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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的论文选题篇一
摘要：在文学悲怨美形式表达中其融入了一定的个性色彩，继而由此凸显出了艺术作品的独特性，并彰显了中国文化-心理背景蕴含的“悲”与“怨”的特征，达到了最佳的艺术作品创作状态。
前言：
并追逐文化-心理背景创作行为，达成良好的艺术作品创作目的，最终实现由心理情感向文学悲美形式的转变。
本文从古代文学中悲怨美形式分析入手，并详细阐述了悲怨美内容中的层次表达特征，旨在其能实现对文学作品中哲学层面的深入思考。
(一)人类共有的悲剧意识。
由于“悲”是人类情感的基本形式，因而其对人类的心理意识有着一定的影响，因而古代文学作品在创作的过程中即通过感伤、哀痛、激愤等情绪的传达为读者营造了一个悲伤的氛围，促使其在悲伤情绪的影响下与创作者达成良好的共鸣，形成悲情感的体验目标。
此外，由于“悲”亦是人类审美过程中的主要参考因素，因而在此基础上将哀痛等情绪灌输于文学作品中可达到审美价值表现目的，并由此激发读者的情感元素，促使其全身心地投入到作品所营造的氛围中，并利用自身审美意识感悟作品中对生命价值的体现。
另外，文学作品中对悲怨美的表达是基于对人类生活困境思考的基础上，亦实现了对审美的良好把握。
继而促使读者在对作品进行阅读的过程中可从中寻找生活中的希望，并以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中的所有困境。
例如，《山海经》中的《精卫填海》和《夸父逐日》在内容表达的过程中即抓住了人类悲剧意识，并鼓励人类在生活中遇到困境问题时应毅然应战，最终发挥自身强大的力量，达到最佳的生活状态[1]。
(二)与西方悲剧作的比较。
在文学悲怨美形式表达过程中为了更好的彰显我国悲怨表达的特征，与西方悲剧作展开详细的对比行为是非常必要的。
悲怨来自于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同时诗歌及散文领域在创作的过程中更为注重对其的灌输。
而由于西方悲怨主要源自于叙事传统，因而其在悲怨情绪表达的过程中通过借助西方戏剧中的人物角色来传递相应的情感。
但是基于相应差异的基础上，中国悲剧作与西方悲剧作在人生态度、情感体验等方面均遵从着真实表达的原则。
此外，从命运认知的角度来看，中国在悲剧作创作过程中逐步灌输了自己在强大命运面前是微小的思想。
例如，苏轼所创作的《前赤壁赋》。
此种生命认知思想的灌输导致读者在对作品进行欣赏的过程中形成了顺应与逃避的困境应对思维。
而西方在悲怨美表达的过程中却强调了对不妥协及不屈服思想的灌输，继而与中国文学作品的创作形成了一定的差异性。
(一)个体内容层次。
同时也由此表达了自身怀有一颗忧民的心，想要将自身价值应用于国家政治治理过程中，最终为民众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
(二)生命本体内容层次。
古代文学中悲怨美的内容层次亦体现在生命本体方面，即古代文者在作品创作过程中通过将自身对生命的理解灌输于文学作品中的形式展现文人在生活中遇到的政治功利等问题。
此外，古代文学作品在创作的过程中亦发出了人生微小的感叹，同时也实现了对生命本体的关怀。
例如，陈子昂在《登幽州台歌》文学作品创作的过程中即实现了对生命本体的阐述，且在诗句表达过程中阐述了自身在实际生活中的孤独感，并以个体生命本体表达的方式望与读者达成共鸣，引导读者深入到作品中实现对生命话题的思考。
另外，古代文人在文学作品创作过程中通过对自身细腻、敏感心理的运用将自身所思考到的生命问题融入到作品创作中。
例如，“今我不乐，日月其除”中即对时光飞逝进行了感叹，并引导人类意识到生命的短暂性，继而以积极的情绪应对生活中的难题[2]。
结论：
综上可知，在古代文学作品创作过程中悲怨美是作品创作过程中凸显出的主要特征，且在长时间思考的背景下，创作者将“悲空”、“悲慨”等情绪均融入到了作品内容，以此来引发读者对人生的思考，并引导其在应对生活中的难题时始终保持积极的情绪，即实现心理情感的转变，最终达到良好的文学作品表达方式，且最终丰富作品表达内涵，并凸显出悲怨美的独到之处。
参考文献：
[2]于海峰.汉魏晋南北朝边塞乐府诗研究[d].北京：北京大学，.
古代文学的论文选题篇二
·论柳永艳词及女性形象塑造。
·庄子。
散文。
与《红楼梦》。
·《诗经》与周代社会生活。
·《诗经》十五国风地域考略。
·论《水浒传》中的忠义观研究。
·浅论。
诗词。
格韵。
·古诗词翻译巧妙用韵的问题。
·贾宝玉的爱情与婚姻悲剧的意义。
·浅析"聊斋笔法”及聊斋人物点评。
古代文学的论文选题篇三
明代考据辩证兼琐闻故事综合性笔记，十六卷，谢肇制撰。谢肇淛(1567—1624)字在杭，号武林、小草斋主人，晚号山水劳人。明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历任湖州、东昌推官，南京刑部主事、兵部郎中、工部屯田司员外郎，曾上疏指责宦官大旱之年仍大肆搜括民财，受到神宗嘉奖。入仕后，历游川、陕、两湖、两广、江、浙各地所有名山大川，所至皆有吟咏，雄迈苍凉，写实抒情，为当时闽派诗人的代表。另著有《太姥山志》，并与徐火勃重刻淳熙《三山志》。
《五杂俎》本书是作者的随笔札记，包括读书心得和事理的分析，也记载政局时事和风土人情，涉及社会和人的各个方面。全书十六卷，分为“天、地、人、物、事”五门。其中天部二卷，地部二卷，人部四卷，物部四卷，事部四卷。天部记述天文、气候、节气和四时的人事活动。地部记述理理、疆界、山川、河流、名胜，包括当时的海外地区，是研究历代地理的重要资料。人部记述人的形体、心性、境遇，包括技艺、医药、术数、书画、宗教等各种活动。物部记述动物、植物和各种物品，鸟兽虫鱼花卉草木、饮食服饰、文玩乐器等都有论述。事部记述贫富、收藏、文字、职官、行政、姓氏、婚嫁等社会活动。书中提供的大量资料有助于研究明代社会状况，作者过记事，分析是非正误有评述，有论断，对读者很有启发。如据《西京杂记》中的“正月以上辰，三月以上巳”，驳送周密《癸辛杂识》所提出的“‘上巳’当为‘上己’，因为上旬无巳日”之说。又谓“蜻蜓点水”非爱水，而是产卵，以备一说。
如记京都乞丐：
京师谓乞儿为花子，不知何取义。严寒之夜，五坊有铺居之，内积草桔及禽兽茸毛，然每夜须纳一钱于守岁者，不则冻死矣。其饥寒至极者，至窖干粪土而处其中，或吞砒一铢。然至春月，粪砒毒发必死。许一年冻死毒死者不下数千，而丐多如故也。
但《五杂俎》同样有明人笔记以多为胜，忽略专精的通病，书中谈历代掌故部分，大抄前人笔记，又不注明出处;记录笑话，亦皆采旧文，甚为无聊，记鸟兽虫鱼，又多涉神怪。
《五杂俎》最早为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如韦馆刻本。
今有：《五杂俎》中华书局1959年版;《五杂俎》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五杂俎》台北：偉文出版社1977年版。
《丹铅杂录》《谭苑醍醐》《艺林伐山》。
明代考论经史、诗文、训诂、名物的几部笔记。杨慎撰。杨慎简介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杨升庵集》。明代考论经史、诗文、训诂、名物的笔记以杨慎撰述的为最多。其中著名的有《谭苑醍醐》八卷，《艺林伐山》二十卷和以《丹铅》为名的《丹铅杂录》十卷和《丹铅续录》八卷。
《丹铅杂录》和《丹铅续录》考论经史、诗文、训诂，其内容非常广泛，举凡经史子集均有涉猎。如指出柳宗元《小石潭记》中“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一句，并非柳氏独创，而是来自郦道元《水经注》中“绿水平潭，清洁澄深。俯视游鱼，类若乘空”。杨慎崇经黜史，重视音韵训诂;敢于对宋儒进行大胆批评;又对传统经典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解释。杨慎重视史书的文采，强调修史要秉笔直书，反对官修史书，提倡个人独立修史;评价历史人物能不落窠臼，有自己独立的观点。杨慎读书广泛，对过去不为人注意的子部书籍进行了探索、讨论，扩大了人们的视野。
《谭苑醍醐》亦皆考证之语，与《丹铅录》大致相出入，而亦颇有异同。引《水经注》载诸葛亮表云：“臣遣虎步监孟琰据武功水东，司马懿因渭水涨，攻琰营，臣作桥越水射之。桥成，遂驰去”。此事《三国志·诸葛亮传》不载，可补史阙。杨慎在文学上既讲求文法，主张诗文用字要有来历，又反对极端的复古主义;反对诗史说;偏爱李白，亦好杜甫，对李白的身世进行了有价值的探讨。又辨李白为蜀之彰明人，历引其《上裴长史书》与《悲清秋赋》及诸诗句，以证《唐书》称白为陇西人及唐宗室之非，如此之类，考订辨论，亦多获新解。
杨慎虽然渊博，但其笔记中考证疏误，记忆错误处也不少。陈耀文曾撰《正杨》四卷，纠正杨慎之讹;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内《丹铅新录》和《艺林学山》两部分，亦专门驳杨慎的引证和论辩。
今有：《丹铅杂录丹铅续录俗言》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本，1936年版;《丹铅杂录丹铅续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丹铅杂录丹铅续录》上海书店1886年版。
《艺林伐山》商务印书馆1937初版;《艺林伐山》中华书局1985版;《艺林伐山》上海书店，丛书集成本，1986年版。
《枣林杂俎》。
本书是一部明代史料笔记，作者谈迁。谈迁(1593—1657)为明清之际著名史学家，原名以训，字仲木，号射父。明亡后改名迁，字孺木，号观若，自称“江左遗民”。浙江海宁(今浙江海宁西南)马桥人。明诸生。一生未曾做官，家贫，靠缮写、代笔或作记室维生。自幼刻苦好学，于经史百家无不致力，对明代史事尤其着力，历经艰险完成明朝编年史《国榷》。著作另有《枣林集》、《枣林诗集》、《枣林杂俎》、《北游录》、《西游录》、《史论》、《海昌外志》等。《清史稿》有传。
