》1362条第一款的推定只有利于丈夫的债权人。
权利推定属于典型的法律技术，它的出发点是客观事实，但又不绝对受此限制，而是在高度盖然性的经验基础上，用外在的事实状态推导权利存续的状态，即权利外观推定权利的存续、主体和内容。据此，拥有权利外观之人只要举起推定力的盾牌，就无需证明自己物权的客观存在性，并可防御他人对自己权利真实性的攻击;提出相反主张者则要负担该外观之人不享有真实权利的证明责任，以之来推翻相应权利推定。在此，拥有权利外观之人是防守者，其占据了有利的地位，提出相反主张之人是攻击者，其地位较为不利。
不过，尽管这种推定有利于拥有权利外观之人，让其“不证自明”地享有相应的权利，但它仍然顾及了权利外观与真实权利不一致的情形，使得真实权利人在这种情形中能通过“证伪”来推翻通过权利外观推定真实权利的法律效果，从而保护真实权利人的利益。因此，可以说，权利推定规范结合了“不证自明”和“证伪”两种方式。
(4)权利推定与证明责任的关系。权利推定对证明责任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对于提出被推定的权利存在或不存在的当事人来说，他只需主张推定规范的前提条件，且在该前提条件有争议的情况下必须加以证明。对于无需依赖基础事实的权利推定来说，连基础事实也不必主张和证明。第二、对推定所针对的对方当事人来说，想阻止推定或排除推定的效果，则需就以下事实负主张和证明责任：主张和基础事实不相容的事实;主张与被推定的权利不相容的权利状态。如主张自己通过买卖、继承等方式取得了物的所有权，因此该物不可能属占有物的对方所有。对于上述主张，该当事人应负证明责任。
(5)权利推定不同于解释规则和证明规则。对于大多数推定来说，从开始就不适合，因为它不涉及需要解释的意思表示和裁决，对于在土地登记册中登记和遗产法院的证明而言，解释可能是适宜的，但是，它并不像一个真正的解释规则那样，规定一个特定的解释结果。所以权利推定不同于解释规则;而相比较证明规则而言，权利推定想要的更多，它想推定权利或法律关系的直接存在或不存在，之所以说它不是证明规则，是因为证明只以事实为对象，而不是以权利的直接存在或不存在为对象。所以权利推定也不同于证明规则。
二、权利推定的排除
1.以自由裁判行为基础的权利推定，可以以下列方式最终予以排除：例如，可根据《民法典》2362条的规定将继承证书交给遗嘱法院。根据894条的规定，更正土地登记册中的内容。
2.权利推定的效力可以通过对相对规范的前提条件的证明而在当事人之间予以排除。例如1006条，即对方当事人证明，他过去曾占有该物，后来被盗、遗失或因其他原因不再占有，或者占有人只是占有媒介人。
3.权利推定还可以通过对具备推定的前提条件的证据提出反证在当事人之间予以排除。
4.通过反面证明。反面证明为本证，任何当事人，只要推定指向他，他均可对权利推定进行反驳，只有当法院根据其心证积极地肯定：推定不真实，其对立面真实，也就是说，被推定存在的权利不存在，被推定属于对方的权利不属于对方，被推定不存在的权利存在，那么该反面证明就成功了。
可见反面证明是一种本证，他必须提出证据推翻依据法律推定的权利，也就是必须达到使法官确信推定的权利不存在的程度。
5.权利推定因相冲突的推定而失去效力。如果具有不同效果的数个权利推定均与同一个具体要件相适应，即构成权利推定的冲突。在此必须通过对相抵触的推定的效力的权横，来决定效力的优劣。只要一个推定必须回避另一个推定，随着它受到反驳，另一个推定会立即得到重新重视。
三、权利推定的渊源、适用范围和体系地位
1.权利推定的渊源只能是法律规范。法律行为不可能作为权利推定的基础。
2.权利推定不仅仅适用于民事诉讼，而且适用于任何一个以推定所涉及的权利存在或不存在为裁决的对象或前提条件的程序。例如执行程序、行政机关的程序、行政法院程序，尤其是享有自由审判权的机构的程序。
3.权利推定不属于程序法，而是属于实体法。
参考文献：
[3]陈康扬.法律逻辑原理.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127.
