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工作中，报告都是一种常见的任务，它可以帮助我们展示自己的能力和专业知识。除了文字表达外，报告也可以口头呈现，需要做好演讲准备和演示技巧的培养。以下是一些经典的报告例子，希望它们能够激发大家对报告写作的兴趣和创造力。
农民工子女调查报告篇一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围绕解决“三农”问题和增加农民收入，全国各地大力发展劳务产业，广大农民纷纷进城务工就业。随之而来的人口迁移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尤其是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日趋突出。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流动人口超过12亿，随父母进城的农民工子女则有近20xx万。他们当中，失学率高达93%，近100万名适龄儿童不能及时入学。有学者认为，这100万游荡在城市街头的失学农民工子女，他们耽误的不仅是自己的前途，还会成为未来社会的“定时炸弹”。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亟待引起各方重视和尽快解决。
进城的农民工子女一般指6至14周岁，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有学习能力的流动人口。他们就读的主要途径有四种。
一是借读公立学校。这是城市农民工最愿意接受的形式，但其家庭得交纳一定的借读费、赞助费，目前进人此类学校的人数不是很多。
二是进人正规民办学校或私立学校学习。这类学校符合国家的办学标准，得到政府教育部门的批准，办学条件较好，教育质量也高，但进入这类学校需要较高的收人支撑，一般农民工子女只能望而却步。
第四类也是重要的一类就是非正规农民工子弟学校，这类学校往往被视为“非法”，它们尽量避开当地教育主管部门的视线而成为“地下学校”。它们的办学条件比较简陋，部分教师素质较低，教学质量良莠不齐，可是费用较低，就读于这类学校的农民工子女的绝对数量是巨大的。
综合以上所述，以上四类学校是农民工子女就读的主要途径，都存在各自的问题。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现状真的很让人担忧。很多农民工子女仍然得不到正规、合理的基础教育，使得他们和城市孩子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近年来，农民工子女教育难的问题，虽然逐步引起了各级党委、政府重视和社会各界的关注，教育部门及有关部门也做了大量工作，但还是收效甚微。那么，原因何在呢？一是长期形成和执行的“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义务教育体制，致使地方政府职责不明确，管理不到位，办学经费不落实。二是现行户籍制度与人口流动需求不相适应、不够协调，导致了农民工子女就地接受教育需要支付高昂的借读费和赞助费，“流动儿童少年就学以流入地管理为主”的'政策较难操作。三是教育公平发生偏差，部分学校和教师歧视农民工子女学生，非法无情地剥夺了农民工子女学生与城市学生同等的一些受教育权利。四是农民工子女学校办学条件差、师资弱、流动性大，办学合法化问题很难解决。五是农民工收入较低，大部分还生活在城市贫困线以下，面对城市学校尤其是公办学校昂贵的求学成本，他们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把“望子成龙”的迫切心情无奈地藏于心间。
3、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建议。首先改革户籍制度。户籍制度本身要改革创新，取消不合理的户籍制度，取消对进城农民工子女的限制，加快我国现行义务教育体制改革，实现城乡公平，地区公平的国民义务教育制度。
第二，建立和健全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工作制度机制。其中一些发达国家的做法也许能给我们某种启示。例如，在法国16岁以下的适龄儿童，无论国籍是否为法国，都能够享受跟当地孩子同样的教育机会和权利，没有任何差别，不管这些儿童有没有合法的身份。法国人的观念是，对社会来讲，这些外来人口既然来了以后更有可能在这里，教育是最好的融入渠道，同时现在让他们受教育也避免了未来可能产生的失业，犯罪问题。这就对移民子女给予了一视同仁的教育机会，坚持了公平性原则，同时也避免了未来可能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第三，解决法规与政策实施之间存在的矛盾。农民工流入地政府有能力也有义务为农民工子女提供义务教育机会。农民工流入地政府有能力也有义务为农民工子女提供义务教育机会。流入地政府要制订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收费标准，减免有关费用，做到收费与当地学生一视同仁。通过减免费用，免费提供教科书等方式，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的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工子女就学。
最后，加大公办学校投资力度，适当放宽条件，保证农民工子女入学的广度，农民工子女上学以流入地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加快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建设。
这次通过抽样调查的方法，调查了农民工家庭的状况，取得了很大的成果，获得了丰富的资料，培养自己的组织能力。但效率比较低，时间花费较久，有待改进。并且意识到，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处理和解决好这一问题，不仅关系到农民工子女的健康发展，也关系到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问题，关系到中国社会的稳定和未来的发展，各级政府必须群策群力，深化改革，真正解决这一社会性难题。
农民工子女调查报告篇二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工问题已经成为重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农民工的子女们，无论是那些留在家乡农村、还是随父母进入城市的孩子们，他们的生活环境、学习环境、安全环境等很多问题都亟待关注，他们是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最需要关爱的特殊少年儿童群体之一。党的十七大报告也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要“保障经济困难家庭、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本次对于农民工子女的调查报告主要是通过调查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现状在学习方面的需求为社会对他们进行帮助提供一定的依据。
二、调查方法及对象。
由参考志愿者们使用封闭式调查问卷、个人访谈、小组访谈方式对家乡周边小学的农民工子弟进行抽样选择50名农民工子弟进行调查分析。
三、调查结果分析。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围绕解决“三农”问题和增加农民收入，加之城市劳动力的缺乏，广大农民纷纷进城务工就业。随之而来的人口迁移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尤其是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日趋突出。
1．心理问题突出。文化背景各异、学习方式不同农民工子女心理发展不平。因此，他们无法在短时间内适应生活不同的口音、不同的教材、不同的教学进度以及不同的教学方式。
2．安全无法保障。流动人口的工作大多不稳定工作变动导致了居住场所的不固定而且流动人口出于经济上的考虑租住房往往都是在环境较差、出行不便、租金低廉的地方。导致学生的出行安全无法保障。
3．教学内容相异。一般来说农民工子女大多是从偏远农村的学校转入学校。他们的文化基础较差所采用的教材版本往往不同不同的教学进度、不同的教学方法以及不同的学习环境导致流动儿童在学习、生活等各方面都出现了不能适应的现象。
4．家长思想观念落后。家庭能否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和学习上的帮助对学生适应性有显著影响。调查表明大多数家长对其子女的教育还是非常关注的但是由于各种客观原因，家长不能对子女的学习进行有效的辅导。
定和长远发展因此全社会应一起来关注农民工子女的教育让所有的农民工子女都能在共同的蓝天下一起成长。
1．加大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要加大农村基础教育，改善现有的教育基础设施，提高农村教育工作的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能让教育人才安心在农村工作，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长远的`解决农民工的问题。
2建立民工子女学校：从师资力量，软硬件设备，教学能力和质量，学费征收，伙食和住宿等学校条件上，从对孩子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优秀人格的培养上来讲，政府更多更好的建立打工子女学校对于民工子女都是最适宜的也是最有益选择。
3．制度创新问题：我们当务之急，是有质量的教育公平。我们最重要的还是要经济制度的改革，要消灭城乡两元制度，这个制度不改革，经济不发展，城乡的差异造成了农民工子女教育永远解决不了，为什么农民要进城，就是因为经济水平的差异，经济制度的差异，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四）作为大学生，我们的行动。
作为21世纪的大学生，我们要努力回馈社会，造福社会，因此，我们应尽自己的最大力量参与到关爱农民工子弟的行动中来。比如可以积极的参加由我校青年志愿者中心的关爱农民工子女志愿服务行动，坚持从学业辅导、亲情陪伴、感受城市、自护教育、爱心捐赠等多种志愿服务，以这些行动为载体，将关爱传达到农民工子女。
四、调查结语。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我们希望以此次调查研究活动的资料和结论为基础，向社会大众传达关爱社会弱势群体的理念，唤起全社会人士对此问题的重视，呼吁更多的人加入到关爱农民工子弟的队伍中来，给与他们一些学习上的帮助，更好的关心农民工子女的问题，使他们能够尽快地融入到城市生活中来，能够真正快快乐乐地学习、生活，健健康康地成长。
【参考文献】。
【1】《浅谈提高农村家庭教育的对策》辽宁行政学院学报，马丽丽。
农民工子女调查报告篇三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年底，我国农民工总量已达2。69亿人。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的随迁子女1277万人，占义务教育学生总数的9。3%。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已经成为一个较普遍的社会问题，甚至必须程度上影响国家建设和未来发展。尽管在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上，义务教育阶段透过公办学校培养的方式基本得到解决，但仍然存在必须的教育不公现象[1]。具体可能表现为，农民工子弟学校教育资源差，教育资金缺乏，家庭教育差，存在自卑心理等。
义务教育财政管理体制造成农民工子女的教育财政职责主体缺位。我国现行的义务教育体制为中央和地方财政分担、以地方财政拨款为主的财政管理体制。具体实施：中央政府主要负担由中央各部门兴办的教育机构的拨款，同时对落后地区的教育发展给予必须的资助；地方财政主要负担各级地方政府举办的教育机构的预算内拨款。这种“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二元化义务教育财政管理体制是造成农民工子女受教育问题的核心制度因素[2]。同时，由于农民工子女在农村交纳的教育附加费并没有根据农民工的就业流向在地区间转移，城市政府从财政中划出的经费专供辖区内拥有户籍的市民子女理解义务教育之用，并不包括进城务工的农民子女。这就造成教育财政职责主体缺位的问题。
2。配套法律政策不完善。
在保障农民工子女在流入地入学的政策变迁过程中，配套法律政策不完善。首先是相关政策在国家法律层面始终存在空白，政策多以行政法规的形式颁布，法律位阶不高，其约束效力有限。3月，原国家教委初步确立了“两为主”（以流入地区政府管理为主，以流入地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的解决思路。最主要的立法是的《义务教育法》，该法本应清晰、明确地将“两为主”的政策表述清楚，作为一项重要的政策加以肯定，但实际却语焉不详。而且该法中缺少罚则，没有规定“流入地政府拒绝”和“流入地公立学校”不接收进城务工子女理解义务教育的处罚措施。地方配套政策缺乏操作性，在落实中存在很多问题，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亟待解决。
3。公立学校入学难，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学质量差。
进城务工农民子女的教育任务主要由民办学校承担，流动儿童的入学需求，与流入地学校利益之间是有冲突的，由政府全额拨款的非盈利性公办学校，其自身没有额外的经费，承担流动儿童的就学成本，一些中小学校拒绝接收非本区域户籍的生源，导致许多农民工子女无法进入公办学校。既然公立学校不能完全接纳农民工子女入学，大批民办的农民工子弟学校便应运而生。自从国家统一取消义务阶段借读费的规定出台后，许多学校办学经费紧张了，教育资源无法满足学生的需求，民办学校存在诸多不足，严重阻碍其发展。大多数农民工子弟学校存在很多问题，如办学条件差、管理水平低、教学质量低下等。
4。家庭生活质量的差异，导致产生厌学心理。
很多农民工子女以前在老家上学，由于当地教学条件较差，学习基础较差，初进入城市学校，容易跟不上学习进度。并且，由于地区差异，他们的各种生活习惯和生活水平、见识等都与城里的孩子有很大差异，容易产生自卑和厌学心理。读书改变命运、知识成就未来的口号并不能消除许多民工子女的迷茫，父母忙于生计，对孩子疏于教育。家庭收入水平与城市孩子生活在一齐被放大了差距，这让不少农村孩子情绪低落、自卑，导致学习成绩很不理想。
中央财政在安排有关专项资金时，向理解农民工子女就读人数较多的地区给予倾斜，并明确要求地方加大对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就读学校的投入。支持地方政府切实改善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就读学校的办学条件，使地方城市学校有更大的潜力理解更多的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就读。中央和省级政府设立进城农民工的子女教育专项资金，并加强调控和监督，按实际招收农民工子女人数划拨到各地，分担流入地政府和学校的财政压力[3]。运用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分担和配置义务教育资源，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
2。建立完善的教育法制和政策体系。
国家应从法律角度，尽快明确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权利，明确规定他们的平等教育权。使各级政府、教育等机构在处理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时，有法可依；农民工家庭和子女在维护自我的合法权益时，有明确的法律凭证。
降低民办学校的办学门槛。在当前农民工子女数量大幅增加、公办义务教育资源供给有限的客观现实下，应允许农民工子女学校继续存在，扶持尚不具备基本条件的农民工子女学校用心创造条件转为民办学校[4]。根据实际状况，降低民办学校的办学门槛，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创办以接纳农民工子女为主的民办学校。
4。关爱农民工子女的成长，营造和谐平等的成长环境。
本地学校既然接收了农民工子女入学，就要关爱这些孩子，让孩子有机会享受同等的教学条件、教育资源，客观看待他们与城市孩子在家庭背景、环境教育、生活习惯等方面的诸多差异，让农民工子女健康成长。本地居民就应从心理上接纳农民工及其子女，以平等的眼光看待他们。社会舆论就应发挥作用，社会各界要关注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并且给予农民工帮忙平台。
参考文献：
农民工子女调查报告篇四
---苏北四市外出民工子女生存现状调查调查时间：xxxx年x月xx日至x月xx日。
调查地点：宿迁、淮安、盐城、徐州。
调查人员：xxx、xxx、xxx、xxx。
指导教师：xxx。
调查主题：苏北四市外出民工子女生存现状。
从繁华都市到卫星城镇，到处都有这么一群忙碌的身影：他们搞建筑，送牛奶，卖小吃，当服务员，做清洁工„„他们不知疲倦风雨无阻，承担了城里人最不愿意干的脏活、苦活、累活;他们已经成为我国城市建设中一股重要的力量，已经成为现代城市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们，就是从农村流入到城镇的劳动力；他们，就是为生活而四处奔波的地地道道的中国农民，被人们约定俗成为“农民工”，简称“民工”。
在苏北广大农村，父母外出打工，孩子留在家里，大都由爷爷奶奶照养，农村里的这部分老人，不仅年龄大，与孩子之间存在较大的代沟，而且他们中的教育程度偏低，大多是文盲和半文盲，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具有一定的保守性、局限性，他们欠缺教育孙辈的能力，有的甚至扭曲了孩子的教育，他们往往只能照顾孩子的生活起居，却在其他方面心有余而力不足，这就是“隔代教育”现象。
xxxx年x月xx日，我们来到淮安市盱眙县明祖陵镇龙窝村进行采访，全村共1400人，长期外出务工人员就达378人，其子女大多由爷爷奶奶照管。现读一年级的李加农，是一个典型的叛逆男孩，其父母在无锡打工，与爷爷奶奶相依生活。他身体强健、皮肤黑亮，第一眼给人的印象就是很顽皮、很霸气。由于是爷爷奶奶唯一的孙子，因此被奉为掌上明珠，倍加宠爱，大有“含在嘴里怕化了，顶在头上怕摔了，要月亮不敢给星星”的意思，这导致了他放纵、狂妄、蛮横的性格。周围的小朋友都很怕他，家里家外是个小霸主，听奶奶说，去年加农和小朋友一起玩的时候欺负别人，没想到对方也不甘示弱，两个人就打了起来，慌乱中被对方手中的金属钉刺伤了眼球，后经医生检查右眼已失明，为了不影响孩子的前途，家中花了好几万元在上海为他做眼球移植，即便如此，奶奶还是担心的说：“小小年纪就做出这种事情，长大了怎么得了啊？村里人会怎么评价他啊？恐怕连媳妇也难讨啊！”就因为这件事，妈妈和爷爷奶奶大吵大闹了一场，埋怨其管教不力；也因为这件事，学校劝其退学回家，可是没有别的学校愿意接收他，如今仍辍学在家，看着别人快乐的上学放学，这个昔日的“小霸王”忍不住流下了悔恨的泪水。经过这件事后，爷爷奶奶也开始意识到应对他加强管教了，每天让他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事，以消磨他任性、霸道的性格。如今，理菜已经成为他每天的必修课了，在我们离开的时候终于听到好消息：经与校方多次请求，小加农又可以重返他向往已久的课堂了。
