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的目的是为了向读者提供准确、清晰以及有逻辑性的信息，并以此来支持决策和行动。报告要有重点和亮点，突出关键信息和发现。报告的结尾要给出具体的建议和改进方向。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调查报告篇一
90年代的中国劳动力就业遇到了新的挑战：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推进带来大量职业下岗，这一过程又伴随着城市化加速的必然趋势——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尤其是中国新增经济活动人口压力一直居高不下，使得世纪之交的中国面临严重的就业“冲击波”（图一）。
在城市失业大量发生的情形下反而发生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并且产生向城市的持久移民倾向，这是一个与刘易斯著名的二元就业模型(lewis,1954)相违背的问题。因为该模型认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有关生产和组织的各种不对称性，当劳动力在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制造业部门之间流动时，由于传统部门不按照边际产品原则定价，因此保留着几乎可以“无限供给”的边际产出为零的劳动力，而现代部门追逐利润最大化，因此两部门的边际产出并不相等。在刘易斯看来，经济发展就是现代部门通过资本积累而扩张，直到将传统部门“剩余劳动”蓄水池全部吸干。这就是说，传统部门存在着大量劳动剩余，而现代部门里不存在。
这一问题在哈里斯—托达罗模型（harris-todaromodel,1970）中可以找到答案。他们指出，只要城市的预期工资高于一个有保证的农村工资，农村劳动力就会在城市失业已经存在的条件下继续向城市流入。这里，城市工资有政府法令规定而高于市场均衡工资时，预期工资就可能对农村移民有刺激力。
门劳动边际产出相等，均衡工资就是wc。在均衡工资条件下，总劳动力中的ol部分配置给农村，lo’配置给城市，全社会没有剩余劳动。但是，如果城市标准工资(wu)定的高于均衡工资水平，即wuwc，城市就业就会减少，城市出现公开或隐蔽的失业（ll）；但此时城市期望工资（w），即标准工资与城市就业概率的乘积，仍然高于农村均衡工资，因此农村就业量还仍然按照xx’曲线向城市流动，形成农村劳动力供给价格提高，农村就业减少，而城市公开或隐蔽的失业进一步增加，从ll增加到ll。
以上模型假定农村劳动力可以自由向城市部门流动。但是如果存在着禁锢流动的制度性障碍，情形又会不同。在部门间劳动流动被隔绝的条件下，城乡之间可能持久保持工资水平的显著差异而没有发生相应的劳动力流动。“两元模型”无从分析这样的情形，因为“两元”之间的隔绝，使得每个部门都近乎孤立地决定其内部劳动力的供求和定价。这正是改革前中国的情况。正如我们将在后文中看到的，只有当城乡隔绝的体制松动后，哈里斯—托罗达模型才可能重新作为一种有用分析工具。
显然，在国有企业职工大量下岗和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的这一双向进程中，关键因素是城乡的工资差别，不同性质的劳动力对于城市期望工资的预期差异对于中国的劳动力流动、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和就业形势发挥着重要作用。以下我们将会通过进一步的分析来详细阐述这一问题。
1、城镇下岗与失业1992年以来，中国的城镇登记失业率稳步上升，自达到3.0%时，、两年保持在3.1%的水平上。但是中国的新增经济活动人口和新增从业人员始终分别在1.3%左右和1.2%左右的水平上保持着。
如果把下岗职工考虑在内，中国的城镇失业率将达到9.36%，就业压力将会更为突出（孟庆红等，）。1992年中国的城镇失业人中、下岗人数分别为420万人和300万人，而到19，这两个数字分别变为620万人和1435万人（其中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为929万）（胡鞍钢，1999a）；19进一步变为892万人和571万人（陈淮，1999b）。显然，中国的城镇的失业问题越来越多地通过职工下岗这一种形式表现出来。据原劳动部的一项调查分析，至6月底，下岗职工占全部职工的比例为11.2%，而全国下岗职工总人数为711万人（原劳动部培训就业司，1999）。而杨宜勇估计，19全国下岗未就业人口为600万人，登记失业人口为620万人，企业新下岗300万人，城镇新增劳动力274万人，机构改革预计分流300万人，农转非估计有300万人，绝对数总计达到2394万人，比年多出460万人，即1999年就业压力将比1998年增加23.7%（刘诗白，1999）。而且，杨宜勇等人估计表明，在1999到三年间，中国劳动力总供给中，农转非的人口约为1000万人，其中需要就业的劳动力600万人；城镇国有企业富余人员新下岗850万人，扣除当年再就业的70%，将会有255万人等待就业；机关事业单位分流82万人，1998年年底结转国有企业再就业服务中心托管的下岗职工614万人，这样仅仅因为劳动力总量的调整就将会为城镇增加1551万人的就业压力（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1999）。
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市场竞争的加剧使得国有企业必须通过市场化改革走出困境，减员增效势在必行；另一方面，经济增长率的放慢意味着经济对就业的吸收作用减小；但是人口增长的惯性使得新增就业人员继续以较快的速度增加，这样整个经济面临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就业岗位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因此，那些本就因为自身技能较差而被调整下来的下岗职工重新就业的可能性变得更为渺茫。由于城镇职工的下岗具有周期性和结构性的双重特征，经济疲软和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对就业构成的压力交织在一起，从而使得国有企业的就业压力更为严重。
这一下岗趋势是对于长期以来国有企业效率过低局面的一种纠正。在中央根据计划指令来配置经济资源，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并且因此形成由国家行政等级组织垄断工业和商业，管制农业和实行城乡隔绝的经济体制。在这一体制下，国有企业由于管理公有制僵化，缺乏自主权，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受到扼制，导致企业无力实施有效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结果是企业的效率始终在低水平上徘徊甚至亏损；企业的剩余也被政府以利税的形式拿走，作为补偿，职工获得了“城里人”身份：较低的工资水平（但是这一工资水平相对于农村的工资水平还是很高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安排。这相当于一种“借旧债还新债”的制度安排，即运用当期企业的利税来支付对国有企业职工的历史负债，但是随着这一负债水平的提高和当期企业效益的下降，这样的制度安排无法继续维持下去。职工的下岗就在所难免。由于整个经济发展前景暗淡导致劳动岗位供给不足、下岗职工自身竞争力差、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等因素，下岗职工再就业的难度很大。于是，各地政府费尽心机寻找再就业门路，甚至是关闭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徙的通道。这样一方面使得最具有竞争力的那一部分劳动力找到工作的概率在大减少，从而阻碍了城乡开通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另一方面，这些举措混淆了周期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的界限，造成了城市中“有人没活干、有活没人干”的局面，同时使得城市中大量使用外来劳动力的那部分经济竞争力大大下降，这样进一步加剧了就业压力。如果在面临城市就业压力时，政府开始选择退却，那么城市就业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将丧失殆尽。
2、农村的劳动力转移城市就业压力剧增这一进程不可避免地与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大趋势相互冲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就业通过三个途径得到缓解：第一，农业内有效利用劳动力资源的机会增加了；第二，农村的非农就业，尤其是乡镇企业的吸收；第三，城市的吸收，即农村劳动力加速向城镇制造业、商业和服务业转移。据作者参加的劳动部一项研究的结果估计，间（1978-1992）农业内部有效利用劳动力的机会共增加了约50%，农村非农就业提供了近1亿个新的岗位，另外约有3000万农民工转移到县城以上的城市就业。另外，据范芹估计，截至1997年，中国的乡镇企业已安排的就业人数占全部农业劳动力总数的25%，1.9万多个小城镇累计吸收农村劳动力3000多万，约占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总量的30%（范芹，1997；转自邓大松等1999成都）。
但是，当前乡镇企业由于中国经济状况不佳、融资需要远远不能得到满足、乡企自身面临制度创新等原因，发展速度显著放慢，其对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吸收能力也随之减少。1991年以来中国第一产业中的劳动力一直呈现绝对下降的趋势，也即将会有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寻找新的出路，乡镇企业无法满足其要求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迁徙就成为其主要出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动力主要在于城乡工资差别，如果城市就业的期望工资（城市工资水平乘以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高于农村的工资水平，农民就会流向城市。显然，随着乡镇企业界的不景气，农村劳动力在农村就业的工资水平大大下降，这无疑加大了城乡工资差别，使得劳动力更有激励流向城市就业。如果城市改革止步不前，城市工资水平仍然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农民工的流动带给城市的就业压力就会更大。
而政府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是“关门”政策，即城市由于下岗压力对农村劳动力关闭了大门。但是，这只是部分影响到农村劳动力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城市工资水平难以下调，而农村的工资水平则随着乡镇企业停滞而大幅下降，这样就意味着农民在劳动力市场上具有压倒性的竞争优势。因此，政府“关门”政策的结果是农民工“清而不退”，这一巨大的劳动力人口的一部分通过重新回到土地上转变成为隐性失业堵塞，大部分则通过采取种种规避措施在城市的灰色劳动力市场上找到就业机会；而且，一旦农民工在某一地区工作一段时间后，他们可能就会习惯于城市的生活，即便暂时失业，也不愿意返回农村。在1995、和1997年三年中，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数字达到2400万、2500万和3000万（陈淮，1999）。这一压力在中西部的一些人口大省，如四川、湖南，反映的更为明显；很难想像这些跳出“龙门”的农村劳动力因为城市的大门紧锁而全部返回农村。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迁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如何协调这一人口转移压力在城镇就业压力日渐严重的.今天更凸现其重要性。
3、新增劳动力压力中国的就业压力不仅反映在劳动力存量的变化上，而且来自于新增劳动力的数量。在h-t模型中，如果劳动力的边际产出水平没有较大的改进，而劳动力总量却发生了较大的增加，这就意味着农村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和城市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相等的那一点所决定的就业水平没有大的增加，最后的结果是总失业水平面的上升。
因此，把中国所面临的就业压力放到中国总的人口增加框架下，我们对于中国窘迫的就业状况将会有更好理解。由图三可知，中国总人口增量在1982年达到了一个高峰，1986-1990年达到了另一个高峰，其中在1987年达到峰值；而中国新增城市人口则分别在1981年有一个大的增量，1984年达到高峰；新增农村人口在1982年就已经达到一个高峰，1984年后更是一直持续增加到1991年。如果以16岁作为劳动力开始要求参加工作的年龄，那么中国的就业压力在1998年达到了第一个高峰，在再度加大，20达到高峰，并且一直持续到左右。而城市就业压力将在1997年达到第一个高峰，20左右达到另一个高峰；如果考虑到农村劳动力自以后持续增加的压力，中国的就业状况将会更为严峻。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调查报告篇二
强化管理完善服务加快劳动力转移步伐—某县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情况调研要建设惠及十几亿人的全面小康社会，重点和难点在农村。在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农民增收，加速小康社会进程中，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推动城镇化进程是关键。
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调整农村就业结构，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举措，是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也是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高城镇化水平的大战略。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和跨区域流动就业，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取得了重大进展。
目前，农民工已成为我国新一代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富余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就业，既为城镇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活力，促进了城镇经济和社会的繁荣，又开辟了农民增收的新渠道，成为农村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但随着农业技术进步，乡镇企业产业结构调整和体制创新，农业和农村内部对劳动力的需求逐渐减弱，农村富余劳动力问题越来越突出，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同时，也给农村社会治安的稳定埋下了隐患。当前，做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农民增收，成为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刻不容缓的重大任务。
（一）发展现状。
我县是一个典型的热区农业县，农业和农村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近年来，随着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深化，全县农村富余劳动力数量增长较快，至20xx年9月，全县农村富余劳动力达12500人。农村富余劳动力的高速增长，使加快推进农村经济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任务更加艰巨。
县委政府高度重视，始终把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作为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农民增收的重要环节来抓。通过加大劳务输出宣传力度，逐步建立健全劳动力市场，加强信息网络建设，加大劳动力培训力度，多方寻找用工信息，加强信息反馈和跟踪服务等切实有效的措施，使全县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工作得到了快速发展。至20xx年9月止，全县共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6524人（累计数），占全县剩余劳动力总数的52.2，仅20xx年1至8月，全县共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3616人，其中，境外3人，省外456人，省内430人，县内2727人。
（二）主要特点。
从转移的行业和领域来看，加工业和餐饮、批发零售等服务业成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方向。全县6524名外出务工人员中，从事加工业和服务业的人员居多数。
因受农村富余劳动力素质、就业机会和就业观念的限制，我县农村劳动力转移主要集中于省内。全县6524名外出务工人员中，在国外实现就业的有7人，占总数的0.1；在省外实现就业的有1652人，占总数的25.3；省内州内实现就业的有4865人，占总人数的74.6。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以兼业性的短期转移为主。农忙务农，农闲外出务工经商，转移的时间长短因家庭劳动力的多少与外出务工收入的高低密切相关。在县内务工的人员大多属于此类。
（一）转移劳动力整体素质不高。随着国家对教育投入力度的不断加大，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素质逐步得到了提高，但从整体来看，农村劳动力的素质还很低，与劳务市场的需求不相适应。全县6524名外出务工人员中，高中、中专以上学历者有755人，占总数的11.6；初中文化有5069人，占总数的77.7；初中以下学历者有700人，占总数的10.7。
（二）有组织转移的劳动力比重不高。目前由于我县劳动力市场还不完善，中介组织也不够健全，加上组织引导工作不到位，使得我县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形式比较单一，通过政府部门、单位及中介机构组织输出的比重小，经过亲朋好友介绍或自主转移的外出务工人员占有很大比例。特别是在县内实现就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大多是自发的、分散转移，由劳动部门和其他机构组织转移的人员所占比例不高。
（三）从业结构单一，层次低。从全县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所从事的行业看，大部分选择批发零售等服务业及加工制造。从业结构简单，就业面狭窄，且层次较低，外出务工人员多集中在以手工操作为主，技能较低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工作量大，工作条件差，报酬低。
（四）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发展不平衡。受就业观念和经济纯龅挠跋欤全县各乡镇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工作发展不平衡。经济相对落后的山区乡镇农村劳动力转移较快，经济较发达的坝区乡镇农村劳动力转移慢09月，农村劳动力转移快的乡镇已达1189人，而转移慢的乡镇只有108人。