《枣林杂俎全》分为智、仁、圣、义、中、和六集十八门，其中“土司”一门有目无文，实有十七门。书中逸典、先正、流闻等门对南明弘光朝、明代典章制度及户帖式的记录，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对明代科举、民俗、物产、植物、山川等人文自然景观等也有详细的描述。本书对于了解明代历史，尤其是研究明末清初的历史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书中也杂有神怪灵异等荒诞传闻。
今有：《枣林杂俎》罗仲辉胡明校点，中华书局，元明史料笔记丛刊，2006年版;《枣林杂俎》齐鲁书社1997年版;《枣林杂俎》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影印本。
《板桥杂记》。
明末清初一部记载南京秦淮河一带歌妓生活的笔记，三卷，类似唐代孙棨的《北里志》。余怀撰。余怀(1616～1696)清初文学家。字澹心，一字无怀，号曼翁、广霞，又号壶山外史、寒铁道人，熟读经史，学识渊博，有匡世之志，文名震南都。为国子监生，受到国子监司业的吴伟业的赏识。崇祯十三年、十四年(1640——1641)，二十五、六岁的余怀被南京兵部尚书的范景文邀入幕府，负责接待四方宾客并掌管文书。清军占领南京，余怀化妆成道士流亡他乡，开始长期颠沛流离生活。从顺治年间直到康熙初年，他经常奔走于南京、苏州、嘉兴一带，以游览为名，联络志同道合者，进行抗清复明的活动。从康熙八年(1669)起，余怀隐居吴门，以卖文为生，民族气节始终不移。同时，精力集中于学术著作方面。他晚年自号鬘持老人。福建莆田黄石人，侨居南京，因此自称江宁余怀、白下余怀。晚年退隐吴门，漫游支硎、灵岩之间，征歌选曲，与杜浚、白梦鼎齐名，时称“余、杜、白”。《板桥杂记》亦作于晚年，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除笔记《板桥杂记》外，还著有诗文《甲申集》七卷，《余子说史》十卷，《东山谈苑》八卷，记明末党争之事的《汗青余语》多卷，《四莲花斋杂录》八卷，《砚林》一卷，《茶史补》一卷《妇人鞋袜考》一卷《宫闺小名录》一卷等。
《板桥杂记》三卷，署三山人撰。全书分上卷、中卷、下卷。收选了一些优秀的小品文。记述了明朝末年南京十里秦淮南岸的长板桥一带旧院诸名妓的情况及有关各方面的见闻。其中上卷为雅游，描写明末清初金陵秦淮河畔的梨园，秦淮河灯船，妓院和江南贡院;中卷为丽品，记金陵诸名妓情况，以旧院为主，珠市附之;下卷为轶事，杂记旧院诸狎客之奇闻逸事。卷首有余怀自识：“此即一代之兴衰，亦千秋之感慨所系，非徒挟邪之是述，艳治之实传。”《四库全书总目》评曰：“文章凄缛，足以导欲增悲，亦唐人北里志之类。然律以名教，则风雅之罪人矣。”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写道：“唐人登科之后，多作冶游，习俗相沿，以为佳话……自明至清，作者尤伙，清余怀之《板桥杂记》尤有名。”
今有：《板桥杂记》江苏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板桥杂记》刘如溪点评，青岛出版社2010年版;《板桥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日知录》。
清代著名考据辩证类笔记，三十二卷，顾炎武撰。顾炎武简介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顾林亭集》。
《日知录》是顾炎武“稽古有得，随时札记，久而类次成书”的著作。书名取之于《论语·子张篇》。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顾炎武是明末清初大儒，学问渊博，见识通达，《日知录》是他积累三十多年的笔记，与经史、诗文、训诂、名物、典章制度、天文、地理以及吏治、杂事，无所不谈;许多条目，全都原原本本，考证详明。《内容宏富，贯通古今。三十二卷本《日知录》有条目1009条(不包括黄侃《校记》增加的2条)，长短不拘，最长者《苏淞二府田赋之重》有5000多字;最短者《召杀》仅有9字。这与作者立志学术创新有密切的联系。书前有其学生潘耒做的序。潘耒把《日知录》的内容大体划为八类，即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潘耒强调《日知录》的经世意义，认为此书只有宋元时期的名儒能做出来，明朝三百年来没有这样的书，将来治国者采用其说，会大有益于“世道人心”，如果仅叹服其考据的精辟，文辞的博辨，那不是作者著书的本意。关于写作此书的目的，顾炎武本人说得很明白：“别著《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
《日知录》中，顾炎武提出社会风气的好坏决定社会兴衰的观点，说：“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他认为“风俗衰”是乱之源，并列举大量事例，说明奢靡浮华的社会风气，是导致国家衰亡的重要原因。他说评价君主的功绩首先要看社会风气：“论世而不考其风俗，无以明人主之功”。他不但从政治上提出了整顿“人心风俗”的具体措施，如重流品、崇厚抑浮、贵廉、提倡耿介和俭约等，还从经济上分析了“人心风俗”败坏的原因，认为要使风俗变好，必须有让百姓安居乐业的物质条件：“今将静百姓之心而改其行，必在治民之产，使之甘其食，美其服，而后教化可行，风俗可善乎!”除正面倡导培养人心风俗、加强礼治，他还强调法制，主张严惩败坏世风的贪官奸臣，说：“法不立，诛不必，而欲为吏者之勿贪，不可得也。”顾炎武还看到了“势”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主张进行社会变革，提出要顺势而行，“物来而顺应”的变革思想。在卷三十二中，作者还特别指出学界“座主门生”与朋党之祸的关系。指出唐代的进士，以主考为“主座”，自称“门生”。以中唐以后，遂有朋党之祸。并指出明代主考与进士，公然称“座师”与“门生”，朋党之祸，也不减于唐宋。
顾炎武曾把写这部书比作“采铜于山”。注重收集第一手资料，在治学上严谨扎实，堪称楷模。他这种研究学问的态度和方法是对明朝空疏学风的反动，对有清一代学风的转变与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后辈学者对这部笔记多推崇备至李慈铭称赞《日知录》这部笔记，“直括得一部《文献通考》，而俱能出自于《通考》之外”;梁启超说：“论清学开山之祖，舍亭林没有第二人”。除黄汝成外，为这部书作校补、笺注的还有很多，如李遇孙《日知录续补正》，丁晏《日知录校正》，俞樾《日知录小笺》，黄侃《日知录校记》等。道光年间黄汝成采各家之说为该书作注，为《日知录集释》。
《日知录》初刊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现在通行的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日知录》是以黄汝成的“集释”本为底本。其中《刊误》和《续刊误》各二卷亦为黄汝成著。后附的《日知录之余》四卷，乃后人辑顾炎武著作遗佚而成。
今有：《日知录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日知录校注》陈垣校注，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版;《日知录集释》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日知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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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的论文选题篇四
1.天文学让人类知道天地运行规律，四季时分的终始，时间的尺度得以碓立，我们的行为亦有了更好的'规律。天文学亦是人类自然崇拜中的最高神化目标。天文学更被用以发展占星学，令古代天文学蒙上了一点神祕主义的气氛。
2.对于古代中国来说，天文学除了上述的各项外，亦显示了中国文化和其他人一样，有把道德外在化的倾向。但中国人对「天」的观念仅在于作为道德的化身。中国虽然在传统中也有迷信，但我们不认为上天是会控制一切的，结果仍在我们手中。中国人，无论是星相家、堪舆师等，都一直认为他们所预测的并非不可改变，先天的因素是可以由后天修改的。
3令我们努力自力更生，形成中国人勤奋向上、强调内省的性格，亦使我们把大自然看成朋友。由于天道只是一套外在的客观规则，所以人们只有和天地合作共处，才能安身，对中国这个农耕民族来说，平稳的生活是很重要的。天地是人的合作对象，而不是征服对象。
这是一种符合环保的想法，是以虽然中国亦有破坏环境的时候但大多的中国人均是敬畏天命、爱惜大地的。中国的自然环境亦大多能保存至近代。若然能将此与中国与自然为友的态度配合，当有助于推行环保。
4.最后，是古中国天文学知识本身。除了赤道坐标系统外，中国古化天文学中还有不少值得他人学习参考的。例如农历的二十四节气系统，属世界所仅有，其对农业的用途，从通用公历的今天，中国人仍同用农历，可见一斑。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我们绝对有理由相信，中国天文学当对世界农业及其他若干事业有很大的用处。
古代文学的论文选题篇五
作为世界文明古国的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研究和应用曾经是世界领先的，不少有关天文的记载成为现代天文学研究的珍贵资料。