挑食，看，这么青的西红柿他也吃得津津有味的。
农民工子女调查报告篇五
外来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将关系到未来民工子女的前途，关系到本地区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关系到本地区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迅速发展。国家规定民工子女也应和本地孩子一样享有义务教育的基本权益，并接受良好的教育。作为全日制公办学校的我们，应关注他们的教育。为此，我们对本校初中部外地生进行了一次教育现状随机抽样调查。
二、问卷情况。
学校对初中部245名外地生进行了问卷调查，问卷分别就家庭背景、家庭教育、学习情况等四个方面设置了55个问题进行了调查。
三、调查结果分析。
(一)家庭背景。
从调查来看，48.37%的孩子生活在四口之家，也就是说，这些孩子一般都不是独生子女，他们大都有兄弟姐妹，这样的家庭，家长的精力较分散，不可能集中在一个孩子身上，这样家庭中的长子或长女往往承担了较重的家务，或担负着照顾弟妹的责任，他们的生活能力较强，但学习方面因为时间、精力的原因成为他们的弱项，学习成绩的提高存在一定困难。合理的时间分配和劳逸结合的生活方式对他们显得尤为重要。
调查中另有23.17%的孩子生活在三口之家，这些孩子自出生起就受着全家人的呵护，处处都被庇护着，处于养尊处优的地位。父母对他们的学习很少关心，只是在物质环境中一味溺爱，盲目宠溺，他们的动手能力和独立做事能力相对较弱，内心脆弱，一旦面临挫折，表现得茫然而不知所措。这时，我们应该提醒家长正确对待孩子的爱，千万不能把对孩子的那种关爱变成一种溺爱，是他们身心得不到健康的成长。
另外还有28.46%的孩子生活在多子女型家庭或几代同堂的家庭中，家庭成员构成复杂。对于多子女型家庭中的孩子，如果是家里的老大，其父母把他当大人看待，不但做饭、洗衣等家务活样样都做，而且还要照顾比他小的弟弟妹妹的学习和生活，父母不在家时一切家务都由他料理。他们在家的学习时间得不到保障，更不用说什么学习环境了。父母也不会有太多时间去关心他们的学习，对他们的教育自然就被忽视了。对于这样的家庭，家长就要改变思想和教育方式，抽时间去多关心孩子的学习和生活，确保孩子完成该属于他的权力和义务。
(二)家庭教育。
调查中发现，对于孩子的犯错，69.39%的家长会耐心地跟孩子讲道理，帮助孩子找到错误根源，并督促他们改正错误，在他们考试成绩下降时，他们会帮助孩子分析反思考试情况，找到下降的原因，督促并协助孩子在今后的学习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改进学习方法，并取得较好成绩。但还有30.61%的孩子得不到正确的引导，家长们只是以粗暴的打、骂来惩罚孩子，这样的孩子如果长期得不到家庭的关心和肯定，会造成心理上的障碍或疾病。在孩子考试成绩下降时，也得不到家长的关心和支持，家长们对他们的成绩要么无所谓，从来都不管不问;要么就打骂。这样的家长往往文化素质偏低，教育意识和教育方法匮乏，这是影响家庭教育的主要因素。对此，家长们应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用正确的教育方法来教育孩子。作为我们学校，可以通过家校联系或家长学校等形式，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普及家庭教育知识，使家长充分认识到家庭教育的科学性，掌握科学的教育方法。帮助他们改变“孩子上学后的教育是学校的事”等错误想法，走出家庭教育的误区，明确家庭教育责任，端正家教方向，提高教育效果，通过学校、家庭、社会三者协调配合，形成教育合力，共同为学生健康成长营造一个良好的教育氛围。
(三)学习情况。
学生的学习情况，正确的学习方法和学习态度直接影响学习效果。调查发现，能经常看书并注意学习方法的只占百分之30%左右，偶尔看书和稍有学习习惯的占50-60%，还有余下的学生根本没有看书的习惯，也没有正确的学习方法。怎样改变现状，促使他们从不爱看书变成爱看书，并乐于看书，把看书变成一种爱好和乐趣，这是我们每个做教师的值得深思和探讨的课题。在这样一个不爱看书的群体里，学生课堂发言的比率跟看书习惯成正比，能经常发言和不发言的都是只有17%，偶尔发言的是百分之66%。如何改变学生的学习方法和态度也是我们课题工作研究的重点，其关键就要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特别是自主学习能力。在老师的指导下，依靠集体的力量，让那些学习能力强的学生带动部分学习能力差的学生，帮助他们养成良好的学习方法，培养正确的学习态度。
(四)其他方面。
还对家长希望子女完成学业达到的程度进行了调查，有47.93%的家长希望子女能完成大学学业，27.69%的家长希望子女完成高中学业，22.31%的家长希望子女完成初中学业。
从调查结果来看，绝大部分的'家长希望子女初中毕业后能升入高一级学校学习。这就说明，现在的为了民工对子女的教育要求比我们想象中的要高得多，他们不局限于满足对子女完成初级教育，毕业后去找份工作帮着养家糊口;而是把自己从小没有受高等教育的遗憾转化为对子女未来的期望，希望他们能收到良好的教育，同时希望能有一个比自己更好的前途。然而，这种高要求的学历期望和职业期望与他们的家庭教育，就像家庭教育情况调查中所显现的那样，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如何通过有效手段缩短这个差距，也是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需要继续关注的问题。
四、思考与改进措施。
通过本次调查问卷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学生的实际情况，同时也了解到在今后的教育教学工作中存在的并应注意的问题，为进一步开展对外来民工子女的教育，并推进课题的进程提供了良好的依据。在近阶段的课题研讨中，我们应该关注一下几个方面：
(一)建立家校联系及家长学校。
学生在学校学习，接受教育的同时，家庭教育必须跟上，教育好孩子不仅是学校的事，也是家长的事，两者必须紧密结合起来，才能有效地实施教育。家长要在关心孩子学习结果的同时，更要关心他们的学习过程，要关注他们的学习习惯和品行习惯的养成，要知道在孩子的学习问题上，家长对孩子的期望值一定要恰当，要让孩子可以“触摸”到，千万不要提出高不可攀的目标，使孩子纠结于挫折和失败的困惑中，把自己健康的心理彻底摧毁。要知道理性的期望值是成功的基石。
(二)良好的学习习惯是成功的关键。
俗话说：“积千累万，不如养成个好习惯。”从小养成良好的习惯是非常重要的。首先，从小处着手，从点点滴滴抓起。在家和在学校要学会如何合理安排时间，要养成独立思考、独立完成作业的习惯。
其次，要帮助孩子端正学习态度，每天除了完成老师布置的笔头作业外，还要做好口头作业，把口头作业像笔头作业一样对待并完成好，因为，这是学习的延续和拓展，是巩固知识和提高学习成绩的必要手段。
另外，写字、整理学习用品、爱护书本、保持书本整洁等习惯也是十分重要的，尤其对刚上学的孩子来说，家长对此要足够重视。孩子的习惯是积年累月而逐渐形成的，对良好的学习习惯的培养不容忽视，要坚持从小事抓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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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子女调查报告篇六
摘要：本文基于上海市的实地调研数据，侧重于从人口学视角分析农民工迁移流动特点、未来发展趋势对其子女教育的影响，揭示了现阶段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流动人口管理体制机制中不利于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的因素，在此基础上就如何统筹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提出了战略思路与实施推荐。
本文在收集农民工子女教育相关统计资料及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透过对上海市嘉定区、杨浦区三所学校农民工子女的问卷调查，同时结合对上海市教委相关职能部门、杨浦区教育局，浦东、闵行两所农民工子女学校的访谈资料，在分析现阶段大城市农民工子女教育现状的基础上，依据农民工群体迁移流动的特点及其未来发展趋势，就现阶段农民工子女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就如何统筹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提出了战略思路和政策推荐。
（1）政策保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的“两为主”原则。20底，上海市教委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适龄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进一步细化了“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的义务教育，以流入地的区县政府管理为主，以在全日制公办中小学就学为主”的“两为主”原则。2月，上海市教委拟定了《关于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适龄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试行）》，要求探索以公办学校为主、社会力量办学为辅的运作格局，在各方应对农民工子女与上海户籍学生同等对待。4月，新修订的《上海市中小学学籍管理办法》，将持有一年及以上《上海市居住证》且在有效期内的非本市户籍人员的义务教育适龄子女划为借读生，对贴合条件的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在本市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借读，与上海市户籍学生按照同样标准收费。1月，上海市教委颁布《关于进一步做好本市农民工同住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了上海市加强农民工同住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一揽子”计划。
（2）机制保障：市、区两级政府层层落实，将农民工同住子女纳入义务教育的范围。一是建立领导机制。在市级层面，建立了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加强对农民工子女理解义务教育工作的领导。相关区县也纷纷建立健全了分工管理体系，履行本区域农民工子女教育的管理职能。二是建立经费投入机制。上海市教委在20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办法中，把农民工子女理解义务教育的经费纳入年度的教育经费预算，并且按照学校的实际在校人数和定额标准，划拨给理解农民工子女的学校。三是逐步完善运作机制。年9月，上海市教委等五部门联合发布《关于继续做好本市农民工同住子女进入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免借读费工作的意见》，对农民工同住子女身份的认定在全市范围内加以统一。
（3）质量保障：拓展教育内涵，逐步改善和规范农民工子女学校的办学条件和办学质量。207月1日，上海市教委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以接收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为主学校管理工作的意见》，对农民工子女学校的办学性质及其办学条件作出具体规定。与此同时，自年起，每年下拨3000万元，用于改善农民工子女学校的安全、卫生、教育教学条件，并透过登记备案、督导评估等措施规范此类学校的办学行为。上海各区县政府也透过种种措施，提升辖区内农民工子女学校的办学水平和教学质量。公办民营的农民工子女学校能够看作是由社会力量举办的农民工子女学校向全日制公办学校转变的一个过渡，作为一种探索模式，在未来必须时期内也将成为一种重要的发展趋势。
（2）学段分布以低年龄段为多。小学阶段在上海理解教育的外来流动人口子女占外来流动人口子女总人数的比例，年为82。79%，年为79。47%，说明义务教育阶段在上海理解教育的外来流动人口子女以小学阶段为主。[4]进一步考察则能够发现，各年级学生分布呈现出典型的金字塔形状，即越是高年级的学生数量越少。
（3）就学渠道以公办学校为主。20之前，大部分义务教育阶段的农民工子女在农民工子女学校就读，2000年之后，上海市政府加大了对农民工子女学校的管理力度，同时增加了本市公办、民办学校招收农民工子女的力度。目前，大部分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农民工子女已经为本市的公办、民办学校所接纳。农民工子女在沪理解教育的渠道通常包括：进入公办或民办学校，数量逐年递增；在农民工子女学校就读，数量逐年递减。截至9月，上海尚有农民工子女学校258所。[5]根据市教委规划，到，上海将基本完成农民工子女学校纳入民办教育的管理工作。
1。农民工子女教育的带给者dd市、区两级政府和学校面临的主要问题。
作为农民工子女教育的带给者，市、区两级政府主要承担教育管理和教育财政经费转移支出等职责，接纳农民工子女的学校则主要承担教学任务。透过上海的实地调研，结合全国其他地区的公开报道及研究信息，本文认为，目前流入地政府开展农民工子女教育主要面临以下问题：
（1）相关统计制度尚未建立，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农民工子女数量不明，难以对这类学生的入学率、巩固率等进行监测。由于我国目前尚未建立实有人口管理的信息登记系统，相关统计工作尚不完善，有关部门不能带给较为准确的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阶段适龄人口数据，教育部门作为职能部门，掌握的只是自身有受教育需求的农民工子女的数量，并为他们带给受教育的机会。如此的制度框架，既影响了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规划的制订，同时也难以对这类学生的入学率、巩固率等进行监测。
（2）农民工集中居住，区域公办教育资源供需矛盾突出，降低了义务教育资源的总体承载力。由于农民工往往集中居住而且多居住于城郊结合部，这使得义务教育资源区域性供给短缺的现象十分突出。对上海来说，出现这一现象主要受以下几方面因素影响：一是流动人口子女超多集中在城郊结合部。如嘉定区的外来人口已经超过户籍人口，教育资源的压力很大，而这些地区又面临本地区农民向城镇集中、中心城区人口因市政动迁导入的冲击。三种类型人口共聚一区，必然造成校舍、师资等教育资源供给紧张。二是部分闲置教育资源已经转让或出卖。过去一段时期，由于上海户籍在校生的减少，各区县公办学校校舍曾一度出现闲置，不是改作他用便是出让置换，使得可容纳量减少。例如，普陀区公建配套的教育资源中，被改作他用的托儿所、幼儿园及中学达46所，占地面积156845平方米，建筑面积38530平方米，其中相当一部分已经无法收回。按照现行政策规定，农民工子女不能跨镇、区（县）入学，因此区域性教育资源短缺的矛盾将始终存在。一方面流入地全日制公办学校供不应求，另一方面中心城区的教育资源吸纳不足，从而导致上海整体教育资源的承载力下降。
（3）农民工无序流动，学籍管理尚未联网，增加了义务教育管理以及教育发展规划制订的难度。由于农民工的工作地和居住地不稳定，其子女为了继续就学不得不频繁转学，而且在农民工子女学校就读的流动人口子女，转学的发生比率和人均转学次数都偏高，就学的流动性也更大。频繁转学既影响了其受教育的连贯性，也给区域教育规划管理、学籍管理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农民工举家迁移及随产业布局调整向远郊集聚，致使义务教育资源供给的区域性短缺矛盾由近郊区向部分远郊区扩展。我国目前已经进入到流动人口家庭化的发展阶段，流动人口举家迁移和整体流动的比例显著上升。[7]流动人口家庭化的发展结果，导致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流动人口子女数量大幅增加。此外，随着上海产业结构的空间调整，尤其是工业园区向远郊地区的转移，上海的农民工也出现了向近郊及部分远郊集聚的态势。这不仅仅会改变区域教育资源的配置，使基础教育资源供给区域性短缺的矛盾从近郊区向远郊区扩展；而且，由于远郊区教育资源相对较为薄弱，农民工及其子女的集聚将会进一步加剧这些地区教育资源的区域性短缺，也不利于远郊区教育资源的优化和提升。
（5）户籍人口出生小高峰以及户籍生育政策调整后的生育堆积效应，将加剧近期教育资源供需矛盾。以上海为例，2000年以来，上海逐渐进入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期。统计数据显示，上海常住人口新生儿从20的8。1万人增加到20的16。66万人，将近翻番。同时，上海户籍人口自1993年起持续负增长，很可能在前后对现行的生育政策做出调整，允许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夫妇生育两个孩子。[8]新政策一旦实施，很多人会选取在第一时光内生育，这将导致生育的堆积效应。理解义务教育适龄儿童、少年人数的增多，会对上海全面贯彻农民工同住子女义务教育以流入地全日制公办学校为主的要求提出更为严峻的挑战。
（6）农民工子女初中后教育通道一旦建立，将对义务教育资源构成必须的冲击。由于户籍制度和中高考制度的限制，目前农民工子女尚不能与户籍学生一样在流入地享有继续理解初中后教育的平等权利。在上海，虽然政府相关部门与社会各界已构成共识dd将向农民工子女开放中等职业教育，但目前仅限于试点阶段。我们认为，无论是开放职业教育还是开放普通高中教育，农民工子女初中后教育的通道一旦建立，不仅仅将加大城市高中教育资源的压力，也会对义务教育资源尤其是初中阶段的教育资源构成较大冲击。
（7）义务教育借读费取消之后，大城市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解决难度将进一步加大。2008年11月，国家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发出通知，决定自1月1日起，在全国取消和停止征收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其中教育部门涉及的10项收费中就包括义务教育借读费。取消义务教育借读费，将对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带来巨大的压力，经费不足将成为首当其冲的现实问题，教育财政经费的压力将进一步加大。同时，此项政策的出台会对农民工子女就学的数量及其渠道产生影响。上海、北京等大城市优质教育资源对外来流动人口的吸引力很大，取消借读费后，不仅仅会影响农民工对其子女是流动还是留守的抉择，导致更多的农民工子女透过随迁的方式进入大城市就读；而且因为公办学校的教育资源优于民办及农民工子女学校，这一政策的出台有可能导致较多的农民工子女转向公办学校借读。
（2）免收学杂费的政策尚未惠及所有农民工子女，部分低收入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权利仍难以得到保障。仍以上海为例，在国家已经取消义务教育借读费的政策大背景下，上海将面临两难选取dd取消并禁止农民工子女学校的存在，将使部分低收入且不贴合同住子女条件的农民工子女无处就学；降低或取消农民工子女进入公办学校的借读门槛，则如何解决该部分农民工子女的教育费用及如何预防更多的教育移民将成为一大难题。如果上述矛盾得不到妥善、有效的解决，那么，由于教育市场和获利机会的存在，新的、非法的农民工子女学校仍会不断地冒出来。