法律专业毕业论文题目篇五
法律专业毕业论文浅析交通肇事逃逸问题_法学理论论文
内容摘要：交通肇事因为具有高发性，在实践中和法律法规上备受关注。
其“逃逸问题更因主观、客观等方面的复杂性而颇有异议。
对交通肇事罪划分的三个量刑档次，与旧刑法相比该规定提高了惩处交通肇事者或交通肇事逃逸者的法定幅度，尤其第三个量刑档次“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为严惩该种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据。
但是， 会计毕业论文范文，由于条文过于笼统、简单，且忽视了逃逸情形的复杂情况，致使实践中产生了不应有的操作模糊;理论界产生了很多分歧。
其中，按照“罪责等价相当原则解释的观点颇具代表性，其核心是“不同‘逃逸’问题应当有不同的罪刑与之相适应，也就是说，该原则下的“因逃逸致人死亡必须有明确的内容指向和相应的处罚范围。
从“人人生而平等的基点看，该情况的出现， 实习报告前言，确是文明社会中公正的应有之意。
关键词：罪责等价相当原则 逃逸 不作为犯罪 情节
某作家在文章中写到：汽车是个危险的东西，交通运输中超过50%的危险都是它的“杰作。
参考有关资料，如我国每年的交通事故案件和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等数字，则会更深刻地意识到这些危险的潜在性。
尽管，如“撞了白撞之类的“怪胎最终“流产;受害者，特别是弱势群体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补偿和抚恤，但是套用他人的慨叹“失去的毕竟不能重新拥有啊!那些惨状和教训是轻易不能忘却的。
反思此类情况，如果想用犯罪具有的可防性，对重大交通事故进行防控和震慑，从而达到减少损失和保护利益的目的，那么，现在能做的或许就是更好的完善《刑法》内容，并进行配套设施的建设。
笔者撷取一角――交通肇事逃逸问题，从“罪责等价相当原则出发，结合有关资料，思考分析，期望有所收获。
一、罪责等价相当原则
罪刑相称、罚当其罪;在分析罪轻罪重和刑事责任大小时，须结合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及客观危害结果，来综合确定刑事责任，从而判定轻罪重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是“罪责等价相当原则最权威的认证。
由上述可知，在解决交通肇事逃逸问题时就可以依据该原则，并严格执行之。
只能从主客观相适应的角度综合分析考虑，虽然主观方面有时取证比较困难。
确定严重程度最高等级的要件是：故意做出伤害，至于是否考虑有无弥补伤害的行为可以不问;确定严重程度最轻等级的要件是：过失造成了伤害后果并采取了防止伤害扩大或有利于伤害减轻的行为。
不难看出，该模式用于交通肇事，则更有利于“逃逸有关问题的解决。
当然，因主观方面的取证相对较难，大部分情况下不能向行为人取得确证，必须有周围环境、目击证人及系列的逻辑的证据链来印证。
如在利用客观情况推定主观意思时，可能在行为人对客观方面认识的局限或者对客观方面认识的主观臆断的作用下，行为人对最终结果的预期不会实现。
这就促使行为人从另外的结果考虑，“强制自己履行道德义务，阻止先行行为的进一步伤害。
这恰是“罪责等价相当原则存在弹性空间的体现，这时，可利用刑罚个别化原则防控已然之罪和未然之罪，实现刑罚的威慑力。
二、逃逸的几种情形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该条的中段和后段规定了“逃逸问题的法律依据，故具有基本法的效力。
具体案件审判过程中适用的条文是效力较低的最高人民法院11月作的司法解释。
其解释是否理解了立法原意，值得商榷。
目前，学术界对两段的解释分歧较大，但都能从“罪刑法定原则加以涵括。
致使被害人救治延误而死亡;第二种，认为逃逸是指发生交通肇事后，肇事者仓惶逃跑以致再次发生交通事故致人当场或稍后死亡;第三种，认为是否属“逃逸应具体分析肇事行为人的心理因素。
显然，前两种观点都可理解为“因逃逸致人死亡中的“逃逸。
为了探讨和分析上述三种观点，笔者在此先理清与逃逸有关联的问题。
(一)“逃逸不能仅从字面上理解。
“因逃逸致人死亡的不应仅理解为：发生交通肇事后，肇事者逃离现场没有及时救助被害人，致使被害人失去移开事故发生地的机会而被别的原因致死。
如果这样理解，则不符合“罪责等价相当原则，也不符合刑法理论中因果关系原理。
因为肇事者的逃逸事实不能构成被害人死亡的直接原因，只能具有间接原因力。
其行为当属“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其罪也只能“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不能承担超重于此的责任。
否则，就会造成同类行为不同责任的后果，使得自己为他人的行为承担不利利益。
(二)“逃逸必须具有主观内容。
不应认为发生交通肇事后，只要肇事者不在现场，也没有返回现场的期待可能，就认为归结成“逃逸是正确的。
如果这样，就忽略了另外一个问题，即“肇事者没有肇事认识的情形。
因为交通肇事属于过失犯，而且针对不特定人，存有认识障碍的余地。
这样一概而论，统一认定为“逃逸，则不符合“罪责等价相当原则中主客观结合判定的标准，且会使“肇事者(也可能是非肇事者)处于绝对不可预期的恐慌之中。
(三)法条中的“逃逸是定罪情节，还是量刑情节需要严格区分。
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从语义学的角度理解，因与其并列的“情节冠以“其它，应为量刑情节。
而“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又是一层意思，其含义较复杂。
笔者认为，是定罪情节，还是量刑情节，主要看“逃逸的引发后果是否要求其作为一个独立的原因力。
若后果确为“逃逸且排他的结果，则其应该是定罪的情节，也即是定另外罪的情节，譬如不作为犯罪。
否则，只能作为量刑情节。
三、对三种观点的分析与检讨
上述三种观点都有其理解语境，也各自存有合理因素，对其进行分析与检讨，指出合理所在，将会对“浅析问题的理解大有裨益。
第一种观点立足于行为的一贯性。
把“逃逸理解为基本犯罪后的一个躲避情节，是对人类消极接受不利利益的真实反映，是基本行为完成后的一个连贯性行为事实。
这种理解，从人的脆弱性出发，符合人们的思维习惯，但忽视了另一种事实，即逃避不利利益的到来，却侵犯了另一种合法利益，使“逃逸的多重内涵变得单一。
同时，这种理解的主观倾向太过强烈，只是注意了“逃逸者的不利利益，没有关切到“被害人的惨状。
第二种观点尤其值得怀疑。
虽然其惩罚的是第一次犯罪带来的心理压力下的再次危害，有防止利益损失严重扩大化的倾向，是对“未然之罪的一种规范和提醒，但在可行的条件下，却屏弃了对“已然之罪的伤害的补救。
简单地说，既然可以对未然进行预测和防范，那么就应该可以对已然的利益损失进行补救和挽回，因为未然之果与已然之果没有质上的差别，有的只是时空上的位移。