但是，在我们现今的基础教育中，天文学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21世纪将是人类着眼太空的时代，世界科技飞速发展，人类开始开发宇宙太空。
地球的能源在不断地耗尽，新的能源也许要向太空寻找，太阳能当然是最直接的。
当地球上的环境不再适合人类的生存时，新的居住地肯定也只能是其他的星球。
我们在宇宙中是否孤独?为了适应世界航天事业发展的时代需要，加强素质教育，普及天文知识是一项重要内容，特别是在文理分开的大学教育中，文科学生对于基础科学的识了解得不够全面。
同时，由于人们对天文发现的广泛兴趣，天文学在教育和科普领域也起着十分独特的作用。
同时天文学的发展对人类也有巨大的意义。
天文学是人类认识宇宙的科学，是近代科学革命的摇篮，是推动人类进步的源泉之一。
早在远古时期，随着人们对日月经天、斗转星移、昼夜更替、寒来暑往等自然现象观测和认识的逐渐深化，在中国、巴比伦、埃及和希腊等文明古国，天文学便开始萌芽、发展了。
中国在公元前13世纪甚至更早就建立了天文台，中国有着世界上历时最长、保存最完整的丰富的天象记录，有不断革新的精确历法，有见地深刻的宇宙论，还有融合高水平机械技术的天文仪器。
所有这些，都是世界天文学发展史乃至整个人类文明史上的宝贵财富。
在望远镜用于天文观测400周年的今天，天文学迎来了它的黄金时期。
望远镜为人类带来了层出不穷的重大天文发现，极大地增强了人类对宇宙的认识能力。
回顾天文学的发展及其对人类的意义是适时和恰当的，也是对即将落幕的国际天文年的最好总结和纪念。
天文学对于人类文明进步与自然科学发展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天文观测对重大科学理论的建立提供依据和进行正确性检验;另一方面在对地球、生命及其在宇宙中的`地位的认识过程中，新的天文观测发现逐渐地、不断地深刻改变着整个人类的宇宙观。
新的天文观测和发现必将并继续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整个人类的宇宙观，不断加深人类对宇宙的认识。
这种在理性指导下的实践活动体现了现代的科学探索精神，也必将为人类认识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带来无穷的益处。
宇宙空间，天体宇宙的结构和发展，都是天文学这门学科所研究的对象。
其中天体的构造性质和运行规律是天文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在天文学研究的过程当中，天文学家主要通过观测天体发射到地球的辐射，发现并且比较准确地测量它们所在的位置。
从而根据它们的位置来探索它们的运动规律，对他们身体上所存在的物质进行物理性质、化学组成、内部结构能量来源、演化规律的研究，天体物理学的研究历史非常古老，可以说，自从人类文明史诞生以来，天文学也就随之诞生。
谈到天文学研究的意义，那么大家最关心的当然是天文学的研究对我们生活的实际意义，一方面天文学研究影响着我们人类的自然观，就拿古代的天文学家观测太阳月球和其他一些天体及天象来说，这些观测帮助人们确定了时间方向和历法这些方便人们日常生活的研究成果。
这些研究成果是天体测量学的开端，人类观测天体，记录天象已经有了五六千年的悠久历史。
在人类早期的文明史当中，天文学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
埃及的金字塔，欧洲的巨石阵在史前都是非常著名的天文观测地点，到现在仍然是闻名海外的天文学观测遗址。
许多天文学家可能正是意识到了天文学研究对人类的发展有着重大意义，因此才出现了像哥白尼的日心说，康德和拉普拉斯关于太阳系起源的星云说等等一系列天文学领域的重要理论。
这些理论不仅奠定了之后的天文学家对天体的观测以及研究，而且还推动了近现代天文学研究的提前到来。
牛顿力学，核能的发现也是天文学研究当中非常重要的成果。
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在现代天文学研究当中，天文学家对高能天体物理，致密星和宇宙演化的研究，从一定程度上极大地推动了现代科学的不断发展，天文学家对太阳和太阳系天体的研究包括有地球和人造卫星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在航天、测地、通讯导航等部门当中得到了很好的应用。
其实天文学研究最早起源于人类时令的获得和占卜活动，往往要经历观测，理论，再到观测的三个必经的发展途径，通过这三个途径把我们的视野伸展到宇宙的最深处。
同时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不断发展，天文学的研究对象也从太阳系发展到太阳系以外的整个宇宙，同时天体测量学、天体力学、天体物理学这三大分支学科构成了现代天文学的研究方法体系。
而光学天文学、射电天文学、空间天文学这几个分支学科则成为了天文学观测的必要手段，如果要对天文学研究的意义进行进一步的说明，那必定离不开天文学研究的各个对象层次，包括有行星层次和恒星层次，星系层次等等。
这些星体层次的研究帮助我们能够进一步地了解宇宙，从而能够使我们未来的生活越来越好。
古代文学的论文选题篇六
2.论汉字发展演变的规律。
3.许慎六书说论评。
5.原始汉字的认定及其构形特点。
6.“‘何所’十动词”的内部结构层次。
7.现代汉字构形特点。
8.现代汉字的表记功能。
9.论现代汉字中的变体字。
10.论现代汉字中的形声字。
11.论现代汉字中的会意字。
12.论现代汉字中的象形字。
古代文学的论文选题篇七
摘要：文章认为用西方现代诠释学理论的观点诠释孔子的《论语》是不适宜的，只有借鉴孔子的智慧和方法对其进行解读是比较理想的：第一，从孔子对当下问题的解答中去理解孔子的思想和智慧，而不是仅仅把握其具体的答案;第二，学习“举一反三”和“下学上达”的方法;第三、历史地看待孔子思想，即不把孔子的思想看作是一贯的;第四，诠释《论语》的目标并不是为了简单的回到孔子的智慧本身，而是以期达到既吸收古代先贤圣哲的智慧，又能够适行于当下的思想性内容。
关键词：《论语》;孔子;诠释;经典。
一
几乎每个民族都十分注重对自己的经典(canon)进行不间断的诠释，这不仅仅对探寻与承继前代先贤的圣德和智慧，以挣脱当下的困顿;更重要的是传承各具特色的民族精神，并在各自传统中进行人的教化、塑造。
自从诠释理论传入中国后，很多学者都借之以理解《论语》，甚至将以西方现代诠释学理论作为理解《论语》的基础，或者在解读过程中或隐或现地附和诠释学方法。
但西方现代诠释学的方法是否适宜于《论语》的理解?这里将从诠释学的不同路向开始，分析这一问题。
“现代诠释学真正研究的是诠释学三要素――作者原意、文本原义、与读者领悟之意――之间的关系。
”与此相应，西方诠释学理论大致可分为三种路向：作者中心论诠释学;读者中心论诠释学和文本中心论诠释学。
下面分别阐述借它们理解《论语》之得失。
二
作者中心论诠释学以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为代表，他们认为，文本存在的意义在于表达作者的原意，理解就是要排除读者的一切先入之见，去把握作者的原意。
为此，在传统的语义学和考古学方法之外，“解释者通过把他自己的生命性仿佛试验性地置于历史背景之中，从而可能由此暂时强调和加强某一心理过程，让另一心理过程退后，并从中在自身中引起一种对陌生生命的模仿。
”[2](p90)理解旨在揭示文本背后隐含的作者的生命体验和精神状态，通过对消解读者的个体性和历史性，来重建作者的个体性和历史性，以此正确地理解文本的“原意”。
从以上论述可知，作者中心论诠释学认为文本与作者的思想是一致的，或文本完满表达了作者的思想;如果读者通过语义学或考古学的“客观的”方法，辅以“心理移情”的“主观的”方法，就可以理解文本的“原意”亦即还原作者的思想。
但如果我们以此来直面《论语》时，困难便出现了：《论语》文本是孔子在具体场景中的话语的记录，这些记录又是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的记录，在记录中不免加入了记录者本人的话语选择倾向，使得记录形成的话语不会也不能完满地表达孔子的思想和智慧。
因此，旨在分析孔子具体话语的语法学和考古学的方法都将无法窥见孔子的全部思想，甚至会起到的阻碍的反作用;而旨在借助场景还原的方式去体验孔子心理过程的心理学实验方法，所体验到的也仅仅是我们所理解和认识的孔子与弟子们对话的具体情境，以及我们当下以某种方式所感受到的孔子当时的心理状态，仍然无法摆脱当下对话的具体性和有限性，通达孔子的思想和智慧。
从诠释学自身的发展史来看，作者中心论“为了保证理解的客观性，或者说为了保证对文本中的‘作者原意’的把握，几乎完全消解了读者的个性。
在‘作者中心论’的视域中，读者实际上成了‘无个性的’、‘无差别的’抽象存在物。
”[3](p64)实际上，在运用作者中心论来解释《论语》的过程中，情况却恰恰相反，读者以消解个性去理解《论语》的具体话语时，其结果是读者拥有了文本中的“个性”，而这个“个性”又是被有所倾向的记录着的孔子只言片语所限制着、束缚着，进而遮蔽了“无个性”的圣人智慧。
海德格尔开启，并由伽达默尔为代表的读者中心论诠释学认为，理解不是此在的行为方式，而是此在的存在方式;理解不是去追寻文本与作者的“原意”，而是读者依据自身的历史性使文本的意义得以创生和流动。
这样，读者以及读者带有历史性的先入之见就具有了合法性并成为决定文本意义的关键，读者与文本的时间距离就不被看作成是必须被克服的东西，而是理解的一种积极的创造性的可能性。
所以，基于读者历史性的“视界融合”，读者通过对文本的解读，既是对此在的昭示性理解，也是对文本意义的创生。
但借此理解《论语》，则会出现以下问题：首先，伽达默尔给予读者的历史性以合法根据，但“视界融合”和文本意义的创生仍然是以承认读者能很好地理解传统和文本为前提的，否则，任意性的诠释虽然呈现了读者的历史性和个体性，但却以损害文本思想的`深刻性为代价。