（一）城镇化总体水平较低，综合效益差。
城镇化水平的高低，决定着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进程。受地理环境、社会环境及历史传统等多种因素影响，我县城市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城镇化水平低，20xx年，全县城市化水平仅为22.47，低于全州23.82的水平，导致城镇集聚和辐射功能弱。加之，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城市下岗失业人员增加，使得城镇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能力减弱，延缓了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步伐。
发展乡镇企业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也是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重要载体。但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企业竞争日趋激烈，乡镇企业进入了结构调整和体制创新的转折阶段，处于“二次创业”的关键时期，机制有所弱化，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减弱。
（三）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与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的要求不相适应。
全县5976名农村富余劳动力资源中，高中、中专以上学历者只有719人，仅占总人数的12；初中学历者有4946人，占总人数的82.2；初中以下学历者有311人，占总人数的5.2。受过专业技术培训，具有专业技术特长的则更少。农村劳动力资源的低素质状况，与社会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的要求不相适应，使得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领域和转移面越来越窄，转移难度加大。
（四）农村劳动力市场和中介组织发展滞后。
从目前情况看，由于我县劳动力转移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城乡劳动力的就业渠道不通畅，各种劳动力专业市场和职业中介组织不完善，为农民外出务工服务的信息反馈、中介服务和管理工作薄弱。加之，由于务工信息宣传传播方式单一，渠道不畅，农民不知道哪些地方有就业岗位，需要劳动力，对劳动力的素质有何要求等，外出务工还存在一定盲目性。
（一）加快乡镇企业个体私营经济“二次创业”，推动工业化进程，吸纳富余劳动力。
大力发展非农产业，加速工业化进程，增加更多的就业机会是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根本途径。乡镇企业个体私营经济在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要按照“两结合、一提高”的要求，加快乡镇企业个体私营经济“二次创业”步伐，依靠技术进步和体制创新，加大结构调整和改制力度。进一步抓好绿色食品加工园区建设，引导乡镇企业个体私营经济从传统单一的服务行业中突破出来，转向创新性、开发性的农产品精深加工、贮藏保鲜、包装运输上来，竭力开辟发展的新途径和新领域。把企业做大做强，吸纳更多农村富余劳动力。
（二）加强小城镇建设，推动城镇化进程。
通过城镇化的发展带动产业的发展，促进中小城市规模升级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和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根本出路。要充分利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和省、州把元谋作为次级城市发展的重要机遇，科学布局，合理规划，逐步建成以县城为中心，重点城镇为区域经济次中心，各具特色的小城镇建设体系。最大限度发挥城镇辐射和集聚功能，不断开辟新的就业领域和岗位，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同时，改革小城镇户籍制度，放宽农民迁入小城镇居住的限制，允许农民自主进城定居，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城务工创造条件。
（三）培育劳动力市场，加快信息网络建设。
要按照“科学化、规范化、现代化”的目标，坚持“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网络互联、资源共享、分级使用、分步实施”的`原则，培育和发展劳动力市场，逐步建立起统一、完备、规范的现代劳动力市场，保证劳动力流动的灵活性，使劳动力资源的配置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要加快县、乡两级信息网络建设，畅通信息来源渠道。充分发挥外出务工人员点多、面广、信息渠道宽的优势，努力建成政府、中介组织和个人相结合的多元化信息渠道网络。大力发展多种形式的劳动就业中介组织，加强就业信息、咨询、职业介绍、培训等在内的社会化的就业服务体系。健全和完善保障就业者权益的法律法规和制度。
（四）加强技能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
要根据劳务市场需求变化，开展多层次、多形式、多样化的职业教育与培训，突出培训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坚持“市场引导培训、培训促进就业”的原则，充分利用县职业中学、成人技校和各级各类专业技术学校现有资源和设备，以技能培训为主，相关经济、法律常识培训为辅，培养出一大批具有专业技术特长、能适应市场需求的劳动者，不断提升元谋劳务品牌，增强元谋民工的竞争能力。制定和完善农村教育长远规划，从抓好基础教育入手，落实好农村教育“两基”工作，提高农村后备劳动力的文化水平和层次，从根本上改变低素质、低层次的格局，使未来的劳动者成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新型劳动者。
（五）加强管理，完善服务，推动劳动力转移工作健康发展。
加强管理，完善服务是做好劳动力转移工作的关键。要充分发挥劳动部门在劳动力转移工作中的主渠道作用，制定转移输出计划，分解下达各基层组织，使我县劳动力转移工作步入有领导、有组织、秩序井然、高效运作的轨道。要建立健全县乡劳务输出组织机构，强化对外输出功能。重视并做好社会劳动力管理基础性工作，继续搞好全县劳动力资源的调查、预测和登记，准确了解掌握劳动力资源状况。要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做到有序转移，帮助农村劳动力不断更新观念，克服“小富即安”、舍远求近、唯有家乡好、不肯远离家等“小农”思想，树立全新的就业观念。要强化劳务输出全过程服务，建立外出劳动力档案，从信息收集、合同签订、证件办理到招收、培训、输送各环节，提供“一条龙”服务，逐步实现劳动力转移由分散自发、盲目流动向有组织、成规模向外输送。
（六）切实保障务工者的合法权益。
当前，外出务工人员遭受歧视，其合法权益难以受到保障的现象较突出。因此，必须建立和推行外出民工持卡务工制度，保证民工有序流动，为维护务工者合法权益奠定基础。乡镇和有关部门要建立外出务工人员档案，定期收集反馈、跟踪了解务工人员劳动生活情况。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调查报告篇三
同志们：
今天的会议，主要任务是认真总结我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取得的成绩和经验，分析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面临的形势，贯彻落实全省推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现场会议精神，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区农村富裕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促进全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刚才，朱伯崇、邓望兴两位同志已对全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进行了具体部署，请大家认真抓好落实。下面，我再强调几点意见。
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既是重大的经济问题，又是重大的政治问题；既是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举措，又是落实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改善民生，统筹城乡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和谐的根本要求。
（一）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是农民奔小康的重要途径。提高全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我们工作的出发点，是我们工作的主要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在农村，关键在农民。促进农民奔小康，必须突出抓住两个关键:一是进一步大力发展壮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提高农业规模效应，提高农业附加值，提高龙头企业带动农民增收的能力。这是农民增加收入奔小康的重要手段和途径，也是把稳定农业生产与提高农民收入有机结合起来的重要手段和途径。二是在提高向沿海发达地区劳务输出水平的同时，积极有序地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转移就业。这几年我区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我区跨省劳务输出18.9万人，今年我区到沿海的务工人员已经超过年初确定的15.8万人的目标，达到19万人。现在农村生活水平比较好的、房子比较新的家庭，一般都有1-2个人在外务工。因此，做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对改善和提高农村生活水平、增加农民收入具有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各乡镇、各有关部门必须继续加大力度，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加大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临川（抚北）工业园区、向新兴产业转移就业的力度，尽最大努力使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愿望的农村富余劳动力都实现转移就业。
（二）推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是扩大招商引资、促进工业园区发展的迫切需要。工业园区是我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对促进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区委、区政府依托园区办工业，引导产业集聚发展，园区经济呈快速发展之势，为加速全区工业化进程增添了强大的后劲。工业园区大量企业的进驻和投产，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为扩大就业特别是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提供了强健的产业载体。随着我区工业化进程的加快，随着招商引资力度的不断加大和全民创业的深入推进，我区许多工业企业、工业园区已经开始出现“招工难”问题。现在工业园区和企业的发展、招商引资的竞争，不仅仅表现在优惠政策、环境的竞争，更重要的表现在劳动力资源的竞争、技能人才的竞争。各乡镇和有关部门必须下大力气，在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转移就业方面取得突破。一方面要继续巩固和提高向沿海发达地区输出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水平，而不是简单的扩大规模。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要通过我们强有力的组织引导，让更多经过培训、素质较高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向工业园区企业转移，向新兴的工业产业转移，实现由跨省就业到市区内外就业并重的战略转变，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紧迫的、突出的战略任务。今天我们在这里开动员会，就是重点围绕这个中心任务，研究采取一些更好的办法措施，实现这个战略转移，形成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创业与工业园区、企业用工相互依托、相互促进的机制，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更好地在农村龙头企业和工业园区的就业。
（三）推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近年来，我区城乡联系显著增强，但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机制没有真正建立，农民的就业问题尚未纳入正常的管理渠道，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然较大。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农村富余劳动力没有充分就业是关键因素之一。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一是消除就业歧视，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劳动力市场，让农村劳动力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和途径。二是打破制度壁垒，消除二元经济结构的障碍，大力推进户籍制度、农村土地制度、教育卫生制度的改革，重点做好就业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三是统筹城乡发展，把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推进城乡就业一体化做为当前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内容，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整体规划，做到有序流动，稳步推进、协调发展。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调查报告篇四
为掌握xx县农村劳动力资源基本情况，农村富余劳动力的现状和流动情况，了解农村劳务输出动态，为进一步针对性地搞好农村劳务输出奠定基础，为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规律提供依据，为搞好招商引资工作创造条件，发展劳务经济和农村二、三产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近期，xx省xx县劳动保障局组织有关人员深入各乡村基层，采取每个乡镇随机抽查1个自然村的方式，分4个调查组进行了历时3天的调查。通过认真仔细地调查和分析，对全县农村劳动力资源及富余劳动力转移情况有了初步的了解和掌握。
从抽查的11个自然村来看，总人口为7092人，其中劳动力人数为4362人，占总人口的61.51％；从劳动力性别比例结构看：男劳动力占52.1％，女劳动力占47.9％；农村富余劳动力1441人，占劳动力资源数的33％，从农村富余劳动力性别比例结构看：男劳动力1035人，占71.8％，女劳动力406人，占28.2％；从农村富余劳动力年龄结构来看：16―35岁之间的男劳动力797人，占77％，36―60岁之间的男劳动力238人，占23％；16―35岁之间的女劳动力307人，占75.6％，36―50岁之间的女劳动力99人，占24.4％；从农村富余劳动力文化程度来看：初中文化以下1322人，占91.7％，高中、中专以上文化119人，占8.3％。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大城市、沿海开放城市等经济迅速扩张和县有关部门卓有成效的工作，推动了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为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农民增收及城乡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据此次调查统计，从抽查的11个自然村来看，有1050人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得到了有效转移，占农村富余劳动力总量的73％。
从转移途径和方式看：中介组织推荐197人，占18.76％；自由外出（含老带新、亲朋好友引荐、广告信息引导和自发性结伴外出）853人，占81.24％。曾经参加培训的235人，占22.4％，未曾参加培训的815人，占77.6％。
从转移去向看：京津地区207人，占19.71％；长江三角洲地区207人，占19.71％；珠江三角洲地区147人，占14％；省内东部地区294人，占28％，其它地区195人，占18.57％。
从转移人员按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分类看：男777人，占74％，其中在16―35岁之间的577人，占74.3％，在36―60岁之间的200人，占25.7％；女273人，占26％，其中在16―35岁之间的207人，占75.8％，在36―50岁之间的，占24.2％。小学文化107人，占10.2％；初中文化856人，占81.5％，高中、中专及以上文化87人，占8.3％。
从职业、工种及收入分类情况看：建筑工229人，占21.8％，月收入1100元左右；电汽焊工54人，占5.1％，月收入1200元左右；电子231人，占22％，月收入1050元左右；服装31人，占3％，月收入860元左右；汽车驾驶26人，占2.5％，月收入1500元左右；保安22人，占2.1％，月收入850元左右；铁路施工7人，占0.7％，月收入1160元左右；缝纫25人，占2.4％，月收入750元左右；食品加工42人，占4％，月收入760元左右，机械（车工钳工）14人，占1.3％，月收入1100元左右；其它369人，占35.1％，平均月收入800元左右。
1、具有较强的裙带性。多数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是经亲朋好友的'介绍或引路而实现，通过政府或社会职业中介服务机构组织劳务输出的人数不到流动总数的20%。特别是青年劳动力流动周期长，有的农村青年已完全摆脱了农业生产而长期在外从事流动就业，流动时间在5年以上的占外出务工人员总数的3％左右，举家外出的亦大有人在。
2、流动区域相对集中。xx县农村外出务人员遍及全国各地，近至邻县，远至中外边境。但是，流动区域相对集中在京津、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及省内东部等地区，其它地区不到20％。