因此，这种“向前设栏的做法仅是对后者的负责，而没有考虑到对先前责任的承担。
第三种观点主张依“行为人的心理状态来判断。
笔者认为这个思路是可行的。
交通肇事逃逸本身在主观和客观上都比较复杂，就该本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抽象出其内在的共性和个性，在共性中析出个性的东西。
即逃逸后由于没有及时被救治而致人死亡与逃逸后又肇事致人死亡都有做为“逃逸情节而被引用的可能。
当然，不否认，前两种观点在具体语境中可以作为原则适用。
四、“逃逸问题与不作为犯罪
所谓“不作为是指行为人应有实施某种行为的特定的法律义务，且能够履行却不履行的消极行为。
不作为能否构成犯罪，取决于不作为的行为性。
实质上，不作为是以否定形式对待事物的作为，因其不能放弃对危害结果的责任而应该具有与之相适应的罪来等价，根据“罪责等价相当原则，其与作为犯罪的形式应受同样处罚。
但是不作为是否定形式的作为，故，处理起来有自己的独特性――即不作为以行为人负有作为的特定法律义务为前提。
我国刑法理论对不作为的前提的来源形式作了以下界定：(1)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2)职务或业务上要求的义务;(3)法律行为引起的义务;(4)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
判定这些义务是否作为或不作为，其标准在于这些义务是否为法律义务，是否必属行为人负有。
目前，前三种来源形式已成定论，发生争议的是“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能否成为不作为前提的来源形式。
赞成论者因不能正面论述赞成原因，而求助于类比;反对论者则坚持犯罪行为相对应的义务是责任的承担，除此之外的义务不具有法定性，反对论还主张不能让犯罪行为人既承担责任又尽救助义务，这对行为人是不公平的。
况且，这种救助义务可能减轻其责任，但绝不可能免除其责任。
笔者认为，基于行为人对犯罪行为的态度，可以有限度地接受反对论。
如果犯罪行为是行为人极力追求的“价值，在行为人看来，这种犯罪行为正是其“满意的结果，则不可能期望行为人采取救助措施来破坏这种“满意，更没必要使行为人负有采取救助措施的作为义务，这是没有效果的。
相反，如果行为人对犯罪结果的出现是不希望或者是排斥的，这就成了过失所致，那么就应该为了行为人利益而要求其负有相应的作为义务，这可以使过失造成的损失最小化。
法律专业毕业论文题目篇六
工业革命以来，机器大生产取代传统手工作坊生产，机器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加大了对生产过程中的劳工的侵害可能，劳动的危险性与日俱增，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的伤残事故频繁发生。在工业发展中，随着化学原料、物理材料的大量使用，劳动者在化工危险环境中工作，在粉尘、有毒有害气体的侵害下，患上职业病的机会相对增大。因职业病发生在劳动过程中，故各国把职业病也纳入到工伤赔偿的范畴中。劳动者在工作中遭受事故伤亡或者患职业病，必然会导致其谋生能力的降低甚至丧失，从而使其本人或者供养家属的经济来源中断，生活陷入困境，进而威胁到生存。这种情况的大量出现，必然会形成社会问题。此即国外所称的职业灾害，也成为劳动灾害。广义的职业灾害泛指各种情况引发的妨碍正常职业进行的各种事故，包括损害到人，或者生产设施、财物。狭义的职业灾害，也称为职业伤害，仅指造成人员伤亡的各种事故，此即我国法律法规中所称的工伤。
何为工伤，目前尚无标准统一的定义。从字面上理解，工伤即因工负伤，“工”是指劳动者工作、履行职务的行为，并可扩大到与工作、履行职务相关的行为，“伤”是指各种急性伤害，包括负伤、致残、死亡，也包括各种慢性伤害，比如在各种有毒有害物质、气体、粉尘环境下，造成身体患职业性疾病。“工”与“伤”之间是一种因果关系，通常情况下，意外事故的发生必须与勞动者所从事的工作相关，包括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内、以及与工作相关的其他情形下发生的事故;而职业病，是劳动者在从事的工作或职业的时间、环境下，因接触有毒有害物质而导致发生的。此因果关系在我国《工伤保险条例》第一条中简单概括为“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
《中国职业安全卫生百科全书》（1991年版）将工伤事故解释为“指企业职工在生产岗位上，从事与生产劳动有关的工作中，发生的人身伤害事故、急性中毒事故。但是职工即使不是在生产劳动岗位上，而是由于企业设施不安全或劳动条件、作业环境不良而引起的人身伤害事故，也属工伤事故”。此概念用了一个但书，将即使不在生产劳动岗位上，而是由于其他与工作有关的原因导致的职工人身损害，也界定为工伤事故。应该说，此概念将工伤事故的范围进行了一定程度地扩充。
我国学者杨立新将工伤定义为“是指劳动者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所遭受的人身损害，以及罹患职业病的意外事故。”劳动者在上下班途中因交通事故发生的伤亡，虽不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内，但此上下班途中行为是与工作相关的行为，为保障劳动者的利益，此伤亡亦应当是工伤。故为明确起见，工伤定义中的时间、地点条件中，应当加入“以及与工作相关的过程中”这一扩大性条件。
综上所述，本文笔者将工伤的定义概括为：工伤，即工伤事故，又称为职业伤害，指劳动者在工作以及与之相关的过程中，因工作原因遭受事故伤害导致的伤、残、死亡或患职业性疾病。
（一）工伤事故是发生于企业（包括个体工商户）中的事故
工伤事故存发生于各类企业之中。企业指我国境内的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私营企业、三资企业，各种形式的股份制企业、联营组织、合伙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在我国《工伤保险条例》将各类企业，称为“用人单位”，凡是雇用职工为自己提供劳务，从而使职工与自己形成劳动关系的各类用人企业，均称为用人单位。
根据我国《工伤保险条例》，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不属于企业的范围，但其职工同样受到相应的保护。《工伤保险条例》第62条规定：“国家机关和依照或者参照国家公务员制度进行人事管理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工作人员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由所在单位支付费用。”“其他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各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工伤保险等办法”，“参照本条例另行规定”。可见虽然不属于企业的范围，但仍然按照相应规定享受工伤待遇。