其次，诠释学认为时间距离可以“使得文本逸离了它们赖以形成的那个短暂的情境，在历史中获得了一种普遍的意义，使它们自身所拥有的特殊性上升为普遍性”，[4]这一点对于《论语》来说，也是无法真正实现的，因为《论语》本身就是对短暂情境对话的描述，时间距离的作用仅仅在于：以新的短暂情境代替旧的，而不能从根本上逸离当下性，而这种新的短暂情境的出现，则会造成更加“坏”的结果，即逸离了《论语》对话的当下性，使得具有极小适应性的对话成为了“普遍的”教条，更加遮蔽了孔子的思想和智慧。
再次，在对《论语》的理解中，此在的存在意义不仅不能得以显现，反而会导致此在的没落，因为，读者中心论认为，理解即是存在，读者以自我的历史性对《论语》的解读所得到的是唯我的意义，但这种意义却是基于对《论语》具体话语的自我认同，这种具体话语如果脱离了当下情境且不能上达为智慧的话，则只能起到对自我存在的进一步束缚和遮蔽。
例如《论语·子罕》篇中有一则故事：孔子赞扬弟子仲由说：“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随后孔子便引诗经一句：“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意思是说，不嫉妒、不贪求，为什么不好呢，然而，子路听后便“终身诵之”，孔子便道：“是道也，何足也臧?”批评子路如果一直固执于这一句诗句，却是好不了的。
以利科尔为代表的文本中心论诠释学是西方诠释学发展的第三个路向。
其认为，作者中心论和读者中心论都在作者、文本和读者的关系上偏执一端，因此要在三者之间达成一种协调，对“作者原意”的追求不能放弃，对读者在文本解读中开启的“创生意义”也要予以考虑，利科尔认为，“文本”就是使三者能够协调的中介点。
利科尔把文本界定为“任何由书写所固定下来的任何话语”，并与“作为口语形式出现的话语”区分开来。
读者在理解文中的过程中，既要尊重文本自身的客观性，因为文本是作者表达自己意图的媒介;又要充分发挥读者的主观性，因为脱离了作者语境的文本必然要建立读者的语境才能得到理解。
利科尔通过反思作者中心论和读者中心论诠释学而建立起来的文本中心论诠释学，给解读《论语》的困难性问题提供了很多启发。
从这样的角度看来，对于孔子思想和智慧的通达，似乎只有通过我们可以直接观照到的《论语》文本才可以达到。
古代文学的论文选题篇八
要学好中国古代文学，必须首先过好古文阅读关，能读懂文言文。
学生不掌握好古代汉语，就难以阅读与理解古代文学作品。
针对少数民族地区高职高专学生基础薄弱的问题，古代文学教师在赏析作品前一般应先疏通文意，加强对学生古代汉语基础知识的训练。
这种基础训练，首先体现在古代文学教师在疏通文意时，强调学生注意把握语言文字的各种含义及相关知识。
其次，要注意古代文学与古代汉语两门课程的融会贯通。
文选部分即语言学的经典，往往就是文学名篇，与古代文学重在赏析不同，其更侧重字、词、句的落实。
常用词的用法与古汉语通论部分，是读懂古代文学作品的重要相关知识。
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师应与古代汉语教师进行沟通，使二者的教学紧密衔接。
对古代文学课程来说，有了古代汉语的相关知识和教师的语言学分析，学生就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地欣赏、把握其文学特征。
在学生课外学习方面，主要依靠多读多看。
引导学生多读作品，选择一部分好作品反复熟读，开始时可以选择简练优美的唐诗宋词，进而选择散文名篇如《聊斋志异》《唐宋传奇》《世说新语》《古文观止》等。
通过多读多看，逐步掌握文言文的丰富词汇和语法规律。
兴趣是推动人们去认识事物、探索真理的一种重要动机，是学生学习中最为活跃的因素。
大教育家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瑞士现代心理学家皮亚杰也认为：“一切有效的活动必须是以某种兴趣为先决条件。
”兴趣是求知的内在动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他们就会积极主动地学习，学习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1、引导学生端正学习态度，提高学习兴趣。
态度决定行为，学生对古代文学意义的认识深刻，学习的态度端正，必能提高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率。
首先，引导学生消除“古代文学无用”的错误观点。
通过古代文学的学习，可掌握古代优秀文学文化，增加知识储备，提高综合素质，提高阅读、鉴赏、语言表达与文学创作能力，为以后从事中小学语文教学和其他工作打下基础。
古代文学作品既给后人美的享受，又给后人提供无穷的学习提高的机会。
现代文化文学对古代文学的借鉴与沿袭永远不会停止，如金庸、琼瑶的小说创作得益于古代文学丰富的滋养，又如方文山等众多音乐人化用、改编古诗词，不仅在文化传承上有积极意义，而且丰富了现代文化宝库。
其次，如王慧刚所言：“古代文学课程不是远离现实的历史存在，而是与现实人生密切相关的。
古代文学的讲授不仅仅是文学知识的传承，更是人文精神的传递。
”无论学生将来从事何种职业，人格修养、修身养性都是必需的。
从古代文学可以挖掘与现代人生的诸多契合点，以此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理想人格。
如苏轼的《定风波》“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面对挫折，任运随缘；屈原的《离骚》“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锲而不舍，坚守理想；《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坚强包容，君子品性。
2、改革教学方法，激发学习兴趣。
古代文学教学中传统的黑板粉笔加教师讲授的方法模式已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不适应高校教学改革的需要。
古代文学教师必须不断改革、完善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借助情境教学，寓教于乐，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教学质量。
情境教学，即根据教学目标创设以形象为主体的、富有感情色彩的具体场景或氛围，再现文学作品提供的情景，使学生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吸引学生主动学习。
如学习《诗经蒹葭》时，可运用多媒体制作诗歌情境：秋水茫茫，芦苇苍苍，白露晶晶，抒情主人公徜徉在这寂寥的河畔，凝望追寻河对岸的“伊人”。
在这个画面的衬托下，投影出诗歌原文，同时播放背景歌曲《在水一方》。
通过创设的生动形象的情境，使学生投入诗歌的情感内涵感受体味中。
“实践出真知”，通过自身实践，触发想象和联想，学生才能深刻地领悟文学作品的情感内涵和艺术形式。
情境教学，还可运用表演的方式。
且不说宋元戏剧、明清小说，连一些简短小诗也有改编与表演的张力和空间。
如布置学生表演岑参的《逢入京使》：“长路漫漫，诗人思乡之情顿起，不免双袖龙钟。
马蹄得得，诗人与故友偶然相逢，一番寒暄之后，本想托故友捎带家书，偏偏没有纸笔，只好捎带平安口信。
”诗歌情境的创设与表演，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学习热情空前高涨。
对一些经典作品进行改编和演出，也是提高学生对古代文学兴趣的有效方法。
运用多媒体对文字、图象、声音以及动画、影视等的综合处理，使一些在传统教学条件下很难表达的教学内容生动、形象、直观地展现出来，而且便于创设情境，营造一种轻松、愉悦的学习氛围，达到声、图、文并茂的情境教学效果，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有效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例如，传统的作者简介往往很难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利用多媒体将作家的画像、图片资料以及历史地图等引进课堂，配以文字介绍，形成的教学效果将大不相同。
在教学过程中，可以播放声情并茂的朗诵音频文件，或播放《唐之韵——唐诗》《牡丹亭》《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影像视频，吸引学生的兴趣，加深学生的感性认识，增强教学内容的表现力，帮助学生具体而深刻地理解作品内容。
多媒体技术运用于古代文学教学，形象生动的图像、直观丰富的文字呈现，可有效增加课堂知识容量，优化课堂教学内容，激发学生求知兴趣，提高学生学习效率。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学习过程不是学习者被动接受知识，而是积极主动建构知识的过程。
无论采用何种教学方法，都要从学生实际出发，贯彻“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原则，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主动积极性，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自觉做学习的主人。
三、引导学生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提高学习效率。
要解决少数民族地区高职高专学生学习古代文学存在的问题，必须引导学生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使他们体会到学有所成、乐于学习。
物各有理，学亦有法，古代文学课程也有自己的特殊规律和学习方法。
诵读，是古代文学最基本、最重要的学习方法。