3、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明显的兼业性特点。随着二、三产业的发展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有相当一部分农民既保留着土地的承包权，在农忙时种地，农闲时外出做工经商，属亦工亦农性转移。一般而言，农村家庭劳动力较多，从事劳务收入又较高的，在外工作时间就较长，反之则较短。据调查，xx县外出兼业劳动力占外出劳动力的比重超过50%以上。
4、从事纯体力劳动仍然是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一个主要途径。由于当前绝大部分农村劳动力的素质偏低，技能单一，而就业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正向高素质、高技能人才快速转变，外出就业的空间逐渐缩减，外出的农村劳动力往往是工作难找，钱难赚，大部分只能从事劳动技能低、劳动强度大、危险性高的行业。据调查统计，从事此类行业的农村劳动力占外出劳力的70%以上。
5、外出务工劳动力的身份正由单纯的打工者向农业开发大户、个体私营业主转变。一部分外出务工人员走向管理阶层、技术岗位；还有部分外出务工劳动力，通过多年的实践积累，视野拓宽了，知识增多了，有了一定资金积蓄，他们便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纷纷返乡搞各种开发，从而真正发家致富。
1、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方式上仍存在盲目性。自改革之初，自发性转移一直是农村外出人员最主要的方式，同时由于基层就业信息网络尚未健全，使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缺乏足够的信息渠道和就业指导，导致盲目性很大。据初步调查统计，在农民外出务工过程中，经中介组织推荐的仅占18.76％。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无序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它给各级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进行劳动力宏观调控、开展有组织劳务输出和城乡统筹就业等工作增加了难度，降低了劳动力资源利用率。其次，增加了流动成本，一些急于实现流动就业的青年，不从自身条件或家庭条件出发，也不办理相关证件（如务工证、计生证），仅凭个人意愿或偏信虚假劳动信息而盲目外出求职，其结果是皆因各种原因或“无业”而返，或上当受骗，造成大量人力、财力、物力的浪费和不应有的损失。此外，无序化的流动也给输入地的社会治安、城市交通、住房建设、计划生育等方面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
2、农村劳动力就业尚没有完全可靠的保障。由于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使农村劳动力在向二、三产业转移过程中面临诸多体制性、政策性障碍。如在就业机会上，与城市劳动力相比，农村劳动力在就业机会方面受到更多的限制，且就业也相对不稳定；在社会保障和劳保福利方面，由于缺乏相应的政策和法律保护及有效监督，使农民工在社会保障和劳保福利方面不仅大大低于城市职工，而且没有保障。近几年，尽管中央出台了一系列保护农民工权益的政策和法律法规，但有些地方并未完全落实。
3、农村劳动力素质较低，制约了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领域。农村劳动力素质低是制约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数量特别是转移层次提高的重要因素，突出表现在低学历的偏多，高学历的极少；体力型的偏多，经过专业培训的较少。据调查统计，初中文化以下的占农村富余劳动力总数的91.7％，高中文化、中专以上文化只占8.3％，经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只占22.4％。受农村劳动力素质、技能低的客观条件影响，因而难以进入较高层次的产业，而且从各地经济发展的长远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兴起，低素质劳动力的转移领域必将越来越窄。
4、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压力日渐增大。一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一些大中城市对流动人口的控制以及生产力水平飞速发展，对素质较低的纯体力型民工做了一些限制，对劳动力整体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对外来劳动力需求量减少。二是近几年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部分工矿企业不景气,乡镇企业发展缓慢,接收农村富余劳动力数量日趋减少,同时下岗工人和失业人员大幅增加，城市面临安排待业人员和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双重压力。
1、健全组织，搞好服务。无论是现在乃至今后一定时期内，转移就业仍将是解决就业问题、加快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为保护广大劳务人员合法权益不受侵害。首先，要与司法等部门联合加强劳动法、社会保险等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的宣传，以提高广大劳务人员的自我防范能力。其次，要积极寻求驻外办事机构的支持，采用多种方式和途径，在流动人员相对集中的地区或城市建立相应的管理、服务组织或机构，为农村富余劳动力提供相关法律政策咨询、劳务信息、就业指导等一系列的就业跟踪服务，帮助他们具体解决工作和生活上所遇到的各种实际困难，如劳资纠纷、劳动争议、突发事件处理等等。
2、下大气力搞好农村教育和职业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农村劳动力素质与转移的速度和层次成正比例关系，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增长方式的转变，社会各方面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各级政府和劳动教育机构要加大农村劳动力的培训力度，在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的教育和培训体系，按照市场需求，扩大社会办学的范围，积极发展职业教育、电视教育、函授教育等多样化的继续教育项目，通过多种形式的教育和培训，鼓励和帮助农民学习掌握新技能，提高劳动力的素质，提升人力资本含量。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调查报告篇五
加快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是新形势下实施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迫切要求，是加速农村城镇化进程的重要举措，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近年来，我县坚持“富裕农民，首先要减少农民”的指导思想，通过不断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快农业产业化经营及农村二、三产业发展等措施，进一步优化农村劳动力结构，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拓宽了农民增收渠道。我县辖六乡一镇，20个行政村，县域总人口6.48万人，其中乡村人口23510人，劳动力11255人。现有富余劳动力1360人。近两年来，全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呈逐年上升趋势，其中转移493人，创外出劳务收入158.1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61.9元；转移1009人，创外出劳务收入172.3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92.1元。今年上半年全县劳动力转移人数达582人，从事第一产业235人、第二产业77人、第三产业270人。截止6月底，劳动力转移已实现人均纯收入43元，为全县完成劳动力转移增收目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中，我们的主要做法是：
（一）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创造农村劳动力就业岗位。近年来，我县把招商引资作为推动县级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常抓不懈。积极在土地、税收、服务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努力营造宽松的发展环境，吸引了一大批规模企业来投资建设。等企业相继落户。截止目前，全县共引进农业开发、石材、工业加工、旅游开发等企业85家，这些企业的引进为我县农村劳力提供了众多的就业机会，吸纳农村劳动力760余人。
（二）大力发展特色种植，围绕龙头企业加快农业产业化经营，努力开辟农民劳务空间。我们把特色种植作为农业结构调整的重点，狠抓了龙头企业和基地建设，按照抓大扶强的原则，重点扶持了等特色农业综合开发企业，已成为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通过几年的发展，这些龙头企业的规模不断扩大，在农民增收中的作用日益显现，企业与农户之间逐步建立了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今年，全县以葡萄、番茄、辣椒为主的特色作物种植面积扩大到3.8万亩，占总播面积的21.7%。带动农户986户，吸纳农村劳动力235人。
（三）大力发展畜牧业，努力拓宽农村劳动力输出渠道。近年来，我县坚持把畜牧业做为调整农业结构、实现农民增收的重大战略举措，制定优惠政策，进一步加强引导和资金扶持力度，突出发展农区畜牧业，促进了畜牧业健康快速发展。预计到今年末，全县各类牲畜饲养总量将达到20.2万头(只)，同比增长6.82%，年内出栏牲畜10万头（只）。肉类总产3390吨，增长17.43%，奶类产量600吨，增长40.85%，禽类产量898吨，增长10%，各种禽类出栏30万羽。农区牲畜达11.66万头（只），比上年提高1个百分点。畜牧业产值在大农业产值中的比重达到24%，畜牧业收入占农牧民人均增收的30%以上。通过畜牧业发展，为全县1546名农民提供了就业岗位。
（四）依托旅游、石材等新兴支柱产业，拓宽农民外出劳务收入。随着我县旅游业、石材业的迅速兴起，围绕旅游业、石材业参与二三产业经营的农民越来越多，对吸纳转化农村劳动力起到了积极作用。通过积极鼓励引导农民从事加工销售、储藏保鲜、运输、餐饮娱乐、社区服务等渠道，加快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村第三产业也得到了快速发展。20全县从事二三产业的户数达到2511户，从业人员3127人，其中54%来自农村；私营企业31户，其中26%来自农村。总收入达到4056.6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711元，占全县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的21.1%。
（五）实施科教兴农战略，努力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认真贯彻实施科教兴农战略，加大科技文化普及的投入和培训力度，不断提高农村人口的综合素质、劳动技能和适应能力。组织农业科技人员、示范户、农村青年经纪人，把先进的技术、实用的技能以及新观念、新意识送到农民家中。通过科技之冬、科技下乡、举办各类实用技术培训班等形式，使全县农村青年受教育面达80%以上，为农民掌握新技能，增强市场竞争力和适应能力创造了有利条件，提高了农民的综合素质。
我们虽然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方面做出了一些成绩，但与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内在要求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差距和不足，主要表现在：一是农村城镇化建设、乡镇企业发展缓慢，无法吸纳数量众多的富余劳动力。二是农村劳动力转移仍以短期外出为主，具有明显的季节性。这些短期外出的劳动力绝大多数保留着对农村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每年除外出务工外，农忙季节都要回乡从事农业生产，属亦工亦农性转移，季节性还体现在劳动力转移存在一定间隔性和随意性，今年外出而明年可能不外出。三是农民就业观念尚未转变，习惯于传统农业的粗放耕种。部分农村富余劳动力宁愿在农村闲着也不愿外出寻找就业出路，造成劳动力资源浪费。四是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组织程度不高，劳动力市场发展迟缓。大部分农民外出都是自发的，处于无序状态。缺乏对农村劳动力的总需求、总供给的调节和对农村劳动力就业的组织与指导。五是一些农民与外界接触少，缺乏沟通，信息不灵，找不到挣钱门路。农民外出打工，也常常出现拿不到工资，不给签合同，任意延长劳动时间，缺乏基本的劳动保护，没有劳动保障等问题。六是劳动者素质较低，缺少外出就业的手艺。我县农村富余劳动力中大部分是初中毕业生，有些只具备小学文化，甚至是文盲，无专业技术特长，难以向非农领域和第三产业转移。七是培训服务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
农村劳动力转移作为成本低、风险小、见效快的农民增收渠道，为我县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增添了新的动力和后劲。虽然，我们在工作中取得了初步成效，但还有大量的劳动力沉积在农村，农民增收还面临严峻的考验，面对“富民强县”的新形势和新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采取有力措施，把农村劳动力转移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县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目标是：实现20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增收400元，其中外出劳务增收85元，富余劳动力转移40%以上的目标。为实现上述目标，我们必须因地制宜，采取有效措施推进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
（一）进一步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强化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要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高度重视农村青年外出务工工作，推动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进程。把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作为一项重要新兴产业纳入经济发展规划之中。进一步加强对农村劳务开发工作的领导，成立县乡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领导小组，明确具体责任和工作人员，研究制定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方针、政策、工作目标及优惠政策，统筹安排，加大投入，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的.健康快速发展，逐步做大做强劳务输出产业。同时，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先进典型经验的宣传力度，帮助农民拓宽思路，消除顾虑，使外出务工，增收致富成为广大农民的自觉行动。
(二)大力发展一、二、三产业，加快小城镇建设，实施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战略。一是要大力发展各类企业，通过招商引资、资源开发，来创办企业，特别是龙头企业的发展，要在资金和政策上给予扶持；通过盘活现有企业存量资产，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不断扩大企业规模，吸纳更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二是要大力发展私营个体经济。借助于私营经济的积聚效应，进一步提高私营经济在农村经济中的比重。引导有条件的农民从第一产业进入商贸、餐饮、旅游、娱乐等服务行业。三是要以小城镇建设为依托、促进城乡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加快我县经济基础好、地处交通枢纽和商贸集散地镇的小城镇建设。把小城镇建设发展与旅游业结合起来，拉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带动农村小城镇的繁荣，增加农民的就业门路。四是要加大农业结构调整力度，通过等农产品龙头企业生产基地建设，带动千家万户从事专业化生产，吸收农村劳动力。同时，加快农村经纪人队伍建设，拓展农副产品销售，转移剩余劳动力。
（三）建立完善的劳务供求信息网络。逐步建立健全县、乡、村三级劳务信息服务网络。及时准确地发布劳务信息，引导农民有目的、有效益地输出劳务，避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盲目性。要加强与经济发达地区的联系，及时了解劳动力需求情况，建立密切稳固的劳务协作关系。各乡（镇）要定期调查了解可输出的农村劳动力状况，准确掌握可输出资源的年龄结构、文化程度、技术特长、求职意向等信息，建立本地劳动力资源的有效信息库。及时了解和通报劳动力需求和务工情况，发布劳动力供求信息，畅通劳动力资源信息共享渠道。进一步提高劳动力转移的组织化程度。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为劳务输出转移搭桥铺路，加强对外出劳务人员的引导、服务和管理，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组织性，为扩大农村劳动力转移搞好各项优质服务。
(四)鼓励兴办农村劳务中介服务组织。在完善现有劳务服务机构基础上，支持涉农服务部门、各类经济实体、群众团体和社区组织兴办农村劳动力输出和输入中介服务机构，结合机构改革，鼓励有条件的机关干部、科技人员、农村能人和大中专毕业生领办创办农村劳务中介机构，形成开放有序，管理规范的劳动力转移社会化服务体系。
(五)加强培训，努力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员综合素质。目前，劳动力市场已由单纯的体力型向专业型、技能型转变，企业对劳动力的专业技能要求逐步提高。加大农村外出务工青年技能培训力度，成为劳务输出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要进一步加强对外出务工农民就业技能的培训工作，提高农村青年的文化、技术水平。要大力发展定向培训、订单培训，根据劳动力市场对民工的技能要求，投入必要的资金，依托县农广校、示范户、致富能手、经纪人等，积极创办农村青年外出务工基地，突出加强农村青年的职业技能培训，在农民外出前有针对性地进行培训，使其在短期内获得实用技术，提高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
（六）做好外出农户承包土地流转工作。在尊重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外出农户可继续保留承包土地经营权，也可采取转包、转让、租赁、入股和托管等形式进行流转。外出农户进行土地流转时，村集体经济组织要及时帮助办理有关手续，切实处理好各方面经济利益关系，让外出人员安心在外。