（二）工伤事故是企业职工遭受人身伤亡的事故
企业组织依靠其职工提供的劳动力进行生产经营。在企业的生产经营中，各种意外事故难免发生，给职工、企业造成人身、财产损害，有时这种损害还是十分巨大的。工伤事故中，所造成的损害是企业职工的个人人身损害，而不是财产损害。这种损害，可能是职工身体的受伤、残疾，也可能是职工生命的终结。
企业职工，即向企业提供劳务的劳动者，包括各类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合伙所雇用的职工、雇工。我国《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一条将职工规定为：“是指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各种用工形式、各种用工期限的劳动者。”以此规定，在认定企业的职工时，应当以企业与职工之间是否存在劳动法律关系为准。职工与企业之间签订有书面劳动合同，可以直接认定为两者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在虽然没有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但客观事实上职工向企业提供劳动，企业予以支付劳动报酬的情形下，同样认定为构成了劳动合同关系，此即为事实劳动关系。
（三）工伤事故是企业职工在执行工作职责中发生的事故
工伤事故发生后，在受害职工（职工死亡时则为其亲属）与企业之间产生人身损害赔偿关系，此为民法侵权之债。以此人身损害赔偿关系，工伤受害职工或者其亲属，就所受损害，有向企业要求赔偿损失的权利，企业有予以赔偿的义务。
在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高度发展以后，企业可以购买雇主责任险，或者为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这样，在职工遭受工伤事故后，由保险公司或者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向工伤职工提供劳动保险待遇。这其实是一种转嫁工伤事故赔偿风险的行为，将用人单位的赔偿责任转嫁给保险公司或者工伤社会保险机构。此时，企业和工伤职工之间的赔偿责任关系转变为工伤保险的权利义务关系。
考察工伤补偿制度的历史起源及发展，根据工伤赔偿责任归责原则的不同，可以将工伤事故责任制度的基本模式分为企业过错责任工伤补偿制度、企业无过错责任工伤补偿制度。
西方国家工业化兴起的早期，职工遭受工伤事故由工伤职工个人自行承担。职工个人出于经济生活的贫困和工作机会的稀缺，往往愿意到工厂工作，以获取出卖劳动力的报酬。由于劳动本身的危险性，劳动者遭受职业伤害在所难免。当工伤事故发生后，企业主以契约自由、风险告知、自愿承担风险、劳动者自身过失、工作伙伴或第三者过错责任等理由进行抗辩，对工伤职工不予赔偿。这样，在不平等的劳资关系下，工伤职工遭受职业伤害，无法从企业主处获得赔偿，只能自行承担责任，必要时被迫求助于社会慈善机构。
（一）企业过错责任
过错责任原则是民法自罗马法以来始终坚持的损害赔偿归责原则。过错责任的基本含义是，“过错是加害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基础，之所以规定由加害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是因为其主观上具有可以归则的事由（故意或过失）。如果加害人的主观不存在过错，就当然不承担民事责任。如果加害人在主观上有过错，则可能承担民事责任”。过错责任原则是一种理性自由法则，人们能够按照社会的行为规范自觉地选择合理的行为，并能够通过控制自己的行为达到控制行为结果的目的;就是说，行为及其结果对意志来说，属于自由的范畴而不属于必然的范畴。
（二）企业无过错责任
到19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生产迅猛发展，危险性工业大量出现，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工业事故也迅速增加。在传统的过错责任下，雇主借口其无过错而拒绝赔偿受害雇员的损失，从而免除自己的赔偿责任。因此导致大量工业事故的受害者最终无法获得赔偿，如此不公，引起受害雇员的反抗，以至危及到社会的稳定和安全，带来了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在此情形下，如何修正过失责任主义，创设合理制度，实为各国（地区）法制所面临的共同课题。”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护雇员的权利，缓和劳资关系，法国学者约瑟郎德创立“风险形成”理论。该理论的指出，工业事故是在雇主追求企业利润的过程中产生的，雇主获得利润，就应该为利润形成过程中的风险负责，而不能只对自己的过错负责。雇员在从事危险活动过程中发生的企业事故的责任，应该强加于为追求利润而从事危险活动的雇主，而不问其是否存在主观过错。此“形成风险者应负危险责任”的理论主张，后发展为德国民法上的“危险责任”理论。“危险责任就其本质是一种无过错责任，指明没有过错也要承担责任，而归责原因是因为危险的存在”。危险责任说“所以获得共鸣，因自动力发明后，机器逐渐替代人力。企业家利用机器营运，工人组织团体与之抗衡，因平衡机器营运之危险与团体抗衡之困扰，提供保险制度之契机。”
在立法上，1884年德国《工业事故保险法》，改变了过错责任原则的归责方式，确立了雇主对雇工伤害负无过错的赔偿责任原则。在法国，1896年，法国最高法院改判泰弗里诉拖船主因拖船爆炸，而使雇工泰弗里受致命伤害的案件，对雇主责任承担的态度产生了重大改变，确认工业事故致雇工伤害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法国于1898年制定了《劳工赔偿法》，以成文法的形式，确立了工业事故导致劳工人身伤亡，采无过错责任原则确定雇主的赔偿责任。在英美法系国家，无过错责任原则也通过雇员赔偿制度得以确立。
工伤事故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从雇主过错责任走向无过错责任，体现了制度设计上以补偿受害人的客观损害为重点。这种归责方式的客观化，“大幅度提高原告求偿权的成功率，使被告的赔偿责任能够比较容易地证明和成立”。这在工业时代机器大生产条件下，起到了维护雇员利益，缓和劳资双方社会矛盾的作用。
法律专业毕业论文题目篇七
(1)研究目的