古人曰：“书读百遍，其义自见。
”朱熹在《熟读精思》中亦云“只是要多诵遍数，自然上口，久远不忘。
”少数民族地区高职高专学生大多古代文学基础薄弱，因此在平时的教学活动中，应强化学生的诵读。
诵读是学生学习古代文学积累知识、发展能力最基础的环节。
字的识记、词句含义的理解、作品思想内容的把握，都要靠多读才能做到。
诵读不只是教师示范诵读吟或放音像资料，更需全体同学参与。
通过吟诵，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提高理解赏析能力、阅读能力和自信心。
诵读也不是光朗读，而应与思考、揣摩、感悟、想象等思维活动结合。
要指导学生边读边思考，揣摩、感受作品的内容大意、遣词造句之妙、作品的情感。
同时引导学生借助联想和想象，把诵读内容与自己的生活经验相沟通，补充作品形象的内容，深入把握文章的旨趣。
除了诵读外，还应注意泛读和精读结合。
有的文章只要泛读即可；经典作品应该精读，有的需要逐字逐句地琢磨，做读书笔记，记下读书时的感想、看法和意见，名篇、名段、名句需要多背。
长期坚持，不但能丰富自己知识储备空间，增强审美能力，而且有助于提高阅读能力与思维水平。
平时多读多记，有了文言语汇的积累，有了文言语感的深切体会，阅读古代作品就不会有很大困难了。
古代文学的论文选题篇九
论文摘要：《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包含《中国文学史》与《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两门基础必修课和一系列选修课，是中文系排名第一的主干课程。但和丰富的教学内容相比，《古代文学》课时却被严重压缩，在教学中，教师必须合理分配《文学史》与《作品选》的讲解时间、各段之间的教学时间及各种文体之间的教学时间，争取在有限的课时内，尽量完整和合理地讲授出文学史和经典的文学作品。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包含《中国文学史》与《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两门基础必修课和一系列选修课。不计选修课，单从《文学史》和《作品选》来看，《古代文学》课程在整个高校中文系也是属于重中之重的专业课。以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为例，在诸多专业课程之中，《古代文学史》和《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文学概论》等七门课程被定为专业主干（核心）课程。而从学分和课时设置来看，古代文学凭借16学分、288学时的权重，远超排名第二的《古代汉语》和《外国文学史》[1]，成为名副其实的中文系第一主干课。但和古代文学大量的教学内容相比，排名第一的288学时仍然显得捉襟见肘。从先秦到明清近代，数千年的文学史和汗牛充栋的优秀文学作品，远非288个学时所能讲毕。在此情形下，古代文学的教学想要面面俱到，既无必要，也无可能。且大多数高校在《文学史》和《作品选》之外，还开设有多门选修课，由古代文学任课教师结合自身的学术专长，对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作品及专门文体进行讲解，开设了诸如《诗经》、《楚辞》、《史记》、“唐诗”、“宋词”等选修课，以之辅助《文学史》和《作品选》的教学。故此，《文学史》和《作品选》的讲授内容须突出教学的重难点，而无需面面俱到。从课时分配来看，一般在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段和唐宋文学段分配学时较多，元明清段分配较少。讲授内容主要以作家介绍、作品艺术风格的分析、文学现象、文学史流派、文学理论、文体衍生变异等为主。
具体来看，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是合《中国文学史》与《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为一体的课程：“史”是对文学发展脉络的叙述，“作品”则是《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作为文学课的落脚点。大致说来，《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时间，一般是平分给《文学史》和《作品选》，二者各占一半。具体到某一阶段，则会有一些出入。例如在讲授元代文学时，笔者通过和学生的交流，发现只有极个别的学生会在课后阅读《作品选》中的戏曲作品，绝大多数学生对元杂剧丝毫不感兴趣，也就没有自主地去阅读《作品选》。因此在讲授元代文学时，更需要教师在课堂上多讲作品。在中国古代文学诸种文体之种，学生最感兴趣的是诗词。最为典型的便是唐诗宋词中的一些名篇，有些篇目是学生在小学、中学的语文课堂上就学习过的，甚至有些作品在孩子入学之前，便被家长拿来作为启蒙读物来教授孩子。因此，学生对这些作品熟悉、有感情。而先秦段如《诗经》、《楚辞》等作品，因时代久远，文字艰涩，学生阅读时有较大难度，对其熟悉程度自然不能与唐宋段相比。而元明清段虽然阅读难度降低，但学生的阅读兴趣与唐、宋段相比，也大为降低，这既因学生对戏曲的兴趣没有诗、词那么高，同时也因为有“一代之文学”之称的明清长篇小说，篇幅较大。大学生的课后时间多花在对英语、计算机等科目考级、考证的准备上，他们不太愿意花过多时间去阅读长篇小说。对于作品的陌生，使得一些学生在考试答卷时，只能空谈一些通过死记硬背得来的文学史概念、常识，而不能通过具体的作品来加以印证。因此在教授先秦、元明清段文学时，作品的讲解便显得尤为重要，教学时间的分配上，也要适当倾斜于《作品选》，让学生通过对具体作品的阅读，找寻自己的感悟，而不是仅仅止于被动地接受文学史教材所提供的结论。对于中学教材已选的一些篇目，不能因为学生已经学过，便一笔带过；恰恰相反，对于大多数将来要走向中学讲台的高师学生来说，此类篇目更需要精讲、细讲。对一些重要的篇目，最好是要求学生背诵。事实证明，这一看似落后的教学要求，却最能有效地提升学生的文学修养。“读书百遍而义自见”的道理在今天并不过时。文学史的教学内容，大多数高校是按照从先秦到明清近代的时间顺序讲授。这种做法易于把握每段文学的总体风貌，但也容易遮蔽文体发生、演变的历史。在按段教学的同时，一定要注意突出文体发生、发展、演变的历史。李炳海先生指出：“文学史教学的重要任务是使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有一个全面的.把握，在知识上具有系统性。不仅如此，这门教学还要有一定的深度，对于相关的文学现象，不但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具体落实到文体上，就是不仅要知道某种文体的生成根据、发展演变，而且要了解文体名称的由来。而对于文体名称进行追本溯源，正是文学史教学和研究的薄弱环节。”[2]以时间顺序进行教学，并无不可，但要有意识地突出文体的变迁。比如，在讲授到唐代近体诗时，要对历代诗体的发展作一综述，让学生了解《诗经》、《楚辞》、汉魏古诗、齐梁新体诗以来的诗体演变轨迹，从而更好地理解唐代近体诗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又如，在讲授元杂剧之前，应对中国戏曲的发展、成熟作一系统介绍，将中国戏曲成熟之前的诸种艺术形式如原始社会歌舞、春秋战国的优伶伎艺、秦汉百戏、南北朝“代面”等歌舞戏、唐参军戏、宋杂剧、金院本、诸宫调等略作介绍，指出以上艺术形式可以归纳为说唱艺术、歌舞戏、滑稽戏三类，而元杂剧正是在综合这三类艺术形式的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
另外，教师还应注意对教学内容的更新，关注学术界最新动态，及时将学界已经有定论的新成果加以吸收，不能一本讲义用数十年而不变。比如，袁行霈先生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卷，在介绍清代小说家吴敬梓的著述时，说：“至于程晋芳在《文木先生传》中说还有‘《诗说》若干卷’，可惜已失传，只能从前人的诗文和《儒林外史》中看到只言片语。”[3]，失传已久的《诗说》被复旦大学学者周兴陆于上海图书馆发现[4]，这自然可以修正文学史教材的旧说。又如，《寒花葬志》是明代归有光的散文名篇，还被选入了中学语文教材，但今天我们所见的版本实为删节本，删节本把寒花当做归有光普通的侍女，遮蔽了她为归有光之妾的事实。复旦大学邬国平教授从上海图书馆所藏《归震川先生未刻稿》中找到足本《寒花葬志》[5]，补出今本所无的“生女如兰”等重要内容，这就颠覆了对《寒花葬志》的传统认识。在《作品选》教学时显然也要将此成果及时加以吸收，对《寒花葬志》进行新的也是正确的解读。如此教学，既能传授学生最新的知识内容，也能调动学生的兴趣，引导他们进行研究型学习。
注释：
[1]古代汉语和《外国文学史》均为7学分，126学时，见http：///wwwroot/?id=733，12月12日。
[2]李炳海：《关于中国古代文体的思索》，学术交流，20，第7期。
[3]袁行霈主编，黄霖，袁世硕，孙静本卷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版，第368页。
[4]周兴陆：《吴敬梓失传著作诗说在上海发现》，光明日报，年6月24日。
[5]邬国平：《如兰的母亲是谁?——归有光女如兰圹志、寒花葬志本事及文献》，文艺研究，，第6期。
古代文学的论文选题篇十
对古代文学授课质量有影响的主要因素为人、物、时空和情感。
人当然是指学生和教师；物是指教学所使用的教案、教材和辅助工具等；时空是指教学场地和课时的设定；情感指的师生沟通，学生的兴趣和信心等。
充分协调这四个主要的因素对古代文学类课程教学质量的提高有很重要的作用。