（七）加快建立、健全外出务工农民就业服务体系。发展统一、开放、公平的劳动力就业市场，消除对民工在就业上的歧视。按照城乡统筹就业的要求，取消各种歧视性就业准入条件，清理现行县内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员就业的限制性措施，逐步建立城乡就业的平等竞争机制。认真落实《劳动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与农村劳动力及时签订劳动合同或劳务协议，明确劳动关系，实行同工同酬待遇，依法保障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和劳动条件。逐步健全完善劳务人员养老、医疗等保险制度，切实保障劳动力转移人员的合法权益。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调查报告篇六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然趋势，是每一个国家工业化进程中无法回避的必经阶段。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是推进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是解决好“三农”问题的根本措施，也是切合我县县情的现实选择。为此，我们就全县农村劳动力转移情况进行专题调研，并作深入的分析和思考，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据统计资料显示，缙云县总人口43.69万人，农业人口39.76万人，占91.0%，农村劳动力23.22万人，其中男性劳动力12.8万人，女性劳动力10.42万人，分别占55.12%和44.88%。全县农村劳动力资源特点：一是农村劳动力转移比例不高。20全县外出农村劳动力7.68万个，占农村劳动力总人口的31.70%。二是劳动力文化素质偏低。全县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只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2.8%，初中文化程度占57.2%，小学文化程度占26.8%，文盲或半文盲占3.2%。三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压力大。据统计资料，年我县乡村实有劳动力合计23.22万人，耕地面积15.25万亩，如果按劳均种植3亩计算，只需5.25万个劳动力，加上林牧渔业约需2.5万劳动力，除去外出劳动力，尚有8.11万劳动力需要转移。
近致邻县，远到青海、吉林等地，相对集中在广西、广东、福建、上海、江苏等沿海发达地区，在广东东莞、惠州等地超过2万人，上海、江苏等地近2万人，广西东兴市、钦州市等地约5000人。省内主要分布杭州、宁波、温州、义乌等地。
2、劳动力转移规模化。劳动力转移存在着“二多二少”特点，即从事农业及相关产业多，工业、商贸、建筑等行业少；凭技术专长创业多，靠体力务工人员少。从事农业及相关产业主要有麻鸭养殖、水产（鱼、虾）养殖、蜜蜂放养、香菇异地培育、花卉种植、蔬菜种植及农产品加工等。去年全县有4万余人外出养鸭，群鸭饲养量1500万羽，总产值超过20亿元，是全县农业总产值的3倍，有200多名农民在上海从事草花种植，面积达1000多亩，占上海盆栽草花60%市场，年产值达8000万元。
3、劳动力转移专业化。我县农村劳动力转移以自发性为主，大部分人是通过“亲带亲、友帮友、邻帮邻”走出去，具有显著专业化特点。据了解，全县有300多人到全国14个省市从事香菇异地栽培。500多名蜂农常年在黑龙江、吉林、北京、上海、江西等10多个省市放养蜜蜂，放养群蜂1.5万群。依托本县工业，全县有5000多名农民到全国各地推销缝纫机、灯管、工刃具等工业品。1000多名农民在温州、杭州等地长期从事个体运输及餐饮业。另外，劳动力转移具有明显区域性特征，如大源镇深坑村107户，407人口，90%劳动力外出创业，其中70%劳动力常年在外专业从事经销油漆生意，村民中有的拥有资产上千万元，有的上百万元，全年村民年收入达700多万元；溶江乡有数百人在外专业从事隧道挖掘施工；城北古塘下、黄龙等村上百村民十几年长期在金华、义乌等专业从事蒸茏生产；地处最偏僻的木栗乡有150多人，常年在北京经商开设超市。
留城置业发展(农民转变市民)；离土不离乡外出异地开发、务工经商劳动力转移，是我县农民转移的主要形式；不离土不离乡的劳动力转移，有的在本县进城入厂务工，有的进入当地农业龙头企业务工，有的兼季节性、临时性转移，农忙时务农，农闲时外出从事非农职业。
5、劳动力转移主体单一化。我县劳动力转移以青壮年为主体，年龄40岁以下、文化素质比较高劳动力转移比较容易，文化素质低，弱势群体转移比较困难。
1、行政推动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新的拉动力。近年来，缙云县委、县政府把提高农民素质作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牛鼻子”来抓，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工作领导，建立健全工作机构，明确工作职责，出台《关于实施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工程的若干意见》，明确工作目标，计划2004年—全县培训农村劳动力10.5万人，其中以被征地农民、下山移民和农村富余劳动力为主要对象转移就业培训3万人。据统计，2004年全县投入农村劳动力培训资金237.7万元，培训被征地农民、下山移民和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技能7056人。技能培训是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推动力。
挡土墙工程、箱涵工程三大基础工程，已预备落实资格农户450户，将转移农村人口近名。
一是劳动力转移的组织程度不高。据了解，我县在组织民工有序流动人数仅占劳务输出总数的16%。大部分外出民工由亲戚朋友带出去，表现出一定的盲目性，导致劳务输出稳定性不强。
二是劳动就业难度加大。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入，下岗工人增多，农村劳动力转移面临城市劳动力就业及再就业的双重压力。加上劳务市场放开后，外地廉价劳动力进入本县各类用工单位，就地转移难度加大。同时，我县农村劳动力素质偏低，不适应市场需求由“体力型”向“技能型”的转变。
三是民工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目前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加上发达地区和城市对民工的歧视与排斥，及部分企业老板法律意识淡薄，使许多民工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消弱了农民外出的信心。
四是相关政策不完善。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束缚，进了城的农民生活在城镇边缘，无法像城镇那样享受医保、社保等公共福利，只能“进厂不进城”、“离乡不离土”。县内土地流转机制和市场尚不成熟，一些外出人员农忙时又不得不回家务农，增加了务工成本。
1、加快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拓展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空间。
城镇化和工业化是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两个“轮子”，是农民变市民的重要载体。加快城镇化和工业进程，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就业容量，有利于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或非农化转移。一是全力抓好工业园区建设。科学规划，稳步推进，完善基础设施，加快新碧工业园区和五东、壶镇二大城市功能区建设，通过招商引资，制订优惠政策和提供优质服务，吸引更多外来企业向工业园区集聚，使工业园区成为增加农村劳动转移的重要载体。二是积极推进城镇化进程。统筹城乡发展，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城乡互动，加快仙都新区、中心镇、中心村建设，增强城镇劳动力转移容纳和承载能力，使城镇真正成为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蓄水池”。同时切实抓好下双龙扶贫小区建设，引导农民脱贫致富农民下山向城镇集聚。三是加快第三产业发展。充分发挥仙都国家4a级风景名胜区的优势，以旅游开发为龙头，带动饮食服务、交通运输、商业等第三产业的发展，促进农村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转移。四是打破体制瓶颈，消除劳动力转移的屏障。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鼓励农民离土离乡进城落户，在社会保障、子女入学、就业等方面与镇居民享受同等待遇。
2、加大培训力度，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和技能。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调查报告篇七
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号角已经吹响，如何在西部大开发的浪潮中抓紧历史机遇，将我市的民生事业推向前进。近期，市劳动就业局对我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就业情况进行了专题调研，并在深入研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形成了本报告。
一、基本情况。
xx市总人口74.5万人，农业人口30.2万人(占总人口的40.5%)，其中农村劳动力16.78万人。近来年，我市按照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和谐社会、解决民生问题的要求，围绕就业服务、信息网络、职业培训和社会保障“四大平台”建设，通过各种扶持和保障政策，有力地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初步形成了“政府引导、市场就业、有序转移、保障权益”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新格局。以来，全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9.88万人(次)，工资总收入11.74亿元，人均6650元。其中今年1—8月转移就业6.85万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114.17%，工资总收入3.61亿元，人均5270元，预计年底可达7000元。
二、我市主要做法及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提高思想认识。一是实行层层目标管理考核机制。市委、政府把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纳入各级党委、政府绩效考核内容，实行目标管理，年终考核奖罚。各级党委、政府加大宣传力度，在全社盈造了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良好氛围。
二是制定优惠政策，降低就业门槛。我市把农民工就业管理纳入城市公共就业服务体系降低农民工进城的门槛，吸引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有效解决劳资双方关系问题和农民盲目外出或权益没保障及企业主“招工难”等一系列问题。，xx市委、市人民政府出台了《关于城镇化发展的意见》(石党发〔〕44号)，打破城乡二元户籍管理体制，在全市实行“一元化”户籍管理制度。打破城乡分割的就业和社会保障体制，创新失业登记制度，对进城落户无业农村劳动力办理失业登记，优先安排并享受相关政策待遇，建立城乡一体的就业培训制度和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整合各类培训资源，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力度，对初高中毕业生未能继续升学的农村青年鼓励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在校期间的培训费、技能鉴定费由市、县本级财政给予相应补助。
(二)加强组织培训，提高就业技能。牢固树立抓培训就是抓就业的理念，把加强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作为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重要措施来抓。根据农村劳动力参加培训的意愿，利用冬季农民工返乡、农闲时间，有针对性地开展培训工作，提高农民工转移就业的积极性。针对农民特点，引导农民在做大做优做特设施农业中创大业、创新业。培训服务重心下移到农民家门口，把培训班办到乡村，提高了培训组织化程度。近几年，分别在xx县的13个乡镇、xx区的6个乡镇和xx区的隆湖开发区开办了电焊工、瓦工、架子工、钢筋工等专业培训班，并进行职业技能培鉴定，落实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取得了明显效果。截止目前全市已累计培训农村劳动力10万人，培训后转移就业率达到80%以上。
(三)加强市场建设，促进转移就业。大力培育和发展一批经营灵活、运作规范、遵纪守法的劳务中介组织和劳务经纪人队伍，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目前，全市共有带领500人以上转移就业的'劳务中介公司22家，带领100人以上转移就业的劳务经纪人75人，带领30人以上转移就业的农村能人317人，发挥他们联系市场紧密、获取信息快捷、组织灵活高效的优势，最终形成政府宏观管理、中介组织转移、服务体系健全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经营模式，确保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可持续发展。近年来，我市60%以上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是通过劳务中介组织和劳务经纪人带动就业的。
(四)加强维权保障，和谐劳动关系。加强劳动执法监察、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受理农民工投诉案件452起，为5561名农民工讨薪2292万元。在维权方面还通过组建劳务产业工会，发展农村劳动力加入工会组织，解决好就业后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协调用人单位与务工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参加社会保险，维护合法权益。对农村劳动力开展“送技能、送法律、送文化、送健康”四送活动，增强农村劳动力守法务工、文明务工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
(五)搭建服务平台，提供就业服务。大力开展“春风行动”、“民营企业招聘周”等活动，召开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专场招聘洽谈会，积极推荐农村劳动力就业。自20xx年以来共组织各类招聘洽谈会128场，共有2837家单位参加洽谈会，进场求职人员56300人，达成就业意向18977人。
另外针对我市脱水蔬菜企业和枸杞采摘用人情况，加强与宁xx区市县的联系和沟通，引入近万名农村劳动力解决脱水蔬菜企业和枸杞采摘用人紧缺问题。
(六)扶持自主创业，实现以创业带动就业。鼓励引导在外务工经商农民工返乡自主创业，积极培养和扶持创业带头人，实现“一人创业、带动一方致富”，形成创业带就业，以就业促创业的良性循环。制定出台了《xx市实施“创业富民工程”的意见》、《xx市促进服务业发展暂行办法》、《xx市支持创业小额担保贷款管理办法》等政策措施，对农村劳动力返乡创业给予小额贴息贷款支持，各县(区)建立农村劳动力创业园，扶持鼓励农村劳动力返乡创业，培育出了一批创业典型。截止8月末，全市个体工商户发展到2.7万户，培育小老板4189人，兴办创业实体1924个，扶持创业实体升级203个，创建孵化基地和创业园30个。创业促就业倍增效应明显，累计创造新就业岗位24597个。创业收入成为城乡居民收入的重要增长点，20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1409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5420元，分别比增长34.7%和30.1%;创业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效果明显，年地方财政收入22.65亿元，比20增长66.54%。四年来，共投入全民创业专项资金7398.8万元，设立小额担保贷款基金1900万元，累计发放小额贷款16767万元，扶持创业3933户，贷款贴息412.6万元。带动就业13899人。将小额创业贷款最高额度提高到50万元。探索实施了政府免担保的贴息贷款方式，解决了担保基金紧张的问题。
(一)农村劳动力自身素质偏低，外出务工就业难。2009年全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75.9%，无职业技能的占62.2%。由于文化程度低，专业技能差，大部分只能从事工资较低、劳动强度大的建筑、餐饮等脏、累活，外出务工就业难。劳动力素质的低下既制约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速度，也制约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层次的提高。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还存在制度障碍及自身认识不足。一是农村劳动力进城谋生成本高，无力在城镇购置住房，安家落户;二是大部分农民工离乡不离土，不愿放弃土地而进城安家，大部分是在农闲季节进城打短工，不愿签订劳动合同，人员流动性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用人单位的正常生产。三是80后出生的人缺乏吃苦耐劳的精神，存在眼高手低的现象。
(三)多部门培训，培训工种单一。农村劳动力培训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农牧、工会、民政、残联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进行培训，造成重复培训，短期、简单工种培训多，不能从根本上提高劳动者的就业技能。
(四)失业保险基金列支范围窄，农民工培训经费不足。
按照有关政策规定，从失业保险基金提取的职业培训补贴，只能用于城镇下岗职工，而不能用于农村劳动力职业介绍和培训，不适应当前城乡就业一体化和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
(五)基础设施不健全，制约了工作的有效开展。目前，村、乡镇工作机构不健全，人员、经费不到位，基层就业服务平台无现代化的计算机信息网络系统，离城乡一体化统筹就业要求还有很大差距。
(一)结合实际，给予相应政策支持。xx市是自治区统筹城乡发展试点城市，今年市委、政府在推动城镇化进程中，打破了城乡二元户籍管理体制。建议扩大失业保险基金支出范围，从失业保险基金提取职业介绍补贴和职业培训补贴，可用于xx市城乡居民培训和就业，使失业保险基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二)加大经费投入，整合培训资源，强化监管力度。一是。