期待可能性理论产生于二十世纪初的德国，在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理论中研究探讨的比较多，不过由于我国对期待可能性理论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在许多问题上还没有形成一个较为统一的意见，直到今天，对期待可能性理论的价值以及理论本身，都没有居绝对优势地位的学说。虽然对于期待可能性刑法理论上尚争论不休，但其合理意义早已存在于刑事司法实践中，这是不争的事实。因此本文着重对期待可能性理论进行研究，先简要介绍期待可能性理论的概念界定，理论基础和形成发展等基础法律问题，再分析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地位和适用问题并提出自己的见解，最后在对期待可能性理论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刑法对期待可能性理论借鉴的一些浅见，希望对立法和理论研究能有所启发。
(2)研究意义
期待可能性理论的积极意义在于考虑行为人本身的实际情况，不强人所难，能达到事实上的合理性和实质正义，不给被告人附加多余义务。因此，通过对期待可能性理论的研究，可以给刑事责任的认定提供人性的标尺，使刑事责任认定更加合乎情理、充满人性，引入期待可能性理论对我国的刑法理论和刑事立法都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并且在刑事司法方面也可以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对现实许多疑难、争议案件可作出令人信服的阐释，更容易实现我们司法公正与合理的目标。
二、文献综述内容
1、期待可能性的概述
(1)刘昌强、崔志鑫在《穿越的路径》中主张从狭义上理解期待可能性，认为期待可能性是指仅从行为时的外部情况考虑,期待行为人不为犯罪行为而为其他适法行为的可能性。
(2)崔兰、崔志强在《论刑法中的期待可能性》中主张从广义上理解期待可能性，认为期待可能性是指根据行为人行为时的各种因素,能够期待行为人选择合法行为,如果不能期待行为人实施其他适法的行为,就不能对行为人的行为要求承担一定的责任。
2、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地位
(1)龙立豪，马六生在《论期特可能性理论在我国刑法中的适用》中主张故意、过失构成要素说，他们认为应当把期待可能性置于故意、过失中来理解，期待可能性是故意和过失的构成要素，包含在故意与过失之中，有期待可能性，就存在罪过心理，无期待可能性，就无罪过心理。
(2)陈兴良在《刑法学》期待可能性一章中主张与责任能力、故意或过失并列的第三责任要素说，他认为期待可能性作为客观的责任要素，与责任能力以及作为主观要素的故意、过失构成责任的三大要素，只有三者同时具备，行为人才具有有责性。
(3)姜晓贞在《论期待可能性理论及其与我国刑法的关系》中
主张阻却责任事由说，认为期待可能性不是与责任能力、故意或过失并列的第三责任要素，也不是故意、过失构成要素，而应当将不存在期待可能性的情形，理解为一种责任阻却事由。
(4)马克昌在《德日刑法理论中的期待可能性》中主张可罚的阻却、减少责任说，他认为没有期待可能性的场合,如同没有责任能力的场合一样,并不是成为没有责任,只是成为没有可罚的责任。
3、期待可能性的判断标准
(1)陈兴良在《期待可能性问题研究》中主张行为人标准说，他认为以行为人自身的具体情况为标准，根据此人在此时此景之下是否能够实施适法行为来确定。
(2)舒洪水在《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哲学基础与本土化思考》中主张国家标准说，认为应当以期待行为人实施适法行为一方的国家或国法秩序为标准，考虑其具体要求。
(3)卢蕊在《期待可能性判断浅析》一文中主张平均人标准说，她认为应当把平均人放到行为人的处境看是否能够期待他们实施适法行为，根据平均人是否会实施与行为者同样的行为来确定。
(4)付立庆在《人权标准说—认定期待可能性有无的一种新标准》中主张人权标准说，将期待可能性有无之认定应以被期待者之人权之充分关注为旨趣。
4、我国刑法对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借鉴
(1)杨兴培在《期待可能性的实践批评》中对于期待可能性的引入持否定态度，他认为在法治社会里,对各种违法犯罪行为的评价与认定,应当坚持“规范在前、价值在后”的基本原则,而不是颠倒，期待可能性作为一种人文价值,虽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应当让位于刑法规范。
(2)高晓飞在《期待可能性理论中国化的困境与思路》主张引入期待可能性，他认为引入期待可能性有利于促进我国刑法基本理念变革，有利于合理解释我国刑法中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使刑事责任认定更加合乎情理、充满人性。
我认为目前学术界对于期待可能性理论的研究存在很多问题，尤其是对于期待可能性的地位和判断标准两个问题，学者们的争论就一直没有中断过，因此造成了期待可能性理论在适用上的.一系列问题，使得刑事责任的确定缺乏人性的标尺，使得现实许多疑难、争议案件难以作出令人信服的阐释。鉴于期待可能性存在的理论价值，我认为应当对期待可能性的概念、地位和判断标准作进一步研究，确定一个统一的标准，进而提出我国刑法对期待可能性理论借鉴的一些浅见，希望对立法和理论研究能有所启发。
法律专业毕业论文题目篇八
在对负债的管理中负债分流动负债和长期负债，与此相对应企业的偿债能力分析也被分成短期偿债能力分析与长期偿债能力分析。
(1)流动比率指标分析
(2)速动比率指标分析
(3)现金比率指标分析
长期偿债能力分析
(1)资产负债率指标分析
(2)产权比率指标分析
(3)利息保障倍数指标分析
偿债能力总体评价
营运能力分析
营运能力是以企业各项资产的周转速度来衡量企业资产利用的效率。周转速度越快，表明企业的各项资产进入生产、销售等经营环节的速度越快，那么其形成收入和利润的周期就越短，经营效率自然就越高。
企业营运能力通常从存货周转率，应收账款周转率、流动资产周转率和总资产周转率四个方面进行分析评价。
应收账款周转率指标分析
流动资产周转率指标分析
总资产周转率指标分析
营运能力总体评价
盈利能力分析
经营性盈利能力分析
盈利能力是各方面关心的核心，也是企业成败的关键。只有长期盈利，企业才能真正做到持续经营，无论是投资者还是债权人，都有对反映企业盈利能力非常重视。反映企业盈利能力的指标很多，通常使用的主要有销售净利率、销售毛利率、资产净利率。
法律专业毕业论文题目篇九
法律毕业论文题目过大，操作起来内容面太宽而把握不住中心，论述深入不下去；法律毕业论文题目过小，又展不开论述，不成其为论文。对此：
第一，法律毕业论文选题时选择自己认为比较熟悉的部门法。几年来法律课程的学习，同学们各自在不同的部门法领域里肯定会各有千秋。有的同学民法部门的问题体会较深；有的同学程序法的学习、思考更为全面细致；还有的同学基础理论的学习可能想法更多。那么法律毕业论文选题时就首先明确大方向，选择自己平时看书比较多的，手头资料比较充足，思考问题有一定深度的部门法，这样写起来就比较得心应手，平时积攒的资料也派上了用场，常考虑的一些问题也容易深化一步了。法律毕业论文在很大程度上考查学生几年来法律课程学习的综合性、思考问题的逻辑思路。对一个问题，在写法律毕业论文时，能够综合考虑，从立法、执法的角度考虑，并把平时碰到的问题站在不同的方位深入进一步学习、探讨，也就达到我们完成毕业论文的目的了。