在教学过程中，教案的作用非同小可，教师要在讲课前充分备课，尽量脱稿讲课，教师是否能够灵活的掌握教材的使用和选取，这对古代文学类课程教学质量影响很大。
选择教材，不仅要结合学生已经掌握的知识结构，还要对学生日后的发展和深造考虑。
时空这一要素对教学质量的影响也较大，对古代文学教学有一定了解的人都知道，中国古代文学课的教学和学习是有固定时间和场所的，要学习生涩难懂的语言，时间跨度较大、知识面也很宽广，文学社团也很多，这就造成教师无法在有限的时间教授所有知识，学生掌握情况也就不是很好。
所以通常古代文学所设置的课时要比其他学科课时稍微多一些。
最后是情感要素，对于所有学科的教学来说，都必然与师生的沟通交流为主体，古代文学学科也不例外，教师和学生的交流，主要包含对文学学科的爱好、兴趣以及情感交流，教师掌握学生的心理和情感变化，这对古代文学类课程教学质量的提高有很大帮助。
（二）改变古代文学授课理念。
要坚持以人为本、以学生为核心的教学理念。
陶行知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教育大师，他有一句名言：教最终目的是为了不教。
这句话将教学的目的、本质和真谛描述的十分透彻。
教师讲课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教学，而是为了不教，教师讲授课程不能只是单纯的将一些零散的知识点整理后灌输给学生，而是要教会学生整理资料、分析问题和解决困难的能力。
所以，教学过程中涉及到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也就是教学材料、教师和学生哪部分才是核心，才是关键？笔者认为古代文学类课程教学的核心和关键是学生，教学资源、教师或者是教学方式等，都是围绕学生展开并进行优化的。
教师要在古代文学类学科的教学中，将学生掌握的知识体系和储备与讲课内容紧密联系在一起，教师讲课过程要针对学生水平的不同因材施教，也就是要做到具有针对性，而不是对所有学生采取一种方式。
另外，教师要结合实际情况使用和选择教材及辅助教学设备。
对于设置古代文学课类课时，要结合学生正常作息时间，尽量不要占用周末或晚上。
教学场所要保证明亮、宽敞和干净，教学设备和所有设施也要准备好。
同时在课堂上或课后，教师都要和学生针对信念、兴趣和意志等积极沟通，有利于提高古代文学类课程的教学质量。
古代文学类学科的教学要以学生为核心，不断促进素质教育工作的开展和进行。
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将古为今用和学以致用作为教学观念，将古代文学知识向当今社会开放，寻找古代文学对当今社会的启发，实现现实与古典的高度统一，使古代文学类课程不仅蕴含丰富的古典文化底蕴，还焕发着当今时代的勃勃生机。
教师在教学和备课的过程中要不断整理、挖掘并快速领悟这些知识，这样才能更好的传授给学生，让古典文学知识对学生的职场及人生规划都有积极指导的作用。
古典文学很多典故中都蕴含着成功的技巧和为人处世之道，对学生日后择业和发展有借鉴作用。
另外，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适当的开设各种实践活动，让学生真正运用到所学知识，例如开展学生职业生涯素养的实践课程，或者为人处世及心态的调整等。
（三）增强古代文学类课程现代与传统的结合。
对于古代文学类课程的教学方式来说可谓是五花八门，每种方式都有其自身的优势和不足。
根据教学方式理念的不同，主要分为传统方式和现代方式。
传统教学方式一般是教师单纯的讲解教材内容，必要时让学生回答问题，而学生也只是单纯的听讲而已，获取知识的方式也只是听教师的讲解。
传统教学方式的优点就是教师能够很容易掌握课堂秩序、教学内容和进度，教师根据自己独特的观点和魅力吸引学生认真听课。
但也存在不足，例如学生和教师的观点存在矛盾时，就无法保证学生跟随自己的想法完成学习内容，这部分学生就被课堂教学所孤立，无法调动这部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归根结底是没有实现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
古代文学知识的某些问题无法以传统思想和教学模式很好的解决，此时就需要利用现代教学理念和教学方式进行充分结合。
现代式教学方式和传统方式有很大差距，多半是以真实案例或讨论的方式进行教学，在课堂中，教师只是指导者和引领者，对学生之间的探讨和矛盾进行沟通，而学生才是主体，教师不会将自己的想法强制性的灌输给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学生的思想和教师的思想可以持平，也就是当教师和学生观点产生分歧时，学生可以提出质疑。
这种教学手段并不单纯注重掌握知识，还关注学生是否具备独立辨析能力。
其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学生一直处在积极思考的环境中，充分体现了学生的主体地位。
学生在课堂上建立起了一种自主探索文学知识并追求真理的习惯，在课后也会为了个人兴趣而不断探索，由此培养的自主学习能力在步入社会环境中是非常必要的。
当然这种教学方法也存在不足，学生会受到学习知识和自主思考能力不足等因素的制约，往往会得出不正确的结论。
在实际的文学类课程教学中，传统和现代教学手段有机结合才是提升教学质量的最佳途径。
依据课程内容的要求，关于文学史的知识教师可以采取传统陈述教学方式，使得学生跟随教师的思想脉络建立完整的文学史发展线路，基本掌握每个阶段古代文学的代表作家、著作和文学流派、文学发展环境等知识，初步形成自己对古代文学的理解认识，在具体学习古代文学著作时，就可以充分展现学生的学习自主性，采取小组讨论、随意发言、指定演讲的形式，通过这种方式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
中国古代文学类课程教学，看起来是一项普通的教与学的过程，但是实际上却是一个繁复多变的教学项目，其中涵盖了多个方面的教学元素。
教师在教的过程中，应该科学合理地运用教学资源，秉承以学生为教学主体的教学思想，重视教学理念及教学手段的优化完善，进而提升中国古代文学类课程的教学质量，并培育出优秀的实践型高素质人才。
古代文学的论文选题篇十一
刘敬清代(1840年以前)小说中的异国形象饶道庆。
庞二建叶适论三国张靖龙。
郦惠萍魏晋南北朝应制类诗歌研究张一平。
黎慧冉初唐四帝(太宗至中宗)时期应制诗研究张一平。
赵明月《续琵琶》研究俞为民。
张明明中晚唐传奇与诗歌的雅俗演化原因研究罗筱玉。
潘晓侃“为情而造文”与“为文而造情”之比较研究孙蓉蓉。
林帅宋人笔记小说中的宋代僧人形象研究饶道庆。
胡炳娴明末清初白话小说中的“东京”研究饶道庆。
石峰唐诗咏三国张靖龙。
刘开耿南宋应制诗研究张一平。
陈京荣明代戏曲版画研究俞为民。
浦晗“温州南戏新编系列工程”研究俞为民。
陈娇龙明代小说中的异国形象饶道庆。
王金云清代笔记小说中的僵尸形象——以《子不语》为中心饶道庆。
王志强李纲论三国张靖龙。
殷卫萍《人物志》视野下的三国人物张靖龙。
谢桂芳君子儒与小人儒——《三国志通俗演义》研究张靖龙。
袁贝贝集陶诗研究张一平。
张汝佳初唐中书舍人诗歌研究张一平。
肖芳陈耆卿研究罗筱玉。
魏光灿论明清小说中塾师的生存处境饶道庆。
吕冰莹明清小说评点中的比喻与类比手法饶道庆。
余本娟秦观论三国张靖龙。
彭飞龙唐前关涉三国诗研究张靖龙。
王顺唐代干谒诗研究张一平。
聂宏梅唐代郊庙歌辞研究张一平。
李文静中晚唐苦吟现象研究张一平。
盛辉叶适的交游与文学罗筱玉。
刘芳芳明清通俗小说中的民间乐人陈克秀。
尚光辉“赵氏孤儿”故事溯源饶道庆。
张金婷论中国古代小说中的疾病隐喻饶道庆。
蒋俊杰论元明清文学中的吝啬鬼形象饶道庆。
魏青青“范张交友”故事的传播及其文化意蕴饶道庆。
杨静静朱熹论三国张靖龙。
上官文坤《三国志通俗演义》俊杰论张靖龙。
马健《人物志》及其与文学的关系研究张靖龙。
闫盼盼唐代乐舞诗研究张一平。
胡小龙唐代寺院题材诗研究张一平。
王楠北宋应制诗研究张一平。
林国钦先秦两汉“歌”的研究陈克秀。
王进林《西游记》中的谐谑因素与狂欢精神饶道庆。
邵路燕世德堂本《西游记》成书前“西游“故事的传播饶道庆。
王瑶“三寸舌”初探张靖龙。
贾伟陈亮史论散文研究：以三国为中心张靖龙。
田明伟汉末三国“纵横之世”刍议张靖龙(历史学，专门史)。
周兰邦无定交，人无定主—论《三国志通俗演义》之纵横结交张靖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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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婷婷汉代服饰文化对汉赋的影响王茂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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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云明清小说评点中的戏曲因素饶道庆。
郝慧娜清末民初温州地方戏曲演出研究-以《杜隐园日记》为中心张靖龙、刘水云。
周真甲慨黄民、醉梦未曾醒，从今觉——洪炳文戏剧创作研究张靖龙、刘水云。
刘志远唐诗折射下的`“夜市”及其经济研究张一平。
成颂玄学语境下六朝诗学的审美建构张一平(文艺学，中国古代文论)。
牛素红《诗经》女性世界的重新透视林维民。
王爱军汉末三国游子文学研究张靖龙。
张东全唐五代诗格创作思想研究张一平(文艺学，古代文论方向)。
张业志《文心雕龙》批评论之批评方法研究张一平(文艺学，文学批学)。
古代文学的论文选题篇十二
摘要：古代文学史上的很多作品都具有多元文化形态的特征。
汉魏六朝小说体现了地理博物学、史学和宗教的多元文化特点，又具有文学想象、叙事、写人等小说文体元素。
这种多元文化形态的存在在各个方面制约了作品的文学性。