综上所述，农民工居住地域相对集中，造成区域教育资源供给短缺与闲置并存的局面；受未来流动人口发展的变化及相关政策的影响，义务教育阶段农民工子女的数量变动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相关统计制度的不完善使教育职能部门难以掌握农民工子女的基本状况，由此增加了区域教育资源配置和规划的难度；初中后教育通道以及免收义务教育借读费等政策的出台进一步加大了资源供需矛盾的核心dd财政压力，而借读条件门槛的设置是不得已之举，显然会让一部分农民工子女失去受教育的机会，也加大了对农民工子女学校的整治难度。农民工子女教育基础薄弱、社会融合进程缓慢、高考户籍制度的限制等因素的存在，也造成其受教育难的客观现实。就应说，上述问题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也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如果处理不当，不仅仅会影响农民工子女教育的进程，也会影响户籍学龄人口义务教育水平的提高。
上海开展农民工子女教育中所面临的难题在全国具有必须的普遍性。本文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大城市农民工子女受教育难的问题，务必从战略的高度对相关制度加以改革和创新。
首先，务必适应农民工群体的发展特点，实现战略思路的转变。一是教育机制从政策保障向制度创新转变。农民工子女教育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近年来，虽然各地已经构建了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的基本制度框架和保障机制，但如何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农民工子女教育的“两为主”原则，如何解决教育财政政策和教育入学政策的问题，如何解决区域内部教育资源不均、负担不均的问题，仍需要从制度层面进行创新，使现有的工作系统化和规范化。二是教育目标从教育机会公平向教育内涵拓展转变。流动人口家庭化、常住化的发展趋势充分说明，就应改革以户籍学龄人口为对象的义务教育管理模式，建立覆盖常住学龄人口的义务教育管理和服务机制。相应地，农民工子女教育的内涵务必进一步拓展。也就是说，不仅仅要解决义务教育起点的公平问题，还要关注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的公平问题。在关注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问题的同时，还要逐步解决初中后教育的通道问题。
其次，就应秉持“统筹发展、区域调配、多方投入、重点扶持”的指导思想。统筹发展，是指将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纳入本市义务教育的统一范畴，将户籍基础教育改革与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的实施有机结合。区域调配，是指根据农民工子女的数量分布及求学需求，对全市存量教育资源加以统一调配，对农民工子女教育实施跨区域资源配置。多方投入，是指“两为主”原则体现了政府公共服务的一个基本价值，但并不意味着强化传统的政府管理模式，也不意味着强化政府包揽一切的做法。强调在农民工子女上学问题上以“公办学校为主”的方针并不是排斥其他社会力量、尤其是民间资本和“民办学校”参与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重点扶持，是指对贴合条件的农民工子女学校，透过重点扶持的方式，改善办学条件、提高师资水平、保证教学质量。
最后，就应依据农民工流动的特点及其发展趋势，对现有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和流动人口管理机制加以改革和创新。具体的政策推荐包括：
（1）强化和改善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将农民工子女教育资源纳入城市社会事业发展规划。其一，根据各区域人口变动的不一样状况决定教育资源的配置方向。市级财政要加大对人口导入区县尤其是农民工子女集聚的区县的支持力度，将农民工子女教育纳入城市社会事业发展规划，将较多承担农民工子女就学的学校建设列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划，以增加教育资源短缺区域公办教育资源的供给，提高这些区县公办学校理解外来流动人口子女的潜力。其二，透过对外来务工者居住地的规划引导，及时调整不一样区域学校的设点布局，使其与新的人口格局相适应。为分散农民工子女居住和就学的密度，大城市市区相关政府部门要对有稳定工作的外来务工人员的居住地予以相应的规划和布局。
学生就学。二是应以城市教育附加费及透过社会赞助等方式建立专项基金，透过设立助学金、减免费用、免费带给教科书等方式，帮忙家庭经济困难的农民工子女就学。
一部分。市场操作，是指让有企业背景的职业学校进行培养和消化一条龙，企业也能够委托培养方式招生。教育成本由企业、个人和政府三方共同承担，企业有权在录用方面淘汰不合格的学生（政府应限定最高淘汰率）。与此同时，政府务必制订规则，强化对成本、价格和教育质量的监管。
（4）鼓励和支持更多的民办学校参与农民工子女教育。其一，降低民办学校的办学“门槛”。就应说，上海市政府将农民工子女学校纳入民办管理的方向是正确的，但在当前农民工子女数量大幅增加、上海公办义务教育资源供给有限的客观现实下，应允许农民工子女学校继续存在，扶持尚不具备基本条件的农民工子女学校用心创造条件转为民办学校。同时根据实际状况，降低民办学校的办学门槛，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创办以接纳农民工子女为主的民办学校。
（5）根据农民工及其子女的发展特点，建立涵盖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管理和服务机制。要适应流动人口常住化和家庭化的现实，改变当前以户籍人口为主的教育管理体制，把常住人口纳入地方公共服务的范围以及政府教育的日常管理。具体包括三方面：第一，加强外来人口的综合管理工作，建立外来少年儿童信息登记管理制度。第二，充分发挥农民工子女教育领导机构的作用，统筹协调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解决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涉及面广，需要由政府牵头。第三，根据农民工人员流动性较大的特点，实行农民工子女学籍管理信息化。可试行发放农民工子女“入学绿卡”，专设便民窗口，统一界定、办理农民工子女的入学手续。根据学生家长务工就业不稳、住所不定的特点，学校能够按照受教育时光、分段收取相应费用的办法，以免造成农民工的经济损失。
本文是在“上海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专项研究课题dd农民工子女教育（农工党上海市委课题组，2008。吴瑞君任课题负责人并主笔课题研究报告）的部分成果基础上修改完善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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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子女调查报告篇七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城乡一体化的稳步推进，民工的身影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大众的视野里。城市的繁荣和乡村的滞塞造就了大批的城市候鸟，并因着其特殊的工作和生存环境而体味着别样的喜怒哀乐。
城市的第二代移民——民工的孩子则因为义务教育体制、户藉制度及相关的政策法规尚未完善等原因，求学的问题受到种种障碍和限制。
在北京，虽然教育主管部门在民工子女教育方面措施比较到位，但由于费用等问题，民工子女在入学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困难。特别是取消借读费后，因财政没有补助资金，这一矛盾更显突出。城市学校多以非学区户口和学生容量已满为由拒收农民工子女，而民办学校较高的收费又使农民工家庭难以承受，致使一些农民工子女失学。
北京市教委和民政局规定，需要父母中有一方持有北京市的正式常住户口，其子女开具《子女关系证明信》后就可免费借读本市中小学，按有本市正式常住户口的学生对待。这样的情况下，外地来京的民工子女要想在北京进入城市学校就读，必需交纳昂贵的借读费。
从秦皇岛来京务工的小张夫妇，七岁的女儿正是入学年龄，按照北京小学生就读的相关政策，夫妻俩既没有北京户口又没有房产证明，不符合北京入学规定的几种情况，被答复为应回户籍所在地就读。夫妇俩求熟人帮忙，再三申请为了不让孩子作留守儿童，给孩子一个阳光健康的心态，希望进入所在暂住地相近的小学入学。最后接到答复为可按暂居地相对就近入学，具体向暂居地附近小学或所在区教育局申请，必须交纳借读费一万两千元，即每年两千，一次交清六年费用。
小张夫妇在北京打工，丈夫开车给一家餐馆送货，每月五千元的收入，妻子没有工作，只负责一家人的饮食起居和日常家务。月工资五千元除掉房租每月一千元、生活费及其它各种费用两千多元，实在所剩无几。一万两千元对夫妻俩来说实在不是小数目，而且还是最低的借读费，按学校质量条件等，多的可达三万六千元。
夫妇俩反复合计，为了女儿有个更好的未来，不像父母这样四处漂泊着谋生存，首先要让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不是有句话这样说吗：如果嫌受教育太花钱，那么就尝尝无知的滋味。小张夫妇皆为初中毕业，只能靠简单的技术活和繁重的体力活赚取低廉的生活费，对女儿未来的希望是能像城里人一样，坐在宽敞的办公室里写写算算，既轻松又体面，别像父母一辈子给人打工，累死累活不说，还要受到种种不公正的待遇。
一万两千元最后由小张夫妇从老家的亲戚处借来，夫妇俩大概需要两年的时间才能还清这笔费用。至于北京户口和房子的问题，从来是不敢想的，唯一的打算就是让女儿把书读好，再有就是多攒点钱。谈到女儿在京入学的问题，夫妇俩一致苦笑：难!并且还有后顾之忧：作为流动人口，能否让女儿在北京完成小学教育还是一个未知数。
在城市的大环境中，农村孩子和城里孩子集中在一起，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他们融入城市，同时也造成了另一种岐视。
多数市民不愿子女与民工娃同班，有的家长听说孩子与民工子女同班，找到校长和老师表示不同意，有的甚至不惜花费代价将孩子转走，留下的也嘱咐孩子尽量不要跟民工娃接触，他们认为这些农村孩子生活习惯不好，肮脏顽劣野蛮好斗。只有很少一部分家长认为和农民工的孩子一起读书有好处，民工子女的刻苦、勤劳和俭朴的精神值得城里孩子学习。
大多城市学生表现出不喜欢和民工孩子在一起玩耍，理由是民工孩子不讲卫生、生活习惯较差，在一起没有共同语言。
对老师而言，教育民工的子女各方面都费心。首先在思想上，由于父母从小没有给孩子理想的教育，很多学生没有远大的目标。在他们眼里，父辈没文化照样在城里挣钱。学生潜意识中已存在这样的思想，所以在他们生活中，找不到可以学习的榜样，让人觉得很可怕。农村学生的文明习惯更让老师操心。例如农村孩子在教室随地吐痰后用脚去擦，老师就提醒他今后注意不要乱吐，结果这位学生很无辜地辩解：我用脚将它擦干净了。有位老师感慨地说，“类似的这种事情还很多，很多城市孩子从小就养成的习惯，农村娃娃得从头学。我们还要担负他们幼儿园就该培养的文明礼仪习惯。”
而对民工子女来说，在城里的生活过得并不愉快。读书改变命运、知识成就未来的口号消除不了许多民工子女的迷茫，父母每天忙于生计，对孩子疏于管理。艰苦的生活条件、低廉的家庭收入，与城市孩子生活在一起被放大了自身存在的很多差距，这让不少农村孩子情结低落自卑，从而导致学习成绩很不理想。
那些在亲人眼里聪明可爱的农村娃，在城里孩子面前显得迟钝、木讷、愚笨，城市的冷漠和岐视过早地投射在他们身上，使他们变得敏感、易怒，遇到不如意的事情自尊心会产生强烈的反弹，在渴望尊重和平等的同时加重对城市的陌生和疏远。
小王夫妇的儿子明明在父母进成打工后的第二年转入了省城的某小学读书，九岁读一年级在农村老家是最普遍和正常的现象，但城里的孩子大多上学早，七岁读一年级为多，还有部分孩子六岁就上了一年级，这样明明在班里就是年龄最大的一个学生。由于个头大、成绩差，同学们暗地里称他为“傻大个”，下课不喜欢和他玩耍，作游戏时也没有人和他一组。
来自苏北的小王夫妇在省城奋斗三年多了，小王主要做一些零活，早晨在都市人还处于梦中的时候，把一瓶瓶新鲜的牛奶小心翼翼放进一家家的奶箱里。太阳高悬天空的时候，不王又变成了一位送水工，来时一桶水甩上肩膀，走时拎着空桶步履匆匆。每天多时要干十来个小时，少时也要三五个小时。小王的妻子也要出门做事，自己经营着一个水果摊，每天早起上货，晚上点灯时分回家。夫妇俩没有时间和精力照管儿子的生活和学习，经常是早起出门时儿子还在睡梦中，只好请老乡帮忙照顾。至于城里孩子每天上下学有家长接送、兜里各种新鲜的零食、时髦的玩具，父母对孩子无微不至地关爱和体贴，明明基本上是享受不到的。
同学的嘲笑、老师的白眼、家长的疏忽，使得明明完全厌倦了这种在学校受了委屈无处可诉，回到家里还是一个人对着墙壁的生活，孤独自卑的他几次和父母说要转回老家上学，问他为什么要回去，明明低着头说：不想在这里被人看不起，就是想老家。说得小王夫妇唯有难过的份。
和同龄的城里孩子相比，民工子女的基础教育相对落后很多。英语、电脑、围棋、游泳等名目繁多的暑期兴趣班，几乎每个城里的孩子都参加过，而民工的子女几乎想都没有想过。在农村，学龄前的儿童大多是认识几个拼音和简单的汉字，至于钢琴、美术、舞蹈等方面的培养基本没有，更不会要求孩子们学普通话，来自生活环境的影响对孩子们日后的教育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从起点上他们就远远地落在了城市孩子的后面。
老家在东北的小何夫妇来秦皇岛打工两年多了，小何在家具店卖家具打工，丈夫给家具公司做饭，家庭一个月平均收入20xx元，房租加孩子上学就得1500多元，九岁的女儿在秦市某小学读二年级。本来女儿就近上了学，应该是最让夫妇俩省心的事，无奈女儿的成绩让他们很难露出满意的笑脸。
秦市小学从一年级开设英语课、微机课，对于当地孩子来说，这点课程不算什么问题。现在的城里家庭电脑基本得到了普及，多数孩子学龄前在幼儿园里就简单地学过日常的英语单词，对微机的操作因着家里电脑的普及也相对熟悉，可以说这两门课程对当地孩子来说是轻松和有趣的。
但在小何的女儿这里，英语和微机是最令其头疼的课程，以致于达到了恐惧和厌烦的地步。刚入学时，女儿一口东北小村的方言让小伙伴们很快就不再和她一起玩耍，甚至连同桌也笑话她讲话像噎着了一样，舌头硬得很。更要命的是英语单词的读音恐怕只有她自己能听懂，老师曾戏问她：你说的这是哪国英语?引起全班同学哄堂大笑，活泼聪明的女儿从此害怕并讨厌英语，当然英语成绩也是差得很。
第一次上微机课，老师教给学生开关机、用小画笔作画等简单的操作技能，别的同学几乎没用听就熟练地操作起来，小何的女儿却紧张地连开机也不敢，她不明白这台小小的仪器上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功能。城里的孩子笑她笨，她仿佛也觉得自己真得很笨。
提到这些，小何无奈地说：城里孩子条件好，家里有钢琴、电脑，周末参加作文班、美术班，而我们哪有那样财力和精力?我有时下班后教孩子背古诗、给她讲算术，但对于英语、微机等实在是力不从心。至于普通话，你看连我自己也讲不好，更别说教她了。
谈及女儿的未来，不容小何乐观：女儿的东北口音很重，还不太会普通话，也没人教她，经常说什么也听不懂，有时候问她什么，只会点头、摇头，与人沟通较少。老师说她经常一个人远远地望着同学们游戏，满眼的羡慕。当有同学主动邀请她时，她又躲得远远的了。女儿已经有轻微的自闭倾向了。不知道这种心理上的障碍什么时候才会消除，只怕会影响她的成长和发展。
农民工子女教育，包括两部分：一是随父母进城的子女，即流动子女的教育，二是留在家乡的子女，即留守子女的教育。由于留守子女与父母长期分离，在生活、学习等方面都受到影响，尤其是亲情缺失和隔代教育，使得留守子女这一群体存在巨大的心理创伤，性格变得较为孤僻，学习成绩下降。
缺乏家庭这一重要教育环节。现代教育理论认为，家庭教育重于学校教育，有句话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情感的培养与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许多父母长期在外务工经商，甚至多年未与孩子谋面，很难与子女交流，使得孩子产生孤独、寂寞、胆怯心理，形成孤僻性格。
隔代抚养，老人力不从心。由于上一代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并且年老多病，通常都不能有效辅导孩子的功课。很多留守子女由于父母外出对自己的学习中产生的问题无人辅导，无人可问。
学校难和家长沟通，教育脱节严重。家庭教育是教育的重要环节，由于家长外出，学校不能与家长沟通，甚至学生的作业都没有家长签字，不了解学生动态，缺乏互动，不利于共同教育培养下一代。
留守学生学习成绩普遍偏低。由于学习困难、交往困难、社会诱惑等因素，导致留守学生厌学、逃学、退学等现象的发生，对自己的未来也相当迷茫。留守学生成为犯罪和受侵害的高危群体。由于缺乏有效监护，使得留守子女遇到问题得不到及时沟通和解决，容易误入歧途。
民工张跃从农村来市里卖菜为业，十五岁的儿子跟着奶奶在乡下读初三，开学以来几乎每个星期都要接到老师打来的电话，因为儿子逃课、吸烟、上网、打架，并且屡教不改。老师要求张跃能多抽时间管管孩子，否则再这样下去面临几个月后的中考是很难取得好成绩的，一旦中考失利停止学业，这个年龄段的孩子走向社会没准就会毁了一生。张跃每次匆匆赶来，塞给儿子一些钱外加狠狠地训斥一顿，可惜收效甚微，儿子依然故我。学校已明确表示，这样的学生给学校的管理带来很大难度，甚至影响了同学们的学习和生活，只是鉴于九年制义务教育而没有办法将其开除。
其实民工子女所面临的教育问题远不止这些，他们令人担忧的学习现状、众多的心理问题、社会环境的负面影响、家庭教育的严重缺失，需要学校、社会、家庭三个方面相互配合，针对民工自身的特点，流动性强、居无定所、工作时间长、经济收入低等等，寻求改善教育环境，提高教育质量的出路与方法，发挥三者合一的最大优势。让民工的子女在尊重与理解，平等与关爱中踏上健康的成长之路。
民工子女作为一个特殊的受教育的群体，*法赋予他们与城里孩子一样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当然这一切有赖于政府，特别是教育部门和社会各界方方面面的努力。民工们为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的要求其实很简单：生活有着落，孩子有书读，一家人享受天伦之乐，在城市里安居乐业。城市应该敞开怀抱接纳这些来自五湖四海和兄弟姐妹，拓宽民工子女的求学之路，给民工的孩子以更多的理解、关爱和尊重，让孩子们琅琅的读书声回荡在校园的春天里，让所有的孩子都有书读才是硬道理。
农民工子女调查报告篇八
走访留守儿童——关于农民工留守儿童心理情况的调查。
在我们周围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的父母为了生计外出打工，用勤劳和智慧获取家庭收入，为经济和社会稳定作出了贡献。但作为子女的他们却留在了农村家里，与父母相伴的时间微乎其微，成为儿童中的一个特殊群体——留守儿童。所谓“留守儿童”即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打工而自己留在农村生活的16岁以下（包括16岁）的孩子们，他们一般与父母亲其中一方或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甚至其他亲戚朋友一起生活。