第二，选好部门法后，注意自己平时知识的积累，看看这一方面还有哪些欠缺的地方。几年的学习，某一部门法的所有问题不一定都能搞通，这个时候，需要回忆一下，看看所选部门法有些什么基本理论问题，与所选法律毕业论文题目相近相通的一些理论问题是不是还不太清楚，扫清动笔前的一些障碍，非常必要。对于自己运用起来还不太得心应手的一些知识，赶快抓紧时间去给予更多的关注。理清思路，多阅读一些课外的有关书籍也是非常重要的。例如：想写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在弄清基本理论问题时，相关的刑事诉讼法的无罪推定原则。我国新旧刑法关于此问题的观点，国际上各国的基本观点，法律规定，司法解释的基本资料是否齐全，还有些什么问题需要和老师、同学们再作进一步的探讨。这样，宏观上、微观上你都有了进一步的考虑、思索，拿起笔的时候不至于为一些基本的问题而再影响你写作时的思路了。
二、法律毕业论文应重视法律、法规的变化
几年法律课程的学习，学生们感到特别棘手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国目前正处于一个社会飞速发展的时期，不管是政治、经济，还是人们的思想无时无刻不处在翻天覆地的变革之中。与此相应，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变化，更是日新月异。法律条文的修改不断变化，给法律的学习增加了很大的难度，但同时给我们法律毕业论文的完成又提供了许多好的机会。新的、重新探索的问题层出不穷，法律中有许多的课题迫切需要去探讨。学员在完成法律毕业论文时，对很多问题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这样，在法律毕业论文选题时，就要注意适时、适度的去把握。切记知识的更新，关注国家法律的变化、发展。另外司法实践也会不断有新的问题出现。法律毕业论文要注意把握法律发展变化的大方向，在平时理论学习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探讨。如果主题把握不好，就很容易使自己的论文偏离方向，导致前功尽弃，事倍功半。
三、把握理论研究动向是法律毕业论文的核心
众所周知我们处在一个信息飞速发展的时代，在选好法律毕业论文题目后就要围绕题目广泛关注我国法学理论方面的动态，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有关问题，从而理论联系实际。通过查阅有关的学术期刊、报纸杂志、资料索引，了解理论界进展的程度，使自己的思路更开阔、更活跃。借鉴别人的研究成果来武装理清自己的思路，加深自己的理论功底。这样，论文会更上一层楼，写起来也会妙笔生花的。另外司法实践的关注必不可少。抽象的思维结合具体的实践，会更加清晰、流畅。
上面的工作完成以后，就会感觉到毕业论文的完成已经胸有成竹、稳操胜券了，不会再象刚开始那样老虎吃天，无从下口了。在此基础上理顺思路，资料准备充足，再动笔开始写就会水到渠成了。
四、法律毕业论文写作技巧
第一，拟好法律毕业论文提纲，明确自己的论点，再围绕自己的论点，把准备好的材料分门别类，从正反两方面、以不同的角度去选择有力的论据，用大量的材料去分析、论证自己的观点。论点、论据、论证是写作过程必不可少的环节，按照自己的思路，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去把自己的观点阐述清楚，达到自己的写作目的。
法律专业毕业论文题目篇十
感谢的对象一般包括五方面的人物，分别是你的指导老师、学院的老师、领导们、同学们、父母朋友。
当然，上述几方面并不一定要面面俱到，但是感谢指导老师、学院的老师这两项一般是必须的，切不可遗漏了。
我们中国人做事讲究次序，所以这一点应该注意。我们认为，先后次序应该是：指导老师、学院的老师、学校领导、其他人，这样的次序比较合理，也比较能够得到答辩委员会的认可。因为，感谢自己的论文指导老师和任课老师，是最为重要的。至于学校的领导放什么地方，说实话，学校的领导不在乎。
法律专业毕业论文题目篇十一
1.起诉便宜主义。起诉便宜主义，指的是检察官虽认为犯罪已经具备法律上的要件，仍可斟酌具体情况决定是否起诉。从刑事诉讼制度的历史发展看，自20世纪初刑罚的目的刑理论取代报应刑理论后，起诉便宜主义逐渐被国际社会所承认，成为世界各国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一大趋势。它赋予检察机关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体现了惩罚和预防相结合的思想，有利于轻罪犯罪人的改造，也节约了司法资源。附条件不起诉是起诉便宜主义原则的新运用和新发展。
2.恢复性司法理论。所谓恢复性司法是一种通过恢复性程序实现恢复性结果的非正式犯罪处理方法恢复性司法旨在建立一个使犯罪人和被害人进入对话状态的模式，以期尽可能地将被破坏的社会关系恢复到犯罪前的状态。该制度弱化个人的惩罚，强调社会关系的修复。人民检察院在做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的时候，考虑被害人的需求、被不起诉人的悔罪情况和人身危险性、证人安全、未成年人的矫正等诸多原因，有利于未成年人的挽救、社会关系的修复，促成恢复性司法目标的实现。
2002年3月，南京市两所中学的学生为琐事发生冲突并引发了严重的故意伤害事件。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检察院作出了暂缓不起诉决定，规定在3个月考察期内，肇事学生必须履行五项义务: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不得从事任何违法犯罪行为；遵守取保候审有关规定；遵守校纪、校规，认真完成学业；每人每月至少从事一次公益活动；每人每半个月以书面形式向玄武区检察院汇报一次思想。如能圆满履行所规定的义务，就作不起诉处理，否则将追究刑事责任。个别检察机关的尝试与探索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许多地区检察机关开始推行。据初步统计，全国有19个省市200余个基层检察机关开展过这项制度的试点工作。但称谓不一，如暂缓起诉制度、暂缓不起诉制度、缓予起诉制度。2008年，中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意见中专门提出了设立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意见。2012年3月14日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对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做出规定，该项制度正式确立。