各级政府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经费有计划地列入财政预算，保证职能部门的培训经费，使我市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抓得更实、抓得更好、更能出成效。二是切实解决多部门培训，重复培训，培训工种单一的问题。一方面争取政策支持，加大部门培训资金的投入，充分发挥多部门培训资金的效益，加强财政、审计部门对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另一方面对农村劳动力多部门培训从业务管理上进行整合，统一开发计算机管理软件，避免重复培训，提高培训质量。
(三)加大培训力度，建立职业技能培训与转移就业联动机制，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大力推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和就业准入制度，把未能继续升学的农村初高中毕业生作为培训重点，鼓励农村劳动力参加技术含量较高、培训周期较长、就业前景较好的职业技能培训，通过培训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由体力型转向技能型转变，增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能力。
(四)完善政策体系，加快城镇化进程步伐。根据市委、市人民政府《关于城镇化发展的意见》，各职能部门结合实际，制定相应的配套政策，推动城镇化进程。
(五)加快信息化建设步伐。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服务网络建设，进一步强化现有县、乡、村网络功能，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提供信息服务;建立以村为基础，以乡为单位，以县(区)汇总的农村劳动力资源库，建立农村劳动力登记的制度，做到人员底数清、择业意向清、职业技能清、家庭情况清，以确保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实名制及服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六)加大农村劳动力创业的政策支持。按照自治区、xx市关于大力推进全民创业的相关政策，对农村劳动力与城镇人员实行同样的优惠政策，加大政策和资金扶持力度，扶持有创业意愿和创业能力的农村劳动力返乡创业。发展设施农业和新特色种植，兴办农副产品加工和流通企业，带动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调查报告篇八
1.小城镇。本文所指的小城镇主要是指建制镇，包括县城所在的城关镇，不包括非建制镇或集镇。
2.乡镇企业。指由乡镇集体、村庄和村民小组、农户和个体农民投资的各种经济类型的生产经营单位，包括虽领取农村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但从业人员超过8人的企业。
3.农村剩余劳动力。这里指的是中国农村未充分就业的劳动力。本文将绵阳市农村剩余劳动力替换为从事非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显性从业人员，不包括从事农业生产但利用不足的隐性农村剩余劳动力。
4.经济潜力差。这里指的是居民的实际或预期收入差距。城乡潜在差异是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乡镇位势差是指小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
(二)理论假设。
首先，城乡位势差和乡镇位势差决定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
第三，小城镇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机制缺陷的修复必须依靠大中城市的辐射或外资的刺激。
(一）理论分析。
在西方人口流动理论中，刘易斯和托达罗的人口流动模型揭示了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人口)流动的机制:农村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收入水平低，对劳动力有巨大的外部推力；城市预期收入高，对劳动力有很强的吸引力。这两种力形成的合力可以产生类似河水流动的“电位差”，电位差越大，流速越快；如果没有电势差或者电势差太小，就不可能或者很难流动。
在农村有一定的外推力的情况下，小城镇必须吸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比城市有更大的吸力，形成城镇与乡村之间比城乡之间更大的差异；否则只能通过行政权力在城乡之间筑起制度屏障，人为地阻断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把他们限制在小城镇里。
位势差的大小取决于两个因素，即劳动力流动的成本和预期收益。流动成本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直接成本，即迁移成本；二是机会成本，即劳动力外流所放弃的其他利益。预期收益由两个因素决定:一是就业概率，二是预期工资水平。农村劳动力总是选择成本低、预期收入高的地方作为流入地。
显然，农村劳动力流入当地小城镇的成本最低。不仅迁移成本很低，甚至可能是零成本，而且可以在不耽误农活的情况下照顾家庭，机会成本也很低。因此，从流动成本的角度来看，农村劳动力流向当地小城镇是最经济的。但在收入方面，由于西部内陆地区小城镇工业水平低，就业能力有限，就业岗位远远不能满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要求，就业概率很低。而且即使能就业，工资也明显低于大中城市。这样，预期收益和预期成本的差异就更小了。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流入大中城市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可能更高，但大中城市的就业概率和工资水平高于小城镇，城乡之间的潜在差异更大。因此，农村劳动力在选择流入地时选择大中城市而不是小城镇。
(二)绵阳市的实证分析。
绵阳市位于四川省成都市东北110公里处，面积20249平方公里。根据第一次农业普查数据(数据为1997年1月1日时数)，绵阳市建制镇122个，农村人口417.6万户。除县城所在的建制镇外，建制镇115个，平均每个镇面积1.5平方公里，全乡平均人口2997人，其中非农业人口1677人。
绵阳市农户从业人员298.7万人，就业分布为:农业从业人员238.9万人，非农业从业人员59.8万人。非农业从业人员中，城市从业人员31万人，农村从业人员28.8万人。农村非农从业人员中，有15.3万人被非农乡镇企业吸纳，其中6.8万人分布在建制镇乡镇企业，5.1万人分布在自然村乡镇企业，3.4万人分布在非建制镇或工矿区乡镇企业。
许多学者和政策制定者认为，小城镇的发展有利于乡镇企业的集中，乡镇企业基本上以农村劳动力为吸收对象(米增玉、邹，20xx)，所以只要小城镇发展起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会被他们吸收。但是，只要分析一下乡镇企业的分布情况，就会发现依靠乡镇企业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小城镇并不乐观。调查显示，中国只有7%的乡镇企业位于建制镇(米增宇、邹，20xx)，其从业人员仅占乡镇企业从业人员的20.8%(，20xx)。绵阳市的情况和全国其他省市地区不完全一样。绵阳市乡镇企业3072家，其中自然村分布的乡镇企业1701家，占乡镇企业总数的55.4%；分布在小城镇的乡镇企业有1035家，占乡镇企业总数的33.7%；有36家乡镇企业分布在大中城市，占乡镇企业总数的1.2%；有300家乡镇企业分布在集镇或工矿区，占乡镇企业总数的9.8%。从乡镇企业吸收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来看，绵阳本地乡镇企业仅吸收15.3万人，占本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25.5%。其中，小城镇乡镇企业仅吸纳6.8万人，占农村剩余劳动力的11.3%(占全部农村从业人员的2.27%)；自然村、集镇、工矿区乡镇企业吸纳8.5万人，占当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14.2%；绵阳51.9%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大中城市就业。
小城镇能否通过分散在自然村和小警察镇的乡镇企业吸收更多的农村劳动力？笔者对绵阳市t镇j村某砖厂的调查表明，该砖厂不愿建在乡镇的主要原因是:。
一是乡镇土地占用费较高；
第二，乡镇没有荒地可挖作原料；
第三，乡镇污染控制严格；
四是城镇工资成本较高；
第五，非正式制度成本较高，人际关系复杂。
通过对绵阳市其他自然村乡镇企业的调查，笔者还发现，他们不愿意搬迁到小城镇的原因还涉及到产权的划分和归属、搬迁费用等问题。事实上，分布在西部内陆地区自然村和小警察镇的乡镇企业普遍具有就地取材(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生产规模小、管理水平低、污染严重的特点。所以这些乡镇企业最好的生存环境就是自然村和小警镇。如果他们离开特定的环境，他们的生存就会受到威胁。j村砖厂的老板说，如果工厂建在乡镇，只有土地占用费和治污费会害死工厂。所以很难集中在小城镇。
2.城乡之间和城乡之间的潜在差异分析。
如果能缩小城乡位势差，扩大乡镇位势差，不仅可以“盲目”流入大中城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还可以将分散在自然村和小警镇的剩余劳动力吸引到小城镇。但根据绵阳市调队提供的数据，从1980年到1998年，无论从相对还是绝对来看，城乡之间的潜在差异都在不断扩大。虽然乡镇之间的.电位差有所扩大，但小于城乡之间的电位差。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流向仍然是大中城市。
如果以1997年初绵阳市小城镇乡镇企业吸收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比例(11.3%)作为小城镇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率，以城市雇佣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比例(51.9%)作为城市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率，分别近似代表小城镇和城市的就业概率，我们会发现预期收入(就业概率×工资水平)转移到小城镇这不仅远远低于预期收入2476.67元转移到大中城市，也低于农村地区的实际收入1824元。即使农村劳动力在小城镇就业的机会成本为零，即每年仍可获得农村人均纯收入，1997年向小城镇转移的总预期收入仅为2245.72元；向城市转移的预期收入比农村实际收入高652.7元，比零机会成本向小城镇转移的预期收入高230.95元。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选择城市作为流入地，而不是小城镇作为流入地。
第三，小城镇区位特征与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相关性分析。
根据距绵阳市的距离，作者将小城镇分为三组:第一组，20公里以内；第二组，20公里到70公里之间；第三组，70公里外。然后，作者从三个群体中随机选取了三个小城镇，利用农业普查数据和实地调查分析了它们的区位特征与劳动力吸收的相关性。
那么，小城镇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差异大的原因是什么呢？
第四，小城镇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机制缺陷的修复:大中城市的辐射还是外资的刺激。
从全国来看，苏南、珠三角等地区的小城镇发展势头良好，不仅吸收了大量本地和国外农村剩余劳动力，而且缩小了城乡差距，加快了二元社会的统一进程。通过分析他们成功的原因，不难发现他们除了原有的良好基础、起步早、政策支持外，还得益于当地大中城市的辐射和外资的刺激。苏南苏北小城镇的发展历史和现状正好说明了这一点。苏南大中城市人口密集，通过投资、技术扩张、周边合资等方式发挥巨大的辐射效应。苏南不仅受到区域内城市发展的带动，还受到上海大型产业的强烈辐射；但苏北大城市稀疏，城市实力弱，辐射效果差。滤布是苏南和苏北小城镇发展差异的重要原因(刘保金等，20xx)。西部内陆地区小城镇发展水平低与苏北情况有很多相似之处。
从绵阳市的情况来看，大多数小城镇的建设仍然是政府行为，而不是农民自下而上的愿望和自觉行动。通常在政府和地方部门的支持下，先做好基础设施，再通过优惠政策吸引农村人口到小城镇居住。这种政府领导下的小城镇很难形成自己的特色，工业基础很薄弱，没有城市的城镇空壳现象相当普遍。20xx年初，笔者调查了绵阳市附近的三个小城镇。w镇是国家小城镇建设示范镇。从外观上看，小镇高楼林立，街道整洁，配套设施齐全；然而，进一步调查发现，相当多的建筑被遗弃，人行道被关闭，生意萧条。比如全乡最受欢迎的乡镇企业饲料厂、印刷厂，濒临破产；虽然原有的具有一定优势的农产品市场进行了改造，但摊位闲置，年底也没有什么繁华景象。据当地官员介绍，y镇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牲畜交易场所。据说镇上人山人海，但我看到的牲畜交易场所是一条狭窄的老木房子之间的街道，除了街道两旁屈指可数的几个店面，几乎没有像样的乡镇企业。除了政府、医院和学校的工作人员，这个镇的人口大多是原镇居民。近年来，该镇几乎没有吸收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因此镇上没有居委会或街道办事处。1999年以前，t镇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要么去绵阳市打工，早退，夜间钟摆式流动，要么常年出国打工，要么留在村里从事城乡之间的拐卖，很少去乡镇就业或定居。1999年后，绵阳市向外扩张，t镇被列为经济试验区，使该镇迎来了一个极好的发展机遇。去镇上调研，看到了两个对比鲜明的场景:旧田荒芜，新田繁忙。当镇官员向提交人介绍情况时，提交人从他的讲话中可以感觉到，他们对镇的未来充满信心。的确，我们没有理由不同意镇上官员的期望，因为试点区建成后，t镇将与绵阳市整合，届时t镇将成为“一城之内的镇”。当然也不再是普通小城镇的代表。
鉴于永兴镇和唐荀镇在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方面的巨大差异，笔者于20xx年6月对这两个镇进行了调查。作者发现，城市工业的辐射效应是小城镇发展和吸收劳动力的关键，城市的辐射效应在某些地方比在其他地方更明显。也就是说，小城镇的发展速度通常只靠城市的辐射而缓慢；相反，如果大规模城市产业的触角直接延伸到小城镇，如果小城镇能够抓住机遇，就有可能形成经济增长点，发展迅速。永兴镇就是这样的例子。上世纪90年代初，永兴镇的乡镇企业开始与市内几家大型国企联姻，生产配套产品。90年代中后期，该镇抓住在绵阳建立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和长虹集团新区建设的机遇，使乡镇企业规模和档次上了一个台阶，直接为高新区内企业(包括长虹集团)提供配套生产和服务。乡镇企业发展迅速，同时吸收了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1997年初，全镇有乡镇企业70家。其中，59家乡镇工业企业吸纳的从业人员占全镇乡镇企业从业人员的88.58%；分布在乡镇的32家乡镇企业吸收的从业人员占全镇59家乡镇企业从业人员的65%。然而，在1999年之前，唐荀镇没有这样的机会。1997年初，全镇有乡镇企业16家。其中乡镇工业企业14家，这14家企业吸收的从业人员仅占全镇乡镇企业从业人员的38.4%；全乡只有三家乡镇企业，员工只有74人。镇上有一家建筑乡镇企业，员工1.1万人，占乡镇企业员工的60.44%。但企业不是建在镇上，而是在绵阳市，所以对镇的发展和直接带动作用不明显。
通过调查，作者还发现，许多学者认识到小城镇第二产业的发展将带动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从而吸收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这在绵阳市小城镇的现实中很难得到验证。主要原因是小城镇规模小，常住人口少。乡镇企业的从业人员多为农民，不出家乡，早出晚归，第三产业缺少服务对象，从业人员比例很低。在永兴镇这样一个发达的小城镇，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只有79人，占乡镇企业从业人员的1.59%。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由于西部内陆地区发展小城镇的辐射源——城市产业相对落后，辐射力较弱，大部分小城镇无法直接由城市产业带动，外资刺激的可能性更小。因此，小城镇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机制缺陷需要时间来修复。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调查报告篇九
xx区是一个农业大区，也是一个劳动力资源大区。目前，全区共有农村劳动力24万，占总人口的46%，农村劳动力16万人，占农村人口的67%。据区就业局统计，现我区农村的富余劳动力共有7.3万人，占劳动力总数的45%，已转移就业3.6万人，占49.3%，每年新增劳动力0.4万人。20xx年全区外出务工人员达3.9万人。20xx年前三季度全区农民人均劳务收入937元，比上年同期增加265.7元，增长39.85%。其中，农民人均在本乡地域内劳务收入112.7元，同比增长14.07%；农民人均外出从业收入780.7元，同比增长46.94%。劳务经济已成为我区经济新的增长点和一项新兴产业。xx区发展劳务经济的主要做法是：
xx区经济基础薄弱，工业发展相对滞后，帮助农民脱贫致富是全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而发展劳务经济是解决农民脱贫致富，增加农民收入的一条现实途径和必然选择。20xx年以来，区委、政府下发了《关于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意见》，要求逐步建立起政府推动，市场主导，农民自主流动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机制，努力形成内部大转移，城镇大吸收，向外大输出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格局,确立了用15年时间转移农村劳动力9万人，年均转移6000人的战略目标。在每年召开的全区劳动就业工作会议上，将劳务转移培训任务以责任状的形式分解量化，定期检查，把检查结果作为考核镇班子干部实绩和奖惩的重要依据，形成了全区上下自觉层层抓落实的良好态势。
为了实现全区劳务经济大发展、大提高，xx区狠抓了劳务输出工作机构建设，形成区、乡(镇)、村三级工作网络，为促进劳务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证。
一是成立了以区委、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常务副组长，区级四大班子分管领导任副组长，劳动保障、农业、教育、科技、公安、工商、税务、财政、就业等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领导小组，定期召开协调会，分析工作新动向，研究解决新问题，推进全区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20xx年，为加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成立了xx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服务中心，每镇配备1名专职副书记，择优6名选调工作人员，专抓农村劳动力转移服务工作，为促进全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和干部力量。