留守儿童问题是近年来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农民走入城市，留守儿童群体的队伍也在不断壮大，频频引起社会各界侧目，让人们觉得应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注和呵护！
据资料显示留守的少年儿童正处在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他们无法获得父母在思想认识及价值观念上的引导和帮助，成长中缺少了父母情感上的关注和教育，极易产生认识、价值上的偏离和个性、心理发展的异常，一些人甚至会因此走上犯罪道路。
为此，应学校号召，为了正确认识国情、深入了解社会、提高自我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特借暑假机会进行社会实践，由于家住农村，外出务工的农民较多，本着学校要求的“就近原则”，他们留守在家的子女自然而然地成为我此次社会实践的对象。经过几天时间的构思、收集整理资料、制定调查问卷等等一系列准备工作后，带着一份好奇和几许期待踏上了漫长的家访之路，在有关村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在村民们的热情帮助和极力配合下，我走访了我村共28个组（据村委介绍我村除去统征人口目前总共28个组）的社员，对符合条件的目前未外出的留守儿童（因为有几位家长已带着孩子外出，家中空无一人）的心理情况进行了调查，共收集到50份有效调查问卷（附后），并获得了一系列数据和一些情况。
根据数据显示：截至调查日期，有8位孩子的父亲外出务工、4位孩子的母亲外出务工、39位孩子的父母双双外出务工（其中包括父母离异者）。这些留守在家的孩子大多由自己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照顾，并且大多数都是在婴幼儿期或者还属学龄前儿童时都已离开父母温暖的怀抱，跟随年迈的老人一起生活。另外虽然有部分幸运的孩子是由自己的父亲或母亲亲自照顾，但是由于不能同时拥有父母双重的爱，心中难免不舒坦，再加上外出的家长在外打工所持续的时间不等，短的至少已有半年左右的时间，最长的已有长达16年之久。家访过程中，我还了解到部分家长由于心系赚钱，已持续有好几年不曾回家探望家中的儿女。让原本就渴望他们关爱的孩子们一次次的化希望与盼望为失望，一次次的由兴奋与激动变为深感无助，一次次的觉得他们的父母已然不再爱他们、已然将他们深深遗忘。让那幼小的心灵倍受打击，留下无言的伤痛，并且伤痛在无形中扩散，扩散得肆无忌惮！再看到同龄伙伴可以无忧无虑地同时拥有父母亲双重的关爱，可以时刻承欢父母膝下，那早就伤痕累累的小小心灵难免会发生不同程度的扭曲。通常通过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比如有的孩子日常行为粗暴蛮横、脏话连篇、易于发怒、脾气多而暴躁、易冲动、怒则打人摔东西；有的孩子故意与家长逆反或者经常沉默寡言、不合群、胆小，敷衍了事、马马虎虎；有的孩子由于渴望更多的关爱，喜欢借故向别人撒娇，以期获得更多的关注；有的孩子由于年龄太小就离开父母或不得不与其中一方分离，误以为是他们不爱自己，于是在家中就一味的对家长撒谎，借故索要更多的物质和金钱、铺张浪费，或者贪玩厌学、学习成绩一度较差以此来报复那离他们而去的父母……孩子们的表现千奇百怪、不胜枚举，无不以自己的方式向社会、向父母控诉着自己孤独无助和对父母双重呵护的渴望！
也许你会认为他们的表现很令人心寒，辜负了父母殷切的希望，但换个角度试想：他们有这些表现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是何原因造成了他们的叛逆呢？是缺失了父母的双重的爱，是社会对他们的关心不够，是命运对他们不公，导致他们沦为受人“歧视”的农村留守儿童，导致他们从小就远离父母的教育和怜爱。
留守儿童在生活、学业、人格等方面出现的不同程度的问题显示了他们的基本权利和要求得不到满足。这不仅涉及到农民工的切身利益，更严重的影响到我国下一代的健康成长，直接制约着我国农村人口素质的提高和现代化进程，尤其不利于社会稳定和公正、和谐社会的实现，亟需社会共同的关注才能全面控制、逐步解决。
面对“祖国花朵”的上述一系列情况，作为当代大学生的我们是否应该为他们做点什么呢？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可以利用自己的课余时间走访他们的监护人，带给他们适用、孩子易于接受的教育方式；我们可以走访他们就读的学校，给予他们一定的关怀，带给他们一些书本、文具等物品，也带给他们知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更带给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未来的憧憬，激励他们不断进取、努力奋斗，同时也把他们的坚强与微笑带回我们的校园；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应具有一份社会社会责任感，对那些留守在农村的儿童的成长多一份关心，努力保护好中国的“脉搏”以促进华夏民族的不断发展！
通过此次暑期社会实践走访了这些留守儿童及其“代理家长”，感觉自己的肩上多了一份责任，暗自告诉自己：一定要好好学习，决不让自己的子代成为留守儿童，同时也为回报社会对我们留守儿童的关爱之情！
在此，我衷心地感谢村的相关领导人的支持与指导，感谢全村广大社员的热情帮助与积极配合，祝愿您们生活愉悦、合家欢乐！
农民工子女调查报告篇九
我区新生代农民工大约有5.6万人，在职工中比例大约为37%。4月中旬至下旬，区总工会在我区工业企业、餐饮企业、商贸服务业等行业内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了抽样调查。调查内容涉及工资收入、工作情况、职业卫生状况、生活满意度、个人意愿等方面的48项内容，调查样本为400人。抽样调查统计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主要从事工业制造、建筑装饰和商贸服务业，技术性工作与轻体力工作成为新生代农民工择业首选，与传统农民工主要从事建筑业相比，有了本质的区别。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为96.3%，高出我区职工劳动合同签订率6个百分点。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一是工资水平较低，二是技能水平偏低，三是就业选择被动，四是权益容易受损。
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工资水平偏低。20xx年我区职工月平均工资为2319元。调查统计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工资仅为1867元。因此新生代农民工把高工资作为择业首先。有41.8%的新生代农民工把工资收入作为就业的第一选择，依次是工作强度和工作环境，分别是22%和10%。考虑工作危险性和受企业尊重分别占2%和3.6%。目前的高物价和高房价，是新生代农民工背负的两大压力。在这种压力下，新生代农民工只能把生存作为第一选择。调查显示：78%的新生代农民工当月工资全部花光，没有积蓄。
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偏低的主要原因是民营企业工资分配机制存在缺陷。现阶段，民营企业职工的工资基数、工资增长基本上是由企业单方决定，不利于调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调查显示，由企业单方确定的职工工资占69%，通过工会集体谈判确定的占12%，职工与企业商谈确定的占6%。报上级行政主管部门审查的占13%。在工资增长方面，民营企业多数没有健全的职工工资增长机制。
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技能水平偏低。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序仍然偏低。其中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比例占47%，高中和中职教育比例为41%，大专以上文化占12%。工业企业中，68%的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取得相应专业的技能等级证书。取得初级技能等级证书的占21%，具有中级技能等级证书的占9%，具有高级技能等级证书的仅占2%。而城市劳动力市场中需求量最大的是受过专门职业教育，具备中职、高职和技校水平的劳动力，占劳动力市场总需求的60%以上。很明显，新生代农民工的技能水平还不能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也就是说，在知识和技能逐渐代替简单体力劳动，并且已经成为劳动力市场选择新标准的背景下,如果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和技能水平不能获得比劳动力市场需求更快的发展，他们中只有30%能够长期稳定就业。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水平滞后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是阻碍他们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和成长进步的关键性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培训渠道单一，最主要的原因是职业教育培训资源相对不足，其次是继续培训短缺。我区境内有xx职教中心、正大软件学院、xx市机械高级技工学校、xx工业管理学校、xx民族专修学校等学校、大江技校等学校在开展职业技能培训。这些学校针对初中毕业学生开展基本技能技术教育，其中大部分是新生代农民工。但仍然有许多从农村出来的初中、高中学生，他们没有机会接受职业技能培训而直接进入工厂或走上工作岗位。即使是接受了初级职业教育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也面临继续培训的困难。目前我区基本上没有开展此类培训的机构。另外，企业不看重技能等级证书，也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不主动考取技能等级证书的原因。多数企业并不看重职工的技能等级证书，而只看重职工的实际操作能力。企业不把技能等级水平与工资标准挂钩，职工就不会主动去争取那一纸证书。一些小企业为降低成本，专门招聘低技能人才，也让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失去了培训提高的机会。
新生代农民工正处在交友、恋爱、结婚的黄金期。同时，他们刚走出校门，仍处于“半成人”阶段，对思想沟通和情感交流的需求更强。由于上班时间长、接触面较窄、工资收入低、就业行业农民工男女比例失调(建筑业和制造业男性多、服务业女性多)，这就使他们普遍面临想交友没时间、想恋爱没人选、想倾诉没对象的困境，再加上企业管理和文化建设的不足，以及社会人文关怀的欠缺，婚恋和精神情感成为困扰他们的首要心理问题。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调查，“感情孤独”已成为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主要困惑，在北京建筑业接受调查的农民工，超过七成将“感情孤独”作为困难的首选。在实地调研中，透过一些新生代农民工略带羞涩的话语，常让我们感到其内心闪烁的隐痛和不安。
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第四个问题是权益容易受损。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欠薪时有发生、工伤事故和职业病发生率高等劳动权益受损问题，是其亟须解决的突出问题共同的经济社会环境，同样的农民工身份，差距不大的人力资本状况，使新生代农民工在基本劳动权益实现上与传统农民工相比虽然有所提高，但是总体境况相似，仍旧普遍面临着一些共同的、亟待解决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突出表现在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欠薪时有发生、职业卫生健康保障不够等方面。据一项在广东的调查，20xx年，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签订率只有61.6%；遭遇工资拖欠的人所占比例为7.1%；人均拖欠工资1538.8元，差不多相当于人均1.5个月的工资。另据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布的20xx年流动人口监测报告，60%的农业流动人口就业于工作条件差、职业病发生率高和工伤事故频发的低薪、高危行业。同时，据调查，新生代农民工发生工伤事故时，仅有60%的用人单位为其支付医疗费用。其中，服务业最差，这一比例只有47.3%12。
调查显示，25%的职工不能在8小时内完成劳动定额任务，需要加班才能完成。在加班的职工中，81%的职工加班时间在2小时以内，19%的职工加班在2至4小时。有59%的职工能够按照法律规定标准拿到加班工资，33%的职工加班工资达不到法律规定的标准，有8%的职工没有得到加班工资。
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劳动争议得不到有效调解。我区企业普遍存在劳动争议调解组织不健全，企业劳动争议调解组织不能有效调解劳动纠纷等问题。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企业不重视劳动争议调解工作。企业认为：企业已经作出了处理，企业自己怎么调解？调解应当是上级职能部门的事情。企业这种想法，实际上是把解决劳动争议责任推向政府部门，增加了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量，使得那些矛盾比较小，比较容易解决的劳动争议也得不到妥善处理，损害了职工权益。
区总工会接到的投诉，比较常见的是经济纠纷。因为几天的工资问题双方协商不好，引发劳动争议。这类问题，企业本身是有能力解决的。但企业采取推诿拖延的方式处理，职工无可奈何。对“劳动纠纷与自己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怎么办”的问题，很多打工者选择了放弃，大多数人觉得不是我一个人受到这样的侵害，大家都这样，算了吧，哪里都一样。还有部分人认为，找相关部门投诉或者走法律途径解决太浪费时间和精神，还不如去多找几分钱挽回损失划算。
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存在社会保险意识不强的现象。调查统计显示，我区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参保率为79%，医疗保险参保率为67%，工伤保险参保率为74%，生育保险参保率为72%，失业保险参保率为40%。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保率，要高于平均水平。因为他们更了解《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知识，在应聘时，会提出签订劳动合同，参加社会保险等条件。但新生代农民工本身对工作岗位，工作环境较为挑剔，频繁在企业间跳槽，工作单位不稳定，个人不重视参加社会保险。
新生代农民工还存在不重视劳动合同履约的现象。调查统计显示，我区民营企业职工劳动合同签订较好。职工劳动合同签订率较高，达84%，但劳动合同期限普遍较短，1年的占31%，2至3年的占41%，3至5年的占17%，5—7年的占6%，无固定期限的占5%。新生代农民工思想比较开放，更希望自由，更渴望实业职工梦想，盼望尽快融入城市。相对于父辈，他们更注重自己人性的尊严，更追求生活的质量，他们有自己的想法，选择更好的生活，而不是做赚钱的机器。有的打工者想法很单纯，只满足于“找份工作，不要太累”，他们不愿在一个单位长期固定打工，因此有些人主动放弃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有的虽然签订了劳动合同，但因为自身原因，放弃履行劳动合同，致使劳动合同履约率低，自身权益受损。同时他们在就业中存在参加社会保险意识不强，不重视劳动合同履约等现象，新生代农民工存在城市生活有边缘化倾向。
新生代农民工还存在城市生活边缘化的倾向。新生代农民工较之父辈，就业和生活环境有了很大改善，他们有文化知识，思维活跃，维权意识有所增强，对工作和生活有更高的要求。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数在城里长大，即使在农村，也完全没有农业生产经验，所以他们不可能像父辈一样回农村居住。在城里居住，他们就面临高房价的压力，同时，他们也很难融入城市生活。
案例：小宇到主城打工快一年了，工厂的人员流动性比较大，小宇和同事刚成为朋友，就得分开，到现在也没有知心朋友。在工厂，小宇要从周一工作到周日，每天从早上8时到晚上9时，中间只有2小时的休息时间。在所剩无几的空闲时间里，小宇总是选择上网来逃避现实，“在网络里，没有人知道我是谁，没有压力，很快乐”。
我们应当注意这样一个现实：新生代农民工在成长的过程中，正处在中国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变革最激烈的时代，人口流动更快，信息更全面，新思潮此起彼伏。因此新生代农民工价值取向多元，外在表现时尚，职业期望高，追求物质精神享受。他们不像传统意义的农民工那样仅仅为了养家糊口，他们不满足简单、机械、重复的劳动，而是寻求自我发展机会，寻找立足城市的机会，或者为回乡创业打基础。新生代农民工已渐渐成为农民工主体，我们应当重视新生代农民工技能培训和职业教育，引导他们融入城市生活，同时也要引导他们自主创业、返乡创业，推动新农村建设。
农民工子女调查报告篇十
在最近公布的《中国尘肺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xx)》中的数据显示，中国尘肺病农民估计数量在600万人左右。尘肺病的死亡率高达22.04%，更为严重的是，每年仍有2万名新增尘肺病患者。
欧洲和美洲国家的经验是，尘肺病问题由国家通过立法手段遏制和解决，日本最后一例尘肺病在1970年，美国尘肺病在1930年代已经消灭。目前在我国，与尘肺病的严重性相比，它的社会关注度相对较低。尘肺病患者90%是农民，他们从事矿山开采、路桥隧道开凿、金属冶炼等行业，缺乏安全和权益保障，维权艰难，更缺少发声途径。曾经很多人不知道这种职业病，但经过近些年的尘肺病农民工维权事件、媒体报道等，尘肺病的知晓率已经有所提高。
“高达82%的尘肺病农民工最终在家里去世，因为他们在患病晚期已经没有条件住进医院接受治疗了”。
“去世尘肺病农民工家庭情况十分糟糕，所调查的家庭没有一家有存款，75%的家庭有欠债，28.26%的家庭变卖过家产”。
在7月5日发布的《中国尘肺病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xx)》中，一组组数据敲击着人们的神经，这是接受调查的501个尘肺病家庭的真实写照，也折射出全国逾百万尘肺病患者的现实生活。
陕西镇安一村庄共200户人家，尘肺病家庭达70户。
“在调查的样本中，尘肺病农民工平均年龄48.5岁，其中最小的只有25岁;去世的尘肺病人平均年龄仅47岁，最小的32岁，尘肺病让他们提前结束了人生!”