缓刑是有条件的不执行所判决的刑罚，即在一定期间内保留执行的可能性，因此可以借鉴以完善附条件不起诉的监督考察机制。
县级司法行政机关负责社区矫正执行工作，如建立社区矫正人员执行档案，审批社区矫正人员进入特定场所，提出撤销缓刑、假释、减刑建议等。司法所负责日常工作:监督社区矫正人员定期报告；定期到实地了解、核实思想动态和现实表现；组织社区服务；开展有针对性的个别教育和心理辅导等。
法律专业毕业论文题目篇十二
前言
xxx十八届四中全会的最大亮点在于“依宪执政”、“依宪治国”重大理论命题的提出。《xxx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宪法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是通过科学民主程序形成的根本法”.在这里，共同性与合理性实际上被视为宪法秩序的本质。唯其如此，宪法方可具有包容性，成为国家的整体框架;唯其如此，宪法方可具有正当性，成为社会的最大公约数;唯其如此，宪法方可具有操作性，成为全民的行动纲领。
而要夯实宪法作为基本共识和根本规范的实质内容，就不得不进一步开展价值观讨论，达成基本共识，从而形成新的法律意识形态。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制度顶层设计背景下，“问题”的研究仍然很重要，但“主义”的探讨也无从回避。因为解决“问题”的技术化操作无法形成价值体系上的基本共识。没有这种共识，顶层设计就无法做，宪法实施也无法得到可靠的保障。
为此，有必要提倡一种“共和主义”精神。它可以与中国传统价值体系中“和而不同”的原则相对接，可以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过程中的理性设计和可继承的共同性相对接，可以与历史唯物论相对接，同时也能凸显程序本位的现代法治原理。这种共和主义必须包括市场法理、指令法理、共同法理这样三种最基本的价值元素。
实际上，在全球性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过程中，法治秩序的形成和发展以及正当化根据，本来就包含两个不同的维度：一是从零开始的理性设计，也就是社会契约型的国家观;另一是尊崇事实、利益以及传统的继承原理，也就是历史传承型的国家观。因此，现代化的价值体系并非通常理解得那样单纯，而是内部存在张力。以此来反观中国现代化过程，价值体系也并非像苏维埃诠释者所断言的那样一元绝对化。
一、历史唯物论新诠
在社会主义体制下，要实现法律意识形态向这种三元共和主义的解释性转换，首先要认真解读历史唯物论。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是：生产力(劳动、土地、货币)的变化会引起生产关系---主要指由谁、怎样支配生产手段和劳动力的社会关系---的变化，而生产关系的变化又会引起上层建筑的变化。[1]虽然上层建筑也会反作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但归根结底还是经济基础、社会的物质条件决定上层建筑的存在方式。[2]当今的中国，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经济基础发生了本质性变化，市场已经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因此，国家体制和法律以及社会意识形态必须随之进行调整，这正是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要求。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法律秩序的价值体系必须进行重构，主要是加强“市场法理”这个价值元素的比重和核心地位，并相应调整所谓“指令法理”、“共同法理”与“市场法理”之间的关系。
特别是要通过反腐举措遏制官僚机构的畸形膨胀，进而让权利哲学和公共哲学来制约政府权力的运行，并把这种理念和举措制度化、程序化，纳入法治的轨道。一般认为，历史唯物论特别强调社会发展的科学规律，具有单维进化史观和决定论的特征，在这样的分析框架里，个人的主体性和选择自由似乎缺乏生存空间。但是，仔细研读经典文本可以发现，这样的认识其实是不正确的，至少是不全面的。
例如xxx的以下这段著名论述，就可以从中找到若干个推陈出新的切入点：“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外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服从客观规律的历史进程中包含着许多特殊的个人意志，并且这些个人意志是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的。这些个人各有自己的生活条件和语境，通过博弈形成合力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参与社会结构的塑造。然而，每一个人的意志却不能单独决定事态的演变，结果总是取决于许多个人意志的博弈和综合作用。因此，社会发展很难完全按照预定的计划、有目的地进行，在复杂的力量对比关系中永远存在偶然性和意外性，但又会按照自然的机制不断地有序化演进。
由无数个合力作用的平行四边形构成的这种动态场域，与自我调整的市场其实是相通的、相洽的，也属于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范畴。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历史唯物论与市场经济背景下关于合理选择的理论框架之间的距离，并不像人们通常想象得那么大，而是很容易采纳实践理性的逻辑来考虑个人意志的计算、利害关系的计算、交涉成本的计算，等等。
实际上，西方有些学者已经试图把理性的个人选择以及公共选择概念与历史唯物论结合起来，采取博弈论的分析方法和数理方法对马克思主义学说进行重新认识和诠释。
例如霍布斯提出的如何避免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这样一种秩序问题，从马克思的观点来看，实际上就是关于资源和利润如何分配才能减少或者防止纠纷的问题;在法学层面上看，就是如何对权益进行制度化分配的权利论问题。对于欧美现代的合理选择理论而言，在权利分配方面最重要的是交换与共识，因而制度设计上的基本原理是假定个人是均质的，并且通过法治使得每个人互相尊重权利，这样就可以平等地获得效用。但是，这样的模式过于单纯化了，似乎这样一来就可以获得实质上的平等，结果并非如此。
二、作为权利论的马克思主义法学