其情节、形式乃至艺术手法往往成为某种文化形式或著述动机的附着因素。
文学史写作应格外注意这一特征。
关键词：文学史写作：多元文化形态;汉魏六朝小说。
在中国古代，“文学”这一概念的范畴比今天要大得多。
章太炎曾说过：“文学者。
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
论其法式，谓之文学。
凡文理、文字、文辞，皆称文。
”章氏此说，五四以来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因为它缺乏现代的科学性，也和西方的文学观念不符，然而这正是中国古代的文学观念。
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文学理论的大量传人。
学术界对于“文学”这一概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产生了后来影响较广的狭义文学和广义文学观念或日纯文学与杂文学观念的争论。
狭义文学或纯文学的观念是在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下产生的，它在相当程度上脱离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将其牵强地套用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则有削足适履之弊。
因此，本文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分析和立论，以广义文学或杂文学的观念为基础。
杂文学的观念意味着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往往具有多元文化形态的特征。
明清时期的长篇小说则杂糅了历史、哲学、宗教、神话和说话艺术等文化形态。
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应对这种情况予以充分的重视。
一方面，不应该忽略作品的其他学科属性及价值;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这种多元文化形态的存在也在各个方面制约了作品的文学性，对其进行考察和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作品的文学性，从而作出较为合理、客观的文学史叙述。
本文试以汉魏六朝小说为例阐述这一问题。
首先，我们应确定汉魏六朝小说的文体内涵。
“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夫揭竿累，趣灌渎，守鲵鲋，其于得大鱼难矣。
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
”[2](p707)，但这里《庄子》所说的“小说”与《论语·子张》中子夏所谓“小道”，《荀子·正名》中所谓“小家珍说”一样，都是指与本学派的“大道”相对的小道理、琐屑的言谈，并不具有文体意义。
首次在文体意义上使用“小说”一词的，当推西汉末年的刘歆。
刘向、刘歆父子校书秘府，刘歆总群书而奏《七略》(今亡)，班固《汉书·艺文志》(下简称《汉志》)即据《七略》删节而成。
所以《汉志》中对小说家的著录及关于小说家的议论实出于刘歆。
《汉志》小序云：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
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
孔子曰(《论语·子张》作“子夏日”)：“虽小道，必有可观焉。
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
”然亦弗灭也。
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
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51(p1745)这是现存最早的小说专论，它非常明确地提出了小说和小说家的概念。
此后，第二个对小说进行专门论述的是西汉末、东汉初的桓谭。
他在《新论》中写道：
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
[6](p1453)。
刘歆、桓谭、班固等人所说的“小说”，是“短书”的同义语，即所谓的“丛残小语”，其内容则是琐碎的“街谈巷语”，乃“道听途说者之所造”。
这实际上就是一些琐碎、驳杂的历史资料、遗闻逸事和百家之言，因而在文化形态上必然具有多元的特征，但与现在“小说”的文体概念是不同的。
《汉志》著录小说十五家，至隋时已全部失传。
《青史子》、《天乙》、《臣寿周纪》四种;第二类似子之书，包括《伊尹说》、《鬻子说》、《师旷》、《务成子》、《宋于》、《待诏臣饶心术》、《百家》七种;第三类方土之书，包括《皇帝说》、《封禅方说》、《待诏臣安成未央术》、《虞初周说》四种。
”[7](p7)可见这些小说还具有史、子或方士之书的文化形态。
以上就是中国古代小说概念的基本内涵。
汉魏六朝小说就是这种小说观念的典型代表。
因而也具有多元文化形态的特征。
当然，文人学者们对小说的认识和理解并不是僵化的，而是始终处于发展和变化之中。
《神异经》、《十洲记》等在《隋志》和《旧唐志》著录于史部地理类。
在《新唐志》中则著录于子部道家类。
此外，《汉武故事》著录于《隋志》史部旧事类、《旧唐志》和《新唐志》史部故事类，《博物志》著录于《隋志》子部杂家类、《旧唐志》和《新唐志》子部小说家类，《洞冥记》著录于《隋志》史部杂传类、《旧唐志》史部传记类、《新唐志》子部道家类，《西京杂记》著录于《隋志》史部旧事类、《旧唐志》史部杂传类、《新唐志》史部故事类，又见史部地理类。
这种变化说明当时的小说观念出现了一些起伏，但主要是因为图书分类法的变化。
《汉志》采用六分法，《隋志》和两《唐志》采用四部分类法，更为系统和细致，因而由于分类时着眼点的不同而产生了著录上的差异，这也表明了这些作品的多元文化形态特征。
具体而言，汉魏六朝小说较为突出地具有地理博物学、史学和宗教等多元文化形态，下面分别论之。
汉魏六朝小说系统中最先发展并繁荣起来的是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
它成熟并繁荣于汉代，魏晋南北朝时期继续发展，产生了很多优秀的作品如《神异经》、郭宪《洞冥记》、《十洲记》、张华《博物志》、郭璞《玄中记》、任昉《述异记》等。
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源。
于先秦的地理学和博物学。
地理博物学受巫术方术、阴阳五行学说及社会心理等的影响而趋于志怪化，产生了大量的地理博物传说。
最后导致了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的产生。
一般认为。
战国时代“闳诞迂夸，多奇怪做傥之言”[81(p541)的《山海经》的问世，标志着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的产生。
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鲜明地带有地理博物学著作的形态特征。
古代文学的论文选题篇十三
通常来讲古代文学作为中文专业中的较为重要的一门课程对于中文专业学生的后续发展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该门专业课程从本质上讲涉及知识领域较为宽泛，不仅涵括史学知识，同时还涵括文学知识，甚至是哲学知识也包含在内。课程从内容上讲可以说是我国上下三千年的文学知识综合体，不仅含有较为丰富的艺术风格同时还含有众多的文学形式。因而可以说该门专业课程对于提高中文专业学生的人文素质以及艺术修养都具有积极的影响价值。
中国古代文学这门课程的实际教学意义主要是体现在以下三方面：其一能够促进学生对于古代文学发展规律以及实际演变过程和相应的文体发展的有效理解。其二是通过丰富的文学作品以及较多的文学形式进行帮助学生了解古人思想观念以及生活方式状态，更重要的是了解这些文学知识对于后世的实际影响价值。其三是通过对于古代文学的实际学习能够提高学生文学素养以及帮助学生具备崇高的文学情怀，并促进学生将这种文学素养以及文学情怀实际的应用在现实的工作学习中，进而为我国的文学事业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1、教学方法之启发式。
对于古代文学这门课程实际教学方法的研究首先要从启发教学展开。具体来讲所谓的启发教学主要是指教师在进行古代文学实际教学环节中依据学生学习客观规律以及教学任务最大化的激发学生对于课程的学习积极性，调动学生处于主体学习地位，通过正确引导学生进而帮助学生主动解决学习中实际遇到问题的一种教学方式。该种教学方式主要是强调对于学生学习过程的良好启发与引导，通过应用该种教学方式进而促进学生积极主动进行文学知识研究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将文学思维给与有效拓展。如果将该种教学方式进行比喻的话，启发教学就是在教师的循序引导启发下让学生自主开启文学的学习大门。例如教师在讲解“《诗经王风》”中可以就“悠悠苍天而此何人哉”这句话向学生进行提问，而之所以专门针对该句话提问的原因在于：对于“何人”的了解是掌握文章思想主题的关键所在[1]。而教师在提出该问题之后可以鼓励学生带着问题进行自由解读并对在解读之后阐述对“何人”的个人见解。通过这种启发提问进而引导学生掌握正确的解读方向并最终获得文学知识。
2、教学方法之情境式。