在发布《中国尘肺病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xx)》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面色凝重。
这份调查报告由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大爱清尘基金近100名志愿者完成。近1年中，他们深入安徽、甘肃、贵州、湖北、湖南、四川、陕西、云南等8个农民工输出大省，抽取20个尘肺病较为集中的村庄。
值得注意的是，在去世尘肺病人中，76.9%在诊断时已经处于三期(即晚期)。
来自陕西镇安的农民工王明升就是三期尘肺病患者，他的父亲和弟弟也不同程度患有尘肺病。为了一家人的生活，病情较轻的父亲仍在做泥瓦匠赚取微薄的收入。
不过，王明升觉得自己不是最不幸的，至少在好心人的救助下，他们还活着。他所在的村里有200户人家，尘肺病家庭有70户。其中一个家庭4个孩子全因尘肺病相继离世，只剩两个年事已高的老人。
以门诊为例，33.13%的人一分钱未报销，47.46%只报销1000元。
“早期尘肺病人只要及时诊断、治疗，对生命不会有威胁。一旦到了晚期就没有任何方法进行治疗了。”无锡人民医院副院长兼胸外科主任陈静瑜，做过不计其数的肺移植手术，他深知尘肺病对生命造成的伤害。但现实却是，由于大部分尘肺病农民工入不敷出，治疗对他们来说早已成为“奢侈品”。
受访的尘肺病农民工中，年平均收入只有1万余元，平均每月收入不足1000元，最少的年收入为0元。而他们的年平均支出达到24804.9元，是年平均收入的近2.5倍，最多的更高达31万元。
调查发现，看病占了尘肺病农民工的大部分收入，平均达到12364.8元。相对的，能够获得报销的比例却并不理想。以门诊为例，一分钱也没有报销的为33.13%，只报销1000元的为47.46%。
受访的尘肺病农民工家庭中，95.7%没有任何存款，甚至有近72%的农民工负债累累，70%的农民工没有获得低保，大部分过着入不抵支的生活，小部分人仅能维持收支平衡。有22.3%的农民工为治病变卖家产，16.14%的尘肺病家庭子女辍学。
为了节省开支，尘肺病农民工选择减少或放弃治疗：57%的人有病痛但无钱去门诊治疗;超过90%的人没有到医院进行过任何疗养和康复训练。
这些都是压倒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74.3%未申请过赔偿，申请者中82.7%未获得赔偿。
对尘肺病农民工来说，及时获得赔偿将带来生的希望。但调查报告指出，只有25.72%的尘肺病农民工申请过赔偿，74.3%的人没有申请过;仅有17.3%的人表示获得了赔偿，82.7%的人表示没有获得。
“可以看出，一方面尘肺病农民工由于受教育水平的限制，争取赔偿的意识不强;另一方面主要还是争取赔偿困难重重使他们望而却步。”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孟燕华在报告中指出，九成受访者认为申请赔偿是十分困难的。
在有维权经历的25.72%的农民工中，申请赔偿到获得赔偿平均需要16.94个月，时间将近一年半。其中，花费时间最长的达72个月。在争取赔偿的花费上，平均为6529元，最多达9万元。
争取赔偿的过程中，有31.5%的人依靠有关部门，35.6%的人主要靠自己，13.7%的人依靠社会组织。
尘肺病农民工认为申请赔偿困难的主要原因包括：不知道向谁申请赔偿;无劳动合同，没有证明，无法获得正式的职业病诊断证明，导致难以获得工伤赔偿;经济困难;申请时间及拖延时间长;用工单位推卸责任;有关部门不作为，互相推脱等。
过半尘肺病农民工从事高粉尘工作xx年以上。
卢晖临告诉记者，接受调查的尘肺病农民工中，99.33%长期从事高粉尘工作，从事xx年以上的占到52.09%。98.9%的人只接受过初中以下教育。收入高、进入门槛低和老乡介绍，是农民工选择高粉尘工作的主要原因。
高粉尘工作主要集中在矿山(87.7%)和工地(7.19%);有80.73%为民营小企业;83.07%的尘肺病农民工从事过两个以上的高粉尘单位，其中更有15.35%的人频繁换工作，已记不清工作过的单位数量。
粉尘防护措施不到位是造成农民工罹患尘肺病的重要原因。调查显示，62.67%的尘肺病农民工在工作中没有佩戴防护面具，25.34%的农民工只戴了一段时间。
对于为什么没有佩戴防护面具，74.16%的人表示用工单位没有提供，14.23%的人觉得戴不戴没关系，11.61%的人觉得难受和不方便。
此外，一些用工单位防护措施缺失、掩盖高粉尘对工人的危害等行为，加剧了粉尘对农民工的威胁。受访农民工表示，83.41%的单位没有向工人宣传粉尘的危害，81%的单位没有粉尘作业的安全规定，80.14%的单位没有检查工人是否佩戴面具，接近九成的农民工从没有进行过入职和离职的身体健康检查，93.2%的尘肺病农民工没有与用工单位签订过劳动合同。
农民工子女调查报告篇十一
按照总队1—2月份市县队调查信息报送要点，我队就“外出农民工务工情况”，于xx年2月24日—25日对工程村、蔺家河村、南井寨村和陈窑村部分外出农民工进行了电话调查，现将调查情况汇报如下：
通过调查了解，外出务工的农民工以青壮年为主，以男性较多。被调查的9个外出农民工中，男性8人，占88.9%，女性1人，占11.1%；50岁以下的8人，占88.9%，50岁以上的1人，占11.1%。
通过调查了解，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文化程度不高，以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居多。被调查的9个外出农民工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8人，占88.9%，只有1人是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占11.1%。
通过调查了解，外出农民工获取工作多是依靠老乡、亲戚、朋友、同学等熟人介绍为主，通过职业介绍所的较少。被调查的9个外出农民工中，获取工作全部来自于亲朋好友介绍。例如工程村一姓刘民工介绍，他年前到唐山市迁安县某钢铁厂打工，就是通过熟人介绍，了解到务工信息后组织和自己交情不错的老乡出去打工的。
通过调查了解，外出务工农民工由于文化程度不高，劳动技能缺乏，就业渠道窄，以从事二、三产业为主，以建筑业、制造业等劳动强度较大的工作种类居多。被调查的9个外出农民工中，在钢铁厂务工的就有7人，占77.8%。
通过调查了解，外出的9个农民工中，月收入在3000元—4000元之间的有7人，4000元以上的有2人。工程村外出的6个农民工执行的是日工资，标准是130元/天。陈窑村外出的1个农民工工资是3000元/月加提成，这7人是按月发放工资，无拖欠、克扣现象；蔺家河村外出的1个农民工工资是3000元/月，工资无克扣现象，但是延迟一月发放；南井寨村外出的1个农民工工资是6000元/月，每月只发1000元保底工资，其余工资每年11月15日左右或者辞职不干的时候一次性结清，无克扣现象。例如工程村一姓刘民工表示，如果工资低于130元/天，他就不出去打工了。
通过调查了解，外出农民工的居住和饮食一般都有保障，但是居住条件和饮食标准有待进一步提高。被调查的9个外出农民工中有8人是管吃管住，居住的是集体宿舍和工棚，饮食是集体食堂。
饮食方面。工程村一姓刘民工介绍，雇主每天给20元的生活费，由于工作强度和青壮年饭量较大，有些农民工每天20元的伙食补贴大部分都不够吃，也有极个别经济比较困难的、比较节俭的人略有剩余。
居住方面。工程村一姓刘民工介绍，雇主给提供住宿，居住的是集体宿舍，每间12㎡的宿舍居住6个，比较拥挤，有时休息不好。
通过调查了解，外出从业的'农民工工作强度一般都比较大，特别是从事第二产业的农民工。工程村一姓刘民工介绍，他从事的钢铁厂维修工作每天需要工作10小时，上午7点—11点30分，下午1点—6点30分，并且是日工资，有些农民工为了多挣钱，一般都不休息，即使有个小病小痛也就忍一忍、坚持去上班。
通过调查了解，由于农民工打工有很大程度上的自由度，绝大多数农民工通常与用工单位或雇主口头协商工资待遇，与用人单位和雇主签订合同的农民工很少，要求缴纳五险一金的更少，用工单位或雇主主动为他们缴纳五险一金的寥寥无几。当他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部分人感到孤立无助，少数人不知道该怎么办。同时他们享受的工作待遇也较少，大部分农民工享受不到法定休息日，节假日也无双倍工资。被调查的9个外出农民工中有8人没有签定用工合同。被调查的9个外出农民工中只有2人签订了用工合同，只有3人用工单位或雇主给缴纳了工伤保险。只有南井寨村一姓刘民工介绍，用人单位在每年国庆节和中秋节这两个节日给100元过节费。
通过调查了解，外出农民工最大的生活感受就是空虚寂寞。他们一般把大部分时间用在工作上，闲暇时间一般就是聚在一起聊天，打牌、看电视、喝酒，年轻人玩手机较多，学习充电的机会很少。例如南井寨村一位20多岁的姓刘民工介绍，他是长期在野外作业，闲暇时间就是看电视、玩手机，无所事事，精神上非常空虚。
通过调查了解，由于多数农民工文化程度较低、劳动技能缺乏，造成就业面窄，就业渠道少，就业消息滞后；部分学历较高人员对职位、工资、待遇要求较高，造成合适的工作岗位不好找。通过对9个农民工进行调查，了解到他们多数人明确表示仍然想外出务工，但是需要重新找工作，所以外出务工地点和从事工作种类尚不固定。例如陈窑村一女性民工原来在石家庄务工，每月工资是1000元加提成，嫌弃工资低下，通过同学去北京找工作了。
1、继续强化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工基本素质和职业技能，拓宽就业渠道，增加就业岗位。
2、加大对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的政策扶持力度,切实去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积极引导、扶植他们去就业、创业，为他们提供学习机会，创业条件。
3、出台和完善相关政策，切实维护农民工利益，并加大宣传力度，增强农民工的维权意识，使其知道如何用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4、进一步加大劳动保障监察力度，确保用工管理规范化，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切身利益。
5、要继续畅通就业渠道，做好用工信息的收集、发布工作，搭建就业服务平台，支持创业、就业等公共服务。
6、由农民工输入地政府负责，为农民工提供更多的、有利于身心健康、促进学习和劳动技能提升的场所和环境，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
农民工子女调查报告篇十二
国家统计局29日发布《20xx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称，20xx年各行业农民工收入均保持增长，农民工人均月收入2864元，比上年增加255元，增长9.8%。同时，各行业农民工收入均保持增长，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人均月收入2966元，比上年增加273元，增长10.2%。
根据抽样调查结果，20xx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7395万人，比上年增加501万人，增长1.9%。其中，外出农民工16821万人，比上年增加211万人，增长1.3%;本地农民工10574万人，增加290万人，增长2.8%。
值得关注的是，各行业农民工收入均保持增长。农民工人均月收入2864元，比上年增加255元，增长9.8%。分行业看，各行业农民工人均月收入均保持增长，增长较快的是制造业、建筑业与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同时，报告指出，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收入增长较快。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人均月收入2966元，比上年增加273元，增长10.2%;在中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人均月收入2761元，比上年增加227元，增长9%;在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人均月收入2797元，比上年增加246元，增长9.6%。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人均月收入增速分别比在中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高1.2和0.6个百分点。
时下正值酷寒的严冬季节，当大多数市民呆在暖乎乎的被窝里时，而那些民工兄弟却饱受严寒的在冰冷冷的工地上干工，境况类似这样的年轻民工数不胜数。宾馆的服务员，小区的保洁员、建筑工地的工人，理发师……这些在千千万万城市居民生尖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小人物”，大部分来自外地，干着绝大多数城市人不愿干的活。据调查表明，绝大部分的外来人口都是从事建筑、美发、保洁、收旧等行业，其中80%以上是35岁以下的青年人。他们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达55.7%，未婚青年占了61.5%，60%的人每月收入在500元以下。到达城市打工的37%的民工中，只有不到20%的人是通过职介所介绍找到工作的，大部分是通过亲朋好友来到xx打工的。
他们在城市中是怎样生活的呢？
在书上看到报导，跟5个老乡租住在xx一带的小李今年20岁，初中毕业后在家乡学了点裁缝手艺，跟随家乡某私营老板来到xx做服装。常常是每天干14个小时才拿15元钱，饭菜每天几乎都一样，小李干了一年实在觉得辛苦，就“跳槽”到了一家个体小饭店。这里跟服装店差不多，也是早晨七八点钟工作，晚上11点左右睡觉。不过，收入稍高点，每月能拿到600元，这样，小李已经感到很满足了。小李每月除了要寄300元给弟弟上学外，自己只有150元生活费，交了80元的房租后，可以自由花费的只有70元。因此，她很少买衣服。调查显示，外来务工青年每天工作时间超过8小时的达75%，其中8%的人工作时间超过12小时。但他们中却有76%的人工作时间超过12小时。但他们中却有76%的人每月用在教育、文化、娱乐等方面的开支低于50元以下，来外地找工作期间身上带够一个月花费的仅占12.9%，一旦找不到工作，他们的生活就将陷入极困难境地。一旦有了工作，他们还要将收入的一大部分用来支持家里。
外来务工青年的精神生活跟同龄的城市青年相比有较大差距，他们缺乏务工青年自己的文化和教育活动阵地。据我们了解到的务工青年一般把大部分时间用在工作上，其余的一般就是聚在一起聊天，打牌、看电视，他们一般不关心时事新闻。虽然很多人都想去看些文学、技能介绍等方面的书，但苦于没钱或没时间，只得去买些地摊上的书，或者干脆趁休息时间跑到书店看免费的书。
民工中，绝大多数没签用工合同。一项调查中，当被问及“您希望组织对你提供哪些帮助”时，有30.1%的务工青年希望能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同时，据了解，外来务工青年中75%的人工作不稳定，56%的人未签劳动合同，52%的人加班后没劳动报酬。
而且，务工青年法制观念和知识也很薄弱。据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务工青年通常与用工单位口头协商工资待遇，只有不到44%的人签订了用工合同。用工单位为他们缴纳失业保险金和工伤医疗保险的寥寥无几。当他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有33.2%的人感到孤立无助，只有13.3%的人想到去找工，青、妇、组织。
由于工作不稳定，外来务工青年的子女上学也成了大问题，他们的孩子不得不打游击，很多务工青年子女就读的外来务工子弟学校，既无法跟城市学校相比，又无法跟他们家乡的学校相比。
农民工子女调查报告篇十三
农民工工伤保险是指农民工在生产、工作中遭受事故伤害、职业性疾病以及因这两种情况造成死亡，在农民工暂时或永久丧失劳动能力时，国家和社会为农民工及其亲属提供医疗救治、生活保障、经济补偿、医疗和职业康复等物质帮助，以保证农民工或其遗属的基本生活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
从近年我县工伤事故发生情况看，农民工工伤事故发生人数约占到了工伤事故总人数的65%左右,且农民工在工伤认定、医疗救护、康复及待遇补偿方面颇费周折，因而农民工的职业安全与工伤保险在我县发展县域经济，构建和谐社会的建设过程中成为政府不可忽视的紧要问题，由此可见，农民工的职业安全与工伤保险是城市化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问题，为此，今年5月我对上饶县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的现状进行了实地走访调查，对我县现在农民工工伤保险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分析、思考，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通过调查发现，全县没有参加工伤保险的企业占了近50%，参保的企业也有58%没有全员参保，有92%的农民工不知道有关伤亡补偿的标准，65%的农民工不清楚是否参加了工伤保险及相关的社保政策制度，很多农民工把工伤保险混同为商业性保险，甚至认为工伤保险是“正式工”的事，与自己这些“临时工”是不沾边的，而且这些人当中相当大一部分人有“拿人工资，替人做事”的思想，既然拿了别人的工资就理所应当为老板做事，即使发生了事故，也是自己不小心，活该自己倒霉，赖不上别人，由此可见许多农民工对工伤保险缺乏必要的了解，对能够切实保障自身权益的工伤保险也迫切需求。
1、企业认识不到位。