二是建立了乡镇、办事处劳动保障平台。按照机构、人员、场地、经费、制度和工作“六到位”的标准，在全区各镇、办事处建立了劳动和社会保障事务所，统一装备了计算机、打印机、传真机等现代办公设施，配备专兼职工作人员100名，负责做好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各镇在开展劳动力资源摸底调查的基础上，建立了农村劳动力资源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资料信息库，并录入微机，实行动态管理。各村聘请了劳务输出信息员，负责用工信息的传送和外出务工人员的组织。同时，我们还对基层工作人员开展了业务培训，使他们熟悉政策，掌握操作程序。目前全区形成了区有劳动市场，镇有劳动保障事务所，村有劳务输出信息员的三级劳务输出服务体系。
以优化农村劳动力资源配置结构，增加农民收入为目标，坚持产业转移与空间转移相结合，集中有序转移与自发分散转移相结合，稳定性长期转移与临时性季节转移相结合，疏通转移渠道，增强各类载体的吸纳功能。
一是组织劳务输出。采取各级政府统一组织，各类中介组织、经纪人介绍、本地在外经商办实业的能人带动等多种途径，开辟外地劳动力就业市场，大规模组织劳务输出。几年来，全区已集中组织劳务输出1.2万人。
二是大力发展城镇经济。通过招商引资，建大企业、上大项目，采取积极鼓励、放手发展和政策扶持等措施，引导个体私营经济由单一流通型向多元型经济发展，城镇经济快速发展，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明显增强。几年来，全区共引进亿元以上项目25项，千万元以上89项，新上改扩建项目241项，娃哈哈、小肥羊等13家国内知名企业落户临河，截止20年末，全区拥有各类工商企业和个体私营业户1.5万户，吸纳农村劳动力1.6万人。
三是加快城镇建设。通过配套中心集镇水、电、路、通讯的基础设施，大力实施新区建设和旧城改造，完善和提升城市功能，城镇的集聚功能明显增强。目前，全区有1.1万名农民从土地中分离出来，进入城镇务工经商，兴办实业。
四是开发劳动密集型产业。依托本地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地培育一村一业、一乡一业，通过资源的深度开发，吸纳农村劳动力。几年来，全区已培育成畜牧养殖、肉羊育肥、水产养殖、蔬菜生产加工、粮食加工等各类专业村组110多个，从事专业生产的农民1.7万人。临河新华镇新丰村615户有520户搞韭菜种植，从业人员1300多人，20xx年全村韭菜总收入达3400万元，人均收入达12400元。
四、强化管理引导，形成服务体系。一是加强信息服务。引导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一方面加强区劳动力市场建设，与区外苏州华硕、广东东莞光鼎、苏州精华、苏州飞利浦、呼市汉鼎5家劳动力转移基地常年进行用工信息沟通和联系，与本地维信、春雪等100多家企业建立了企业用工信息库，为本地和外出务工人员提供用工信息、政策咨询、求职登记等一条龙免费服务；另一方面发挥驻外办事处的作用，广泛收集用工信息。20xx年以来，共收集用工信息1.2万条，近5万个工作岗位。二是强化技能培训。我区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相对偏低，农村劳动力中初中及以下文化水平的占88.2%，且普遍缺少一技之长，制约了劳务经济的发展。针对这种情况，区委、政府将临河一职中(国家级重点职业中专)和农广校确定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基地，发挥职业学校的教学优势，大力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临河一职根据市场对人才的需要及新形势下企业对劳动力的需要，通过创新“三技六能”人才培养模式，使学生掌握了创新思维方法，拥有了创造开发技能，获取了创业实践本领，满足企业的需要，又为农村劳动力顺利转移就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们与春雪集团联合举办的纺织培训，理论课由一职讲解，实践课到春雪集团，由企业技术人员进行现场讲解。使培训农民既提前得到了岗位锻炼，又提前认识了企业，熟悉了环境。目前，我区培训专业有计算机、汽驾、机修、烹饪、美容美发、家政服务等15个。截止20xx年底，共培训劳动力2150人，其中，为广东东莞、苏州等地开展“订单”培训输出劳动力500多人。同时，各镇结合实际，采取集中办班、以会代培、印发资料、咨询服务、召开现场招聘会等形式，组织开展了以转变观念为主要内容的引导性培训，参培人数达到1.2万人次。全区初步形成先培训、后输出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在抓好培训的同时，我们采取多种渠道，筹集资金，严格项目资金管理，使“阳光工程”培训和扶贫培训经费全部用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为我区劳务经济发展提供了资金保证。三是组织有序流动。近年来，我们充分发挥政府在劳务输出上诚信度高、组织力强、行政推动、建立劳务协作关系、维护合法权益等方面的优势，积极稳妥地组织开展有序输出工作，采取补贴职介费，代买火车票、宣传劳务输出政策和劳动就业法规、发布用工信息等形式，为外出务工人员提供广泛服务。每年春节前，组织返乡过节的务工人员召开座谈会，交流思想，沟通信息，增进感情。春节后，组织召开外出务工人员欢送会，为外出务工人员佩带红花，让他们真正体会到区委、政府的关心和支持，增强外出务工人员的信心。四是加强输出后的跟踪回访，保障外出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我们先后在外出务工人员相对集中的北京、天津、苏州、广东、西安、xx市等城市设立了劳务输出办事处等专门服务机构，负责考察用人单位，收集用工信息，安置外出就业人员。驻外办事处与当地企业不仅建立了稳固的劳动力供求关系，还为外出务工人员提供了各种维权服务。20xx年以来，先后为打工人员提供各类咨询服务1.2万人(次)，调解劳资纠纷27起，为务工人员追回工资2万元。
五、规范工作程序，优化工作模式。在劳务输出工作中，我们注重对劳务输出规律的探索，经过几年的实践，基本形成了“一考二训三输出”的工作程序。“一考”，即考察用工企业。在选择用工企业时，先组织人员到输入地有关部门和企业考察，经考察合格后再组织输出；“二训”即：严格进行输出前培训。用工企业考察合格后，根据用人单位的要求，依托培训基地对外出务工人员进行引导性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提高输出的质量；“三输出”即加强输出管理。在输送人员过程中，始终把人员的安全放在首位，每一次输出都派专人全程护送。
为提高劳务输出的组织化，确保输出人员留得住，我们初步形成三种劳务输出工作模式。一是能人带动模式。以亲情、乡情为红线，发挥能人带动作用，做到输出一人，致富一家，带动一片。二是干部带动模式。由镇干部领头带队，组织农民外出承包工程。三是基地输出模式。在培训基地培训后，集中安置在劳务输出基地。
xx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在实际工作中也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
有的农民思想观念陈旧保守，缺乏敢闯敢干精神，“小富即安”思想严重，不愿外出务工；有的用工单位工资水平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农民有后顾之忧；培训基地的专业设置与农民意愿不相符；参训农民选择专业存在盲目性，一哄而上，造成个别专业过热，有的专业过冷；资金补助不充足，难以开展时间较长，技术密集型的培训专业等等，都需要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认真加以解决。
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要按照国家和自治区的要求，围绕统筹城乡发展，推进“三化”和新农村建设进程，继续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力度，大力发展城乡经济，完善配套政策措施，促进农村土地规模化和集约化经营，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一是继续加大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宣传力度，引导农民转变思想观念，吸引、鼓励更多的农民自觉自愿主动的参与到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上来，形成良好的工作氛围。
二是进一步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力度。整合培训资源，加大培训投入，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数量与质量，实现劳动力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转移就业人员由体力型向技能型转变，增强农村劳动力的市场就业竞争力。
三是进一步推进“三化”进程。围绕构建“一市三区”和新农村建设，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增强产业和人口集聚功能，提升城市带动能力。大力实施工业立区战略，加快培育壮大五大主导产业，提升产业层次，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提高工业整体水平和效益，为转移农村劳动力提供产业支撑。推进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培育壮大以农副产品加工为主的龙头企业，完善农业产业化经营链条，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调查报告篇十
近年来，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出现大量剩余，并不断向非农产业转移。为了解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产和地方经济社会的影响，本人走访了两个村，并选择了100户有劳动力转移的农户进行了调查，调查发现：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对农民增收和地方经济的促进作用明显，但对农业生产也造成一些负面影响，且社会问题较为突出，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某某镇是一个典型的农业镇，截至20xx年末，全镇耕地面积2938公顷，占全镇总面积的30.2%；农业人口5.8万人。从调查的结果来看，农村劳动力转移呈现如下六大特点：
一是从转移人数看，总数较为稳定。20xx年至20xx年，某某镇分别转移农村劳动力1.7万人、1.81万人、1.80万人、1.73万人和1.75万人，分别占当年农村劳动力总数的47.3%、48.1%、48%、47.5%和47.8%，从总量和占比来看，变化都不大。临时性外出务工人员减少，长期外出务工人员增加，劳动力转移队伍相对较为稳定。从100户的调查结果看，20xx年转移的203名劳动力中，常年在外务工（一年以上）的占99%，临时性在外务工的仅5人。
二是从转移渠道看，无序外出偏多。近几年来，政府实施农民职业技能培训“阳光工程”，旨在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力度，但受各方面条件制约，不能充分满足庞大的劳动力输出需求，农村劳动力转移仍以亲友帮带和自闯为主，有组织的外出务工比例不高。20xx年，全镇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中，通过劳务机构介绍的仅占11.6%，亲友帮带的占42.2%，自闯的占41.8%，其他形式的占4.4%。
三是从产业分布看，以二、三产业为主。经统计，20xx年，全镇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中进入一、二、三产业的分别占0.9%、56.1%和43.0%。
四是从转移流向看，以东部沿海为主。20xx年，某某镇转移的1.75万农村劳动力中，省内、省外和境外的比例分别为21.3%、78.6和0.1%，到广东、江苏、浙江、上海等东部沿海城市占76.9%，到西部和其他地区仅占1.7%。东部沿海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形成了对劳动力的强大需求，西部开发大战略的实施也对内陆劳动力转移提供了机会，从发展趋势看，东部沿海和西部地区仍将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集中地。
六是从文化程度看，以初高中为主。20xx年，某某镇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中，小学以下文化、初中、高中、大专以上文化的分别占13.1%、70.5%、15.6%和0.8%。入户调查的203名农村转移劳动力中，初中、高中文化程度的比例分别为48.7%、38.8%。
（一）正面影响：
1、转移就业，带动了农民收入增加。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和非农产业的转移，不仅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再就业问题，也带动了农民收入的快速增加。一方面，劳务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据统计，近5年来，某某镇每年外出务工农民工的劳务收入总额均在2.5亿元以上。据对100户样本家庭的调查，20xx年外出务工人员人均年收入14127元，是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3倍以上。另一方面，增加了留守农民的生产收入。由于农村人多地少，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的进步，国家惠农政策出台后农业生产效益的提高，外出务工人员闲臵的土地一般都会被留守农民耕种。调查的100户样本家庭中有36户对耕地采取“转包给他人”的方式进行耕种。
2、返乡创业，推动了地方经济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既是一种谋生手段，也是一个财富积累和技术学习的过程，部分外出务工者在打下一定的经济基础和拥有一定管理或技术水平后，尝试回乡自主创业。据镇劳动保障部门统计，截至20xx年末，全镇返乡创业成功的有86人，兴办企业37家，解决了1900人的就业问题，也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如某某镇化工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赵某，九十年代初到深圳打工，20xx年返乡创业，利用自己在打工期间学习的技术和管理知识，投资300万元成立化工有限公司，20xx年该公司实现销售收入1400万元，上缴税金42万元。由于产品科技含量高、污染少、效益好，得到镇委、镇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20xx年公司再投资200万元建设二期生产线，计划在5年内实现产值过5千万，上缴税金上150万元的目标。
3、开阔视野，促进了农民观念转变。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一般都流向沿海经济发达城市，农民工在打工创业的同时，也开阔了自己的视野，增长了见识，思想观念也得到一定的转变。据调查中一位村支书反映，以前基层选举很多村民都不愿参加，即使参加也是随便投票，现在换届选举时有很多外出打工的村民都特意赶回来参与投票，农民参与民主管理的积极性大为提高。此外，在维权意识、经济效益观念、社会责任和环保意识等方面，现在的农民相比过去都明显增强。思想观念的积极转变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与和谐社会的建设都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负面影响：
1、造成土地实际利用率下降。从总体上看，农村劳动力转移后耕地面积并未明显减少，但农村土地的实际利用率有所下降。一方面，部分面积小、位臵偏、灌溉不便的劣质田被荒芜，荒芜比例低的村有1%，高的达4%，被抛荒的主要是不便耕种的劣质田。另一方面，粗放式经营使部分耕地实际上处于半荒芜状态。由于外出务工家庭的耕地大部分由家中留守的老人耕种，而部分家中留守老人体力不足、文化程度相对较低，导致农业生产先进技术应用不广，粮食单产水平得不到提高，并且多为单季播种，耕地处于一种实际上的半荒芜状态。据对100户样本家庭调查显示，61%的耕地由家中留守人员耕种，双季稻的播种比例在75%左右。
2、延缓农业产业结构升级。由于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和文化水平稍高者大部分外出务工，懂经营会生产的农业高素质人才相对缺乏，大部分留守农民只从事简单的农业生产，特色农业和优势产业不能形成，农产品科技含量得不到提高，产业结构升级不快。据统计，近两年来某某镇农民粮食收入占农产品收入的比例均在65%左右，与该镇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转移不无关系。
3、制约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基础设施老化是一个影响农业生产的关键性因素，特别是水库、塘坝和灌溉沟渠损毁严重，灌溉功能受到很大影响。近几年来国家加强社会。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调查报告篇十一
90年代的中国劳动力就业遇到了新的挑战：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推进带来大量职业下岗，这一过程又伴随着城市化加速的必然趋势——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尤其是中国新增经济活动人口压力一直居高不下，使得世纪之交的中国面临严重的就业“冲击波”（图一）。
在城市失业大量发生的情形下反而发生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并且产生向城市的持久移民倾向，这是一个与刘易斯著名的二元就业模型(lewis,1954)相违背的问题。因为该模型认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有关生产和组织的各种不对称性，当劳动力在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制造业部门之间流动时，由于传统部门不按照边际产品原则定价，因此保留着几乎可以“无限供给”的边际产出为零的劳动力，而现代部门追逐利润最大化，因此两部门的边际产出并不相等。在刘易斯看来，经济发展就是现代部门通过资本积累而扩张，直到将传统部门“剩余劳动”蓄水池全部吸干。这就是说，传统部门存在着大量劳动剩余，而现代部门里不存在。
这一问题在哈里斯—托达罗模型（harris-todaromodel,1970）中可以找到答案。他们指出，只要城市的预期工资高于一个有保证的农村工资，农村劳动力就会在城市失业已经存在的条件下继续向城市流入。这里，城市工资有政府法令规定而高于市场均衡工资时，预期工资就可能对农村移民有刺激力。
门劳动边际产出相等，均衡工资就是wc。在均衡工资条件下，总劳动力中的ol部分配置给农村，lo’配置给城市，全社会没有剩余劳动。但是，如果城市标准工资(wu)定的高于均衡工资水平，即wuwc，城市就业就会减少，城市出现公开或隐蔽的失业（ll）；但此时城市期望工资（w），即标准工资与城市就业概率的乘积，仍然高于农村均衡工资，因此农村就业量还仍然按照xx’曲线向城市流动，形成农村劳动力供给价格提高，农村就业减少，而城市公开或隐蔽的失业进一步增加，从ll增加到ll。
以上模型假定农村劳动力可以自由向城市部门流动。但是如果存在着禁锢流动的制度性障碍，情形又会不同。在部门间劳动流动被隔绝的条件下，城乡之间可能持久保持工资水平的显著差异而没有发生相应的劳动力流动。“两元模型”无从分析这样的情形，因为“两元”之间的隔绝，使得每个部门都近乎孤立地决定其内部劳动力的供求和定价。这正是改革前中国的情况。正如我们将在后文中看到的，只有当城乡隔绝的体制松动后，哈里斯—托罗达模型才可能重新作为一种有用分析工具。