对于历史唯物论而言，在权利分配方面最重要的是不平等和支配，于是必然引起非合作型的博弈乃至阶级斗争。从这个角度来解读《xxx宣言》中宣示的社会革命理想---“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会对历史唯物论产生一种崭新的认识，并且可以合乎逻辑地推演出关于统治理性的根本问题：要么让那种非合作型的博弈导致无休止的阶级斗争，要么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让不同的利益诉求充分表达并进行有效的协调。在笔者看来，马克思主义就其本质而言就是一种权利论，或者说为权利而斗争的学说。当然，斗争的方式可以不同：有合法的、和平的，也有非法、反法的甚至暴力的;有个人的，也有群体的。通过这样的思考线路，历史唯物论其实也可以通往自由而平等的法治秩序，以及关于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的制度设计。更重要的是，这里潜藏着一种新的制度观：制度不仅仅是博弈的规则，实际上主要体现为博弈的均衡状态，并且有可能出现多样性的均衡状态。
对于法律的主观性与客观性之间关系的处理，历史唯物论有两个命题很值得重视。一个命题是马克思提出的。他指出，“无论政治的立法或民事的立法，都不过是宣布和登记经济关系的需要而已”[6].他还认为，“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7].马克思的观点与维辛斯基提出的“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达”那样简单化、政治化的公式有着明显的不同，而更强调客观化的共同性。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奠基人安东尼·拉布里奥拉诠释得非常好：“国家是一个现实的有效能的机构，它保障社会制度和它的基础亦即物质生产的稳定性。
历史唯物论的另一个重要法学命题是xxx提出来的，涉及良法与恶法的区别，涉及国家制度的反思理性，以及不同政策和意见之间的自由比赛。他是这样表述的：“如果说民法准则只是以法律形式表现了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那么这种准则就可以依情况的不同而把这些条件有时表现得好，有时表现得坏。”
这意味着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并非自动产生的，也并非固定不变的：法律的表现形式是可以比较的、可以选择的、可以改进的，从而为主观能动性和技术合理性留下了足够的回旋余地，也为制度改革提供了支点和杠杆。xxx晚年非常强调法律制度对经济以及财富分配的反作用[10],为自由主义市场容易出现的不正当竞争、贫富悬殊等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历史唯物论的思考线索。把社会主义者以及左翼思想家所关注的平等和公正纳入法治的制度设计蓝图，同时坚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正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也构成了加强规范秩序正统化机制的一个重要的契机。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拒绝那种绝对化的法律实证主义立场，让各种制度不断经历批判理性的洗礼和正当性根据的检验，不断趋向公平正义以及民主理念。
三、法治中国的价值三分法与沟通程序
我们还须特别留意，与第二个命题相关但又不同的是，在历史唯物论的视野里，法律始终被理解为社会关系的中介物，应该保持中立性，发挥沟通媒介的作用，这与xxx时代的“阶级司法观”也大相径庭。马克思早就主张法律体系在社会的经济活动和发展的整体机制中，应当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法律是社会各种关系(首先是生产关系)的中介物，无论何种社会关系的实现都需要有法律上的表现形式。法律之所以能够发挥这种作用取决于其抽象性，正是由于这种性质，法对于它所包含的被媒介的关系保持“中立”,不改变这类关系的性质。
在这里，我们隐约看到“法治中国”的图景：个人被抽象地勾画为受到客观条件制约的主体，并具有关于背景的基本共识。个人可以表达自己的意志，也可以提出要求，但这些都需要与其他个人的意志和要求进行相互协调。为此，有必要像尤根·哈贝马斯的批判社会理论以及法的实践哲学所描述的那样，设定一种在公正程序之中进行对话和商谈的理想状况，至少满足以下三个条件：(1)独立人格的相互承认;(2)排除强制、确保自由和平等、提供充分的参加机会;(3)在信息充分公开和具有基本共识的基础上确定议论的主题。与此相应，国家和法律体系则被理解为某种现实可行的社会机制，或多或少地对个人的诉求做出回应，而这种回应都必须也有可能保持客观性和中立性。总之，个人的自由和解放主要通过理性对话的方式得到实现，自由度、解放感以及回应的效果则主要取决于机制的反思理性。这正是推动历史唯物论的法学进行重构的关键所在。
以历史唯物论为线索来分析和解释法律意识形态，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主义法学实际上包含非常丰富的价值内涵和理论创新的契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不仅可以与指令法理相联系[12],而且还可以与市场法理、共同法理相结合。这就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立一种能与时俱进、适应社会多元化和复杂化事态的公共哲学提供了前提条件，也为通过更具有包容力的共和主义来凝聚关于体制转型和法治秩序构建的基本共识这样的政治需求拓展了话语空间。
新时代的法律意识形态，必须反映国家、市场以及社群这三种不同维度。以这种三元结构为特征的共和主义内部既然包括了不同价值的并存、交错、互动、组合，因而势必容许复数的记述体系和正确解答之间的竞合，这就意味着人们交往和商谈的行为，以及相应的沟通程序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只有按照程序公正原则构建的对话环境，才能真正使人们保持共和主义精神，不断自由地探讨使原理以及道德判断正当化的适当理由;才能在多层多样的语境中丰富对话内容，实现思想认识上的推陈出新，并就公平正义达成共同的立场和态度，进而实现社会价值体系的整合。
参考文献：
[1]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66.
[2]圣地亚哥·卡里略，钟琦译。“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12、13.
[3]马克思xxx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78.
【本文地址：http://www.xuefen.com.cn/zuowen/12804515.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