调查中发现，很多用人单位普遍存在交工伤保险不划算的错误认识，而且他们认为，农民工素质低，人员流动性又大，人员不容易管理，为他们参加工伤保险的话会增大企业成本，不利于企业在竞争中的生存和发展，因而不愿为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且在农民工发生工伤事故时，许多企业不但不积极救治，反而百帮拖延、拒绝支付农民工补偿、医疗救治等合理费用，根本不知给农民工买工伤保险本来就是用人单位的应尽义务，而且为职工参加社会保险不仅是社会的责任也可以稳定职工队伍，只有做好了工伤保险工作，维护好了职工的合法权益和利益，才能提高职工的工作热情，从而使企业更好更快的平稳发展。
2、非法用工现象严重。
在发生工伤事故的单位中，有些单位连营业执照都没有，根本不具备用人资格。特别是在建筑领域，存在着严重的非法转包、违法分包现象，包工头大量存在，使得许多农民工发生工伤后不知向谁索赔，而在发生了工伤事故后，大多数用人单位在农民工尚未完全痊愈的情况下就让农民工出院，致使农民工身体康复期变长，严重的甚至可能留下后遗症，还有少部分用人单位以农民工对工伤的发生有过错为由要求农民工自己承担医疗费用或单位承担少量的医疗费用，这给农民工造成了很重的经济负担，所以说非法用工问题政府方面绝对不容忽视，应加大监管力度，确保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不被侵害。
3、农民工发生工伤后，未参保的用人单位没有依法向农民工支付工伤待遇。
我国《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劳动者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需要暂停工作接受工伤医疗的，在停工留薪期内，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由所在单位按月支付。如果用工单位不给劳动者上工伤保险，发生工伤后，用人单位要向达到伤残等级的劳动者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等相关工伤待遇。然而在调查中发现，发生工伤后，许多用人单位也只是为农民工治疗工伤，对停工留薪期内的工资及其他工伤待遇根本不予支付，在工伤私了过程中，用人单位和农民工的地位也往往是不平等的，用人单位凭借着自己的优势迫使农民工让步，有的老板公然叫嚣：“你私了可以，你要是告我，老子奉陪，非得把你拖死不可！就是法院判你胜，我也不给你钱，看你能拿我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有许多农民工被迫接受和解，而少部分不满和解条约的农民工通过打官司，千辛万苦拿到法院的判决时，部分用人单位却拒绝履行法院判决所确定的给付义务，往往采用拖延、逃避的方法来应付，这更加重了农民工的负担。
制改革的需要。维护农民工的切身利益，对大力发展经济和构建和谐社会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落实农民工工伤保险事业迫在眉睫，需要全社会来共同努力。1、要加大社会保险政策宣传力度。
要通过印发宣传资料、开展政策咨询解答、深入企业和乡镇宣传等多种方式，大力宣传工伤保险政策，让广大农民工都正确认识参加工伤保险是法律的规定，有利于雇佣双方，形成积极参保的浓厚氛围。还应利用各种媒体资源加大工伤保险普法宣传，使广大职工能够自觉运用法律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使广大企业能够从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高度，以可持续发展的眼光对待工伤保险工作，充分认识到给职工特别是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的重要意义，充分认识到对工伤农民工给予合法补偿和积极救治的重要性，为维护工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
2、各部门应加大协调配合力度，充分发挥政府的监管作用。
各相关部门如劳动保障、安全监察，财政、税务、环保、卫生、建设等单位要相互支持，各尽其职，密切配合，分别把好用人单位参保关，互相监督和制约，确保用人单位依法参加工伤保险,对于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有关部门有权向其进行行政处罚，在当前维护工伤农民工合法权益具体工作环节中，比如在工伤认定、待遇补偿方面，政府方面应为工伤农民工依法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同时，还应组成一个由政府负责组织的、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权威机构，以切实维护好工伤农民工的权益。
3、要加强机构队伍建设，不断拓展工伤保险工作。
各经办机构工作人员应增强责任感，解放思想，拓展思路，与时俱进，把工伤参保、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待遇支付等工作切实落实到实处，另外，在做好农民工工伤补偿工作的同时，还应积极开展工伤预防和工伤康复工作，完善制度和机制，加快推进工伤保险事业的全面发展。
农民工子女调查报告篇十四
年以来，世界金融危机蔓延到我国，“”、“”及等地区均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响，号称“世界加工厂”以外向型经济为特征的劳动密集型出口创汇企业相继停工停产、减薪减员，市外出农民工开始出现回流。根据省、市相关部门关于开展返乡农民工调研通知要求，我们组织专班人员先后对各乡镇办区及所属村组开展多次农民工回流情况专项问卷调查，摸清底数，分析原因，采取措施。
截至今年6月底，市农业劳动力转移16.7万人，其中外出务工15.4万人。根据等乡镇提供的情况来看，截至11月底，市农民工回流5800多人，占外出务工总数3.9%。其中，外出务工人数最多的东升镇回流1362人，占市回流总数23.5%。总地看来，呈现以下特点：
（一）年龄偏大技能偏低男性偏多。经抽样调查，返乡农民工中，初中学历且技能单一的男性居多。按年龄划分：35岁及以下2300多人约占39.7%，35岁以上3500多人约占60.4%。按学历划分：小学及以下1200多人约占20.7%；初中4100多人，约占70.7%；高中、中专及以上500多人约占8.6%。按性别划分：男性将近3000人约占51.7%；女性2800人约占48.3%。
（二）从“”、“”及沿海地区回流占主体。经走访了解到，农民工回流前原务工地多为经济发达地区。其中，从、、等地回流2300多人约占39.7%，从州、、等地回流1400多人约占24.1%，从、、等地回流700多人约占12.1%，从、、等地回流400多人约占6.9%，从回流不足400人约占6.9%，从、等内地回流200人左右约占3.4%，从等省内地区回流100多人约占1.7%，从其他地区回流300人约占5.2%。
（三）劳动密集型出口创汇企业停产减员是主因。据等地统计表明，家具制造业接近1000人约占17.2%，电子加工业900多人超过15.5%，服装加工业近900人约占15.5%，鞋类加工业800多人约占13.8%，建筑施工业600多人约占10.4%，玩具加工业500多人约占8.6%，其他行业近1100约占19%。
分析市外出务工人员回流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外地部分出口创汇企业因产品滞销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开工不足并逐步裁员。二是外地部分企业经济效益差并停工停产，减员减薪，高额的城市生活和交通等费用部分农民工在务工地留不下来。三是外地部分企业因更新生产加工的设施设备，以增加产品科技含量，少数技能偏低、年龄偏大的农民工转岗转业困难，而且用工单位也不愿在外来农民工技能提升方面投入资金。四是国家陆续出台一系列惠农政策，特别是粮食收购政策和新的土地政策的出台，吸引了农民工返乡务农或农产品加工。五是本地创业扶持力度不断加大，特别是针对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优惠政策逐步出台，吸引了部分农民工返乡准备自主创业。六是本地经济发展带动部分职业（工种）的工资水平大幅提高，特别是最低工资标准的出台，吸引了农民工回流就业。
据了解，市农民工回流人数仍在不断增加，预计今冬明春将迎来回流高峰。一方面是由于部分农民工因工资拖欠原因正在等待用工单位年终结算；另一方面是由于春运期间正值农民工返乡高峰，可能导致农民工返乡后不再返岗而留在本地。
从目前情况，市外出务工人员回流将带来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本地用工单位的岗位更加紧缺，特别是出口创汇企业因产品外销受限而将逐步出现职工富余，市场重现就业难局面。二是由于市内供过于求的矛盾比较突出，城乡失业率将有所回升，影响社会稳定。三是农村可能出现回流农民工争地现象，并将影响本地农业产业化发展。大垸镇北碾村杨珍元等回流农民工原在从事缝纫，现因已返乡准备在家务农。
据了解，市农民工回流人数仍在不断增加，预计今冬明春将迎来回流高峰，农民工回流所产生的就业压力将延续到年下半年或年上半年。为及时缓解就业压力，积极促进就业，市现已采取七项措施：
一是发动各基层劳动保障服务机构开展农业人力资源调查，及时登记回流农民工的原务工地、原职业（工种）、现专业技能、培训就业愿望等情况，建立市、乡镇办区、社区村组三级联动的信息报送制度，每天一次登记，每周一次上报。
二是引导回流人员参加技能提升培训。技工学校、训练中心等培训机构已面向回流农民工开展了招生活动，现有1874名返乡农民工已经或正在参加培训，其中就业训练中心培训407人。8月初，高基庙镇邓家岭村农民工杨鑫荣从返乡后，参加训练中心计算机平面设计培训，并享受了培训补贴。
三是举办返乡农民工招聘会，重点引导第三产业扩大就业容量，扩大以个体工商户为主体的用工需求。11月28日，市举办返乡农民工劳务交流会，2600多名农民工进场求职，当天1132人与38家进场用工单位达成就业意向。
四是动员本地用工单位招收技术人才。扬子江泵业、新传媒等企业招用车工、造型工、广告设计等长期短缺的熟练技术人员，现已有1900多名返乡农民工实现转岗转业。
五是依托新农村建设就地消化。市各行政村正值换届选举，各乡镇办区将新的村级领导班子成员选举范围扩大到了回流农民工，并动员回流农民工参与本地农业产业化经营。
六是发挥驻外劳务机构和驻外流动党组织的作用，一方面引导部分有就业技能并准备回流的农民工在务工地转岗就业，一方面动员在外创业的籍成功人士带动农民工创业。
七是发挥创业培训和小额贷款作用，引导有创业愿望和创业能力的回流农民工自主创业，目前该项工作正在筹备过程中。
农民工子女调查报告篇十五
农民工城市边缘人的角色注定了其问题的复杂性，作为具有复杂社会背景的特殊群体，数目庞大的农民工权利的实现程度和生活状况的改善程度无疑对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农民工群体是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而出现的特殊现象。在目前的学术界，我们对进城务工的农民在身份的界定上存在着二元性，即他们既有农民身份又有工人身份，有工人之实却无工人之名。再加上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民工很多应有的权利并没有真正得到落实，为了切实调查农民工实际的生存状况和权利实现情况，20xx年1月、2月、7月和8月，笔者利用寒暑假时间，组织学生在山东、河南、甘肃、陕西、山西、新疆等省、自治区进行了农民工生活和工作状况的调研，调研采用了问卷调查的形式，由于选取的学生都有充分的条件接触到农民工群体（如家人或亲戚是农民工），所以，问卷的回收率和有效问卷所占的比例都很高，共发放问卷350份，有效回收329份，有效回收率为94%。这一调查虽不足以反映我国农民工的整体状况，但整个调研完全是一种纯民间的行为，且学生们的参与热情和责任感都很强，因此，通过对这些问卷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些有关农民工的更接近真实的信息，为城乡二元体制的改革提出思考。在此，也感谢我同事杨洪晓，学生郑扬、薛泽林、范才营、侯莉媛、李莉、王苗苗等为该调研所做的贡献。
被调查的群体既有第一代农民工，也即年龄较大的部分，其年龄一般在35岁以上。也有新生代的农民工，也即比较年轻的那部分群体，年龄在20岁到30之间。其文化程度也呈现出参差不齐的特点，初高中比例相对较高，占到了总数的45%，中专以上的有38。8%。分析认为，这些拥有高中及高中以上学历的人应该多属于第二代农民工，也即农村里那些初中或者高中毕业后因升学无望而辍学的年轻一代，他们直接告别乡村，进城进厂打工以挣钱补贴家用或为自己未来积蓄资本。从总体上来说，现代的农民工群体其文化素质是要高于改革开放之初进城的第一代农民工，表现在学历相对较高，对新事物、新观念接受能力更强、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更为开放。从收入角度来看，月收入大多集中在1000—3000之间，其比例高达76。1%，收入在3000元以上比例只占到了9。2%。这就反映出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群体收入水平不高、经济地位较低的现状。我们认为，这是由于在第一代农民工逐步退潮之际，新一代的农民工大多是刚刚开始在城市的打拼历程，因技术、人脉等各种原因，致使这一代年轻的群体收入水平不会太高，也拉低了农民工群体的总体收入水平。
对于农民工的工作状况，我们立足于对农民工进城后的职业性质、工作报酬、工作时间等几个维度进行分析。在关于农民工职业状况的调查中，我们发现有18。8%的人选择了建筑业，有10%的人选择了文教卫生，12。5%的人选择了批零贸易和餐饮业，选择其他选项的占到了总数的30%。可以看出，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所从事的行业还是处于低端层次，行业水平不高。由于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工作流动性较大，更换工作的频率较高，其行业性质呈现出极大的不稳定性特征，也正是由于这种不稳定性导致了很多农民工对自己的行业界定存在模糊，进而使得他们在被问及自己的行业性质时，“其他”这一选项所占比例较高。从劳动时间上来看，每周的工作时间在45小时以下的占到了12。5%，45—55小时与55—65小时的均为28。8%，而65个小时以上的比例则为30%。根据国家劳动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的工时制度（加班时间不超过2个小时）。由此可见，农民工的工作时间是远远超过法律规定的范围的，他们是在为城市的发展和低廉的工资而透支着自己的劳动力。考虑到其收入情况，对比之下就不难发现，农民工群体的付出与所得也是远远不成比例的。
边缘人的社会角色决定了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生活中注定处在一个弱势的地位，故其权利的保障不仅仅是法律问题，也是一个社会的道德问题。在调查中，我们从经济权、健康权、社会保障权等三个角度出发，对农民工的权利的实现状况进行调查。
首先，从劳动合同的情况来看，63。7%的人是没有正式的书面合同的，这其中，甚至有17。5的人连跟用人单位基本的口头约定都没有。这是因为农民工大多是依靠亲戚、朋友、熟人、同村人的关系而“跟随”进城或进厂，亲友之间的信任取代了他们之间的法律承诺。甚至他们会认为提出签订劳动合同有伤情面，但是这种非正式的、以人际关系为基础的非契约性约定是没有坚实的维权根据的。在随后的调查中就可以发现，工资曾经被拖欠的农民工达到了总数的63。8%。其中的20%甚至是经常性的被拖欠。而在维权手段上，51。3%的人选择了协商、调解，忍气吞声的占到了总数的25%，为第二大比例。通过法律途径维权的只有18。8%，甚至有少数人采取了暴力解决的途径。可以认为，农民工群体的经济权利并没有得到切实的保障，其法制维权意识有待提升，维权手段有待改进，维权途径有待完善。从健康状况的角度来看，生病了会去医院的人只有31。3%，43。8%的人选择了“只有重病的时候才会去医院”。甚至有人即使在重病的情况下也只是靠买点药硬撑过去。由此可见，农民工的生命健康权无疑是处在被忽视的地步，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无法参加城市医疗保障的农民工群体只能在医院高昂的医疗费用面前望而却步。从社会保障的角度来看，有35%的人选择了没有参加任何形式的社会保险，在剩下的65%的群体中，医疗保险与工伤保险明显较为突出，前者为总数的53。3%，后者为28。8%。但是在现实中，农民工所参加的医疗保险大多属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范围，也就是其参保的地域仍然是其出生的乡村，这种状况下的医疗保险并不能减轻其在城市的医疗负担。至于工伤保险，参与者也多为第二代农民工，因为相对父辈而言，其风险意识相对较高，但是其参加比例却仍然较低。
作为城市的“外来者”，农民工在城市中对自身地位如何界定，城市生活给他们带来的总体感受无疑是在探讨农民工问题的过程中绕不开的重要环节，根据我们关于农民工与城里人关系的调查。在与城市人的关系上问题上，大多数人还是选择了“不好不坏”这一选项（53。8%），相处融洽的人占到了37。5%的比例，只有少数人选择了不协调。但是从城市地位的自我感知这一角度来看，大多数人却依然有较大的失落感（37。5%），认为自己得到不公平待遇的占到了28。8%，为所有选项中的第二大比例。还有少数人认为城市人看不起自己。也就是说，虽然大多数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可以跟城里人在生活上可以比较融洽的相处，但是这种表面的和谐并不能改变他们心中的巨大落差。也反映出进城的农民工在忍受着经济压力的同时也要忍受着被歧视的心理压力，有学者也同时把城里人的歧视以及农民工务工的心理落差视为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心理成本”。