显然，在国有企业职工大量下岗和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的这一双向进程中，关键因素是城乡的工资差别，不同性质的劳动力对于城市期望工资的预期差异对于中国的劳动力流动、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和就业形势发挥着重要作用。以下我们将会通过进一步的分析来详细阐述这一问题。
1、城镇下岗与失业1992年以来，中国的城镇登记失业率稳步上升，自1996年达到3.0%时，1997、1998年两年保持在3.1%的水平上。但是中国的新增经济活动人口和新增从业人员始终分别在1.3%左右和1.2%左右的水平上保持着。
如果把下岗职工考虑在内，中国1997年的城镇失业率将达到9.36%，就业压力将会更为突出（孟庆红等，1999）。1992年中国的城镇失业人中、下岗人数分别为420万人和300万人，而到1997年，这两个数字分别变为620万人和1435万人（其中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为929万）（胡鞍钢，1999a）；1998年进一步变为892万人和571万人（陈淮，1999b）。显然，中国的城镇的失业问题越来越多地通过职工下岗这一种形式表现出来。据原劳动部的一项调查分析，至1999年6月底，下岗职工占全部职工的比例为11.2%，而全国下岗职工总人数为711万人（原劳动部培训就业司，1999）。而杨宜勇估计，1999年全国下岗未就业人口为600万人，登记失业人口为620万人，企业新下岗300万人，城镇新增劳动力274万人，机构改革预计分流300万人，农转非估计有300万人，绝对数总计达到2394万人，比1998年多出460万人，即1999年就业压力将比1998年增加23.7%（刘诗白，1999）。而且，杨宜勇等人估计表明，在1999到20xx年三年间，中国劳动力总供给中，农转非的人口约为1000万人，其中需要就业的劳动力600万人；城镇国有企业富余人员新下岗850万人，扣除当年再就业的70%，将会有255万人等待就业；机关事业单位分流82万人，1998年年底结转国有企业再就业服务中心托管的下岗职工614万人，这样仅仅因为劳动力总量的调整就将会为城镇增加1551万人的就业压力（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1999）。
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市场竞争的加剧使得国有企业必须通过市场化改革走出困境，减员增效势在必行；另一方面，经济增长率的放慢意味着经济对就业的吸收作用减小；但是人口增长的惯性使得新增就业人员继续以较快的速度增加，这样整个经济面临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就业岗位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因此，那些本就因为自身技能较差而被调整下来的下岗职工重新就业的可能性变得更为渺茫。由于城镇职工的下岗具有周期性和结构性的双重特征，经济疲软和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对就业构成的压力交织在一起，从而使得国有企业的就业压力更为严重。
这一下岗趋势是对于长期以来国有企业效率过低局面的一种纠正。在中央根据计划指令来配置经济资源，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并且因此形成由国家行政等级组织垄断工业和商业，管制农业和实行城乡隔绝的经济体制。在这一体制下，国有企业由于管理公有制僵化，缺乏自主权，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受到扼制，导致企业无力实施有效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结果是企业的效率始终在低水平上徘徊甚至亏损；企业的剩余也被政府以利税的形式拿走，作为补偿，职工获得了“城里人”身份：较低的工资水平（但是这一工资水平相对于农村的工资水平还是很高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安排。这相当于一种“借旧债还新债”的制度安排，即运用当期企业的利税来支付对国有企业职工的历史负债，但是随着这一负债水平的提高和当期企业效益的下降，这样的制度安排无法继续维持下去。职工的下岗就在所难免。由于整个经济发展前景暗淡导致劳动岗位供给不足、下岗职工自身竞争力差、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等因素，下岗职工再就业的难度很大。于是，各地政府费尽心机寻找再就业门路，甚至是关闭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徙的通道。这样一方面使得最具有竞争力的那一部分劳动力找到工作的概率在大减少，从而阻碍了城乡开通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另一方面，这些举措混淆了周期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的界限，造成了城市中“有人没活干、有活没人干”的局面，同时使得城市中大量使用外来劳动力的那部分经济竞争力大大下降，这样进一步加剧了就业压力。如果在面临城市就业压力时，政府开始选择退却，那么城市就业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将丧失殆尽。
2、农村的劳动力转移城市就业压力剧增这一进程不可避免地与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大趋势相互冲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就业通过三个途径得到缓解：第一，农业内有效利用劳动力资源的机会增加了；第二，农村的非农就业，尤其是乡镇企业的吸收；第三，城市的吸收，即农村劳动力加速向城镇制造业、商业和服务业转移。据作者参加的劳动部一项研究的结果估计，16年间（1978-1992）农业内部有效利用劳动力的机会共增加了约50%，农村非农就业提供了近1亿个新的岗位，另外约有3000万农民工转移到县城以上的城市就业。另外，据范芹估计，截至1997年，中国的乡镇企业已安排的就业人数占全部农业劳动力总数的25%，1.9万多个小城镇累计吸收农村劳动力3000多万，约占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总量的30%（范芹，1997；转自邓大松等1999成都）。
但是，当前乡镇企业由于中国经济状况不佳、融资需要远远不能得到满足、乡企自身面临制度创新等原因，发展速度显著放慢，其对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吸收能力也随之减少。1991年以来中国第一产业中的劳动力一直呈现绝对下降的趋势，也即将会有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寻找新的出路，乡镇企业无法满足其要求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迁徙就成为其主要出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动力主要在于城乡工资差别，如果城市就业的期望工资（城市工资水平乘以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高于农村的工资水平，农民就会流向城市。显然，随着乡镇企业界的不景气，农村劳动力在农村就业的工资水平大大下降，这无疑加大了城乡工资差别，使得劳动力更有激励流向城市就业。如果城市改革止步不前，城市工资水平仍然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农民工的流动带给城市的就业压力就会更大。
而政府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是“关门”政策，即城市由于下岗压力对农村劳动力关闭了大门。但是，这只是部分影响到农村劳动力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城市工资水平难以下调，而农村的工资水平则随着乡镇企业停滞而大幅下降，这样就意味着农民在劳动力市场上具有压倒性的竞争优势。因此，政府“关门”政策的结果是农民工“清而不退”，这一巨大的劳动力人口的一部分通过重新回到土地上转变成为隐性失业堵塞，大部分则通过采取种种规避措施在城市的灰色劳动力市场上找到就业机会；而且，一旦农民工在某一地区工作一段时间后，他们可能就会习惯于城市的生活，即便暂时失业，也不愿意返回农村。在1995、1996和1997年三年中，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数字达到2400万、2500万和3000万（陈淮，1999）。这一压力在中西部的一些人口大省，如四川、湖南，反映的更为明显；很难想像这些跳出“龙门”的农村劳动力因为城市的大门紧锁而全部返回农村。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迁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如何协调这一人口转移压力在城镇就业压力日渐严重的今天更凸现其重要性。
3、新增劳动力压力中国的就业压力不仅反映在劳动力存量的变化上，而且来自于新增劳动力的数量。在h-t模型中，如果劳动力的边际产出水平没有较大的改进，而劳动力总量却发生了较大的增加，这就意味着农村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和城市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相等的那一点所决定的就业水平没有大的增加，最后的结果是总失业水平面的上升。
因此，把中国所面临的就业压力放到中国总的人口增加框架下，我们对于中国窘迫的就业状况将会有更好理解。由图三可知，中国总人口增量在1982年达到了一个高峰，1986-1990年达到了另一个高峰，其中在1987年达到峰值；而中国新增城市人口则分别在1981年有一个大的增量，1984年达到高峰；新增农村人口在1982年就已经达到一个高峰，1984年后更是一直持续增加到1991年。如果以16岁作为劳动力开始要求参加工作的年龄，那么中国的就业压力在1998年达到了第一个高峰，在20xx年再度加大，20xx年达到高峰，并且一直持续到20xx年左右。而城市就业压力将在1997年达到第一个高峰，20xx年左右达到另一个高峰；如果考虑到农村劳动力自20xx年以后持续增加的压力，中国的就业状况将会更为严峻。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调查报告篇十二
提高农民素质，发展农村劳务经济，是增加农民收入，推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条有效途径。经过调研，现就建立和完善农村劳动力转移基层体制机制报告如下。
培训、转移就业和服务管理三大重点，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对6765名农民实施了职业技能中期和短期培训，将1939名新增劳动力纳入中等职业教育。自实施“阳光工程”以来，全区共对2.6万农民工实施了技能培训，占已转移总数的22%，其中获得职业资格证书的1.36万人，占培训人数的52%。
（二）劳务经济实现较快增长。全区实现劳动力转移11.92万人，比上年增加2.8%，劳务总收入5.6亿元，比上年增加7.7%，农民工人均劳务收入4698元，比上年增加216元，农民人均劳务收入1294元，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45.8%，劳务收入已成为我区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
（三）基地建设取得成效。由区劳务办牵头，先后多次组织有关部门到市外考察劳务市场，走访用工单位，洽谈劳务协作，多层次、多渠道、多工种开展劳务合作，建立了上海、深圳（中山）、浙江、陕西、新疆、厦门等劳务输出基地，吸纳了籍农民工5.8万余人。
（四）农民工返乡创业发展较快。全区农民工返乡创业2620人，其中：从事生猪养殖1230人，个体经营1052人，从事蔬菜、中药材、茶叶、水产等种养殖338人。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需引起各级各部门的高度重视。
（一）管理体制分散、综合效能难以体现。目前，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管理体制和培训经费分散，转移工作农业局、劳动局和社会保障局都在管，而农业、劳动、扶贫、教育等部门都有培训资金，都出台了管理办法，而培训的对象都是农村富余劳动力。这种条块分割、经费分散、多头管理在客观上影响了培训质量和有序转移综合效能的提高。
（二）培训资源难以满足农民工培训的需要。一是培训学校小而弱，目前除职教中心能够承担中职长期培训外，其他学校仅能承担中、短期培训。二是培训学校专业设置、调整跟不上市场变化的需求。由于在农民求学盲目性和学校条件差的影响下，竞争激烈、就业困难的计算机专业成为农民工技能培训学校和农民工选择专业的首选，而市场需求大且容易就业的专业却因办学设备和农民择业意识的影响而不能形成规模。三是市场需求技术水平高的专业，区内难以开展技能培训。四是培训经费投入不足，不能满足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培训的需求。除了已培训的2.6万名农民外，还有12.9万名需要转移的富余劳动力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95%，而每年还有4000多新增劳动力不断涌现。
（三）供求双方信息不对称，盲目外出务工队伍较庞大。由于受地处边远山区、居住分散等各方面条件的制约，用工信息收集渠道少，发布信息难以延伸到农村及村民，致使部分农民想外出又因缺少信息而举棋难定，即使外出务工也难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
（四）转移渠道单一，组织有序劳务输出面临较大困难。目前富余劳动力有序转移主要依靠培训机构和劳动力市场，有序输出比重较小，没有形成市场主体，中介培育力度不大，难以形成市场品牌效应。尽管每年有关部门都要联合举办1-2次企业用工招聘会，但成功率并不很高，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农民工对有序劳务输出的用工单位缺乏了解和信任，他们仍选择“亲带戚、邻带里、师带徒、父带子”等自发转移方式。二是输出后的工资收入与农民自身的期望值存在差距，收入较低的工作不愿做，工资高的工种自身技能又达不到岗位要求，造成了部分农民不愿意远离家乡而外出务工的局面。
（五）服务管理跟不上快速发展的劳动力转移的需要。一是在对外出农民工的服务管理方式上，还不能满足外出务工农民的需要。全区外出务工农民人数多，分布较广，服务管理难度大，农民工在外的医疗、子女入学等诸多问题没有形成系统的解决办法。二是维权工作步履艰难。一些用人单位不依法与农民工鉴定劳动合同，拖欠农民工工资，不缴社保费，不支付或不足额支付农民工加班工资的现象仍较突出。三是返乡创业上还不能满足农民工创业的要求。全区除发展生猪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外，在其他领域创业缺乏具体的扶持措施，还没有形成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良好氛围。
目前当地无大、中型企业带动，富余劳动力就地务工较难。
流转出去后外出务工，但无流转接受对象。三是部分农民想把土地流转出去又存在害怕收不回来的担忧，不愿流转。四是部分农民两头兼顾，农闲外出务工，农忙回家种地，往返奔波于家庭和务工之间，形成了务工连续性差，岗位不稳定，流动性大，务工收入不高的特点。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级各部门密切配合，改革培训方式，培育市场主体，开辟劳务基地，打造劳务名牌，拓展服务内容，创新工作方式，促进城乡统筹。
（一）理顺管理体制，统筹城乡就业。为了更好地体现人力、物力、财力的综合效能。根据市编委渝编（）31号文件精神和市劳务办职能已划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实际情况，尽快将现由区农业局负责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工作移交给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有利于上下工作衔接，提高办事效率。具体工作由就业局承担。以便建立劳动力资源调查、信息收集发布、组织培训、技能鉴定、基地建设、转移输出、社会保障、执法监督、争议仲裁一条龙的服务管理体系。
（二）摸清情况，建立农村劳动力资源调查机制。以区就业局为龙头，乡（镇）社会保障服务所（农业服务中心）为中心，村（居）委为基础，建立纵向到村、横向到培训机构、用人单位的劳动力资源调查体系，准确掌握全区劳动力总量、已培训和转移的人员数量、本人愿意转移而没有转移的人员及这些人员的技能情况、培训状况，每年调查1-2次，逐步推行“一户一卡、一村一档”的档案体制，实现由目前的无序静态管理向科学动态管理转变。
中期培训由教委、劳动局共同负责，以劳动局为主；
同时要把《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纳入培训内容。四是在培训质量上，要以市场用工需求设置培训科目，做到“数量”与“质量”并重，以成功输出和稳定就业为考评培训机构的主要内容。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培训资金的审计监督，确保政府投入资金的安全有效使用。
（四）建立收集渠道广泛、发布迅速的企业用工信息服务机制。加强信息沟通是确保富余劳动力有序输出的重要因素之一，区就业局除与市劳动力市场信息联网外，还应在劳务输出基地和劳务输出人员较为集中地方的人员中聘请信息员，广泛收集和反馈各种劳务用工信息。各村（居）明确1—2名信息联络员，形成市、区、乡（镇）、村、社五级劳务信息网络体系，为“订单培训”提供信息支撑，为富余劳动力有序输出提供信息保障。
（五）拓展劳务基地，培育劳务中介，建立多渠道劳务输出机制。一是在巩固现有劳务基地的基础上，加强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大、中型企业联络对接，开发建立技能型成规模的劳务定向输出基地，拓展基地规模。二是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建立劳务公司，外来用工单位招收农民工，由劳务公司统一规范劳动合同，实施全程跟踪服务。三是培育经纪人队伍，充分发挥能人的带动作用。四是充分发挥劳动力市场的作用，为农民的转移搭建好服务平台。逐步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从自由型向组织型，分散型向规模型，季节型向常年型，流动型向稳定型转变。
二是企业要实事求是的建立劳动用工台帐；
四是继续实行劳动合同签证制度，以确保劳动合同的合法性；
五是劳动部门要加大执法监督力度，变被动执法为主动执法。
（七）制定鼓励政策，优化投资环境，加强引导性培训，建立扩大就地转移规模的激励机制。一是通过引导性培训，转变输出观念，同时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快当地经济发展步伐，逐步引导农民工就地转移当产业工人。二是通过创业培训，增强农民工的创业意识，引导农民工自主创业。三是通过围绕农村土地资源招商引资，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引导农民自愿将土地流转出来，实现由农民向产业工人的转变。四是通过政策鼓励和宽松的环境吸引，引导一批有实力、懂技术、善管理的农民工返乡创业并实行奖励，实现由“走出去”到“引回来”的转变。
基地建设成效显著；
一次性转移50人以上的单位或个人给予一定的奖励。四是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工作，列入区委、区政府对各乡镇年度工作目标任务考核，实现富余劳动力转移工作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统筹协调发展。