对于古代文学这门课程实际教学方法的研究还可以从情境教学展开。具体来讲所谓的情境教学主要是指教师在进行古代文学实际教学环节中通过创设一些生动的场景氛围来帮助学生有效的理解文学知识并促进学生实际心理机能获得良好性发展的一种教学方式。而应用该种教学方式一方面能够促进学生对于文学知识的情感感悟，另一方面也能够对学生的实际文学审美进行有效拔高和良好陶冶。例如教师在讲解唐代诗人张若虚的著名诗歌时就可以进行文学情境的有效创设，通过播放“春江花月夜”进而让学生在优美的音乐旋律中感知诗歌内在情感，同时通过动人旋律在大脑中勾勒出诗歌联想画面，而这种身临其境的情感感知则能够促进学生加深对于诗歌的理解[2]。再比如教师在讲解庄子的名作“《逍遥游》”的时候还可以通过利用多媒体制作漫画课件来创设文学情境，学生通过这种漫画课件的形式犹如置身作者的情感世界进而将文学知识更加的形象具体化。总结来讲无论是利用音乐还是多媒体来进行文学情境的实际创设都可以较好的促进学生对于文学知识的有效深层次获取。
3、教学方法之表演式。
对于古代文学这门课程实际教学方法的研究除了上述两种教学方式之外，还可以从表演教学展开。具体来讲所谓的表演教学主要是指通过将学生放置于实际的文学情节演绎中进行促进学生获取文学知识的一种教学方式。而应用该种教学方式则一方面能够促进学生最大化的发挥文学想象，另一方面也能够促进学生不断提高文学创新意识。例如教师在讲解王实甫的名作“《西厢记》”的时候就可以针对文学作品中的不同人物进行角色划分，将学生分为不同的小组通过自身对于该文学作品的实际理解来进行文学表演，而具体的情节设置以及演绎道具都需要学生进行实际准备，而学生在该种文学演绎过程中也会直接加深对于文学知识的理解，同时将自己的一些文学想法添加其中[3]。再比如教师在讲解“《红楼梦》”的时候同样也可以利用上述表演教学方式来开展实际教学活动。总结来讲通过表演教学能够最大化的提高学生对于古代文学知识的有效理解还能最大化提高其创新意识。
综上分析可知我国在进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非常看重文化的良好传承，而作为实现文化良好传承的中文专业则逐渐受到了社会大众的广泛性关注。而作为中文专业中较为重要的古代文学课程而言，良好的教学方式则可以有效的促进该门课程教学实际目标的有效实现，通过利用启发式以及情境式和演讲式、表演式以及研究式这五种教学方法进而真正的促进中文专业学生获得人文素养的有效提高以及专业知识的有效掌握，为其今后良好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1]张海楠。对开放教育专科《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模式改革的思考——混合教学模式应用实践探讨[j]。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4，05:80-82.
[2]王自红。民族地区高校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与探索——以升本后的四川民族学院汉语文系为例[j]。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04:111-113.
古代文学的论文选题篇十四
基于民办高校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及学生专业应用能力培养的需要，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方法改革势在必行。在具体教学实践的基础上，阐述了任务驱动教学法、角色互换教学法、诵读法及多媒体辅助教学法在教学中的运用，及对学生专业应用能力提高所起到的作用。
专业应用能力是指从事某一岗位所需的基本能力，具体到汉语言文学专业，普遍被确定为：文字书写能力、口语表达能力、文章写作能力、文章阅读鉴赏能力、职业能力等。中国古代文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从先秦到近代文学，包括了中华民族几千年以来积累的文学文化遗产。虽然在课时安排上占用时间最长，需历时四个学期。但是，由于其所涉及的内容浩如烟海，往往一部作品所供参考的研究资料就可以组建一个小型图书馆，所以，在有限的课时内，很难传授给学生全部的知识，而以知识灌输为目的的讲授法也难以实现民办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同时，民办高校学生普遍存在如下问题：首先，知识储备少，没有良好的学习习惯，不注重对理论知识的掌握及识记。其次，缺乏学习热情，学习主动性差，听课比较被动，参与课堂的热情不高，对教师布置的课外阅读及作业很难认真完成。再次，接受知识、消化知识的能力略有不足，知识理解力稍差。传统的上课记笔记、考试背笔记的教学形式，很难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因此，基于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能力培养的目标，结合学生的具体情况，对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方法进行了如下改革：
“任务驱动式教学法是一种建立在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基础上的教学法”，这种方法改变了以往“教师讲，学生听”的局面，对教学的评价不以老师讲的是否精彩为主，而以学生参与学习的热情和学习的成效为主。这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不仅要对自己所讲授的内容了如指掌，还要分析学生的学习基础和能力，科学地将教学内容进行分解，合理地设计学习任务，提示学习方法。
具体到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以元曲部分的“王实甫与《西厢记》”一章为例，传统课堂上教师基本按照作家生平思想、作品的题材来源、基本情节思想、艺术特色等几个方面进行讲解，大部分学生只是被动地记思想特点、艺术特色。这种机械的记忆很难对文本艺术性有切身的体会，文章的阅读与鉴赏能力也难以提高。而任务驱动教学法要求教师根据学生掌握知识的情况，将教学内容中学生能够自主完成的部分设计成学习任务让学生在探究中学习。比如，我布置学生课下完成“张生与崔莺莺爱情故事的演变”这一任务，要求小组合作完成。同时，提示学生再次阅读学过的唐代元稹的《莺莺传》和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阅读《西厢记》原著，以及其他相关的文献资料。课上各小组分别推举一个代表进行汇报，然后学生之间互相质疑、补充，教师适当指点、引导。这样，学生不仅完成了“西厢记的题材来源”这一教学内容，而且还引发了学生主动地思考“为什么‘崔张’爱情故事会由原来的悲剧转变成一个“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喜剧”这一问题，使学生在不断探究的过程中又解决了一个教学难点。另外，学生在完成这个任务的过程中主动阅读了原著，对艺术特色也有了自己的总结和把握，教学重点也由学生自主完成了。一个合理的学习任务，完成了传统课堂上的教学重点和教学难点，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兴致较高，对教学内容的掌握更扎实。
为了激发每个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避免小组合作任务有部分学生滥竽充数的现象，还可以适当设置一些独立型任务。如，在讲授先秦“诸子散文”时，可以尝试给学生一个需独立完成的任务，把学生引领到一个复杂的、有意义的问题情境中，通过解决问题让学生来学习隐含于问题背后的知识。比如，“找出孔子《论语》中论述‘仁’的语句，并谈谈你对此的理解。”布置的这个任务就迫使学生要仔细阅读《论语》，并且要查阅大量资料理解其中的含义，因为还要认真梳理出自己的体会，形成文字材料。课上采取同学间互评的方式将每个学生的文字材料随机分发给其他同学进行点评，这样既可以起到学生间互相学习的作用，同时也完成了互相监督。学生互评后教师选取完成较好的进行宣读交流，讲评，总结学生的优点和存在的问题，对完成得不理想的学生，课下找时间进行辅导。在任务驱动教学法中，对学生完成学习任务的评价是重要的环节，可以引导学生反思自己的不足，发现他人的优点，而且也能促使学生认真对待每一次学习任务。这个过程中学生不仅锻炼了语言和文字表达能力，也提高了信息检索和筛选的能力。
角色互换法是互动式教学中一种典型的教学方法。在具体的授课过程中，教师选取一部分能够自主把握教学内容的学生，让他们充当教师，进行讲解。具体操作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第一步，选取教学内容，进行分工布置。角色互换法对于理论性较强、学生难于理解的内容并不适用，因此，教师选择的内容极为关键，明清部分的小说尤其是“四大名著”的教学比较适合用这种方法。
第二步，学生准备阶段。教师提前2-3周布置讲课内容，给学生充分的准备时间，并且要求学生制作课件，写出讲稿。同时，给学生提供参考书目，列出“百家讲坛”“超星学术视频”等相关网络资源上的经典视频，让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准备。在学生正式讲课前2-3天，教师还要对讲课学生的准备情况进行检查和指导以提高课堂效率。在此过程中，教师不能打消学生的积极性，要承认学生的个体差异，以鼓励和帮助为主。
第三步，学生课堂讲授阶段。这一阶段，教师要以学生的身份认真听讲并记录。同时，掌控课堂秩序，观察其他学生的听课反应和状态。学生讲解过程如有知识性错误，不应打断学生进行纠正，以免打消学生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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