关于这一问题，我们从家庭顾虑、居住条件、子女问题、现实困难等四个角度进行调查。首先，从农民工家庭顾虑这一方面来说，占到首要比例的是“家中老人需要照顾”（65%），外出务工后，家中的父母就成了农民工心中的首要牵挂，如何尽孝成为在异地的农民工群体的首要难题。担心“家中土地无人耕种”的比例为38。8%，因为受到传统因素的影响，农民始终把土地视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而选择“在城市受到歧视”这一选项的比例为25%，担心自己没有什么技能和身体状况的分别为22。5%和20%。除此之外，担心自己子女教育问题的比例仅次于老人问题，其比例高达55%。在随后的关于子女教育问题的详细调查中，56。3%的人其子女还是在“在家乡的学校上学”，这就是农村大量留守儿童产生的原因所在。而在打工本地上学的比例只占到了17。5%，当地的学校不愿接纳农民工子女，高昂的借读费、寄宿费也是农民工所无法承担的。此外，孩子失学的比例占到了10%，（分析认为，这部分主要是第二代农民工的子女，因年龄原因，可能还没有上学）。当问及子女教育面临的主要困难时，“升学难”成为困扰农民工的首要因素，占到了总数的50%，而选择“学费太贵”这一选项的比例为40%，“公办学校进不去”的比例则为10%。在关于农民工居住状况的调查中，住在单位宿舍的占到了总数的28。8%，为所有选项中的最高比例。选择在外租房的为27。5%，暂住在雇主家的比例为8。8%。这种情况与后面的农民工所面临的现实困难的调查结果形成呼应，当问到您进城务工时所面临的实际困难时，没有住房的占到了53。8%，成为农民工面临的最大问题。其次是“生活没有保障”和“远离家乡思念亲人”，这两项比例分别占到了38。8%和33。8%。而“工作比较危险”和“工作不稳定”的分别为30%和28。8%。可以看出，农民工所面临的大多还是很现实的、与自己安身立命相关的问题，他们远离家乡，既对留守在家中的老人孩子充满牵挂，又面临着住房、收入、医疗、工作不稳定等各种难以抗拒的现实压力，其负担之重可想而知。
在我们随后的关于农民工迁居城市的原因调查中，“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好的教育水平”成为了首要选择，这两项的比例分别为72。5%和57。5%。选择较高的社会地位的比例则只有13。8%。由此可知，农民工进城务工的目的很是单纯、朴素。较多的就业机会可以让他们获取高于农村务农的收入，从而满足家庭的开支并摆脱贫穷的困扰。而较高的教育水平则是为了子女的成长考虑，他们不愿意让自己的下一代也像自己一样苦苦打拼在城市的边缘。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悲苦使得他们任劳任怨，他们把上下两代人的负担全部扛在肩头，只为让自己的子女能够通过读书学习改变命运，让自己的下一代能够与城里人生活在同样的一片蓝天之下。但是我们却看到，快速发展的城市、飞速前进的中国经济并没有给他们想要的生活，因为经济地位的低下、户籍制度的不合理限制，他们始终享受不到一个真正的“市民”的待遇，更不要奢谈公民的尊严。我们认为，任何一个民族的正常发展，都不能靠牺牲一个阶层来换取另一个阶层的福利，改革开放三十年来，2。3亿的农民工群体用自己低廉的劳动力支撑起了整个国民经济大厦，获取一定的收入诚然是他们的原始初衷，但是他们却同时也为这个国家的进步与发展贡献了自己的青春、血汗甚至是生命。因此，当社会发展到今天，当这个国家的物质财富已经极大的充裕，当和谐社会成为我们的建设目标，如何才能通过有效的改革，废除不合理的制度限制，保障这一庞大群体的切身利益，给他们以国民的真正待遇，让他们也活的更有地位、更有尊严，不仅仅是社会健康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这个以工农阶级为基础的国家对这一群体的一种补偿。
农民工子女调查报告篇十六
春节过后，返乡农民工面临新的就业选择，是继续外出打工，还是返乡就业、创业？为了解节后xx市返乡农民工的就业意向，国家统计局xx调查队抓住春节期农民工大量返乡有利时机，在节日期间深入建安区、禹州市、长葛市、襄城县等四个县（市）、区，采取座谈和问卷调查的方式，对15个行政村的400名返乡农民工进行了走访调查，及时掌握了大量一手资料，基本摸清了xx市返乡农民工节后就业意向。
（一）大部分农民工选择回乡过年。
在调查中我们了解到，有三分之二左右的农民工选择返乡过节。其他农民工未返乡过节的原因多种多样，除去部分已经在外出就业城市安家的以外，主要原因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很多行业在春节反而是生产或销售旺季，加上节日期间劳动报酬更高，很多农民工选择节日期间继续工作；还有部分农民工认为回家过年来回路费、人情往来花费负担较重，不必年年回家过节。
（二）返乡农民工基本情况。
以中青年男性为主。在受访的400位外出农民工中，男性占75%，女性占25%；从年龄阶段来看：16-30岁阶段的占21%；31-45岁阶段的占41%；45岁以上的占38%。综合来看，45岁以下占比达到62%，由此可见，我市外出务工人员以中青年男性为主。
学历水平普遍较低。受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占9%，初中占68%，高中及以上的占17%，大专及以上仅占6%，外出务工人员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值得注意的是，在大专以上文化学历中，年龄在30岁以下的占29%，30-45岁之间的占59%。
省外是主要就业地，就业方式以打工为主。从调查结果来看，有77%的外出人员选择省外就业，仅有23%的人员选择在省内市外其他地市就业。有87%的农民在外以打工为生，仅有13%人员在外自主创业。
务工行业以传统制造业和建筑业为主。从事传统制造业和建筑业的人员比例分别占41%和22%；但新兴的服务业也逐渐成为出外打工的选择，有11%的人员从事居民服务业，从事住宿餐饮业和交通运输业的人员分别为6%；另有7%的人员从事批发零售业。
（三）大部分农民工节后外出意愿强烈，收入差距是主因。
大部分务工人员仍选择继续外出。从节后就业意愿看，有高达85%的人员选择继续外出打工；仅有9%的人员愿意留在市内；有6%的人员还处在犹豫当中，但如果这部分人短期内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继续外出就业的可能性很大。
在外打工收入更高是最主要的因素。在对继续外出的人员调查其原因时：有57%的人员认为外出打工收入较高；有35%的人员选择“就业机会多”。从我们对外出务工收入的调查中，外出人员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的占41%；“3500-5000元”的占40%；“201-3500元”的占17%。月收入3500元以上占比达到81%，如果考虑到部分企业提供免费食宿等相关因素和务工人员的怕露富心理，高收入占比会更高。在进一步的询问中，很多人表示，外出务工特别是远离故土也并非农民所愿，如能在本地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且收入可以，他们也不愿远离故土。
就业渠道选择有惯性。除收入原因之外，我们在调查中得知，农民在外出就业选择时，往往习惯由先期外出的亲戚、朋友、老乡等社会关系介绍工作，从心理上也更加相信熟人介绍的工作，认为比较有保障，容易形成一村一地“抱团”就业的趋势。以长葛市南席镇方于村为例：该村有2人常年在新疆承包工程，吸引带动了全村100多人前去就业，工作相对稳定并且老乡之间能够相互照应，所以该村几乎所有返乡的农民工都选择过年后继续到新疆打工。
家庭原因是返乡主因。在对选择留在市内就业的人员调查原因时：选择“家庭原因”的比例最高，占31%；仅有14%和10%的人员选择“自己想返乡创业”和“国家政策鼓励返乡创业”。
（四）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意愿较低。
从返乡创业的意愿看，仅有25%的人员选择愿意返乡创业。在对创业动机的调查中，选择“创业扶持政策好”、“兼顾家庭”、“自主创业收入高”等原因的占比最高，分别占43%、30%和24%。
（五）高学历务工人员创业比例高，收入水平高。
在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务工者群体中，有35%的人员在外自主创业，在外创业比例高于全体水平23个百分点。从务工收入看，71%的人员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27%的人员收入月收入在3500-5000元之间，在外务工高收入仍是吸引xx返乡务工者继续外出务工的重要因素。在问及是否会留在家乡创业时，仅有6%的人员表示愿意自己返乡创业。
（一）风险承受能力较低。
创业意味着风险与机遇并存。在调查走访中我们发现大多数农民工家庭负担较重，往往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生存状态，家庭风险承受能力有限。因此普遍存在不敢创业的心理，认为创业风险大，一旦失败，很有可能把大半生积蓄赔光，甚至背上债务。打工相对而言安全性较强，不用承担经营风险，若就业企业经营状况不好或者出现拖欠工资情况，可以马上跳槽，“东家不打打西家”，收入损失也相对小一些。
（二）自身缺乏创业能力。
返乡创业最大难题是资金不足。在问及何种帮扶措施最受期待时，选择“小额担保贷款、创业补助、税收优惠”的.比例分别占到23%、21%和13%；选择“创业培训和指导”占16%；另有11%的选择“行政审批手续简化”。可见资金问题是目前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的最大制约因素。
创业技能不足。农民工虽然在外出务工时掌握了一定的技能与经验,但在信息获取能力、市场分析能力、经营管理能力等方面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在选择创业项目、市场定位、发展前景等方面极易出现决策判断偏差,影响到下一步发展。
（三）客观环境存在制约。
创业优惠政策力度小，手续多。近年来我市相继出台了多项优惠政策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对农民工返乡创业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政策的扶持力度、发展前景与沿海发达地区相比，仍显不足。另外，一些优惠政策在申请时手续繁多，令一些创业者望而止步。
农民工创业者对政策的主动关注度不够。据我们了解，农民工群体对政策关注度普遍不高，总觉得扶持政策很难惠及自己，造成许多农民工对各种扶持政策缺乏基本了解。在调查中，有高达68%的受访者完全不知道当地政府是否有优惠或扶持政策；仅有9%的被访者表示会主动关注扶持政策。这些都导致了很多帮扶政策落实不到位、不充分。
用地、环保等要求较为严格。目前，由于环境生态保护和节约使用土地资源的政策导向，各职能部门对设施用地审批等方面较为严格，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养殖和休闲农业创业者的经营发展。
专业技术、管理经验和创业指导缺乏有效性。目前xx市已初步形成比较完整的农民工创业就业培训体系，据调查了解，培训还缺乏针对性和有效性。
（一）抓大放小，精准扶持。吸引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关键在于吸引外出就业的“领头羊”回流。这部分人很多在外面已工作多年，打工者已经掌握了一定的技术，有了一定的资金积累；自主创业者不少已经开了店铺，甚至办了企业，这一类人有经验、有技能、有能力、有眼界，单纯的依靠大水漫灌式的普惠政策，很难吸引他们回乡二次就业。针对这种情况，就需要我们的相关部门认真了解掌握情况，有针对性地为这部分人返乡就业提供切实有效、量身打造地“政策大礼包”，增强返乡就业的吸引力，切实提高扶持政策的实际产出价值。从而产生带动作用，达到“回来一个、带动一群”的效果。
（二）打铁还需自身硬，吸引外出人员回流，充足的就业岗位是基础，提高收入水平是关键。农民工外出务工本质上是自由劳动力自发流动的结果，是市场对劳动力资源进行配置的一种现实反映。要吸引劳动力回流，就必须在承认并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加快区域发展速度，提升发展质量。一是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加快农业转型速度，从农村解放更多劳动力；二是合理布局工业体系，既要有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足够的劳动岗位消化就业人口，实现充分就业；同时又要加大转型升级力度，确保高附加值产业快速发展，以提供足够的利润和税收，为中间收入阶层的发育提供收入支撑，进而刺激促进三产快速发展，最终推高本地工资收入水平，吸引劳动力，特别是高素质劳动力回流。
（三）提高培训指导针对性，扩大培训指导政策惠及面。一是政府免费为需要较高专业技术的创业者搭建技术学习交流平台或提供中介服务，让其可以及时学到全国范围内的先进技术；二是为需要规范管理经验的创业者增加学习研讨机会，并请行业内典范介绍成功经验；三是加强培训前期调研，掌握农民工群体实际需求，开展针对性地培训指导，同时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培训质量和成效。
农民工子女调查报告篇十七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镇)和乡镇企业就业。在这个过程中，构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这就是被称为农民工的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农民工主要是指户籍仍在农村，进城务工和在当地或异地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者。他们就业流动性强，有的在农闲季节外出务工;有的长期在城市居住、生活和工作，已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虽然尚未成为城市居民，但与农民也有很大的不一样，生产生活方式、思想文化观念已受到城市现代礼貌的熏陶。
农民工的很多涌现，为社会创造了财富，为农村增加了收入，为城乡发展注入了活力，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农民工的出现和发展，是中国国情的产物，将长期存在于现代化事业的进程中。正确认识和高度重视解决农民工问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课题。
那么当代农民工在中国社会阶层中的地位又是怎样的呢为解决这个问题我在2014年2月5日至8日走访了东营市西城金大地建材批发中心。
意时，常常遇到不讲理的户主，就是拖着尾款不给，让人没办法。这几年生意好做了，朋友介绍的生意也多了，也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此刻自我也看开了，城里人也是人，自我同样能够凭着自我的努力过上好日子。说完又是一阵爽朗的笑声。能够看出赵老板对生活对未来是充满自信的，祝愿他在未来一帆风顺。
走出中宇卫浴，我走进了旁边的小卖铺，店主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大约二十三、四岁，黑红的面孔说明了他的风雨奔波。店主很健谈，一听说我是大学生，羡慕不已，说还是上学好，不向自我这样累，还告诉我自我的同学也有在山大的。我让他讲述一下自我在社会上的经历，结果让人吃惊。他才22岁，却去过七、八个城市，干过各种工作，进过钢铁厂，干过装卸工、安装工、，修过管道，干过电焊，此刻开着父亲小卖铺他自我送着水，虽然有点累可是利润还是可观的。此刻有自我的小货车，有自我的电脑，怎样也算现代人啊。最终他告诉我自我明年就要结婚了，打算结婚后把妻子也接来，用这几年攒下的钱闯荡一下。
在金大地以及逛了两天了，也见识了他们的勤劳和艰辛，到了2月8日，也是调查的最终一天，我打算和几位装修工人聊聊，感触一下他们的生活。在金大地一出门头，我见到了四位正在干活的工人，他们正在打磨墙面，看他们的年纪可是二十一、二岁。等了一会儿他们休息了我和他们聊起来了。他们来自滨州，干的最短的也已经两年了，长的已经有五、六个年头了，平常就是睡在工地，舍不得租房子，吃的也是最简单的，偶尔改善一下伙食也是省了好几天。他们穿的衣服很脏，头发也很久没洗了，他们说仅有在快回家时才会打扮一下，平时也没有时间。问及平常有拖欠工资的问题吗，他们摇了摇头，说没有。我们的老板是我们那里的人，为人很好，我们跟着他干放心。他们还告诉我也没有什么合同，仅有老板和户主才签订合同。他们说平常没活时就是闲逛，也不回家，最高兴的事就是每一天都有活干。此刻户主多我们比以前好多了，以前不拿正眼看我们，自我也觉得比他们低一等，此刻他们还给我们买酒买菜，说话也挺好的，不那么横了。
从这几天的调查看出，农民工对自我的社会地位的定位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以前的低人一等到此刻的平等，可谓是一大喜事。可是在让人欢喜的背后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
一、文化素质与时代脱轨二代农民工大多是初中毕业，他们所掌握的知识不足以使他从事更好的工作，而他们又对所从事的工作不满意。全国评选101名工人能手，竟找不到一名农民工。
二、法律意识仍显淡薄大多数农民工是跟随熟人外出打工，根本不会签订用人合同，这也使得他们不能很好的维护自我的合法权益。遇到好老板还好，可一旦遇到黑心老板，他们是百口难辨，恐怕又会上演跳楼讨薪的一幕。
三、居住环境差大多数农民工人是住在窝棚里，几十甚至几百人住在一齐，装修工人还好，能住在工地，可一旦没活干了，他们也要再想办法。眼下的厕居、蚁居就是明例。他们建造了城市中的高楼大厦，装修了千家万户，却只能住在阴暗潮湿的小屋里。
四、流动性大，难与当地相结合大多数农民工都是抱着“吃几年青春饭”的心理，三两年换一个打工地方，甚至一至半个月就转工，赚了钱就走，跟当地人是“两张皮”关系。海南人在深圳开“的士”者有二万多人，但他们大都住在郊区的石厦村，很少与当地人交往。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都出现各式各样民工聚居的城中村，他们各自为政，甚至组织自我的同乡会，自我管理自我，不受当地管辖，虽然当地人对他们的看法已经发生了改变，但矛盾频生。