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发展劳务经济，既是当前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也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客观要求，同时还是实现城镇化战略目标的必经之路。各级各部门应紧紧围绕“打造劳务品牌，创新服务机制，发展劳务经济，增加农民收入”这一主题，坚持“政府推动、市场运作、部门服务、农民受益”的原则，加强领导增添措施，推动劳务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调查报告篇十三
我县现有农业人口76.38万人，农村劳动力48.2万人，转移到非农产业26.1万人，输出到县外13.8万人。主要的外出务工地区为长江三角和珠江三角地区，占总劳务输出人数的77%。据本次在全县范围内对外出务工返乡的调查结果，截止09年1月底，我县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共返乡36156人，其中因此次金融危机导致裁员返乡13190人，占全县劳务输出总人数的9.6%。可以看出，金融危机已经影响我县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随着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返乡农民工的数量仍将有扩大的趋势。
我们针对当前面临宏观经济影响就业的新形势，出现的新问题，一方面加强调查研究，密切关注形势发展;一方面积极寻求对策，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
(一)成立组织机构，落实工作责任。
为切实做好稳定就业工作，我们成立了xxxxx县返乡民工就业工作应急领导小组，主要负责掌握我县农民工返乡动态情况、人力资源供需变动情况，制订应急措施，帮助返乡民工渡过难关，稳定就业局势。
(二)建立报告制度，实行动态监控。
为加强对劳动力转移的动态管理，我们建立了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返乡的长期监测制度。通过镇劳动保障事务所和村劳动保障服务站对本辖区的返乡民工随时进行摸底、登记，定期上报。随时掌握全县的农民工返乡状况。对一次性返乡超过100人、一天内返乡超过1000人的，立即启动应急机制，第一时间将相关情况上报县政府和市劳动保障局。
(三)主动搜集本地企业的用工岗位。
(四)全面实施特别职业培训计划。
一是对返乡民工和本地企业失业人员开展基本素质的培训。以乡镇、街道为单位，聘请教师、发放教材，对现阶段企业经营困难而被裁减的人员进行心理疏导，讲解择业知识和必备的务工常识、法律法规。二是以创业培训为重点，努力形成以创业带动就业的格局。加强对返乡农民工的创业培训,应该把金融风暴引发的民工返乡的不利影响看成是培训人员、提升素质的有利契机，变不利为有利，变被动为主动，主动出击。从营造创业培训氛围、保证创业培训质量、强化创业培训服务三方面入手，努力提高创业者的创业水平和创业成功率。通过培训返乡民工促进就业升级。
(五)搭建创业孵化园，引导创业，促进返乡民工就近就地再就业。
为提高创业者的成功率，我们采取先易后难的办法，优先选择手中有一定资金或门路的失业人员作为突破口，在经济条件相对好的镇建立农民创业园。在园内设立办公室，成立劳动服务站，在税费征收、小额贷款、社会保险补贴、经营场地、工商管理等方面给创业者提供更多的方便，降低创业门槛，减少创业成本和风险，优化创业环境，简化创业手续，搭建创业促进就业平台，努力提高创业成功率，实现一人创业带动一片就业，形成以就业促进产业发展的良好互动格局。柳新镇机械加工创业园、马坡镇玻璃制品创业园和黄集镇家禽孵化、养殖创业园已经初具规模，共吸引39家企业进入，带动就业20xx余人。
通过多方努力，全县因受金融危机冲击返乡的农民工目前大部分已经实现了重新就业，我们将进一步强化措施，狠抓落实，力争返乡农民工再就业率达到95%以上，实现保就业、保增收、保稳定的目标。
1、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应对金融危机对我县带来的冲击，率先达小康、建设新xxxxx，关键在农村，关键在于增加农民收入，为此，建议县委、县政府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政策扶持力度，增加财政资金投入，强化农民技能培训，提高农民的就业能力和就业水平。
3、建议县委、县政府进一步降低小额担保贷款发放门槛，简化手续，加大资金投入，切实帮助民营中小企业做大做强。
4、建议县委、县政府加大培训资金投入，特别是加大创业培训的资金投入，对有创业愿望的人进行技能培训，加强政策扶持，使更多的人成为成功的创业者，并带动更多的人就业，增加收入，拉动内需。
5、建议县委、县政府加大对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补助力度，使农民能够得到更多的实惠。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调查报告篇十四
城市资源，以形成城乡良性互动的大好局面，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另一方面，我们在调整城市产业结构以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异地转移的同时，我们还要鼓励农民进城创业，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以推动就业。
“三农”问题就是对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的总称。具体的讲，就是农业的增长与发展；农民现实的收入及其增长、未来的生活、职业等变化及由此带来的问题；农村发展，包括农村经济及社会的发展。农业、农村与农民三者之间的联系是紧密相连而难以分隔的。其中，农民从事生产活动，创造价值，增加收入，改善居住地的生存环境条件，建设新型的农村；农民将所得收入用于增加农业投入，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可见，在这三者关系中，农民是具有主动性的一方，而农业是农民获取收入的源泉和进行劳动创造收入的对象之一，农村则是在农民通过劳动创造收入后进行改造、改变的对象。因此，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近年来，随着农副产品价格的普遍下降，农民负担日益加重，中国农民、农村和农业的困境越来越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话题。
“三农”问题的症结在于农业人口过剩，农民就业不足。据李子奈（2002年）对农业就业结构偏离度的测算，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中大约有1．4亿人为农村剩余劳动力。随着我国农业生产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比重的进一步下降，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需要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还将增加。庞大的农业人口与有限的农业资源的尖锐矛盾，成为我国“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
1．农业人口过多至使农业低效率。威廉·阿瑟·刘易斯（w·a·lewis）认为，由于传统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比较多，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劳动生产率很低，其边际劳动生产率接近于零甚至是负数，农民的报酬极低。按照他的逻辑，在剩余劳动力未输送完毕之前，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很难提高，农民的收入将始终处于停滞状态。
2．农业人口过多导致农民贫困。农业人口过多从两方面直接影响农民的收入：一是有限的农业收入由庞大的农业人口分摊，导致人均收入水平低下；二是有限的农业资源由庞大的农业人口分摊，造成农民就业不足。农民收入水平低，又会通过两个途径形成农民贫困的恶性循环：收入水平低人力资本投资不足农民谋生能力低收入水平低；收入水平低扩大再生产投资不足收入水平低。
3．农业人口过多影响农村稳定。农业人口过多通过两个方面因素影响农村稳定：一是农民是农村不稳的经济根源。当前农村77．5％的农民收入处于负增长，这是农村出现不稳定因素的经济原因。二是农民组织化程度低，自我保护能力弱，农民利益得不到充分保障。农业人口过多，且经营分散，使农民通过适当的形式组织起来形成利益集团的成本过高，至使农民组织化程度低，造成农民自我保护能力弱。
总之，农业人口过多形成农业、农民与农村问题的恶性循环。农业人口过多既直接作用于农业、农民和农村，又通过三者间的相互影响和制约形成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的恶性循环。因此，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只能是减少农业人口的数量，转移农村过剩的劳动力，降低农村自然资源的负载率，使农村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配比逐步趋于合理，增加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人均资源空间。
小城镇战略是就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方法之一，即“离土不离乡”的转移策略。20多年来农村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已使1亿多农民从土地上转移出来，另外，城市和沿海工业加工区也吸纳了1亿多农村剩余劳动力。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农村中劳动力与土地、农民增产与增收之间的矛盾。但也要看到，这种通常不伴随身份转变的转移方式有很大局限性，它使许多已从土地中转移出来的农民不能专营工商业和服务业，许多人仍是游历在农业与非农产业之间的两栖职业者。已转移的农民仍然把农村视为自己的家，保留在农村中占有的资源，就成为在这种制度安排下理性选择。这既使农业日益成为“业余产业”、“副业”，也不利于土地资源的规模利用。因此，现在实施城镇化战略必须着眼于农业产业布局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农业为基础大力发展农村的非农产业，通过农村的工业化来形成和培育城镇化的基础，这才是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的特色所在。
1．大力发展农村工业化。
当前，我国乡镇企业已全面进入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在城市工业之外构建了“第二工业体系”，是就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途径之一。截止2001年低，乡镇企业从业人员达到1．33亿人，占全国农村劳动力的26．8％，大大缓解了人多地少的矛盾。乡镇企业支付职工的工资总额已达8200亿元，农民人均从乡镇企业获得的工资性收入为850元，占全国农民人均收入的34．4％；同时，乡镇企业的集聚会带动农民集聚，进而劳动服务业和市场的兴起，既促进了小城镇的建设，又培植了小城镇的产业基础，并成为乡镇企业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城镇化建设的经济支撑。
2．加快农业产业化步伐。
具有官方方面估计，农业的充分发展，农业结构的优化，可吸纳近一半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程度不高，农业产业链短，附加值低。目前，发达国家对农产品的加工约占总量的80％，我国只占10－20％。发达国家食品工业产值相当于农业产值的2－3倍，我国还不到1／3。发达国家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的产值比例为2：1：7，我国正好相反，是7：1：2。可以看出我国农产品加工转化增值的空间很广阔，潜力很大。只要认真抓好农产品的加工与转化增值，农业效益的增长大有希望。
3．鼓励民工回乡创业。
大中城市作为一个开放系统，更容易给农民带来现代观念。美国著名经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阿瑟·刘易斯指出：“市民素质的提高既有利于其自身的转移，成为与时俱进的现代工人和现代商人，又能为农业实现现代化培养一代现代农民。”农民外出打工，不仅增加了现金收入，提高了农民的劳动生产率，更重要的是不少农民转变了观念，学到了本事。对这些经受几年锻炼，积累了一定资金，学到了一些管理知识，掌握了一定技术的农民工，要动员他们回乡创业，扩大就业，把他们看作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表彰他们的创业事迹和先富帮后的奉献精神，激励更多的外出农民工回乡为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条件做出贡献。
4．积极引进城市资源。
解决“三农”问题，不能仅靠农村内部的资源，而是要统筹城乡资源，跳出长期以来就“三农”解决“三农”问题的传统思维局限，冲破历史形成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格局，引导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下乡，跨产业、跨区域重组资源，合理配置生产要素，从而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增强农业的市场竞争力，加快农村城镇化和农村小康社会建设的步伐。例如，目前大部分的城市工业生产能力过剩，许多企业开工率不到60％。在这种情况下，城市资本所有者急于寻求新的投资方向，这就为将城市资本连同企业家、生产技术、管理经验等一起引入农村提供了前提条件。
在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的是，鼓励农民就地走向现代化，并不是将农民堵回农村，而是应更加关注农村的发展，统筹城乡发展，有效地扩大农村内部的就业容量。
异地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特别是将这部分劳动力转移到大中城市，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出路之一，也是实现我国现代化及我国城市化道路的另一种思路。他的最大好处在于可以减轻农村人口对有限自然资源的依赖与压力，提高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效率；同时，他还能通过劳动力的城市迁移形成劳动力市场，在流动中确立劳动力价值，消除劳动力工资扭曲的现象，使全部劳动力在城乡之间都得到充分合理的配置。
1．促进大中城市的工业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
限于我国尚有1．5－2亿的农业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和总体劳动力素质偏低的条件，我国工业结构优化战略应以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为基础主体，应以农村劳动密集型工业为加速工业化的推力，较快走完劳动密集型为主体的工业化阶段，进入成熟阶段。工业过程中，制造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最大比重，美国为26．1％（1926年），日本为27．4％（1973年），台湾为33．5％（1985年），而我国目前只有15％左右。借鉴工业化较为成功的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只要形成劳动密集型主导产业，抓住入世机遇，我国制造业劳动力份额可以再上升0－15个百分点，所吸纳的农业劳动力绝对量相当于1990年农村新增的7500万劳动力。
2．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目前，我国第三产业发展还很落后，统计数字显示，我国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只有30％左右，而发达国家就业比重高达60－80％，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种类有150个，而我国只有50左右。发达国家的社区服务就业份额为20－30％，而我国目前仅有4％左右。据推算，全国32个人口在百万以上的特大城市和43个人口在50－100万的大城市中，社区服务业可提供的就业机至少应在1500万个以上，再加上其它中、小城市提供的就业机会，就可以大大缓解我国巨大的就业压力。因此，解决就业问题在第三产业还能找到巨大空间。
3．鼓励农民进城创业。
大量农民进入城镇需要大量的相应的就业岗位。在当前城镇就业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农民进城就业的难度更大。这就需要大力鼓励农民进城创业，尤其是鼓励农民在第三产业创业，因为目前我国的第三产业发展滞后，而该产业又是进入门槛较低、吸纳就业人数较多的产业。政府应当制订鼓励农民进城创业的政策，要完善农村的土地流转制度和贷款制度，比如可以允许农民以土地经营权为抵押取得银行贷款等，从而增强农民进城创业的信心和能力。
4．扩大农村对外开放。
扩大农村对外开放，开拓国际市场，有利于弥补我国农业资源的不足，拓宽我国农业发展空间和农业劳动力的就业空间，对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要积极吸引国外的资金和技术，改善农业生产要素的配置格局；采取有力措施扩大农产品出口，包括提高食品安全水平，突破食品安全等技术检测壁垒，先行取消对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所征收的农业特产税，适当加大农产品退税的力度，增加农产品需求；在国外创办农业企业，利用国外资源；促进劳动力输出，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
在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异地转移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要统筹城乡发展，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城市产业，以吸纳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鼓励农民进城创业，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以推动就业。
总之，就地转移和异地转移这两种形式对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空间配置都具有积极作用，我国的政策应该是将这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正如十六大报告所示：要用城乡统筹的眼光解决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三农”问题的解决，不可能封闭在农村的内部，要和城市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城乡统筹的格局，逐渐使得解决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找到一个新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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