中国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首先要使几亿农民融入城市社会，以及基本解决三农问题，然而，此路途依然十分遥远。
调查后感:在金大地实践的这一段时间里，我们深刻的感受到了农民工的一些困难，如上头列举的，我想其实还有很多的问题还没有被我们发现，因为我在金大地停留的时间实在是太短暂了，由于时间上的问题，根本没有深入的去了解农民工的具体状况，我所了解的也仅仅是皮毛而已。但就我所了解的问题或现象，其中有些我认为是中国农民工在外务工现今存在的一个普遍现象，因为我们的农民工还在自身很多方面存在不足，自身素质低下以及体制上的不健全使得他们不能有效维护自我的权益。
虽然近年来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维护农民工权益的文件，但就目前而言，要想中国大多数农民工在陌生的城市中享受与城里人同样的待遇，我觉得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农民工子女调查报告篇十八
自《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实施以来,农民工的状况得到有效的改善,特别是工资收入有了明显的提高,20xx年我国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达到20xx元，比20xx年增加359元，增幅达21.2%，拖欠问题有效缓解,政府给农民工提供的服务有所加强。但是农民工子女教育、自主创业等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尤其是农民工比较强烈的自主创业愿望也远远没有实现。所以必须在进一步落实各项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政策的同时,还需要进行制度创新,加大相关投入,逐步消除农民工创业制度障碍和资金困难,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
农民工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与农村人口非农化没有同步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根据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的估算,20xx年农民工外出务工人数达15863万人,加上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民工,全国农民工总数大约为2.5亿多人,成为仅次于农民而多于城市工人的第二大劳动力群体。农民工群体为城市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近几年来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文件规定和方针政策,农民工权益和生存状况基本得到解决,使农民工逐步摆脱了“弱势群体”的名称。但由于农民工数量过于庞大。为进一步提升和改善农民工的生存条件，必须引导和鼓励农民工自主独立的发展和工作。因此，对于农民工的自主创业问题显得十分重要。那么，对于农民工而言自主创业意味着什么?他们自己又如何看待?对此，重庆邮电大学移通学院外语系“三下乡”第二支队带着这些问题在我国农民工人数最多的城市之一，重庆市及周边区县通过分发统计表、踩点访问、网络查阅、图书查阅等途径搜集大量数据，在加以汇总和分析后得出相关结论并撰写此次报告。
50名调查对象中,平均年龄为27.14岁,其中16~20岁的占15%,21~25岁的占24%,26~30岁的占30%,31~35岁的占20%,36~40岁的占12%。从性别结构看,女性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低于男性。
从文化程度看,小学文化程度占8%,初中文化程度占52%,高中/中专文化程度占34%,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占6%。与20xx年国家统计局农调队的调查数据相比,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所占比重由83%下降到80.5%,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所占比重由17%上升到19.5%。农民工的文化程度虽然有所提高,但仍然偏低。
调查显示,农民工的就业部门分布于国民经济的几乎所有部门,但是农民工的就业部门仍然比较集中。在20个样本中,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人数最多,占32%,其次依次是社会服务业占20%,批发零售业占14%,住宿餐饮业占16%,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占10%,其他行业占8%。与20xx年国家统计局农调队的调查数据相比,从事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农民工比重逐年上升,且上升幅度也逐年加大。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20xx年占22%,20xx年占25.2%,20xx年占30.3%,20xx年初达到42.1%;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20xx年占16.6%,20xx年占16.8%,20xx年占22.9%,20xx年初达到36.7%。
调查显示,20xx年初农民工家庭平均年收入19049元,人均收入4869元，其中人均务工收入3675元,人均农业纯收入1194元,务工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75.4%。20xx年，农民工月均收入达1690元，比20xx年的875元增长近一倍。从数据分析与往年相比,农民工家庭务工收入有了较快的增长,在总收入中的比重进一步提高,成为农民工家庭收入增长的最重要的源泉。虽然,农民工家庭的经济状况得到改善,并有68·2%的农民工家庭的经济情况在当地农村居于中等以上,但65.7%的农民工认为其家庭经济状况在打工地居于中下等以下,这种反差表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仍然较大。
据我们的统计和调查表明，大多数农民工对自主创业的相关常识较为生疏。在50名调查者中对自主创业有意识或对自主创业内容或国家相关政策的农民工只占到总人数的22%(11人)，但希望通过自主创业摆脱打工或现状的占总人数的68%(34人)。
我们对50名农民工就业状况和创业意愿进行了详细调查，其中有自主创业意愿的7人，占14%。还有一部分农民工就业期望值过高，因就业素质低，岗位、待遇不合意愿，也在创业与求职就业之间徘徊。
目前，对于农民工求职就业，我们主要是依靠行政促进、信息转达等手段，开辟渠道行聘求对接之便，其就业成果往往依托于企业及三产服务业等提供的岗位。政府能够开发的公益性岗位仅仅是杯水车薪。没有足够的岗位，促进措施力度再大，也不会有更大的成效。而自主创业，须经政府有关部门、创业者个人及其所在基层组织合力同步才能实现。通过网络数据对某县有创业意愿的9684人调查发现，截止20xx年五月中旬，已实现自主创业、项目在建或启动开始创业的有20xx人，已建设和在建创业项目1786个，实际创业人数占20.8%。总体来说，能够走上创业之路者比例还相对较低。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现在农民工对待自主创业的心态主要有以下四种表现形式：一是个人、家庭等各方面不具备创业条件，也没有创业动机;二是有创业意愿而望“海”兴叹，随着创业大潮的涌动，内心也燃起创业激情，想通过自主创业改变现状，但缺乏信息，无技能，少资金，因而显得有心无力，难以迈出创业步伐;三是虽具备一定的创业条件，但由于创业意识淡薄，感觉创业路难走，不愿担冒风险，“怕”字当头，缺乏自主创业信心;四是创业愿望迫切，掌握技能或具备一定的创业条件，有决心有信心，这类人往往是创业的成功者。
制约农民工创业的问题及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资金不足，缺乏金融支持。农民工依靠一般性耕种和在外打工所积累的资金有限，甚至没有积累。资金的关卡把许多农民工挡在了创业大门之外。政府扶持创业的小额贷款由于受各种条件的限制，能够拿到的是少数，有的创业项目小额贷款额度也难以满足需求。调查的有创业意愿的9684人中，因为缺少创业资金难以成行的就有7166人，占74%。无钱投入是绝大多数农民工创业的“瓶颈”。
二是创业起步，渴求指导服务。调查发现，由于一些创业者在创业之初对项目缺乏生产行业、产品、市场销售等方面的信息，以及投资适度、设计规模、经营核算等方面的知识，迫切需要得到有关方面对项目的“会诊”定位及其他各个环节的指导服务。没有这种指导，他们往往缺乏信心，举棋难定。一部分创业者因为缺少这种指导，使投资陷入盲目性。
三是缺乏经验和技能，期盼创业培训。大面上只注重了就业技能培训，而对创业者的培训重视不够。由于受教育程度和知识限制，部分创业者思维方式传统，营销观念滞后，市场开拓能力差，家族式管理，机制不合理，生产人员技术水平低，产品缺乏竞争力。因此，经营管理培训和生产工人的技能培训是创业者的迫切需求。
四是盼望有关部门热心支持，便捷服务。农民工创业，有创业的外在条件即产品、市场等，有内在条件即个人创业意愿，但这距挂牌开张、创业成功还有相当大的距离。需要经过工商、税务、劳动、卫生、环保、土地等多个部门的多道门槛，他们最盼望一路“绿灯”。这些部门的热心支持、快捷服务是他们顺利创业，成功创业的关键。任何一道关都有可能把创业者挡在门外。
以上农民工新情况的分析表明,农民工的状况得到效的改善,特别是工资收入有了明显的提高,拖欠问题所缓解,政府给农民工提供的服务有所加强,农民工的会保障实际参保率有所提高,但是农民工收入低、社会障参保率低、处境困难等基本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尤其是农民工大多没有产生积极自主创业的想法和准备。总的来说,首先是政策效应和制度因素,还包括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特点、地区经济发展情况的变化、农民工问题解决的长期性和复杂性等。
农民工的状况之所以在短短的一年时间内就得到有效的改善,主要原因在于农民工问题引起社会和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国务院意见》的贯彻,显现出明显的政策效应。而农民工问题之所以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尤其是农民工自主创业的意识没有形成,主要原因也在于农民工对社会和个人的认知没有达到一定高度，以及制度的缺陷和政策效应的不足等,因此加强和普及农民工思想教育显得十分重要。同时许多政策措施还有待进一步落实,要引导和培养农民工形成自主创业的意识。
《国务院若干意见》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有效的,现在的关键是要进一步落实各项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政策。根据上述对农民工新情况的调查研究,我们认为特别要注意采取以下具体措施:采取有效措施,坚决贯彻落实劳动法,加强对农民工的学历及社会教育，逐步引导走向自主创业;加大农民工自主创业的扶持力度;整顿和完善政府的就业组织和社会职业介绍机构,强化对农民工的就业信息和培训服务,保证农民工就业的正式渠道的廉洁高效;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首先下决心建立强制性的、规范的、适合农民工特点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然后再逐步纳入全国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
在进一步落实各项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政策的同时,还需要进行制度创新,加大相关投入,逐步消除农民工自主创业制度障碍和资金困难,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自主创业问题。
农民工和“民工潮”是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特有现象。农民工和“民工潮”既是经济市场化改革、经济发展战略和增长方式转变及经济结构调整的产物,也是经济体制转轨、发展战略和增长方式转变及结构转换都还没有完成的结果。农民工和“民工潮”虽然有其产生的必然性和较大的积极作用,但把二、三产业的劳动者区分为城市职工与农民工两种,毕竟是不正常、不合理的现象;农民工潮水般在城乡之间大规模流动,毕竟还是一种非常规的成本过高、问题过多、副作用过大的乡城人口流动。农民工问题和“民工潮”现象最终必将消失。
那么,农民工问题如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工潮”现象怎样才能最终消失呢?我们认为,其一是将农民工城市化。因为,只有城市化水平大幅度提高,农民工“进厂又进城,离土又离乡”,落后的二元经济才能真正转变成一元现代化经济,“候鸟”式的农民工才能成为永久性的城市职工,农民工才能变成市民,春节一般也不需要回农村过年,也就不存在农民工及各种歧视和损害农民工利益的问题,“民工潮”及其带来的春运紧张也就自然消失。
其二是引导农民工形成自主创业的意识。随着我国，尤其是重庆市及周边区县农民工城市化的逐步扩大，城市人口量激增。对城市人口就业将产生极大的压力。同时，城市化的农民工学历文化水平较低，在社会岗位的竞争上不占优势。因此若引导农民工自主创业，不仅发挥农民工大量劳动力优势，为国家经济发展建设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能够一定条件下能够避免农民工在以往形式的就业中遭遇不公平待遇。
政府及相关部门的帮扶十分重要。
引导推动农民工创业，不仅仅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更是缓解就业压力，统筹城乡就业的治本之策，长远之举。就业岗位决定着就业成果。因此，政府如果单纯在岗位和求职农民工之间为就业而推张举措，从宏观、长远的角度来说是被动的。必须从根本上探索长远的、可持续增加岗位、扩大就业容量的体制、机制和措施。那就是政府在积极推进招商引资、筹建大企业项目的同时，强化措施引导推动农民工自主创业，增加创业项目数量，扩大就业空间。发挥出农民工创业的潜能，就把包“袱变”成了财富。创业项目对于促进带动就业的作用是巨大的，门槛低，易于就地就业，双方对接相对灵活。
政府方面一是要引好路，为农民工创业定好位。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以市场的眼光选项从业。依据个人条件帮助选准项目是创业成功的重要一环。政府有关部门应当设立由经贸、商业、金融等方面的专家及有关行业权威人士组成的指导团、智囊团或成立这方面的专门机构，帮助把脉诊断，为农民工创业人员定位选项，出金点子。对自有资金少或可能争取到的资金少的，从投资少见效快、技术含量低的小项目做起，陆续滚动发展;对缺少技能、市场开拓能力的，可立足当地农产品或产业集群上项目，利于掌握技能和融入市场;对有一技之长的帮其发挥个人优势，筛选合适项目。通过综合谋业人员各方面的条件，帮助“量体裁衣”，规避风险，扬长避短，让他们因人而宜，圆创业梦。
二是拓宽融资渠道，加大信贷支持力度。这是促进创业的“瓶颈”。在用足用活小额贷款政策基础上，政府与金融部门协调，开拓支持创业的信贷渠道。实行农户联保，协调加入行业协会实施联手“抱团”担保，都是可行的。政府也可探索建立农民工创业专门扶持基金，重点对创业项目实施贴息扶持，或者研究试行农民承包土地抵押贷款，扩大抵押资产范围。逐步放宽政策，开放融资渠道，允许民营金融机构进入民间融资领域，促进资金信贷的市场竞争，激活金融机构的信贷机制，使面向农民工的信贷机制更加灵活。
三是简化程序，营造宽松创业环境。按照“非禁即入”的原则，放宽条件，降低门槛，开辟绿色通道。农民工创业报批涉及到的各个部门要一盘棋，也可以实行并联审批，减少环节。目前，各地都有对于创业的优惠政策，涉及到多个部门，多个方面。但创业者能否享受到、享受多少，则少有过问。这其中缺少一个牵头或综合督查落实的机构或部门。立足于在体制、机制上为农民工创业拓宽空间，有专门机构负责或制度规范，以确保搞好“保驾护航”是必要的。
四是搭台铺路，筑巢引凤。政府投入一定资金，统一规划建设创业园、创业基地或创业一条街，也可依据产业组织农民工居家集体创业，结伴出“海”。政府强化服务扶持措施，减少创业人员创业过程中的多个环节。昌乐县自去年以来，建设了下岗职工和返乡农民工创业园，各镇(街道)建设了返乡农民工创业基地。这些园区和基地都实行选址、规划、建设、设施配套及项目审批手续等统一办理，极大地方便和促进了农民工创业。同时，创业项目同一种类，同一行业形成集群的，由政府出资聘用权威技术能人，统一指导创业项目生产经营。对于有技能、有实力的在外务工能人，政府可引导、鼓励、邀请其回乡创业。
五是搞好创业培训，提高返乡农民工创业能力。针对创业人员需求，有组织、有计划、有针对性地进行“定向”、“分级”、“分行”培训，对创业项目的招用工人实施技能培训，或者按照创业项目需求进厂(场)培训，积极为创业人员提供知识和技术支持。
六是注重给创业者以政治荣誉，提高其社会地位，打造其与政府之间的情感平台。对于创业的模范、典型，要大张旗鼓给予表彰。在得到社会广泛认可的同时，在政治上给与一定的地位。通过发放慰问信、贺年卡、组织召开座谈会、茶话会等形式与创业人员沟通感情，体现政府的关怀和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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